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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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 儒家思想；中国法制；影响；探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9-00-01

一、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存在的影响研究

（一）对于法律指导思想存在的影响

在先秦时期，儒家法律思想，大致传承发展了自西周时期以来的“礼制”及“明德慎罚”思想，系统提出了重视人治，维护礼治的法治观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孔子的“仁治”观念，明确提倡了“为政在人，德主刑辅”法治思想。伴随着历史发展步伐的前进，儒家思想经历了大的变革，但是“德主刑辅”这一法律思想却一直得以保留传承下来，自汉朝其的“大德小刑”至唐朝时期的“德刑并用”在至明清时期的“明刑弼教”再至现代法律，无一不提倡着中国法律所提倡的自然和谐精神及以人为本思想，这也是中国法律所区别于西方国家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儒家思想对于法律制定产生的影响

1、刑法制定方面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制定，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制定中均坚持了以德主刑辅的原则，秉承了以“恤刑慎杀”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其中表现尤为明显的即肉刑的废除，这是儒家思想人治思想的切实影响。此外在刑名方面经历了大幅减少，封建制度下的刑罚体制不断确立完善，死刑复审制度的创立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当政者在法律层面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儒家思想。

2、民事法律方面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存在着不发达的情况，这同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息讼不无关系，因此可以看出在传统民法发展方面儒家思想具有着深刻的意义作用。孟子是儒家学派体系中对于法律及经济关系把握十分到位的一位，其提出了“制民之产”及“薄税产”思想，告诫了统治阶级应收敛暴税、重赋。后世发展中贤明的君主均将该思想，作为了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及强兵富国的主要对策。如土地所有制度范畴内的户籍赋税制度及重农抑商原则等，均是古代民事法制层面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载体体现。

3、行事法律

中国官僚机制是封建社会法律所具有的一大特色，其本身即包含了浓郁的儒家思想特色。首先自管员的选拔制度来讲，汉代时期的举孝廉制即强烈的呈现着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孝道思想，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也是儒家思想重视门第观念，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不仅仅就儒家“为政在人”思想进行了体现，同时科举制度本身也有效促进了儒学思想的发展，巩固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因为国家科考以儒学为主，所以举人皆是儒学致世。在为官方面，儒家思想也存在着较大的影响，举例而言，无论官员等级多大，父母离世皆需弃官守丧，否则即会有驳纲常，遭世人指点。

（三）儒家思想对于司法实践及法律解释的影响

1、法律解释方面

儒学并非开始即处于统治地位，其于法律层面的确立也经历了诸多过程，而其中其对法律解释的发展，奠定了其根本的地位。诸所周知，一类学说衍变为法律思想，不单是一部法律便可实现的，其必须要经过合理的解释，使得多数人进行了解接受，并通过此来促使法律得以良好的实践运用。儒学自汉代确定之后，便是通过以经注律与经断律促使儒学法律化，而又经过后世人纳理入律，最终至《唐律》时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告成。

2、司法实践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于司法实践方面影响最为显著的体现便是《春秋诀狱》，其将儒家的经典直接作为了法律条文，进行实际案例的指导。此外儒家将就天人合一思想，运用至司法实践内，从刑狱时令至灾异赦免，均存在着浓郁的自然和谐因素考虑。另外儒家一贯秉承等级观念，而封建的法律体系中也多规定了特权制，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不平等条款，且行政同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具有的一大特色。

二、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影响的利弊研究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的积极影响十分显著，对于此方面，能够从以下内容进行探究，首先其主张了“礼主刑辅”，促使了法律同道德感化与思想教育三者的紧密结合。其次儒家思想还主张了以“礼乐刑政”并举，这些思想对当今法律体系的建设均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再者儒家思想中一直教育人们经世致用，彰显着一类“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的大无畏奉献精神，这些思想精神即是当前社会中所应继承发展的瑰丽部分。

自然谈及积极部分，那么必然不能够避免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对其消极一面，可以从其思想的保守落后和其对于法治精神的破坏来讲。具体显著的两个方面即是：首先其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及对诉讼产生惧怕的情况出现，儒家思想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使得人们常常崇尚礼节而鄙夷法律，尤其是在诉讼方面，人们因为畏惧官员，由此不敢为了自身的权利而诉诸法律。其次儒家思想是致使中国传统法制不够发达的一项重要因素，因儒家思想影响，中国未能形成独立意义上的民法典藏，民法依附于刑法之上，而民事法律关系也依据“礼”来进行调整，一旦触犯了“礼”的标准，那么便可处以刑罚。

因此从根本来看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存在的影响，有褒有贬，所以基于其广泛深刻的影响性，在当前法律的构建中，应做好良性的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至现代法律范畴中，再次彰显其现实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守慧黄楠.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意义[J].中国校外教育，2011（8）：3-3.

第2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2.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2.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许启贤.日本企业的思想道德建设[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96(5).

〔2〕林智鑫.试论日本企业文化的儒学情结[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8）.

〔3〕刘乃成.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与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02):77-80.

〔4〕官文娜.日本企业的信誉、员工忠诚与企业理念探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40-149.

〔5〕安萍.大连中日企业文化比较[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47-49.

第3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即使中国儒家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传入到越南，但这些差异方式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说，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处。 

（一）儒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础。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础，甚至日本儒家、朝鲜儒家也如此。依笔者所知，儒家长时间在中国、越南、日本、朝鲜等国家生存下来的基础是东方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东方国家社会存在基础在于稻作农业经济与三角洲流域紧紧相连。该经济基础使社会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崇拜天地自然，社会中人尊重长辈，尊重有经验者，尊重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处等等。这是个好土地给儒家扎根生枝以及发扬自己的学说。虽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鲜，儒家都是来源于中国，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统，但是，像中国一样，在支配社会发展时，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封建社会发展。今天，儒家思想虽然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的标志仍然保留——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也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更具价值。在中国，儒家支配所有乡村和家庭关系、道德关系、教育活动等社会中人的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强烈地影响社会的所有活动。在越南，儒家长时间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动的指导思想系统，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别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会占据了独尊的地位。朝鲜李朝时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时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视儒家，儒家思想成为支配社会所有活动的思想体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会一切活动的正统思想系统，但是，儒家仍在社会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许多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 

（二）经学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时，经学经典也不断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国儒学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创作出越南儒学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书》和《五经》。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经学和中国经学是相似的。李朝时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为经典书籍。例如：13、14世纪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视《四书五经》以及儒家仁义思想和教育思想。他们的话和引用语都是来源于中国经学中的内容。十五世纪，越南儒神吴士连编撰了《大越史记全书》，15卷有174段评语，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诗》《书经》《春秋》《论语》等文献，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学者。十八世纪末，中代时期越南最有学问的大臣代表——黎贵敦进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视朱熹。在越南，到目前为止，越南儒士忠于传统儒家经学。越南儒家仍重视孔孟经学，程朱思想则是道学。潘珠贞、潘佩珠、黄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义上是民主）、抵抗君主专制制度的东京义塾运动都一直重视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编写《孔学登》也是提倡儒学价值意义。 

（三）思想体系相同。从诞生到发展和传播的过程，儒家和儒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并被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空间所支配；换句话说，中国历史阶段，历史背景和地域空间的不同，引起中国儒家思想不同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历史中没有一种统一和纯粹的儒家”（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中没有一种同一宗教形式），更没有一种纯朝鲜儒家、纯日本儒家、纯越南儒家。展开其观点，可看出没有确定何为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划分标准。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儒家都有异同之处，但总体来说能称它们为儒家思想。因为在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儒家都要依靠一个基础、一种不可改变的哲学体系。儒家诞生与发展于中国后才蔓延到东北亚地区，可见儒家的基础即是中国儒家。确定在丰富多样的中国儒家思想系统中哪里是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点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有三种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并支配该地区的所有活动，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统。2.汉儒思想系统（董仲舒为代表）。3.宋儒思想系统（程朱为代表）。上述三种中国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关于哲学、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鲜儒家的基本依据。无论发展在自己的家乡中国还是发展在异国（越南、日本、韩国），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可儒家仍然还背着它的基本思想内容。因此，中国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鲜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称，为“儒家”。当认识到儒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基础”和“不变”因素，我们才能了解到各国儒家的差异之处。 

二、中越儒家的差异 

除了相同之处外，越南儒家、中国儒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儒家也有许多差异之处，最凸显的是儒家学者队伍和思想风格。 

（一）越南儒士与农民和农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亲近农民，他们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紧紧相连。据史料记载，17世纪，越南都市已发展到一定的繁华程度了。升龙、蒲献、会安和顺化是越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但蒲献儒士寥寥无几，只有三贡生、没有进士，17-18世纪的会安也有如此状况。19世纪，绝大部分贡生（举人）和进士都出身于农村。比如说，自19世纪初至1919年，阮朝时期，39届考试的555位进士，47届考试的5226位举人大多都出身于农村。当官者在位时被调动到全国各地，他们退隐之后仍然选择回归农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农村儒士，农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对越南儒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農村儒士阶层当老师、当大夫，同时也将儒家传播到农村。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儒家与越南有不同之处。中国清明时期，华南地区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时教授讲到：“清明时期，商人开始当官，他们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势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环境是城市生活环境。朝鲜韩国的儒士是社会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学的专家或寻求儒学作为个人道德学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阶层生活与农村乡村生活紧紧相连，因此诸多儒家观点，特别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组织渗透进农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据黎贵敦在《乔文小录》中所统计获悉，在山南镇，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纪，考生数量猛增，朝廷必须通过指定名额来限制报考者数量，如：乙酉年届（1765）大城市考生名额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额为50名，小乡镇考生名额为40名。自红河三角洲枝清艺地区的考生数额也达到上万人。根据上述数据获悉，乡村中，系统学习儒学的儒生数量繁多，直到21世纪初。在19世纪，阮朝主张通过儒学教育、科举考试和训条加强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维风格。研究越南儒家学者的认识和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南儒家与其他的国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面向实际与功利。面向实际与功利体首先体现在学习目的。绝大部分越南儒生设定自己学习目的，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享荣华富贵的生活，完成学习目标标志着结束学习过程。极少人有远大的志向，学习是为了探讨地区热门问题，学习是为了服务社会或为了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此外，儒家学者的学术态度也是该关注的问题。客观分析可见有一些儒家学者关注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常关注政治道德问题，少讨论玄学或高级思维领域，其中隐藏在内深刻的认识和创新的能力。甚至，他们将无形变成有形，运用于实践活动中。例如：天地人关系中“天”的概念，他们不考虑作为一种自然实体、“天”的本质怎样，或不考虑作为一种精神实体、超自然实体、“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只从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如：“天”运行得有“时”、人要知道天时、种植耕作才能丰收，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要如何对待天才能享福，从而主张“敬天”“顺天”“奉天”等。另一个例子，《易经》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越南儒家学者并不关心到底何为“太极”“两仪”和“四象”，而是对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感兴趣。他们关注到能带来给他们直接利益的东西。因持有如此的学习方法和思想，他们很少做出大贡献。高榜提名的成千上万举人和进士，很少有人能创作出国家和民族能记住的工程和光荣的事业。当然，越南儒家也有伟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谦、黎贵敦，阮攸。但是这是罕见的。2.习惯性地简化内容。越南知识渊博诸子在中国巨大渊博的儒家宝藏前都会有意识地简单化，选择主要内容，编辑成简单、明了又易懂的教学教材。例如，在中国已有关于某问题的完整书籍，如：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书大全》，到越南就变成“说约”（学说简约）和“约解”（简约注解）；或明朝胡广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为“节要”。该现象并不是一个朝代特有的现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四书》的简化工作，陈朝有朱文安《四书说约》，黎郑朝有黎贵敦的《四书约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书选讲》；黎郑朝裴辉壁的《性理节要》仍被阮朝视为经典教材。简单明了的优点是易懂、容易记住、容易传授和学习。简单明了却是学术的局限，因为简洁等于要删略学说的许多观点，失去许多潜在的暗示教义，删除学说中丰富多彩的含蓄内容。更不用说简略和节要很可能将核心内容减去而留下来次要的。传授知识者满足于简单明了的内容，学习者也如此，这样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语 

总之，儒家传入越南后，在越南领土上存在和发展几百年了，虽然有时达到顶峰，有时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越南人民和社会。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封建阶级以其建设封建社会制度，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对原有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改变，并成功运用到处理朝廷内部事务以及抗外敌事业。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当时越南社会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为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相比，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存在诸多异同之处，越南儒家有着本国特有的风格，包括儒家在社会发挥的作用不同，儒家运动方向和发展动力不同，思考风格不同；越南儒家远离超形、崇拜利益的现象，越南儒家与人民实际生活紧紧相连，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为人民的利益而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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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付依菱.明清社会经济历史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第4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微课教学；高中历史；百家争鸣

新生事物总会具有两面性，微课也是一样，许多教师对微课的看法不一。的确，微课需要的时间较短、容量也比较大，为求知者快速的取得知识提供了有效途径。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哪些内容可以作为微课的课题，哪些内容不可以；微课教学导入要注意哪些方面等等。因此，微课程教学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且结合实际做具体的改进，以达到更好的为学生服务的目的。下面以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三《“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为例加以说明。

一、注意选题

既然上的是微课程，那么势必与正常课堂那样含有大量内容有所不同，它要求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这样，微课的制作，必须首先精选课题的内容。根据教学重难点的设置和文本内容的特色确定教学内容，这样既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所以，作者认为选题是微课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个优秀的微课选题可以让微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一个糟糕的微课选题也可以让本应出彩的微课变得索然寡味。

一节微课一般讲授一个知识点，对于这个知识点的选择，关乎知识结构的设计，对于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用来制作微课，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的重点为“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历史意义；孔子、孟子、荀子的主要观点，了解儒家思想的形成。难点为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考点为知道诸子百家，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从本课重点看，百家争鸣的意义、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可以作为选题的切入点；从本课难点看，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作为微课的选题切入点；从考点来看，百家争鸣的过程、百家争鸣的意义可以作为微课选题的切入点。

二、微课教学过程要精练

（一）微课导入要新颖、迅速

微课要求时间较短，一般5-8分钟，因此，必须要迅速切入课题。但同时还要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保持亢奋状态，这样一来要求就更高了。为了让微课更加的新颖，可以设置一个问题导入课题；可以回忆以前的内容导入课题；可以从生活的实践引入课题；也可以直截了当进入课题。但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途径，都要在力求新颖的同时，紧贴主题，迅速切题，这是进入课题的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我们要把较多的时间分配给教学内容的讲授。

以《“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为例，将本课百家争鸣的过程作为微课课题。可以利用孔子讲学的视频进行导入。一方面，视频作为有效的多媒体资源，可以吸引多数学生的注意；另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视频大体了解儒家代表人物的活动与观点，便于儒家思想观点的概括与总结。

（二）讲授线索要明亮醒目

微课的讲授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只有一条线索。在这一条线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内容，剪掉那些可有可无的细枝末叶。比如，有时为了讲授重难点内容，经常需要罗列一系列论据，在罗列论据时，就要求简单而精确。再加上巧妙启发，或积极引导，力争在有限时间内，圆满完成课题所规定的教学任务。

如以《“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中百家争鸣过程为研究课题，需要着重讲解的就是儒家学派观点同其他学派观点的不同，要突出主干，就必须懂得取舍。要突出儒家学派的地位，就要将儒家学派的观点细化，比如仁、礼乐、为政以德等儒家学派观点要列材料解读说明。儒家学派观点这条主线明确，与其它学派的观点对比也就比较容易，但也要懂得取舍。比如儒家学派主张“仁”，也就是人要有爱心与智慧，而墨家学派的“兼爱”表示爱所有人。为阐述二者区别，可以引用《墨子》材料，比如“顺天之意者兼，逆天之意者别。”加以解释，这样就可以有效理解二者的不同。

三、要有自己的亮c

第5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五色观;儒家;道家;色彩审美

中图分类号：J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5-0013-01

人们对于颜色的审美原本是一种本能的感官反应，关于颜色的审美我们还应感谢我们五彩缤纷的大自然，是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颜色，如美丽的花朵，绚丽的小鸟，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大自然对于我们的审美洗礼，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美丽、什么样的颜色搭配是漂亮的。随着知识文化的进步，产生了不同哲学思想，在不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于色彩也有了不同认识。例如，同样是黄色，西方人由于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使人们联想到背叛与邪恶;但我国却认为其是黄权的象征。以下就简单谈一下我国的不同文化认识下对色彩审美的影响。

一、五行学说影响下的色彩观

（一）五行学说与五色观

提到五行学说，我们知道它是由于古代人们对于事物认识不足，认为世间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同时，用五行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相信一切都不是孤立的、静态的，而是连续的，在相生相克的运动保持协调和平衡。关于五色为什么是黑、青、赤、黄、白，其原因尚且不知。当然阴阳五行说为五色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五色其它五行相互关联被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因素。例如五色（黑、青、赤、黄、白）与五行（水、木、火、土、金）、五方（北、东、南、中、西）、五时（冬、春、夏、长夏、秋）、五音（羽、角、徵、宫、商）、五气（寒、风、热、湿、燥）等组成了一个可以相互转变、相互依附的系统。

（二）五色观对审美的影响

五色观对人们用色影响，我国古代建筑用色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例如古代建筑的柱子和门窗是木制的，它所选用的颜色只有黑色或者红色，很难见到有其他颜色的柱子。分析原因，从五行角度分析，是因为柱子和门窗由于是木材所制，与之相生的是水和火，所以分别用是黑红两个颜，而与黑红对应的黄白两色分别代表的是土与金，正好与木相克，所以禁用。还有红色的墙与柱子搭配黄色的屋顶，符合五行中火（红色）土（黄色）相生，给人以和谐之感（如图1）。此外四方颜色，例如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我们从紫荆城的屋顶颜色可以得到印证。当然，这也仅仅是从一方面推测人们在古代建筑装饰上的用色偏好。

二、儒家色彩观

（一）儒家思想与色彩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治”，重视伦理道德。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汉代董仲舒制定了“三纲五常”成为两千多年人们生活礼仪规范的准则。色彩作为装饰生活的审美需求也无法免去被纳入封建礼教和等级的规范。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庸的观念在色彩上体现适度的色彩装饰。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二）儒家色彩观的影响

从儒家思想来看，色彩的装饰暗喻着人们高尚的人格，我国色彩艺术形成特定的象征意义也是这种类比思维方式下影响的结果。例如我国的传统戏剧的脸谱，不同色彩的化妆就被赋予特定的寓意，不同色彩代表着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品德，例如：红色代表忠勇，黄色代表刚猛，黑色则表示刚直不阿，白色代表奸诈阴险。儒家思想还从道德方面暗示了古代的用色。在封建社会由于儒家思想强调“礼”的观念，把正色和间色分别赋予了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等级制度的色彩代表了君臣关系。例如只有帝王可以用正黄色，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绿袍（如图2）。特定的民俗仪式对色彩也着有约定俗成的规定，例如民间结婚大多采用红色，象征着喜庆;而办理丧事等通常用白黑二色，意味着庄重。同时，每当改朝换代时，都要制定繁缛的色彩等级新制度。因此，儒家的“礼”为色彩赋予了不同的等级及不同的意义。直到现代，我们还受着儒家色彩的影响，在设计的时候会用到中国红象征喜庆，金黄象征帝王的高贵。

三、道家色彩观

（一）道家关于色彩的论述

道家崇尚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认为冥冥之中都有法则，主张无为思想，无为而无所不为;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老子的知白守黑、删繁就简的黑白理论构成了“虚无”的色彩美的真境界。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色彩观的思想，而且显示出更为彻底无色论。“天地”篇中直接提出了“五色乱目，使目不明”，表现出了道家“无色而五色成焉”的那种黑色主导色彩观，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就是追求无色之美，选择黑色（玄色）为道的象征。老子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但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如果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就可以避免过早地衰老。所以，老子主张无欲、无知、无为，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即所谓“返朴归真”。

（二）道家思想对色彩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对我国绘画用色的影响。道家主张“玄学”，崇尚黑色，认为黑色是胜过其他一切色彩的上上之色。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色，是幽冥之色，是超然生死的天界之色。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绘画色彩美学思想，不施丹青、光彩照人，并奠定了墨色在中国绘画的造型地位。墨的清淡变化，席卷了这个世界的丰富，又放弃了这个世界的丰富。黑白色作物无彩色，既可以调和对比色，自身的清淡变化也深受简约、朴素之人的喜爱。

四、总结

由最初人们对于色彩本能体验，到人们受文化影响而产生不同的色彩审美取向。色彩已不单单是事物颜色，而且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在现如今，我们虽然不再受封建礼仪以及等级制度的制约，但是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样我们在选择色彩时，还是会受到这些传统色彩观念的一些影响。因而在从事设计时，首先我们要研究的便是目标人群的文化背景及生活习惯，从而总结出人们的喜好，这样才能设计出更适合人们的产品或建筑。还有在现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下，只有发扬本民族的优良特色，才能更好地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王文娟.论儒家色彩观[J].美术观察，2004（10）.

[2]张缨.中国传统色彩的美学探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05）.

第6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第7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 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 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 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 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 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 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 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 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 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8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百家争鸣的出现，形成了诸子百家的思想。

1、

春秋战国，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社会动荡；士的活跃，私学兴起，学术下移；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家各派纷纷著述收徒，相互批判吸收融合，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来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2、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

政治上要以德治民，爱惜民力。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教育上首倡私学，有教无类，总结了许多教育方法，例如因材施教、学思行结合、启发诱导；编撰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3、孟子与荀子的思想：

思想家

思想比较

孔子

孟子

荀子

同

仁的思想

爱人

仁政

仁义

民本思想

为政以德

民贵君轻

君舟民水

异

人性论

性相近

性善论

性恶论

孟子与荀子对孔子的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吸收了其他一些学派的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4、墨家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任人唯贤、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崇尚艰苦实践，摩顶放踵，胼手胝足，达到“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的目的；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许多贡献，如在力学机械方面曾打败公输班、光学小孔成像、利用声学侦察、几何学的圆。

5、道家老庄思想

老子的思想：

唯心论：世界万事万物的本原是道。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一种支配自然与社会的规律、真理。人应该向天地、自然学习。

辩证法：万物在不停的运动，矛盾双方相互转换。阴阳长短老少难易都是相互依存、转换。

政治思想：强调顺应自然，提倡无为而治，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

庄子的思想：把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发展到极端，人类文明进步是伴随着对人性的压迫；主张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放弃差别观念，获得精神上的逍遥。

6、法家思想：主张依法治国。韩非子融合申不害的术、慎道的势、商鞅的法，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李斯把法治思想推向实践。

二、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严重，匈奴为患，大一统、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主流；董仲舒把法、道、阴阳家思想融入儒家，加以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学说；春秋大一统主张；

提出三纲五常，维护统治秩序。

后期推广：启用儒生参政，儒家学说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规定儒家五经为官方教科书，教育被儒家垄断，中央兴办太学，提高儒学地位，儒学在民间取得独尊地位。

董仲舒的措施为君权至上提供理论依据，加强了君权，适应了大一统的需要。但实质上是文化专制，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这让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三、魏晋隋唐的三教合一

魏晋时期佛道盛行，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就是形容南朝寺院林立的盛况。由于社会**，朝代更替频繁，许多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所以思想变得自由洒脱、放荡不羁，尚空谈，喜好虚无缥缈的玄学。

隋朝三教合归儒，唐朝三教并行。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但并没有失去主流地位。儒学大家韩愈主张复兴儒学，但儒学未形成新的体系。

四、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

佛道的盛行让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宋朝的儒家学者融合佛道思想解释儒家义理，形成新的儒学体系——理学。理学将儒家的忠、孝、节、义提升到了‘天理’的高度，确立关于礼乐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终极解释。所以后代评价理学从哲学层面发展了儒学。

陆九渊对当时的士风不满，认为学习不是为了科举，而在于日用与指导人生，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思想受到启发，创立心学。明朝中后期，阶级矛盾尖锐，专治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只有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

思想

人物

宇宙观

伦理观

认识论

南宋陆九渊

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心即理

将人心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

穷理不必向外探索，发明本心就可得到天理

明朝王阳明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良知为人心固有的善恶标准

程朱理学

陆王心学

异

认识论

理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方法论

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把握“理”

通过反省内心、致良知把握“理”

道德观

存天理，灭人欲

知行合一

哲学观

客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

同

都是宋明理学的范畴，都认为“纲常伦纪，即为天理”。

本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

评价：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心学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与伦理道德都产生重要影响。但本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

五、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尖锐；江南市民工商业者经济实力增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领域

人物

思想

代表作

李贽

反对将儒家经典与圣人道德标准神圣化，是非标准要与时俱进；批判存天理灭人欲，强调人的正当欲望；提倡男女平等。

藏书、焚书

黄宗羲

抨击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公其是非于学校；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明夷待访录

顾炎武

经世致用思想；工商皆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日知录、天下郡国利弊书

王夫之

世界是客观的，物质是不断运动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主观的认识是由客观的物质引起的。

第9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

儒家思想是指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礼仪、礼义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纲常伦理、习俗民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礼是反映一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以建立和谐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我们应该把握时代特征，对儒家礼仪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融通疏导，认真剖析、阐释礼仪的作用和功能。

一、儒家思想中的礼仪教育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孟子、荀子，以及后来的董仲舒、朱熹等学者发展了儒家学说。他们都把这种以“礼”为核心的教育作为人伦道德秩序建设、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因此，儒家重视礼制建设，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

（一）关于“仁”的学说

这是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仁”最早出现于《尚书・金g》 ：“予仁若考”，指一种好的品德。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字从人二”。孔子讲的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就是取仁的这种意义。孔子所讲的“礼”，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伦理规范，而“仁”则纯粹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它既包含多方面的情感原则，又构成人们复杂的心理要素。孔子在具体运用这一范畴时，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与颜渊的一段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可见，仁是属于道德修养问题的范畴，是一种最完美的道德品质。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

从政治作用来看，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一体。孔子曾慨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就是说，人如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质，就不能正确对待礼仪制度和音乐。而且，孔子认为，只有“克已复礼”，才算是仁，才能实现仁。因此，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符合礼，就体现了仁，可见仁和礼是融为一体的。在孔子看来，周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而仁则是最完美的道德观念和品质。礼是道德的标准，仁是道德的属性，只有具备了仁的品质，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

怎样来实现“仁”呢？当子张请教仁的问题时，孔子指出说，能实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就是实现了仁。他还具体分析了五种品德的功用：“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就是说，为人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待人慈惠，给人好处，就能够使唤人。这实际上是用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来规范主体的修养，进而调节人际关系，实现个人理想。

（二）“五德”和“五常”

1.“五德”，指五种品德，具体是指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温：“敦柔谓之温”。温和待人，不急躁、不生硬粗暴。良，“行不犯物谓之良” （《刑m注疏》）。善良，不邪恶，不伤害他人和物。恭，“和从不逆谓之恭”（《刑m注疏》）。恭敬、庄重，不傲慢轻狂。俭，“去奢从约谓之俭”（《刑m注疏》）。节俭、朴素，不奢侈浪费。让，“先人后已谓之让”（《刑m注疏》）。谦虚礼让，不横蛮自私。

2.“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西汉董仲舒总结孔孟儒学的五种道德。

仁：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累述。

义：《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合称“十义”

《中庸》：“义者，宜（适度）也”。《诗・大雅・文王》《传》云：“义，善”。

董仲舒《仁义法》中“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

《释名・释典艺》：“义，正也”。由此可见，义的内容包括三项：宜、善、正。

礼：制度、仪式、礼节的总称。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周礼》是周朝的官职制度。《仪礼》是战国以前的各种礼节仪式。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四类礼仪，宋王应麟又分为吉、凶、宾、嘉四礼。《礼记》是解释说明《仪礼》的论集。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故称为“五礼”。 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如天子受诸侯朝觐、天子受诸侯遣使来聘等；嘉礼即国家具有喜庆意义及一部分用于亲近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礼仪活动。如君主登基、册皇太子、策拜王侯、节日受朝贺、天子纳后妃等。

智：《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姓宁名俞，是卫国大夫。他能审时度势，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表现出聪明；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就装傻。孔子一贯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审时度势，进退得宜谓之智。

信：《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参是孔子的学生，他把办事是否尽心，交友是否真诚，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这三件事，作为每天自我反省的问题。

《子路》：“言必信，行必果”；《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ni），小车无（yue），其何以行之哉？”比喻人若不讲信用，就好比大小车没有关键，无法套住牲口，车如何能行走呢？

《史记・游侠列传》赞扬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就是诚实不欺，言必信，行必果。

（三）正已正人与成已成物

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是儒家的思想传统。所谓正已正人，是指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才能端正别人的思想品德。所谓成已成物，是指自己获得成功，也使他人获得成功。这种“正已正人，成已成物”的思想，是从主体与外界关系着眼考虑问题的，注重主体的能动性，以身作则，带动他人推及整个社会。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境界。

孔子“为仁由已”（《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观点，表明他对修身行事的主动性有高度的认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人”（《论语・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一种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这种忠恕之道的心理趋向，是“推已及人”。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只有正已，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要“修已”，就能“安人”、“安百姓”，就可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孟子更是深得“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思想之精髓，主张“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已”，这样才能使“其的身正天下归之”。 （《孟子・离娄上》）“其身正”的外在表现，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收到“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的效果。

二、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目标

加强礼仪教育要以明礼为基础，做人立身，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学礼明礼。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目标要抓好“五明”。

（一）要明“善良”之礼

“善良”即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有利于他人、社会的思想和行为，它是伦理学对人性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要求。“从善积德”，学会与人为善，善待他人，善待社会，是加强道德修养的基础。

（二）要明“诚信”之礼

“诚信”即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它是伦理学对人格的基本要求，是立人、为政、从商的基础性道德。公民应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要以讲诚信的好人好事，引导学生说真话，做实事，待人以诚，交友以信，不弄虚作假。

（三）要明“和谐”之礼

“和谐”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它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传统道德境界。“以和为贵”，和气做人，宽厚待人，化解矛盾，是加强道德修养的更高要求。丰都中学引导学生“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学会合作，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共同进步。

（四）要明“谦敬”之礼

“谦敬”即虚以处己，尊老敬贤，以礼待人，它是为人处事的重要准则，“以敬为大”，戒骄戒躁，尊重他人，助人为乐，谦恭礼让，是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

（五）要明“自律”之礼

“自律”即自主自制，守正祛邪、行为有度、取用有节，它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前提条件。“严于律己”，遵纪守法，践行制度，规距做人，是重要的道德规范。要引导学生自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知法、守法、自觉遵守学校纪律和公共秩序。

三、中学进行儒家文化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一）创建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校园环境

学校以“传承儒家文化，打造礼仪校园”为主旨，绿化、净化、美化校园环境。在校园的阅览室张挂《论语》中的有关学习、处世的箴言、传统美德的书画；各班以“宣扬儒家文化，创建礼仪班级”为主题，布置教室，制定班规、班训，开展各类班级活动，让学生时时处处感受“儒家文化”的无穷魅力。

（二）进行《论语》《三字经》等儒家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学校要求利用每天晨读时间，引导学生朗读、背诵一句论语；在语文课上联系古今，讲解一句论语的含义，将枯燥的文言文《论语》，变得通俗易懂。组织中高段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读、背《论语》，低段学生读、背《三字经》。以《论语》《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为内容，进行《论语》《三字经》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三）“学科渗透”

各学科中，尤其是语文学科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儒家文明礼仪、道德法纪及心理教育等德育资源。结合学科特点，创设富于美感的充满智慧具有亲和力的教育情境，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课堂学习中受到教育，激发创新意识、合作意识、自主发展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四）通过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儒家文化熏陶

春节、中秋节、清明节、重阳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蕴含着许多民族文化的因素，让学生沉浸于经过优化的节日文化情境之中，具有接通历史、感受民俗、体验真情、回归传统、享受天伦、感恩祉福、热爱生活等丰富的濡染效用。

（五）“榜样示范”

通过树立榜样并利用榜样人的“榜样点”的道德选择及行动来影响德育对象的德育方法。树立榜样人明确的“榜样点”，使德育变得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容易接受。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洪战辉同学是“关爱他人”的榜样，徐本禹是“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关系”的榜样。

总之，儒家礼仪经典文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具有不朽的地位，有着光辉的作用。对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传统美德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我们要对儒家礼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礼仪教育要与时俱进，让其具有更大的教化力量。崇尚礼仪，培养文明有礼的新一代，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促使青少年学生尽快养成文明礼貌行为，“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才能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2]王健. 儒家的教育理念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D]. 长春理工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