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传播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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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传播特点范文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儒家思想；传承；影响

B222

一、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产生

孔子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改变了传统阶级统治教育的基本械，把私人讲学的主要基本教学模式传播到了国家与整个民族。所以，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慢慢地发展起来，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在那时甚至还出现了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家的基本场景。从此，儒家思想将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在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在儒家思想中，仁政、道德礼法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这也让尊崇儒家思想的汉朝国家变得国富民强。直至西汉时期，国家也到了异常鼎盛的时期，为了对国家的繁盛进行维持与发展，则必须找寻与之匹配的思想体系来对应，所以，众多思想政治家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对于西汉制度的实施与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据首席地位。

二、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有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即它为我国封建的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社会理论以及治理国家的思想体系，同时还让我国的传统的统治阶级顺利地运用于国家的治理以及封建社会的具体统治当中去，从而使得我国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人类发展史，它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开了历史的先河，而且这也是我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将来屹立于世界中的根本保证与条件。在儒家思想中，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就是“仁爱”，此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与推动作用。“仁爱”思想是维护国家和谐安定的基本保障，同时还是加强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人类素质提高的重要条件。“仁爱”思想不仅仅影射了人类的本性，并且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因素。封建社会的主要外壳在于封建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不只体现于国家的治理中，它更体现在对于我国历史社会产生的相应伦理思想上，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出现了一定的论理观，也让国家从最初的统治阶级的基本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对于通俗的语言也加以规范起来，并规范了人类的首先意思，这种规范思想将把人类的整体思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封建伦理观，而此观念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有着非常深远的思想影响，它也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重要核心，以此来实现社会与国家双重治疗的基本效果。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建设，比如，理想价格在现代人的价格塑造中也产生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泛爱主义”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当作生态环境保护同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深入挖掘能将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积极精神资源诠释出来，也只有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才能让儒家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关系着儒家思想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关系着我国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三、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不利影响

尽管儒家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有利影响，但是因为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烈的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也相应地伴随着一些不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统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管理价值，可是它并未强调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这是由于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郁的封建主义色彩，因此，对于科学知识的基本学习也做得不到位，而这也造就了儒家思想只重国家治理的特点。经验性是儒家思想的特性，而这一特性也会导致现实存在的逻辑性被忽略掉，同r会使理论与现实产生脱轨现象，这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阻碍作用。在儒家思想中，它主张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会有所忽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的个性发展进行打压。此外，儒家所推崇的具体思想为“统一”，这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并禁锢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创新机制。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国家沉浸在礼仪的风气中，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越来越追求利益，对于相关礼节则会变得非常的繁琐，这使得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阻碍。儒家思想非常注重道德伦理，从而忽视国家法律的作用，这也将致使我国封建统治者对于社会的管理方式变得越来越单调。仅仅以道德伦理的基本教育来管理社会，这让整个国家在控制与管理中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与具体性。

四、结束语

儒家思想的地位我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具体的传承过程中获得创新，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寻求发展，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相关经典的解读来展现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这能让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得到传承。

参考文献 ：

[1]李芳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J].前沿，2013，10：55-56.

[2]赵小平.浅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6：89-90.

[3]杨明霞，董玮.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J].商，2016，06：134.

第2篇：儒家思想传播特点范文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靺鞨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渤海国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唐朝一样强化王权在国家的核心地位，在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王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军政大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机构；渤海国仿效唐制，实行尊卑贵贱的品阶勋爵制度，官阶以品而论，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级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着装、佩饰均有严格规定，表现出等级森严的特点；渤海国还实行职事散位制，这也与唐王朝基本相同，职事官指担当具体职务有一定差事的官员，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阶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员，这些是渤海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还效仿唐朝，建立勋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标准进行官僚任免，大力强化中央集权；渤海国还借鉴唐朝司法体制，唐朝的司法体制不断被输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维护了渤海国的封建统治；渤海国还仿效唐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与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机构。三省分别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台省，分别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也同唐朝一样，分为府、州、县三级，一般是府管数州，州管数县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靺鞨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来，先后内附居于营州及辽西一带的肃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长期与汉人杂居过程中，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上层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学教育，其他民众也不断地接受儒学灌输，儒家思想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靺鞨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他诸如司、监、台、局之类的机构名称，也多以中正、文籍、司宾、太长等字样，打上了极为深刻的儒家纲常思想烙印，这些都表明渤海国统治阶级已经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这在贞孝、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长大后“孰 诗悦礼、履慎谦谦”，出嫁后“六行孔备，三从是高”，丈夫死后“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悽”的生平经历中，得到了生动而集中的体现，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考古发现，在贞惠、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别出自数十种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留学生后来官居要职，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进士归国后任国相的乌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统治者对归国留学生的重视程度。中原文化不仅影响着渤海国的政治，而且还影响到文化和教育，影响到人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魏国忠，渤海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3篇：儒家思想传播特点范文

关键词：东亚崛起；文化独立性；儒家思想；“内圣外王”

一、绪论——东亚文化构建的重要性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日益上升，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重新崛起已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东亚地区社会经济的一体化也日益成为必然的趋势。①任何一个区域的稳定与强大都需要统一完整的文化体系为其思想支撑；一种新的完善的文化体系的建立，是维护社会发展成果的最有力的保障。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海纳万象，既包括社会普适的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也包括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东亚一体化和东亚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建立适合东亚地区的文化体系。

崛起的东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在发展中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是我们当代的东亚人必须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不停地冲刷着太平洋西海岸，传统价值观面临解体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愈加迫切。

二、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制衡和互补

（一） 东亚文化构建中的民族独立性因素

东亚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二战后持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这场由西方社会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在为古老东方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夹带了来势汹涌的商品经济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这股强劲的文化飓风所经之处，各国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强烈的冲击与震动。这种对西方文明的迷信与盲从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如果长期迷信西方强势文明，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而不加以辩驳和思考，东亚文化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独立性。

东亚文化的构建必须坚持民族独立性的原则，以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为主导。这是东亚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要求，是东亚各国保持国家与区域独立的根基，是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也是东亚地区悠久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东亚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要求。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离开其所依存的社会土壤。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文化发源于欧陆，其产生和发展所依存的是以城邦为特色的欧洲古代城市社会②，商业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频繁，重视自我意识和个人权利，相对漠视集体与社会观念的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经济意识正顺应了欧洲大陆的社会情况。东亚古代社会文明则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直至今日，绝大部分的东亚人口仍生活在乡村，人们世代在一块土地上耕耘生活，安土重迁，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保障。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二者的文化迥然不同，东亚文化的构建必须要适应东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东亚地区文化独立的保障。欧洲历史上，古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他们的武力，第二次用他们的宗教，第三次用他们的法律。武力的征服不足以维持长久，法律的颁布未必让人甘心臣服，文化的进攻却能在潜移默化中破坏民族的向心力，保证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永久顺服。民族文化的沦丧实际上远比经济上的落后，武力上的被征服来的危险的多。对于整个东亚地区而言，要想实现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享有永久的独立与和平，除了发达的经济成就，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健全的法制体系，还不可缺少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东亚文化具有同根性的特点，东亚各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对中华文化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各国间的理解友谅与交流合作。同时，中华文化是一种“和为贵”的文化，重视睦邻和谐，反对扩张战争，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东亚人民古来就有热爱和平的传统。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区域内部的冲突，尤其是中日两大国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建立区域的共同思想文化体系，提倡主张和谐思想的传统文化，是实现区域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有丰富的本土资源作为根基。悠久辉煌的历史，灿若繁星的哲学流派，孕育了东亚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这是属于东亚人民的独一无二的宝贵财产。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东亚崛起背后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我们的对手来自一个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世界，他们的历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于忽视它们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实在是太愚蠢了。”③198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出了这样的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珍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本土资源中找寻适合当代东亚需要的文化形态，是我们建立新的文化体系的最优选择。

（二）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我们确立了构建东亚文化要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的观念，再回头审视东亚本土的文化资源时，我们会发现在东亚历史上，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各种文化思想流派中，有一种思想曾脱颖而出，跨越国界成为古代社会东亚地区共同的显学，在东亚诸国的历史中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曾经是东亚古代社会稳定的根基，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很高的现实价值。

作为一种思想行为规范，儒家注重“忠恕”之道，建立了忠、恕、孝、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道德标准，来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思想，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纲常关系，强调人际关系中的长幼尊卑，倡导社会的和谐。作为一种价值观与道德论，“与自由主义者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论相比，儒家提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德论。这种以德行为基础的道德，强调的不是合法的主张和自己权利的要求，而是成为高尚的君子……儒家的理想社会不是一个人人都要求个人利益的集团，而是由与别的社会成员保持和谐关系的有德者组成的社会。因此儒家强调：德行先于权利，实质的正义先于程序的正义，共同的善先于合理的个人利益。”④与自由主义者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不同，居于儒家社群主义核心地位的是德——即为增加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工业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和冷漠，而儒家倡导的“君子”品质在避免人际关系紧张，维护社会和谐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实践已证明，“儒家思想在东亚诸国由儒家伦理所发展的同情、公义、责任、礼仪、公心以及集体精神等‘亚洲价值’也仍然是工业东亚所自然认同的社会行为准则”⑤，在亚洲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历史溯源——儒家学说在东亚历史上的地位

东亚翻开历史的长卷，我们会发现东亚历史的每一个篇章都与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亚诸国，仁义礼智信已不仅是外化了的一般社会道德标准，更内化上升为社会的每个个体对自身的要求，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历史的进程。

儒家思想发源于我国黄河流域，创始人是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孔子的三千弟子在孔子死后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正式成为中国的显学，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无论何朝何代，这一地位都没有遭到动摇。中国儒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因其立场﹑观点、视角、方法、师承的不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辩，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独立的文化系统。儒家学派的流传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深远，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

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古代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再加以创造而形成日本新的民族文化，这是两国学者都公认的事实。公元284年（日本应神天皇时代），朝鲜半岛百济的王仁将《四书》《千字文》传到日本，儒学圣火始在东瀛点燃。在中国的唐宋时代，日本通过多种渠道，输入儒学。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文化。接着日本圣德太子仿效中国进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确立了中华式的社会体制。公元645年，日本又推出全面引进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制度的“大化革新”，同时19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在日本吸收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遣唐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儒学典籍开始在日本广为流传，9世纪初，在日本流传的儒学典籍就达1579部、16790卷。孔子成为日本的圣人，儒学变成了日本的官学。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接，历史关系源远流长。在朝鲜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一世纪，孔子思想开始在朝鲜传播。《朝鲜金石总览》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圣莫如夫子，师莫如夫子，大而国家主庠序，皆有夫子庙，天子以下，北面跪而拜。”儒学成为朝鲜半岛诸国的国学，是朝鲜规范政治思想格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一点和古代的中国如出一辙。⑥

通过对儒家学说在东亚传播与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儒学思想在东亚诸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构建东亚文化的过程中，坚持以儒学为文化内核，有着深厚的社会和历史根基，更加符合东亚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结论——“内圣外王”

在肯认儒学为东亚文化内核的前提下，不能盲目地将其放大适用于整个文化体系的所有方面。这是因为儒家思想虽然在作为社会道德伦理的指导思想方面有着其天然的优势，但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却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泛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需要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的规范与约束，而已经在东亚地区有着广泛民众与社会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民权法制在这一过程中将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笔者认为，最适合东亚的文化是“内圣外王”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精神内核，以儒家学说指导社会伦理与思想价值体系，为人们的行为确立一套“君子”的价值坐标系；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外部制度框架，为社会生活确立现代与民主法治秩序，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提供具体可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之说虽首见于《庄子》，但却是儒家的基本命题，就连现代新儒家的主张也仍然如此。从原始儒学到汉代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理学以至现代新儒学，两千多年里，时代在变，儒学的诠释也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内圣外王”的模式里运思。“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它体现了儒家思想实则是一种入世的学问；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体现了道德与法治的直接统一。法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法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法治，乃是恶法，这样的法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在东亚的崛起过程中，无论于宏观的社会政治观、伦理观的构建，还是于微观的个人德品的养成，我们需要的都是一种内圣外王的文化。“内圣外王”，这一来自东方遥远历史的智慧，使东西方两种文明实现了完美统一。

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中，面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迅猛攻势，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定位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协调西方价值体系与传统的东方儒家价值体系的关系，使其共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是东亚诸国在新世纪的共同使命。

回归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内圣外王。这是我的答案。

（作者单位：山东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

注释：

①不仅仅是东亚人对此满怀乐观，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东亚的崛起。1981年由霍夫亨兹（Hofheinz）和柯德尔（Calder）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合著的《东亚之锋》中就提到：“欧洲与美国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曾经红红火火过的近百年已经结束了，它们已不能在这个世界处于主导位置了。”转引自刘宗贤《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引自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②参见《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第10页：“在希腊，最具特色的当然是城邦，而城邦的要义就在于它们相互之间是各自独立和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这些蕞尔小邦既是独立的国家，同时也是自给自足的城市。”尹伊君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③引自《东亚之锋》，作者：Hofheinz，Calder，转引自刘宗贤《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出处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④参见 李承焕《自由权利抑或儒家的德》，引自《二十一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之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刘厚珍主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89页.

第4篇：儒家思想传播特点范文

[关键词]固原；史姓家族；粟特人；多元信仰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4-0023-04

一、史姓粟特家族墓概况

1982～1995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了固原南郊乡6座史姓家族墓葬，其中，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是唯一一座隋代墓葬。其馀5座均为唐代墓葬，由东向西分别为：唐平凉郡都尉史索岩与夫人安娘合葬墓，唐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墓，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夫妇墓，大唐故左亲卫史道洛夫妇墓，以及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墓①（图1）。

在史姓家族墓中均有墓志出土，墓志内容直观或间接记载了墓主人是迁徙至隋唐地域范围内的中亚粟特后裔，即古籍所载“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国。罗丰先生根据墓志对6座史姓墓葬进行谱系排序，证明6座史姓墓是分属于两个史姓家族。虽然分属于两支史姓家族，但却同葬于一处墓地，族源认同性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②

这六座史姓家族墓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 单室墓与多天井结合，天井数量2～7个不等，单墓室分为砖室和土洞两类。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虽多数墓葬都遭盗掘， 但仍保留了一些反映墓主人的文物。史姓家族墓中不同宗教文物的出现，反映了史姓家族内多元信仰存在。

二、史姓家族多元信仰的分析

（一）史索岩一系家族

在已发掘的6座史姓墓葬中，史索岩一系家族墓共有2座，为史索岩夫妇墓与史道德墓。尽管史索岩与史道德为叔侄关系，但是两者的信仰截然不同。

1.佛教因素

在史索岩夫妇墓中有许多反映墓主信仰佛教的文物存在。

（1）棺床。在墓室的西侧有一长方形棺床（图2），长2.6米、宽1.26米、高0.53米，一面紧靠西侧壁，三面用砖砌成，已被盗墓者所毁。棺床呈须弥座，上平砌三层砖，然后束腰，中有两壶门，其下亦平铺一层砖。③

“须弥”二字最早出现在佛经之中，随着佛教的传播，须弥座作为佛像的基座传入中国后，逐步被接受并广泛运用到宫殿、坛庙、陵墓、寺观、石窟、塔幢、家具、古玩座等各类建筑。因其比一般的台基等级高，因此成为重要建筑的台基。在史索岩夫妇墓葬中出现须弥座棺床，无疑是遵从了墓葬主人的信仰意愿。

（2）石幢。 青石质。通体呈八棱形，下残。顶上有一榫，榫呈四方形，稍残缺。八面有纹饰，为缠枝卷云纹。通{70厘米、直径30厘米、每面宽11厘米、榫高10厘米、榫径为15×17厘米④（图3）。

石幢是石刻中的一种，自唐初始起立幢用石，历经辽、宋、金、元，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这种石刻的流行，与佛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杨晓春先生不认同史索岩夫妇墓出土石幢的定名，认为该器物应定名为“石灯台”，并以陕西蒲城开元十二年（724）睿宗桥陵陪葬墓惠庄太子墓出土的石灯台为例。⑤但也指明石灯台常用于寺院和墓葬。

总之，无论史索岩夫妇墓中出土的石刻为“石幢”或是“石灯台”，其最初设立的本意与佛教息息相关。

（3）墓志。史索岩及其妻安娘各有一方墓志，均为青石|。史索岩墓志置放在墓门处，志盖被盗墓者掀起另置一边，墓志上有一层很薄的黑褐色木灰，约有3毫米厚。其妻墓志则被安置在墓道中，志盖与志石合放在一起，基本上没有移动，中间夹有一层褐色灰状物，可能是丝绢之类的灰烬，志石上涂有一层墨。⑥

在史索岩墓志中有言：“唐故平凉郡都尉骠骑将军史公墓志并序……长子法僧、次子德僧，爰及德威、神义等……”在安娘墓志里也有提到：“夫人讳娘，字白，岐州岐阳人，安息王之苗裔也……子法僧、德僧、德威等……”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人的生命观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潜在地表现在人们为人处世的心态里，也有直接表现在个人的社会符号名字当中，但更多的是代表一种观念、一种信仰。⑦从史索岩夫妇的墓志中可以得知其四子之名，分别为“法僧”“德僧”“德威”“神义”，这就直观地反映了史索岩和安娘对佛教及其观念的信仰。

除上述列举的以外，史索岩夫妇墓还有一些佛教因素的装饰，如壁画以及石门等处大量绘制了忍冬缠枝纹样，史索岩夫妇对佛教的信仰在其墓葬中得以体现。史索岩夫妇墓中出土了与佛教相关的文物，从而可知史索岩夫妇的。

2.祆教因素

与史索岩为叔侄关系的史道德，在他的墓中却出土了与祆教相关的文物，如金覆面等。

史道德墓出土的金覆面共有11件，因出土时覆面上缀连的丝织品已经腐朽，再加上人头骨被盗墓者抛弃置墓门附近，所以覆面在头骨上的位置已经有错位。罗丰先生对其复原主要根据各部位的功用，并结合出土大致部位来进行。⑧出土的金覆面护额饰1件，护眉饰2件，护眼饰2件，护鼻饰1件，护唇饰2件，护颌饰1件，护耳饰2件。其中额饰为半月托一圆球的形状（图4）。

对于史道德墓金覆面上的额饰，当与史道德崇拜日月有关。日月图像亦可从粟特考古发掘以及石窟雕塑中得到证实。位于撒马尔罕以东60公里塔吉克斯坦境内有品治肯特城，应为粟特米国都城，中国文献中称为钵息德城。⑨品治肯特出土壁画较多，是震惊20世纪的考古发现之一。前苏联考古学家在发掘品治肯特古城时，曾特别注意到“粟特拜火教的特点是它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和月亮）”。⑩中亚人崇拜太阳、月亮的习俗也被带到坟墓之中。在中亚托克―卡拉地区出土了一具纳骨瓮。11纳骨瓮是粟特祆教独有的葬具，其上绘有哀悼死者的场面，而在画面中门的上部两片卷叶形中央便绘有半月托太阳的图案（图5），半月朝上，太阳以圆圈中间加点表示。这一图案与史道德墓金覆面上的额饰极为相似。

除此之外，在一些具有粟特风格的墓葬中，也有带日月装饰的头冠形象存在。西安发掘的安伽墓，12在其石棺围屏雕刻的图案中，建筑的正脊上有日月合抱的装饰（图6）。山西太原发掘的隋代虞弘墓，13在其石棺床上的图案中也刻有这种中亚因素的装饰，骑马人物的冠上为日月合抱装饰，两身吹角武士的头上装饰有一仰月。

通过上述列举可推断，日月合抱的装饰在粟特人的日常装饰中运用比较广泛。《旧唐书・西域传》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14此外，陈垣先生在讨论祆教时提到：“银白光又白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惟火祆教鬼清净光明，故祠日月星辰及火”。15由上述可知，史道德墓出土带有日月合抱图案的金覆面，可推断其为祆教教徒。

在史索岩一系家族内史索岩和史道德为叔侄关系，但是两人的墓葬中所包含的元素大不相同，史索岩墓中出土了与佛教相关的文物，而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与祆教相关。所以在史索岩一系家族内有着不同的信仰。

（二）史射勿一系家族

史射勿一系家族共出土了4座墓葬，分别为史射勿、史诃耽夫妇墓、史道洛夫妇墓以及史铁棒墓。

史射勿一系家族中4座墓葬为祖孙三代，以史射勿最长，为祖辈，史诃耽、史道洛为兄弟，属于父辈，均为史射勿子。史铁棒为史射勿子史大兴之子，属于孙辈，史诃耽、史道洛为史铁棒叔伯。从他们墓中出土的文物来看，除了有明显的祆教因素存在之外，还包含有儒家思想因素。

1.祆教因素

祆教是粟特人的主要信仰宗教，在固原史姓粟特家族墓里就有很好的证明，除了史索岩一系家族墓中有关于祆教的文物出土，在史射勿一系家族墓中也有祆教因素的文物存在。

史射勿墓出土萨珊卑路斯银币1枚，直径2.7厘米，重3.3克。银币正面为联珠纹边框，中间为萨珊王肖像。罗丰先生从肖像及饰物推断，其为萨珊朝卑路斯Ⅲ式银币。背面亦有连珠纹边框，中央为祆教祭坛。祭坛下部为两级方座，上有圆柱，柱系带。坛上燃有呈三角形的火焰。两侧为五星和新月，新月在左，五星在右，在已发现的萨珊银币中属少见。坛左右有两祭司拱手而立。在萨珊王朝时期，视祆教为国教，在萨珊王朝统治者所铸银币上，都铸有祆教祭坛，可见祆教地位之尊。此银币极富祆教特色（图7）。

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作为入华粟特人，在史射勿一系家族中史铁棒的墓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其信仰的影响。

史铁棒的墓志置放于正对墓门处，志盖错位，志石涂墨。在墓志中有载：“大唐故司驭寺右十七监史君墓志铭并序，……胄子孝忠、孝义等茹荼饮恨，泣血疚怀。感霜露以坠心，攀枫树其何及。恭惟令德，方传不朽……”由墓志可知，史铁棒为其子取名为“孝忠”“孝义”。传统“忠孝观”主要源于儒家学派，“忠”指的是忠于君主，强调君权；孝指尊亲，主要是以父为尊，强调父权，所以儒家中的忠、孝观念本质上是“君父同一、家国同构”。史铁棒用“孝忠”“孝义”为其子命名，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其影响。

根据史射勿一系家族墓中出土的文物，不难发现，在其家族内也存在多元的信仰，除了粟特人主流的祆教信仰外，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对粟特人的信仰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史姓粟特家族信仰多元化的原因

（一）迁徙入华传播祆教

祆教是粟特人主要的信仰宗教，在阿赫美尼德王朝时，粟特人已经接受了祆教。16中国出现祆教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祆教伴随着粟特人入华而传播。

在史射勿墓志中有载：“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之墓志铭……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对于“萨宝”一词，陈垣先生认为是祆教的宗教职位，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是官职。但在史射勿的墓志中表明其祖为本国（史国）萨宝，粟特商队政教合一，其商队首领同时也是商队的祆教教长，故此，史射勿一系家族的祖先在来华经商的过程中，仍肩负着传播祆教的使命，其家族中部分人保留粟特人传统实属正常。

（二）统治者推崇佛教

根据6座史姓家族墓中出土的墓志铭可知，无论是史射勿一系还是史索岩一系，均在朝廷为官。纵观唐代的统治者，从高祖的沙汰佛道二教，到太宗的“先道后佛”，再到武则天的“举佛抑道”、玄宗的崇信密教，一直到随后的武宗灭佛，唐朝对待佛教的政策态度，虽然是在不同的形势下，依据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需要，而有或抑或扬的变化。总体而言，把巩固统治政权作为目的，将佛教作为除儒家思想之外的重要辅助工具，是唐代统治者对待佛教的总体政策。对于统治者的宗教推崇，在方面，史姓家族作为统治者政策的执行者，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

（三）接受儒家文化而汉化

儒家思想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着不可忽的作用，作为汉文化传统，历来作为统治者的政治根基，其有利于统治阶级更好地进行思想统治，对上要求统治阶级注重自己的修养，重民施德，体察民情；对下确立伦理纲常，要求臣民尽忠尽孝。

粟特人作为外来的少数民族，因经商而离土迁徙入华定居，为了更好地适应，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入华粟特人与本土的联系越来越少，所以汉化的步伐也就越来越快。除了在史铁棒墓志中反映为其子取名“孝忠”“孝义”外，儒家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所有史姓粟特家族墓中，他们摒弃了粟特人传统的纳骨瓮，选择墓穴的形式进行埋葬，这可以说是基于儒家所宣扬的“入土为安”的传统丧葬观念带来的改变。

四、结语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经济贸易异常繁盛，不少粟特人往来其间，活跃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地区，传播着东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宁夏固原南郊乡发掘的6座粟特人墓葬，出土了反映史索岩一系家族和史射勿一系家族中不同信仰的文物。无论是信仰祆教、佛教还是中原的儒家思想，或出于何种原因存在的不同信仰，都是唐代文明中的一部分。唐朝是在秦汉之后出现的稳固统一、国力强盛的封建王朝，唐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稳步发展，科学与文化繁荣昌盛，使得唐代的物质精神文明明显提高，不仅如此，多元民族融促使了多元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唐代社会中出现的开放风气，其不仅范围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影响深远，这是其他朝代所不可的。而史姓粟特家族墓中这些多元的存在，反映出了唐朝多元并包、开放兼容的社会状况。

当然，史姓粟特家族存在的这些多元是依托于唐代统治者开明、包容的政策，使得他们所信仰的宗教都能在唐代社会得到了发展的空间。但总体来看，随着他们来华时间的加长，特别是中唐以后社会大动荡与大变革，异域色彩在逐渐减弱，汉化程度逐渐加深。固原史姓粟特家族墓葬中所反映出两支史姓家族不同的信仰，亦是唐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注 释]

①马建军：《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及其普遍价值》，《丝绸之路》，2010年第2期，第28页。

②③④⑥⑧⑩11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第33页、第38页、第43页、第90页、第104页、第104页。

⑤杨晓春：《固原南唐墓所出八棱形石刻非石幢辩》，《碑林集刊》，2006年第00期，第90～92页。

⑦董志翘：《佛教文化对中土取名命字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50页。

⑨孙武军：《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与审美研究》，西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页。

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 2000年第 6期，第31页。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 1期，第39页。

14[后晋]刘d等撰：《旧唐书》卷198“列传第一百四十八”《波斯》，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14页。

第5篇：儒家思想传播特点范文

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结构

姚传德

对于儒家与道教、佛教的各自特点及其积极与消极意义，林语堂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

林语堂认为，儒家思想即便在现代社会，依旧具有很强的活力。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第一，孔子学说的重点在人世间，是积极进取的。第二，孔子学说有一整套理性的思想体系。第三，孔子学说提倡知识。第四，孔子学说具有包容性。因此，林语堂认为，尽管西方现代思想对儒家学说构成了挑战，但是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林语堂认为，道家的思想虽然消极遁世，但它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同时给中国文化赋予了浪漫的色彩。林语堂说：“孔子的人文主义能否叫古代中国人十分满足呢？答案是：它能够满足，同时，也不能满足。”如果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欲望，那么“就不复有余地让道教与佛教得以传播了”。林语堂说中国中堂立轴和瓷器上的绘画，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上面画着一家男女老少，正在欢天喜地过大年或庆丰收；另一种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坐在松荫之下，体会天人合一的意境。这两种题材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林语堂认为孔子的学说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而由道家演变出的道教有之，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阙如。

总之，在林语堂看来，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所以，道家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中国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风的生活与艺术及文学，采纳道家的哲学之思想者不少。

林语堂认为，佛教思想虽然也是消极的，但是在哲学上以及人生态度上同样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在哲学方面，孔子的哲学，只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却含有逻辑的方法，含有玄学，更含有知识论。林语堂说佛教在中国影响之大，以至于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导致了理学的诞生，尽管它没有改变中国学者的信仰；在宗教方面，“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是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它可以使人们淡漠一切世事俗务，实现精神的宽慰和解脱。还有“佛教的态度”，诸如轮回转世、不嗜杀生、提倡容忍、宽待一切等，对中国人的行为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林语堂说：“一个忠实的佛教徒确比常人来得仁爱、和平、忍耐，来得慈悲。”此外在今天的中国，由于佛教寺院多在高山名胜之地，烧香拜佛还可以给人们提供旅游、欣赏风景的机会等。所以，同道教一样，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充。

林语堂坦承中国文化存在的缺陷，他认为中国文化固有优处，弱点亦多，同西方比，“我们的社会观、人生观，至少落后人家二百年”。所以会产生这种文化，他认为主要是由于理学吸收了道家与佛教的消极因素的结果。林语堂说，儒家学说在孔孟、墨子时代还是动的哲学，孔子本人就是“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少有静观宇宙的话，注重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到孟子时代，更讲求大丈夫之论，强调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到了宋代，由于濂溪、横渠、二程等人出入佛、道十几年，深受道家“主虚、主静、主牝、主柔、主无为、主不可见欲”的影响，再加上佛家看破世情之法，天下事越无可为了。

所以，林语堂认为只要我们驱荀韩，直追孔孟，找到儒家的中心思想，与西方比较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就可以恢复中国文化的活力。

（选自《成才之路》2008年第3期，有删改）

1.下列关于林语堂对道家思想的阐述，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A.道教在古代得以传播，是儒家思想本身存在缺陷所致。

B.道教的人生观念是一种享乐至上的人生观。

C.道家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因此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

D.中国文化存在缺陷，道家的消极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

2.下列对文章内容的分析与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儒家与道教一样都有积极与消极双重意义。

B.林语堂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依旧具有活力。

C.中国理学是在道家与佛教双重消极因素影响下诞生出来的。

D.只有找到儒家的中心思想，才能恢复中国文化的活力。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问题。

我国传统武术的发展和演变

唐宋至明清，是我国武术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高涨时期，它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武举形成正式制度。武则天当政的长安二年（702年），下诏正式以考试方法来选拔武勇之材。从此武举制延续至明清，它为习武之人开辟了仕宦之途。

民间练武组织的出现，使武术在民间进一步扎下深根。如北宋初，由百姓自相结成的弓箭手已发展到24万多人，成为北宋末年抗金的强大力量。明清之际，民间练武组织的活动更加活跃，如反清的白莲教、及各种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都极其重视练武活动。

武术套路技术发生变化，向成型化、完美化发展，武术专著的涌现，也使武术理论体系得以建立起来。唐代武术套路吸收了外来舞蹈中的姿势动作及手眼身法等表现形式，并紧密配合技击攻防的特点，丰富了武术套路的演练技巧。当时最著名的套路表演有开元年间公孙大娘的剑舞，据说书法家张旭看了她的剑舞后，草书都大有长进。明代套路技术更是趋于成熟，并明显形成了体系。明代的大量武术专著中，还以图文记录了套路的动作招数及路线等。清代时整体观的武术理论也已形成，各拳种都编有拳谱。

拳术和器械向多样化发展。唐代已有气功、硬功、轻功的记载，表明武术已着重在功力上发展了。拳术种类也日渐增多，唐代少林拳法名噪天下，十三棍僧救秦王传为佳话；及至明代，拳种已有内外之别。内家拳在劲力击法上有其明显特点，它在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借力使力、寓攻为守、以气运力及搏人点穴上与传统的硬打硬拼的少林拳迥然不同。它虽比少林拳法出世晚，但也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以后如太极、形意、八卦等拳的创始与发展无不受其影响。明末清初，新出拳种更如雨后春笋，当时较大的拳系就有几十个，有的本身又繁衍成几个分支，如太极拳发展至近代，已由最早的陈式太极演化成杨、武、吴、孙氏等不同风格的太极拳种。各拳种间还互相渗透融合，彼此影响。当时还出现了各种分类法，如有将太极、形意、八卦划为内家，少林等多种拳术归于外家的分法；也有人按山川分拳术为武当、峨嵋、少林等派；更有人以地域区别拳种特点，如民间就素有“南拳北腿”之说。一般认为，南派武术多刚硬有力，讲究小部位动作；北派武术则以腿法见长，舒展大方，跃扑激烈。除拳术外，器械武术也在唐宋后发生较大的变化，如唐代枪术、宋代刀术发展较快，软器械如九节鞭等也相继问世。元代戏剧中始有“十八般武艺”的名称，明代时它已有具体的含义，此即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钺、戟、鞭、锏、槌、殳、叉、钯头、绵绳套索、白打十八般武艺。所包括的武器有长短、单双、近远、明暗、硬软之分，其中打、杀、击、射、挡器都有，也有带钩的、带刺的、带尖的、带刃的，这也反映出器械形式的多样化。

上述表明，传统武术在唐宋后，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今天中华武术的坚实基础，并已成了我国人民引以为骄傲的文化瑰宝。

（选自《中国文化史三百题》）

1.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大刀会、红枪会和白莲教、等武术组织都是在清朝出现的活跃练武组织。

B.书法家张旭是看了开元年间公孙大娘的著名套路表演――剑舞，草书才大有长进的。

C.内家拳在劲力击法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借力使力，硬打硬拼和搏人点穴。

D.通常情况认为，北派武术以腿法见长，南派武术则以拳术见长；北派跃扑激烈，南派则刚硬有力；北派舒展大方，南派则讲究小部位动作。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唐代开始，中国武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唐代关于气功、硬功、轻功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非常重视功力发展。

B.武术专著的涌现，有利于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清代时整体观的武术理论也已形成，各拳种都编有拳谱。

第6篇：儒家思想传播特点范文

一、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

汉代大理是“蜀身毒道”必经之地，印度、缅甸人到过大理。唐代，印度僧人到大理传教游览，有的还成为南诏王的“国师”；唐初，唐将梁建方率兵讨松外蛮，招降河蛮首领杨敛，在大理地区游历考察，他将耳闻目睹的大理地区的部落、特产、风俗等内容写成《西洱风土记》；唐贞元十一年（公元128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大理旅游，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元末明初，有几个日暗本僧人到大理旅游居住，有四位日本僧人圆寂后，还葬在苍山龙泉峰，并修建了著名的“日本四僧墓塔”；元代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280-1283年），西台御使部松两次到大理游览，调查了大理的山川、风俗、物产、社会生活，写出了著名的《大理行记》。民国初，英国人弗茨杰罗德到大理旅游考察，著有《五华楼--对大理民家族之研究》一书；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被贬到云南的翰林修撰杨慎，与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结伴漫游苍洱名胜，写了《游点苍山记》，明末清初，著名诗画僧人担当，走遍苍洱之间，留下许多赞美大理的诗名；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来大理旅游，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对大理的苍洱名胜、传统的三月街等均作了翔实的记述。清代，大理的苍洱风光业已驰名，来大理游历的人更多，陈鼎在他的《滇游记》中，对大理三塔、一塔、感通寺、三月街等名胜古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剑川州牧张泓游历大理，在《滇南新语》中记述了大理的龙女花。大约在四千年前，大理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有大批移民从中原来到大理。早在汉代，大理就是古西南丝路的交通要冲。公元七世纪初，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在唐五朝中央的支持下，蒙舍诏逐步吞并了其他五诏和许多小部落。公元738年，南招把政冶中心从巍山迁到了大理，筑太和地为都。同年唐玄宗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设"云南安抚司"，从此，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建立了"大理国"。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江，灭大理。大理国相传二十三王，共318年。元朝在云南设立了中书行省，并将行省的治所东移到昆明，才结束了大理五百多年一直是云南政治中心的历史，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大理国为大理府，称太和县。清沿明治，民国二年改太和县。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大理县、下关市建制撤销，组建为大理市。大理白族的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多姿多采，至今仍保留着独具特色的语言、服饰、风俗。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成会，如本主节、绕三灵、耍海会、三月街等。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华丽典雅，别具特色，"家家养花"的美好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文献名邦”一词在云南，常被人们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地区的称誉。“文献”二字的含义为：“文，典籍也；献，贤也。”用现代的话说，文指的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的是熟悉典故的人才。因此，文献名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能够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人才。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历史根据，就是高悬在大理古城南文献楼上的匾额。匾额是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云南提督偏图所写。偏图是汉军正白旗人，原姓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偏图以督标别将随云南总督赵良栋征讨吴三桂，第二年被提升为云南随征够兵。平定云南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偏图任云南提督。云南提督府衙门就设在大理。偏图身居大理15年，深感这里的人文兴盛故报请清政府颁发了这块匾。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依据，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根据大理文献村而来的。建于康熙年间的文献楼楼上有一副长联，为大理近代文人周仁所撰：“溯汉唐以还，张叔传经，杜公讲学，硕彦通儒代有人，莫让文献遗风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楼台而望，鹫岭夕阳，鹤桥小路，熙来攘往咸安业，但愿妙香古国常住于大世界中。”这幅长联道出了文献村的来历。联中的张叔何许人也？乃汉代大理文献村先贤。据传，汉武帝时，文献村名叫南山村。当时，大理地区还不开化，特别是文化方面更处于迷蒙状态。天资聪颖的张叔与同村好友盛览一块放牛时，深感不识文字的缺憾和痛苦，于是二人商议出走学习。他俩历尽千辛万苦，到处寻师访尊，终于寻访到了汉代大学问家司马相如，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经文。司马相如授其经文，张叔、盛览学成归来，教化乡人。因张叔、盛览被后人尊为精通学问、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将南山村改名为文献村。明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人物》载：“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从之，授经，归教乡人。”

二、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文化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根本的联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7篇：儒家思想传播特点范文

关键词： 儒家“五常”思想 现代广告 道德伦理规范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现代广告传播所遵循的早已不再是简单纯粹的单向传播模式。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普通民众接近和使用现代广告的基本立足点――广告传播媒介的互动特性越来越强，这就意味着现代广告运作所受目标受众反馈的制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现代广告就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单纯向目标受众传递有关产品或服务的信息，而是要在广告的传播过程中与目标受众形成一种更为融洽的沟通。只有在目标受众对广告内容形成心理共鸣的前提之下，广告才能更好地达到预定的说服目标。

要使广告受众更好地融入到广告所创造的语境之中，就需要从更深层次把握潜藏在受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特性。作为一个有着灿烂历史文明的民族，中华民族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传承之后，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身独特特征的文化传统。与当前流行的由西方文化占据话语权的变幻不定的流行性文化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一种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文化。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是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等人际性传播方式传承的，所以其影响具有更为明显的内在性、深层化的特点，会对受众的广告接触心理、行为乃至广告业的整体运作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把广告运作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本文试图以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为例，说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之间的深层次联系。

一、儒家“五常”思想简述。

“五常”思想，即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它是儒家所构建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原则性理念。儒家是一个注重人道，主张入世的派别，所以从其创始人孔子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建立适应社会历史需求的道德基本原则。孔子提出了恭、宽、信、敏、惠、勇、智等各种德目。之后，孟子从孔子所提出的诸多德目中间抽象和概括出来最基本的四个德目，即仁、义、礼、智。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①汉代的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他在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四个德目的基础之上，把孔子所提出但被孟子所忽略的“信”补入，于是就构成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并在其基础上确立了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

“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每一个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内涵，在此只作简要介绍。五常中的仁，主要指处理人际关系的情感基础，指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五常中的义，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也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准则；五常中的礼，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主要内容是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反映了人的精神风貌和文明教养程度；五常中的智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其主要表现就在于明辨是非善恶，克制泛滥等；信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它的核心内涵是真实无妄、对人诚恳、为人可靠。

二、“五常”思想可以内化为现代广告的创意源泉。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广告开始走向复兴算起，中国的广告业已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开始渐趋成熟。这种成熟首先在广告运作的核心部分――广告创意的层面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今天消费者们所面对的广告诉求早已不再是清一色的“国优、部优、省优”，而是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根据产品的不同类型，品牌的不同层次，为其量身打造的广告诉求的路线也各不相同。

但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当前中国广告的创意关注点还稍显单调，其创意的来源主要还是来自日常生活或流行性的现代文化。诚然，日常生活和现代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创意点，但是，当绝大多数广告的创意来源都过度趋同的时候，这些广告同时也就失去了走向成功所必需的一项主要指标――新颖性。在广告信息过分冗余的今天，新颖性的缺乏会使消费者丧失了解广告所传达信息的兴趣，严重时甚至可能使消费者对整个品牌产生不必要的负面评价。要保证广告诉求的新颖性，一个重要的对策就是把创意点的整个搜寻视野扩大，而悠久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成为广告创意的不尽源泉。对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获奖广告作品加以分析就能发现，把创意点聚焦在传统文化之上的成功作品越来越多了。这一方面说明传统文化确实是有宝可挖，另一方面说明业界对于创意的这一转向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五常”思想与现代广告创意之间存在着众多天然的衔接点。在现实的广告中运作中，也已经有不少广告开始将自己的创意点放在仁义礼智信上，并取得了较好的广告效果。

利朗商务男装在其广告中，就注意把创意诉求与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思想结合在一起。比如流传很广的“进退之间，彰显智慧”这一句广告语，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智”的内涵，强调了一种有舍有得的处世方式。养生堂的龟鳖丸产品的广告，所采取的是情感诉求的方式，其广告语是“养育之恩，何以为报”，所强调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别强调的亲情，而重视亲情、发扬孝道其实也正是属于“五常”中“仁”的范畴。著名企业海尔集团在进行广告宣传时，使用最为频繁的一句口号就是“真诚到永远”，不断强调自己以消费者为中心、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这就是“信”的一种直观体现。从广告的效果来看，这些广告都为所属品牌的形象塑造发挥了很大的功效，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产品的销售。这些例子都说明，以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伦理为广告创意诉求点，是经得住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检验的。

三、“五常”思想可以外化为现代广告所遵循的道德伦理规范。

现代广告必须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传播，随着理论和技术上的日益成熟，现代广告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目标受众，并在深刻理解目标受众心理及需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广告劝说。正是由于现代广告的目标针对性比以往更强，它对特定消费者的影响力也就更明显。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广告在现代社会一些重要的话语方面起到了一种类似于“议程设置”的作用，广告的内容、运作手法、精神风尚等都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产生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所以在现代社会中，现代广告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其传播消费信息、促进市场流通这一方面，更应该体现在对相应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

在中国现行的广告运作模式当中，对于广告的管理或监督主要是靠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的，比如《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的监管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单一的依靠法律法规的广告监管模式对现代广告而言显然是失于片面。因为法律法规的规定较为具象，缺乏灵活性，所以它对现存的相当数量的一些不合理的广告现象难以达到有效控制，比如各种钻法律法规空子的球广告、有违社会整体道德风尚的低俗广告等。

根据广告行业的特定属性，“理想的广告管理体制是实行政府法制管理与广告自我约束相结合，又以自我约束为主的管理机制”。②但是，因为当前国内的广告行业的管理体系尚未健全，尚难实现从政府法制管理为主向自我约束为主的管理机制的转变，所以广告业的自我约束及伦理规范就应当被放至更为重要的位置之上。正因为如此，从中国广告业的现实出发，提倡建立起中国广告所特有的广告伦理规则就成了提高行业规范程度的必要选择。

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精华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就可以外化成为现代广告所遵循的一种重要伦理规范。因为中国自汉代以来就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所以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思想，它潜移默化于现代生活的各方各面。正因为如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才与现代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契合性。在“五常”思想的基础上确立起广告业的伦理规范，就可以对现代广告的规范运作和和谐发展起到明显的指导作用。

具体而言，仁可以代表现代广告必须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弘扬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义可以代表现代广告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判断与描述上必须明辨善恶与是非；礼则代表现代广告必须遵循以仁义为本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以正确协调广告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智则是要求现代广告要具有必要的理性思维，减少广告中的短视，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长足发展；信则代表现代广告必须坚持真实无妄的原则，履行该尽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如果说仁义礼智信能够真正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而植入现代广告中的话，那么它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现代广告的品位，也就可以趋利避害，更好地发挥现代广告的正面导向作用。

四、“五常”思想和现代广告的结合可以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作为儒家的纲领性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认为，春秋战国已经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试图通过宣扬一套新的伦理价值观念的方式来实现整个社会向文明的回归。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孔子才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思想的前身，并以此为主体，建立起了整个儒家伦理思想的雏形。客观地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基本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对建立中国人所特有的行为规范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既促进了中国古代整体社会的思想风尚及行为秩序上的稳定，又提高了社会个体的道德修养，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道极为绚丽的风景。

从文明秩序的重建或改善这一角度来看，现今的中国社会其实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有着些许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但是社会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发展却要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文化层面的冲突也时有发生，较为明显的就是外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间的冲突、中西杂糅的现代流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等。在类似的冲突中，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传统文化还处于一种不断退却的状态。而且，由于精神思想层面上一致性的缺乏，在现代社会中，相当数量的民众缺乏一种统一的文化认同感，这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就可能表现为社会文化的整体动荡。

凭借着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所使用的各种大众媒介，现代广告已经成为一种在现代社会占据着主流地位的文化行为。根据传播学的相关观点分析，广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所接触的象征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象征符体系也会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能动的力量作用于社会。换句话说，由于象征符体系是作为继承性的观念体系来确立的，它通过形成文化秩序也会反过来制约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③我国著名的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早在1926年就对广告所具有的对社会文化的能动作用提出了相关看法：“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趋于繁密美满，而广告既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故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商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④可见，现代广告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整合或调和都具有较强的作用力。而且，与直白的灌输性宣传相比较，广告对普通大众而言更加具有亲和力，它更有利于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大众的教育或引导。不仅如此，在文化价值等方面对大众进行正确的教育或引导也是广告所必须肩负的重要责任之一。

正因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和现代广告各自都能对现代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故此二者之间的联合必将会产生一种更大的互补效应。如果现代广告能在内容诉求上与整体运作中多与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思想相衔接，就能不但为现代广告的发展添砖加瓦，而且使整个社会文化朝着更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孟子・告子上.

②陈培爱.中外广告史――站在当代视角的全面回顾[M].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64.

第8篇：儒家思想传播特点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日本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从文化意义上看，中日之间关系源远流长，其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尤为明显。本文以日本的企业文化为视角，试图探讨儒家文化在日本滥觞后，其基本精神对日本企业的影响突显了哪些特点。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的滥觞及其基本精神

据历史学家考证，公元6世纪初，儒家文化开始传入日本。公元5 13 和516年，百济分别派五经博士段杨尔、汉高茂前赴日本讲学。而在当时，二位五经博士轮番讲授的正是中国古典儒学。久而久之，儒家文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日本圣德太子正式以儒家文化来辅助日本政治。例如，圣德太子依照儒家思想的“五常之德”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官僚制度，同时又大量引用《周礼》、《礼记》、《论语》、《尚书》、《孝经》、《孟子》等典籍中的经典语句制定了《宪法十七条》。从这些制度及其文本背后，我们可以挖掘出其儒家语境下的基本精神：例如，“以和为贵”、“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其治民之本，要在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所反映出来的礼治精神；“信是义本，每事必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不信，万事悉败”所反映出来的诚信精神；“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中央集权精神；“如身在帝国之籍，而其心欲化异邦之俗，则为国家盗贼。皇国臣民欲尽之本份，惟遵神之皇道，明报本反始之大义”的忠孝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宣扬对当时日本国家政权的稳定发挥了积极影响。因此，儒家文化在日本萌芽后，基于国家治理的进一步需要，其基本义理一直被各朝统治者所重视，以致慢慢演变、发展并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行各业并发挥着重要影响。其中，日本的企业文化就鲜明地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若干特点。

二、儒家文化语境下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特点

儒家文化在日本萌芽并传播后，其很大程度上对日本的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有效的例证是日本企业文化所突显的基本特点。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1、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把“人”作为宇宙的核心。正如《大学》中说：“是故君子先慎乎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从中可以看出，儒家对人的生命、权利、意志、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因此，这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则反映出，一切经济活动动均应该以“人”的正当利益及其全面实现为根本。例如，日本的丰田公司在进行企业经营时就主张以人为核心，重视人、关心人，其口号是：“既要造车，也要造人。”再如，丰田公司的第三任总经理不田退三说：“谋事在人，任何事业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必须以造就人为根本”、“人事管理的真谛就是通过由教育得来的认识，去调动每一个职工的干劲。”[1]其实，在日本企业界，企业家们都深知，只有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才能造就更高的利润，只有对对“人”进行企业文化、进行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才能塑造一个具有文化层次的现代企业。

2、以“和”为“贵”的关系原则

儒家文化把“和为贵”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最高原则，它体现了和谐的基本精神。正如《论语学而》中“礼之用，和为贵”以及《孟子》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的“和”都揭示出了“和”在社会关系的调整、集体秩序的维护以及各主体间合作关系的强化等方面所起的重要启迪意义。在日本的企业文化中，“和为贵”的原则已在各个大中小企业的文化建设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所熟知的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松下公司的“和亲”以及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等都体现出了对儒家“和为贵”原则的运用。因此，日本企业界则有相关有识之士进一步认为，真正实行了‘和’的团体，才能带来和谐和成功，在企业内部要形成一种“和合”的大家庭气氛，要把企业看做是家族的一部分，不能过分强调企业内部的雇佣与被雇佣身份，而更多地应该强调一种“和为贵”的亲情式关系。

3、以“义”为“先”的利益标准

儒家文化反映在“义利”观上，即为重义轻利。如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易其道去之，不去也。”《论语》又如，彭更曾问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孟子》再如，董仲舒要求以利导义：“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春秋繁露》可见，在儒家文化视域中，利可求，但是应该以义导利，通过“义”的引导求的正当的利益。在日本企业界，基于儒家“义利”文化的影响，大部分企业家们都是用“义”来谋取企业利益。例如，从表面上看，《论语》是一部阐述“应该如何做人和做事道理的书，与讲究经济效益的‘算盘’相背离，但是，日本明治时代实业界巨头、被日本称为是日本‘空前绝后’的创业家涩泽荣一却认为，如果运用得当，两者可以相辅相成。”[2]可见，从涩泽荣一的观点中可以发现，日本企业文化中蕴含着经济获利与道德自律的“义利”标准。

4、以“集体”为“重”的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以“家-国-天下”为集体行动逻辑，如《大学》里面阐述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儒家宗法集体主义精神的逻辑展现，它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的企业文化，体现了其较强的集团意识。在企业政策的执行过程别强调相互与合作，每个人都把集体看得高于一切，每个人都以集体主义责任感为自己的企业奋斗。有学者曾指出，“在生产方面，日本企业不是只鼓励某个员工提高效率，而是注重整个集体提高效率。这种集体主义成了日本企业中个人与团体、个人与个人之间行为的基本规范。它要求员工把个人利益置于团体利益之下，做到团体利益第一，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同时要求把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后，做到先人后己。当然，日本企业的集体主义并不完全排斥个人主义，只不过要求个人从属于集体而己。”[3]因此，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了极强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裴毅强：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企业文化[J]学习与探索，1995（1）81-85

第9篇：儒家思想传播特点范文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 文化建设 实际

企业文化，是企业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世方式等组成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企业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树立形成的，被组织成员认为有效而共享，并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认知。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行为。

在当前全球化风潮下，我国企业如何积极迎接国际挑战，在有效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企业文化概述

（一）企业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注意到日美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人们发现，理性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与企业的信念，而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才真正对企业长期发展起着潜在的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八十年代，企业文化的研究以探讨基本理论为主。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籍日裔教授威廉・大内出版了他的专著《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该书提出了"Z型文化"、“Z型组织"等概念，认为企业的控制机制是完全被文化所包容的；1982年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出版了《企业文化》一书，提出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企业环境、价值观 、英雄、仪式和文化网络五要素。同年，美国著名管理专家托马斯・彼得斯与小罗伯特・沃特曼合著《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研究并总结了3家优秀革新型公司的管理，发现这些公司都以公司文化为动力、方向和控制手段，因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这三本著作与帕斯卡尔・阿索斯合著的《日本的管理艺术》被合称为企业文化研究的四重奏，也标志着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

（二）内在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全世界学者普遍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与职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共同培育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体系及其表现形式的总和。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包括企业经营哲学，价值观，企业精神，优良传统，行为规范等。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经营管理思想。

二、我国企业文化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潮，我国企业逐渐意识到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纷纷致力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一些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已经初显成效，但相当一部分企业的企业文化发展尚处于较低层次，“企业文化战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文化培养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在实践中表现为以下几个误区。

（一）无文化管理

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小型传统国有企业和新兴民营企业，受传统生产至上和企业管理者个人至上影响，对企业内在价值体系塑造重视不够，对企业文化建设不屑一顾。由于没有特定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念引导和融合，虽有十分系统和严明的各种规章制度，但企业组织与成员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没有成型的符合企业发展利益的关系模式，成员之间以自发的交往为主，易形成有悖于组织目标的非正式团体，增大企业内部摩擦，而成员与组织之间接近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没有组织归属感，也难以使员工具备较高的责任感。

（二）文化空想现象

另一种具有迷惑性的现象是文化空想，突出的体现在中型国有企业和正在发展中的民营企业。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好像企业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理论体系，但其实根本不能对企业发展提供应有的支持作用，主要表现为：

1.企业文化理念空泛，远离企业实际，给人以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

2.企业文化内容掺入了非企业的因素，不是企业经营特点与文化主体行为的提炼，而是从企业外部“赋予”了企业任务，超越了企业的承载范围；

3.为了“文化”而文化，热衷于空喊口号理念，设计形象识别系统，热衷于所谓企业文化氛围的创造，忽略了对企业实践的总结，使企业文化丧失了针对性和生存基础，华而不实。

（三）全盘西化现象

许多企业管理者认为只有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才是最好的，致使企业文化建设走向了另一个误区，主要表现在：

1.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割裂，没有看到传统文化的精粹之处，仅仅看到了西方的企业文化的优点，盲目遵从，照搬教条；

2.对西方企业管理成功经验的借鉴更多地集中在企业文化的最终表现上，没有更好的研究其形成的背景和机制，立足其成长的内在土壤和外部环境去分析和研究，重果轻因，难以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企业文化。

三、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切入点，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创建中国的企业文化模式，必须立足于三千年来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基础，按照批判、借鉴、吸收的要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立足中国实际，切忌全盘西化。中国企业文化最终是吸取了外来文化精华，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亦即形成中外文化优化结合的企业文化模式。

（一）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切入点

企业文化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随意的选择一种文化异想天开的臆造企业文化。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是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是不可复制的。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影响最深远、最广泛、也最重要的便是儒家文化了。因此，我国企业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倾向是不可避免的。

（二）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企业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儒家重视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和能力，社会价值系统不过是个人价值体系的扩大，同时也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社会基础。因此，包括企业文化的价值系统，理所应当地能够规范和调节个人在企业生产实践中的价值体系。

纵观工业文明，人的地位经历了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综合素质人的变化；管理思想由见物不见人转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企业文化的研究对象由个体到群体，由基层组织和技术到深层次的价值系统和道德规范。这一系列变化过程正是人本思想的回归。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与人力资本理论和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建设是吻合的。

（三）儒家的“人文关怀”是企业凝聚力的源泉

企业文化建设重在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提高个人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目标。儒家认为：“上下同心，其力断金”、“上下同欲者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突出强调了处理人际关系中互相以对方为重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对形成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强大的内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贵在人和，不忘人文关怀，同样地应该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企业家只有关心、爱护员工，尊重和发挥员工的个人特点，认同员工为企业的贡献和付出，在企业发展中实现员工个人发展，才能受到员工的信任和爱戴，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奖金、福利等所谓待遇问题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四）儒家的“诚信”思想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根本

中国是礼仪之邦，儒家诚信思想历来受到世人推崇、儒商遵从。诚信原则，对企业发展是一种基本要求，更是管理价值的有效提升。”忠于诚信不仅能使人际交往更加长久和谐，而且能使企业间的合作更为持久深入。不讲诚信的企业，依靠欺骗外部客户和内部员工的企业，终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而融“诚信”于企业文化建设中，将诚信为本贯穿始终的企业，在复杂激烈的市场角逐中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海尔的成功与其说是企业经营的成功，毋宁说是海尔文化的成功。诚信是立人兴业之根，是企业文化建设之本。当今成功的跨国公司如通用、微软、沃尔玛等，无不视诚信为企业生存、发展之根，进而以其优良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打造出优秀的品牌，创造出优秀的业绩。

四、合理借鉴西方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

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必须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是开放的，文明是可以共享的，只有将全世界优秀企业文化有效吸收融合，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促进中国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一）合理引入美国企业“英雄主义”式的企业文化

美国企业崇尚英雄主义，把其誉为美国企业文化的三大特征之一。韦尔奇、比尔・盖茨的传奇经历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就是美国树立英雄人物的成功案例。我国一直有喜欢树立楷模、榜样，并号召向其学习的习惯，虽然树立的人物大部分不是商界的，但在这一点上却与美国的“英雄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国的企业可以大胆地借鉴美国企业的做法，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适时地树立本企业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通过这些英雄人物的言行来传播企业的价值观，而不是通常所借助的正规的书面程序来，他们的经历会对企业的职工产生一种内在的激励，这种激励比物质性，外在性的激励具有更大作用，能更大程度地激发职工的热情，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合理引入学习型的企业文化

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了著名的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论，认为传统公司是权威控制型组织，但是最成功的企业，是那些具有学习型组织的企业；真正出色的企业，是能够设法使各阶层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的组织。这与中华民族历来提倡学习的思想相吻合。孔子作为儒学的鼻祖在传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时，就是运用学习和推行教育的手段。因此，我国的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中如果能将二者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就会创造出一种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全新文化理念，而且这种理念也易于被广泛的接受。

五、坚持与时俱进，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

企业管理现代化建设在继承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应按科学管理的要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对传统思想中一些不合时宜的价值观进行更新，体现时代的进步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要求。

（一）儒家价值体系中应注入更多的理性色彩，正确处理义利关系

如何实现儒家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即如何由单向的价值关怀转换到兼顾效率原则？这是儒家在应付现代化挑战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通过价值关系的重新宣传与观念调整，以及用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现代文明中的工具理性及效率原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思想对义利关系的根本观点。尽管在理论上儒家并不完全排斥利，但它所关注的利，主要是普通的整体之利，相对而言，个体之利，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整体之利被抽去了具体的内容，因而带有抽象的性质。这种排斥具体的个体之利而崇尚空洞的整体之利的趋向，极大地限制了个体功利意识的形成。这是造成历史上我国个人功利意识淡薄的思想根源。而在现代管理中，正是讲求效益和注重利益的功利意识才有助于现代企业精神的形成。离开了利益杠杆，现代社会的经济秩序便难以维持。面对今天市场经济的现实，我们需要极大地调动每个企业、每个职工的积极性，因而注重对个人合理利益的确认，利用功利原则在现实管理中的杠杆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二）儒家“和为贵”思想应注入更多竞争意识，为企业提供内在激活机制

西方管理思想的显著特征是突出个体的原则，强调个人的创造性是其基本要求。与个人创造性相联系的是竞争意识。竞争的集体目标固然带有功利性，但它同时又能激发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的创造性。正是这种竞争意识，构成了现代社会内在的激活机制。而在群体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中，个体原则主要表现为自我德性的完善，与权利意识的淡化相应，儒家更多突出个体的责任、义务，而对责任、义务的强调又进一步强化了群体原则，抹煞了个性，表现为“和为贵”的思想。这种思想极易限制个性的独立。当个体的权利意识为履行群体义务（责任）所涵盖时，竞争机制便失去另外存在的根据。我国企业中的奖励制度往往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极好的例证，儒家的这种突出群体的价值取向与崇尚创造与竞争的现代人格，显然有难以协调的一面。因而，根据现代管理理论，倡导个人的创造性，培养对自我能力充满自信，排斥对传统的依赖，勇于开拓与创新的独立人格，是建立富有竞争意识的现代企业精神的重要资源，这种资源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内在激活机制。

结语：立足本企业实际，创建具有鲜明企业个性的文化。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企业自身特性，才能为企业管理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这就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塑造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也是这种个性精确形象的反映。国内外一些著名企业都是根据本企业某一方面的特点，如传统、行业、地理、先进典型、企业名称、产品、商标、顾客对象等，来构建本企业的特色文化。索尼公司的“豚鼠精神”，松下公司的“自来水经营”，海尔集团的“日清日高管理法”，联想集团的“办公司就是办人”，均体现了本企业的独特追求与创见，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个性化了的企业文化，才是真正本企业的文化，才是管理的无形财富，否则文化与管理实践仍是“两张皮”。

要使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企业自身具体条件出发，在认真分析企业属性、职工素质、产品构成、企业环境等的基础上，选择和培育既体现现代企业特点，又能为每个企业成员所接受的价值观来指导信念，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黄东升.现代企业策划[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3.

[2] 陈亭楠.现代企业文化[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4.

[3] 房晓琳.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J].山西统计，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