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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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关键词] 中和文化管理

一、管理与文化

管理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管理大师彼·德鲁克曾这样论述，“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和技术都是建构在一定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管理制度或体系要起作用的话，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载体。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暗合，当然也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差异。如果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理念、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承载该理论与技术的社会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那么这些管理理念或管理技术在实践运用中，其效能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从文化的视角去审视现代管理理念与技术尤为必要。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本文主旨在于探讨儒家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与现代管理之间的关系。

二、中和思想的文化内涵

要理解“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首先要理解“中”与“和”的含义。从“中”字起源上，通常认为:“中之一字，本义为射之命中”。也就是说，中是人们对射箭“中”的认识派生，应为狩猎经济见长的部族观念，它是夷殷所形成。因而，理学家程颐在为“中”下定义时，就作出“不偏之谓中”的解释，反映了“中”即“正”的含义。而“正”有“不偏”之意，即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到好处，无过而无不及。

“尚中”作为一种原则是孔子提出来的。在孔子看来，“过，犹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中便是正道。《礼记·中庸》将“中”概括为处理万事万物的根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通观儒家文化，“中”一般有中礼（或中道）、时中和适中之意。其中，中礼反映了循道的思想，主张遵循合理的制度和规律，讲的是“中”的标准或尺度；时中是“行权”的表现，即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强调要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要随时变通以合于中。至于适中，强调的是“执两”、“用中”，即不偏执、不走极端，它是“中”在行为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中”是手段，“和”是目的，也是衡量“中”的最终标准。“和”的内涵主要是指和谐，它包含自然界内部、人与自然、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循道”思想是“中礼”的外在表现，这里的“道”就是“和谐”之道。在中华文化中，贵和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就得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也表示对“和”的重视。到孔子那里，对“和”的重视更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原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自孔子之后，中国的思想家几乎都重视“和”的思想传统。

事实上，“和谐”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在宇宙生命的流变中，任何现象即存在，都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每一生命的过程，都是由无秩序均衡结构的状态，到秩序均衡结构状态的完成与解散，而重新建设新均衡结构之过程。一切存在都有“求生的意志”，“总要求继续存在，总不愿意死，……既然存在即生命过程，这一生命过程无论如何长久，终归是要死的、要结束的，因此所谓的“存在”，就是某一现象或某一事物相对保持一定的质、自产生到突变所持续占据的时间和空间，也即事物相对同一、和谐的发展状态或过程。换言之，只有和谐，万物才能生存；和谐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事物的灭亡。因此，和谐是存在之道，维持和谐，也就是维持事物的存在。

三、中和思想与现代管理

1.中和思想与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是组织的决策层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本组织的具体情况，在广泛听取组织成员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整个组织的总体目标，然后逐级展开并落实到岗，变成每一个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实施措施，形成一个全组织、全过程、多层次的目标管理体系，以达到激发和动员组织全体成员参与目标并为目标实现而奋斗的目的。

显而易见，目标管理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和思想的要义。有效的目标管理，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要“执两”、“用中”。“执两”就是要准确认识到目标之于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组织整体与成员个体、上级与下级的价值的差异，“用中”就是要均衡“两端”的矛盾、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而有效的目标管理，其实施的过程则需要“行权”。目标规定了总的方向，以及具体实施的步骤与方法。然而，组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要能够有权变的意识与胆略。

而“和谐”则是衡量有效性的标准，更是目标制定的原则。所谓的“和谐”原则，就是要促使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组织整体与成员个体、上级与下级均衡、有序地、可持续的发展。矛盾两端的失衡，必然会导致组织的动荡与混乱。因此，现代目标管理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和思想的内在要求。

2.中和思想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地域内的具有正常智力，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它与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共同构成组织的三大资源。然而，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生理心理素质与经验上。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劳动能力。而不同的岗位对人的劳动能力要求也是有差异的，因此让有用的人到合适的岗位上，让每一个岗位有一个合适的人，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在人才招聘、任用与激励的过程中，这一原则无不贯彻其中。而这一原则即人职匹配原则。人职匹配原则是中和思想的内在要求。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和谐”就是要使个体所具备的能力与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保持一种平衡。如果个体的能力不能满足岗位需求的话，那么就是“不及”，可能就会影响到工作的完成；而如果个体的能力大大地超过岗位需求的话，那么这就是“过”。这样的话，一会造成人才浪费，二会影响人才的积极性，造成工作效率的降低。因此，人才的选拔与配置必须要做到岗位与人的匹配，做到无过无不及。“过”与“不及”是矛盾的两端，我们必须要“执两”而“用中”，以达到“无过无不及”。

人才的任用一方面要遵循人职匹配原则；另一方面，要做到“和”而不同。管理的实质就是使各种管理要素和谐有序。在组织管理中，和谐的员工关系意味着企业有一种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真诚合作的气氛，而这种合作表现出来的信念和力量，共同作用于企业的最高目标，是使企业具备最大活力的源泉。除此之外，和谐的员工关系也有助于满足员工对人际关系的需要、相互尊重的需要，并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的承诺度，从而极大程度地提高组织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从而使得组织获得持续的、稳定的和健康的发展。因此，和谐的员工关系是组织致力于达成的目标之一。但是，“和”并非等于“同”。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与“同”异，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与人混合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人才的任用，是将不同的人和谐的搭配，以产生最大的效能。 人员激励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其实就是如何用好人才的问题。人的差异性，决定了激励差异性原则的重要性。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优势需要。不同的人，其优势需要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激励的首要原则就是对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务，要制定有不同的激励政策；对不同的人，要实施不同的激励手段。这一思想既体现出了中和思想“行权”的主张，也体现了中和思想“执两”、“用中”的内涵。“行权”对于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激励手段；“执两”就是要根据个体的需要，把握住激励“过”与“不及”的两端；“用中”即是激励手段符合个体的需要。“过度”的激励是资源的浪费;“不及”的激励达不到最大的效能。

3.中和思想与信息管理

信息贯穿于管理活动中的全过程。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都离不开信息。准确性、及时性、经济性是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

准确性是信息的生命。只有准确的信息才能保证分析和判断的正确性。经济性就是要考虑信息处理与效益的问题。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应该在确保管理者决策需要的前提之下，用最少的钱，获取最大的信息价值。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经济性，必须要遵循“执两”、“用中”的原则。“执两”是一种全局的、系统的视野，就是要寻求到矛盾的两端:过与不及。过量的信息是“过”，其搜集的过程必然会损伤经济性原则，既耗时又耗力。过少的信息是“不及”，无法达到准确性的要求。因此，“用中”是解决信息管理准确性与经济性问题的根本手段。

及时性就是要迅速把握环境的动态变化，迅速地校正或调整管理策略或手段。组织环境瞬息万变，因此管理策略和手段必须要及时更新。如果环境变了，而管理策略和手段不能及时更新，就会滞后并阻碍组织的发展。因此，及时把握信息的动态变化，是确保管理持久有效运作的根本。事实上，尊重环境的变化，根据环境变化作出策略和手段上的调整，这是“行权”的基本要义。

第2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当代价值；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4-0300-01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代表着整个华夏文化的精神方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仪、仁、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所倡导的口号无一不相吻合，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企业的管理和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思想源泉。

1 儒家思想的当代核心价值

“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价值追求，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儒家思想文化中重要价值体现。“仁学”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仁爱”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首要价值。作为道德范畴的“仁”，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此时“仁”的基本规定即为爱人。如《左传？成公九年》曰：“不背本，仁也”，《国语？晋语一》：谓“爱亲之谓仁”，《国语？周语下》曰：“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中》谓：“仁所以保民也”等等。

在儒家看来，“以和为贵”是管理社会活动、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标准。“和”在儒家文化管理活动中的运用，一方面用来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达到二者的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则用来调节君主与官吏之间的关系，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总之，“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更凸显出其特殊的精神文化气质，饱含深刻的儒家思想内涵。

“诚信为本”是儒家思想中强调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儒家思想中所倡导“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说明“信”的地位极其重要。孔子在谈到为政之时强调具备三要素：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无兵，国亡；无食，人死；国亡、人死均不足惜，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这个“信”字在儒家看来，是立民、立兵、、立国之本。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

2 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价值体现

2.1 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员工的价值

儒家主张“以民为本”，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把人置于核心部分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充分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儒家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当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充分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作为事物发展的主体，人具有主动能动性，在处理事务和人际关系中能积极体现出“以人为本”理念。

2.2 继承“诚信为本”，充分树立企业商业信誉

当代中国企业经营以“诚信为本”，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论语？卫灵公》中讲“诚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一个企业想做大或者立于长久不败之地，首先，就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只以营利为目的。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最后，就是要“守信”。信，即诚实、讲信用，与公众交往言行一致，守信不移，童叟无欺。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诚信使企业得到公众的认可。讲诚信是讲究商品质量，货真价实，不短斤少两，即企业对顾客应该坦诚，注重企业道德。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2.3 发扬“以和为贵”，建立企业长期合作关系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和为贵”。“和”是儒家思想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前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曾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和”的精髓和教义已然成为人们争相追求的精神境界。《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执中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以和为贵”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还成为考察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标准，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极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正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3 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3.1为当代企业文化提倡“忠于职守、勤奋敬业”提供理论依据

当代企业文化最看重的部分就是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这与儒家人本哲学所提倡的“忠”不谋而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竭力。当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强调“尽忠职守”无疑是对儒家思想中“忠”的延伸和升华，传统人事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是员工对企业的遵从、服从，而现代企业文化所寻求的是雇员对组织目标的“忠诚”，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3.2 促进当代企业文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

和谐的人际环境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是对公司员工的最大支持和鼓舞。“人文关怀”是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企业必然走不长远。尊重人、肯定人在当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步骤。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及忠信和谐。

参考文献

[1] 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M].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 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J].管理科学，1996，（4）.

[3] 杨芳.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当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1，（9）.

第3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关键词：中原儒商文化 价值内涵 特性分析

中原地带，位置优越，商业繁盛，历史悠久，其厚重的儒商文化是当前中原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资源，独具儒性思想和商业文化的双重优势。一般来讲，中原儒商是指长期在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域生活和成长过，有着较为强烈的从商治商意识和独特的商业经营管理方式，并兼具崇高的儒性文化和道德品性。其中的“儒”应指在传统儒家文化及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儒家德，“商”应指儒性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商业经营行为及管理方法，在这极其浓郁的中原儒商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厚的价值内涵和明显的商业特性，其当代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亦很重要。

重人本、施仁爱的从商理念

儒家文化是中原儒商文化客观存在的思想价值基础。儒家文化一直倡导和推崇“人本主义”和“仁者爱人”的思想观点，在孔子、后世弟子及大儒的主张里，“人本”与“仁爱”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也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论语・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曰：“仁者爱人”，《论语・学而》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梁惠王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泰伯》曰：“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传统价值根源，儒家把“人”定位在宇宙和人类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也是中原儒商对“人本”管理哲学的的充分肯定，这对现代企业管理都有积极的启示意义。而“仁爱”思想是由“人本”思想繁衍申发出来的行为原则，要仁民爱物，关注民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能更好的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践行“人本” 思想的生产行为和社会责任。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也从理论上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价值作用。《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是站在宇宙观的角度，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和价值要求，人之所以贵于万物，就是缘于人不但能认知，而且还具有特殊的情感及道德价值，这也是对“人本”思想的价值肯定。

中原儒商文化产生于先秦时代，以后延续两千多年，逐渐成长、成熟、定型，这是中原儒商在实际经商和历史体验中创造出来的文化形态。他们根据儒家的“天地之中，人为贵”的价值思想，在长期经营和管理中，实践推行“人本”的经营理念及管理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及社会价值。如儒商典范子贡，他是孔子众多弟子中比较得意的门生，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超人的经商智慧，他用从商积蓄的巨大财富，为孔子及众弟子周游列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史记・货值列传》曰：“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他原本商人，后来投于孔子门下继续经商，他尊奉孔子的“仁学”思想，他秉承儒家“博施济众”的“仁爱”道德伦理标准，结合经济规律和从商技巧，触动了中原早期儒商群体的萌生。《论语・雍也》中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扰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贡明白地接收了老师的谆谆教诲，从“人本”的角度认识到，一切为他人考虑、奉献，推己及人，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大爱”精神。《论语・雍也》曰：“子贡曰：‘贫而无馅，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的确是个亦儒亦商的早期典型代表，不愧为“儒商鼻祖”的称号。

可以看出，中原儒商在从商治生的同时，从不以一己之利而危害社会，相反他们总是秉承仁爱为先，用自己卓越的商业智慧和才华来回报国家、服务社会。古代中原儒商就是严格遵循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教诲，在其高尚的道德文化意识的指引下，他们把商业活动看成是实施儒家道德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路径。他们大多善于贡献社会，比较热衷于赈济灾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社会和国家的公益性教育事业或慈善事业。比如在当代新儒商中，有亦商亦儒、忠贞爱国的商人马万祺，还有寿考百岁、慈善人生的商人邵逸夫，这些都是典型的代表和例子。他们时常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之后，大多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为民奉献自己所有的力量，极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明义利、济众生的治商之本

儒家文化注重“以义生利”、“义利兼顾”的思想主张是市场经济必备的本质要求，这是道德经济的集中体现。《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宪问》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子罕》曰：“子罕言利”。中原儒商以传承儒家思想文化为己任，尤其强调重义轻利、以义取利的经商之道，主张商人从事一切商业活动，总是“义”字当头，“义”始终是第一位的，把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和立足点放在“利他”上，从考虑人民大众的最终利益出发，以达到济众生之目的。《荀子・荣辱》曰：“先义而后利则荣，先利而后义则辱” 。他们在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上，不是先从自身利益来考虑，他们极力反对唯利是图，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蔑视那些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世俗小人。中原儒商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来看，所有的经济行为是真正的君子为人处世之道，《论语・里仁》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中原儒商不但处处讲仁义，守信用，对待那些损人利己的奸商是极力反对的，这种重仁重义的行为，推而广之，对发展社会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有益的。《论语・颜渊》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就是强调“义”能成人之美，“利”为害人之基，此种富而好德的商德境界，是儒家道德价值和经济伦理价值的契合和统一，是中原儒商文化精髓之所在。

常言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但凡从事经济生产和商业经营者都以赚钱盈利为目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表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或途径来赚取钱财呢？《孟子・离娄上》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儒家所看重的“义”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指人的思想和行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讲仁义、讲道义，《春秋繁露》曰：“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义能涵养人性，义养为先；财利只能供养人的身体，利养为后，这是以大义教化天下、以德行昭示人民的集中体现，这才是治国理政为民之大道。这些思想主张在古往今来的经济商业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和验证。如商圣范蠡，虽出身贫寒，但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他学富五车，最终拥有万贯家财。在他的经商思想中最看重的是“富好行其德者也”，他一生仗义疏财、施善乡邻，并忠国爱民、博施济众。他在商业活动中虽主张“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但他致富后，总是“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范蠡在后十九年的从商生涯中，曾“三致千金”，又“三聚三散”，最终成就了他自己的“陶朱事业”，为后人所传为佳话。司马迁赞扬白圭说：“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白圭“富而不骄”，仍俭朴节约，与民以苦为乐。可以看出，他们二人都把儒家思想的道德伦理原则和社会价值观念运用于现实的商业经济活动中去，他们严守“义上利下”、“以义制利”的经济运行原则，这正是中原传统儒商所自觉遵守的职业道德操守。

中原儒商关心民众，体恤贫苦，热爱国家，忠于社会，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之后，把自身的个人价值和民族的社会价值统一起来成就自己的完美人生。“陶朱公”范蠡就是这样演绎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早年与越王“卧薪尝胆”，隐忍偷生。后助越王灭了吴，但他不以功自居，却隐姓理名，徜徉于江湖，经营商业，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商贾。他在不断地追求、创造、积累财富的同时，从没有忘记那些贫苦的乡邻们，散家财施惠他们，并定居“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司马迁评价他：“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能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德也” 。由此，后人尊称他为“陶朱公”，追捧他为“商业之神”、“财神”。

尚中和、生善财的经商之道

中原儒商倡导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卫灵公》）。自古以来，贵和尚中，是中原儒家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之一。贵和是儒家核心的道德价值取向，强调的是在个人与他人、社会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要采取礼让的态度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中”有天下之中之意，也有为人处事之用。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事要适宜，要不偏不倚，使双方保持均衡的合理状态，是一种极佳的“适度”效果。“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天命章》）。“中和”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标准比较高的道德范畴，也是一种现实社会中处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样的伦理道德行为折射到从商治生的商业实践活动中，则表现出极高市场伦理价值。“和气生财”已成为现实中处理各种商业矛盾和纠纷的基本方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双方协调、统一、平衡约定俗成的原则，是商业活动中高度和谐、完美至善的一种境界。“尚中和、生善财”的经商理念早已深深根植于中原儒商的内心之中，成为后世儒性商人做人、经商处事的基本行为原则和要求，更成为众多儒商所共同认同并积极践行的从商之道。

荀子也说道：“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国富》）。荀子认为，在古代竞争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儒商也要保持良好的君子风范和儒雅气度，要善于运用“以和济争”的经营策略，达到“生善财”的目的。子贡是典型的儒性文化商人，做人经商，基本都以仁字当先，以和为贵，倡导和气生善财。他常常提醒自己，从商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贫而乐，富而好礼”，要“富而有仁”，以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最终达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儒商”至高境界。在《吕氏春秋》中曾记载子贡花一大笔钱财无条件的赎回大批鲁国奴隶的伟大善举，可谓是流芳千古的传世佳话。子贡这种运用儒家文化来促进商业发展，以商业智慧来滋养儒家思想，为后世“为富且仁”的儒商经济理论的传承和发扬奠定了基础。

儒家积极倡导“乐群贵和”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在远古时期最初是为了建立和维护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谐的良好社会秩序，《尚书》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汉刘向也说：“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说苑・敬慎》）。可以看出，在古代儒家的这种“和”的思想中，其占据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是不能随意撼动的。一旦出现不和谐的现象，国家将会面临覆亡的危险。尤其是经济上用“中和”来调和商业的矛盾和冲突行为，则会出现“和合”的经济繁荣现象，因为“中”是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之所在，是商业经济发展的隐形规律，是商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约定习俗。一旦打破了这种“和合”的交互状态，大家彼此都会伤元气，受伤害，不但生不了“善财”，也不会相互的调和、融和，公正、公平、仁道、博爱、民主、自由的经商之道将会打破。由此，“尚中和、生善财”的经商理念为当前中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上述不良现象提供了极好的治疗良方，为构建一个和谐的商业大环境有着巨大的现实启示意义，这是应该积极的倡导并大力传承下来的精神文化瑰宝。

守信义、重承诺的市场之德

“信义”是中原儒家文化中主要的伦理价值标准，“诚信”被视为现代市场经济行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二者是可以相互并生、契合的，也可以具体转化为多样的、内涵丰富的市场道德规范和经济行为准则。《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为政》曰：“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可以看出，儒家是如此的看重“信义”，不管是做人，还是处事，“信义”是根本，没有了“信义”，其他一切都是一纸空文，无从谈起。而“诚信”在儒家著作中也提及多次，《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君子诚之为贵。”《礼记・祭统》曰：“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谓之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荀子・不苟》曰：“诚信生神，夸诞生惑”。上述经典名句，深刻阐释了“诚信”之道的具体内涵，明白其中之理，其他的一切道德观念都能神清自明。

由上可知，在儒家思想的观念里，“信”是君子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义”是君子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准，二者合一，是个人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从个人的道德信念上来讲，中原儒商是标准的“谦谦君子”的形象，敛取不义之财是小人行为，是奸商行为。讲仁义，守诚信，在古代可以说，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为官经商，都是非常关键的道德价值标准。“诚信”成为了社会稳定、人我互亲、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和前提。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商业活动中，讲信义、守承诺已成为一种巨大的隐形力量和无形动力，支撑着纯洁的商业环境。一代晋商乔致庸的商训中就非常看重“信义”，他认为，经商首要看重的是以信誉招揽顾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取利正道，只有这样，才能共同铸就中原儒商之大道。

儒商子贡曾与其师孔子时常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做人处事的立足之本，没有了“信”，一切将不复存在。在他的商业生涯中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最终使他在残酷的商斗之中，赢得信誉，立于不败之地，奠定了中原儒商的文化基础，并使他的经营理念孕育着博大精深的儒家德性文化内涵。君无信不立，民无信不立。商业活动更是如此，俗话说“货真价实”，就是要用诚信去争取顾客，赢得市场。古往今来，大凡成功的商业巨子，包括子贡、范蠡、白圭、吕不韦、怀邦商人、“康百万”家族、鲁商奇才孟洛川等，无一不是如此。信之于商，是中原儒商伦理道德的现实价值体现，内容广泛实用，涵义精深易学。现如今，作为一名真正的儒商一定要讲究“信义”，以信立商，把诚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以建构真正和谐的商业生态。史学大家司马迁曾把商人分为“义商”和“奸商”两类。义商恪守诚信，童叟无欺，公平交易，深知“黄金有价，信誉无价”；而奸商到处欺诈，牟取暴利，唯利是图，不知情，不知义。在当下中原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值得新时期中原儒商应加以甄别和积极借鉴的。

坚毅力、生不息的敬业之神

在儒家思想里，总是蕴涵着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易传・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自强不息，源于天地万物而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儒家伦理从自然界中领略到某种道德的力量来感化人性，教化四方。孔子更是强调修身做人，治国平天下要“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注重以“浩然之气”来“养身修性”，培养人性的坚韧，塑造人格的德性力量，它有一种永不言败、持之以恒的信念和毅力。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体现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就表现为儒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自强图新的坚毅品质。

“天下治生之祖”的洛阳白圭强调，从商者必备“智、勇、仁、强”的经营能力和道德涵养，“吾治生产，犹尹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眼中的“治生之术”是要有卓越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灵活把握商机，勇于决断，才能成就真正的儒性商人。他们把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爱岗敬业、奋斗不止的儒家思想引入商业活动中去，这是中原儒商攀登事业高峰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柱，他们不只是把商业经营活动当作一种获利谋生的手段，更多的是把它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伟大事业来做。“商圣”范蠡的商业思想也主要以崇高的敬业之心和刚强的进取之心，在他长期的从商生涯里，他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白手起家，不管是在远古的先秦时期，还在是当今时代，都是个商业奇迹，这主要得益于他的敬业之心和自强意识。在中原古代儒商看来，唯有坚毅之力，创新之才，敬业之道，才能使自己所开创的商业坚如磐石，持久永固，永葆长青不衰。现代市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竞争和生存异常残酷，作为新时期的中原新儒商要能在波涛汹涌、充满危机与挑战的商海中立足脚，必须要拥有辩证的思维、机智的头脑和刚强的毅力勇于拼搏、自强不息、不畏艰险、不断创新，一定能够以新致胜，以强求胜，创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总之，中原儒商具有儒家思想文化中仁民爱物、重义守信、以和济争、自强图新、博施济众等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是新时期现代新儒商精神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原儒商拥有先义后利、诚实守信、和睦谐调、勤俭刻苦等显著的思想特性，依然是现代新儒商所要遵循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市场经济行为。中原儒商坚持仁爱守义的经营与管理理念，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哲学，以及诚实守信的市场之德，再加上刻苦奋进、开拓创新的敬业之道，是当前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新儒商应长期坚守并有待深入挖掘、传承、发扬光大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

2.金良年撰.孟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唐凯麟，曹刚著.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戢斗勇著.以义取利的生意经―儒商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第4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关键词]韩剧《大长今》儒家文化

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讲述的是韩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御医――太长今的传奇故事。长今自幼失去父母，为了替母亲伸冤进入宫中，在宫廷错综复杂的权势斗争中，她屡遭陷害，历尽艰辛。但是，凭着坚忍善良的品质，长今最终苦尽甘来，成为深受皇上信赖、人人敬仰的的御医，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这部电视连续剧弘扬了韩国民族文化，从饮食文化、宫廷礼仪、人际关系、医术医德、道德观念、人生理想、从政为官等诸多方面，借大长今的故事，细致入微地展示了韩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中国观众在欣赏本剧的同时，几乎都有一个共识：韩国把我们的文化传统传承发扬了，而我们却丢掉了许多原木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儒家文化。

一、韩剧《大长今》中的儒家文化解读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以道德为根基的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在朝鲜、越南、日本等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据考证在公元前三世纪，儒学己传到朝鲜，但儒学真正受到重视和广泛传播则是在三国时期，这一点在《大长今》中可略见一斑：诸葛亮为了避免“人祭”。曾用面粉制成“人头”馒头抛入江中，韩国文化人选取了《三国演义》中最富人性人道的内容作为考题，巧妙地用“人非人，头非头，衣非衣”这一三国典故之谜面，来猜“馒头”谜底，可见中国文化的痕迹。

《大长今》这部历史剧是一部激情励志片，在作品中充满了受儒家文化熏染的细节。从拆字、药膳、针灸到诗词、官阶、书法等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他把成熟的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催生的典章制度对古朝鲜社会的巨大影响临摹得惟妙惟肖，让我们感受到它的流光溢彩，它的魅力非凡。如：忠孝礼义廉耻，同情忍让责任，这些东西，几乎贯穿始终，例如在争取成为内医院医女的考试中，主考官员为深入测试医女的学识，给长今出了新的题目：孟子初见梁惠王时一人的对答之语，长今对此是倒背如流。该篇的主旨在于力斥功利主义的危害，劝当政者以仁义来治国。用此典故，也显示了李氏朝鲜深受中国儒学影响，以儒学为根本的治国理念。

观众喜欢《大长今》的又一原因，就是剧中东方女性的优雅。《大长今》里的主演李英爱从头至尾眼神平和，神气从容淡定，表现出海洋的胸怀、坚韧的性格。出身在宫女与军官家庭的徐长今虽生活于颠沛流离之中，但她自小从父母那里得到良好家教，性格温婉不失坚强。待人接物，石淡风清，宠辱不惊。太长今之“大”不仅是官职，史在“有容乃大”。长今对待仇人的怜悯，对待爱情的羞涩，对待名分的淡泊，对待友谊的忠诚，对待厨艺的认真，对待医术的诚心，都表明“无欲则刚”的处世哲学。

除大长今外，剧中许多人物身上也能看到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矜持、知性、内外兼修的徐长今；成熟稳重、心系社翟的闵政浩：为人正直、关爱后辈的韩尚m；温柔善良、愿用生命呵护友情的连生，他们性格中的闪光之处跟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二、近年来“韩剧热”的原因探析

2004年我国电视台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有107部来自韩国。是什么原因使韩剧如此吸引国人?其中一个答案似乎可以肯定，就是《大长今》等片背后的汉文化。史书记d，当时的韩国是明朝的附庸国，所有书籍上都是竖排的汉字，大量的文献与权威著述《医药・烹饪》都来自中国，而皇家圣旨、正规考试用字也是汉字。他们的门楹上、客厅里都是汉字书法。汉字美化了他们的文化，在电视镜头里，让人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韩国人非常坦荡地认可这段历史，认同这种文化渊源，他们对汉文化仍保持一种敬仰的心态。

韩国中央研究院的李瑞行教授是研究儒教文化的，对韩剧在中国的流行，他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李瑞行看来，中韩文化有很多共同点，中国人理解韩国文化比较容易。韩剧在中国的影响很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大长今》播出之后，韩国料理，包括韩国的食谱、药补的药方都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

其实，早在《大长今》之前，韩国电视剧己在中国深入人心。1997年，中央电视台引进了第一部韩剧《爱情是什么》，讲述来自开放家庭的女知识分子朴知恩，爱上了来自韩国典型专制家庭的医生李大发，两个对立的家庭成了亲家，自然是冲突碰撞不断，一波三折，妙趣横生。虽然讲的都是家长里短，但是轻松平实的剧情却让人觉得亲切可信，许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喜欢上韩剧的。韩剧努力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过去与现在，表现时代的进步，这是一种自信。对文化的传承，他们有着比中国人更强的使命感，中国人在别人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时，是熟悉也有失落。

三、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我们在韩剧当中看到仁义礼智信等表现伦理道德的东西，感到非常亲切。因为这是中国人和韩国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韩国经济虽然比较发达，但其家族观念、长幼礼节、妇女问题等一系列儒家传统观念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于是，这个问题顺理成章地反映在影视剧中。我们在韩剧当中看到了很多传统美德的影子，比如长幼有序，长辈起床了，孙辈要把饭端到长辈而前。从韩国的伦理剧当中我们看到，韩剧是大胆提倡韩国家庭的道德准则，其实对于韩国社会来讲，韩国政府一直在力图保持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5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关键词】人性论 性恶论 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6）03-0003-02

人性论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基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人性趋恶”理论，他的人性论思想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一 荀子的人性论

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继承了儒家思想并有所发展，他提倡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不同。孟子认为人们因“性善”而学习，而荀子认为人们因学习而“善”。例如，人们饿了就会想吃东西，冷了想要暖和，累了就想休息一下，这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本性。荀子性恶论主要论证了人的本性是爱好财利、多欲望的，如果这些欲望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就会导致恶的产生。他认为善是后天人为的，主要靠后天的学习及其礼义教化。

1.以自然资质为天性的性恶论

荀子主张的性恶论是道德修养方面的前提与起点。他否定了人性中以先验的道德为根据。以荀子的观点来看，人性应该是人的天然本性，是“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性恶》）。这是人求得自身生存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的自发欲望，属于人的本性。

荀子认为“人的这种自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望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所以，他认为人天生的性情是恶的。因此，如果顺应其发展，很可能会引起人们之间的争夺、杀戮，致使社会发生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2.“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在荀子看来，人都是生而自私自利的，其所以善，是后天积累学习的结果。关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著名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命题。荀子的观点认为，就人的天然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人们的后天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推崇富于道德教化的学习对改善人的品性的作用。人们通过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在这个观点上，荀子认为圣人与众人在天赋的人性上没有根本区别，但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可以改造的。

荀子强调礼义教化及使用法制对人的性情的潜移默化作用来达到“化性起伪”。为改善人性需要有礼义，礼义的原则又体现在法度的制定之中，因此荀子一般“礼法”并称。他将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使礼与法共同发挥作用。礼义必须通过加强对人们的教育，人们才能向善的方面转变，培养善的内驱力；法制则是要赏罚分明，奖励善、惩罚恶，把礼法制度化，充分发挥法律的外在强制力作用。荀子认为，礼能够防患于未然，法则在少数人超越道德底线后采用强制手段给予惩戒。所以，礼义所不能制止的一些方面还是要由法律来禁止。

二 荀子人性论的现实价值

荀子的性恶论开中国思想史上恶的理论之先河，研究分析荀子的“性恶论”，总结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对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消除社会中的一些丑恶现象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腐败与人性恶是相联系的。腐败的主体是人，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人性中天然存在着趋乐避苦、爱好财利、贪婪、懒惰等弱点，当人性的这些弱点与腐败相通，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和限制措施时，腐败现象就会出现。当今社会中的腐败就是少数人把公共权力作为他们谋求个人私利的手段，是人性弱点在公共权力领域运用中的具体体现。

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呈现新特点，卷入腐败案件的领导干部增多。以2014年为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0000余起。近年来，查处腐败的案件数量增多，涉案人员的职位级别越来越高。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并且越来越强，与趋利意识同步增长的还有人们的感官欲望。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思想与生活方式的渗透，腐蚀了一些公共权力的运用者，他们的意志和品德受到严重的影响。当这些公共权力的运用者，眼睛盯着社会中各式各样的消费，面对着灯红酒绿的世界时，他们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变得唯利是图，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他们抵制不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思想防线被击垮，正常理智丧失。目前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不断蔓延扩大的趋势，反腐败成为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

三 人性论对治理腐败问题的启示

当今社会中腐败问题是对人类道德的巨大挑战，从人性恶入手，认真研究人性弱点与腐败的关系，并以此寻找相应的对策，更能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

1.人性需要教育

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广大公共权力的运用者确立崇高的道德境界，增强他们思想意识中的道德约束能力，能够加固抵御腐败行为的道德防线。要使这些公共权力的运用者懂得腐败行为是违背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行为的。这些公共权力的运用者如果能够坚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腐败现象将得到有效的抑制。

2.人性需要法律监督

应当将治理腐败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司法领域，反腐败应当以科学的理性分析为基础，把腐败看作是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恶行，回到基本的人性理论，回到犯罪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规范化到制度化再到法治化，这既是历史发展和逻辑规定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程中的必然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化，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综上所述，正确认识人性中存在的缺陷，建立一些合理的制度和法律，能够有效地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能够起到对人性缺陷的制度性弥补作用，能够很好地尊重和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荀子论证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两者要同时抓，否则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要治理当今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必须认识人性中的恶，人性中的贪欲倾向需要用相应的法律制度限制和惩罚，遏制恶的发生；同时还要辅以道德教化对人们加以教育和引导，认识到人性恶的危害性，这样才能走向善的方面。德治与法治两种手段同时加强，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彻底治理腐败现象。

参考文献

[1]许璐B.荀子人性论浅析[J].青年与社会，2013（5）

[2]宋忠好.荀子的人性论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28～31

第6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关键词：文化经典；慎独；慎其独居；教学方法

这几年来，笔者承担“中国文化经典导读”课程的教学。这是一门可塑性很强的大学选修课程，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倾向选择相应的经典进行讲授，把最有价值的文化精髓在短期内展示和传授给学生。

笔者在教授这门课程之前，调查了中文系学生对经典了解的程度，发现由于中学应试教育各科学业压力巨大，他们大多数都没有时间广泛学习了解国学知识，对很多基础经典都未有接触，因此笔者选择了《大学》作为课程入门教材之一。而在讲授《大学》的过程中，师生越来越认识到“慎独”的重要性，可谓是传统思想的核心概念。

围绕着慎独，讲解《大学》《中庸》《传习录》等系列文化经典，并推动学生的道德实践。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向学生展示和指明传统思想的特色，传统思想可以凝聚在“慎独”二字之中；二是慎独本身有极强的实践性、可操作性，可以促使学生古为今用，汲取传统优秀思想用于道德伦理实践。

围绕慎独来讲解文化经典是深入传统文化的捷径，这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获得的认识。

本文将探讨“慎独”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教授和实践“慎独”以切实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

一、掌握“慎独”的基本观念并合理运用已有的阐释

“慎独”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术语，也是自我修养的重要手段。梁漱溟云：“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1]。

“慎独”，《辞海》下的定义是：“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辞源》的解释则是：“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这其实是郑玄、朱熹的慎独观。

儒家极重“慎独”之学。“慎独”最先见于《大学》和《中庸》这两部儒家经典著作中，皆论及“君子必慎其独”，历代的疏释主要围绕这两段经文展开。东汉郑玄对《中庸・首章》中的“慎独”作了如下解释：“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慎”指谨慎，“独”指“闲居”“独处”。慎独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独居、独处之时，在其动作言语为他人不见睹、不见闻之时，也要谨慎小心，合乎道德规范。南宋朱熹将郑玄、孔颖达的慎独之说发挥到极致。朱熹在《大学》诚意章解释：“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慎独，就是谨慎于“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当包括独居和独知），在自修者为善去恶的过程中，要求做到不自欺，“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由于朱熹

的学术影响巨大，导致其慎独说一直都处于主导性的地位，成为中国人重要的道德修养内容。

明末刘宗周在湛若水、王阳明之学的基础上将之发展为“慎独之学”，他把“独体”提到本体论的高度， 将传统慎独观发展成为系统化的学说。随着先秦出土文献的挖掘，如马王堆帛书及郭店竹简《五行》等的出版，引发了庞朴梁涛、钱逊、刘信芳、苟东峰等专门著文讨论[2]。

无论如何，对于理解传统思想文化传统，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亟待梳理、疏释，并大规模地推广、落实。

各家慎独之说，皆有其特色和价值。各家皆想探求其原意，然对文本有不同的解读和理解。总体而言，可分为外求和内求、形下和形上的解读，并往往交织在一起。

（1）郑玄、孔颖达一派可谓外求的、形下的，将慎独理解为慎其独居，成为空间化的概念。

（2）朱熹一派可谓兼有内求和外求、形上和形下，提出“独”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既慎其独居又慎其独知，侧重于前者以至于扭曲原意，偏向于外求和形下。

（3）王阳明、刘宗周所论，可谓内求派和形上派。王阳明认为慎独就是致良知，然其下手之处又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其宗旨乃济时救世。刘宗周建立慎独之学，以独体为本体，以慎独统摄一切儒家之学，具有鲜明的形上色彩。

（4）现代的，梁涛等的解释视慎独为“内心的专一”，可谓内求派，然对“独”的形上性重视不足。

诸派之中，笔者认为以刘宗周的解释最为完美，独体之说亦暗合于帛书《五行》的“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的形上之论。独，本来就是具有形上性。《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而做到了慎独就是做到了“道不离”；又谓未发谓之中、已发谓之和，本身就将外求和内求打通，而中和的追求就是与天地合德，所以形上和形下合一。

面对如此丰硕的“慎独”释义成果，使人深深地为“慎独”的奥义折服。笔者认为，各种阐释不妨并存，因材施教，“对机说法”，关键是启发学生主动思考，然后按照慎独的基本要求进德修业，合理运用已有的阐释以切实提高道德修养。

（1）必须结合出土文献《五行》阐明慎独的原意，知道慎独即“诚其意”“慎其心”。《五行》《大学》《中庸》的意思相通，不可扭曲。尤当研读庞朴、梁涛诸人论述。

（2）要确定慎独的形上意义和无量价值，积极弘扬《五行》的“舍夫五而慎其心”、王阳明的“独知即良知”、刘宗周的独体说。

（3）实践层面最强的是郑玄、朱熹等形成的传统慎独观，即“慎其独居”“慎其独知”“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此说仍旧要大力推广。笔者在教学中主要讲解郑玄、朱熹的慎独说，因为其操作性最强，较好理解。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慎独的形上性和原意，否则伦理道德实践容易出偏差。

二、大学生加强慎独道德教育和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大学生加强慎独的道德教育和实践非常重要。

目前大学生道德问题现状堪忧。概括地说，目前大学生的道德问题主要有虚荣、自我中心、敌对、冲动、脆弱、鲁莽、放纵、妒忌等。有一些大学生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表现出麻木不仁，对于别人的失败却幸灾乐祸；而当自己遭遇困难和不幸的时候，内心却是无比的脆弱。有些大学生平时贪图享乐，荒废了学业，临到考试逢场作弊，甚至剽窃论文；有些大学生在衣食住行中喜欢相互攀比，奢侈浪费，但是在各类奖学金助学金的评选中却弄虚作假。诸如此类的大学生道德问题不禁让人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到底是怎么了？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知识的多少或外在的事物如何，而是他们的内心缺乏中国传统儒家“慎独”这种道德修养[3]。

慎独的德育意义重大，已有不少成熟的研究。赤沙沙认为：“慎独”用作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培养道德自律教育所倡导的自律精神，“慎独”对主体性的高扬有助于提升主体性道德教育所要求的主体意识，“慎独”对自我超越的追求有助于完善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4]。张世友认为：传统“慎独”道德精神有助于增强现实道德主体修身养性的真诚性、自觉性，有助于强化现实道德主体确认修身要求并落实修身内容等[5]。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慎独在德育教育中最大的价值在对个人主体性的尊重，即“要怎么做最终取决于你自己”，这恰恰契合了当代大学生崇尚自我的思想。而当一个人的自主性得到充分尊重以后，就会主动地去考虑什么是正确的做法，进而开展自我管理，步入良性的循环。也就是说，作为教师，不是强加思想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自身去思考和探询正确的方向。

三、围绕慎独上好中国文化经典课的教学实践和经验

虽然研究慎独的文章不少，但是极少将慎独教育纳入课程，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道德文化教育，直接促进学生的人文道德素质的提高。

贾凤姣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1）与学生接触的老师做出垂范。（2）对于那些自制能力不强的学生，外在的约束和监督在初期还是需要的。（3）在学校的道德教育中突出中国传统儒家之“慎独”思想的方法和内容，以公修或必修课的形式让学生去接触一些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如《大学》《中庸》等，老子的《道德经》等，佛家的一些与心性修养有关的经典也可以涉猎一些，比如心经等[6]。

笔者在这几年围绕“慎独”为核心的文化经典教学过程中，师生更加深入地认识到慎独教学的重要性，感受到了思想转变提升带来的巨大动力和变化。经过数年实践后，特予以总结，希望“慎独”的教学在各大院校甚至中小学校能成为一门必修课，并大规模地予以推广。

（1）教材的选定。笔者选定了以《大学》为根本教材，以《传习录》《了凡四训》《朱子治家格言》为辅助教材。而这些教材，无不环绕“慎独”观念展开，可以以一驭多，以简驭繁。

笔者选用的教材版本是朱熹《四书章句・大学章句》和台湾通用教材《国学基本教材・孟子大学中庸卷》[7]。由于大陆的国学教育相对比较落后，台湾的这套教材，影响很大，拿来做教材，也是非常适合的。这套教材的讲解套路是朱熹慎独说，由于此说操作性极强，较好领会，故而亦为笔者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亦济以王阳明心学之说，弘扬阳明四句教之要义。

（2）讲授法。系统讲解和深入讲解相结合。儒家思想博大精深，要系统的讲解，不是本课程的任务。本课程紧紧地围绕慎独文化展开讲解，势必涉及不少重大思想史事件和名人事迹，可以以点带面，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尤其是以南宋“鹅湖之会”为切入点，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不同为基点展开对思想史的学习。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朱熹与吕祖谦同至鹅湖寺。六月初，二陆亦欣然应邀前来。两方在鹅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陆氏门人朱亨道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中记述说：“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赵、刘诸公，拱听而已。”陆王之学，由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博览。朱熹之学，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抓住这点，再看一些思想史和专家论著，即可获得较深认识。

其次以《大学》为基础深入讲解。大学之道由三纲八目构成，对大学之道的精妙体系理解得越深刻，对慎独文化的理解也就越深入。慎独是为了建立大学之道，所以对大学之道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慎独的自觉性。慎独本身就是传统文化桂冠上的明珠。跟慎独文化有关的，还有毋自欺的信仰、积阴德文化、儒道两家的承负说和佛家果报说等，共同形成了劝人向善的文化传统，对今日的道德文化建设仍旧有巨大的意义。

讲到《大学》慎独的时候，不妨参以他书。如明代以来最著名的儒家善书《了凡四训》提倡“命由我立福自己求”“修身以俟命”“改过迁善”，《朱子治家格言》则对为人处世、修身养性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传习录》渗透着心学的格致要义，皆可谓广义的慎独之学，对任何一册的书籍的深入都有助于我们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

（3）组团自学法。让学生组建文化小组，自择专题，自我设计，主动学习和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笔者任教的2013级中文学生组建了十多个团队，其所取的组名，有致远、铭坚、高山流水、秋水、子曰、朝闻道、知语、复兴等，所定的宗旨有“读书 明理 明德 为善 向上”“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崇文养正，笃行修远”“主敬、穷理、博闻、笃行”等，可见其加强人文道德修养的旨趣和厚德健行的意向。

组团自学法的创意灵感来自笔者大学期间建设文学社团经验，当我们以为这是分内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只有让他们自由组团，并寻找他们感兴趣的点，他们才会搞出一些有声有色的活动。而且组建的最小单位是寝室，寝室往往是志趣相投、朝夕相处的朋友组建的，有利于进行讨论和展开活动。事实证明也是非常成功的，较好地点燃了他们组建团队、共谋活动的激情。每一个团队最后都要按照春秋纪事的方式提交一份报告，部分团队的活动内容丰富，有的还与校院社团合作，有不少身体力行的内容，让人看到了希望。

（4）课堂展示法、讨论法和演绎法。在组建了文化小组之后，展开各个活动就方便多了。

展示法，就是让各个文化小组在课堂展示其小组风采，分享其心得，培养其责任感和荣誉意识。各小组在展示的过程中需行揖礼始，行揖礼终，看似简单的作揖之礼可以让人体会到传统礼乐文化的深意，形成庄敬的文化氛围。揖礼也是目前不少国学爱好者和学者提倡恢复的重要礼仪。

讨论法，是常用的课堂学习法。教师布置题目，让小组经过讨论之后，推荐代表上台分享其观点。笔者最喜欢布置的就是“慎独的现代价值”“毋自欺传统信仰的认识”“如何继承承负说”等。

演绎法是笔者独创性的教学法。“以某作家及其作品为依据，进行一定程度的演绎，即是作家作品演绎法。其演绎的范围极广，可以是作品本身的阐释，作家事迹 的考察，作家的文学史地位的评述，作家生平的舞台再现等。演绎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吟咏、朗诵、戏剧表演、话剧、演讲、歌唱等。”[8]《了凡四训》等书有不少古人积善累德的故事，学生改写成剧本，以简单的动作对话进行演绎，并辅以简单的道具，不仅获得了不少快乐，而且对古人的善心善行有了直接的体会。笔者一般规定在第12周进行，每次这样的活动各个小组都参与，成为他们文化活动的盛宴。

（5）毛笔抄录法。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最为普及，雅俗共赏。可惜的是，我国书法的普及不够，不如日本，亟待在大中小学中普及书法日常化的观念。习书法能调神修心、健康长寿，欧阳询讲练书法时要“澄神定虑，端己正容”[9]，周星莲《临池管见》指出：“字学，以用敬为第一义。凡遇笔砚，辄起矜庄，则精神自然振作，落笔便有主宰，何患书道不成。泛泛涂抹，无有是处”，“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静坐作楷法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10]，故“正书居静以治动”[11]。抄录古代的经典可以培养恭敬心、耐心和专心，毛笔抄录也是慎独实践。笔者主要叫他们抄录《传习录》，培养对这部经典的感情，领会王阳明内圣外王之学的伟大。不少学生在微信微博中不失时机地宣传《传习录》和毛笔抄经，影响了大量的学弟学妹。

（6）微信汇报法。微信是现在最为流行的自媒体，学生几乎人人都在用。建立国学的公众号（“国学六艺文武”），转发一些国学文化的帖子，并且要求各小组经常汇报进程，学生无不乐为之。笔者要求他们把宗旨以对联或诗句的方式写成楷书发来，增强其参与感。其他的相关活动的讯息也可以由微信平台公布。

慎独是个体的行为，虽说“诚于中形于外”，其实其成效是不可量化评估的。可见的变化和改进或许可以说明学生正在进行慎独实践，注重自我道德的提升，包括：

学生迟到早退、乱丢垃圾、说脏话等不文明现象减少；

上课时不看手机，耐心倾听，对他人的尊重有所提升；

慎独的思想得到了学生的认可，课余阅读《传习录》等书籍并在微信微博中转发、推荐，在社团活动中推广；

团队建设的报告和课程论文中，不乏对道德修养、慎独的认可和强调；

通过演绎古老的道德故事，既得到了欢愉，也体认了古人的修身方式，从而时刻提醒自己慎独内省，追求道德的完善。

四、小结

选择慎独作为“中国文化经典导读”的主要内容，围绕慎独，全方位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道德素养。

慎独本是个体的行为，无法进行监督，作为教师，要做的就是引导之、醒悟之、激发之。通过讲授、组建团队等丰富多样的方法，有助于学生逐步开拓眼界，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亲切感，培养学生对圣贤之道的恭敬心，学习的耐心，养成慎独自省的良好习惯。课堂展示、讨论、演绎则有助于在集体积极向上的氛围中，激发其参与慎独和道德实践的热情。而《大学》《传习录》《了凡四训》《朱子治家格言》的学习必能加深其对慎独的认识和实践。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13章）[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30.

[2]苟东峰. 从慎独的诠释看儒学的当代困境――以《五行》和《大学》为中心[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1-75.

[3][6] 贾凤姣. 中国传统儒家慎独之本义及当代价值[MA].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2-33，33.

[4] 赤沙沙. 慎独思想的现代意蕴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研究[MA]. 河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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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等. 国学基本教材・孟子大学中庸卷[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8] 方坚铭. 作家作品演绎法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以楚辞演绎为例[J]. 中国大学教学，2011（5）：55-58.

[9] [唐]欧阳询. 八诀[A]//历代书法论文选（上册）[C].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98.

第7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文明秩序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自觉构建。特定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念构筑了特定的文明秩序。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构筑了传统社会的文明秩序，造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伴随着现代社会模式的开启，传统文明秩序渐渐瓦解，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复兴中华文明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时代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体现了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诉求和行动自觉。

一、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与现代转型

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无法逾越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漫长的“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农业经济格局，以宗法专制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具伦理型和政治型的双重范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由家族走向国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以血缘纽带为依托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稳定的传统社会根基。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的辉煌历程，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心理和日常行为规范，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秩序，形成了传统社会特有的文明禀赋和价值诉求。“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传统文化独立地形成了一整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观念、精神、意义、价值、典籍、礼仪、文物制度、道德规范等价值观体系，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为中国人的生命活动提供了有效的精神依托和文化支持。”①但19世纪后，伴随着以工业文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这一严密体系渐渐瓦解，“中国文化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范式，从‘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了坚韧的理论架构，并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作为坚实基础，组合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这个严密体系，只有在近代大工业兴起之后，才逐渐瓦解”①。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全球扩张，以1840年为开端，中国开始全面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导致中华民族出现了由民族危机、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的危机、直至渗透至传统文化的危机的系列问题。“后，中国传统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世界观逐渐崩塌。这种崩塌不仅仅是国家、领土等受到侵犯，而且与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礼仪规范等等开始动摇。”②从深层次分析，这些危机“都包含着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挑战，由此就引起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③。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文明被迫遭遇西方现代文明，在两种不同时空维度文明的碰撞中，中国传统文明渐渐被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性”所折服，最终走向了“师夷长技”的学习西方之路。思想制度层面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前后，一些仁人志士参照西方价值系统改造传统价值系统。康有为假借孔子之名进行“用夷变夏”的改制，谭嗣同对传统“名教纲常”的现代批判，以期“冲决伦常之网罗”。谭嗣同《仁学》中“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寅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④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用西方现代的新伦理观改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期望。如果将“戊戌”时期看作是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那么它仅仅是一场以制度改革为主旨的政治启蒙。真正的思想启蒙体现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是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是价值观念转变的关键时代。“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斗争矛头直指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根基儒家思想，倡导诸如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等新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安身立命之道”也即传统价值体系摇摇欲坠。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扩张，中国传统文明秩序渐渐失去了主导权和话语权，从而开启了向现代转变的模式。

现代模式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不断将人类社会推向“后传统”时代，为人类社会创造了现代文明。20世纪，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不知不觉地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导。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不断地为人类社会创造着“缺憾”。现代社会是以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的社会形态，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现代社会中所呈现的问题大多以“现代性问题”出场。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觉，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⑤。马克斯•韦伯将现代社会称之为“祛魅”的时代。他所批判的正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困境与危机，也即现代工业技术对西方文明的工具化、理性化的建构。工具理性将一切社会关系精确化、效用化，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受到压制，人自身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彰显不足，整个社会缺乏生命值得奉献的价值追求，人们失去了意义感，缺乏“本体安全”，产生了“存在性焦虑”（吉登斯语）。当今中国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既是解构传统的过程，又是建构现代的过程。解构不是否定、排斥传统，是建设性地重构传统和建构现代的统一。

二、现代性困境与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

任何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盛衰息息相关。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断裂。文明总是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恰恰需要实现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现代转型，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性问题弥散于所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现代社会。当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已经显现出了上述现代性的种种问题。中国现代社会不会自动生成一套合理的文明秩序，如不加以规范重构，则“无序”、“迷失”、“虚无”状态将充斥整个社会。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必须正视现代性困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提炼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念，凝聚价值理想的“最大公约数”。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消除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虚无”征兆，重塑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开启了现代性构建的步伐，加速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同样遵循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化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也树立了自由、公平、公正等经济理念，保障了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化的经济运作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当获取利润成为生产的直接和唯一目的时，整个社会经济便处于资本的支配之下，人们为获取利润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现代性特征内化为人的心理，就产生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货币、资本成为人们意志和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在社会金钱竞争中，濒临失败、的人，最初还只是扫兴（欲望得不到满足），继而是忧郁，最后干脆变得麻木不仁了。人们很清楚，一旦没有钱，便消弱了奋斗的基础，这种心理上的影响会降低自我价值感。”①中国传统价值秩序的解构以及现代社会中拜金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异化和混乱。人生意义的扭曲化和精神上的迷失感造成了中国现代人价值观念上的“虚无”。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绝不止是富强之追求，也不止是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实在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建构，千言万语，则不外乎是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塑造。”②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就是要让当代中国人摆脱“价值虚无”的魔症，重新塑造精神家园。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修复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裂痕”，实现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价值观念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形态，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内核。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造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不合时宜”，现代社会的形成为现代价值观念提供了成长的寄托。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不期而遇”造成了两者矛盾与冲突的彰显，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替已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裂痕”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中断、文明的断裂。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于新旧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接与转化。在价值观念交错的过程中，不是要对传统价值观念彻底否定，而是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创造性转化。“文明的传统性并不必然影响它对现代性的接受；相反，文明越是悠久，可能越具有对新事物的吸纳能力，悠久的文明更具有宽大的胸怀和应对复杂变局的丰富经验。”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孕育中华文明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沃土，在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倡导“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内圣外王”价值理想的逻辑思路是“以修身为本”，“由己推人”，强调“己”即个人的原发性。圣人是伦理道德的完美体现者，“内圣”就是以至善至美为价值追求对个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当个人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时，便由“内圣”转为“外王”，实践政治理想，逐渐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格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能回避这一文化传统，因为这一传统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模式和实践规范模式，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性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④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得以延续。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正视人类现代文明中的多元性问题，创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生态“星丛”。现代文明最初产生于西方，随着全球化进程扩展到全世界，并且以现代文明的制度维度为基础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性话语”（哈贝马斯语），现代文明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框架或体系，以期构筑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但伴随着后殖民话语体系中异于“自我”的“他者”文明的持续变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理想模型逐渐被打破。“虽然最初的西方规划的不同维度的确构成了整个世界不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出发点和持续参照点，但这些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性的最初文化方案的同质化维度和霸权维度。”①不同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倡导同质化世界，也相异于塞缪尔•P•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宣扬相对异质的世界，S•N•艾森斯塔特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是多元现代性的世界。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异质性，呈现出多中心态势，但可以和平共存。“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②。多元现代文明以共生的方式共存着，共同构筑了人类现代文明。在这一生态“星丛”中，多元现代文明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价值共识。但每一文明模式都有自身的特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必须以其他文明模式的存在为生态前提，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批判性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生态“星丛”中彰显中国特色的价值理想。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自觉

重构现代文明秩序已成为现代中国的必需和亟需。任何一种文明秩序都不是某种先验的存在，都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自觉构建。在某种程度上讲，文化的厚重与否、持久与否直接决定了文明果实的优劣，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够体现一种文明的特色，并为一种文明提供精神内核和发展活力。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为传统文明秩序生命力的维系提供了精神原动力，当代中国，重构现代文明秩序同样需要核心价值观念的灵魂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体现了重构中国现代价值秩序的时代诉求和行动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凝聚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是构筑当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自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基本国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为其提供了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维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它的生命之魂，表达出它特有的精神气质。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伴随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形势，思想领域日趋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态势。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与对立，造成人们价值观混乱、价值观扭曲甚至价值虚无。究其根源，人们在思想观念领域缺失“主心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全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目标、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意识，避免思想对立和混乱，使全社会有了共同的精神寄托、价值追求和行动方向。“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彰显，人们能够对多样化价值予以批判性整合，对价值之间的冲突加以调解，以此理解和统摄社会生活，消解价值观的物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从而有效建构精神家园，在多样化价值的喧嚣声中，安顿自己的心灵。”④稳定持久的价值秩序需要一个“主心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重构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心骨”，体现了构筑当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国价值观念的时代表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包含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情感，孕育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①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孕育的果实，包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要义和思想积淀。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表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承继关系。“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集中表达。其中，“仁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孔子提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朱熹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朱熹集注》）“仁爱”以“修己”为前提，成己成人，进而推及家庭、社会和国家，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价值观念都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维度的价值理想。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凝结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如国家层面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对人民群众经济、政治等维度价值诉求的理论反映，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的理论延承和时代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仁爱”、“大同”等思想精髓更是“和谐”概念的理论渊源。此外，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规范，其价值内核与“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时代表征，从国家政治价值目标、社会理想价值取向、个人道德价值规范三个层面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觉。

第8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1.文化对工业设计的影响

文化对工业设计的影响极其深远且范围广泛。从宏观角度去看，主要包括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是指区域环境、历史背景、气候变化、社会发展水平等诸方面对工业设计的影响。精神方面是指风土人情、政治文化、内在修养等诸方面对工业设计的影响，这一系列文化方面的差异不仅会促使工业设计的风格与形式发生变化，而且会促使人们对工业设计的评判标准产生差异，进而推动工业设计的思维、风格、造型等方面出现迥异，当然以物质为基础的、文化艺术、民族精神等也对工业设计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产品竞争更加激烈，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也愈来愈多，面对当前的发展形势，我国的工业设计产品要想在国际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及时的把握国际文化的方向与潮流，将国际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促使我国的工业设计产品既能拥有稳固的国内需求，同时还要很好的顺应国际需求。

2.工业设计对文化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设计对文化所产生的价值与影响越来越得以显现，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从本质上分析，工业设计作品的色彩、风格、造型、材料以及流派等是文化的一种折射与反映。优秀的工业设计不仅能让人们耳目一新，更能美化人类的生活，促进和谐社会生活环境的构建。工业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类，宗旨即是构建一个更为合理的人类生活方式。工业设计将人类的创新性思维融合在了设计产品之中，并通过各种各样的设计产品提高人类在物质方面的生活方式，而这些物质方面的生活则正是文化的核心载体。精神文化最终体现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之中，换而言之，工业设计在创造物质财富与生活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创造着全新的文明与文化。

3.文化元素在工业设计中的运用现状

文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累积而成的能够反映各个民族风格与特征的一种文明形式，其实民族思想观念、民族精神的综合性体现。在现代化的工业设计中，不管是物质方面还是文化层次的应用，无论是材料方面的筛选还是颜色的择取等，都是设计产品是否迎合人们需求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经济、社会、技术等多种客观原因的影响，我国的工业设计依然处在模仿的阶段。所以，处理好文化元素与工业设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工业设计的重中之重。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与不断深入发展，现代化的工业产品设计教育与开发已经建立，但从实际发展情况去看，针对工业设计观念方面的规划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多数设计者的知识储备与设计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国际工业设计的水平，尤其是面对当前各种产品的国际化激烈竞争，我国的工业产品设计要想在国际工业设计舞台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就必须大力开拓设计的创新性发展。因为我国的工业设计起步晚、基础薄弱，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国外的优秀设计思想，潜心挖掘我国文化的内在精髓，充分吸收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与养分，推动国外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构建具有我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工业设计风格与理念，促进我国的工业设计产品走向全世界。

二、文化元素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途径

1.汲取文化思想精髓完善工业设计理念

产品的根基即是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而我国传统文化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发展历程，其文化思想精髓博大精深。如果将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科学合理的应用到工业设计之中，将会有力的推动工业设计产业的发展与进步。例如，儒家思想所推崇的仁、义、礼、忠、孝等思想，道家主张的“逍遥齐物、顺应天道”等思想，佛学倡导的“慈悲为怀”等思想。深入探究华夏民族文化的思想精髓，有助于工业设计更为丰富的向前发展。然而，辩证性的汲取国外文化的思想精髓，不仅会拓展我国工业设计产品的发展空间，更能彰显其包容性、兼容性与多元性，比如，西方文化中的“大胆、开放、夸张”等文化思想可以为我国工业设计所用，注重国内外文化的有机统一，推动我国工业设计走的更高、更远。

2.采用图形符丰富工业设计产品的外观

文化元素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将工业设计产品的功能与特征相结合，更为深入的提炼出符合产品本身的文化与内容精髓，进而开展设计创作。从设计产品的外观来讲，需要在了解与掌握民族文化内在意蕴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的图形与符号加以运用并深入挖掘，并使之与产品的各种外部元素相融合，这样既能增加设计产品的文化底蕴，同时又兼具时代潮流感。例如，我国白酒的高端产品“水井坊”的包装设计，其不仅选用了国人深爱的“红色”，而且采用了“狮子”形象，非常巧妙的将现代风格与古典风格柔和在了一起，使得产品的外部包装设计十分喜气、典雅、高贵且不失时尚，尤其是地球仪状的酒瓶设计，更是彰显出了“水井坊”走向国际市场的辉煌之路，这一产品的图形符号设计极具代表性的意义。

3.利用生态绿色观提升工业设计的健康和谐发展

第9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姜吉安：很多文章提到我早期绢本绘画中的光影，这只是直观感受，我关注的主要是视觉、图像背后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光影、几何形体的介入，针对工笔画题材画法沿袭形成的思维限制，这种限制是一个前现代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我们的美术教育和社会惰性使工笔画形成了比较顽固的艺术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一致同意”的模式，这种模式成为了当代中国人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要素，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问题之一，需要有艺术家介入，使其向审美解放的方向转变。

从中国画惯性来看，光影是十分异质性的元素，从1990年的”瓶蛋系列”开始我逐步强化它，后来又加入“几何形体系列”。这种做法在老一代工笔画艺术家眼里是不可接受的，在强调延续既定脉络的中国画套路中，几何形体和光影介入，有一点捣乱的性质。

传统的面目如何，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和我们的视野有多大。光影与几何，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墨子那里就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是一种早已存在的中国传统。在百家思想的对比下，中国画系统所遵循的传统就显得十分狭窄。因此，用众多异质性因素介入来打开它的可能性，就成为我在这个线索上工作的基本思路。后来的“隔壁”“两重性”“剩余价值系列”等作品都是基于不同的问题语境进行的，包括工笔画问题、绘画的问题以及当代艺术问题等等。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重新架构绘画或艺术的系统结构。

现在仍然有一些评论家和艺术家在强调延续与继承传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中国画领域由于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导致知识结构不够开阔，总是有强调继承的声音出来。这种强调延续与继承的观点，是把继承与否作为作品好坏的先决标准了。如果我们认真反思这种延续继承的观点，就会明白其中的问题在哪儿。在我看来，继承的态度是程序倒置了，仅靠继承过去的艺术就可以成为新时代的伟大艺术家？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继承优先的做法是将中国艺术简单化、低智化了。尤其是以继承笔墨程式为根本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标本爱好者的态度，这种抓住传统形式表层不放的作品，从艺术所需要的系统完整性来看，总是残缺和不成系统的。

无论哪个时代，艺术与时代语境的针对性是绝对优先的，新艺术总要针对时代文化场域的新问题提出新看法，并提出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所以，艺术与语境的针对性是优先的，延续继承不可能是先决条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这倒不是说新艺术永远与传统毫不相干，但相关的逻辑不是继承优先，而是与传统相遇，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求时代问题的解决方案时，传统中的某个思想脉络被发现，而且这个脉络突然变得有效了，那么这个传统脉络就被时代问题相遇，与时代问题的解决方案共鸣了。艺术家以全新的形式和系统化方法使其重生。在这个逻辑下的传统重生，是活的，是解开时代问题之锁的有效钥匙，并可以产生介入现实生活的驱动力。

用工笔画的材料工具来表现光影，与油画肯定有差别，作为一个具体操作者，在绘画过程当中体会到的差别在哪？

姜吉安：差别是很大的。比如说用油画画光影是油画传统里有的，是习以为常的事，但在工笔画的系统里画光影会觉得别扭，因为这违反了那种习以为常工笔画程式。从技术层面来讲，绢本绘画渲染光影是很有难度的，有很多工笔画家问我是怎么画的，所以我怀疑很多人画不出来，哈哈。比如说一个物体的亮部，暗部很细微的色彩过渡，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染色和洗色完成的，同时要保持色彩的透明度，还可以看到丝绢本身的纹路，这个过程中洗色的控制最有难度。我为什么要坚持用工笔画的渲染技法来做，是为了让它在工笔画系统里产生作用，只有使这个制度里的语言、语法、内容等固有的作品结构产生变化，才能对这个系统的变化有作用，也就是进入一个事物的结构之中去改变它，才会真正发生效果，如果画一张油画去质疑工笔画，那就文不对题了。有工笔画艺术家看了我的作品以后，觉得怎么能用工笔画画光影和几何形体呢，但是看了我在绢本上复杂的工笔画渲染技法，又觉得这确实是工笔画，于是很纠结，纠结才能真正引发思考，这样就对这个系统产生作用了。

个人化和社会化的艺术系统除了刚才提到的制度还有哪些要素呢？

姜吉安：艺术系统在根本上是一种世界观，世界观作为源头，派生人的生活方式等文化艺术现象。制度是某种世界观之下的方法论，世界观决定了价值判断，如思想自由、善与德、正义、一切皆空等等不同的价值指向。艺术的价值指向与艺术行动方法论和语言语法的统一协调形成完整的艺术系统。但是，艺术的价值指向、方法论、语言语法不是一劳永逸的，其有效性取决于此时此刻的问题语境的针对性，所以艺术家不但需要系统化的思考，还需要对语境的敏感以及综合转化的能力。

艺术家需要在新的问题语境下提出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自成系统来实现。我们看中国当代艺术，这样的艺术家很少，只靠感觉来创作的是大多数，但是未加反思的感觉往往是无意义的。

在东西方不同知识结构之间，在本质上您觉得您倾向于哪一方？或者说哪种文化体系跟你的知识结构更有所关联？

姜吉安：我的思路跟西方艺术体系和思想发展脉络有关系，跟中国传统也有关系，对我的创作脉络比较有影响有西方后结构主义，还有中国的墨家、道家、儒家思想等。我早期倾向后结构主义，把所有社会文化现象看成是结构性的，其背后都有某种意识形态在决定这个结构。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很智慧的视角，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我的一些作品中，比如 “两居室”和早期绢本绘画都与此有关。

我对中国传统中的各种世界观也很有兴趣，比如如何对待人与对象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儒道传统与西方启蒙以来的工具理性传统差异很大，中国传统的道和儒家在看待事物的时候强调“感通”，感通就是人和物不是对立的，在存在感上是可以互融的，也可以叫以物观物，不像西方的认识论传统对待任何事物都要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比如用高度、尺寸、材料、原子结构、化学成分这样来分析，由此总结成一种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但这个知识很快就被另外一个新的定义并取代，人的有限性决定了定义的片段性，定义永远是不完满的。中国思想中的感通和以物观物，是放弃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避免了经验的有限性对人的观念封锁，排除既定的知识定义，以空无化的主体的态度去使物更完整地呈现自身，这契合了世界的动态本质。

中西文明中的两个主流系统都有优点，西方启蒙以来的文化体系有利于人的物质生活的提高，现在我们的所有生活用品都与西方文化关系巨大，没有西方文化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当然它也产生问题，比如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新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之处是拥有更多的日常生活价值，也更艺术性和诗性，当然也产生问题，比如官本位、真理性弱化等等。中西两种系统中可相互补充的部分我都感兴趣，比如认识论作为一种理性的方法论，可以使人保持思维的锐度，中国传统可以使人保持温和诗意的生活，我希望融合这两种文明的长处，拒绝那种要么西方中心论要么民族主义的非左即右状态。

您的“两居室”与“绢本绘画”在媒介上不同，一个是装置，一个是绘画，一个是三维性空间的存在，一个平面性更多，这两者之间是否毫不相关，还是隐藏着某种联系，您怎么看？

姜吉安：针对的具体对象不同，一个是素描系统，一个是工笔画系统。但背后思考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对制度的思考，这两者是对中国人的视觉制度和审美意识形态影响很大。我们接受的光影素描训练主要是苏联的契斯恰科夫系统，被中国的美术学院实践了这么多年，已经变得很中国了，也成为了一个中国问题。每个当代艺术家都有这种经验，通过一系列观察与表现方法将对象和实物转化到纸上，并演变为一种习以为常。习以为常的事物最大的弊端，是使人沉沦其中而忘记了它的原始初衷，为什么要这样。素描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可以是艺术创作的手段之一，并非一种固定的技术和程式，我通过将素描还原到现实当中，试图将它从原有制度中解放出来。

“两居室”也与视觉的有限性相关，其中影子方向不一致的处理，较敏感的朋友能够发现。但另外一个处理至今还没有人意识到，就是所有的影子并不是光源照射下应该有的长度，有的缩短有的拉长了。但观众用肉眼判断不了这个影子的长度准确与否。这也说明人眼其实是很粗糙的，不是那么精确的。量子物理学研究成果说明所有事物其实都在不断变化，只是人的感官感觉不到。任何物体，比如说茶壶跟我刚买的时候已经产生很大变化了，可能损失了很多东西，但是人眼达不到那种程度。人眼的物理结构决定了我们只能看到现在这样，但世界可能不是这样的。这是这个作品的另一个意图：提示视觉的有限性，这些都是我2009年以前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关于艺术家应该批判性的介入社会的观点，您怎么看？

姜吉安：我刚才说的“几何形体”绢本绘画、“两居室”对素描用法的转变都包含批判性，但这种批判是针对意识形态这个层面的，而不是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我认为对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更重要，这是基础性的。因为社会问题与每个人都有关系，每个人的日常实践包含的真实价值判断与口头表达可能完全相反，比如公开批评体制，私下却可能积极为这个体制效力。我们可以看到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社会批判逐步演变成了成功策略。

对社会的批判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造成社会问题背后的那个价值观念的批判，二是对已经浮到社会表层的社会问题的批判。后者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批判方式。前者关注改变那些有问题的价值观念，通过推动意识形态的转变来带出解放的美学，来重塑人的日常感性，这种方式比较复杂也有难度，需要智慧。关注艺术的思想系统、方法论、语言和语法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既定价值观念问题的关注，改变这些就是对人的改变，也是改变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中每个人都认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应该保持比较高的自由度，中国人就愿意放弃这个自由度，这就是基本的文化问题。你可以观察很多画水墨的艺术家很封建，很保守，权力欲很强，尤其愿意当领导，这实际上是传统文人水墨本身包含的一个文化性格。工笔画也一样，宋代的工笔画之所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宋徽宗的趣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你不符合他的趣味，他不会召你做宫廷画家，更不会给你四品，二品的待遇，这种攀龙附凤的工笔画传统，也蕴含着一种权力意识形态。用开放的艺术思维介入工笔画，就可以产生一些搅动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起作用了，这种做法也属于针对既定意识形态的批判。

您最近更多展出的绘画是一个新的系列，主要材料还是绢本，但是否使用绢本似乎是偶然和随机的，您真正的用意，似乎意在告诉我们绘画的另一种形态？

姜吉安：2009年之后，我开始做“丝绢和剩余价值系列”。这个系列在概念与结构上相对比较完善，您说的没错，我确实是想建立一种新的绘画形态。我这里不想多说，我引用评论家黄茜的一段描述，她这个描述挺清晰的：“姜吉安的《丝绢及剩余价值系列》以全新的艺术架构将一种久违的传统哲学呈现于当代人面前。‘以物观物’‘人物感通’思想阐发了与西方认识论传统不同的对待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工具理性陷入终结绝境之下，其意义显得尤为明显。在以物观物的方法论中，物不再是静止的固定状态下的物，物也不是片段的受语境限制的知识可以圆满解释的。在《丝绢及剩余价值系列》作品中，姜吉安通过对绘画组成结构的研究，架构了物（现成品）与绘画的全新关系，这似乎解决了杜尚想要解决的难题。在这件作品里，丝绢既是用来绘画的媒介（白绢），又是作画的颜料（烧制成颜料的白绢），又是绘画的内容（画出的一幅丝绢），又是成品雕塑（由烧制后的渣滓组成）―同种物质贯穿了绘画的整个过程和所有方面，丝绢因此脱离了既定知识赋予它的稳固概念，成为了动态的、不断转化中的物。这无疑带来了人与世界关系的新角度，亦或一种久违的角度”。

做艺术家在哪一个阶段是最难的？

姜吉安：靠感觉和情绪做作品很容易，美院一毕业都可以做一件像样的作品，但是艺术家能不能发展出有意义的艺术系统，也就是思想系统、方法论、语言语法三者的系统完整性和有效性，这就比较难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需要不断思考和实践才有可能。在艺术发展到今天的状态下，仅依靠感觉和情绪创作的艺术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艺术家不仅需要对所处语境的敏锐感受力，更需要思考能力，因为这个时代的艺术没有统一的道路也拒绝统一的道路，自由但难度也来了，这也是典型的后现代状况。艺术家的自主方向选择即是一种抉择，必然需要参照系，而这些参照系也不是统一的，它们散落在哲学、艺术史、社会学、心理学、科学等的历史与现实之中，这需要很高的通识。我觉得要说有难度的话，难在艺术家需要自主编织自己的知识结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