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行业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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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学前教育行业研究报告范文

显然，去年投资教育界的1.95亿美元纪录要被刷新了。投资进入已经一月有余，专注于幼教事业的红黄蓝创始人史燕来始终保持低调，她比谁都清楚，引来投资只是为了更好的做事。

情况类似的还有教育技术与服务提供商安博教育，在去年出尽风头成为教育界最大融资案，今年依然，投资方联盟向安博教育集团注资1.03亿美元，再次刷新了去年的纪录。

不断刺激眼球的教育投资事件似乎在论证：在全球环境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教育界却意外引来了风投热恋扎堆现象。风投们的统一论调是：关注抗衰退能力强的企业。另外一个理由是，投资教育产业，实则尽社会责任。显然，在任何行业里，都有着相同的定律：钱多了，盘子自然大了。

迅速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历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而随着个人财富的逐渐增长，中国对教育服务的开支也呈现出增长趋势，没有一个家长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由于升学率和就业机会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的教育行业，不论在经济发展处于还是低谷，都会不断发展。

2007年，中国教育市场的总值增长到1,430亿美元，预计2010年前的复合增长率将会达到12%，规模预计达到2,000亿美元。政府也鼓励对教育行业的投资，并希望借此打造知识型经济和推动消费。

“中国的教育服务行业还很年轻，目前正在经历迅速的结构性变化。”林明安暗示中国教育行业大有可为。同样投资于教育领域的软银赛富合伙人羊东告诉《中国联合商报》记者：“今年由于人民币的大幅升值，给中小企业带来直接的刺激就是必须做高附加值的东西，必须重视研发。”人民币破7的升值压力反成了中小企业决战核心技术的动力。

他认为，投资教育是尽社会责任。羊东颇带感情地解读：“首先要创造一部分价值，给社会带来贡献，同时，除了赚钱以外也带给行业一些正确指向。”

凯鹏华盈中国基金创始及总裁合伙人汝林琪支持学前教育领域的理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家长具有很主动的消费意愿。存在的问题是，此类企业面向低年龄阶段客户群服务，对于从业的教师会有年龄的限制，从而带来人才流动性强的问题。“企业大规模发展，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才管理和激励机制，增强企业发展的稳定性，这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职业培训升温

结合近期最典型的几起投资事件，汝林琪把教育类投资细化为两类，分别是职业教育领域和学前教育。“我们看重的是项目的所属行业，如果职业人才培训所面向的就业市场和相关产业的容量很宽阔，具备企业扩大规模和未来产品增值的空间，就会提高投资机率。”

第2篇：学前教育行业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学前教育；留守儿童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6）04-0084-03

1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辩证关系的阐释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是基本原理之一。可以做如下理解。

1）在社会形态的矛盾统一体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2）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表现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

3）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表现为积极地为经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可以通过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和领域的控制和调节来为经济基础服务。

4）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形态及其矛盾运动，表现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社会形态的不断更新[1]。

早期，由于马克思对经济决定作用的过多强调，常使人误解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唯一决定因素。比如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波普尔曾质疑马克思，认为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认为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是彻底错误的[2]。后来，恩格斯开始着意补充和发展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思想，晚年更是肯定了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经济的反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本文试图运用上述理论，来透析中国目前学前教育的一些新现象：关于儿童与数字化、关于留守儿童、关于隔代教育。从理论出发，任何现象背后必定有其深刻的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原因。在教育大改革的当下，追溯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有利于理解中国当下学前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帮助解决现实问题，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教育方式。

2 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如何教育？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今时代变成“信息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且，信息技术不仅仅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带着巨大的破坏力。电脑和网络诞生后，数字化产品不仅自己飞速地更新换代（比如苹果公司iPhone 4时间是2010年6月，iPhone 5时间是2012年9月，iPhone 6时间是2014年9月，恰好每两年更新一代），而且摧枯拉朽地改变着传统产业，比如数字相机对传统相机和胶卷行业的革新，智能手机对传统手机的替代，等等。这一切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比一番，任何人都会惊讶得瞠目结舌。然而，如果不作对比，大多数人好像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它。之所以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数字化产品的“傻瓜化”，操作方式极为简单，连傻瓜都会用。

而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的学前儿童，他们在数字产品的环绕中长大，会怎么样呢？德国脑科学家曼弗雷德・施皮茨尔在其所著的《数字痴呆化》一书中列出数据：“一项对2000多名年龄在8到18岁之间的孩子和青年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青年人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数字媒体上――每天7.5小时，这个时间甚至超过了睡觉。在德国，一项对43 500名中学生的调查表明，9年级学生每天使用媒体的时间将近7.5小时。其中还没有包括使用手机和MP3播放器的时间。”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00个受访家庭中，80%以上儿童对iPad等电子产品充满兴趣；尽管家长们希望孩子通过iPad进行益智学习，但73.6%的孩子仅用它来玩游戏。”[3]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大多数教育界人士表达的都是担忧，因为过多使用电子产品已经造成了许多令人头痛的问题：儿童近视率逐年上升，注意力不集中，社交能力弱化，等等。许多人都在呼吁让儿童远离电子产品，然而当数字产品已成为日常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能让儿童远离？

运用理论来分析，生产力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就像当年工业革命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工人砸机器泄愤毫无用处一样，今天让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也只能是无用之功。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这条规律，想办法运用上层建筑的力量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不妨多研究数字产品，告诉孩子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如何保持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如何更好地驾驭这些产品，而不是被痴呆化。

3 农村留守儿童谁来守护？

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改变生存状况进城打工。他们本意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也希望给下一代成长提供更充裕的经济支持。然而，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壁垒，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和与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入学制度，使得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无法长期将子女带在身边给予照顾，从而造成大量的“留守儿童”。百度百科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留守儿童（the left-behind children），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到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

全国妇联课题组在2013年5月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称：“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其中，“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达2342万，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38.37%”。由于亲情和家庭教育缺失、学校安全和监管缺位，留守儿童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如自卑、逆反、怨恨父母，而且往往行为不良，学习成绩不佳。

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不可否认，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再次反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就会知道，留守儿童问题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产生的，是一个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的社会问题，它关系到未来人口素质和劳动力的培育，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上层建筑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党的十已明确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学校、家庭也需要联起手来采取措施，比如：

1）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合理分担留守儿童的教育成本，加大寄宿制中心学校建设，让留守儿童尽量住在学校；

2）农民工较多的城市，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该给予一定的扶持，取消所谓的借读费和择校费（很多地方已经取消），让农民工子女能随父母进城；

3）建立各种形式的保护网络，如以父母、亲属为主体的家庭监护网络，以学校教师为主体的学校帮护网络等，对留守儿童给予及时的帮助。

4 城市隔代教育的问题如何解决？

隔代教育是另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问题。百度百科对隔代教育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些年轻家长或者因为自己工作繁忙，或者因为离婚，而把孩子的教育、生活等责任全部交给孩子的祖父母，这种由祖辈对孙辈的抚养和教育称之为隔代教育。”

前面讲的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打工而把孩子留给祖父母照看，其实就是一种“隔代教育”。但这里着重要讲的是城市的隔代教育。据调查，中国城镇近50%的儿童是由祖父母看护的，在上海目前0～6岁的孩子中有50%～60%属于隔代教育，广州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占到总数的一半，而在北京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多达70%。

目前教育界对中国隔代教育产生的原因分析较少，大多讨论都归因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如老人喜欢三世、含饴弄孙等）。但笔者认为，除了社会文化和家庭观念，追根究底，依然要从经济基础上来找原因。

1）经济快速发展带来日趋剧烈的竞争和大城市的高房价，迫使许多年轻父母双方必须全职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又请不起保姆，只能把孩子交给祖父母照顾。

2）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目前正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父母的高峰期，独生子女被视为“抱大的一代”，父母大多习惯为子女包办一切，包括为他们代养孩子。

3）知识和观念的快速更新。事实上，祖父母照看孙辈是中国的传统，隔代教育古已有之。但以前之所以没有成为问题，主要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隔代之间没有太大差距。而近几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知识、技能乃至观念更新非常快，许多老人几乎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在教育孙辈上自然会产生问题。

近几年来，由于媒体不断将问题少年的出事原因和隔代教育联系起来，批判隔代教育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这些批判的声音主要包括：

1）祖父母的过分溺爱易使孩子产生“自我中心”意识，过分保护扼制孩子的独立能力和自信心的发展；

2）隔代家长们的素质远远落后于时展和孩子成长的要求，他们保守、封闭，易使孩子与社会脱节；

3）三世同堂，在孩子的问题上祖父母的观念往往与年轻的父母相冲突，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尤其是中国话题最多的婆媳矛盾。

然而不管如何，因传统家庭伦理习惯和近几十年的经济基础引发的隔代教育问题，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正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王极盛所说，现在还不到讨论要不要隔代教育的时候，而是要想办法搞好隔代教育，加强其与亲子教育的协调性、相容性，使两者相互促进。

5 最适合我国经济基础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借助原理可以知道，任何教育现象和问题均可从经济基础上找出根本的原因。学前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之构成部分，是无法脱离具体的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它为经济基础所决定，也一定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方法正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逐渐形成的，也许它有各种各样的弊端，但正是这些弊端才促使教育管理者不断去改进，促进其发展。

近几年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大量发展，许多转发甚多的言论往往贬低中国教育、吹捧国外教育。这里笔者要说的是，国外的教育确实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但不能脱离中国的经济基础去谈教育。一言以蔽之，从国家层面来说，只有适合中国经济现状、能解决中国诸多教育问题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从家庭层面来说，只有适合孩子的特点、能解决孩子身上问题、促进孩子全面健康发展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第3篇：学前教育行业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教育咨询委员会；教育决策；制度建设

2010年7月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咨询论证，提高重大教育决策的科学性”，由此，探讨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建设策略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正确认识建立教育咨询制度的意义

1.建立教育咨询制度，有助于保证教育决策的民主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各种体制建设的日臻完善、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日趋提高，民主性成为实现善治的根本要求，社会公众的利益导向成为国家政策制定所遵循的根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建立教育咨询委员会有助于实现教育决策的民主化，有助于与社会日益增长的民主性需求相吻合。

2.建立教育咨询制度，有助于保证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当今社会是一个文化不断交融的时代，各国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不同国家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亦渐突显，教育发展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不确定性日益增强。同时，教育需要不断回应来自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个人的需求，并做出相应调整与变革。在这样复杂的客观环境下，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既借助专家学者的“大脑”，也借助一线工作者的实践经验，让他们参与教育决策，分析教育中的各种问题和影响因素，有助于为决策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从而减少教育决策的不确定性，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3.建立教育咨询制度，有助于保证教育决策的专业化

在现代社会，教育已发展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已不再囿于政府或教育部门闭门造车之责，而是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神经细胞。每项重大的教育决策，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越了任何教育领导个人智慧和才能的范围。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有助于囊括跨行业、跨门类、跨学科，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发挥集体智慧，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的知识，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为科学的决策提供满意的遴选方案。

二、准确界定教育咨询委员会的职能

1.学术研究职能

一个良好的教育决策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素质高低，更取决于其所获得的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尽管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凭借其行政组织系统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但由于教育活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通过学术研究来厘清某些教育现象背后的理论规律，需要专业性的机构和人员才能完成，而此过程正好彰显了教育咨询委员会专家所具有的专业优势。为此，国家可以通过组织对学术课题的申报和研究，引导教育理论和实践界的专家对某些教育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设计、预测等，并向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研究报告以供决策参考。这样既可以促进促进教育科学研究的繁荣，同时还能更好地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有效信息，从而保证决策过程的科学性。

2.决策咨询职能

咨询功能也是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主要功能，这是由它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它的这项功能具有下列特点：第一，它是一项经常性的功能，而不是临时性的。第二，它兼具技术性和民意性。一从国内和我国部分地方教育咨询机构的经验看，教育咨询委员会的职责应包括四个方面：研究教育发展规划，并提出修改意见；对教育的方向性重大问题、远景发展目标进行前瞻性研究和重点论证；对教育各个阶段的特点、规律、专门政策进行分项研究；对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适时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和意见。

3.民主监督职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教育咨询委员会从职能上可防止行政机关的失位、缺位、错位与越位，以保证行政主体公平实施行政职权；教育咨询制度将整个行政活动程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将这一过程公诸于众，可以促进了行政机关行动的公开化。

4.沟通协调职能

行政行为从单方意志性向交互意志转变是现代行政权利运作方式的一个重要变化，即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应与相对人沟通与交流，包括意见交换与信息沟通等等，不再只是简单的信息调查与搜集。无论是从教育教育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来看，还是从其所从事教育研究、教育咨询的过程看，这一机构都扮演了政府与社会间的平衡的角色，都架起了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沟通桥梁，都是民意反映和集中表达的重要方式，从而促进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将教育中的某些矛盾和冲突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以防止问题的扩大化。

三、进一步强化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教育委员会要体现其成立的意义，实现其研究、咨询、监督和协调的功能，依赖于相应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有效规范，可以保障这一机构的良性运行。

1.组织制度建设

完善的组织机构是保证教育咨询委员会良好运作的重要前提。为此，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制度建设首先是组织制度建设。这一建设包括两个方面：

（1）组织机构设置

教育咨询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应考虑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主要基于教育问题的差异性，如高等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学前教育等，可以针对不同的教育问题分别设计专门的分委员会，从而保证咨询报告的专业性。纵向主要针对教育决策的层级差异，即根据我国行政体制的特征，建立省、市、县（区）三级地方性教育咨询机构，为地方性教育决策提供支持。

（2）机构内部规章制度

要保证组织的运行，除了建立专门的机构之外，还需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这一制度主要通过教育咨询委员委员会章程得以体现。在各级教育咨询委员会成立时，应制定专门的章程，章程可以就以下重大问题进行规定：委员会的名称、目的、活动范围、咨询服务对象、经费来源与管理制度、成员选拔制度、会议制度、决策制度、存续期等。按照国外的基本惯例，组织章程应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批准后生效，可在章程生效以后，根据章程制定普通管理制度，以规范组织的运行。

2.运行制度建设

从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看，其运行大致可以通过如下程序展开。首先是咨询问题的确定，政府可以就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形成调查研究的主题，以课题招标的方式来引导专家进行研究；其次是政策草案的出台，在专家咨询报告的基础上，教育行政部门可以组织教育政策咨询委员会进行论证，并确立政策草案。再次是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委员会的专家，通过座谈会、对话会、研讨会、热线电话、电子邮件、问卷调查、书信等多种形式向有关各方征求意见并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最后是正式政策的出台，在意见征求的基础上，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再次组织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对所征求的各种意见进行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形成正式的教育政策。

3.保障制度建设

首先，在教育咨询委员会的运行过程中，其独立性应该是相对的、有限的，因为决策过程亦是多方利益的博弈过程，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和合作关系，所以教育咨询委员会研究提出的可供选择方案，绝不能够仅单纯考虑科学因素，还必须充分贯彻包括政府首长决策战略在内的各种政治主体的意图和要求。其次它必须保证自身咨询报告的质量，因为政府为教育咨询委员会提供运行经费，教育咨询委员会必须履行它的咨询义务，且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报告结果将影响教育决策部门决策的方向，进而影响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局，所以教育咨询委员会必须保障其研究结果的权威性。

4.监督制度

尽管教育咨询委员会只是一个专业性的咨询机构，本身并不像行政机关那样拥有行政决策权。但由于其本身对教育决策的重大影响，以及社会对教育咨询委员会中立性的共识，这就要求教育咨询委员会必须保证自身研究和运行的透明性和合法性。同时，教育作为国家公共事业，它关系到社会的整体利益，教育委员会公开其研究结果，让全社会对其研究有知情权，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价，有利于教育咨询委员会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再者，教育咨询委员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其运行必须在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有效开展，保证其合法性。

第4篇：学前教育行业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教育经济　现状　问题　对策

一、现状

1.国外教育对经济贡献的研究

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教育对经济贡献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有400多年，美国有200多年，日本是从70年代才开始腾飞，我国经过等很多沉痛教训以后，才开始向西方经济学习的[1]。德国早已把“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的密秘武器”。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都很重视教育、科技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这正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及主要内容。早在50～60年代，美国、苏联等许多著名教育经济学家都致力于此研究，其中美国的舒尔茨于1927～1957年在本国教育对经济贡献的研究中，曾指出了当时美国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达到33%[2]。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经济科学的分支科学（介于教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科学）传入我国时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相继在北京师范大学等部门率先开展了研究工作，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国民经济政策制定及协调发展奠定重要理论依据。

到目前为止，世界许多教育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表明：教育与经济二者之间关系十分重要且密切。主要是经济发展对教育发展起决定作用，相反，教育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强大促进作用，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实践证明，适宜的教育投入，其产品教育（成果）──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包括素质）的提高，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最近，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是：小学为43%，中学108%，大学300%。这说明劳动力（指存在于一个健康人体中的体力和智力）的质量和素质（主要指劳动者的文化、技术和智力等水平），一般情况下是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成正相关[3]。教育不仅能生产和提高劳动能力，把简单劳动变为复杂劳动，更是科学技术（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媒介，也是科学技术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先进的教育能够促进科技的发展，提高现实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一旦投入生产建设实践，必将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国民收入。现在，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70%的高水平，发展国家也平均达到了40%的水平，而我国只有不到30%的水平[4]。

2.国内教育经济近期发展成果

教育作为一种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历史源远流长。它的起源与人类同步，是人类起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起源时，教育也就在其中了[5]。在我国文明古老──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教育不断地形成了规模、提高了质量。并通过人的物化劳动，促进了科学技术、经济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中，教育对经济的直接贡献，用“寿光（中国蔬菜之乡）农民”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每挣10块钱就有7块是菜钱，7块菜钱有5块是老师给的，这老师就是学校，就是教育。”朴实的话语证实了教育对经济的作用不可低估[6]。我国可以说是穷国办了大教育，目的就是促进经济的增长。据最新资料统计，我国全日制在校生约2.3亿人，占全球教育总人口的20%，规模位居世界第1位，而年度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为170亿美元，占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总数11500亿美元的1.5%，可见，我国是以占世界1.5%的教育经费支撑占世界20%的教育人口[7]。而且教育质量是比较高的，我国除博士教育以外的基础教育、本科生教育，乃至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国际上都是高水平的。特别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在世纪之交时基本实现了普及9年义务教育及高等教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这是我国教育有史以来的两个重大跨越式发展，是我国近些年来科学技术及国民经济快速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这一丰硕教育成果的取得，反映我国13亿人口的国民素质整体水平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对进一步开发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不断缩小收益差异，促进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日益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预计为4546亿元，比2005年的3900亿元增加646亿元。200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300万人比上年增加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以上比上年增长2%[8]。而韩国1997年达到67.7%，美国1998年达到77%[9]。2004年，中央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财政投入达到100亿元人民币，比2003年增长了72%[10]，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学校（机构）发展到7.85万所，在校生达到1769.36万人，比上年增加352.96万人，增长24.92%。义务教育及程度进一步提高，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95%，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8.1%，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4.1%，分别比上年提高0.3、0.2及1.4个百分点。中小学生辍学率分别为2.49%和0.59%，现有在校生分别为6527.51万人和11246.23万人。高中教育规模达到在校生3607.63万人，比上年增长11.23%。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62.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47.55%，分别比上年提高3.3及近3个百分点。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40.75%，在园人数增长到2089.40万人，分别比上年提高3.35个百分点及4.27%。特殊教育面和扫盲教育分别进一步扩大及推进，终身教育体系与各类教育培训分别得以构建及发展[11]。这些成绩的取得，为教育自身及国民经济相互促进及发展都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问题

1.传统办学体制缺乏市场竞争力

与发达国家教育体制相比，我国传统办学模式根深蒂固，几乎全是国家供养。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决大多数学校仍在拿着国家的皇粮办学校，缺乏人才培养竞争力。义务等教育暂且不说，仅从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来看，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大致是清末民初学习日本，五四之后学习美国，50年代之后学习苏联的过程。自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12]开始发展至今已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与国外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后同期相比，国外在这一阶段的私立高等教育往往快于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私立学校学生达到其该国大学生总数的60%～70%，甚至在80%以上。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无一例外地得益于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我国目前共有普通、成人高等学校2236所（普通高校为1731所），其中民办普通成人高校只有228所（在校生139.75万人）。而前者（公办学校）仍沿用计划经济形势下形成的集中统一办学模式，这种办学模式即使是最好的，也缺乏了市场竞争机制及压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退化和僵化，难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变化培养高素质更多优秀拔尖人才需求，后者（民办学校）虽然有办学活力与主动权，竞争意识强，但因刚刚起步，占的比例较小再加受各种环境制约因素的影响，尚没有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办学的主流，一时还难以与公立学校相竞争。

我国国民接受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比较低，早在1999年，每10万人为530人（包括成人教育），而美国1994年则达到5398人，加拿大是6984人。

在我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中，教育体制改革虽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也更大程度地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造成技能型人才培养结构性短缺严重。在我国传统办学模式占主流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真是谈何容易？让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地看一看，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排行榜，排在前十几位的，竞全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就连欧洲能进这个档次的，也只剩下牛津和剑桥大学了，那还是靠吃几百年老本维持的地位。英国教育早已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像美国那样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的话，连目前的水平也维持不了，这才有了布莱尔的教育改革[13]。这说明一流的大学，是在市场上竞争出来的，而我国公立大学及为数不多还不成熟的民办大学，与国外私立体制大学相比，恰恰缺少的就是办学市场竞争力。

2.教育投入增长缓慢发展不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量不断得以提高，但教育投入增长始终缓慢。尽管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作为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及教育财政投入应该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的指标，并在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了到20世纪末实现4%（只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的目标。实际上直到今天也从未实现这一目标，据查，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及2006年，这一指标分别是2.41%、2.46%、2.50%、2.59%、2.79%、2.87%、3.19%、3.3%、3.41%、2.41%、2.1%及2.31%（预计）。而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8%，1998—2000年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则分别为5.4%及6.2%，目前的欠发达国家，也达到了4%的水平[14]，可见，我国的教育投入仍然举步为艰。并且全国各地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差额还很大，如1998年北京是5.4%，山东是1.87%，经济投入的不平衡也导致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地区之间国民经济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整体上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但我们的城乡，中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教育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拉大已成不争的事实。中西部地区还有8%的地区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国现在小学的辍学率是0.59%，中学的辍学率是2.49%，个别地方仍然高于这个数据。仅中学辍学率2.49%来看，全国每年就得有约200万学生离开学校，而不能继续学习。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只有40.75%，农村的孩子都难以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遇。我国的博士、硕士教育规模还在逐年扩大，特别是博士教育质量难以完全得到保证。就本科规模扩大来看，现有教育投入难以支撑，甚至将严重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此外，我国还有约4%的青壮年文盲仍没有扫除，这些都使得我国的教育发展举步为艰。现在，人们日益需求教育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及质量提高的矛盾，特别是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很突出，其关键问题在于教育投入的不足。

3.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适应

我国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现代的企业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各行业的结构变化更是十分突出。其中，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及发展，使我国现有教育结构发展的现状难以适应。从我国教育的纵向结构（教育的级别结构或程度结构）来看，由于人们受传统追求高学历节节攀升的影响，有些学校不顾社会经济发展及用人技术要求的实际，一心想办名校，不是靠自身办学实力去竞争，而靠千方百计向国家伸手要钱来办学，结果使各校的学历文凭越办越毛（质量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的浪费。我国目前尚未普及高中教育，而本硕博比例则达到36:4.2:1，4个硕士就培养1个博士，而且这一比例还大有发展势头。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本硕博的比例现在是25:10:1，是10个硕士才培养1个博士。相比之下，美国大学教育已是通才教育，我们还只是专业教育阶段，而且其经济、科技实力及教育投入都比我们强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博士培养比重那样大，其竞争力与质量是可想而知的，有的教授已称博士难带。从我国物质生产部门技术装备水平来看，当前高级、尖端的自动化技术虽有较大提高，还是属于少量的，中间的、半自动化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的技术仍是大量的，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手工工艺和手工技术。这种劳动技术结构要求，说明我国现行的教育比例、结构还是不很协调。从我国教育的横向结构（教育的类别或专业结构）来看，存在大量熟练技工短缺，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比例在某些地区还大有滑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模很大（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且质量又亟待提高。这说明我国的教育结构还很难适应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快速发展变化的需要。比如：当前我国找100个大学生容易，而找100个技工却很难，有的地方几十万元还聘不到1个炉前工[15]。农村劳动力转移、企业转岗职工再就业及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的素质，特别是偏远山区及弱势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更是亟待提高的问题十分突出。由此可见，我国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不仅一时难以适应，而且也难以为其提供有效的服务。

4.师资队伍难以满足办学的需要

从数量看，仅义务教育阶段需求教师来说，其总量仍为不足。2004年，我国受人口变动影响，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明显下降。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分别比上年减少973所及3.17万所，学生总数分别减少163.31及443.51万人。腾出的大量中小学教师，都调整到其他学校，充实其学校的师资力量，还不足以加强其他学校师资力量的目标，从高等教育来看，近年的连续扩招，也使教师队伍难以从数量和质量上得以保证。从结构看，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山区，还没有完全实现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对教师应必备学历要求的指标。许多院校各专业教师间的比例也不很协调，特别是有的中等教育专业教师结构还比较单一。如有的学校，职业技术教育教师构成比例小，而普通教师构成的比例大。这在我国职业技术教育规模发展到今天已表现突出，甚至造成人才培养的质量，不能真实地达到学生毕业规格及就业目标的要求。从指标看，我国近年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扩招以后，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全面紧缺，特别是高校教师队伍除整体素质不能完全适应，亟待提高外，教师数量也亟需增加。按照规定师生比1:16测算，200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师生比为1:19，则专业教师缺口总量达到20万人，2003年在校生1900万人，师生比超过1:20，则专业教师缺口相当大[16]。2004年在校生2000万人，2005年在校生达到2300万人，其专业教师缺口总量更大。此外，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目前已发展到7万余所，在校生达到1416万人[17]。在民办学校的师资队伍中，更是存在数量、结构及指标难以满足现代办学需要的问题。

三、对策

1.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强化人才培养竞争机制

国家应进一步创造环境及条件，像重视与支持企业改革那样，积极按照市场与教育运行规律，彻底改革国供皇粮办学校严重缺乏市场竞争机制的办学体制。一是在保证义务教育发展前提下，加大放开对其他教育办学自主、自由竞争的权力。依法规范及完善各级各类公办教育、民办教育的市场“公平”竞争平台，不断发挥市场功能作用，调节配置教育资源。为不断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及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服务，以此促进教育改革，加快适应及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需要。二是在一定时期逐渐放开义务教育及幼儿教育的市场竞争权力。在这方面澳门及印度等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宝贵经验。澳门到1998年止，官立幼儿园占11.6%，其88.4%均属私立幼儿园，而小学私立学校也占大多数。印度的私立学院数量很多，大大超过公立学院。早在1964～1965年的统计中，公立学院仅有127所，大学学院有147所，而私立学院则有1686所。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私立学校也都占了大多数。这为今后我国学前及中小学教育，引入多元化办学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三是必须尽快改革国家集中统一的单一主体办学模式，向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多生主体办学模式快速转变、发展及提高。这都是增强我国教育竞争，避免僵化、淘汰落后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办学活力的长效机制。

2.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提高办学资金使用效率

我国办学投入，除近年发展起来的民办教育等学校属于非国家投入资金外，绝大多数学校是靠政府投入资金办教育的。按市场运作公平与效率观点看，无论是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在为培养祖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都是为受教育者提供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但目前实际上公办民办教育的起点、自主权及效率却不一样。民办教育学校有人、财、物办学自主权，虽属弱势群体，但办学的市场竞争活力却很强，具有远大的发展潜力。相反，公立学校缺少人、财、物办学自主权，虽属主流群体，但办学市场竞争活力不强，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现象更加日显突出，有的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都很不负责任，甚至有的学校不仅教师留不住，就连学生也纷纷情愿“花大价钱”离开本校的学习，这种办学现象长此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前我国教育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步伐，国家早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从办学体制及模式上做出了加快民办学校发展的若干规定，并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教育事业发展。并在我国相继出现及形成了民办公助、国有民营、教育储备金、拾遗补缺及扶贫教育等许多民办教育的新模式。同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还出现了许多的合资、合作等新的办学模式，且在全国各地日益扩大。使我国政府单一办学格局，突破了传统办学统得过死的僵局，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投资办学的新格局。近年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蓬勃发展，也为高校办学注入了新鲜活力。就吉林农业大学来看，不仅靠引进社会等资金新建3.7万平方米的教学楼、3万平方米的试验楼及10余栋标准的学生宿舍，还铺设了校园区路。2005～2006年预计投资约1.2亿元人民币的两馆(图书馆、体育训练馆)建设也破土动工，并即将建设完成。这种作法有效地弥补了国拨教育经费的不足，为学校的规模发展及确保年招生近5000名大学生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保证。为提高我国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从2001年开始率先在全国于中小学校实施了教育券制度。随后，我国部分县市，甚至省也相继推出了教育券制度。主要是在借鉴美国、哥伦比亚及智利等国家教育券制度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将教育经费按学生平均折算后发放给学生，让学生自主选择公立或私立学校学习，学校通过竞争学生手中的教育券，而获得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利用这种间接财政拨款方式比传统政府直接向学校拨款的教育投入方式，不仅给予了学生、家长及学校的自主、自由选择权，也把竞争机制引入了公立和私立的学校，并通过教育市场化改革，实现了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保证了人们平等地接受教育权利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这种制度创新，是解决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一剂良方。它作为教育投资的一个支点，更是国家以一定教育财政资金投入，吸纳民间资本投入教育，从而提高其教育投入使用效率的一个有效良方[18]。可见，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提高办学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不断增加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力度；二是要广泛吸纳国内外社会及民间资本；三是要不断挖掘像教育券制度那样提高办学经费使用效益的新途径；四是把教育投入的重点放在整个教育溥弱环节上；五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应用产业成本核算等思维方式，不断探索教育效益及质量的提高。

3.适时调整教育结构，使其与经济结构相适应

教育经济学研究表明：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关系，是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结构制约着教育结构，教育结构必须与经济结构相适应，为经济结构服务。在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调整完善教育结构，使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协调，促使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配置效率”的改善（得益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提高了我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但技术效率的改善并不明显（我国第二产业生产率只是美国的1/30、日本1/18）。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培养的技术人才结构没有跟上经济结构快速调整和升级变化的需要。目前我国劳动力的构成中，低素质劳动力占绝大比重，并出现严重过剩；高素质劳动力，特别是熟练技工严重匮乏，供给短缺。劳动力供给存在着总量过剩和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19]。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继续放慢，就业问题也将会越来越突出。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212万人，初次就业率仅为50%，2004年毕业生280万人，到6月底平均签约率为60%[20]。这为教育改革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进一步敲响了警钟。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现状看，第一产业农业的基础地位比较溥弱，发展落后；第二产业工业的比重过大，高速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产业增长速度之比为1:2～2.5:3。这说明我国今后将在保证二产业发展前提下，应大力发展一、三产业，最终使一、二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大量转移。到2020年三次产业人口比重预计分别达到29.8%、24.7%及45.5%，分配结构基本实现1个城镇居民收入（人均GDP达到3400美元）等于1.5个农村人口的收入（人均GDP为2372美元）[21]。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改革方向。今后教育改革应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大对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课程内容的调整力度，突出学生综合素质、技术及能力，特别是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毕业即能达到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及有所为。当前，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教育部门的共同协调作用，并依靠市场运作机制，改革教育纵横结构功能，加强对下岗工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新增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切实满足经济建设主战场对高级技工、技术熟练工人、高级物流人员等需求；同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积极发挥社会功能作用，大力兴建社区学院。美国的社区学院在校生约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40%，我国首家社区职业学院──天津河北职业学院，2004年于天津亮相，这为提高中国社区服务业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努力培养高素质的社区从业人员开了先河。长远看，教育改革要在重视农村、边远山区等落后地区溥弱群体的义务教育基础上，加快各级各类教育深层次的改革步伐，特别是学历教育向职业现代技术教育的转变，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不断满足人们终身教育、建立学习型社会及服务于我国经济结构迅猛发展变化培养人才的需求。

4.营造尊师重教环境，努力建设优质教师队伍

“小康大业，人才为本；人才培养，教育为本。”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各级各类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教师队伍的数量、质量及结构决定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成败，进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尊师重教环境，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依法重教、治教，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优质教师队伍，不仅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教育内部及教师个人应尽的义务。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迎接WTO后教育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挑战，就要结合我国目前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按照市场运作及产业效益观点，建设一支动态稳定，能进能出，永保师资队伍活力的教师队伍。首先，要巩固和提高教师持证上岗制度，不断完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培训和储备一定量的能够满足现代教育教学需要的师资后备力量，确保在教师数量上满足教育的需要。二是调整现有教师队伍的年龄、学历、专业、职称等结构，使其满足教育结构的纵向（层次）和横向（专业）结构随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变化需要。当前，主要是调配教师满足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级技工及熟练技术工人培养需要。三是严格按照教师法的要求，对目前难以胜任教师职务的教师，坚决调出教师队伍，对队伍中现有的缺额要严格采用市场运作方式、程序及质量及时聘用具有教师资格并能胜任岗位要求的人员加以补充。建立教师人才交流市场，依靠这个市场不断巩固、提高教师质量，确保有进有出的动态稳定教师队伍的不断健康发展。四是要不断提高教师政治、社会地位，为其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创造宽松环境。进一步加大投入，改善教师学习、工作及生活条件，使教师收入、居住及工作等条件逐步得以提高。加大培训、轮训力度，努力采取不同的途径提高教师队伍的自身素质及教育教学水平。使教师不断以科学发展观武装自己头脑，在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教育教学方式及方法基础上，立足本岗，主动发挥育人作用。鼓励教师搞科研，不断提高教师首创精神及促进教育市场发展的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支高格调、高品位、高水平的具有现代市场竞争意识及能力的优质教师队伍。以此推动教育适应经济改革发展，并为促进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服务。

注　释：

[1] 王晓．社会的源动力──经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王善迈．教育经济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 江小娟，辈长洪．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 孙金龙同志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第1次青年岗位能手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ccy.ovg.ch/leaders-ealk/1998/tttb32d.htm，1998-10-19.

[5] 韦毅．教育起源析论. pep.com.cn， 2004-06-25.

[6] 绿色的希望──来自中国蔬菜之乡的教育报告. jyb.com.cn/gb/2001/04/17/zhxw/jyzx/1.htm

[7] 胡卫./edu.cn， 2002-08-23.

[8] 王珉. 关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关问题的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 (5): 1-5.

[9] 张德信. 中国公共行政案例教程（试用）[M].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6-9.

[10] 周济./edu.cn， 2005-01-27.

[11] 王旭明，韩进./av.people.com.cn，2005-03-01.

[12] 高奇. 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13] 薛涌. 建设一流大学，不要取错经．edu.cn， 2004-08-19.

[14] 人大校长纪宝成：教育经费未达国家要求．211.151.90.1/newchisa/web/0/2004-08-18/news_172228.asp

[15] 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秘书处．找大学生易，找高级工难──培养高技能人才已成燃眉之急.高职动态，2003（4）

[16] 周绍森，朱文渊. 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性思考[N]. 中国教育报，2004-12-24

[17] 我国民办学校在校生达到1416万．chinaonlineedu.com/media/200406/shengyin.asp

[18] 沈有禄. 教育券制度评析[J]. 教育与经济，2004(1).

[19] 林吉双. 我国本轮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改革， 2005(2).

第5篇：学前教育行业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育儿替代品 劳动供给 儿童健康 内生性

一、 引言

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而言，女性就业机会的提高，尤其是非农就业机会的提高，有利于家庭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这可能会在许多方面对儿童福利产生正面影响。来自于多个国家的研究都证明，女性在家庭中收入份额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预算份额中分配至儿童教育、健康和营养相关的部分(Hoddinotte and Haddad，1995；King and Mason，2001；Song,2008)。但同家庭其他成员不同，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地方，妇女都被认为是婴儿和孩子的首要照料者（UNDP，1995）。由于时间和能力约束，母亲增加劳动供给或者改变劳动供给模式，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育儿时间的下降，或者由于工作疲惫导致育儿质量的降低，这些都可能对儿童的发展起到负面影响（Desai et al .，1989；刘靖，2008）。

母亲在经济转型期育儿功能的弱化问题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已经凸现。自1978年改革伊始，中国农村经济经历了以非农化、农村工业化以及城乡迁移为特征的巨大转变，在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及其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女性或者承担了因为男性劳动力转移而遗留的农业重任，或者选择从事非农就业甚至向城市进行劳动力迁移（相关研究参见Knight and Song,2005；de Brauw et al .，2008；Zhang et al .，2004）。畅红琴和董晓媛(2009)研究发现，对于育儿年龄（26至35岁之间）的劳动人口而言，女性的农业生产份额从1997年的52.3%提高到2006年的53.9%，而雇佣比例则从28.7%提高到47.3%。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转变劳动供给行为必然会对儿童的照料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母亲劳动时间的增加对孩子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母亲非农劳动增加对儿童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业劳动的增加（刘靖，2008）。同时，由于大量城乡劳动力转移所导致的“留守儿童”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相关研究参见中国妇联（2008）、段成荣（2005）等。问题，也是母亲育儿功能弱化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当年轻的母亲越来越多的转变劳动供给模式时，一些育儿的替代品，包括老人、亲戚以及育儿机构等，开始凸显其重要性。儿童照料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儿童发展的直接影响，还在于它可以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或者消费决策对儿童产生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讨论的是儿童照料的投入水平如何影响儿童发展。部分研究证明，高质量的儿童照料同儿童发展呈正相关关系（Love et al .，1996），但不同的儿童照料模式因其质量的差异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参见Blau（1999）。儿童照料的决策如何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或者物品投入决策的研究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一方面，儿童照料的决策影响家庭劳动供给决策、尤其是母亲的劳动供给决策或与其同时进行的其他决定，相关研究如Chevalier and Viitanen（2002）、Anderson and Levine（2000）、杜凤莲和董晓媛（2010）。就我国农村地区而言，一些研究证实，同孩子的祖父母同住或同祖父母居住地较近与妇女对儿童照料时间的下降紧密相连，年长与年轻的妇女在照料儿童方面存在分工（Chen，2004），并且这种分工有助于年轻妇女的劳动供给与非农就业参与（Judd，2007）。另一方面，儿童照料决策也可能影响家庭对于儿童投入品决策，相关研究参见Bernal and Keane（2006）。

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发展，母亲作为家庭收入的挣取者和孩童的主要照料者，其劳动供给行为模式的转变必然会对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影响；随着母亲劳动供给模式的转变，儿童照料替代品，包括老人、亲戚以及育儿机构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在儿童人力资本决定中所起到的作用愈来愈重要。本研究使用中国营养健康（CHNS）数据，选取了四种健康指标反映儿童的健康状况，同时利用工具变量控制健康产出方程中各种投入品的内生性问题，重点考察了儿童照料替代品对儿童健康造成的影响，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和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文章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随后是计量模型的构建以及估计策略，接着是关于数据的说明以及围绕所使用数据的描述性分析，然后是对于估计结果的讨论，最后是简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分析框架和估计策略

（一） 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采用健康水平作为儿童发展的衡量。儿童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生命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还在于它同儿童的教育、未来的劳动供给以及工资的决定等都具有正相关关系（Behrman，1990）。本文的理论模型类似于标准的Becker(1965)家庭产出模型。首先，母亲效用函数取决于儿童健康( H)、物品消费(X)以及休闲(TL )：

maxU(H,X,TL) （1）

同时，参照James Burdumy（2005）的研究，效用的极大化取决于儿童健康产出方程、母亲和儿童的时间约束，以及家庭预算约束：

儿童健康产出方程表达式（2）表示儿童的健康取决于母亲的照料时间投入Tmc和照料的质量Qc、儿童被他人照料的时间投入Toc和照料的质量Qs，同时还取决于物质投入G，Z为一系列外生的健康产出决定因素，ε是随机扰动项。母亲照料的质量取决于母亲的劳动供给时间Tw以及其他因素A。在家庭预算约束方程（3）中，w指母亲工资、V为其他收入，ps、pG和pX分别指孩子照料替代品的价格、孩子消费市场商品的价格以及母亲消费市场产品的价格。母亲的时间约束方程(4)分为劳动时间Tw、照料儿童时间Tmc以及休闲时间TL。 孩子的时间约束方程（5）这里对于儿童时间进行了高度的简化，一方面忽略了儿童的休闲时间，考虑到儿童的休闲时间对于我们的研究没有关系，这种简化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则假设了母亲的照料时间与他人照料时间之间的简单线性替代关系。如果假设此时儿童被照料的时间（母亲和他人）为“有效”时间，那么这种假设也是符合逻辑的。则简化为被母亲照料的时间和被他人照料的时间为简化分析，这里他人照料指的是儿童被父母以外的人照料的时间。从我们的样本数据中看出，父亲的照料投入比较少，因此，为了减少模型分析的复杂性以及降低计量的困难，在模型中以及后面分析阶段忽略了父亲照料因素。 Toc两 部分。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儿童健康产出方程是一个高度简化的表达式，不仅表现在投入品种类的简化，还表现在投入品之间关系的简化。

从上述理论模型可以看出，从母亲效用函数出发，囿于儿童健康产出方程、母亲和儿童的时间约束以及家庭预算约束，母亲在第一步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决定劳动时间以及儿童照料时间，在此基础上，在优化过程的第二步决定儿童物品投入相关研究参见James Burdumy（2005）、Blau（1996）、Bernal and Keane（2006）等。，通过家庭预算约束决定育儿替代品的选择，从而最终决定儿童健康产出。

假设儿童的健康为时间和物质投入的正常品，从儿童健康产出方程（2）中可以判断，母亲和他人照料时间、照料质量以及市场商品对于儿童健康的直接效应为正，即 hTmc>0,hQc>0,hToc>0,hQs>0和hG>0。同时，预期母亲劳动时间提高往往会增加压力以及疲惫感，从而降低育儿质量，即QcTw0。

依据上述分析，儿童的健康产出方程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以下形式：

依据上述变形分析，儿童的健康进一步表示为母亲劳动供给、儿童被他人照料以及投入品等其他因素的函数。此时，儿童被他人照料的影响可以从方程（6）中比较直观的推出，其对儿童健康影响的边际效果可以表示为：

这里可以看出，如果儿童的健康产出为时间投入的正常品，那么合理假定h/Toc>0，此时他人照料对于儿童健康的边际影响取决于母亲照料质量与他人照料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取决于方程(7)右边究竟哪一项占主导地位。依据前述分析，如果他人照料的质量劣于母亲照料的质量，即Qs-Qc

同理，母亲劳动时间对于儿童健康变动的边际效果亦可以从上式推知：

这里可以看出，母亲的劳动供给时间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取决于（8）式中关于照料质量以及投入物品的边际影响相互抵消后的结果，母亲工作时间的提高因降低母亲的照料质量从而对孩子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有可能为儿童健康投入更多的物品。因此，母亲劳动时间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方向如何并不确定，尚属经验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他人照料以及母亲劳动供给对于儿童健康的具体效果并不确定，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来证明。

（二） 估计策略

依据前述分析，健康产出方程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H=α0+α1Toc+α2Tw+α3I+α4W+ε(9)

其中I为家庭劳动收入，市场物品G的替代；W是一系列影响儿童健康的变量，包括Z、V、各种价格，以及其他家庭、个体或社区变量；αi(i=1,2,3,4)表示未知参数;ε是随机扰动项。母亲劳动供给定义为母亲每周工作时间，儿童被他人照料时间定义为儿童被非父母个体照料的时间。家庭劳动收入为家庭年总劳动收入，以对数形式表示。

方程中非母亲照料时间，母亲劳动时间和家庭收入都是内生的，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儿童被他人照料以及母亲的劳动供给同儿童健康禀赋相关，各种禀赋以及偏好的异质性因素均构成了方程中遗漏变量的来源，而变量遗漏问题通常使得估计系数有偏误和不一致；其次，儿童当前健康状况影响非母亲照料时间和母亲劳动时间的决策，比如儿童健康状况差的母亲更可能减少劳动供给和对非母亲照料的需求，从而导致低估这两个变量对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家庭劳动收入变量因其同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相关性亦遭遇同样的同期决定估计有偏误的问题。

近年来部分研究对于儿童产出方程中的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进行了努力，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在方程中引入变量、固定效果（或差分）模型以及联立方程模型（多为单方程估计，如工具变量法）。然而这些方法各有裨益：变量方法较为直接，但对于数据信息要求较高，相关研究参见Vandell and Ramanan（1992）等；固定效果（或差分）模型虽然可以移除产出方程中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但依赖于不可观测因素不随时间变化的强假设，且难以解决反向作用的问题，相关研究参见Blau et al. (1996）等；而工具变量方法虽然可以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但如何选择合适的工具仍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相关研究参见Glick and Sahn（1998）。有鉴于此，多数研究倾向于采取将上述方法结合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相关研究参见Blau et al. （1996）和James Burdumy（2005）等。

囿于数据所限从CHNS的数据结构而言，调查相隔年份比较长（2至4年），如果是panel数据，要控制所有年份的儿童年龄都在5岁以下，对于样本量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而即使使用固定效果模型，也不能得出无偏的估计结果，仍然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本文主要采用工具变量方法控制方程中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选择尽可能多的能识别禀赋和偏好的变量来辅助降低估计结果对于未观察到的异质性分布假设的敏感程度。此外，因为所有家庭层面的变量都可能同时与母亲的劳动供给以及儿童的照料决策和健康产出相关（James Burdumy，2005），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社区层面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本文采用了如下备选的工具变量组合：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参见James Burdumy（2005）以及Bernal and Keane（2006）。（当地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及其平方项）、影响劳动参与的当地基础设施状况（村距火车站的距离、村内拥有黑白或彩色电视机的家庭的比例以及是否可以接收有线电视从信息的可获得性与就业网络的角度，认为此项工具与劳动参与相关，但与儿童健康关系不大。）、当地市场上的块煤价格以及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考虑到我国耕地面积按照人头划分的分配方式，我们认为耕地面积同儿童健康并不直接相关，但耕地面积可能在很大层面上决定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我们认为这些变量与劳动供给决策、育儿决策或家庭劳动收入存在相关性，但在控制了这三个因素的情况下，与儿童健康状况无关。由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的方法估计健康产出方程，还将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三、 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China Economic，Population，Nutrition，and Health Survey，CHNS) 我们感谢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CHNS)，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和中国CDC为本文提供了数据。文中所有图表数据来源均来自于本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中国九省七年的调查数据，时间分别为1989、1991、1993、1997、2000、2004和2006年；调查方法采取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调查内容包括住户调查、膳食调查、健康调查和社区调查等诸多方面。该调查在每一个调查年度调查住户（农村住户和城市住户）4000个左右，涉及家庭成员13000多个。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其中一部分，采用的子样本包括调查中全部的农村点以及城市郊区的家庭，将城市郊区包括在样本中是因为它们与农村地区关系紧密，其中大部分人仍为农村户口相关的划分方法参见Sicular and Zhao（2004）。。选取的子样本包括除1989年外1989年针对劳动时间和收入的统计方法同其他年份略有不同，且数据质量也不如随后年份，因此，在研究中去掉这一年的数据。的六个年度中0至5岁将孩子的年龄限定在5岁以下主要是考虑到6岁以上儿童开始入学，这样可以避免分析复杂化。年龄采取出生月份除以12个月的计算方法，因此小于6个月的儿童计为0岁，6至18个月的儿童计为1岁，以此类推。孩子，同时去除某些异常值，样本总数为1711个，其中母亲参与劳动的1438个，被他人照料的570个。

考虑到健康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本文共选用四种健康指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所推荐的方法，健康指标z评分=（观测值―参考标准分年龄均值）/参考标准分年龄标准差，同时对异常值按照WHO推荐方法进行调整。本文中所使用的参考标准为WHO于2006年公布的儿童成长标准。其中，年龄别体重Z评分小于-2为体重不足，体重不足率常用于作为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年龄比身高Z评分小于-2为生长迟缓，反映儿童慢性营养不良；而BMI通常用作肥胖检测指标，过高的BMI可以作为判断儿童是否超重甚至肥胖的标准。。选取儿童的身高比体重Z评分（WHZ）、年龄比体重Z评分（WAZ）、年龄比身高Z评分（HAZ）来分别反映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营养状况，同时选取年龄比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Z评分（BAZ）作为儿童体重状况的监测。由图1可以看出，HAZ和WAZ的样本均值均小于零，WAZ表现相对好于HAZ，但两种指标的分布均向左偏移，而WHZ和BAZ均值略高于0，且分布基本对称。结合各种指标的代表含义，说明儿童生长迟缓在农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短期的营养不良则并不严重，这表明农村地区的营养不良问题虽然由来已久，但在近期内得到了改善，而困扰城市的儿童肥胖在农村并不成问题。

图1 儿童健康指标样本分布图（HAZ、WHZ、WAZ、BAZ）

文中表1为健康方程中出现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家庭劳动收入以及非劳动收入采用CHNS数据库中所提供的分地区分城乡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以2006年为基期不同年份的收入水平使用CHNS数据库中提供的分地区分城乡的物价指数进行调整，以2006年为基期。参见cpc.unc.edu/china/home.html。。样本中女童的比例约46.2%，而独生子女的比例仅有29.7%，结合孩子的出生次序来看，约有53%的孩子虽不是独生子女，但为家中最小的孩子。虽然我们的样本中多数为年轻的父母亲，但其教育水平并不太高，多为小学文化。考察村里的基础设施变量可以发现，农村地区育儿机构的可获得性相对较低，我们所研究的样本中仅有33.8%的村庄有适合儿童的育儿机构，而这个比例还包括了县城以及城郊。从育儿机构的费用来看，即使以2006年的物价水平，月均约45元的费用并不算低虽然这个数字是我们对缺失值调整过后的结果，但偏倚程度并不大，事实上，如果扣除掉缺失的样本，育儿机构费用的均值约为48.8元，这甚至高于我们调整后的结果。，这进一步说明了育儿机构在农村地区较低的可获得性。

考察母亲以及儿童照料情况，样本中母亲的周均劳动时间约为34.7个小时，而儿童周均被他人照料的时间约为11.4个小时。图2左边描绘了母亲劳动参与率以及选择他人照料的儿童的比例随儿童年龄变化趋势，右边描绘了在孩子的每个年龄段不同类型的母亲（参与劳动或未参与劳动）以及选择不同孩子照料方式（他人照料或无他人照料）所占的样本比例（每个年龄段为1）。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村母亲的劳动参与率高达70%以上，且随着孩子年龄的上升比例不断提高，儿童被他人照料的比例在儿童小于6个月时比较低，仅有不到20%，之后随着儿童的年龄增加不断增加，到孩子5岁时约有半数的孩子被他人照料。与没有参与劳动的母亲相比，参与劳动的母亲更有可能选择儿童照料的替代品。但即使如此，参与劳动的母亲仍然有较高的比例没有选择儿童照料替代品，从事劳动且不选择他人照料孩子的母亲的比例在孩子的每个年龄段都是最高的，虽然随着孩子年龄增加，参与劳动同时选择他人照料孩子的比例也逐渐增加，但依然略小于参与劳动但未选择他人照料孩子的母亲比例，这说明在农村地区母亲可能同时承担了并不轻松的劳动负担以及主要的儿童照料责任。

图3分析了母亲劳动时间以及儿童被他人照料的时间均值随儿童年龄增长的变动趋势，这种变动结合了时间和参与比例的增加两方面。如果仅从均值的比较而言，母亲劳动时间的增加并不能全部由儿童被他人照料时间的增加来弥补，在儿童的不同年龄段这个差异保持在22个小时左右，即使单独考察同时参与劳动以及选择他人照料儿童的母亲，这个差异依然保持在9.8个小时左右，更何况他人照料与母亲照料在质量上尚且可能存在差异,这说明母亲或者因为工作减少了育儿时间，或者牺牲了休闲时间以取得育儿与工作之间的平衡，而无论哪种情况都可能降低育儿的时间数量或质量。分开考虑母亲不同劳动参与状态与育儿模式选择可以发现，选择他人来照料儿童的母亲的劳动时间比没有他人照料儿童的母亲高4 5个小时，而母亲参与劳动时儿童被他人照料的时间比母亲没有参与劳动的样本约高4个小时,这说明育儿决策与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

考察母亲不同劳动参与状态与育儿决策情况下的儿童健康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身高比体重Z评分外，其他几个健康指标均显示没有参与劳动的母亲的孩子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参与劳动的母亲。针对中长期的健康指标WAZ和HAZ的分析表明，选择了他人照料的儿童身高与体重指标好于没有选择他人照料的儿童。比较劳动参与和育儿决策的四个不同状态可以发现，母亲没有参与劳动同时没有照料替代品的儿童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其他几种，这对于所有健康指标都适用，其次为母亲没有参与劳动同时儿童被他人照料，而健康表现最差的是母亲参与劳动的同时没有照料替代品，这表明育儿以及劳动供给决策的确对儿童健康存在影响。

四、 实证分析

表3分别列出了针对四个健康指标的OLS和2SLS估计结果，内生变量为母亲劳动时间、儿童被他人照料时间以及家庭劳动收入。2SLS的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见附表1和附表2，可以看出，在选用当前的工具变量组合的情况下，方程得到了较好的识别方程约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弱”工具的假设，这样的结果虽然不能令人特别满意，但结果已基本可信。。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发现不能忽视这三者在儿童健康产出方程中的内生性，而Hansen Sargan的过度性识别检验则证实了所选择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2：①HAZ产出方程的IV组合为：当地市场上块煤的价格、当地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及其平方项、村内拥有黑白电视机的家庭的比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村内拥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的比例、村距火车站的距离；②WHZ、WAZ和BAZ产出方程的IV组合：当地市场上块煤的价格、当地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及其平方项、村内拥有黑白电视机的家庭比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村里是否可以接收有线电视信号。

从OLS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母亲劳动时间投入以及儿童被他人照料时间投入对于儿童健康具有负面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显著；而家庭收入则对于短期健康指标（WHZ）和体重监测指标（BAZ）显示出显著正向影响，但2SLS的估计结果显示OLS的母亲劳动时间和儿童被他人照料时间的估计系数严重有偏，这种偏差主要源自于母亲劳动供给与儿童照料和儿童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在通过工具变量识别了这种关系后，劳动时间以及照料时间的系数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凸显出了时间投入对于儿童健康的重大作用。而OLS的劳动收入的系数则呈现出向下偏移的趋势，这可能表示了家庭联合劳动供给决策对于家庭收入的作用。2SLS的估计结果显示了家庭劳动收入对于儿童健康显著的正面作用。

从2SLS的估计结果来看，儿童被他人照料的时间对于儿童健康呈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影响与母亲劳动时间增加的影响效果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在控制了家庭收入以及母亲劳动供给的情况下，儿童被他人照料的时间每增加一个小时，就使得儿童的健康指标下降0.022―0.034个单位。依据前面的分析，方程中儿童被他人照料时间的系数同时包含了他人照料对儿童健康的正效应以及母亲照料时间下降的负效应。儿童被他人照料时间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母亲照料与他人照料之间的质量差异，儿童被他人照料时间上升所带来的正效应难以抵消母亲照料时间下降的负效应，这说明了当前儿童照料替代品的质量令人担忧。

母亲劳动时间的增加对儿童健康的四个指标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现在母亲的周均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小时，就倾向于使得儿童的HAZ下降约0.024个单位，WHZ下降约0.026个单位，WAZ下降约0.026个单位，BAZ下降约0.03个单位。这证明了前面的理论以及描述性分析的结果，农村地区母亲可能同时承担了繁重的劳动负担以及主要的儿童照料责任。鉴于母亲劳动时间实际上是母亲照料儿童的有效时间的反向替代，母亲劳动时间的负面影响可能源自于因劳动时间增加所导致的母亲照料时间的减少，以及因疲惫等因素所导致的照料质量的下降，虽然劳动时间增加同样意味着投入物品的增加，但这种正效应难以抵消其所带来的负效应。

家庭劳动收入对于儿童健康均显示出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且针对不同的健康指标的影响差异较大。家庭年劳动收入每增加1%，可能使得儿童的WHZ、WAZ和BAZ分别增加约0.63、0.519和0.549个单位，而对于HAZ，这个效用仅为0.28左右。这表明家庭劳动收入对于儿童的近期健康状况具有更大的影响，同时也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家庭收入对于儿童健康具有正面促进作用的结论。类似的，家庭非劳动收入也仅仅显示出了对于儿童短期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作用，对于其他健康指标则没有明显影响。这种不显著影响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家庭非劳动收入中包括了贫困补助、独生子女费等，补贴水平高反应了家庭的贫困状况，且针对儿童的补贴可能不一定真正对儿童起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体现了个体与家庭水平上的收入控制权不同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个体对于自己的劳动收入具有更大的决策权力。

作为反映照料替代品质量的变量，家庭有居住地较近的女性老人的存在并没有对儿童的健康产生显著影响。不仅如此，从OLS和2SLS的系数符号来看，这种潜在的影响甚至可能是负的。出乎意料的是，男性老人的存在反而对儿童的中短期健康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或许是由于女性老人对于儿童的影响主要在于照料时间，而男性老人则更倾向于从其他方面如物质投入来对儿童产生影响。适合儿童年龄的育儿机构的可获得性对于儿童短中期的健康状况起到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育儿机构将使得儿童的WAZ提高0.189个单位，它对于WHZ和BAZ的影响尤其显著，其边际变动的影响分别为0.251和0.292个单位。育儿机构费用对于儿童的健康状况则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影响。

儿童的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出生次序均没有显著影响，这或许是由于样本儿童年龄偏小，性别或者独生子女方面的优越性尚未体现所造成的。母亲的生育年龄预期会对儿童的禀赋以及母亲的照料能力或偏好产生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了母亲生育年龄较高对于儿童中短期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同以往的研究结果相比较，这似乎表明母亲生育年龄的生物学影响效果在我们的样本中要小于母亲年龄增加在儿童照料能力与经验方面的优势，但这种关系并非线性的，这种非线性主要体现在母亲年龄大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上面。母亲年龄大于35岁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远远大于生育年龄，但这个作用仅在孩子的年龄比体重估计式中体现出了显著影响。

父母的身高体重作为儿童健康禀赋的识别因素对于儿童的当前健康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母亲的体重较其身高对于儿童显示出了更为显著的影响，而父亲的身高则显示出更为显著的影响。母亲的教育水平预期可以从影响母亲的照料能力和偏好以及家庭对于儿童投资的偏好等方面来影响儿童健康，但这个影响并不显著。如果从母亲的营养知识的获得或者拓宽视野的角度而言，这种不显著的作用或者说明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在健康知识的传递方面的匮乏以及提高能力方面的欠缺，或者说明虽然高教育的母亲有更高的知识以及更宽的视野来对待儿童的健康，但其可获得的物资投入有限，从而限制了知识在儿童健康方面的实现。而父亲的教育水平则对于儿童的长期健康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从影响家庭物资投入偏好的角度，这似乎说明了父亲而非母亲更有决策权力。

农村是否有可以买到肉蛋禽的自由市场预期可以从营养食品是否较易获得方面来影响儿童健康，在多数情况下这一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农村地区家庭目前仍在肉蛋禽等的消费方面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所以对于自由市场的远近并不敏感。而稻米价格对于儿童中短期健康显示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反映了食物价格变动与儿童健康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这同以往文献的结论如Martin Prevel et al. (2000)相一致。考察地区以及时间变量，可以看出不同年份的儿童健康状况并没有显著区别，这或许说明了虽然农村幼儿所处的健康大环境并没有变坏，但至少也没有变得更好。县城的幼儿健康状况显著好于农村地区，而城郊则和乡村地区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体现了不同地区健康环境的差异。

五、 简要结论

中国的乡村经济自1970年代以来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状况，但却加重了女性育儿与工作的双重负担。随着年幼儿童的母亲参与劳动力市场模式的变化，是否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育儿替代品对于儿童福利的影响越加凸显。本研究选取了四种健康指标――用身高比体重Z评分（WHZ）、年龄比体重Z评分（WAZ）、年龄比身高Z评分（HAZ）来分别反映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营养状况，同时选取年龄比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Z评分（BAZ）作为儿童体重状况的监测，重点考察控制了母亲劳动供给的情况下儿童照料替代品对于儿童健康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儿童被他人照料的时间以及母亲劳动时间的增加对儿童健康呈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家庭劳动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体现出了显著的正面影响。适合儿童年龄的育儿机构的可获得性对于儿童短期和中期的健康状况起到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目前的公共政策主要针对于儿童健康、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等方面，针对农村儿童照料方面所提供的关注和支持则相对较少。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女性劳动参与对于农村经济增长以及收入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减少女性参与过程对于儿童福利的负面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研究证实了儿童照料服务在农村地区因其可获得性远远不够以及质量差强人意而给儿童的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提高儿童照料的可获得性及其质量，这对于降低女性负担、促进女性劳动供给，以及提高儿童福利都具有重要作用。另外，从研究的结论来看，母亲的教育水平对于儿童健康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或许说明了现有教育体系中关于健康的知识推广不足。另外不同地区的儿童健康状况差异显著，儿童的健康状况似乎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连。鉴于公共健康服务的供给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以及不同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现象的加剧，建立一个公平而统一的公共健康服务的供给以消除不同地区间健康投入的不均衡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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