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思想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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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

关键词 先秦 儒家 游戏

游戏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生活所不能或缺的部分，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教育领域、教育家的眼中，游戏对于人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游戏的娱乐性、竞争性、刺激性、知识性能使受教育者的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发展。但对于游戏的产生及认识并不是到近现代才开始，早在代表中国文化先驱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甚至还形成了一定的特点。

一、先秦时期儒家已产生诸多游戏活动

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 ，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儒家为中国古代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儒家学说又称儒学，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 “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一）从史料记载和文物出土分析。

中国游戏的种类繁多，且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史书中便有相关记载。《论语》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很明显的表达了孔子认为下棋的益处，以及认识到了游戏的作用并证明棋类游戏已经存在的事实。《孟子·告子》中：“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也证明了先秦时期人们是很注重围棋的功用。《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为儿嬉戏，常陈姐豆，设礼容”记录了当时的儿童角色扮演游戏。《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记录了诸侯们所进行的投壶游戏。《战国策·齐策》中：“临淄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这里所提到的“斗鸡”、“走狗”、“六博”、“踏鞠”，都为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的游戏活动。如此详细的记载都说明了先秦时期游戏的存在。

游戏活动的存在不仅能从史书中找到证据，文物的出土亦是更有利的证据。1975年山东营南大店春秋时期营国殉人墓曾出土过一只陶壶，残高26厘米，腹径19.8厘米，底径17厘米。口沿残缺，长颈，鼓腹，平底，颈肩部四道凸弦纹，朱绘雷纹，腹部朱绘三角雷纹。考古学家后已证实这是较早的投壶实物资料。

（二）从游戏的起源分析。

追溯游戏的起源，诸多的学者都已做过颇多的研究，概括起来为以下几点，生产劳动、经济状况、军事战争、社会风俗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生存的唯一来源，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生产劳动。如射箭游戏就是由最开始的狩猎演变而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狼烟四起，兵荒马乱的天下大乱时期，很多当时演练的项目最后也都演变成了民间游戏。《左传》及《战国策》中就有很多有关战争最后演变成民间游戏的记载。其实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背景下，人们也要求有一定的娱乐形式来丰富生活，经过了夏商周等时期，经济状况已有所发展也成为了游戏活动产生的前提条件。

从以上两个角度分析，毫无疑问、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游戏活动。

二、重智能游戏而轻体能游戏

如果根据钟敬文先生对游戏的三种分类法把游戏分为：智能游戏、体能游戏、智能与体能结合的游戏，那儒家则重智能游戏而轻体能游戏，儒家“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观点就表达了剧烈运动的游戏是不合温文尔雅的君子要求的，故批评乃至抵制这类游戏。他们主张用“合于礼仪”的“雅戏”如棋类、射箭、投壶等来代替体能游戏。如孔子的教育文献中都较少见到关于体育游戏的论述，除了“歌诗、习礼、读书”等“积极”的游戏外，对其他游戏基本不持肯定态度。

三、 游戏的礼节性、道德性

重礼的思想影响了儒家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当然也包括游戏娱乐活动，儒家的游戏必定是一种礼节性很强的游戏。《礼记》中关于投壶游戏有着详细的记载，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投壶非常注重礼节，有专门用具、程序与步骤。

除了“礼”，“仁”也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点。以仁为人、以德为政都是儒家所宣扬的观点。毋庸置疑，儒家游戏在“仁”思想的影响下更注重道德性。西周时期对于“射”就提出了“德”和“体”两方而的要求，即以射观德，以射强体。

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存在于他们的游戏观上，“乐而不，哀而不伤”的描写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庸”思想要求人每时每刻都保持理性，不偏不倚，游戏活动时也一样。只是这种思想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游戏的功利性而损失其本身的娱乐性。甚至从某个角度可能阻碍个人身心的自由发展，而导向一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黄绍文,卿丽蓉.中国传统儿童游戏观探析[J].长沙师范专科学报,2005.

[2]熊振强.中国古代体育游戏的渊源、类型及社会影响[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3.

[3]吕逸.中国古代儿童游戏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揣静.中国古壶游戏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10.

第2篇：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

关键词：反思；分析；新

说来巧合，笔者本科期间曾粗读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当时只是听老师推荐，说是一本好书。刚好图书馆也有此书，因此得以拜读。那时懵懵懂懂，读来不求甚解。而冯先生写的举重若轻，侃侃而谈，比较简便，对于一些重大哲学思想往往一笔带过，蜻蜓点水，如此便很令笔者费心，当时也未予深究。现今老师期末作业让写一部读书笔记，而我也想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哲学思想，于是再次阅读《中国哲学简史》，期待获得更进一步的认知。

冯友兰先生此书不可不谓之章节丰富，共有28个章节。从此书的前三个章节和末尾章节来看，写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价值与内涵。同时也可读出中国哲学的多样性，兼有中国经济、地理环境等对其的影响等观点。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哲学进行反思，使得《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具有较高的价值，至今仍发人深思。

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主脉络来看，中国哲学源于感性认识，却最终超越感性上升为理性而又超越了理性。它令我们不断反思自己，不断的追求内心的平静后上升到“天人合一”的完美“善善”境界。冯友兰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中国哲学并不是什么可以抓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它的终极奥义存在于我们的内心，通过自我的不断追求，不断砥砺，而最终达成“圣人”的要求与标准。他也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阅读中国哲学，他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以前说了什么，具有的意蕴是什么，而这种意蕴是当时的意思，并非我们现在所认为它应当是什么的意思。历史需要的是求真，哲学也是如此。

本书的4～27章应是冯友兰先生所论述的主题部分。同时也分成了四个板块――先秦板块，汉魏板块，唐宋板块，近现代板块。分别占据了4～16章，17～22章，23～26章，27章。之所以这样划分中国哲学。是冯先生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启蒙阶段，汉魏时期是中国哲学兼容并包阶段，唐宋时期则是属于一种“更新”的阶段，而近现代则是中国哲学的走出去与获得发展新纪元的阶段。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待冯先生当时对中国哲学的划分，仍旧觉得十分正确和明确。

《中国哲学简史》中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论集中提到了佛道儒法等教，通过对它们相互之间对立兼容思想的分析，得出了自然而然的结论――或融合或退隐。而后的“理学”“心学”等则是得益于对儒道佛等思想的兼收并蓄，通过对于这些哲学思想的阅读运用，可以逐渐明晰各个朝代的统治模式，并且可以移用到个人生意义上面。而冯友兰先生在文中将人生意义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自然阶段，功利阶段，道德阶段，天地阶段。这包含了现实与超现实以至于理想的连接，同时也是从此岸到彼岸的飞跃阶段。

此书的重点之处在于论述儒家、道家的思想活动。鉴于篇幅，笔者此处仅对儒家思想进行简短分析。儒家思想十分重要，甚至在各家思想排名中位居第一行列。相信冯友兰先生也是如此认为，否则不会在文中运用了10章的篇幅来写儒家思想。他将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逐一点评叙述了一遍，包括孔孟荀、董仲舒、韩愈、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它的哲学思想可谓是变化了两千多年，实伴随中华文化的萌芽到兴盛的全过程。为了达到此种所言的“至仁至圣”的目标，儒家的一代代人都进行了持久不懈的努力。先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文化”，继而到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孔子的全面“神话”过程。而后到兼收佛道精华的唐宋，使得儒学焕发出了不同以往的生命力，如“理气论”、“心性轮”“致良知”等耳熟能详的思想，这些都丰富了儒学，使得儒学长兴不衰。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利的紧密结合，才使得儒家思想能有长久不衰的影响力和浓厚的入世特征。儒学是实现人生意义的大学问，通过对儒学的把握，可以使人达到理想中的“完人”境界。而这种“完人”不是自私自利的，他应是为苍生立言立命的代表，是要“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这与西方哲学思想有着共通之处。

古代朴素的中国哲学是与经济方式一致，慢慢发生渐变的。但是它并没有产生突变，而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渐渐改进和改良，使得其能够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冯友兰先生的这本书中，笔者虽然读出了这种渐进式的温和改进，但是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缺乏一种较为彻底的创新动力在里面。而这种哲学的根基大都是过去式的产物。就像当今研究阐释中国的哲学，一直需要从古老的时空里去寻找智慧。

通文观之，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较为晦涩，离彻底理解尚有很大难度，其精华或许笔者不得要领，但以笔者自身的现有阅读而言，中国的哲学尚需要得到很大程度甚至是彻底的反思。唯如此方可更好的为指导社会发展奉献其该有的普世价值与智慧力量。

第3篇：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

此时文学批评的发展，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一大批文学批评专著涌现，其中的翘楚有曹丕的《典论 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很多专著不但从文学的内容形式进行了分析归类，也从文学欣赏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另外，这一时期的文论观点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如曹丕提出的“文体四科——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寻找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提供了依据。另外，陆机提出了“缘情”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指出了各种不同体栽的作品所具有的不同风格。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更是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丰碑。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呈现繁荣局面的成因为何？

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浅析：

（一）特殊时代背景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变革。这一时期文学评论是在先秦两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先秦虽未出现文学评论专著，但文学批评观点早已散见于诸子散文作品中。孟子的“文气”说，主张学诗要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孔子提出的诗的“兴、观、群、怨”的作用，被看作是“诗言志”理论的基础。这些观点都是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精辟论述。两汉时期，王充在《论衡》中提出文人之笔要“劝善惩恶”、“文实相副”，反对华而不实。汉代文化的繁荣加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当时的文学创作逐渐独立于经史之外，以魏晋赋及散文为其代表，这就要求文人找到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学创作的标准和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完整地系统地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欣赏及社会作用进行探讨研究也就具备了应有的历史条件。

（二）险恶的政治现实和活跃的时代思潮在互相矛盾又互相推动的特殊背景下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环境的险恶迫使文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杨修、孔融的被杀，使文人“噤若寒蝉”；稽康虽然小心谨慎，也未逃脱被杀的下场；阮籍一生看似洒脱，实则只是明哲保身。南朝道学、佛学的广泛传播和晋代玄学的盛行，都是当时文人思想变化的社会表现形式。知识分子不敢妄言政治，只能致力于探讨玄学、道学、佛学和文学，品评文学作品，而品评的繁荣则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发展。活跃跳脱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汉代独尊儒术的束缚。

（三）曹氏父子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产生的最重要的文学评论专著，首推曹丕的《典论 论文》。曹丕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以气为主”等前无古人的文学主张，号召文人之间要“审已以度人”，并对建安七子每人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评定，比如“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等，不仅指出了作品的优劣，而且开了评价作家作品之先河。而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大批文人都在曹氏属下追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观肯定会受曹氏父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恰好契合了当时文学品评的思想潮流，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文学观念，创作风气都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在充分肯定魏晋时期文学批评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一时期还是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没有超出儒家思想范畴。

第一、从文学批评本身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更多地是从儒家思想体系中继承而来。在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文人，其观念必然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孔子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了“兴观群怨”之说，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曹丕，他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另外，陆机和刘勰都把文学看作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而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娱乐。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学盛行，那只是政治高压下文人思想的变型罢了。无论是在官位上进行文学创作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还是在曹氏家族的统领下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建安七子，都表现了文人强烈的入世思想，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4篇：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道德自律 德育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道德自律思想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挖儒家道德自律思想的精华并加以弘扬，有益于我国大学生德育工作。

一、道德及道德自律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具有社会性，对全体社会成员起到约束作用，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道德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这种约束行为是道德的他律。他律因素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道德的他律性只有转化为个体的道德自律才能提升个体的道德意识、自觉约束道德行为。道德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道德他律是道德自律的客观依据，道德自律是道德他律发挥作用的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儒家道德自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儒家道德自律的目标

儒家将个体修养的目标与社会的伦理规范结合起来，“仁义礼智信”为儒家提倡的伦理准则，也是人们自我修养即自律的目标，即只有达到仁爱、正义、礼节、明智、诚信等才能算是具有了优良的道德品质。

“仁”是“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仁”这一概念起源于《尚书・金滕》中的“予仁若考”，指一种高尚的品德。什么是“仁”呢？孔子说是“爱人”，如何表达“仁”呢？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儒家将“仁”视为最高的道德规范也是最高的“善”，做到“仁”就要将自己的爱表达出来，要爱护人、同情人。“义”也是儒家提倡的道德自律目标之一，《周易・坤》中有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就是要求个体以谨慎的态度，修炼自我，从内心树立起正义的准则并使自身的行为端正，做一个正直、正义的人。儒家提倡“礼”就是要求每个人做到谦恭、礼让，这也是社会秩序和谐的基本要求。《尚书・大禹谟》中有言，“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就是告诉人们谦敬是对人处事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个人自身修养的美德。儒家提倡的“智”有明智、理智及智慧的意思。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指明了“智”就是能够明辨是非，而明辨是非是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汉代董仲舒强调了“必仁且智”，就是指明了“智”是“仁”实现的条件。关于什么是“智”，董仲舒又说道：“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诚信”也是儒家提倡的重要的德育思想。讲诚信是个体在社会中能以安身立命的条件，是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美德也是人际交往的准则。《周易・乾》中指出“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指讲究忠诚和诚信就是提高美德。

除以上“仁义礼智信”外，儒家思想中还有一些道德自律思想已经融入于人们的思想理念之中并能为当今的高校德育工作提供借鉴，如“孝慈”、“宽恕”、“勇毅”、“廉洁”、“敬业”等。

（二）儒家道德自律的实现途径

个体道德自律需要多种方式的组合才能达到自我修养和自我提高的目的，儒家提出了多条道德自律的实现途径，其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1.立志乐道。儒家将志向与道德、仁等结合起来，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观点，认为只有有坚韧的信念、远大的理想才能引导自己的行为向道德、仁义靠拢。立志就是确立目标和理想，使人生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坚定不断进取的信念，以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2.自省慎独。儒家强调自省慎独的道德自律方式。自省指从思想意识、情感态度、言行等各个方面深刻的认识自己、剖析自己，从而使外在客观行为和主观道德认识相符合。荀子提出“见善，修然必有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自省是为了改过，人们经常地进行自省，不断修正自己的缺点，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慎独”是儒家提出道德自律的最重要的方式，儒家提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提倡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性和主动性，是形成道德自律的条件之一。

3.慎言慎行。儒家提倡人要慎言慎行，说话办事不能太随便，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符合伦理道德。慎言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说话不要伤人，荀子有“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之言；第二层含义是要言行一致，既有要讲诚信的意思也有给人以良好形象的意思，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其而”，一个人说话太随便了就不值得责怪了，不值得责怪的潜义就是没必要与其正常交往了。一个人还要慎行，即行为不能随意，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周敦颐用“仁义礼智信”为标准告诉人们要慎行，他说：“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

三、儒家道德自律思想的启示

弘扬儒家道德自律思想的精华有益于当今大学生德育工作。首先，德育工作者要善于把握学生的特点，只有把握了学生的特点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这样才能引导学生强化自律的意识。其次，要明确道德目标和道德规范，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提高道德认知，有目的地约束自己、有对照性的反省自己。第三，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提高其自我教育的能力。不断提高善恶辨识度、认知度，坚定道德意志、规范道德行为，全面提升道德修养水平。

参考文献：

[1]江丽娜.孔子修身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浙江师范大学，2009年.

[2]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简编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第5篇：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中学生的道德面貌还是以思想活跃、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为主流的。但在新旧体制、观念、道德不断撞击、混杂的过程中，尚未成熟的中学生们缺乏社会经验，对良莠不齐的社会现象分辨不明，常常因此表现出一些令人堪忧的道德现状及趋势。面对这一现实问题，虽然近些年对中学德育工作的投入不断加大，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我国中学德育所面临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看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德育工作在中学教育工作中地位不高。许多学校仍以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忽视淡化了对学生个人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与考核，使中学德育陷入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久而久之，势必会导致学生的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和人文素质等方面日益变差，缺乏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对国情、民情及法律的权威地位的认同感。二是中学德育内容、教学手段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中学德育的目标设置大而空、内容枯燥，缺乏切实性。而过于理想化的目标内容下的德育活动对于生理和心理尚未成熟的中学生来讲，只能肤浅的理解它，并不能从内心认同它，也极易产生逆反心理，再加上单调的、说教式的德育方法，导致教育成效不佳。三是中学教育外部环境纷繁复杂，给德育工作带来重重困难。一方面，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国内外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各种价值观念冲击着中学生尚未成熟的心灵。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众传媒和网络向学生们传播大量的复杂信息，而中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选择能力还不足以抵御网上不良信息的诱惑和侵害，加上他们好奇心旺盛、喜欢追求刺激，极易迷失自我甚至道德沦丧。

二、中学德育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儒家是由孔子于春秋末期创立的学术派别，居先秦至汉初“九流十家”之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于儒家思想，吴光先生在《21世纪的儒家思想定位》一文中有如下的理解：儒家思想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文化。作为这种文化之核心部分的儒学，是由孔子创立并由历代大儒学家丰富和完善的，是以“仁”为本的东方式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而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内容的儒家德育思想，则指的是儒家学者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系统理论、主张以及方法、原则等的总称，它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自古就是德育思想体系的主干，它为我们开展中学德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即使是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仍旧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将儒家思想应用到中学德育的实践中，符合中华民族的自身特点。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儒家思想毕竟产生于封建等级社会，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对儒家思想加以批判地吸收，将经过提炼的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融入到中学德育中，使学生们熟悉、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三、儒家思想对当前中学德育工作的启示

（一）利用优秀的儒家思想为当今中学德育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

第一，心怀国家、兼济天下。儒家思想把个人的成长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儒家精神逐渐成为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真正源泉。将儒家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到中学德育中，可以培育中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其明确自身的历史责任，进一步激发学生们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第二，刚毅自强，持之以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坚忍不拔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儒家所积极倡导的人生理念。儒家思想的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能激励人们积极向上，是当前中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为此，在中学生中必须大力提倡、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中的自强不息的人生格调，着力培养他们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第三，仁者爱人，注重礼孝“。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入则孝，出则梯”（《论语•学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指父母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强调仁爱思想由血缘亲情而生；二是“仁者爱人”，指血缘以外的社会的人与人关系，将爱传达给社会上的人，推己及人，把“仁”由血缘亲情之爱转化成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的准则。在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仁爱”思想对于净化中学生的灵魂，净化社会风气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中学生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四，诚实守信、见利思义“。诚”“、信”作为做人做事的最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就是表里如一，坚持原则，不掩过失。对于“信”，扬雄把它解释为“不食其言”（《法言•重黎》）。“义利观”更是儒家思想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管子•心术上》）；所谓的“义”就是道义、信义，是人与人交往应遵循和追求的准则。“利”，即指功利、私利。“见得思义”，指每有所得都要考虑一下是否正当，是否是不“义”之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与道德之间的矛盾问题突现出来，指导中学生把握好义与利的辩证关系是十分必要而且迫切的事情。特别是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应该让学生认识到，除了满足物质利益的需要外，还应该追求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境界，保持人格的尊严和价值。我们要汲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教导中学生做一个诚实守信、忠恕宽惠的人，为中学生形成朴素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基础。

（二）利用儒家思想进行中学德育的方法及途径

首先，身教示范。儒家的德育思想非常重视教师的躬行示范，强调道德榜样的作用，并且提出了一整套身教示范的思想。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德育教师要首先善于从儒家道德教育传统中吸取养份，加强自身建设，然后再言传身教地去建构学生的品德美、行为美。同时，学校也要不断推进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对教师师德提出明确要求，通过教师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来促进中学德育工作水平的全面提高。其次，启发教育。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许多德育教师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十分被动，这有悖于教学规律。中学生的思想品德还处于发展的阶段，其道德修养的形成离不开教师的引导与启发。因此在今后的德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启发诱导、旁征博引，引导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维，主动实践，这样才能使学生最终形成一定的观点和思想品德。其三，学思并重。儒家思想强调学与思相结合，提倡受教育者在道德修养上的自学与深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孟子提倡的“反省内求”就是“思”的具体运用，荀子在《性恶篇》中，更明确地提出“积学而不息”的口号。因此，当前在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在学习道德理论基础上，积极思考伦理道德规范的深刻内涵。另外，如何正确地对待错误、缺点也是道德教育中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勇于面对和改正错误“，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也”（《论语•卫灵公》）。因此要积极引导学生经常做自我反思，并与同学、老师、家长及时交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其四，注重实践。儒家传统道德教育特别强调通过身体力行，躬行实践达到知行统一。儒家学者认为道德品质的优劣是通过实践来衡量和反映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也证明，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学生才能充分发挥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前我国的德育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将德育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让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学习道德行为规范。学校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使其从所参与的实践活动中体会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也能主动关心他人、家庭和社会，从而真正发挥道德教育的功能作用。其五“，三位一体”。中学生的成长主要受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在开发与利用儒家思想的德育资源过程中，要努力把这三方资源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孝悌、慈爱、和睦、友善、尊老爱幼等儒家伦理观念都通过家庭的感染和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着中学生的。社区是中学生重要的生活场所，也是道德品质形成的实践场所，在社区中形成良好的风气和环境对中学生有深远的影响。新闻广播、文学影视和网络等这些大众传媒具有很强的辐射功能和极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以优秀的儒家文化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结语

第6篇：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

该书出版于1971年，系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其后在汉语世界也接连再版，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列文森立足点有异，身为华裔的作者，着重强调在对接西学时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内在复杂性与活力，而非将其看成整体的西学的对立物。换言之，作者通过对梁启超思想的考察，指出了在西方刺激下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过渡中的复杂性，突破西方学界既有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简单模式。

张先生此书不仅是一部经典的思想史著作，它所阐述的过渡时代依然在延续之中。对此作者明确言道，这一时期中国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趋于告终，寻找新的思想方向被提上日程，但直到今天仍在摸索之中。

思想史的魅力在于书写历史与现实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张先生以回到历史的方式，通过梁启超揭示中国传统思想步入近代的复杂面相，描绘了一幅过渡时代的思想变迁轨迹。在列文森笔下，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出现历史和价值分离，理智上疏远本国文化，感情上仍依恋本国文化。张先生则更侧重挖掘历史的复杂性。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也非完全与西学对立。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梁启超就比照西学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法家的富强思想和墨家的博爱主张，这些都具有与西方可通约的普世价值。不仅如此，即使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内容也不是全然僵化的，梁启超在儒家思想中依旧肯定了孝的道德价值，认为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是理所当然。在张先生眼中，梁启超此种对传统文化态度并非如列文森所言，是简单的感情依恋，而是如传统文化本身一样复杂。

当然，梁启超等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并不能掩盖中国思想界全方位接受西学并进而趋向近代的轨迹。张先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细腻地考察这一过程，尤其揭示了中国过渡时代思想的特点。中国思想近代过渡是全方位的，但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中国思想的民主化及其集体主义取向。从先秦孟子的民本思想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反君主专制理论，中国古代不乏反专制主义的思想。但是，这类思想只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流，且它们并不反对君主制本身，其思想的核心仍是希望君主“为民治理”。

中国君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天而非民。正是在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继承并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反专制思想。在梁启超那里，民取代天意，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最高标准，国家的一切政治行为只有依据人民的集体意志方能被证明是正当的。这是中国近代思想过渡的关键所在。

在梁启超民主化思想中，其重心指向始终是集体主义的国家，而非张扬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趋向集体主义。梁启超提倡民族主义，构建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观念，倡导符合民主观念之新民，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中国国家的近代化。在此过程中，崇拜国家，国家理性压倒一切，爱国主义成为最高价值。这一观念深刻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将中国从一盘散沙逐渐凝聚成一个偏重于集体主义的近代国家。梁启超民主化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取向究竟是其不足还是优点，站在后人角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确是中国近代思想过渡中，区别于近代西方的主要特点。

张先生对梁启超及其中国过渡时代思想的研究，留下许多令人深思回味之处。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已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让位于西方民主思想无从避免。这也就是梁启超后来坚决反对康有为儒教主张和实践的原因，亦即他所言：“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破坏。孔学制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思想全然负面化。传统思想在私领域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尤其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相比五四思想界在中西文化中不破不立的决绝态度，梁启超及其对中国近代过渡思想的影响和价值，窃以为主要在于让近代以降的中国既能努力融入西方价值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又可以至少在私领域保留乃至进一步确认中国何以为中国的特性。

第7篇：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家。自西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儒家思想不断地演化发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每每谈到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时候，人们都不约而同的将焦点集中到其创始人孔子的身上。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鼻祖，是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关于孔子，后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对孔子有各式各样的封号。但是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影响最深远的，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属清朝康熙皇帝所题孔庙大成殿匾额“万世师表”，此外还有“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等等一系列的谥号封号。从这些称号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都将孔子看做为老师，教育家。不可否认，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在使用，而且在不断地发展。

1 因材施教

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仍有可取之处。对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据学生的特点，给予不同程度的教育诱导，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学习潜能，是极为可贵的。《论语?子罕篇第九》写到，颜渊谓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渊的感叹也让我们看到了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循循教导，使得学生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欲罢不能”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

每个人的先天条件都是不相同的，因此要针对每个人的条件特点进行教育，引导，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告诉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文化素质等，采取不同的态度，有针对性的方法。

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原则和方法。主张要根据学生们的资质，有差别，有深浅地进行教学，使教学活动变得多样化。在《论语》中，孔子运用这一方法的事例是相当丰富的。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子路和冉求都是孔子的门生，都向他们的老师提出了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但是两个人却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可以说这是《论语》中关于孔子“因材施教”的最生动的案例了。冉求生性胆小做事畏缩，因此，孔子给他壮壮胆，鼓励他前进，使他能够突破自己的障碍，故“进之”；但是子路和冉有正好相反，胆量过人，勇于作为，因此孔子要压压他，故“退之”。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对学生提出的同一问题，孔子能针对提问人的不同情况，作出涵义完全相反的回答。这里的“进之”和“退之”就体现了其因材施教的思想。

2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作为最早的民间教师，将贵族文化（主要是礼）传播到民间，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为中华文化的普及开创了先例。“有教无类”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无差别教育，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人也都应当受教育。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

在孔子之前，享受教育是贵族的专利，平民子弟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并通过办私学来实践它。他招收学生不受贵贱、贫富、老幼、“国籍”等条件限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为平民子弟。在他的弟子中，既有家财万贯的子贡、公西子华，又有家境贫寒的颜回、子路、原宪以及子张等。孔子也因此受到普通百姓的敬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历代进步教育家所继承、所效法，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教育传统。

也正是基于孔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儒家教育传统，中国的教育始终没有把贵族和平民区别开来。科举制度确立后，不少平民子弟通过考试进入统治阶层，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只要诚意求学，均因材施教，给人谆谆教诲，“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送上少许学费(十条干肉)作为拜师礼，没有不给予教育的。在当代社会继承和发扬“有教无类”的精神，对教育平等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使所有学生真正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以实际行动更好的贯彻执行“教育公平”的原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在客观上起到了两种积极的作用。一是通过开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使官学和私学共同发挥作用，共同开发和提高民智，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重视人的价值以及重视群体意识的人本主义思想。第二，通过民间讲学，利用民间渠道，推广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企图通过施仁学对周礼进行局部的损益，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3 学而优则仕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学而优则仕”。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十四》）孔子之前的人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已。但是孔子以后的学子们，学习的观念却发生了改变，学习不再是自己的事情了，学习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了，而是要学以致用，要将自己所学回报于他人，反馈于社会。因此也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学而优则仕”在古代本有两义：一为学有余力则仕官；二为学有所成则仕官。从《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的言论来看，孔子认为致仕为官才是一个人体现个人价值的最好的方式和方法，因此孔子看不起士农工商，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第十三》）孔子将向他请教种庄稼种菜蔬的樊迟嗤为小人，认为真正的人，真正的君子应当好礼、好义、好信，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焉”抱着孩子都来投奔。孔子的“学而优则仕”观点，从其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也是其主张的“贤人政治”的一个表现。

春秋时代，正是是奴隶制没落的时期。孔子看到各国“世卿世禄”的衰落而感到忧虑，他一方面站在保守立场，主张恢复周道，反对僭越行为；另一方面又力图改良社会，提倡“贤人政治”安邦定国。一次他曾对子贡大发感慨：“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怎样才能达到天下有道呢？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第十三》）季康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第十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这些都是讲贤人政治的道路。

第8篇：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

关键词：总目；子部；目录；特点

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279-1一、 《总目》子部目录之特点

东晋初年，著作郎李充将乙丙两部互换，乙部即史部列于四部第二位，之后，《隋书・经籍志》沿袭了李充的四部分类法并将甲乙丙丁四部定名为经史子集，从此目录著作中对于四部日益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最大也是最后一部官修书目，子部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 继承刘歆、刘向父子《七略》而来，“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总目・子部总序》）， 反映了子部目录之源。

《总目》在子部目录上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其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总部中体现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态度，如《总目・子部总序》中指出“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提出子书的范围，并指出子部分类之原因“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阐述了子部产生之源 “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对子部分为十四类“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总目・子部总序》）对子部十四类之原因详加阐述“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总目・子部总序》）

中国学术发展至清朝，已经颇具规模，编撰如此一部集大成的目录巨著，必然要对前代体例及其诸子思想进行总结。《总目》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还能够追根溯源，探究学术之源流，使后人得窥中国诸子思想发展之全貌。

其二，按标准分类

《汉志・诸子略》中，将诸子分为：儒家、道家、 阴阳家、法家、名家、 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凡十个子目录， 全面展示了先秦至汉代的诸子百家学说著作。对子部分为十四类“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总目・子部总序》）子部按照“治世者所有事也。”之标准分为“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并指出将这六家放在首要地位之原因所在“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总目・子部总序》）所以以儒家为首，强调儒家的正统地位，子部总体是以六家为核心的。

子部分类相比《汉书・艺文志》突出表现在于对儒学的纯洁性的关注上，《四库全书总目》编者是彻底否定名家、纵横家、墨家的，轻视释家、道家，认为凡涉及非纯儒家思想“谈理有出入”“论事参利害”者，均属杂学，且“屏斥必力”的，也因此子部的庞杂与编者追求的儒家的纯正有直接关系。

当然，《总目》子部目录的特点不仅限于此，本文只是从较为粗浅之处入手，浅述其特点及成就。通过阅读《总目》，深感于四部目录之博大精深，确实有待于学人做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清]永.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杨绪敏.论邵晋涵古籍整理研究之成就[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09）.

第9篇：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循吏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著，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阔，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几乎都有涉及，但司马迁毕竟没有专门的政治理论著作，《史记》虽然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并且对政治发表了不少看法，从中表达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但却散布全书的各个角落，十分不成系统，只有对全书进行归纳整理才能系统地提炼出来。《史记》中的八书全是政书，蕴含丰富的政治思想。除此以外，《史记》中入传的人物，也基本全是政治人物，很多人物传记就是政治家的传记。在这些传记里，如何选择政治家，选择政治家的思想与行为并对之做出评价，也深刻体现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因此白寿彝在《＜史记＞新论》中说:“《史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述，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史记•循吏列传》是司马迁为五位先秦政治人物所作的合传，他们分别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在这篇文章中“循吏”之名第一次出现，且为后世史家所承袭，专指那些律己奉公、清正廉洁、为民所思的官员。在众多的先秦政治家中，司马迁选取五人为对象，这里边无疑包含着他对自己笔下“循吏”的考量，这种考量，显然是以自己的政治思想为基础的。本文就旨在以《史记•循吏列传》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循吏列传》的特色及创作倾向

司马迁作史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这在不少的人物传记中都有体现。以《伯夷列传》为例，司马迁不过是借着为伯夷作传的机会抒发自己对天道不公的感慨。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精辟论述。他说:“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司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实际上，以写史为手段，借以抒发个人感概的文章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有很多，《循吏列传》也可以划入此类。此篇文章并未过多叙写人物经历，只是依照自己的政治思想将历史五位先秦官吏汇集在一起，虽云传记，但有的人物连具体事迹都没有，且传中所列人物地位差异巨大，事迹也不尽相同。所载五位官吏既有刚正执法之事，更有名相理财、施教导民、清廉执政等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循吏列传》应当是借着给人物作传的机会，从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见解的。就五位官吏的巨大差异和不同事迹而言，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应该是多面的。或者说，司马迁对自己心目中循吏的认识本就是矛盾的。

二、《史记》中的循吏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五个循吏为政各有特色。关于楚相孙叔敖，司马迁记录了三件事，一是施教导民，二是稳定货币市场秩序，三是具体写他引导老百姓改变旧俗，对出行用车进行改造的故事。三件事都非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收到了使民自化，远近效法的功效。子产是郑国的列大夫，《史记•郑世家》曾对他有过记录。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又专门将他列作“循吏”，可是却对他的事迹不记录分毫，却着重记录他在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治绩和百姓对他离世后的追念。子产在执政的短短几年之内，就使郑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他死后举国为之流涕。公仪休是鲁国博士，曾以高弟为鲁相，似乎当有不少事迹可供记载，但是司马迁除了表彰他执政期间奉法循理，于凡事无所变更，使得百官自正，让领取俸禄的官员不与百姓争利外，只专门记载了几件生活琐事，一是他喜欢吃鱼却不接受别人的赠送。另外两件小事，司马迁更是一笔带过:他见自己家种的蔬菜好，就拔掉丢弃，见自己家织的布好，就捣毁织布的机器，其动机则是怕下层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出售货物。《循吏列传》最后写的两个官员，一个是石奢，另一个是李离，司马迁各记一事，着重表现他们的执法刚正，甚至以身自裁来维护法律权威。

三、《循吏列传》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提倡因循孙叔敖是楚名相，他制定政策的原则是便民，楚庄王曾下令调整货币，百姓多受其累。于是孙叔敖请求楚王恢复原有币制，混乱的市场遂得以恢复如初。即使不得不改变政策，也是先引导百姓适应，等到时机成熟下令改变。楚国有一种矮车，在与马配套使用时很不方便，于是楚王想将车改高，但当时楚国的房屋门限很低，用了高车上下又会产生不便。孙叔敖先引导人民抬高门限，等人们习惯了，水到渠成地完成车改。这两个事例，政策一变一不变。不变是因为人民不方便。变动是因为风气已经变化，百姓没有了不便。这就是道家倡导的因循为用。道家思想对司马迁有很大影响，这一方面与家学渊源有关，其父司马谈是汉初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则是，黄老之学作为汉初的统治思想，一度促成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对此，司马迁是十分称赞的。但是在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由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政策也多变。根据《汉书•食货志》，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货币就经常变换。引发了极大混乱。此外，行政体制也多有变化，弊端极大。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说:“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因循为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司马迁理想的治国策略。就稳定社会来说，司马迁的思想主张是正确的。武帝时的政策多变确实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但因循若要成功运用于政治要有适当的社会基础，武帝时期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政策的制定不得不适应社会情势。多变的政策本是社会多变的应对，是对社会问题的应变。种种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弊端，但总体趋势是积极的。就打击豪强和维系国家安定而言，其积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司马迁主张因循反对多变无疑是片面的。

(二)重视教化

由《循吏列传》所反应的思想来看，司马迁是注重教化的。传中孙权敖“施教于民”，子产为政以礼，使郑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但从实际情况而言，司马迁的教化思想也杂糅了不少道家色彩。在同书《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引过孔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却又以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为之注脚。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推尊为统治思想。然而，武帝自己却并不奉行。出于用儒家思想装点门面的需要，汉武帝重用了不少儒者。武帝时的儒家人物多半是利禄中人。公孙弘由白衣而为三公更使得“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种情势下，儒家教化的推行不仅无助于社会风气，反而诱使士人向利禄靠拢。由此来看，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通过孙叔敖和子产来表达出来的教化思想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三)反对与民争利

《循吏列传》记叙了公仪休不受鱼和丢弃自家园葵并捣毁自家织布机的事。不受鱼说明公仪休为官廉洁。丢弃园葵和捣毁织布机的动机是为了不与民争利，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这些都应该联系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时连年对外征伐，国库空虚，于是推行盐铁酒官营、平准均输、算缗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此搜刮财富。在司马迁眼中，盐、铁、酒等应该民营，官府去经营就会与民争利。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对经济问题进行过集中阐述。他认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受人本能驱使的结果，“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他眼中，与民争利显然是下策，但是司马迁忽视了任由经济自由发展的弊端。汉初吴楚七国之乱一个重要成因就是诸侯经济不受节制。武帝时社会矛盾尖锐，有相当程度是经济上的放任政策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主张不与民争利，多少显得有些片面。

(四)矛盾的法治思想

儒家讲德治，法家重法治，司马迁试图统一二者，以至于造成了法治观的矛盾。《循吏列传》记叙的两位执法官吏的事迹深深体现了这一矛盾:石奢为官刚直，一次捕获的犯人是自己的父亲，他将父亲释放而替父受死。李离为晋狱官，以公正见称，却因过失枉杀一人。事后坚持抵罪，虽有文公极力开脱，却还是伏剑而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法治思想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主张执法严正，因而称赞石奢“无所避阿”，也赞赏李离因枉杀人抵罪。另一方面儒家的宗法思想对司马迁影响也很大。当执法的严正与宗法思想发生冲突，石奢却释放了自己的亲人。联系列传开篇“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来看，司马迁的法治思想显然受了儒家德治理念的影响，以至于一方面称赞执法刚正，一方面在情与法的冲突中赞赏释放父亲的石奢。综上所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且不适应当时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倾向十分突出。这些局限性当根源于他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反应了当时统治思想由黄老之学向儒家思想转变的痕迹，这一切都是时代使然。《史记》一书作为司马迁毕生心血的结晶，处处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辉与局限。事实上，记事与赞语均简略的《循吏列传》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只是司马迁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远非全部。即使如此，其蕴涵也是极其丰富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