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及其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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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天下。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的在日本的应用。

古代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在这种请款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日本的农民只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上交的产品少些，能维持再生产，就能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在行政权利的平衡方面，中过儒家思想却又有着非常精致的设计。这中设计并非儒家的专利，还包括有韩非子集其达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术、势的思想。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之术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应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人自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他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为一个非常团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这就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文化的影响。并且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博怀、海纳百川的文化观念使得日本有着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让日本有着善于学习的精神。

（二）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日本的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取消了雇佣制的作用，而企业内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组织与参与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伦理、组织文化和管理哲学来实现。

中国儒家思想中“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所吸取并且加以改造，把“和谐高于一切”作为自己企业的目标，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不把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扶持和帮助。

（三）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在日本进入七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十七条宪法》的制定，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当时它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第一条内容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完全体现出了当时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法制极其深的影响。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在法制文化中的应用发展。其第九条“信是义本、事有信”也是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

三、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

中国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性的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政治上的保守性。事实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每有太大的创新，生产力也没有显著的进度。在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严格来说，进度也不大。甚至进入明治维新时期，还在沿用之前的组织管理措施。

在现代日本仍然重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人本主义依然受关注。在现代社会，过度迅速的组织接替，尤其是巨大组织的解体，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日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大型金融集团、大型企业，维持稳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为了保护部分特权阶层及维持自身的道德优先地位，日本有用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约束，所谓“刑不上大夫”。由此，特权阶层的过渡膨胀反过来又侵蚀了组织，这是日本历史上的普遍现象。

参考文献：

[1]查理得·科特。《无治而治》，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2]严绍。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J].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

[3]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05）。

第2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道 互补 人格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基本脉络，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治国、做人、处世的模式来源。孔子开创的儒家，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老子开创的道家，注重内心的宁静和谐，强调精神超脱，清静无为，以柔克刚，安时处顺。儒家思想以经世致用为特色，道家思想则以自然超脱为特色。如果仅从表面来看，儒道是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直是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和。这种相互的补充协调，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所以林语堂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在孔、老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文化历史演进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之说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并非儒家首创，但却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内圣指德性修养，外王指政治实践。儒家强调在内圣基础之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因此，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的德性修养，更重要的是个体的责任感和对天下兴亡的关心。当然，儒家也有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与儒家有别，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理想人格，则具有超越、逍遥、放达、解脱的秉性，庄子之真人、圣人、至人，实际上是一种人的精神上的自由、无穷、无限的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追求与向往。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相比较，道家凸显的是超越和放达，它一任自然，遂性率真，独善其身，超然物外。儒道两家相比，儒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道家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因此儒道两家的气象各不相同，儒家大儒的气象是“刚健中正？”，而道家高士的气象是“涵虚脱俗。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而道家的典型人物则为清修隐者。

儒家崇尚弘毅， 注重有为和力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主张个人应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但儒家对于人类为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社会进步的曲折性估计不足， 对人类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和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与伤害，缺乏思想准备或不予重视，在指导人们争先向上的同时， 没有为人们的精神空间留下足够而必要的回旋余地。因而从总体上来看，儒家式的人生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 借用荀子的话来说，儒家可以说是“有见于伸，无见于屈”， “蔽于刚而不知柔”。而道家对儒家式的人生实践，则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调节作用。道家的贵柔守雌学说正是儒家刚毅进取精神的补充，道家思想中诸如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静制动等观念，为人生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指导，使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不断得到调适，使个体的生命更具有韧性， 增强了人们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变故的能力，体现了高度的人生智慧。道家思想的这种调适功能，渗透于人们的观念深处，积淀为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 通过人们的日常活动表现出来，其影响十分深入和广泛。

儒家精神的精髓是积极入世，与道家的师法自然相比，它少了一份潇洒脱俗，多了一份人世的使命感；少了一份消极避世，多了一份积极进取。在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中，中国知识分子在顺境中多以儒家为指导，建功立业，锐意进取；在困境和逆境中则多以道家为调适，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静观待时。儒道互补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刚柔相济，能屈能伸，进退自如，不走极端，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从总体上看， 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 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人世、道家出世的印象， 其实并不尽然。事实上， 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不过孔孟更为用世些而老庄更为超然些罢了。以老庄为主要代表的道家人物也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而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 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孔孟这种矛盾心态或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显示了儒家通权达变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气度。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人世情怀却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 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

自古及今，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一方面积极入世，向往建功立业，并恪守儒家的人格理想：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又追求超然物外、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彷徨于尘垢之外，逍遥于无为之业。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每当危难当头，舍生取义、慷慨悲歌；另一方面又孤高自守、愤世嫉俗。一方面心存魏阙，胸怀天下，政治清平则乐观进取，奋发有为；另一方面又身在江湖，乐隐渔樵，社会动乱则消极退避，全身自保。这些都是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一种典型体现。

儒道两家对待人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儒道互补不仅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气质，构成了一种中国人完整的、艺术的人生观，即刚柔相济，能屈能伸，出处有道， 进退自如。正是有了这种互补性，中华人格才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完整而健全的系统，成为了从内在精神到外在表现，从理想上的超越到现实中的经世致用，都一应俱全的健康人格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必将长期存在下去。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曾指出过“ 儒家和道家仍然是笼罩中国人思想的两大主流，相信将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会是如此。”其实，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来说，儒道互补不仅将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会是如此，而且将是永久性的。

参考文献：

第3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班固;儒学;崇拜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是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改撰而成。其保存了先秦至西汉的著述，它囊括了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历法、天文以及医学等书籍。每种门类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这些序对当时学术的来源发展、优缺是非都作了简要的介绍，这些记载对于理解先秦至西汉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要籍;同时《汉书・艺文志》也是我们对于古代文化进一步认识的重要途径。正是由于它的重作用和影响，因此历来受到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虽然班固《汉书・艺文志》来源是刘歆《七略》，但是班固在总序中这样说：“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颜师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可班固对于《七略》是持积极态度，肯定并继承、吸收和发展，继而写出《汉书・艺文志》。显示出《汉书・艺文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班固的学术思想，这不仅仅是对刘歆《七略》的总结。

一、《汉书・艺文志》的编排特点

《汉志》从类目的设置、所列著作的排列及评判诸子十家的标准均体现尊儒的思想。班固在《艺文志》的“诸子略”每一家序言，都针对各家源起、职能、优劣长短等进行了集中的阐释，可以看出班固是站在儒家正统派的立场来评论诸子学派的，《汉书》在引用儒家经典上体现的很多，但最能体现的便是《艺文志》对书籍排列顺序的变化，班固在各类典籍中，首先以儒家六艺经典，其次是诸子十家九六之书等，这些排列的重要性使后代史家也有了受《艺文志》的影响，其后的分类规范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儒学居于第一的位置却一直保持不变，其地位愈加巩固，加强了。

《汉志》以儒家“六艺”为首。又体现了其学术地位的崇高，儒家是以“六艺”为传承，诸子十家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在《六艺略》的大序中作者首先对六经的内容予以说明，序云：“六艺之文……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并非因《易》成书较早缘故而是尊儒尊经的表现，“至于殷、周之祭，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论语・述而篇》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晚而喜《易》，读之韦编三绝。常曰：‘假我数年如是，我于《易》彬彬矣。’”这里只是将《易》来突出作为一个代表，来显现在儒家占有的重要地位，班固也是借此著文来加强儒家地位。儒家经典在《汉书》中被奉为至尊。班固对儒家的六经有一个总体评价：“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前的位置，单独为一略，充分体现了班固尊孔崇儒的学术思想。

二、班固对儒学的崇拜

在班固推崇的众多学术思想里，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尊孔崇儒。推崇儒学在西汉学术中的中心和主体地位，其他各方面的学术或者思想只是儒学的补充或者延伸品。这一点充分的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的表现出来：

第一，文章开篇就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班固把儒学始祖孔子及其弟子真正放到了“独尊”的地位，同时又能表现了作者将孔子的儒家学说作为学术的正统，正是孔门及其弟子的“丧”才导致之后儒家“大义”而乱，才使诸子百家兴起;

第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赞司马迁“……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同时他又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班固在关于写作史料方面还是肯定司马迁的，但是在分析史事、评价人物的主导思想方面发生了变化。司马迁推崇儒家，但在评判儒家时，有自己的思想，不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不排斥其他诸子学说，而班固则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对其他诸家学说都予以抑黜，，其原因是其受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又在著录《汉书》时，将自己的推崇儒学表现的淋漓精致。

第三，班固在《诸子略》中将儒家排在先秦诸子的前面，并对儒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儒家后的小序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他明确指出了儒学思想是统治国家、政治教化的依据和工具。此外《诸子略》大序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可见作者认为诸子百家之学，虽然思想志趣千差万分，但是最后殊途同归，只是儒家思想的分支，最终会统一到儒学思想的体系中。上述三点都是班固对儒家的尊敬和崇拜的体现，既体现了班固的儒学世家，又体现了他治学的严谨。

三、班氏家族与儒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细作梳理就可发现，班氏家族尊崇儒学历史源远流长，班伯生卒年不详，班况长子。少时受《诗》于师丹。因王凤荐，汉成帝召见于宴眠殿，见其容貌甚丽，诵说有法，任为中常侍。班伯精通儒家经典，是有名的儒学之士。班也是闻名远近的儒学之士，他因才华出众被推为贤良方正，后升迁至谏大夫等官职，班学识渊博、又受到皇帝的赏赐皇家书籍，这为班彪、班固父子著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班嗣，班之子，班固的伯父，班彪之兄。喜爱学习儒学，但又十分崇尚老庄。班彪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从小好古敏求，与其兄班嗣游学不辍，才名渐显。班彪深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完全以儒学思想为信仰原则。

这些都对班固尊儒产生了深远影响。班氏家族儒学渊源，从祖父辈开始就熟读儒家经典，在儒学方面造诣颇深，同时家族流传的丰厚经典为班氏家族成为汉时有名的儒学世家提供了条件。先辈崇尚儒学对班固知识结构和学术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班固撰《汉书》的先决条件。受家族文化影响，班固从小就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知识渊博。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同时，班固是古文经学家，对于古文经学十分推崇，对于刘歆亦十分崇拜，因而在《汉书・艺文志》中秉承了刘歆尊崇古文经批判今文经的学术倾向。

综上所述，儒学思想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外延，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其精髓是不会变的。班固出自儒学世家，肩负着传承儒学思想的使命，他在其著作中多次用“孔子曰”即圣人语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直接体现作者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和传承。《汉书・艺文志》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学资料，而且对追溯当时文化源流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2]班固，颜师古.汉书[M].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

第4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孔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以及政治家，更是比价哦重要的对文艺理论能够发表一定评论的批评家。我国著名的学者朱东润曾将在其文章当中认为，孔子应该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领导以及正面影响作用。而张少康亦认为孔子应该是儒家学派最为著名的思想家，自我国春秋张国时代之间，其思想、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理论均产生着重要并且深刻的影响。由于孔子在我国的文艺思想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其人以及其作品和思想进行研究的学者众多，但是对于孔子“里仁为美”当中的文艺美学思想却少受涉及，但是“里仁为美”却是孔子对其“择仁”思想的重要阐述，其中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一、“里仁为美”的内涵

“里仁为美”思想出自孔子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其中，里便指的是乡里。孔子认为比邻而居的邻里乡亲是最为重要的，长处的比较融洽，生活则比较融洽，与儒雅、仁德、善良的人做邻居，则会变得儒雅、仁德、善良，因此亦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

另外，孔子的“里仁为美”应该美在人文方面，即是人文环境方面。孔子对人文环境的重视远远要超过自然环境，亦体现了儒家思想当中的人伦方面思想，孔子认为，人的本质应该是“仁”，虽然人需要依赖物质方面的需求而进行生存，但是真正的需求远远要超过物质方面吗，因此人应该具有非生物属性的本质特征，即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注重人的该方面本质。

二、从“择仁而处”看“里仁为美”

在孔子的众多儒家思想当中，“仁”为其思想的核心，而“礼”与“仁”相类似，亦是总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众人认为“礼”是人与人交往之间，维护关系的重要方式，而“仁”应该是对该重要方式的一种有力保障。经过不断的深入分析，将孔子并未明确定义的“仁”可以理解为“爱人”，即人应该广泛的爱护民众，亦是孔子所言“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对于该种说法，曾经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是孔子到底是单纯的想要从择居方面谈论“仁”，还是想要以点概面，进而谈论择友、择业以及择邦等多方面的“仁”，并没有比较确切的说法。针对该思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学者进行了扩充，从择业、择友、择邦等多个方面对“仁”进行了深入，因此现今可以理解为孔子“仁”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各个方面当中。

在“择仁而处”当中，并不应该仅仅看到“择”的方面，若将其扩大进行分析，主要应该考虑的便是“仁”，无论是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均需要进行选择，而选择的标准便应该是“仁”满之地。由此，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重点在强调人的道德方面，对百姓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由此，“里仁为美”的帝乡在文艺思想当中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有力的艺术创作，更应该具备一定的教化目的。

三、从“中和之美”看“里仁为美”

在中国著名学者蒋凡的《中国古代文论教程》当中，对“里仁为美”进行过相关的阐述，认为孔子比较重视对人的道德进行教化以及规范，从而对文艺进行相应的教化以及规范。孔子在人的心灵以及行为方面，均比较重视“美”，强调“美”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均离不开关系，而“仁”能够创造“美”，由此，上述诸方面又与“仁”离不开关系。

第5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外文化；文化融合；模式建构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214-03

一、文化融合概念的界定

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融合是外部文化和内部具有的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吸收、渗透，融为一体的过程。这一认定有不妥之处：其一，文化的融合并不必然的要求是不同特质的文化；其二，文化融合的方式并不限定在接触、交流之上，应该还有其他方式；其三，文化融合并不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完全有可能是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之中，即融入其大背景之中。

笔者认为，文化融合有动态与静态之分。动态的文化融合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指的是外部文化通过一定的方式融入内部文化的过程；而静态的文化融合就是动态文化融合的结果所呈现的状态。在这一界定之下，以下事件，比如大量拜占庭帝国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在中国出土，郑和船队在非洲留下后裔，中国古代铜钱大量外流日本，西方钟表制造技术、西方火器与军事理论的传入中国等，都将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融合，而不只是认定为文化接触或者文化交流、或者文化融合的方式，即通过文化接触与交流实现文化的融合。

二、中外文化融合模式的建构

这样一来，就涉及到文化融合的模式的定义问题。对文化融合模式可以进行类型化分析，但是这一类型化分析本身必须建立在非类型化之上，也就是在进行文化融合的类型化分析时，将分析的对象文化抽象为甲与乙，进而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融合模式是不可行的，而必须将这一分析具体到现实的两个文化，比如中外文化，进而得出这非类型化的类型化融合模式。因而，此部分旨在对中外文化融合模式进行探讨。

中外文化融合模式可以分为任意性融合模式和强制性融合模式。而前者，根据融合原因的不同又包括文化差异模式的融合与文化欠缺模式的融合。因而，根据融合原因的不同，中外文化融合有三种模式，即文化差异模式、文化欠缺模式以及强制融合模式。

（一）文化差异融合模式

事物之间的最根本特性在于其同质性，而常态在于其差异性。中外文化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最明确、简练的对中外文化差异性进行描述的是陈国谦教授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在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凭逻辑抽象能力，追求普遍同一性；中国文化主张主客混沌，凭生命直觉任万物自然，创造了万物一体、人与自然交融的内心高远境界。虽然这一论断是限定在环境问题上的局部概括，但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

美国学者斯皮罗指出：“符号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符号意义的普遍性，因而，就内容来说，没有普遍的人性，只有文化上特殊的——因而是文化上可变的——特性结构”。中国与国外文化自然亦是如此，由于生产方式的实现形式、地理环境以及历史演绎的差异，中外文化的差异性是常态。但是，这里的差异性需要与即将讨论的欠缺性相区别，即基于差异的文化融合完全是基于对差异文化的向往或者说是好奇，而就这一相异文化，内部文化完全有可以替代的文化。也就是说，不引进并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处于大致相同的发达程度，引进外部文化是出于一种对“奢侈品”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基于文化差异的融合的进程是比较缓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佛教最早在西汉传入中国，但是当时中国已是儒家思想受到广泛的信仰，因而相对于佛教来说，国内有其替代的文化信仰，也就是说，如果不引进佛教，并不会对当时的中国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与盛行，完全是对一种差异文化的向往和好奇，虽然这种向往和好奇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与此想类此，中国的儒家思想的西传，即向基督教国家的传播也是一种对差异文化的向往。但无独有偶，无论是佛教的中传还是儒家思想的西传，都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只是佛教经过几百年的缓慢进程，经过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以及道教的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而中国儒家思想直至今天仍然未能完成很明显的融合，只是以元素的形式融入基督教文化之中。可见，文化差异模式的融合是缓慢的。

（二）文化欠缺融合模式

文化欠缺，是指内部文化较外部文化的欠缺，而且这种欠缺在内部找不到替代文化。文化欠缺融合模式多发生在文化的发达程度不相同，甚至相差较大的文化之间，更具体地说，这种模式的文化融合更多的发生在内部文化是较落后的文化、而外部文化是较发达的文化的情况下。比如古代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多是少数民族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接受汉族文化，甚至摒弃自己文化。

这一模式在中外文化融合方面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历史上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融合。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发达程度较高，而中国周边的国家，比如东南亚诸国，朝鲜半岛与日本，争相引进中国文化，融入其本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圈。这些国家之所以融合中国文化，是因为其内部文化本身的欠缺，这种欠缺反映到社会生活方面就是较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也就是说，在他们内部文化中找不到预期引进的中国文化相对应的文化，因而只有通过引进并加以融合才能尽快改变本民族的落后。而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诸国，自清朝末年，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文化，欧氏几何学、西方火器、牛顿力学等等，这些文化融合的原因在于中国缺少这些文化，而且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可以替代这些文化的文化，只有通过引进西方文化才能弥补中国文化的欠缺。

也正因为现实的需要性，文化欠缺模式下的文化融合一般是较快的，而不像文化差异模式下那样缓慢。

（三）文化强制融合模式

文化强制融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这种融合是在被强制下进行的，不是自愿的。比如中国元朝，汉族文化对蒙以军事为依托，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侵略或文化奴役。就中外文化融合方面，集中体现在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租界文化以及日本在东北推行的文化政策。

在租界中，列强通过武力威胁以及不平等条约推行其本民族文化，而生活其中及其周围的中国居民被迫接受其文化，潜移默化地进行了文化的融合，比如上海洋泾浜语的形成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

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强迫青少年学习日本语言，接受日本文化，以此泯灭青少年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国家观念，从语言、思想、习惯上“日本化”， 同时在社会教育和宣传教化方面，其奴化范围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全部社会意识领域和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侵蚀到社会各个层面。在奴化政策推动下的中日文化融合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是当时日本军事行动的辅助手段。

既然是强制性融合，其特征就必然是这样的：其中的糟粕部分随着强制力的消失而消失。而保存下来的，是那些不违背民族感情的部分。

三、结语

最后想说的是，中外文化融合的这三种模式并没有先后的相继性或者平行的排斥性，而只有以哪一种模式为主或者哪者更为显著之区别，因而本文不强求将某一具体的文化现象的融合归为某一模式，而只是追求其更接近于哪一种模式。中外文化的融合是历时的、传承的，或许某一天还会出现新的文化融合或建构模式，但所有的这种广义上的“融合”都是历史进步的标志。

第6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摘要】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文学上的探讨分析，以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内容和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讨论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继承方法。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 礼仪文化 继承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漫长历史，因历史文化的不断积累，最后沉淀出了最宝贵的文化底蕴，这些丰富的文化之一就是我国传统民族体育礼仪文化。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让我国民族传统礼仪文化展现出谦虚礼让、以和为贵的文化形式。然而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介入，使得我国传统体育文化渐渐退出主要舞台，极大的冲击着我国体育礼仪文化的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现代体育礼仪文化。据了解，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我国传统民族体育礼仪的发展，这使民族传统体育礼仪文化的继承问题成为了世人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

一、民族传统礼仪文化的内涵

所谓体育礼仪指在体育活动过程中，人们相互尊敬、友好和谐的文化形态。从某些角度来讲，体育礼仪就像是仪表、装饰、礼貌礼节、语言等在体育活动过程中的综合运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称号，在漫长的发展史程中，由最开始的走、跑、投、攀、蹬、爬、越等运动项目就已经有体育礼仪的形成，经过岁月的演化、发展、传承渐渐变成了如今的民族体育礼仪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礼仪是多民族汇聚而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结晶，其的形成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密切相关，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强调了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崇尚道德。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逐渐形成了以身心修养和精神追求放在首位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二、民族传统体育礼仪文化的特性

1.时间变化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带来的影响

由于时代的发展，体育文化也跟着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产生这样变化的原因归根结为社会的改变和外来体育文化的冲击，特别是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时，促使传统礼仪文化中新旧文化相互冲突又不断的结合，再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演变、更新，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平衡局面，最K的结果就是传统体育礼仪文化发生变化；而另一种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使得中外体育文化开始相互交合、汇聚，从而打破了原有的结构体系，形成一种新的平衡体系。

2.地域差异给民族传统体育礼仪文化带来的影响

结合世界体育的发展趋势，西方体育以激烈竞争、相互对抗为主，而我国传统体育主要以观赏性和娱乐性为主，这就形成了体育礼仪文化的巨大差异，通常来说，各个民族之间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意识，正因为这样民族意识的存在，可以提高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众所周知，中国由56个民族汇聚而成，因地域环境的不同，进而造成人们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各个民族都具备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礼仪特色，这样的传统礼仪往往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而这些被传承下来的文化将会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标志。

3.传统体育礼仪文化当代继承的途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传统历史文化不断积累沉淀的结晶，随着时代的演变，导致其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民族文化体色。然而全球的发展逐渐展现出一体化趋势，这使得我国民族体育礼仪文化也受到外界带来的影响，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传统体育礼仪文化需要一个合理有效的传承方式。

3.1注重内涵，严格把关思想层

礼仪的两大要点是形式和思想。若礼仪中只有形式而忽略了内涵，则这样的礼仪只是形同虚设。由于西方文化的引进，中国传统体育礼仪文化的平衡体系逐渐被打破，而又因为新的体育礼仪文化平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建立，所以有学者提出，现代体育的形成时间尚且较短，因此只是虚有其变，其文化内涵还有较多欠缺，在现实生活中，传统体育文化礼仪的把握需要始终持有一个理念，就是内容的根源来自于思想，形式只是其外表。民族传统礼仪文化在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以“天人合一”为理念，追求互相尊敬、互相谦让的文化形态。这样的思想核心观念着重于人的内在价值和社会整体价值、社会道德等。所以，对于传统礼仪文化，不管是学习还是分析都要从其思想内涵出发，将以德服人、诚信友善等思想精神传承下来。从而达到无论是传统体育礼仪还是现代礼仪文化都具有中华民族与人交好、诚信友善的特点。

3.2 打破禁锢，拓宽转化路径

民族传统体育的思想是文化的根源，是必须要传承的内容，但在形式和传播方式上不能固步自封。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民族传统文化也随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所以为了跟上时代步伐，传统文化需要不断的创新，而创新又包括形式和内容的创新。近几年来，国家发展迅速，致使科技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所以还可以利用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等设施进行文化的宣传和介绍，从而达到提升人们对传统体育文化礼仪的了解。体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所以在注重传统体育文化礼仪与外界文化交汇进而建立新的文化平衡体系时，还应该重视科技的发展，充分利用科技的发展进行传统体育礼仪文化形式上的创新和完善。

结语：总的来说，对传统体育礼仪文化的继承需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做到思想上的解放，加速民族体育文化礼仪创新道路的发展，以让其跟上时代的步伐，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传播形式上的改变和创新，而对于外界体育文化带来的影响，人们也应当做到取其精髓从而使其合理的融入到我国传统体育礼仪文化中，这样既保证了我国体育文化独有的特色也应和了世界统一化发展趋势，而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其思想都需要进行传承，将我国传统体育礼仪文化和谐友善、文明和谐、包容谦让的儒家思想底蕴发扬光大，这样一来，当面对时代变化或者外来文化冲击等情况带来的影响时，民族传统礼仪文化也能很好的立足于实际生活中，并能得到很好的传承。

参考文献：

[1]于丽萍.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16.

[2]汪全先，万义，宋彩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当代困境与消解[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07）：51-57.

[3]刘少英，史永.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的礼仪文化[J]. 体育学刊，2013，（04）：120-123.

第7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关键词： 姓 名 相似与差异 文化反映

一、姓氏的来源以及文化内涵

（一）姓氏的相似来源和文化内涵

1.来源于地点的姓氏

在古代中国，有着按地点命名的传统。在夏、商、周时期，帝王将土地和权力授予那些为国家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大臣，土地的名字就被作为姓氏代代相传，像鲁、齐、卫、赵等。在古代，西方世界也有这种传统，像一些人们居住的地点名：London、Washington等。

2.来源于自然的姓氏

人类对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图腾崇拜。人们相信万物都有灵魂和精神。在自然的保护下，人类才得以繁衍发展。因此，自然现象、动物和植物的名字就成为部落原始的象征，渐渐地演变成家族的姓氏。在中国，这样的姓氏有雷、水、梅、柏、鲍等。在西方有Frost（雾）、Rain（雨）、Snow（雪）等。

3.来源于职业的姓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他们的职业作为其姓氏。从这些姓氏中，我们可以看到特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全貌。在中国，这样的姓氏有乐、贾、石、屠、巫、陶等。在西方也有这种习俗，像George（农民），Shakespeare（士兵），Forester（守林人）等。这种现象反映出社会分工极细，人们精通于各行各业并且以该职业为傲。

（二）姓氏的不同来源和文化内涵

1.中国姓氏的特别来源

（1）来源于帝王

中国的帝王往往会赐给那些曾给国家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大臣皇家姓氏，汉朝的刘邦就给娄敬赐姓“刘”，从那时起，刘变成了一个大姓氏。这反映出中国人对姓氏的崇拜。相反，帝王也会逼迫那些反叛皇室的大臣将他们自己的姓氏改成带有贬义的姓氏，像蟒、虺、蝮、边、枭、刁等。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

（2）来源于禁忌

在封建社会，如果老百姓的姓氏与帝王的一样或者有一样的发音，他们都必须要改变原姓氏，因为帝王的姓氏就是一种禁忌，是要避嫌的。

（3）来源于祖先的头衔

当贵族死亡后，他将被授予一个以他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为根据的谥号。他的子孙由于以他为傲，就将此谥号作为他们的姓氏。像文、武和康都是这类头衔姓氏。

2.西方姓氏的特别来源

（1）来源于身体特征

西方世界有许多重名的现象，于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将他们的特征放到名字中作为进一步的区分。渐渐地，这种特征就成为了他们的姓氏传承下去。例如Strong，Grand，Young等。这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的随意、幽默、开朗的生活态度。

（2）来源于血脉

许多西方人的姓氏都是在父辈的名的前后加上前缀或后缀来显示其血脉。-ing，-s和-son都是后缀，例如Browning，Phillips，Dickson等；O’-，Mac-，Mc-都是前缀，例如O’Henry，MacArthur。

二、名的特征和文化内涵

（一）名的相似特征和文化内涵

1.父母的美好愿望

中西方的人都喜欢用含有美好意义的字来给孩子取名，以此来表达父母对子女的美好期望。在中国，乐、毅、健都是常见的名。在西方，Andrew，Hilary，Thomas就较为常见。

2.个性

中国字是音和意的组合，人们可以通过选择特别的名与他们的姓组成个性的名字，像夏雨、袁泉、胡蝶。而在西方，我们也会发现一些特别的名字，像根据“You guess”这个句子，人们创造了Yogess这个个性的名字。

3.性别特征

中西方都喜欢选择不同的名来给男孩和女孩命名，因为他们对不同性别的孩子有不同的期许。人们希望女孩温柔、美丽，男孩强壮、充满力量。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名字来判断该人的性别。

（二）名的不同特征和文化内涵

1.中国名的特征和文化内涵

（1）古代名里的“字”和“号”

如今的名字指的是姓名，而在古代，“名”和“字”是不同的。那时，小孩出生时，他就有了“名”，而在20岁时，他才会有“字”，朋友称呼一般都是叫“字”。一些文人墨客给他们自己取“号”，“号”用于他们的作品中。这些“号”蕴含着文人们的性情、兴趣、志向和理想。

（2）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它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的帝王甚至将其作为治国之道。儒家思想的精神是忠孝仁义礼智信，因此，很多中国人的名字都含有它们，像世仁、守信、良义。

（3）家族等级

中国有着很严格的家族等级系统。来自同一个大家庭的不同辈分都会有一个相同的字用于他们的名字中，以此来反映家族的辈分。这些辈分的用字是祖先们起草的。例如，中国的大家族，“孔”家的族谱有昭、宪、庆、繁、祥、令、德、维等。中国著名音乐人孔祥东与中国著名体育人孔令辉就是叔侄关系。

2.西方名的特征和文化内涵

（1）与父辈同名

在西方世界，与父辈同名表达出子孙对他们的爱与尊敬以及想成为父辈一样优秀的人的期望。为了区别同名的他们，人们往往在前面加上Junior和Senior。

（2）基督教影响

在西方世界，不管你是否是基督教徒，你都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是西方世界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并且在其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宗教。人们认为如果自己的名字与宗教里面的圣人有所联系，那么他死后就能在圣人的庇护下升入天堂。因此，很多人都喜欢用《圣经》里人物的名字，像Joseph，David，Robert。

三、结语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来自地球不同角落的人们有了更多的相互交流的机会。姓名是人们交流的第一步，它不仅是人们相互区别的工具，更是不同文化的载体和镜子。

参考文献：

第8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关键词：家族企业 继承 企业文化

中国家族企业继承模式的文化基础

家族企业继承有悠久的文化基础和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通过科举制度，用儒家意识形态的标准选拔官员，把信仰儒家意识的儒生中的精英部分制度化地转变为国家官员，在统治制度上，儒家的思想意识规范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日常生活中称兄道弟，以家族中长幼有序的角色称呼家族以外的人，以家族或泛家族规则为基础的身份关系来整合资源、协调人际关系和组织活动，成为中国人长久习而不察或察而不深究的行为规则。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文化――儒家文化，积淀了家族企业组织和经营的行为模式。

父为子纲，沿袭这种儒家思想，家族企业一般由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负责经营管理。家是国人心中最重要的情愫。血浓于水，血缘关系的亲疏成为人们信任体系的一把标尺。所以，家族企业的继承模式，由家族创业者为核心，根据家族亲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组成差序格局管理体系。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著名的“差序格局”论。差序格局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往外推，关系的紧密程度和信任程度是递减的。这种差序格局，以亲属远近为标准的配置资源和经营扩展业务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家长权威制度和遗产继承制度。从根本上说，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信任机制是家族企业继承机制产生的根本成因。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都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企业经营者对血亲感到更可信赖，唯恐传给外人后受骗，以致自己和后代蒙受财产的损失。

家族企业继承模式的弊端

家族继承人管理风格易于“近亲繁殖”

国外研究资料表明，家族企业能延续至第二代的仅为39%，能延续至第三代的，只有15%。可见，第二代家族继承人接棒的困难与风险。这主要是家族继承人管理风格易于“近亲繁殖”的结果：第一，虽然不少巨富懂得给家族继承人更高学历教育，从基层做起，但是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继承人很难跳出父辈的局限。第二，经营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的复合，经营者的成功是很难模仿的。第三，企业处在不同阶段的生命周期，企业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

家族继承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家族继承的候选人往往不止一个，掌权者对继承人选择是个人决策，常常秘而不宣。当创始人在世时，其权威身份对家族和企业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一旦创始人去世，家族成员之间和企业的元老等都容易出现诸多矛盾和纠纷，影响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族继承人对继承不一定感兴趣。拥有同一基因的人并不一定是最适合的接班人。在企业成长和繁荣以后，其家族成员不免日趋独立，逐渐分心于别的兴趣，很难对企业倾注强大的热情，更不用说创造新的辉煌了。让一手创办的企业冒着这样的风险，一定不是让位者的初衷。

家族继承协调问题

家族企业继承协调问题包括利益协调和关系协调。企业的继承必然伴随着财富和权力的转移，出现利益协调问题。对于不公平的分配很容易导致相互嫉妒、竞争甚至骨肉相残。对于公平的分配，企业可能在不同的几个继承人之间“三分天下”，从而削弱企业的发展优势。家族继承还面临管理层、员工、客户关系的协调问题。一朝天子一朝臣，少主在观念和作风上经常与老臣有较大的差异，接管企业以后，常将老臣束之高阁。新老交替，关系协调不当必会带来管理层的震荡。

家族企业继承机制的选择

关于家族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管理效率，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任人唯亲的家族企业组织模式是低效的。它排斥家族圈外的人才，造成较高的流动率，家族继承孕育出的裙带关系对高效率的工业制度是一大的障碍。家族企业在也企业初创阶段是有效的。家族成员的参与在创业常常是最低成本的组织资源；家族成员更易建立共同利益和目标，更易合作，有更强的凝聚力。

家族企业继承机制的逻辑选择

家族企业继承机制的选择可从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否分立相应带来的管理效率来比较分析。从内部交易成本看，在企业的初创阶段，家族成员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内部有限资源和家庭或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而导致的内部交易成本提高。所以，内部交易成本随着企业扩张而增大。从成本看，在初创阶段，企业规模和资源能力有限，找到能力高的职业经理人成本很高，随着企业扩张，为了更加有效地融合社会的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企业需要公平公开的竞争机制，建立两权分立（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以利于企业决策的制度化和科学化。此时，成本随着企业的扩张而降低。家族企业继承机制的最佳选择就是家族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成本之和的最低点。

那么，现阶段我国的家族如何进行内部交易成本和成本的比较选择呢？学者储小平认为，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中，传统的信用规则功能弱化，超出血缘亲情的家族关系以外的社会网络连接出现重大破损，而以法律契约为基础的信用制度又残缺不全，正是由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严重稀缺，使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不得不呈现为家族制形态，并难以从家族制管理向现代化管理转变。可见，由于有效的信用机制尚未确立，成本较高，较低的内部交易成本占主导地位，因此，我国家族企业仍然处于家族成员控制为主的阶段。

家族企业继承机制的选择的关键因素

当前，家族企业的经营者仍未完全改变子承父业的观念，社会仍未有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选拔机制，那么，家族企业继承机制应该选择怎样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呢？企业的继承模式应该从决策制度、企业文化和人才选拔等方面实施。

决策制度民主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信息指数级增长，单靠个人的能力掌握如此众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已变得十分困难。建立一支高效的管理团队，实行民主决策是企业管理层的必然要求。随着家族企业规模扩大，应该引入外脑――非家族成员担任要职，以集体决策取代个人决策。

企业文化融合重塑 就企业文化和领导的关系来说，企业文化是“旗手文化”，领导最重要的作用是形成浓厚的企业文化，将企业文化制度化，从而不会因为倡议者的离去而导致文化的瓦解。企业文化通过在员工中形成共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员工进行自我约束，其行为符合企业的价值理念，增强企业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为实现企业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家族企业继承人应注重企业文化的融合和重塑，使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得以延续。

继承人培养平稳过渡 家族企业继承人的选择是一个系统工程，掌权者若高瞻远瞩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接班人的培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实现平稳过渡是可能的。

在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今天，企业要有很强的创新和应变能力去应对激烈的竞争。家族企业应该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权衡内部交易成本和成本的大小，突破家业不传外人的局限，努力培养家族成员接班人的同时，放眼家族之外，适当引进家族以外的人才，并让他们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家族企业继承机制“幸福”的模式。

参考资料：

1.罗磊，家族企业继承机制及其文化基础的国际比较，东南亚研究，2002(5)

2.储小平，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5)

3.罗磊，家族企业继承机制及其文化基础的国际比较，东南亚研究，2002(5)

第9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 学术权力 和谐校园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8-0044-02

一 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呼唤学术权力的回归

自1996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教育质量却日趋低下，究其原因，还需要从高校目前出现的一些现象出发，对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剖析。从理论上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精英建设者的高校不应该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高校应该是独立的教育机构，高校教师也不应该成为行政系统的职员，挂上“长”的官位职称。但是目前高校中存在的现实情况是，许多人把做官作为价值取向，万事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在这样的意识支配下，不少教师不再专注于教书育人，他们或者以“学问”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或者干脆弄虚作假、抄袭拼凑，以取得“成果”，赚足奔仕途的本钱。学校管理人员也按照官职大小掌握不同权力，享受不同待遇。工资、奖金、住房、立功获奖以及科研经费、仪器设备等资源要么与行政级别有关系，要么根本就掌握在领导手中。当上领导后学术上就上得快，没有“长”的教师很难评上教授，校长、院长容易申请到各类基金，教授不如处长，讲师不如科长，有了官位就有了职称、课题、房子、车子及其他好处。

这样的现状让各界学者深为担忧，为了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情况下同时提高教育质量，纷纷开始强调呼唤学术权力回归。

二 传统思想文化阻力：“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从前文的事例中我们较容易发现，在高校中基于官位基础上的人总是会有机会获得稀缺的资源，优厚的福利，继而利于进一步巩固官位基础。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但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们也都乐于接受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根深蒂固。

官本位在古代多体现为一种价值观，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以“官”作为衡量所有社会角色有无价值及价值之大小的标准。只有官才是古代意义上的人，才有人的地位和尊严，做不了官的民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而变成奴才、牛马。

各朝各代的王侯将相均推崇道德至上的德治社会，受许多朝代统治者认可的儒家思想就强调“道德兴则国家兴，道德亡则国家衰”，然而德治正是封建政治权力的集中表现，事实上德治就是人治，社会治理的根本是人，有人则兴，无人则亡，人善则政良，人恶则政邪，“为政在人”，于是应该“隆礼重法”、“德主刑辅”。封建德治与官本位有一种必然联系。儒家强调“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所以为政在人。封建德治的实质是官本位，官本位是封建德治论的逻辑结果。中国传统社会就是用这样一种道德的尺度，确立了官本位的合理性。

官本位的思想被合理确立后迅速盛行并发扬光大，根本原因在于“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封建社会里，官员所获得的权力本源是皇帝，而皇帝的权力来源于“天授”。古代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这样的耕作方式决定了人民完全依赖于天地自然，因此对天地自然抱着尊敬的态度，敬畏自然界的风雪雷电。这样就很容易滋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坚持万物来源于天，认为“君权天予”，神权、王权合一，天君合德，以德配天，君主的权力是由“天”命授予的，至高无上；“万物皆备于我”，“君子”能“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易经》）等都很好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对古代民众与天地自然关系的最深刻的表达，古代中国的宇宙观、人生观、发展观以及获得这些观念的思维模式都是“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或者衍生发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天子”自称的各朝统治者背负着沟通天地与凡人的艰巨任务，民众对天地的敬畏通过对天子的绝对服从体现出来。而天子为了更好地统治诸多民众就建立起了统治体系，即“国家”。通过层级的权力关系维系着他们对社会的统治。于是官员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天子”的代表，追溯上去也就是上天的代表，对劳苦大众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这就为官本位思想的盛行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土壤环境。

天子统治下，教育的目的即为“入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和理论依据，儒家思想把“仕”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学而优则仕”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仕途是每个读书人的理想归宿，“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敬官、升官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古代很多文人也会在“出仕”“入仕”之间犹豫徘徊，并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图文资料，屈原、李白、杜甫等文人骚客皆因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而失意。他们代表的正是古代读书人的价值取向。

同时，在这种“君权神授”思想控制之下，国民滋生的奴性心理，也是官本位盛行的重要原因。在神权的统治压抑之下，民众除了依循做官以出人头地之外找不到其他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途径，这样的循环导致了官本位在古代越兴越盛。

综上所述，“天人合一”观念下产生的官本位思想被合理确立并盛行于整个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是巨大的思想文化阻力。

三 传统体制文化阻力：“官教合一”体制源远流长

从体制文化的角度来看，“官教合一”的传统教育体制是当代学术权力复位举步维艰的主要阻力。官员既是父母官又是教育者，因此赋予的权力天生具有一种教育者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有“以吏为师”的说法，官员既是权力的掌握者又是道德的典范，充当着教育者。

章学诚先生曾说：“观《易・大篆》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设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身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这是对古代教育和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分司而事的古代教育体制并没有将政治与教育剥离开来，反而分司的体制更凸显了“官教一体”的特点。

一方面，教育本身作为上层建筑的特性决定了教育是统治者维护国家秩序的手段，他们需要通过教育对国民进行思想禁锢束缚。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再到“八股文”，这些都体现出统治者对教育的绝对控制力和引导力，必然通过“官教一体”的体制，牢牢把握着教育的方向，以官位为基础的层级权力是最好的统治方式。

另一方面，教育管理机构的依附性也是“官教合一”的重要原因。从作为政治辅助机构存在的西周“五学”到为政治服务的汉代“太学”，再到隋唐因政治需要而不断变革的“国子监”，再到完全受控于政府的清代“学部”，教育管理机构尽管一步步分化，但它们并没有从政治中脱离出来，实质上仍然受控于政治。

综上所述，正是教育本身的特点导致了“官教一体”的体制文化阻力，这一阻力自古至今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形式的分化，实质上仍然是政治集团的附属物。

四 学术权力复位：大学组织文化发展的应循之路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传统文化阻力严重影响了学术权力回归的进程，意识到这些文化阻力只是学术回归过程中的一小步，采用积极主动的政策措施克服这些阻力才是根本。

首先，需要建立起新的“学术本位”价值观，取代原有的“官本位”，回归到基于学术成果的评价体系上来。这需要从教育的内容等方面扶正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使民众从学生起就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其次，在高校建立教授委员会，以保障学术权力的顺畅。

最后，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各行业福利，缩小官员与其他职业的收入差距，削弱行政体制的干涉，将教育真正从对政治的依附中剥离出来。

长远来看这些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阻力随着经济、法治、文化的发展是能够克服的，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需要经历渐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参考文献

[1]雷晓云.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其文化透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2]教育部人事司组织编写.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