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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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孔子；孟子

一、由孔子学说到儒家学派的建立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出身低下。孔子说：“吾少贱也。”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并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冲破了上周以来学在官府的格局。孔子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教育活动。他还在教育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面对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孔子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孔子的思想学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与礼，仁与礼是孔子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春秋前期人们把尊老爱幼，众庶，等行为都看做是仁的表现。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春秋前期思想家的认识，孔子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较系统的“仁学”。

孔子所说的“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仁”的含义就是“爱人为仁”。孔子认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统治阶级更应该爱人。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

孔子认为通过仁爱在社会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儿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仁”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方可为仁，这里“仁”是指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在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他曾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良好的道德品质主要来源于个人的道德自觉。每个人都会从生活中的小事中表现出自己的道德水平。然而遵守礼的规范则是优良道德品质在人们行为方面的表现。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孔子的主要思想内容都记录在《春秋》《论语》《易经》《仪孔》等书中。《春秋》一本中主要记载了古代中国一贯奉行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本上以《春秋》为最高标准。《春秋》一书中要求人们尊重有序，各守本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应明确自己的位置。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良好社会秩序。

《论语》普遍被认为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书，不是孔子本人编纂的一本书，也有人提出《论语》不足以概括孔子学说的全貌。但是《论语》中许多孔子的思想就在其与弟子的交流中体现出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易经》主要记录孔子的哲学思想。《仪礼》主要记录一些礼仪制度。以上几本书不仅记录了孔子的思想，也是孔子学说的集中表现。

三、由孟子学说到儒家学说的发展

孟子，名轲，出生于山东邹城。生卒年代不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人们尊称为“亚圣”。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完善。

孟子的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性善伦和仁政学说。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有许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区别，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而且他们本人对人性的观点和对“仁”的侧重点也不同。孟子认为“善”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可见孟子与孔子的观点相近。孟子还认为后天环境对一个人的修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孟母三迁”中看出环境对一个人成长有着重要影响，这一观点在孟子心中的分量。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实施仁政，他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常。”可以看出孟子以为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不能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家成败得失的关键。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兴亡根本原因是统治者能不能实行仁政。同时也认为仁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在《孟子·离娄上》上提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家亩；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在如何实施仁政上孟子有一些个人的具体想法。他认为首先应先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制民之产”。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注重经济问题，在古代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不仅利于百姓生活也利于帝王统治。孟子在治民之产的基础上提出平均赋税。因为在古代帝王专制下，赋税是民众最为沉重的负担。人们的生产力不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每年赋税使人民生活艰苦。孟子认为应建立固定的税法均齐赋税，减少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同时使政治更得民心，利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在孟子实行的仁政学说中孟子一再注重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断提出对经济的管理方法。孟子认为国家应该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自古以来工商业都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即：“工商食官”。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私人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其中关税就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孟子认为应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免除关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税收也应免除，即：“关讥而不征”使当时工商业自由发展。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孟子的思想大体上是要求统治阶级不与民众争利，多为人民利益考虑。但并不具备民主性的学说。

四、孔子与孟子的异同之处

孟子虽然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却在此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孟子与孔子的思想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子与孔子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仁”，在人性的培养上都一致认为后天的环境对人性的形成与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但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孔子主张“仁”为根本，而孟子主张“义”为首要。在孔子的《春秋》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注重名分，坚守本分，要求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以“三纲五常”为标准的去生活，而孟子却主张：“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不受周礼的束缚，站在人民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孟子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

读孔子思想能让人看到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的宏伟蓝图；读孟子则能让人感受到行侠仗义的浩气。孔子与孟子的思想没有优劣之分，他们的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人们道德的修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在学习孔孟之道时也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孔孟的思想更加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发展。

注释：

[1]《论语·子罕》.

[2]《论语·阳货》.

[3]《论语·颜渊》.

第2篇：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1]。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2]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3]，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4]。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5]”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4]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

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4]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6]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第3篇：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丁成际.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与相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刘舒.儒家文化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国化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徐惠.社会转型视域中儒家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范晓雪.儒家修身思想与高校文化育人关系的研究.北京化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吴南.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史永亮.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廖秉宜.大数据时代数字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4）.

第4篇：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可见中国人心智发展里程是早于欧洲人的。宗教与人文精神中道德价值相结合是周时宗教的一大特色。中国的宗教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政治保持联系，宗教不是独立的。甚至有一部分宗教成为了统治者进行意识统治的工具，因此宗教的神圣性与神的权威性在某种意义上被淡化了。在周之前，因为神与统治者是直接的关系，统治者的失德被看作是神的意志，因此天命权威在周代及其以后是衰落的，于是宗教力量逐渐淡去，人文精神与民本思想则不断演进，中国自此缺少宗教发展的动力。因此，中国人开始追求理性的事实，道德自律就是理性之事。儒家也讲天命，只不过由神性变成了道德法则性。孔子成为圣人，而不成为神人，打破了阶级上人的高低之分，转而从仁德上，把人为分为君子与小人。子曰：“仁者，爱人”，这种“仁”的思想，是“礼”的思想的内化。孔子讲求慎独的工夫，是一种由己身出发，逐步向外推演的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国人的伦理秩序、长幼尊卑。孔子讲求个人如何塑造自己，从小的方面是服从于家庭间的伦理关系，从大的方面是要明确社会分工，规定各种社会角色。由此看来，从孔子起，中国的个人就是渺小的、不被发现的、个性被压抑的，这一点明显有别于西方。

重文轻武、向自己内心用功、圆熟老到、重面子等中国人的人性特征与儒家是有密切联系的。孔子之后，儒家理论进一步发展，孟子与荀子分别从德性与知性两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性善说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孟子则认为人性皆有善端，四端与四心一一对应———“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又认为，之所以人与禽兽有区别，正是因为人有仁义礼智这四端：“人之所以异于禽善者，几希。庶民古之，君子存之”。孟子并不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善，人有的是善端，承认后天的作用。孟子的性善论最终要落实在社会的整合上，他的社会整合思想即是以民为本、上下兼顾，孟子的理论体现着人人平等之义。最接近当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是荀子的思想，他的性恶论虽在中国不占主流，但是他天人分途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本主义者，其社会分析的起点是人而不是神。荀子认为善由“伪”而成，强调了礼义道德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在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中这样说道：“孔子思想之中心在仁，而荀子学说之中心在礼。且孔子将礼内化于仁，而荀子则将礼外化而法”。

看来，孟子重注内在修养，荀子重师法教化，这也影响了法家的思想。孟子与荀子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大体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孟子为劳心活动辩护，认为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分工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分工。当然这是有一定意义的，他宣扬了学术文化。荀子则更重视“分”的功能，认为这是使“群”有秩序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荀子曰：“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土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同时，荀子还主张要选一些“大儒”作为社会管理者，显然又是把劳心与劳力区分开来。荀子孟子这样论述社会分工的后果是，过早的将劳心与劳力这两者区分开来，使劳心的知识分子不关注于生产的事情（劳力）。这是由于中国人过早的向里用力，忽视了经济生产领域，心思全放在人生的问题上。生产技术、机械进步一直被知识分子（劳心者）当作“奇技巧”而不予重视。这样，劳力者心智不比劳心者高，又无闲暇可以思考。劳心者却只务于人事，便断了科学技术发展之路，西方机械工业的发达，正是因为劳心者又劳力，对自然界是一种求取生存与发展的态度，发明创造便由此产生。

儒家思想发展到董仲舒时代取得了正统地位。董仲舒糅和了阴阳家的思想，对儒家作了许多新的诠释。至此儒家思想不仅巩固了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并进一步加深了对后世的影响，思想的初步统一也在此完成。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些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法家将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理想社会只有富强的社会，伦理、道德是无地位的。这在一个本来就已经形成了伦理本位且阶级对立不强的中国过于偏离现实。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无论立法、执法都考虑伦理的因素。中国虽是一个强权政府社会，但单靠法治是远远不够的。“（法家）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不太关心人的终极理想和精神超越，不太过问历史和理性的价值与依据，而是更关心一种思想、学说如何‘物化’为可以操作和实现的技术与制度，从而去解决日益迫切和紧张的社会秩序问题”。法家的这种实用性与功利性，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但中国的秩序是远远不能仅用这些法家理论来解释和规范的。

二、没有纯粹哲学的实践哲学

关于中国到底有无哲学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可以加深对中国思想及文化的认识。除了唐君毅、冯友兰提出中国有哲学的观点外，张东荪、傅斯年、、梁漱溟、张岱年等学者或是直接否认中国存在哲学，或对中国哲学的存在模棱两可。如梁漱溟认为中国哲学只不过是道德实践之副产物，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头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其实，我认为这些学者论中国有无哲学，其实都在述说一个意思，即这个问题起源于中西学术的不同。这些学者讨论中国有或没有哲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西洋哲学无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即使有哲学也是以历史为基础。讨论中国有无哲学，是将西方的标准和尺度放到中国来，并形成了一个框架，将中国思想中符合标准的理论归入到相应的框架当中。其实中国哲学也有着自身的特点，那就是注重知行合一，其思想理论无不与生活实践融为一体。反应在儒家思想中，如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以看出，“知之”不如“乐之”。“乐之”体现出中国人寻求思想理论，乃是为了得到一种涵养，一种生活的觉悟，是一种求“至善”的归依。同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另一重大区别就是讲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物我一体论，将宇宙论收于人生论之中，而西方却把天与人区分开来，将宇宙论独立于人生论并加以研究。

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若将中西进行对比，则体现出西方是“知者”，中国是“仁者”。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自然要重视农业、土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大多出自于农民家庭。农民是要跟自然打交道的，因此，对可以直观把握的东西最为看重，这也成为中国思想家们思维的出发点。再说中国的汉字，这种象形文字在简化之前充分体现中国人感知事物的具体性。看来，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体。西方多是海洋国家，有一种勇敢冒险的精神，重视商业与航海贸易，在交易与算数中培养了抽象的计算能力。科学起源于人与自然，即人与物的关系，中西之间的差别在于西方走的是科学之路，中国走的是伦理之路。西方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即从人与物的表面关系深化到人能否认识事物的认识论问题，正是从这种假设观念出发，西方的哲学家们是在追求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即本体论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看来，哲学追求的真理则是至善，由于中国人习惯于具体，喜欢从直觉出发。因此，中国的哲学家们重视不明确的东西，因此对于现实存在的事物没有认真对待思考，即科学与认识论都没有得以发展，其理论也多以经验与实践的融合，缺少理论论证，缺少本体论。总之，西方哲学求真而中国哲学求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用另一种话说，中国人讲求“理性”而西方人讲“理智”。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有对“理性”与“理智”的理解：“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特性，也导致了中国在入世思想中其实是没有哲学的，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出世思想上，《道德经》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反者，道之动”，哲学在这个范畴中。

三、中国思想文化的特性

由前一部分我们可知，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其小农经济使子孙不得不生活于一起，这便形成了一种家庭制度，其宗族制度的形成导致了集体生活缺乏。家邦与国邦的关系是联通的，父权、君权的思想关系也可以看作君权是父权的扩大与泛化。西方所信仰的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打破了欧洲人的家邦观念。在基督教的观念中，上帝为父，人人皆为上帝的子民，父子、兄弟关系被淡化。宗教所求不在现世在来世，形成了一个超家庭的团体且与法律政治相对独立而存在。因此西方人强大的集体观念也导致了公共观念与法治思想的强大，且个体在集体中是平等的，个体养成了对群体的亲切感，而后扩大到组织民族与国家。可以看到，西方人是重视团体与个人的权益的。西方的国家冗杂，民族性强大概也与之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就不同了，由于缺乏集体生活，个人几乎无法体现其权益。中国以伦理代替宗教的位置，宗教又是文化产生所依托的中心。因此伦理关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发源之处，伦理深植于中国人的心性之中。正由于中国人的伦理本位，也导致了资产的分散性，即子女对于家庭财产的平均分配性，以及以伦理结成的人群中以富济贫现象的公理化，加之土地分配也有分散性的特点，这些使得中国的商业发展一直成为问题。直到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比较方便的，士、农、工、商都可以相互流通，这样也使得中国的阶级对立的表现并不强烈，一个阶层很难隔离起来与另一隔离的阶级对立。尤其是汉代以来，官吏多出自于民间，各官职也出现了职业化的倾向，而此时作为统治者则稍显势孤，作为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相安的策略，防止统治矛盾激化。阶级的弱化导致中国人心目中天下的观念比国家的观念似乎更强。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深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另外，中国文化有着儒家赋予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在不同的文化对立中求统一。因此“天下”一词成了中国人的特有之物。中国讲天下观而不是国家观民族观，其兼容包并的色彩非常强，民族同化力也特别强。在古代中国，凡是外族侵占中华土地，绝大多数反而被汉化，即使外族统治中国也不得不采取民族融合的办法以维持统治，或许，这也是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却依然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四、对儒家伦理的再思考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农业被看为“立国之本”，因此小农经济得以发展，认为农业为本，商业为未；由于农业生产，家族人不得不生活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个的家庭。在家庭中儒家“礼”的规范便形成了一套秩序（在最初“礼”是具有真实意义的）。“礼”在儒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仁”的外化，“盖礼者，兼指一切社会制度、社会风俗、人心之内在，与夫日常生活之现于外者，而又为当时大群体所共尊而共守，故只提一礼字，而历史演变之种种重要事项，都有可综括无遗”。

第5篇：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孟子》 道德观 思想 现实

引言

孟子名轲，是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弘扬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道德思想的建设和肯定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无论是对于人性的思考，还是衡量人的道德规范和品质都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孔子在其思想和言论中也时常倡导对于人道德观的端正和培养，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做到仁义，怎样孝顺父母等等，这些思想历经千年仍然焕发着它本质的魅力。结合时展的特色，将孟子的思想和现代社会发展特点相结合，从而对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畸形行为进行思考和批判，将孟子中的精华思想进行提炼，从而不断促进孟子思想对于现代社会道德观思想的积极作用。

一、《孟子》中道德观思想的分析和梳理

孟子的道德观思想以及对于人格的独立观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到了很大的部分，在古代通过建立道德观思想能够帮助封建统治者维护所谓的宗法血缘关系，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而到了现代社会，孟子的道德观思想仍有我们学习的精髓。

（一）孟子对“孝”的倡导

讲求孝心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的重要品质，在孟子的思想理论中他认为要做到“孝”的基础就是要奉养父母。在他的《告子下》中提到“亲亲，仁也”以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认为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我们也应该为父母尽孝，他认为没有孝心的人是没有道德品质可言的。在他奉养父母的主张里提到要赡养父母必须做到两个方面的责任：首先是对父母生活杂事的照料，要对父母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做到事无巨细；另外就是精神的奉养，这个要求相对较高，也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子女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让父母的精神感觉到丰满和愉悦才是真正地赡养父母。同时他认为做到“孝”还要对父母的丧事做到尽心，在《孟子》中记载着：“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活着的时候赡养算不了大事，对于父母的丧事竭尽全力才能算得上是尽孝，对待父母的遗体要尽心，不能让其损坏。并且他还认为子女要为父母守丧，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在他看来，父母在我们小的时候尽心呵护，那么在父母死后为了表示孝心需要为父母守孝三年表达对父母的关切和爱护。

（二）孟子的仁义思想

正所谓“仁者爱人”，中国的“仁心”倡导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孟子主张“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他的仁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对家人的仁义，他认为仁义是从学会如何爱护自己的亲人开始的，只有学会敬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学会对朋友以及陌生人之间的仁义。对亲人的仁义还体现出人应该拥有人情味。正所谓“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亲情也是需要呵护的，当亲人有困难的时候应该给予切实的帮助，这样才能逐步培养人性的仁义之爱。而第二个方面则是对人民的仁义，最开始提出“仁”的是孔子，孟子在他的基础上提出“仁义”，将爱护自己的亲人的仁义推展到对于天下所有人民的爱护。孔子曰：“仁者爱人，有理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甚至是领导者治国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地爱戴别人，给予别人充分地尊重，才会受到别人的礼遇以及人民的拥护。

（三）孟子的性善论思想

“人之初，性本善”在孟子思想中认为，人人都有不伤害别人的一面，也就是对于别人所存在的同情心。孔子的性善论认为每个人都拥有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以及是非之心等等，无论什么样的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街头小贩，通过性善论的思想积极引导人的善行和善念。他认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他看来，人需要时时保护自己内心的善良，因为人的善也会受到外界的损害和影响，存心养性就是要多多接触一些美好的事物，在实际的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帮助，以善感化他人。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反求诸己，也就是要时刻做好反省工作，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并不是完全的自己，当你觉得自己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别人的赞美和回报，当你想爱护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的时候就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仁义之礼是否体现在这些行为之中，这种自我反省式的道德修养不仅是对别人的关爱，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思考和省察。

二、《孟子》中道德观思想的现实指导作用

（一）孟子思想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

孟子的思想道德观虽然历经千年，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孟子所提倡的“仁义”、“孝心”，还是“性善论”对于人的品格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孟子所提出的修身养性也正是这些思想的总称，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这种所谓的修身养性的寡欲并不是要求人没有欲望，而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下所带来的物质和利益逐渐侵蚀了人的内心，让人们的眼里充斥着利益和欲望，这种相互斗争、纸醉金迷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终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动态，所以我们需要在道德的约束下管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孟子的“知耻”思想得到启示，孟子曰：“人不可以，之耻，矣。”这要求人们在生活中必须遵循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知道羞耻之心，了解到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如果一个人连羞耻之心都丧失的话，那么也就是失去了作为人的品格了。最后在提升个人修养方面借助孔子的思想，人还应该具有人格的独立观，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赛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生活的目标和奋斗的理想，就如同行尸走肉，要做到一个具有修养的中国公民就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认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二）孟子思想对于建设现代家庭的作用

孟子的思想中大篇幅地提到对于孝心的阐述，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典范，“孝”是家庭和睦的基本因素，也是社会伦理道德所必须要求的品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孝”在现代社会显得尤为难得，无论是家庭暴力的频繁出现，还是“空巢”老人数量的增加，亦或是不赡养老人情况的出现，都为现代社会的“孝”增加了重重的压力。正是由于孝道在现代社会的缺失，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通过倡导孟子的道德观思想企图换回人们对于孝的提倡和推行。正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家庭伦理的关系传承了千百年，只有践行孟子所提倡的孝道和孝义，才能逐步培养人们对于孝的深层次理解。“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尤其是对于老人的精神上的奉养，父母需要的不是冷冰冰的金钱，而是自己的孩子，一句问候，一个拥抱，都能让父母感受到温暖。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大力提倡孝道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让每个老人，每个家庭都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三）孟子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提升国家地位方面的作用

无论是孟子所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还是他积极提倡的舍生取义都对弘扬中华文化和建设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体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基础。通过积极宣扬和了解孟子的道德观思想，让我们深切了解何谓“仁义”、何谓“舍生取义”。常常有人感概，钱越来越多了，但是人情味却越来越淡了。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只有人与人之间多一点仁爱，多一分同情和怜悯，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更加和美，才能逐步构建我们的和谐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已经逐渐走向多元化和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通过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和平”和“包容”，让更多的国家看到中国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

结语

孔孟之道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经典之一。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物质生活越来越重视，却忽视了对于精神家园的培育。孟子的思想中无论是对于“仁爱”思想的发扬，还是对于“孝道”的推崇都是我们民族引以为傲和传承的精髓。通过将孟子的道德观思想和现代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不断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培养社会大众正确的道德观，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文章主要从《孟子》中道德观思想的分析和梳理以及《孟子》中道德观思想的现实指导作用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从而细致地分析孔子的道德观思想，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语

参考文献

[1]崔华前.论孟子思想对构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J].嘉应学院学报，2004（22）.

[2]戴兆国.心性与德性：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J].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07）.

第6篇：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

第7篇：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字 思孟学派 “诚” 五行说 邹衍 五德终始说；

一、思孟学派与五行说

（一）思孟学派

思孟学派一般是对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通称，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与继承性，所以人们往往将其联系在一起，称为思孟学派；但在历史上二者则可能是分别独立的，当“孟氏之儒”出现时，“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但由于只是在墨守师说，缺乏创造，所以真正发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后起的孟子学派。

（二）子思的“诚”与五行说的关系

子思提出的“诚”和与此紧密相连的五行说，是思孟学派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诚”是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德准则。子思说：“诚者天之道”，1即“诚”就是“天道”，而“天道”往往等同于“天命”。他还认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说，“诚”既是“天命”，也是“性”，也是“道”。2子思又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又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就是说，“诚”是产生万物的本源。如果没有“诚”，也就没有万物。也就是说，主观上的“诚”是第一性的，而客观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诚”这种主观精神来说明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的学说，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子思“诚”的思想又具有神秘性的特色。他在《中庸》二十四章曰：“至诚如神”。认为达到“诚”便具有无比神奇的威力。只要“至诚”，就可以预卜凶吉。国家将要兴旺，就一定有祯祥；而国家将灭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现。可见“诚”与天、鬼神是密不可分的，即是“天人合一”的。子思认为，达到“诚”的途径，是要“尽其性”，进而“尽人之性”，再进到“尽物之性”，这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达到“与天地参矣”。这一过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这种思想对汉代的董仲舒和宋儒都有较大的影响。

子思提出的“诚”，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殷商灭亡之后，为了说明周为何能够取代商，周公提出“敬德”来修补天命思想；春秋后期，天命思想摇摇欲坠，孔子提出“仁”这种道德规范，企图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仁”本身虽然没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保留了上帝的地位。3“诚”的提出，则是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并把上帝泛神化。这种思想是将孔子伦理思想扩大化，从而成为更广泛，更唯心主义化，以至趋向宗教性的思想。这是子思学派对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也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

子思的“诚”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郑玄注《中庸》一章“天命之谓性”时，曰：“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即是说，“天命之谓性”，包含了五行的内容。章太炎在《章氏丛书・子思孟轲五行说》中认为这是子思的思想。子思有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由此可见，“诚”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五行的“土神则信”的土居中央，可见“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诚”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诚”来代替“信”更说明问题，更易使人了解。子思的著作《五行》中虽然没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样，但其中五行说的内容确是存在，并对思孟学派五行说定型于孟子之手奠定了基础。

（三）孟子与五行说

《孟子》中的五行说，从表面上看难以发现，但事实上是存在的，据庞朴研究，《孟子・尽心下》所说的“仁”、“义”、“礼”、“智”、“圣”就是五行。因为从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书中，提到“聪”、“圣”、“义”、“明”、“智”、“仁”、“礼”、“乐”等几种道德规范，并用“五行”和“四行”加以概括：称“仁”、“义”、“礼”、“智”为“四行”，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上述八种道德规范，正是《庄子・在宥》所反对的。贾谊《新书・六术》云：“人亦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这正好是五行，再加上乐即是六行。根据以上材料，则《孟子・尽心下》所言，“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段话就容易理解了。这里所说的“仁”、“义”、“礼”、“智”、“圣”，与前面《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书和《新书・六术》所说的“五行”是一样的。可见《孟子》中的“仁”、“义”、“礼”、“智”、“圣”，正是孟子五行说的内容。

“圣”应该就是“诚”。孟子曰：“圣人之于天道也”，与孟子在卷七《离娄上》中所言：“诚者天之道也，”联系起来看，“诚”就是“天道”，因“诚”与“圣”处于相同的地位。《中庸》有云“从容中道，圣人也。”与《孟子・离娄上》所言“圣人之于天道也”，意思是相同的。可见，“圣”就是“诚”，就是中道。它在五行中所处的地位，相当于“土神则信”的中央。事实上，“诚”就是“信”。

思孟学派五行说的发展变化：子思首先提出“诚”的哲学概念，它是居于五行之中央位置的。孟子继承子思的思想，把“诚”发展为“圣”，并使思孟学派的五行说定型为“仁”、“义”、“礼”、“智”、“圣”，以至于为西汉以后的人所沿用。

思孟学派还认为，在“仁、义、礼、智、圣”这五行之中，“仁、义”是一组，而其中“仁”又是根本的。“智、圣”是一组，而其中“圣”更高明。这两组中，前者又是根本的，后者是对前者的理解和力行。“礼”处于两者之间，正合于《礼记・仲尼燕居》所说的“礼所以制中”的原则。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仁、义、礼、智”四行，以人为对象，而“圣”独以天道为对象。

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把构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赋予了伦理道德的内容，于是就把过去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说唯心主义化。而这种思想对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有很大的影响。

二、邹衍的五行相胜说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

邹衍时，稷下学宫的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列为齐学的重要内容。邹衍儒学于世受到打击，便转而接受稷下阴阳五行学说，将之与思孟学说天人合一的唯心世界观、循环论的发展观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阴阳五行学派。其主要内容是完整地提出了五行相胜的系统，并用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他将五行之气说成是五种德性，五德按五行相胜的顺序循环往复、而朝代的更迭正是在天意的作用下一一按照这个循环运行。邹衍认为，人的各项活动都与五行相互感应、相互影响，人间每一朝代的统治者一定要居五行中的一德，并为典天晃示的扒祥符应予以提示或认可。当他所居的德衰落了，那么居胜其德的另一德者就会取而代之，历史的改朝换代就是这样按五行相胜的秩序循环流转。五行向五德的转移，为朝代的更替提供了理论依据。

邹衍由五行相生说而转为五行相胜说有着特殊政治的背景。齐鹾笃冢稷下先生纷纷离开齐国，邹衍也在此时离齐仕燕昭王。燕昭王欲报齐仇，采纳苏秦提出“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的战略计划。于是邹衍一改在齐国所用的五行相生说，而以五行相胜说为“燕为北帝”制造舆论，其目的是要论证燕为水德。因为燕位处北方，水德将要代火德为帝。为了印证自己五德终始说的正确性，邹衍对以前的历史按五行相胜的顺序，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解释。《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曰：“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这是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所谓五德，是指土、木、金、水、火五种德，这于五行相胜和朝代的盛衰更替相符合，即每一个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这种德支配着这个朝代的命运。历史的发展是按五行相胜说顺序，一代一代循环往复。而且邹衍的后学对他的这段话进行了更具体的发挥。《吕氏春秋・应同》曰：“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蟥大蝼。黄帝日‘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日：‘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日：‘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日：‘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将五德气化相克理论用于政治兴亡，邹衍在各诸侯面前确立了自己政治预言家的地位。

邹衍认为，黄帝“以土德王”，木胜土，故代之而兴的是：以土德王”的夏；金胜木，故代之而兴的是“以金德王”的殷；火胜金，故代之而兴的是“以火德王”的周。邹衍还说：“代火者必将水。”代周而兴的必然是“以水德王”的朝代。燕在北方，当属水德，立为“北帝”将代周而统一天下。邹衍还说：“水气至而不知数者，将徙于土。”意思是燕昭王若是犹豫不决，就会失去难得的机会，代周而兴的将是属于土德的君王。

邹衍时而用五行相生说，时而用五行相胜说，因此《后汉书・杨雄传》云：“邹衍以颉亢而取世资。”意即上下不定，变化莫测，以此取得当时国君以为师的资格。其实他是把这两种矛盾的学说统一于自身，正是他比前人高明的地方。邹衍在五行说发展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从五行说发展看，先是如《洪范》的“水火木金土”的没有相生相胜的排列，后有《管子》的《四时》、《五行》篇的五行相生排列。而五行相胜，虽在《周书・周祝》：“陈彼五行，必有胜”；《左传》：“火胜金”、“水胜火”；《孙子兵法・虚实》、《墨子・经下》“五行毋常胜”等中有所萌芽，而系统的论述五行相胜说，可谓是邹衍的发明。而将五行相生说与相胜说达到矛盾统一，则就是邹衍在五行说发展吏上的贡献。它使其同时代以至秦汉时代的阴阳家与儒家，甚至道教都受到深刻的影响。

邹衍将五行说引进人类社会，形成五德终始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不是停止不动的，但这个变化不是发展而是循环。他把历史变化的原因说成是“五行相胜”，这仍是历史唯心主义。但邹衍主张“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这是政治上主张变革的进步的思想。他的学说论证了周王朝必然灭亡，新王朝必然取而代之的事实，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也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封建政权的需求，因此他才受到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礼遇。他的学说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看来，成了自命“奉天承运”的理论根据的组成部分。

三、邹子五行说与思孟五行说之间的联系

郭沫若认为“在思孟书中虽然没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字面，而五行系统的演化确实是存在着的。”思孟五行说就是“仁、义、礼、智、诚”。思孟五行说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有何关系？有学者认为，它是借鉴和改造了原始数术观念中的“五声昭德”说。用“礼乐生于仁义”的新观点，对西周思想文化遗产予以继承和改造。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过五音与思孟五行说建立联系。此种观点当可自成一家之言。虽然思孟五说行与金木水火土的关系，限于资料，尚需存疑。但它的后继者，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与五行的联系却是昭然纸上，他用五行来论证三纲，说：天有五行……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五德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邹衍“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皇朝兴衰作解释。后来，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当中所谓“承运”就是意味着五德终始说的“德”运。

五行说的出发点是认为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原素构成，叫做五行。世间事物大都可以凑成五项一组，和五行相配，如五色、五音、五味、五方……等等。遇着不够五项的事物便割裂足数，例如在四季里分出季夏凑够五时。各组中的任何一项和五行中与它相当的某项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关系。例如五时中的春季和五色中的青同是和五行中的木相配的，所以帝王在春季要穿青色的衣服才吉利，这是五行的迷信的基本方式。当时的儒者又以为一年之中五行的势力轮流当盛。在某行当盛时，帝王除了须穿颜色与它相配的衣服外还有许多应做和不应做的事项：例如仲春应当行庆施惠，禁止伐木覆巢，不应当出兵。凡帝王在一年各时中应做和不应做的事项曾被列成时间表，叫做“月令”。邹衍更把“月令”的思想推广，以为自从“天地剖判”以来的历史也是给五行的势力，即所谓“五德”轮流地支配着。在某德轮值的时代须有某种特殊的服色，某种特殊的制度（关于正朔、数度和礼乐的制度）和某种特殊的政治精神，和它相配。例如周属火德，故色尚赤。某德既衰，继兴的一德，必定是与前相克的；例如水克火，故水德继火德。两德交替的时间，照例有些和新德相应的祥瑞出现，祥瑞所在，便是新时代的主人的所在。例如周文王时，有赤乌衔着丹书，落在周社。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印证。

四、五德终始说的作用与影响

（一）与五德终始说相配合，邹衍还提出了“大九州说”

他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很明显，邹衍是在为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提供理论依据。邹衍的以上理论其实用价值是，既然朝代是按五德循环流转，那么继周火德之后，必有一水德者取而代之，战国诸雄中，谁能应用水德政治制度，谁就能统一天卞。这种理论在战国末年统一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友下，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功利幻想，因此，邹衍也时来运转，受到各国诸侯的隆遇。在齐国，齐王嘉之，为开第康庄大街，高门大屋，尊宠之；去梁国，梁惠王亲至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去赵国，平原君侧行陪伴；到燕国，燕喊王手执扫帚为之清道，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褐石宫，拜邹衍为师。

但是从本质上说，五德终始理论只是一种政治术数，而非治国安邦的治本良方，它虽能提出某种预言，但不能解决当前的实际向题，这在当时强国正忙于吞并弱国，一统天下，小国正忙于自保，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情况下，政治重心是在得天下，而不是寻求得天下的政治理由。故邹衍生前虽受到隆遇，但其理论并未被诸侯所用，“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对此《吕氏春秋》曾幽默地说，邹衍之术是函牛之鼎不能用于烹鸡。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后世影响深远。从秦开始，历代王朝的建立都力图从五德终始说中寻找理论依据，其文物典章也根据各自所依据的德行来制定，因为五德来自天意，为了说明自己的君权来自天授，统治者们想尽种种办法使其与五德五行相符，还演出了一幕幕荒唐的闹剧，直到明代以后，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

（二）邹衍对阴阳与五行思想的改造与发展，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的学说，对后世《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儒学者吸收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对其“符应”、“天人感应”等思想进行理论上的缜密加工和完善，使合流后的儒学神学化和正统化，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成为王朝更替的理论依据。

注释：

1语出《中庸》二十五章：“故至诚无息。……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2语出《中庸》二十一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3在《论语》中，孔子说天的次数有十二次半，较多的认为天是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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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童书业.春秋史[M].S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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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上下和谐；管理；儒家；道家

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构建，是人类永恒的生命主题和价值追求，它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和一种社会实践。它必然要求管理与被管理层之间的上下和谐，也必然要求管理者的身心和谐的道德素质。正如《大禹谟》中提出的“厚生惟和”、“好生之德恰于民心”、“民协于中”。现代管理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管理关系的和谐状况直接表现了社会的和谐程度。而管理关系的和谐之关键所在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的和谐，其中管理者的作用举足轻重，是实现上下和谐的主导者。正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在言及管理关系中的上下和谐时，总是立足于管理者，站在各自的视角对管理者的内在素质、待下态度与方法等方面进行各自诠释。

一、儒家的上下和谐理论

以孔子、孟子、朱熹等为代表的儒家，从仁政礼治出发，认为上下和谐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管理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居上示尊的待下态度和追求忠恕的待下方法，并且对管理者的相关品行进行了诠释。孔子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仁民而爱物”；孟子更进一步地讲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恭、宽、忠、恕等一系列道德原则，要求通过修身，来恪守这些道德原则，达到和谐的目的与境界。

1.管理者必须道德高尚：儒家认为管理者必须道德高尚。“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德惟治，否德乱”。“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德政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以德服人”，孟子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治国之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定君而国定矣。”；朱熹更提出了“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管理者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目的就在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主张通过强调管理者的道德规范，提高管理者的个人修养而使自己的道德处于高尚的层面，而达到上下级之间的和谐相处。

2.管理者必须注意“仁政礼治”施政方法。(1)等级制度下的“礼治”。儒家推崇“礼之用，和为贵”。但以“礼乐”为中心的道德教化，作为社会教化与统治之具，它与专制、集权、等级名分、亲疏贵贱等封建政治、伦理、社会规范是相容而不是相悖的，它强调了东方式的王权。儒家之“礼”，实质是为了区分上下贵贱，维护等级制度，即“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强调管理者居为人上的尊贵，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注意“投鼠忌器”，要“刑不上大夫”，以维护管理者居上的尊贵地位。同时要求管理者必须明于上下之分，采取居上示尊的待下态度，在严格区分等级的过程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并且为了实现上下和谐，在强调管理者在拥有良好道德的基础上，还必须注重“礼”的现实运用，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以人为本的“为政以德”。《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仁”是儒家思想中的精髓，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早期诠释。主张在社会管理中执政者要“为政以德”，要爱民、惠民、养民、富民、教民，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礼记・哀公问政》：“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爱人”即“爱民”乃为政之首。要做到“为政以德”，首先要求执政者必须做好自身的道德修养，要体察民意民情，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夫政普则民说。民说则归之如流水。”(《太戴礼・小辩》)，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在“为政”时注意“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薄赋敛则民富。”(《说苑・政理》)“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以其薄。”(《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要尽可能多地给百姓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日》)。

二、道家的上下和谐理论

以老子为代表人物的道家从道法自然的基本理念出发，强调效法自然，反对一切过度的干预、扰乱和任何外在的强加力量，从而构建无为而治的和谐社会。认为上下和谐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植根于道的至人之德、居上谦下的待下态度和示弱用柔的待下方法。

1.管理者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至人之德。道家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自然观出发，强调管理者必须具有很高的“德”：以自然无为的处事态度和方式要求――理想人格―圣人。道家之“德”并非一般的伦理性质，它实际上是自然本性的体现，《庄子》对此进行了明确说明“：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可见，道家之“德”系指人得之于道的诸多自然品质，拥有此“德”之人被庄子称之为至人、神人或圣人。

2.上下和谐必备之道――居上谦下。道家认为，管理者培养其至人之德的同时，亦从原始朴素的万物平等意识出发，认为管理者在施政过程中应采取韬光养晦的方式，谦恭温和，时时处下，事事居后，居上谦下，以百姓的利益为先为重，缩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之别，实现上下之间的关系和谐，老子认为”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因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本是唇齿相依的矛盾双方，如果管理者居上而不顾下，处处与被管理者争利、争先，居高自傲，刚愎自用，就会把自己裸地置于下属的对立面，加剧上、下冲突；相反，如果管理者处上而又能谦下，就可以抓住上、下两个方面，使上、下融为一体，促进上下和谐，所谓”善用人者，为之下。”

三、儒道上下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借鉴

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他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逝家强调的内部自然的自发的东西。在不同的管理哲学指导下，儒道两家对上下和谐的理论阐释各有其理，通过比较与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是管理者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上下和谐有效方法。

1，管理者素质的要求之比较与借鉴。儒道两家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体系，统领着两个不同学派，但他们的思想核心却有着相同价值观念，甚至有着相通的内涵。“仁义”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和核心范畴，“自然无为”乃老子思想体系中的主

旨。然而在老子思想中也蕴涵着丰富的仁道思想，并贯穿老子整个学说，可以说，仁道思想是道家学说体系的精髓之一。在老子的三宝之一的“慈”的理念中，就蕴含着丰富的仁的思想，老子的“慈”就体现着关爱世界、关爱万物、关爱他人及关爱自身的宽广胸怀，强调以博爱的心胸去包容一切、善待他人、善待他物，在慈的理念充分体现出仁道思想。

但在对管理者素质的认识上儒道两家对此认识颇有差异。儒家笃守仁学，认为只要道德高尚，就可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认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便可实现上下和谐：而道家崇尚自然，认为管理者应拥有包含道德高尚在内、源自于道的诸多自然品格，如老子所盛赞的三宝“一曰慈，二日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以及管理者效仿天地万物的自知、平等、无私、宽容、诚信等。道家认为，拥有这些自然品格，可以使管理者与道一体，在根本上实现上下和谐。

儒道两家虽然对管理者的相应素质见解各异，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直接冲突，相反，它们还相互融通的。从管理学的角度及现实来看，很多上下级矛盾的产生，与管理者的素质密切相关，尤其在管理者的道德行为、管理能力方面。从这个视角看，各级各类的管理者应学习儒家、道家关于管理者恭敬、诚信、宽厚、无私等方面的优秀品质，使自己的道德素质和管理素养都可以不断进步，之为实现上下和谐和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第9篇：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健词]人物的社会思想研究方法 荀子 背景 批判 继承

一、荀子生平及其思想体系产生的背景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6年。荀子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适应当时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势而产生的。

从时代背景看，早在西周后期，奴隶制就已经出现危机；春秋时期，奴隶制加速崩溃，在奴隶社会内部，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已经发生并日益成熟；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相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并逐渐具备了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秦始皇最终通过兼并战争统一了中国。荀子就是生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他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有着要求实现封建大一统的强烈愿望，他的学术活动，他的哲学思想，就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服务的。

从战国时期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客观条件来看，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那一个时代的生产水平与科学水平的。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影响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关于“可以知，物之理”的认识论，就是对当时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成就所作的一种哲学上的理论概括。

从战国时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客观环境来看，战国时期正处于“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荀子说当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年代，正说明那个时候在政治领域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学派之间的斗争都是十分复杂、激烈的。这种独特的思想环境为荀子哲学社会思想的建立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二、荀子对百家之学的批判和继承

荀子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哲学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阶级的斗争经验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对当时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特别是他对各家各派思想、学说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总结的结果。

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受了道家天道观的影响，道家天道观否定了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提出了自然无为的“道”的学说。荀子在此影响下，把天看作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的天；同时荀子又把道家作为神秘实体的“道”改造成为具有规律性意义的“道”，因而建立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但是，荀子批评老子“有见于多出，无见于信”（《天论》）；对于庄子，荀子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宋尹文学派对荀子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是他对他们的批评也不少。但是荀子又吸收了宋尹学派关于“气”的学说，从而使自己的自然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气本原论的基础之上。对于宋尹学派的“虚壹而静”的“心术”论，荀子剥掉了其神秘的成分，把它吸收到自己的认识论中来，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认识论的内容。

对于墨子，荀子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他对墨子的批评集中在其“非乐”、“节用”，否认礼乐的文饰，抹煞等级的差别等观点上。但是，墨子关于“尚贤”的主张，对荀子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墨子及其后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积极成果，荀子更是予以吸收和继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中。

对于法家，荀子也是有批评的。他主要批评了慎到和申不害，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而不知知”（《解蔽》）。这是批评慎到片面的法治主义和申不害片面的权势主义。当然，荀子本人并不否认法治和权势的重要，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礼治和尚贤使能的重要。

荀子自称是属于儒家的，但他对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却批评得特别尖锐。他说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十二子》）。荀子还批判了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说法，并提出了人性恶的理论。荀子把孔子这个儒家创始人誉为“大儒”，似乎还颇有孔子继承者自居的胸怀。然而从实质上看，荀子对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的批判态度。荀子否定了孔子唯心主义“天命”观，否定了孔子关于“圣人”“先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面（不过他同时也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关于“学而知之”的论点），改造了孔子的唯心主义“正名”论。在荀子的思想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有意地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在批判和继承其他学派思想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

荀子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以地主阶级利益为标准，去各家之“蔽”，取各家之“见”，既有批判也有吸收与继承；同时对当时提出来的一些哲学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综合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三、荀子观点述要

1.唯物主义自然观。荀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包括：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气是世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自然界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发展等基本内容。

2关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他否定了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论。

3.唯物主义反映论。荀子肯定认识是具有认识能力的主体对可以被认识的客观对象的反映，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并正确把握了两者的关系。此外，荀子还提出了“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主张克服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在知行关系上，荀子重行，把行看作认识的来源和目的。

4.先天性恶论。荀子所说的人性，指人的原始的自然本性，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理，人的本能和与礼义，辞让、忠信相反，是社会冲突暴乱的根源，故人性为恶。道德是对人的自然本性加工改造的结果。荀子的性恶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先验的人性理论。

5.辩证法思想。荀子肯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皆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荀子宇宙观基本倾向于朴素辩证法的宇宙观。其辩证法思想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矛盾对立普遍存在，看到了矛盾着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了矛盾诸方面的对立斗争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猜测到了矛盾的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关系；提出了由量变而引起质变的辩证观点。

参考文献：

［1］杜国庠.荀子对诸子的批判.杜国庠文集，1962.

［2］郭志坤.荀子论“变”.东岳论丛，1987，（2）.

［3］郭志坤.荀子与百家之学.齐鲁学刊，1987，（3）.

［4］邵汉明.荀子天人观论析.管子学刊，1992，（3）.

［5］夏甄陶.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6］夏甄陶.荀子关于自然和人的关系的思想.人民日报，1961．6.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