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变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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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儒家思想中提到的“用世精神”，其一般展现在修身和治国以及平天下等方面。其表达的含义就是人生于世应该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且展现自己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核心是提醒世人应该以及积极的心态面对社会与社会，对人生充满了激情，要勇敢面对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和磨难，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外，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还警示人们，虽然社会生活中人类的作用力十分小，难以改变人世间存在的不幸和磨难，可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与努力，就算无法改变现状可以能够做到无怨无悔。孔子是儒家思想中“用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其一生都在为社会和治国之道所奋斗与奔波。尽管未能实现自己远大政治理想，可是其成为了圣人。在某个方面而言，在古代若想实现从政的理想，就必须受到君主的赏识。对此，在政治方面而言，大部分文学作者只有利用文学创作方式，才可以使世人知道自己用世才能。通过分析我国古代的所有历史文学发展流程，不断是李白、范仲淹或是苏轼等，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各个程度方面都展现出“用世精神”，并且在文学作品表达时因为作者处于用世的阶段存在差异，所以表达的文学情感也就不同。
二、古代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儒家思想
（一）文学载体中展现的儒家思想
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具备各种各样的载体方式，在各种载体方式中所展现的儒家思想也存在一定差异。从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若想展现出儒家“用世精神”，就要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文学性和服务性与一身的精神思想，对此该过程形成了大量的文学体裁类型。同时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在各种程度上都展现出了作者“用世精神”。而有些文学作品不仅充分表达的了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深刻呈现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还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例如李白的文学作品，具备独特的个性，其是豪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再如陶渊明，其展现的是田园风情，是田园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些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治国用世之道，尽管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可是也存在比较浓厚的个性与人格特征。另外，从文学发展史方面而言，文学发展在时代变迁和朝代的更替下，形成了各种文学风格与体裁，比如说诗歌和小说，而唐代传奇是十分辉煌的一页。我国唐朝传奇小说的初期创作目的具备比较强的实用性，关注创作文学作品的验证和文学作品创作人员的诗文以及写作造诣等。同时传奇小说具备的特点就是创作过程给连贯和情节跌宕起伏以及创作时间比较长等，尽管在儒家思想表达方面不如诗歌方便和快捷，可是表达的意义更为深远，同时比较通俗易懂，有利于百姓阅读。经过对两种体裁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与分析，其中诗歌的表达方式更容易受到君王的赏识，然而传奇小说比较关注的是百姓生活过程，对实现自我理想完成警示。比如冯梦龙《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等，都在向百姓传导为人处世的道理。
（二）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崇德重情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注重人伦和秩序，儒家对人类塑造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等方面，还有三纲五常的秩序等。虽然有效思想已无法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可是部分思想依然是社会所需求的。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部分诗文都展现出儒家精神，比如说鲁提辖和金氏妇女并未谋面，但是听说父女俩受到镇关西的欺负，就教训了镇关西一顿。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表达出难分难舍之情，还有李白《赠汪伦》中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不仅安慰了朋友，还安慰了分离而无法相见的朋友之情。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都展现出了儒家思想。另外，建立于人生理想追求和自我完善以及消极淡然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实现了奇妙的融合。比如《屈原》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上述的几种思想。在这个方面而言，古代创作的文学作品一般表达的是对祖国和乡土以及友人的热爱，也表达对封建统治下一些黑暗势力的恨，其是质朴和单纯的观念。
（三）文学作品创作方式展现的儒家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方面而言，从诗大序阶段的“言志”思想慢慢发展至“情态”思想，再从“写意”思想发展至“传神”思想，一系列思想方式使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方式方面，更加注重对创作人心理状态的强调以及表现，并且实现内在精神和神韵的统一，而此过程主要沿着浪漫主义不断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受到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影响，我国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人基本上全是表现型的创作人，并不是再现型创作人类型。比如杜诗一般比较少提供现实主义的细节，就算在“三吏”和“三别”而言，依然是将主观情怀抒发作为主体，其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人所揭示的现实，一般建立于积极入世情感与态度上，在本质上而言，其是具备部分写实成分的抒情诗。另外，例如孔子周游列国，不断游说各路诸侯，希望可以得到君王的重用。虽然孔子最后并未实现人生理想，可是在后续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并没有提及用世追求的有关事迹，主要表达出了孔子的自我感受和感悟。由此表明，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创作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在文学作品相关表达方式中得到应用。
三、结束语
第2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中国；韩国；儒教；神教；思想；影响
一、引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的指导下进行。中韩思想文化在中韩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主张“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孟子与荀子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发展了儒家思想。孟子主张“性善”与“良知”。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与生俱来。而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善是后天的，若放任本性发展，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提倡学习礼节与礼法。墨子是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他主张“兼爱非攻”，代表平民的利益。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清净无为”。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对韩国思想的影响最大。公元4世纪，儒教传入韩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与韩国思想高度融合，在韩国历史中不断演变发展，为韩国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对韩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角度，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阶段都不断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培养道德情感。通过榜样教育的方式来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激发人们的道德行为。在韩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至今还存留着深深的印迹。
二、儒家思想传入历史
从古至今，韩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不断发展。三国时代，儒家思想正式传入韩国，韩国开始实践孔子的学说。其中，高句丽（B.C.37~A.D.668）和中国位置较接近，最早接受了中国儒家文化。高句丽从建国初就将儒家思想的理念应用在政治上，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小兽林王”2年（A.D.372年）设立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主要教学内容。而且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模仿中国法制，制定各种法令与社会统治体制。儒家思想不仅是在学术思想上，在政治、伦理、教育、法制、风俗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伦理学、国家观、人生观等牢牢扎根在当时的高句丽。随着儒家文化的传入，在百济（B.C.18~A.D.660）出现了与中国大同小异的结婚仪式与丧礼仪式，并十分重视立法。在生活方面，强调男女有别与长幼有序，特别重视忠、孝等的儒家伦理思想。新罗（B.C.57~A.D.676）是在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中，与中国交流最晚的国家。为维护国家体制，维持社会秩序，新罗将儒家思想视为社会的基本概念。当时接受儒家思想最多的就是“花郎”（新罗时期的民间青少年组织，旨在锻炼身心、报效国家）。“花郎”的追求是“忠、孝、信、勇、仁”。据记载，花郎学习的内容与中国儒学密切相关。三国统一后，儒家思想成为韩国政治的重要参考。研究资料显示，高丽（A.D.918~A.D.1392）的第十三代国王“宣宗”发展了儒家思想，他致力于王道政治，使儒家思想在高丽人的生活中深深扎根。他制定了宗庙、社稷、籍田等国家制度，并组建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高丽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施行科举制度。理学与实学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在韩国不断发展。纵观历史，朝鲜时代（A.D.1392~A.D.1910）是儒家思想在韩国发展的全盛时期。朝鲜王朝建立后，随着儒家理念与经典的复兴，朝鲜的法典编纂水平也有所提高。设立“成均馆”(朝鲜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后，实现了学校教育与人才培养。当时，儒家思想在朝鲜学术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宗大王(训民正音的创始者)按照儒家礼仪规范，编纂了书籍，并广施仁政。同时，在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训民正音”(1443年朝鲜世宗大王领导创制的朝鲜文文字)最具代表性。“训民正音”是根据周易的阴阳五行与宋朝的理学，实现了儒家学术思想的最伟大的作品。回顾历史，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传播、吸收、变化、发展，给韩国带来了很多影响。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理念已在韩国根深蒂固，成为了韩民族精神的根本。
三、儒家思想对现今韩国的影响
第一，韩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文明礼让、尊老爱幼等儒家思想。随着时代变迁，韩国的家庭结构虽发生了变化，但儒家形式的教育地位仍无法撼动。韩国儒家思想基于家庭和睦理念，十分重视“敬爱”。“敬爱”指长辈以宽容之心对待晚辈，晚辈要尊敬长辈。韩国人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敬爱”，促进了家庭和睦与团结。父母子女相互信赖，兄弟姐妹互相支持，强调父母情、夫妻情、子女情、兄妹情。以家庭人性教育为基础，可培养子女对父母尽孝、生活正直、待人有礼、遵守秩序，有德行。在当今韩国，父母教孩子“孝”与“慈”，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的“孝”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比起学问，孔子更重视做人，做人的根本是孝。孔子倡导“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慎重处事，在人际关系中要诚实守信。孔子还强调，培养仁慈之心，应基于父母子女之情尽“孝”。“孝”是德的根本。儒家最重视的就是“孝”，韩国也深受“孝”思想的影响。韩国人认为尽孝是家庭和社会所有品格中最基本的。孝以儒家思想为基石，并不断在韩国社会和韩国人精神生活中进行着渗透。“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指尽孝的首要任务是珍爱自己的身体。父母总是很担心子女的健康，若子女患病，父母会心疼。所以从朝鲜时代，人们为了保存父母给予自己的毛发和胡子，蓄发留须，现在人们也同样爱护自己的身体，认为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或伤心是做子女的不孝，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很重要，就是为了让父母放心，这就是孝道。第二，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侍奉父母时，若发现父母有错误之处也要谨慎指出，即使父母不认同，也要对父母恭敬，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抱怨父母。韩国人在做大决定时，十分重视父母的意见，如升学、结婚、就业等。特别是结婚时，一定要得到父母的认同。人们常说“结婚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虽然时代变了，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年轻人在做重大决定时，还是会听从父母的意见，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第三，孔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即父母在世时，不要离开父母，若不得不离开，一定要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子女令父母担心就是违背孝道，所以要告知父母去向。如在韩国，家中的长子婚后也与父母一起生活，侍奉父母。每天下班后向父母请安，报告一天的事情。子女成家后虽然可以自己单过，但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话，能更好地侍奉父母，是尽孝的一种表现方式。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和睦对社会和谐有很大影响。尽孝是家庭和睦的要素。人只有爱家，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韩国从家庭中的“孝”教育逐渐形成团队意识，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儒家思想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韩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所以儒家的道德准则给国民的文化心态带来极大影响。韩国接受儒家道德，进行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学校教育。儒家思想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三纲五常”(儒家道德标准，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且是将大韩民族的气质形象化的重要内容。此外，韩国的教育理念中也渗透着儒家思想。韩国光复后，经历过几次教育理念的变更。第一阶段是民族和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民主理念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理念的树立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文化在家庭，集体和社会中，强调相互尊重，对韩国民主主义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阶段是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弘益人间”，即将好处弘扬于人间，是韩国建国神话中最基本的思想。“弘益人间”与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博施济众、修身安己的思想相似。第三阶段是国民教育的制定和新教育理论的确立。国民教育中再次强调国民伦理，继承传统和改革并行。这一时期的教育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体观念。第四阶段是人性化、信息化、世界化的教育理念。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韩国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开发学生的个性与素质。个性教育使学校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也就是说，韩国各个时期的教育理念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学校把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融入到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理念中。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以传统道德教育及儒家思想的德育为本，十分重视个人修养。韩国人从小学习道德伦理教育，课程名称是“正经的生活之道”。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尊重生命、节制有度、洁身自好、谨言慎行、以礼待人、善良宽容、勇于担当、团结合作、忠效报国、推陈出新等。这样的伦理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责任意识，提高团结协作能力。韩国的德育十分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教育。在初中的道德课文里强调三纲五常的基本知识，重视礼仪的训导。在韩国有许多长幼有序的礼节，如向大人打招呼时，应保持礼仪，低头打招呼；吃饭时，一定要大人先拿起勺子吃饭，孩子才能吃；年轻人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等。韩国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实施上述含有中国儒家思想的礼仪教育方式。韩国学生接受这种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了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二）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第一，儒家思想不仅在韩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广泛地渗透，在社会教育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韩国社会十分重视共同体理念，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视儒家的职责和本分，希望所有人都忠于本分，履行自己的义务。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公司职员进行共同体意识教育，改善了企业内部的伦理关系、企业观、劳动关系等经营理念。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韩国企业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持续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韩国企业健康的经营环境和优秀的企业发展环境都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公司通过命运共同体的企业观，将企业比作一个家庭，像家人一样对待公司职员，就是儒家思想精神的体现。第二，韩国公司重视劳动关系的和谐。在西方，公司招聘职员时，只以求职者的能力作为评价标准。但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韩国，招聘时，不仅重视员工的能力，也重视人性。还有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的长幼有序为基础，在公司内部形成严格的上下级关系。韩国公司十分重视员工的工作经验，加薪或升职时首先考虑这两点。韩国企业加强福利制度，强调“我们是一家人”的理念，公司和员工为了谋求更大的进步，共同承担责任。这样的劳动关系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三，韩国企业提倡家庭共同体主义，形成了集体感经营模式。经常看到高层领导穿工作服下车间慰问，或在员工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在公司营造了家一样的气氛，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企业文化。在韩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中，可发现儒家思想的存在。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即在企业内部，要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重上级、诚实守信。儒家思想深深作用于韩国企业的共同体意识，为韩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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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 儒学；东方儒学圈
中图分类号：B50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4-0315-01现代化在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文化的意识根基上，韩国建立起了独具特色并适合自身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此同时，儒学理论对韩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经济制度方面，韩国参照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同时儒学思想深深的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
第一， 群体观念。“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主义原则是西方资本文化的特点。 “东方儒学圈”内的多个国家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往往采取稳妥的思路。儒家思想认定个人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是群体中的一成员。因此，群体利益受到损坏，个人生活也必然受到影响。韩国的企业与西方企业不同，他重视有能力的高级人才，同时重视人性，即使能力不大，只要诚实地工作，就不会被社会抛弃。而且在群体内部，各成员按照以礼相待的根据，表现出一个大家庭式的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的的生活氛围，彼此在感情上相互依存、相互协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健康发展努力工作。
第二， 重视教育、知识和人才。韩国人民从古代开始就深受儒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西方国家的的家庭，生活的中心是夫妇，但有着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是韩民族，在成年结婚后，子女作为家庭生活的重心，把子女学习看做养育子女中心。父母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为使其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现代的韩国高等教育中，私立大学占绝对多数，国立只有汉城大学一所，公立各道一所，其余几百所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这些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一样培养现代化事业的骨干力量。在重视知识、培养人才方面，韩国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在政治方面，儒家文化更是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在民族思想中占有相当多的比重，不光代表朝鲜民族文化的思想体系，同时指导韩国人生活里的方方面面。
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点得到韩国各个家庭强烈认可。百善孝为先，韩国人以此作为伦理关系的理论基础，严格遵守上下尊卑秩序，把这种思想作为约束家庭内的上下行为的指导思想。韩国这一国家，在儒家思想的作用下，忠孝已成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在学校思想教育中，注重宣传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事件，忠孝一体的思想从韩国青少年时期便开始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韩国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尤其表现在民间节日以及风俗人情。韩国包括诸多传统节日：春节、十五元宵、端阳节、重阳节、中秋节等，不管在时间还是名称上与中国多个节日相同，而且其风俗人情也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例如有人去世，家庭内的成员按亲疏关系守孝，其间家庭成员不能结婚。这些习俗中不论中国还是韩国，始终包含着浓厚的儒家思想，既忠孝为核心的思想方式，鼓励人们对家庭对祖国的热爱，最终致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其特有团结互助精神，民族自信心的建立以及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儒学文化给韩国以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是随时代的发展而淡薄，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深入发展越来越在新的层次上深刻地表现出来。儒学在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它的影响基本是以不自觉的历史认同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加速到来，西方现代思想和社会结构正面临重大的转折，从个性解放到群体和谐，从理性的物性到感性的人性的反顾正在开始，面对这种新的转折，韩国人更加自觉的意识到了儒学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呼吁儒学的现代昌明。
任何思想都应当接受时代的变化，补充新的内容，适应时代的要求，不应成为特定的目的和对象，或为了将现实的矛盾合理化做论证的理论工具。更重要的，要能提出解决该时代内在病理现象的新价值体系、文化体系。对于如何在现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儒教思想，是韩国，也是东亚地区各国遇到的共同问题，各国的学者们也都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意见和建议。
韩国的柳承国教授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值得我们思考。如他说：“生于现代的我们，须深深体会经传中内在的孔子精神，继承其肯定的、机能的本质。对于过去社会中，因时代变迁而不合于现实的儒教思想与制度予以修正，将之再集合、再构成。”这是主张通过对儒教思想本质精神的把握，根据时代的变迁，重新整合儒教思想，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一原则是可取的。
尽管柳承国教授强调儒教具有“永恒的真理”和“超时代的精神”，但他对儒教未来发展的设计却是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开放性。而这正是柳承国教授从儒教精神中体会出来的一种辩证思维方法。他认为，孔子既讲“损益”，又讲“吾道一以贯之”，这就是“将此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构造在历史上实现”。因而，他又进一步说：“即使在今日，孔子的‘时中之道’，在寻求历史意识与新的价值观方面，实为我们提示出一个新契机。”这也就是说，只要人们善于体会儒教的精神，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不变的教条，那么即使在儒教思想中，也可以寻找到儒教与现代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
韩国儒学在近现代的发展，带给了我们以启示和一定的借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也必须包括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现代化。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社会快步走向现代化，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儒学必须适应和推动这种变化，必须发展和创新。
通过国内外儒学家的不断努力，儒学已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于教育、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具备无限估量的作用，如果借鉴合理的话，利用它的指导意义，对于我国的健康发展，都是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值得学者去研究、挖掘、弘扬、创新，使之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给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址。
参考文献：
[1]张立文.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
[2]祝瑞开.儒学与21世纪中国——构建、发展“当代新儒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
第4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政治美学，儒家，秩序，儒表法里
一、绪论
对于政治审美化的研究，是当下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正如德国学者韦尔施所说：“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随之等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美学对人类其他生活领域的关注不仅是现代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美学实践品格得以完满实现的重要途径。
本文通过文献法，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期望通过对“政治美学”概念的多元化的阐述使大众更加能认知“政治美学”这个概念；期望通过对“政治美学”这种概念诞生前的历史追溯，发掘它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美学价值；期望通过“政治美学”美学结构分析的阐释，展示其历史存在中的价值体系；最后通过前面一系列的阐述找寻它存在的美学功能价值。达到使人们正视“政治美学”，认识到其积极的社会价值，从而促进它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作用，让人们认识到它存在的合理意义。
二、何为“政治美学”
政治美学，不是指政治化了的美学，而是对“政治本身所蕴涵的美学方面进行研究，探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权力运作、政治变迁等方面所包含的美学奥秘”。1政治美学概念的提出并非心血来潮，政治与美学的联姻自古而然。
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所有都表现出美学的精神和其美学价值。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与意志、观念净化与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与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着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动的根据和规范；对权力的视觉分析可以推及到人的整个感性活动之中。
三、政治美学的历史追溯
3.1 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从儒家政治思想入手，应该是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之首选。
从政即意味着“士”将自己所学到的伦理道德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教化一方百姓。举凡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或论文，在论及儒家政治思想时，也大都以“德治”视之。因此儒家政治思想被归之为伦理政治学。然而，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伦理政治”的思维范式，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便很难有新的突破。众所周知，在国家的治理与政治运作上，与名家、法家过于硬性的制度、法律规范相比，儒家则显得柔和得多。不管我们对中国历代社会政治的共同特征“儒表法里”做怎样的评价，儒家与法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却是显而易见的。儒家的政治伦理是一种由夫妇到父母，到君臣，继而参赞乎天地宇宙的政治文化设想。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同构思想的政治架构下，渗入以礼乐文化的政治运作。这种政治伦理建构不仅取决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实际上也体现了由内而外、由亲而疏、由己及人的情感表达，最终展现出来的是超伦理而入审美的天地境界。这也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是“和合文化”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最高体现。
四、儒家政治美学结构分析
4.1 仁：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学特征
在政治形象工程的设计中，意识形态的构建应是首当其冲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意识形态即是一种“人心工程”。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的重要因素，任何政治学说体系都有其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正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政治学说的性质。儒家政治学说的意识形态，我们认为就是“仁”的思想，所以，儒家的政治思想通常又被成为“仁政”。“仁政”作为术语是由孟子第一次提出的，这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一次在政治领域内的推进与提升。
五、政治美学的功能
5.1 政治美学的秩序感
正如中外思想家所共同认识到的，政治产生于人类生活的缺陷，也可以说是产生于人性的缺陷。在中西方的古代著作广泛论述中，往往认为政治产生于“恶”之中，是“恶之花”。
儒家政治与美的任务就是给人类建构这种良好的秩序。儒家政治与美学，就是参照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或者说描述相同事情的不同话语和方法；由于参照、描述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它们所掌握的内容当然也不同。儒家正是体现人的感性生存的一切方面，都与具体而微的形形的权力分不开，它制约着、规范着、熔铸了人的感性结构，把权力统治深入到人的神经末梢。
5.2 政治美学对现代的启迪
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凡此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5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东亚崛起；文化独立性；儒家思想；“内圣外王”
一、绪论——东亚文化构建的重要性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日益上升，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重新崛起已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东亚地区社会经济的一体化也日益成为必然的趋势。①任何一个区域的稳定与强大都需要统一完整的文化体系为其思想支撑；一种新的完善的文化体系的建立，是维护社会发展成果的最有力的保障。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海纳万象，既包括社会普适的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也包括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东亚一体化和东亚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建立适合东亚地区的文化体系。
崛起的东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在发展中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是我们当代的东亚人必须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不停地冲刷着太平洋西海岸，传统价值观面临解体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愈加迫切。
二、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制衡和互补
（一） 东亚文化构建中的民族独立性因素
东亚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二战后持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这场由西方社会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在为古老东方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夹带了来势汹涌的商品经济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这股强劲的文化飓风所经之处，各国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强烈的冲击与震动。这种对西方文明的迷信与盲从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如果长期迷信西方强势文明，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而不加以辩驳和思考，东亚文化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独立性。
东亚文化的构建必须坚持民族独立性的原则，以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为主导。这是东亚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要求，是东亚各国保持国家与区域独立的根基，是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也是东亚地区悠久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东亚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要求。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离开其所依存的社会土壤。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文化发源于欧陆，其产生和发展所依存的是以城邦为特色的欧洲古代城市社会②，商业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频繁，重视自我意识和个人权利，相对漠视集体与社会观念的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经济意识正顺应了欧洲大陆的社会情况。东亚古代社会文明则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直至今日，绝大部分的东亚人口仍生活在乡村，人们世代在一块土地上耕耘生活，安土重迁，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保障。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二者的文化迥然不同，东亚文化的构建必须要适应东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东亚地区文化独立的保障。欧洲历史上，古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他们的武力，第二次用他们的宗教，第三次用他们的法律。武力的征服不足以维持长久，法律的颁布未必让人甘心臣服，文化的进攻却能在潜移默化中破坏民族的向心力，保证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永久顺服。民族文化的沦丧实际上远比经济上的落后，武力上的被征服来的危险的多。对于整个东亚地区而言，要想实现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享有永久的独立与和平，除了发达的经济成就，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健全的法制体系，还不可缺少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东亚文化具有同根性的特点，东亚各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对中华文化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各国间的理解友谅与交流合作。同时，中华文化是一种“和为贵”的文化，重视睦邻和谐，反对扩张战争，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东亚人民古来就有热爱和平的传统。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区域内部的冲突，尤其是中日两大国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建立区域的共同思想文化体系，提倡主张和谐思想的传统文化，是实现区域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有丰富的本土资源作为根基。悠久辉煌的历史，灿若繁星的哲学流派，孕育了东亚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这是属于东亚人民的独一无二的宝贵财产。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东亚崛起背后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我们的对手来自一个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世界，他们的历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于忽视它们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实在是太愚蠢了。”③198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出了这样的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珍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本土资源中找寻适合当代东亚需要的文化形态，是我们建立新的文化体系的最优选择。
（二）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我们确立了构建东亚文化要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的观念，再回头审视东亚本土的文化资源时，我们会发现在东亚历史上，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各种文化思想流派中，有一种思想曾脱颖而出，跨越国界成为古代社会东亚地区共同的显学，在东亚诸国的历史中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曾经是东亚古代社会稳定的根基，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很高的现实价值。
作为一种思想行为规范，儒家注重“忠恕”之道，建立了忠、恕、孝、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道德标准，来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思想，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纲常关系，强调人际关系中的长幼尊卑，倡导社会的和谐。作为一种价值观与道德论，“与自由主义者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论相比，儒家提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德论。这种以德行为基础的道德，强调的不是合法的主张和自己权利的要求，而是成为高尚的君子……儒家的理想社会不是一个人人都要求个人利益的集团，而是由与别的社会成员保持和谐关系的有德者组成的社会。因此儒家强调：德行先于权利，实质的正义先于程序的正义，共同的善先于合理的个人利益。”④与自由主义者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不同，居于儒家社群主义核心地位的是德——即为增加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工业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和冷漠，而儒家倡导的“君子”品质在避免人际关系紧张，维护社会和谐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实践已证明，“儒家思想在东亚诸国由儒家伦理所发展的同情、公义、责任、礼仪、公心以及集体精神等‘亚洲价值’也仍然是工业东亚所自然认同的社会行为准则”⑤，在亚洲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历史溯源——儒家学说在东亚历史上的地位
东亚翻开历史的长卷，我们会发现东亚历史的每一个篇章都与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亚诸国，仁义礼智信已不仅是外化了的一般社会道德标准，更内化上升为社会的每个个体对自身的要求，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历史的进程。
儒家思想发源于我国黄河流域，创始人是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孔子的三千弟子在孔子死后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正式成为中国的显学，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无论何朝何代，这一地位都没有遭到动摇。中国儒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因其立场﹑观点、视角、方法、师承的不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辩，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独立的文化系统。儒家学派的流传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深远，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
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古代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再加以创造而形成日本新的民族文化，这是两国学者都公认的事实。公元284年（日本应神天皇时代），朝鲜半岛百济的王仁将《四书》《千字文》传到日本，儒学圣火始在东瀛点燃。在中国的唐宋时代，日本通过多种渠道，输入儒学。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文化。接着日本圣德太子仿效中国进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确立了中华式的社会体制。公元645年，日本又推出全面引进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制度的“大化革新”，同时19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在日本吸收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遣唐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儒学典籍开始在日本广为流传，9世纪初，在日本流传的儒学典籍就达1579部、16790卷。孔子成为日本的圣人，儒学变成了日本的官学。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接，历史关系源远流长。在朝鲜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一世纪，孔子思想开始在朝鲜传播。《朝鲜金石总览》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圣莫如夫子，师莫如夫子，大而国家主庠序，皆有夫子庙，天子以下，北面跪而拜。”儒学成为朝鲜半岛诸国的国学，是朝鲜规范政治思想格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一点和古代的中国如出一辙。⑥
通过对儒家学说在东亚传播与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儒学思想在东亚诸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构建东亚文化的过程中，坚持以儒学为文化内核，有着深厚的社会和历史根基，更加符合东亚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结论——“内圣外王”
在肯认儒学为东亚文化内核的前提下，不能盲目地将其放大适用于整个文化体系的所有方面。这是因为儒家思想虽然在作为社会道德伦理的指导思想方面有着其天然的优势，但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却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泛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需要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的规范与约束，而已经在东亚地区有着广泛民众与社会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民权法制在这一过程中将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笔者认为，最适合东亚的文化是“内圣外王”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精神内核，以儒家学说指导社会伦理与思想价值体系，为人们的行为确立一套“君子”的价值坐标系；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外部制度框架，为社会生活确立现代与民主法治秩序，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提供具体可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之说虽首见于《庄子》，但却是儒家的基本命题，就连现代新儒家的主张也仍然如此。从原始儒学到汉代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理学以至现代新儒学，两千多年里，时代在变，儒学的诠释也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内圣外王”的模式里运思。“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它体现了儒家思想实则是一种入世的学问；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体现了道德与法治的直接统一。法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法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法治，乃是恶法，这样的法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在东亚的崛起过程中，无论于宏观的社会政治观、伦理观的构建，还是于微观的个人德品的养成，我们需要的都是一种内圣外王的文化。“内圣外王”，这一来自东方遥远历史的智慧，使东西方两种文明实现了完美统一。
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中，面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迅猛攻势，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定位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协调西方价值体系与传统的东方儒家价值体系的关系，使其共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是东亚诸国在新世纪的共同使命。
回归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内圣外王。这是我的答案。
（作者单位：山东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
注释：
①不仅仅是东亚人对此满怀乐观，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东亚的崛起。1981年由霍夫亨兹（Hofheinz）和柯德尔（Calder）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合著的《东亚之锋》中就提到：“欧洲与美国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曾经红红火火过的近百年已经结束了，它们已不能在这个世界处于主导位置了。”转引自刘宗贤《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引自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②参见《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第10页：“在希腊，最具特色的当然是城邦，而城邦的要义就在于它们相互之间是各自独立和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这些蕞尔小邦既是独立的国家，同时也是自给自足的城市。”尹伊君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③引自《东亚之锋》，作者：Hofheinz，Calder，转引自刘宗贤《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出处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④参见 李承焕《自由权利抑或儒家的德》，引自《二十一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之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刘厚珍主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89页.
第6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一、韦伯对宗教的评论给予中国问题的启示
本文所谓的中国特殊的环境，是专指相对于马克斯·韦伯所言的西欧发展资本主义时期，宗教改革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新的冲击而言的。当然，中国与西方的发展不同，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远不是一两种观点所能解说清楚的，各家学者对此问题都有独到见解。本文只想从支配商人行为的价值观或是宗教信仰入手，探讨中国商人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其诚信观的演变过程。鉴于明清之际正是中国商人阶层力量逐步发展壮大，直至打破传统四民秩序的特殊历史阶段，我们特意将眼光放在这一阶段展开探讨。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观点，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余英时在谈到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时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即"新教伦理"或"入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入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研究了新英格兰的情况，发现这种"入世苦行"精神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富兰克林把"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勤、俭、诚实和有信用等，韦伯认为此种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韦伯提出，思想意识会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产生推动的作用。这种观点启发我们：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除了经济原因外，是不是同样可以在文化思想上找到某种解释呢？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想从中国商人的诚信重诺这一点，研究传统文化对商人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近世商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点
既然要从文化入手，不妨先来考察文化熏陶的对象--人。商人阶层在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明清时代的家世背景是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余英时在其所著《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到清代沈yáo＠①对宋代以来商人社会功能变迁的观察：
"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
这段引文颇能说明宋元以后商人地位的变化，具体说是读书人与商人之间发生了微妙的联系，读书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以及商人子弟复又读书博取功名已是常有的事情。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愈加重要，有才智的、习读诗书的人也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处于四民排序两端的士与商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一现象最有利于我们观察商人经营活动的理念和价值观。无疑，知识分子（在古代就是那些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应该是最能体现文化熏陶的人群。虽然文化一词含义广泛，社会学者对此各有定义，但大致说来，可将其视为"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内核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个定义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与克拉孔检视了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之后对文化的概括（杜维明，1987）。中国文化的主流发端于孔孟的儒家学说，虽经千余年来的演进变化，其基本特点依旧根植于孔孟的经典著作。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严格来说，儒家思想不能与韦伯所考察的西方世界的宗教思想等量齐观，它没有专门的公共机构（教堂），没有明确的入教仪式。承认自己是儒家的一名信徒，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总比不上信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那样要明确承担一定的义务。但是，切不可认为传统中国就没有影响国民意识的一套价值体系。这个任务恰恰是由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来完成的。就此一点来说，其功效之巨，抛却宗教信仰所规定的清规戒律不谈，与韦伯认为的"入世苦行"思想庶几仿佛。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因为商人的诚信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种类型。儒家思想具有内倾的性格，强调个人的尊严。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等精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儒家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炼，这种观点影响到对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对于其他个体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五伦关系的顺次安排恰是强调个体自身的一个反映。对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如何分别亲疏远近，这实在是一个内倾性格的文化难以处理的问题，然而又必须面对。也许没有比将血缘关系视作解决这个问题更好和更方便的工具了。因此，"五伦"之首便是"父子"。至于君臣仅次于父子排在第二位，则应视作统治者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所必有的措施。事实上，曾有过父子与君臣之义发生矛盾时，何者更为重要的有趣讨论，结果仍是父子之义占了上风。顺着这样的思路，就不难理解家庭这个单位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它也是理解信任在人们中间发生作用的一把钥匙。 三、儒家伦理中"家庭观念"与商人"诚信"的内在联系
家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点具体是什么呢？我们的着眼点是放在家庭成员中各自的地位上。上文说到父子为五伦中第一伦，父辈对下一代的权威在家庭中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儒家早已把对父辈绝对服从的观念灌输给千万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地位尊崇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对于自己的职责也决不含糊。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给他的绝对权威，也承担这个文化要求他的职责。也可以说，没有对自己职责的承当，不能完成任务，就不可能树立自身的权威，毕竟获得尊重是要别人心服的。那么，这个职责是什么？前面说过，儒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它不同于道家哲学的顺其自然或是无为而治，它强调个人应做出一番事业，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从前的读书人要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统治者的科举取仕政策恰好给修习儒家著作的人提供了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明清之际已有极大的增长，而科举取仕的名额较前代并没有明显增长。同时，经商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读书人渐渐发现不能对此现象无动于衷。后来，许多读书不成的知识分子便转而经商。商业活动毕竟不同于一般简单的手工劳动或是农业活动，至少需要识文断字。于是，读书人（或可说是知识分子）就不可能不与商贾发生必然的联系了。
以上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儒家文化与中国商人（明清之际）之间的关系。本来，儒文化是极具世俗性的，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儒学宗师抑或是粗识文字的普通百姓，无不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养分。在商人这一群体中，颇有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或者与虽不从商但与商贾有特殊联系的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交往，史料中不乏这样的记载。
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长，便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做事哲学是来自于儒学的，他的行商原则也是这个文化的反映。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遵从另一种道德规范，但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任何哪个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精神凭借。
儒文化强调勤俭，其次便是诚信了，这些都在儒家伦理中占据中心位置。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仅有诚信的思想源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外界的因素同样在起作用，或者使人恪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或者使人背离之。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对商人重视诚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注意到，在封建的官僚机制维持统治的千余年中，政府这个系统早已变得极具腐朽性，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地把向商人阶层提供服务看作是应尽的义务。中国那时的工商业者从未有过的而政府理应加以倡导建设的，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筹集资金的制度（除合伙经营、共有资产的继承、合营海运贸易以外的集资办法，而这几种集资办法都无法律保护，也不能及时得到司法调解和仲裁）；二是能够促进资本由商业转向工业，保护资金合理流动的法律机构、财政机构和贸易机构（如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经济人、法律专家等）；三是一种可以信赖的通货；四是在国家的内地举行的、能促进思想观念交流的大规模的集市。
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地位无疑是凌驾于商人阶层之上的，他们对于商人的盘剥与压榨是历史上实有的记载。这种社会背景自然干预和影响了商人阶层的行为。外界因素的这种不利影响，使商人的心理总被不安全的预期干扰着。他们不知道凌驾于自己头上的那个官僚机构会做出什么样不利于自己经营的举动，这导致了他们自身的行为调整。或许这种影响还不会马上使商人对诚信的遵守产生背离，但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前景已不乐观。毕竟，人是趋利避害的，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操守不会永久地具有生命力。外界环境给行为主体造成的不安全影响，摧毁了对于诚信的巩固和维持。这是文化的力量无法挽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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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 科学翻译儒家思想文化传播与时俱进
从16世纪～19世纪近300年时间里, 西学翻译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两次。16世纪末，耶稣教会士利马窦等人来华翻译和传播天文、算学、地理、物理、水利等西学著述，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第一次。到19世纪末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潮被译介到我国，于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第二次开始。在此期间科学翻译作为西学东渐的媒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它所介绍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是瞬间的而是持久的，其具体表现主要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等领域。
一、科学翻译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任务
科学翻译是以传达科学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是译者用译语表达原语科学信息以求信息总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科学翻译在历史上一般分为四个阶段:汉晋至唐，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和清末。明末以前科学文献翻译的史料较少，这是由于长期的闭关政策造成的。到清末，朝廷设立现代外语学校等后中国人才开始自己翻译科学书籍。随着留学欧美与日本的大批留学生回国，外国人终于退出了我国的科学翻译事业。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的进一步加强，翻译事业方兴未艾，科学翻译的领域也由最初的自然科学翻译扩大到其他更多实用性领域，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事外贸等不以情感为主的非文艺领域。科学翻译无疑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思潮具有渗透作用。
1.“科学”的定义:“科学”(Science)是Any system of knowledge that is concern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and its phenomena and that entails unbiased observations and systematic experimentation. In general, a science involves a pursuit of knowledge covering general truths or the operations of fundamental laws. 这个定义告诉我们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及其现象，其研究方法是客观的观察和系统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普遍真理和基本法则。事实上，科学事业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有识之士的眼光和见解,引起了人类思想的更新，从而人类社会向更加理性和文明的方向发展。
2．翻译的任务和目的：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活动。这说明翻译的作用是不同文化间的人们通过译事活动彼此认识和了解对方社会与文化传统，达到交流的目的。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个作用不是瞬间的而是深刻的，持久的。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科学和翻译都承载着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作用，而科学翻译作为二者结合点对不同社会间科学文化的交流所起的媒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二、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存在问题
根据文化传播学的规律，只有势能高的文化要素才能传播到低的空间，且具有较大的动能和效应。中国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属于高势能文化还是低势能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响的学派。二千多年来，它以其浩瀚典籍构筑了中华文化学术的宏伟殿堂，又以其“经世致用”的精神而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圣人，儒学成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主要象征。汉以前，孔子思想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代以后，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此后，历代统治者进一步神化孔子，提倡儒学，巩固了孔子的至尊地位。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影响波及到东亚乃至全世界。儒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其自身。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反之，儒学在其演变中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
博大的儒家文化使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强势文化。清朝乾隆皇帝面对英国使节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以通有无。”所谓“天朝”和“外夷”正是儒家思想的正统观念。直至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国门时，清政府却毫无准备，最后丧权辱国，沦为殖民地。造成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与儒学的消极思想有极大的关系。儒学经过历代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派别体系，其中主要有程朱理学、陆王新学，也有汉学、宋学等派别，明清时期汉学派积极务实但势力单薄，没能形成较大的影响，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新学以及宋学派在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占主导地位，他们蔑视一切自然科学，闭关锁国，对国门外世界的发展毫无兴趣，这对貌似庞大的清政府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国传教士们千方百计，不失时机的用科学传教的手段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便是高势能文化中低势能元素的体现。
因此，儒家思想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常青不败，并对其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16世纪前远远超过西方文明而形成了高势能的文化;然而，就在高势能文化中仍然存在着低势能文化的元素，这种元素酷似阿喀流斯的脚踵成为致命的弱点。西方各国很早就从马可・波罗的记载中对中华文明垂涎三尺，却只能望文兴叹；当它们一旦注意到这种薄弱因素，便毫不犹豫地涌了进来。同时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随之也传入中国，在进步地士大夫中传播开来并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这一切都是中外翻译家们共同开创的新局面，科学翻译成为其重要的途径。
三、科学翻译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冲击和影响
众所周知,东方和西方的差别和冲突是久远的和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尤为突出。东方的含蓄与西方的奔放，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等向来都是东西文化比较的主题。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科学翻译对东方儒家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1.变革与稳定。纵观欧洲历史，无论是时代的变迁还是思想的更新都是非常频繁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联合与争斗给思想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因此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多元的：既有希腊罗马文化元素，也有基督教文化元素，又有日尔曼文化元素，所有这些都为中世纪后新思潮的不断出现打下了基础。人文主义，理性的启蒙思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都表明了欧洲思想具有变革性，而这种变革性给欧洲科学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与此相反，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朝代的更替，但儒家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是社会思想文化稳定的基础。科学翻译介绍的科学思想确实给明清时期的统治阶层冲击不小，有的视其为洪水猛兽，但有的却认为是希望之光，这样，一部分革命的力量就在稳定的环境中蓄积起来。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这种旧的秩序，使得西方新思想的有了发展的条件。此时被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的康有为力图使儒学完成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变儒学为宗教。民国初年，他还发起成立孔教会，并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而这一切又随着帝制复辟失败而告终。清朝后期部分经世文献还附加“洋务”思想，足以反映当时的时代特色，亦可见清儒们也要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
2.客观与主观。这里谈论的主观与客观并不是严格的哲学意义上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前文在对科学的定义中提到“客观（unbiased）”一词，英语中与“objective”同义。在欧洲虽然天主教在中世纪把持一切，但当科学真正兴起时它对世界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这就是科学的力量所在，因为科学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客观和理性的结合使人们能够更加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与之相伴的理性的启蒙运动使民主、平等和科学观念深入人心。令人欣慰的是当欧洲的科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后，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也介绍到古老的中国大地，给上层统治阶级们提了个醒。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蔑视一切自然科学，缺乏客观务实思想，主观主义风靡一时，中国人在16世纪后变得无所作为，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欧洲。但随着科学著作的译介，一些仁人志士意识到要使中国强大，就得务实，因此介绍西学的学堂，军械制造所等重要机构相继建立起来，一些西方科技实物如大炮、望远镜、西洋乐器、照相机、物理化学器物、西洋建筑等也落户中国。从此，中国人客观务实的开始探索民族振兴的道路。
3.近代与传统。我们不妨从另一角度审视这种影响。欧洲历史在中世纪后进入近代，欧洲人的思想从以神为中心(God-centered)转移到以人为中心(people-centered),开始强调世俗的兴趣，人文主义又一次得到重视，有识之士为追求自身的解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直到《人权宣言》的发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代思想取代了封建思想（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为何将 “中世纪”称为“黑暗的时代”来区别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原因）。而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社会，“君权神授”以及“唯心理学”“八股取士”等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思想大大落后与西方。而此时的中国，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猛烈撞击下已发生亘古未有的巨变。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中国近代的启蒙者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既批判传统，又从传统中汲取滋养；既藉助传统了解其接触到的西学，又以其了解和体悟的西学来对传统做出重新诠释。此后继之而来的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一系列重大革命运动直到的到来，求其源，我们决不能忽视科学翻译的重大作用。
第8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中国文学的原型系统是《诗》之兴与《易》之象，它们是中国文学对原型的最古老的理论阐释，因此，本文立足于丰富的古籍文献资料，从最早出现有关麒麟记载的《诗经》（也是兴之源头）开始，分析麒麟意象的审美文化内涵，阐述其以《诗经》为“轴心”的审美取向迁移。麒麟意象从《诗经》发微，《诗经》奠定了麒麟的褒义地位。因此，可以说《诗经》是麒麟意象审美内涵的“轴心时代”。后因《诗经》和麒麟与孔子的双重渊源，随着儒家与经学的崛起而被神圣化，随之式微而又重回民间。可见，《诗经》和孔子成为麒麟审美取向转变的纽结点。因此，以此为分界线看麒麟意象的审美取向迁移。
一、《诗经》——麟文化的缘起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诗经·周南·麟之趾》
《麟之趾》十分简单，全诗只有三章，每章三句，分别以麟之趾、定、角为喻，反复赞美，赞美对象从公子到公姓，最后是公族。这首看上去再简单不过的诗，其所蕴含的意义有很大争议。《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都认为是对周文王子孙的赞美。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故诗人以‘麟之趾’兴公之子。”也有人认为，说它是赞美文王无根据，此诗应为婚礼上唱的一首祝贺结婚多子的喜歌（褚斌杰《诗经选评》，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当然，不管争议如何，细读全诗，这首诗的赞美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麟之趾》中用了三个“振振”，“振振”即诚实仁厚的意思，麒麟人格化的品行特征就此被定格下来，而且每章末句都用“于嗟麟兮”，表示强烈的赞美之意。清代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说：“此诗措语不多，而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诗经》是最早有关麒麟记载的文字资料，从对《麟之趾》的分析来看，它奠定了麒麟意象的赞美褒奖之意，而且后人对麒麟的赞美基本不出趾、定、角这三个方面，使麒麟意象的赞美之意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而麒麟作为瑞兽地位之高、品行之端还与一人有至关重要的联系，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圣人的孑L子。
二、孔子——麟文化的兴起
麒麟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着密切的关联。从“麟吐玉书”与“获麟绝笔”等传说中似乎可以了解，孔子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前都出现了麒麟。
据王嘉《拾遗记》载：“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征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角，信宿而麟去。”因为麒麟预示着孔子降生的传说的缘故，麒麟意象从赞美诚实仁厚的品性，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的象征。例如《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于走兽，凤皇之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麒麟成为走兽中的出类拔萃者，正如孔圣人之于民众。不仅如此，麒麟的赞美之意还涉及到儿童，民间出现了“麒麟儿”或“麟儿”等对儿童的美称。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日：‘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孔子是在感叹麒麟的出现并非是有道之时，时值礼乐崩溃。《春秋》一书在这一年停笔，孔子从此不再著书。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由此，一种与麒麟有关的象征王者出现的传说应运而生。
后来的学者经常赋予麒麟以王者统治的象征意义，因此，麒麟的出现成为非比寻常的事件。《礼记·礼运》：“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意即只有当君王行王道、修礼体信之时，麒麟等瑞兽才会出现。《春秋公羊传》：“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这里，更直白地将麒麟的出现视为王者将至的标志。由于麒麟与王者的关联，发展到后来，人们甚至认为如果麒麟不至，国家恐怕难以繁荣昌盛。《管子·封禅》：“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可见，在古人心中，麒麟的出现意味着王者在位、王道当行，是国泰民安之兆。
麒麟因“西狩获麟”而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个认识当源于《诗经·麟之趾》以麟比喻贤能，后发展至以麟喻贤才、圣人、王者……从人格化的品性走向神圣化，其中孔子对麟的辨识和赞美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孔子是麒麟意象走向神圣化的起点和深层缘由。所以说《诗经》和孔子奠定了麒麟千百年来褒义的基础。
三、汉代——麟文化的繁盛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受到统治者推崇。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因孔子的缘故，麟文化在汉代开始走向繁盛。《礼记·礼运》：“麟风龟龙，谓之四灵。”从《礼记》的记述可以看出，此时的麒麟已被视为瑞兽之首。
此外，麒麟还被赋予了儒家思想，在《诗经》奠定的人格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神圣化。《春秋公羊传》说：“麟者，仁兽也。”麒麟被称为“仁兽”，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正是“仁”，其神性实质上是儒家思想的内核。下面，笔者试从仁爱的内心和“克己复礼”的行为，由外及内地分析麒麟的神性与儒家思想的渊源。
首先，看其仁爱之心。何休注《春秋公羊传》：“状如，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何休将麒麟的肉角看作其仁爱品性的象征，将人的仁爱的品性对象化到麒麟身上，赋予了麒麟仁爱之心。三国张揖在《广雅》中详尽地描述了麒麟行仁义的具体表现。他说：“麟，狼蹄肉角，含仁怀义……游必择土，翔必后处，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群居，不旅行，不入陷阱，不罹罘，文章彬彬。”他主要从三方面描述麒麟的生活习性，即定、角、趾。他说，麒麟的额头饱含机智；麒麟的角为肉角，有武器而不用；麟之趾不伤害生虫和生草，不陷入危险的境地。显然，这几个方面皆取自《诗经·麟之趾》，正如前文所说，后人对麒麟的赞美基本不出这三个方面。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麒麟仁爱之至。同时，也可以看出张揖笔下的麒麟如同一位德行兼备的谦谦君子，颇具儒者风范。麒麟的仁爱还体现在心怀恻隐。《战国策·赵策四》云：“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骥麟不至。”《淮南子·本经训》说：“刳胎杀天，麒麟不游。”《春秋感精符》日：“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则出于郊。一本云，德及幽隐，不肖斥退，贤者在位则至；明于兴衰，武而仁，仁而有虑，禽兽有陷阱，非时张猎则去。一本曰，明王动则有义，静则有容，乃见。”这些都是说当有一些残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麒麟因不忍心见到而隐避不出。
其次，“礼”是儒家个人行为的准则。汉代刘向《说苑·辨物》云：“帝王之所箸，莫不致四灵焉。德盛则以为畜，治平则时气至矣。故麒麟糜身牛尾，圆顶一角。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有质文也，幽闲则循循如也，动则有容仪。”一个文质彬彬的颇具儒家风范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其行动举止完全合乎儒家的礼制。
麒麟意象因着与孔子的渊源，在发展传承的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儒家思想的审美内涵。麒麟从《诗经》所奠定的人格化的审美内涵走向了神圣化的关键就在于这种神兽所具备的品质符合儒家风范，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但是与其说麒麟的神性彰显了儒家思想，毋宁说是儒家仁爱、守礼的观念赋予了麒麟灵魂。
四、后世——麟文化的回落
后来麒麟地位有所下降，从四灵内容的改变就可以看出。《三辅黄图》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这时白虎成为四灵之一，而龙由原来的末位升到首位。而且后来民间有麒麟为龙子的传说，相传麒麟出身极为卑贱，是龙和牛生出来的。大概从这时起，麒麟因是龙子，所以外形似其父，成为全身有金色麟甲、像鹿像龙又像牛的瑞兽了。
麒麟的地位虽然下降了，但因为曾经预示过孔子的降生，所以麒麟从《诗经》中对子孙后代的赞美，转化为求子灵兽。民间至今还流传着麒麟送子图就是有力证明。以“麒麟送子”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民风不仅有麒麟送子图，也常见于春节期间的祭拜麒麟活动，以求早生贵子。这样的民风民俗当中自然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但其中的生殖崇拜意味也溢于言表。麒麟的驱邪兆瑞之意在民间也长盛不衰。中国的古建筑盛行雕刻吉祥图案，麒麟便是其中常见的图案。有的还在大门的两侧摆放石麒麟，借以镇宅避邪。
麒麟从具有圣人品质的神兽之位回落民间，“飞人寻常百姓家”。其作为贤才、王者、“仁爱”如谦谦君子等义项不再为人们所关注和热衷。褪去神圣的面纱，麒麟逐渐被还原以本来的面目，不再是政治的“宠物”，而成为帮助百姓排忧解难的瑞兽。
综上所述，在《诗经》中被比作文王子孙而受到世人衷心赞美，奠定了麒麟文化的基础。后在春秋时期，因麒麟本就为珍稀之物，加之得到孔子的辨识和赞美，以及“麟吐玉书”和“获麟绝笔”等传说，其地位显著提高。在《孟子》和《礼记》等经典中，称赞麒麟为走兽中的出类拔萃者，四灵之首，从而引申出杰出人才的喻义。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占居统治地位，麒麟被神化成王者的标志，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麒麟已经戴上了神圣的面具，高高在上，为世人尊崇。后世由于社会意识形态随着政权的更迭变化不定，麒麟的地位下降，逐渐呈现出本来面目。
第9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通过对传统美学与设计的探讨，研究出其发展规律，对于推动设计艺术的发展乃至预测人类社会为了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学；伦理道德观；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7-0059-01
一、中国传统美学的特点
美学分为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两种，而传统美学又有西方传统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之分。西方传统美学是指公元前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德国古典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是以清王朝的结束为分界线。中国的传统美学是一种审美活动，而这种审美活动是从实际出发，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活动，把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抗争中累积下来的艺术心理与审美意识的结晶。
1、民族性——中国传统美学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性的，朝代是易于更替，但是种族却是稳定的。而美学便是在种族审美和艺术活动中形成的，它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在时代的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不易抹去的历史传统。
2、政治性——最初，美学是由西周的礼乐文化转变而来的，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礼乐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升华，确立了一种新的审美框架。即歌词诗赋要与政治相结合。
3、情感性——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思想都淡泊、纯朴、自然，反对过度修饰、矫揉造作，而在国家政治要求下，中国传统美学都融入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儒家思想，具有一种崇尚淡泊的情感特性。
4、全局性——事实上中国的传统美学是追求一种自我超脱，当面对自然的强大时并没有表现出敬畏，而是妥协。此外它追求全局观，宁愿牺牲一些功能来为全局服务。而且它喜欢运用一些修辞方法等表达方式，以此来增加读者品味的过程，期望给人带来较长的审美进程。
二、中国传统美学在全球语境下对当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在经济和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他们在经济、技术等发面的显著优势，企图在文化上占有国际艺术发展潮流的低位，把其价值观渗透到不发达国家的艺术创作中。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场所也绝非主流，但这并不是代表了艺术的优劣之分。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不同国度和不同的民族间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文化传统与美学价值。
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所在，主要是有孔孟思想导出的，而中国传统美学下的和谐之美的审美思想具有当代性的意义。同西方美学“个体”与“局部”的审美思想的不同，中国传统美学更强调“整体”，也就是“以和为美”。这种对整体、对自然的综合把握，是对“美”深刻认识的反映。而在对当代艺术设计的影响就主要体现在功能与形式向结合。这种“和”的思想使设计品在造型与装饰上体现多样化，又具有良好的实用型，使其达到实用与美观的和谐统一。
在低迷的全球艺术环境下，东方美学尤其是中国的传统美学应是能引领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艺术。中国传统美学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前进中的积淀，为人类历史前进积蓄力量。我们应重视传统继承的问题。设计师在创新的同时，应注意继承并发展中国传统美学的一切优秀成果，将美学传统与现代意识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设计艺术的创新。
三、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人的传统美学观念
我国的传统美学思想一部分是吸收了国外的美学思想，但中国还是具备了相当强的主体性，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美学。这种传统美学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反而在当今高速发展的时代里被广泛关注和应用。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影响下，潜移默化的被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熏陶着，人类的设计伦理观念行动也逐渐被纳入自然界和人的循环体系中。同时，在全球价值体系重构的今天，继续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美学观念、设计美学理念，对于摆脱对西方现代设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设计师应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应当让造物文化取于自然并回归自然，而不是以垃圾的形式抛回自然，切实做到天人合一。因此发掘传统美学观念中的精神内涵并将之融入到现代设计之中，可以使设计品达到物质美与精神美的完美结合。我们应当学会保护本土的传统文化，传递设计伦理观念，谨慎修葺我们的传统设计，保护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化设计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