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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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学”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现代管理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仁学”管理思想始于远古尧、舜、禹、汤的先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孔子只不过是中国远古以来就已经产生了的道德统治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换言之，道德管理文化产生于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的远古文明时代，经孔子加以弘扬和发展成为系统的“仁学”管理思想，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原则而延续到现代。“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这样一些范畴和管理原则，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其管理驱动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从狭义讲，“仁学”管理思想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的管理原则。

1.2儒家管理思想弥补了科学管理以来的缺陷

“仁学”管理思想对于缓解现代西方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进人类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学”的管理思想，对于长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来说，无疑是极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学”管理思想为特质的东方伦理管理文化，对于变革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构造，缓解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可以创造企业良好氛围

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中，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伦和谐。其主要人伦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讲求以和为贵，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为贵的思想，是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二是讲求“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三是强调“五伦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明确每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四是要求“知礼以立”“克己复礼”。“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在惊叹之余开始探索“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思首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加以解释，并称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新儒教国家”。日本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则为“集体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组织伦理强调忠诚，孝顺、智慧，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其中“集体主义”体现了“礼”“和”，“终生雇佣”体现了“仁”“孝”，“年功序列制”体现了“礼”“五伦十义”。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则认为，日本将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的美国企业引入的现代经济观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2.2儒家“育人为本”的思想可以提高企业人才素质

重视教育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儒家思想既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也重视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说明了儒家进行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对事物、人心的了解(格物、至知)做到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不为各种私欲邪念所动摇(诚意、正心)，从而形成完善的人格(修身)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齐家)为国家的安定繁荣作出贡献(治国平天下)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循序渐进”“举一反三”“性相近，习相远”等诸多教育理念从古至今对人类的影响、教育都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这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该企业创造了完善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制度，遵循着循序渐进、不断更新岗位的原则让每个担任不同职务从事不同工作的员工都受到相应的阶梯式的教育培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重视“资本知识化”，把培养人才比做“缝鞋垫”与“做西装”，首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培养出很多复合型高层管理人才，不仅使企业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观念不断更新，而且对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中，教育培训是基础的、根本的环节，培训如何做事、教育如何做人对企业的影响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可见到的，但却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依靠各领域的人才而跻身与尖端企业中，也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通过学习—探索—创新就长久不衰的，并且企业中每个个体素质的提高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教育培训人才应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使命。

2.3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可以引导企业文化倾向

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是儒家思想的一贯主张。《大学》开篇中就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要求先做人后做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思想境界，认为“能行五者(恭、宽、敬、敏、惠)于天下，仁矣”，而“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末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等观点也是要求人们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才能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仁学”管理思想虽然产生在古代封建社会之中，并且服务于其时的当政者，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软性管理理论具有珍贵的普世价值，尤其在如今物欲化的现代社会中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仲山．美日企业文化比较．企业经济，1993，(8).

第2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 中和文化管理

一、管理与文化

管理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管理大师彼・德鲁克曾这样论述，“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和技术都是建构在一定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管理制度或体系要起作用的话，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载体。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暗合，当然也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差异。如果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理念、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承载该理论与技术的社会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那么这些管理理念或管理技术在实践运用中，其效能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从文化的视角去审视现代管理理念与技术尤为必要。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本文主旨在于探讨儒家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与现代管理之间的关系。

二、中和思想的文化内涵

要理解“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首先要理解“中”与“和”的含义。从“中”字起源上，通常认为:“中之一字，本义为射之命中”。也就是说，中是人们对射箭“中”的认识派生，应为狩猎经济见长的部族观念，它是夷殷所形成。因而，理学家程颐在为“中”下定义时，就作出“不偏之谓中”的解释，反映了“中”即“正”的含义。而“正”有“不偏”之意，即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到好处，无过而无不及。

“尚中”作为一种原则是孔子提出来的。在孔子看来，“过，犹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中便是正道。《礼记・中庸》将“中”概括为处理万事万物的根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通观儒家文化，“中”一般有中礼（或中道）、时中和适中之意。其中，中礼反映了循道的思想，主张遵循合理的制度和规律，讲的是“中”的标准或尺度；时中是“行权”的表现，即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强调要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要随时变通以合于中。至于适中，强调的是“执两”、“用中”，即不偏执、不走极端，它是“中”在行为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中”是手段，“和”是目的，也是衡量“中”的最终标准。“和”的内涵主要是指和谐，它包含自然界内部、人与自然、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循道”思想是“中礼”的外在表现，这里的“道”就是“和谐”之道。在中华文化中，贵和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就得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也表示对“和”的重视。到孔子那里，对“和”的重视更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原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自孔子之后，中国的思想家几乎都重视“和”的思想传统。

事实上，“和谐”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在宇宙生命的流变中，任何现象即存在，都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每一生命的过程，都是由无秩序均衡结构的状态，到秩序均衡结构状态的完成与解散，而重新建设新均衡结构之过程。一切存在都有“求生的意志”，“总要求继续存在，总不愿意死，……既然存在即生命过程，这一生命过程无论如何长久，终归是要死的、要结束的，因此所谓的“存在”，就是某一现象或某一事物相对保持一定的质、自产生到突变所持续占据的时间和空间，也即事物相对同一、和谐的发展状态或过程。换言之，只有和谐，万物才能生存；和谐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事物的灭亡。因此，和谐是存在之道，维持和谐，也就是维持事物的存在。

三、中和思想与现代管理

1.中和思想与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是组织的决策层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本组织的具体情况，在广泛听取组织成员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整个组织的总体目标，然后逐级展开并落实到岗，变成每一个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实施措施，形成一个全组织、全过程、多层次的目标管理体系，以达到激发和动员组织全体成员参与目标并为目标实现而奋斗的目的。

显而易见，目标管理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和思想的要义。有效的目标管理，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要“执两”、“用中”。“执两”就是要准确认识到目标之于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组织整体与成员个体、上级与下级的价值的差异，“用中”就是要均衡“两端”的矛盾、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而有效的目标管理，其实施的过程则需要“行权”。目标规定了总的方向，以及具体实施的步骤与方法。然而，组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要能够有权变的意识与胆略。

而“和谐”则是衡量有效性的标准，更是目标制定的原则。所谓的“和谐”原则，就是要促使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组织整体与成员个体、上级与下级均衡、有序地、可持续的发展。矛盾两端的失衡，必然会导致组织的动荡与混乱。因此，现代目标管理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和思想的内在要求。

2.中和思想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地域内的具有正常智力，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它与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共同构成组织的三大资源。然而，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生理心理素质与经验上。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劳动能力。而不同的岗位对人的劳动能力要求也是有差异的，因此让有用的人到合适的岗位上，让每一个岗位有一个合适的人，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在人才招聘、任用与激励的过程中，这一原则无不贯彻其中。而这一原则即人职匹配原则。人职匹配原则是中和思想的内在要求。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和谐”就是要使个体所具备的能力与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保持一种平衡。如果个体的能力不能满足岗位需求的话，那么就是“不及”，可能就会影响到工作的完成；而如果个体的能力大大地超过岗位需求的话，那么这就是“过”。这样的话，一会造成人才浪费，二会影响人才的积极性，造成工作效率的降低。因此，人才的选拔与配置必须要做到岗位与人的匹配，做到无过无不及。“过”与“不及”是矛盾的两端，我们必须要“执两”而“用中”，以达到“无过无不及”。

人才的任用一方面要遵循人职匹配原则；另一方面，要做到“和”而不同。管理的实质就是使各种管理要素和谐有序。在组织管理中，和谐的员工关系意味着企业有一种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真诚合作的气氛，而这种合作表现出来的信念和力量，共同作用于企业的最高目标，是使企业具备最大活力的源泉。除此之外，和谐的员工关系也有助于满足员工对人际关系的需要、相互尊重的需要，并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的承诺度，从而极大程度地提高组织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从而使得组织获得持续的、稳定的和健康的发展。因此，和谐的员工关系是组织致力于达成的目标之一。但是，“和”并非等于“同”。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与“同”异，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与人混合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人才的任用，是将不同的人和谐的搭配，以产生最大的效能。

人员激励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其实就是如何用好人才的问题。人的差异性，决定了激励差异性原则的重要性。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优势需要。不同的人，其优势需要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激励的首要原则就是对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务，要制定有不同的激励政策；对不同的人，要实施不同的激励手段。这一思想既体现出了中和思想“行权”的主张，也体现了中和思想“执两”、“用中”的内涵。“行权”对于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激励手段；“执两”就是要根据个体的需要，把握住激励“过”与“不及”的两端；“用中”即是激励手段符合个体的需要。“过度”的激励是资源的浪费;“不及”的激励达不到最大的效能。

3.中和思想与信息管理

信息贯穿于管理活动中的全过程。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都离不开信息。准确性、及时性、经济性是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

准确性是信息的生命。只有准确的信息才能保证分析和判断的正确性。经济性就是要考虑信息处理与效益的问题。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应该在确保管理者决策需要的前提之下，用最少的钱，获取最大的信息价值。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经济性，必须要遵循“执两”、“用中”的原则。“执两”是一种全局的、系统的视野，就是要寻求到矛盾的两端:过与不及。过量的信息是“过”，其搜集的过程必然会损伤经济性原则，既耗时又耗力。过少的信息是“不及”，无法达到准确性的要求。因此，“用中”是解决信息管理准确性与经济性问题的根本手段。

及时性就是要迅速把握环境的动态变化，迅速地校正或调整管理策略或手段。组织环境瞬息万变，因此管理策略和手段必须要及时更新。如果环境变了，而管理策略和手段不能及时更新，就会滞后并阻碍组织的发展。因此，及时把握信息的动态变化，是确保管理持久有效运作的根本。事实上，尊重环境的变化，根据环境变化作出策略和手段上的调整，这是“行权”的基本要义。

第3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黄金规则”同时也被誉为一种底线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普遍伦理的基本原则，在生命伦理观点上可以理解为：如果自己身体不想要的结果或者精神不情愿被这样对待，就不要使得别人遭受不想要的结果和得到不想要的对待。在生命伦理学主要奉行的五个基本原则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观点是尊重自主性原则的充分体现。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与选择的自由主义道德。一个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意志是个人自由的最重要体现，它是一种个人自由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有能力自主思考行为行动计划，并且有能力自主把该计划付诸于实际的条件下，要求个人根据本身的意愿和选择来决定实施行为的过程。自主性概念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自主的个人，二是自主的行为。

在医疗行为中，涉及他人的行为必须得到他人的允许，每一个有健全思维能力的成年人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行为都有自决权。在讨论思维正常的患者是否有权利去拒绝一种医疗干预时，尊重自主性原则强调要作出适当的道德反应，认真听取和解答患者的问题，使患者的选择得到充分地尊重，尊重患者的自主性是知情同意的最佳体现。人不希望自己得到欺骗和强迫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最简洁的诠释。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思维形式深受诸多的西方观念和文化深刻影响，因此自主性原则也潜移默化地移入了我国的伦理观念中。在医患关系中，多数患者不能够信任自己的主治医师，病人认为自己在医患关系中自始至终是弱势群体，并且因此觉得害怕，因此病人自主选择。通过这种自主选择方式，患者试图以此在医患关系中占据更多主导地位，维护自身利益。患者是否知情，并且知情的程度是多少，都是医生自主地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所决定的。这不仅仅是医生的行医操守和职责同时也是对患者相关利益的相关保障。在医生这一方，医生应该自始至终把患者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置，并且忠于科学行医的原则，增进患者的健康。在患者这一方，患者的绝对信任自始至终是行医人提升道德修养的最主要动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对个人自由的重要阐述，医生与患者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真诚地交换信息，医生不应推掉自己身上的责任，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行医，与患者换位思考，自己身体不想要的结果就不应强加给别人，现代医务工作者仍然可以在这个观点中得到重要的启示和指导。因此孔子这个观点在今天的行医过程中仍然可以为广大医疗工作者所借鉴。

二、孟子：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由孟子提出，出自《孟子离娄下》，这亦是对孔子“仁”的学说的概括。意思是：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只有在仁德的体现上，才能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即是《论语》上的“天下归仁”。克己而突破自己，以与天下为一体，此时天下皆归到自己仁德之中，亦即使自己与人类同其忧乐。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中，儒家的“仁者爱人”观点集中体现为关怀原则和仁慈原则。

1.关怀原则。关怀原则是在人的精神上所承担的状态，比如对某事或者某人的忧虑、担心或者记挂。它把人的精神情感和精神需要、精神感觉、人们的相互交往，以及关怀的道德品质与实际能力放在首要位置，而并非求助于理性的决定和功利的计算。临终关怀可以看作是关怀原则下医疗工作者对生命的最崇高的行为体现。临终关怀虽然在世界各处称谓不同，但是临终关怀的内容实质在各个国家基本相同，同样是协助重病患者能够安详、平静地度过整个人生的最终部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组织机构组成的临终关怀团体给予了临终患者及其家属诸多方面的支持与照顾，包括心理和生理的安抚与治疗。临终关怀是为在最大程度和范围上保证临终患者的生存水平，从而使临终者安详和有尊严地走完最后的旅程，同时给予患者家属以精神上的支持与陪伴。在一定程度上说，整个行医过程中，行医者的道德比医术更为重要和珍贵，而生命伦理学的关怀原则在临终关怀中得到了最真切和最充分的体现。临终关怀对缓和医患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临终病人的关怀，在诊治过程中应从“恢复健康”转向“减轻痛苦”，体现“仁”道。在不可颠覆的自然规律中，生老病死无疑是大自然最严苛的铁律，任何物种和生命都有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并且人类是无能为力的。比如肺癌晚期的病人最后大多不能自主呼吸，呼吸只能依靠呼吸机，并且大部分临终患者已经没有了思维。因此在最后时刻医生们为患者安置呼吸机所需要的必要程序比如插管以及加大药物剂量的“过度医疗”不仅是带给临终患者巨大的痛苦，其过程也使患者家属备受煎熬。因此在“仁”爱的基础上对病人的治疗与对患者家属心理上的抚慰也是考验医生医术与道德平衡的重要部分。

2.仁慈原则。仁慈原则要求人们避免伤害他人，通过防治和免除可能的伤害帮助他人增进自身重要的和合法的利益。仁慈的行为是被现代文明社会所要求的，完整的伦理体系不能缺少仁慈原则，这不仅体现出仁慈原则的重要性，也体现出仁慈原则的公众参与性，因此不排除医生的仁慈。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 培根曾经说过，“和蔼可亲的态度，是最好的介绍信”。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该对患者热心细心诚恳虚心，谦和有礼，再加上有亲和力的微笑，也可缓解患者紧张情绪，使患者感到病几乎好了一半。因此医生在行医过程中，一定要体恤患者的疾苦，推己及人，细致谨慎地观察患者状态和心理思想；一定要“大慈恻隐”，能够做到与患者同甘共苦，在患者接受诊治的过程中，安慰患者、激励患者、帮助患者战胜病魔重获新生。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剂良药更能解除心理上的疲惫和痛楚。”因此医患双方之间的互动应该更加真诚互信，有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并且有利于医学事业的发展。

三、医乃仁术

医乃仁术同样是属于儒家的仁学文化，在中国的古代社会，行医者的生命伦理的道德准则很大部分出自于儒家学说的伦理观点。“医乃仁术”的医德古训，更是直接体现了儒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儒家文化是人道主义文化，因此可以称为指引现代医学职业道德的指导基础。医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体现为“仁术”。

中国古代医学早已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仁”即“爱人”，是儒家道德观念的核心。仁、义、理、智、信，以仁为首。儒家道德的所谓“仁”，在行医过程中体现为医生用他的仁爱之术来体现出他的仁爱之德。儒家“爱人”原则把尊重人的生命放在首位。强调医者要以“仁”为本，拥有仁爱之德。医疗伤害是一种职业性伤害。避免可能医疗伤害对缓解医患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医乃仁术”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中除了体现出仁慈原则和关怀原则，在“医乃仁术”这个儒家观点中还体现了不伤害原则。不伤害原则强调人们有义务不去伤害别人。[61强调在原则上即使不能使他人受益，至少也不应伤害他人。医疗工作者在保证职业操守的基础上在行医过程中应尽最大努力把某种治疗方案对于患者的医疗伤害控制到最低水平。

不伤害原则即“临床诊治过程中不使患者受到不应有的伤害的伦理原则，是一系列临床伦理原则中的底线原则”。医疗伤害毋庸置疑是身为医生的职业性伤害，伴随着医学临床实践而产生，因此，客观存在着医疗损伤现象。医生的某些医疗诊治方式即便符合治疗或缓解患者病情的需要，实施以后在理想状态下即使会达到理想的医治效果，其手段或者方式往往也会伴随和带来多重的不良后果，因此此时的诊治手段就好比一把双刃剑，结果和影响往往是双重性，一方面得到治愈的效果，另一方面又会获得不良影响。可以看出在医生的诊治过程中医疗伤害往往是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也可以说这种代价是在疾病治愈或者控制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所必然经历的。对此，在现代的道德观念中，这种过程和现象是予以允许和支持的。但是假如医师们医学专业素养或者医德修养程度不佳，实施诊治的手段不谨慎和不专业，对患者的正常权益造成损害，并且不够尽职尽责，那么，这一系列的医治过程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原本这些是可以避免或减轻其程度的医疗伤害，却由于实施的诊治手段或者诊治方式的不谨慎和不专业造成的。所以，假如发生诸如此类的对患者的损害，医师就绝对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身为行医者使患者不遭受不应该有的医疗伤害是每个行医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等观点都体现出仁慈原则、关怀原则和不伤害原则。

第4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人力资源管理；发展

一、儒家思想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性

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在工作中能够游刃有余的重要技能。孔子创立了以“仁”为主的道德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确立的最高行为准则，他阐释了我们企业在进行HR课程培训时所必不可少的一项课程。另外，孔子阐述的君子品行是告诉世人怎样去受人尊重，是我们在管理人才时，所必须重视和运用的。一个有修养有品德的员工必然可以给一个企业带来好的形象，对企业的发展百利无一害。孔子讲“文质彬彬”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品德达到统一。这也是儒家思想一直受到不同时期思想家的重视并不断获得新的阐述和弘扬，与新时代有更多的契合的原因。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是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为当时的社会服务。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因此他的教育方法也是我们在管理员工时值得学习和加以运用的。

学习十，在推进人才创新中，要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现如今，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着，如一只翱翔的雄鹰。将儒家思想运用到企业人才管理中，对企业的发展会有着超凡的价值。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儒家思想中的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现代企业精神是相通的，与现代企业管理是相融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是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

二、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部分，但是应加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建国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政府对一些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不仅引进前苏联的管理模式还结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创新的探索出我们更适合我国发展的管理思想方法。但是，沉积在企业管理中的顽固思想依然存在着。

首先，政府过多的干预。企业的价值取向，经营理念都或多或少的受到政府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企业随之依附政府，而忽略了自身的企业运营管理，在很多方面上政企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效仿国家行政机构，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因此没有很好地自我实现。

然后，儒家的管理思想的发展，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经常与人类的伦理道德相关联，在人情管理上往往就不得不给熟人开绿灯，这样企业的一些规章管理制度就不能有效的执行。这样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总之，缺少个性化，企业便缺少创新。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三、儒家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应用

众所周知，孔子的“仁治”就是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HRD在进行人才培训的过程中，要从职员的本性出发，正视长处优点，同时不包容缺点，从根本上了解员工的心理状态，关爱尊重员工。要使企业时时刻刻的做到“以人为本”，是要坚决贯彻到行动中，要时时刻刻体现出这种精神的。孔子的“礼治”，就是各司其职，讲究建立起有序的组织结构，使得企业运行畅通，有流程有制度。当员工都明白自己的职责，自己的利益也完全得到保障的时候，组织管理就自然而然清晰简单。孔子“德治”思想，就是使员工充分理解企业制度的意义，只有有了认同感才能更好的在岗位上做出贡献。在“人治”方面，孔子说必须重视人，因人而异，主张宣传教育应有针对性，讲究方式方法与具体策略，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子上，在企业中，做到“人尽其用”，组织效率才可保障，企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四、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展望

首先，必须坚定不移的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人才兴国，人力资源管理早已成为企业在舞台上能否站稳的决定条件，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招聘、甄选、培训、报酬等管理形式对组织内外相关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运用，满足组织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需要，保证组织目标实现与成员发展的最大化。其次，激励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它可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最后，要与法律体系相结合，强调法治高于人治的道理。无规矩不成方圆，除了企业内部统一的意志以外，集中指挥，协调部门运转都是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

五、结语

有着两千多年文化底蕴的中国，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利与弊延续至今，要站在辩证法的角度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细，吸取精华，要我们坚定地以实践为根，理论联系实际，吸取儒家文化，为我国的人才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唐任伍，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12-01

2 吴洪刚，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之我见[J]，价值中国，2007-10-09

3 张震，论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J]，经济经纬，2000年06期

4 李钟铭，观《孔子》，感受儒圣真精神[J]，聘周刊

第5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一、儒家管理思想“缘人情、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1]。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人又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就要从人的本性入手对人进行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正是从这样的出发点着手,按照人性本能的属性和特点来阐发相关的原则和手段的。

在人性的假设上,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基本观点。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人性有其共性和一般性;二是人性在后天受外力影响或改造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使每个人的人性产生差异。孔子之后,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对人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分歧。孟子侧重于阐释“性相近”,而系统地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之美德,是天赋而非外界施加的,“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 [2],乃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虚而知”的“良知”。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例如耳濡目染或者追求感官刺激使他的善良天性被遮盖了。他还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荀子的观点则不同于孟子,他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3],人性恶乃是人的自然属性、生理本能。同时,他还指出,后天的人为,可能使先天的人性恶,变为后天的人性善,这就是所谓的“化性起伪”,“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4]。这样就逻辑地推导出,礼乐的存在与推广是合理的,老百姓可以通过礼乐教化,而克服其人性中固有的丑恶成分,求善向上。由此可见,孟子与荀子虽然在对人性本质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其宗旨却是一致的,即人性的最后立足点都是善,所不同的是,孟子主张“本善”,任何人保持和发扬善的本能,就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而荀子则主张“归善”, 任何人只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恶性,也可以归乎良善,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孟、荀以降,儒家在人性问题上还有各种貌似有异,实则一致的观点,如汉代董仲舒提倡“性三品说”,西汉扬雄提出的人性善恶相混说,唐代韩愈则主张性品说,而张载、二程、朱熹等宋代儒者则将气的概念引入了人性理论。无论何种理论,都将人性的立足点归于善,认为人性本善或经改造可以变善。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假设,儒家才提出了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手段。

如上所述,儒家相关理论的提出,都是基于对人性理论的分析而提出的。无论何种形式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人,人是管理的对象,要很好地进行管理活动,就必须对人进行必要的分析。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儒家思想“缘人情、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在现今的企业管理活动中,我们要借鉴和运用儒家管理思想的成功经验,首先要学习其依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性的特点,在把握员工整体共性的同时,还要根据不同员工的性格特点,因人而异,运用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要依人情、人性而选择不同的管理方式,协调好企业内外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员工的个性和能力,使得管理处于有序的状态,从而保证企业团队的稳定和发展。

二、儒家管理思想“民为邦本”的核心价值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思想所关注的重点。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所形成的重民思想,系统地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

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他建立“仁学”,核心宗旨便是“爱人”,主张“亲亲而仁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爱民恤民措施,强调行“宽”使“惠”,认为“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 [5],要求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6],并把“惠民”归结为“君子之道”。孟子和荀子将孔子所建立的“民本观”发展到新的高度,大大丰富了“民本思想”的内涵,提升了“民本思想”的价值。孟子“民本论”的典型表述,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7]。他认为民众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民心之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8]。君民关系是水与舟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君主离开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便意味着政治前途的葬送。因此,作为君主,必须以“爱民”为务。秦汉以降,儒家的民本论形形,其内涵不断得到新的充实和丰富,而“重民爱民”始终是其宗旨。按照儒家“以民为本”的原则,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法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力之间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治”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也就成为了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与主导倾向了。

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贵民爱民”的思想实际上体现了这样的管理理念:即“以人为本”,把人当作经营管理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并通过对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创造出优秀的经营业绩。因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借鉴传统儒家思想的民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将员工视为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再则,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人对己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对待自己方面,“仁爱”思想主张“正人须先正己”“吾日三省吾身”;在对待他人方面,这一思想的核心是“爱人”,要求人们做到关心他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还要求人们要关心集体,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告诫人们在个人和社会利益关系中,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全社会利益。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儒家的这一管理思想,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互相合作,帮助员工树立起集体主义观念,以集体利益为重,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民本的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无论是领导者与员工之间,还是员工之间,都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形成一种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关系。同时企业领导者应关心、信任下属,赋予其更大的自,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容人之胸怀,并能有容才之过、容才之短的气度。企业领导如能真正关心员工,在工作、生活方面为员工排忧解难,将会极大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员工也将被领导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工作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回报企业。

三、儒家管理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维方法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理论,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方法论。

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来,讲求原则性、稳定性、适应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前提,所以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是考虑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具体做法便是“执其两端而扣之”,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地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孔子之裔孙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系统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庸”思想。他将“中庸”从理论上升为宇宙之间最普遍的根本法则,指出只有遵循这一法则,天地万物才能安其所,保持平衡,和谐发展。后世儒者对“中庸”的推崇与阐释发挥也是“一以贯之”的,他们一致认为“中庸”是天下之至道,治国安邦的最高指导原则,只有行“中庸”之道,天下方可“致中和”。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所说的中庸与中和的意义是相近的,中是循礼,和是行仁,以中和为用的中庸思想是礼与仁思想的集中表现。换而言之,儒家的礼和仁都是通过中庸来实现的。通过中庸,可以使普通人修养成为圣人,首先对自身,知进退,可以明哲保身;对国家,能做到“为政以德”,治国安民;对宇宙,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这种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是:第一不走极端,第二就是要持久,这样就得发挥人性的平衡作用,以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统一。一个人的行为,应既不偏向于此一面,也不偏向于彼一面,而是在两个极端中寻求一个高度的平衡。

儒家思想所秉持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维方法,是以和谐为基础的,这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协调”与“和”的理念不谋而合。“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作用是化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冲突,有利于企业的稳定;高层次的作用,是有助于企业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这是一种互为目的、互相新生的关系,也是“和”管理的高境界表现。具体来说,将“中庸”之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管理原则的制定与管治方法的施行,必须做到收放自如,进退有节。对待矛盾的事物,“中庸”要求做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一立场,启示管理者不能在管理上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而应该把握分寸,适中用时,凡事留有一定的余地,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左右逢源,进退自如,找到事物的最佳平衡点,从而把握主动,牢牢立于不败之地。二是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即在管理上不可偏执一端,既不能一味用强硬的手段,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地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三是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中庸”理论的要义之一,是提醒人们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给管理者以启示,在管理上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在稳定中求发展。管理者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戒骄戒躁,不走极端,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所长,使品德各异、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工作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

四、儒家管理思想“经”“权”辩证统一的运用机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经”“权”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智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9]。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提供适当的手段。“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在于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强调原则性:“执中”,“执一”,“守经”;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活性:“便宜从事”,“行权”,“通权达变”。儒家“经”“权”观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经”“权”关系之中,“经”(“常”)是主导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而“权”(“变”)则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用董仲舒的话说,便是“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 [10]。二是“经”与“权”是共生互补的,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不能有意割裂与对立,即所谓“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 [11]。

受“经”“权”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儒家思想确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如等级卑尊有序的治理模式,德治教化的价值取向原则,正己及人的管治示范形态,仁义礼乐的人本管治精神,用中适时管治操作方法等。这些都属于“经”的范畴,都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大经大法。如果抽掉这些内涵,儒家治国思想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特征,也就不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此同时,儒家治国思想也不排斥“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以动用刑罚来补充单纯讲究德治的不足,以承认合理利益来弥补单纯提倡仁义的欠缺,以天下一家、诸生平等来克服单纯讲究等级名分的矛盾等等,从而在治国上尽可能以较小的投入获取最佳的效果。

儒家管理思想受“经”“权”理论的指导与规范,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进、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这也正是“经”“权”观的意义所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借鉴儒家的管理思想,就要学习其“经”“权”观,从事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通,有所调整,有所改进。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也要遵循这一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充实企业管理的相关理论,丰富企业管理的手段,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管理方法。企业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就具体问题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坚持总体方针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对具体细节、具体方法做出调整和充实,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时期的各种需要,从而使企业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为其稳定发展提供不竭的生机与强大的动力。

如上所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不可拔得过高,更不应牵强附会,须知古人因受其历史条件限制,不可能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具体的运用中,要结合企业的特点,将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原则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在运用和发展中真正体会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使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管理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409.

[2] 孟子.告子上.

[3][4] 荀子.性恶.

[5] 论语.阳货.

[6] 论语.公冶长.

[7] 孟子.尽心下.

[8] 荀子.大略.

[9] 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0.

[10] 春秋繁露.玉英.

[11] 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三.断刑论下.

[12] 陈长琦.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3] 张震.“和为贵”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J].财富智慧,2006,(4).

[14] 丁晓钦.论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J].经济经纬,2000,(6).

[15] 王永明.论儒家思想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5).

[16] 李郁华.浅谈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J].西安社会科学,2009,(3).

[17] 王赞源.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18] 张守军,米咏梅.儒家的义利观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4,(5).

[19] 董庆榆.摭谈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5).

第6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仁；和；儒家；管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儒家学说在两千年来长期一直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如果将中国传统思想比喻成一棵树，则儒家学说就是主干，儒家学说以孔、孟两位圣贤的思想为主体，他们的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管理思想影响深远，而且对日、韩及其东南亚管理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主张以人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是“仁”。在德性上，它提倡仁爱，崇尚礼仪，推崇道德；在人际交往上，它主张以和为贵，以信取人，与人和谐相处；在义利关系上，它推崇见利思义，不唯利是图；在修身利己上，它提倡人们修身养性，提高素质。本文主要通过“仁” “和”两个方面来介绍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及其现实的价值应用。

        一、关于“仁”

        （一）何谓“仁”。

        在孔子之前就有“仁”的记载，最早的记载是在《尚书》和《诗经》中，孔子在吸取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将西周的德治融汇结合，形成了“仁”的观点。

        “仁，亲也，从人丛二”（《说文》）解释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的概念宽泛复杂，包括了孝悌，忠恕，诚信等德性。对于弟子的“仁”问，孔子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仁者，人也” （《礼记•中庸》）认为“仁”的本质是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认为“仁”的本质是爱人。

        （二）关于“仁”与“礼”。

        “仁”的内在核心是爱人，表现到外在的行为就是仁的实践，而仁的实践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  何为礼？在孔子心目中：“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那么就不肯能有礼；而只有遵从“礼”的行为才是“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就是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要符合礼仪的规定，这就是仁。

        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礼”是“仁”的外化，人的仁爱之心通过“礼”来表现；“仁”是“礼”的内容，徒有形式“礼”的不能称之“礼”，只有合乎“仁”的“礼”才是“礼”，才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起到约束作用。

        （三）“仁”的目标——“富民”“安人”。

        一切管理都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目标的管理是盲目的活动，是不可能取得预期目标的。儒家学也有自己的目标----“富民”“安人”。

         “仁”的目标之一是“富民”，孔子在《论语•子路》中的“庶之”“富之”“教之”的观点中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能够治理好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二是人们要富裕，三是要对人民实行教育。孟子也曾在《孟子•梁惠王》中指出，要使黎民百姓“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就是实行“王道”的开始，所谓“王道”就是施行“仁”道，而“富民”也就是“仁”道的目标。

        另一个目标是“安人”，孔子在《论语•庸也》中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说有高尚品德的君主广施恩于众人，济度众人，使得人们安居乐业，礼乐兴，刑法中，上下有序，从而民富人安，天下太平，最终实现了君主对国家的有效管理。

        （四）“仁”在管理学的价值应用。

        “仁”应用于现代管理中，就是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企业的主体是人，只有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开他们的智力，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胸怀“仁爱”，把人作为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将员工当做企业的主人看待，尊重员工，满足其需要，实行柔性化管理，创造优良的生活工作环境。让员工积极的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行。这样，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发展紧密相连，由“仁”产生出来的员工积极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关于“和”思考

        （一）何谓“和”。

        中国传统观念十分重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和谐、有序，并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和”。在《说文解字》中，“和，调也”，和就是调和，协调之意。对于“和”，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界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记》）这些观点无疑展露了“和”的理念。

        “和”的理念在许多方面得到体现：反映在思想上，“中气以为和”（《老子》）；反映在政治上，“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反映在经济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大运》）；反映在处事上，“和为贵”（《论语•学而》）。简单来说，“和”就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使其团结，治国，和能兴邦；治生，和能生财。

        儒家学说中，“和”是以自身和谐为起点，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个人自身和谐，从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了，人与自然才能更好的和谐。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念就是一个“和”的演变过程。

        （二）关于“和”与“同”。

        在《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讲调和而不是盲目的附和，小人盲从附和而不讲调和。这里的“和”是指不同的东西和合统一，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同”是指没有差别，盲目的一致、同一。

        在《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在原来固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相互协调，相互影响，达到和谐同一，从而形成新的事物，这就是“和”。而“同”就是相同的东西无联系的机械组合在一起。

        （三）“和”在管理学的价值应用。

        “和”在“人--人”管理实践中，协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协调高层管理者和低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这种以“人和”为目标的管理，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现管理的人本思想。在管理中，领导者通过身体力行，注重民主，关怀下属，创造良好的和谐气氛和环境，进而员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努力工作，拼搏奋进。

        综上所述，“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和”是儒家思想的价值目标。儒家提倡仁爱，通过道德教化，使人性不断升华，达到个人“和”的状态，继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自然和谐。 

参考文献：

[1] 丌名杰.管理思想史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第7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当代管理；儒家哲学思想；启迪

中图分类号：B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8-03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其二，设定条件，制度保证。任何思想、制度的运用，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为保障。对于儒家管理哲学来讲，探寻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进路问题，则需要设定相应的条件。一方面强调社会认同，为儒家管理哲学的推行营造氛围；另一方面规范社会制度，尤其作为企业来讲，严格的经营制度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运用儒家管理哲学理念，首先要通过企业制度、社会制度来克服儒家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减少企业管理与发展的阻碍，其次要通过制度来发扬儒家管理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儒家“仁”“信”等哲学理念，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合归一处、充分融合，成为企业长效发展的不竭动力。

总之，儒家管理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干，以其独特的价值和内涵，影响中华民族两千余年。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新常态发展环境下，儒家管理哲学仍然凭借其特质，成为中国企业改革、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核心。尽管其在当代企业管理应用中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存在异质同构、互补互助的多重关系，但只要做到“去糟取精”，并构建完善的社会制度，即可使其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高悦敏.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4（16）：155-156.

第8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企业管理 应用

一、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法家、道家等传统思想中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管理思想。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与我国管理实际结合起来，促进管理的发展，构建具有和谐精神的企业文化，对内形成凝聚力，对外形成吸引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传统文化精粹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用

（一）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并渗透到社会、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儒家管理思想理念与现今我国管理学界提出的“和合管理”有许多相通之处。“和”，意为和谐、和善、协调；后有“合”，意为聚合、联合、合作。“和”“合”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充满理性的概念，表达出和睦共处、和气生财、协作一体、合作制胜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之要义。“中庸”的方法论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庸”即遵从礼仪道德规范。从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儒家所倡导的“和”，并非不讲是非原则，而是要以“仁政”和礼仪管理的需要为准则。其礼仪管理也彰显了“和为贵”的理念。

如果将“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应用到企业管理中，那么企业管理者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企业与环境的关系都可系统地协调。首先，协调管理者与职工的关系，“和”象征着和谐统一，也是中庸观所提倡的。因此，在企业人员素质和人才观方面，儒家深信每个人都具有价值之源，都具有践履能力和价值自觉。在同职工关系上，管理者要将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思想贯彻到底，关心职工的工作生活，搞好奖惩措施，则是“爱人”，经常与职工互动，解职工之忧，帮职工之难，则是“敬人”。从而职工也会投以辛勤工作付出，服从领导，关心企业发展，管理者和职工关系融洽。其次，协调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质与量的辩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从“中庸”思想中体现了出来，企业的质与量都集中在外部。外部客观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技术、人文等方面。如果企业在管理过程中不能超越外部，则要学着去适应它、改造它，以此来取得企业与外部环境的统一和谐。

“中庸”之道，既是为人处事的基本方法，是实现“和谐”的基本途径，也是企业发展的辩证思路和企业管理定位的基准。

（二）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韩非子指出，“法”指健全法制，就是制度建设；“术”指推行法令、驾驭群臣的策略和手段；“势”指君主的权势，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1.“法”：制度建设。韩非子认为“人性自利”，主张用“法”的力量来有效地节制人们之间的竞争。构建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是组织得以良性发展和壮大的根本保证，而且组织规模越大，制度就越重要。制度建设是每一个追求卓越的企业都必须做好的重要环节。

重要的是，法家向来都是反对保守、主张锐意改革的。商鞅主张“不法古.不循今”，认为一切法律和制度都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因此，现代企业在进行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持续创新。及时察觉外部市场的环境变化，并结合自身的状况适时进行战略调整，确保制度体系的动态性和前沿性，通过不断创新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2.“术”：执行技巧。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再好的制度也都只有得到良好的贯彻执行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在制度贯彻执行过程中就必须讲究策略和方法。这方面，韩非子提出的对策是重“术”，就是对制度的执行进行技巧性监控、处理，加强反馈，加强考核。

韩非子提出的“赏罚二柄论”为现代企业激励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赏罚必明，赏罚公平是一切激励手段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前提。在考核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公平，对“行”不对“人”。赏罚必重，只有“厚赏”“重罚”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现代企业管理也可以借鉴韩非子的思想，在企业内部实行重赏重罚的奖惩制度，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确保组织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3.“势”：卓越领导。韩非子认为，一个人仅有贤能是不够的，还得有“势”。“势”应该包括赏权、罚权和威权。赏权，是管理者拥有对下属做出表扬和奖赏的权力。具体到现代企业，管理者首先要能够合理地运用自己的直线职权。并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地完善自我，培养个人独特的领导魅力，调动一切积极有利的因素。利用好“势”，确保管理的效果。

（三）自强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自强不息，《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不息，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谚，则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和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会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从而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变成推动现代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

三、结语

第9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2.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2.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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