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起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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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起源

第1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许茨；知识社会学；成人教育

作者简介：叶剑（1976-），男，泸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9－0030－04

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概念由德国的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此后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如伯恩斯坦、布尔迪厄、福柯、弗莱雷、泼普科维茨等都在自己理论系统中阐述过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知识的社会起源，即研究人类的知识如何从社会中产生和发展；二是知识的社会后果，即研究知识与权力、知识流动与社会结构变化、教育解放被压迫者等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受批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知识的社会后果得到很大程度的关注，这对于从知识的角度理解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阶层地位不平等都有积极的作用，相对而言，关于知识社会起源的讨论产生的影响力要小得多。

许茨(A.Schutz,1899-1959)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其结合了现象学理论，对于知识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后果的研究都呈现出反思批判特征，既关注社会起源问题，也对知识与社会结构等提出反思性观点。他生前的著作如《社会实体的意义建构》，以及20世纪70年以后人们整理许茨手稿出版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对关联性问题的反省》、《生活形式与意义结构》等作品，无不显示出独特的现象学气质。现象学是二十世纪三大哲学流派之一，受其影响的教育现象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也为今天的教育学研究大量采用。所以探讨许茨的知识社会学对于教育学乃至对成人教育的研究都非常有益。成人教育不仅要讨论成人知识与权力、知识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讨论成人知识的社会来源和形成的问题，而后一个方面就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

一、许茨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思想

（一）“理解”的研究方法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何而来？研究数学出身的法国数学家胡塞尔为抵制科学主义带来的危机，致力于现象学研究，提出了“还原”、“本质直观”、“意向性”等抽象的概念和方法，许茨对此基本赞同。原因在于他不是完全排斥自然科学中的逻辑推理与实证分析，但也不赞同纯粹进行抽象思辨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他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性这一点上具有相同性，科学原则中的精确性、普遍性、严谨性、系统性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被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取代，如对于成人知识社会起源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就很难提供有效的方法支持。他认为自然科学只是在第一层次上进行对象性考察，而社会科学要在第二个层次上进行主客体间的理解。由此，他提出“理解”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社会科学所独有的，既不是植根于科学主义，也不是从纯粹的抽象思辨得来，而是从社会群体交往的经验和常识以及人类的理性中得到的。

对于成人教育的研究如果缺乏研究方法上的甄别，就会导致其脱离人与人之间合乎理性的交往和生活常识，甚至退回到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性层次。这种负面的影响在成人教育中表现为：强调成人掌握学历教育中系统化的科学知识和职业教育中的实用技能；结果导向的成人课堂强调知识与物质世界的转化效率；在教育管理上采用权力集中的行政体系。由此，在充分贯彻科学原则的同时，成人教育往往忽略了个体试图通过教育实现独立人格和全面发展的需求，凸显了技术理性指导下的工具价值，而其内在价值远未充分得到理解和认同，不断强化这种工具价值取向则会导致成人教育等于技术教育的错误认识，也会产生知识与金钱等价交换，文凭与资质泛滥等恶果。

“理解”要求理性内省，这既适用于成人学习者的反思学习需求和目的，也适用于成人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乃至全社会对成人教育功能与价值的理性认识。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处于转型路口时，各方利益主体在教育上都有现实世界中的诉求，只有在表达机制完善的基础上互动和分享，达成理解和共识，才可能构建更加完善的成人教育学科和管理体系。

（二）“知识库”的状态

第2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

一、实践态度: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的批判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类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的孔德开创的实证科学，即已证明自然科学正以其强大的现实力量寻找自身合法性的存在。但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的落后，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并没有在德国的古典哲学中得到体现。洛维特认为:“精神哲学根据其神学起源对自然科学和由自然科学促成的工业一无所知，也没有认识到，人在工业劳动中物化了自己，却没有积极地表现自己。”〔2〕

由于忽视了现实生活的实践，作为超越现实实践的理论态度也就回避了实践维度中的自然科学。然而，“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一些伟大的发现的因素”〔1〕。其实，这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局限性的一种普遍表现，而且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然科学催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存在论”事件也视而不见。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进行了类似的批判:“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的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识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3〕

马克思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审视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同时也把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的实践看成是把握真正的人类史的力量。“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1〕马克思不仅批判自然科学的抽象物质态度，而且批判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方向”，并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和商业创造了现实的历史，业已成为人类史以及人的科学的基础。这里没有任何思辨的要素，若没有对自然科学的正确认识就不会有“历史科学”的正确认识。“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偶然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4〕脱离历史看待自然科学，或脱离自然科学看待人类历史，要么把人类历史看成僵死事实的集合，忽视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要么把自然科学看成是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的一般理论解放的力量。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历史的相互作用就被遗忘了。

社会历史和自然科学的分离必然导致人的科学陷入“意识形态”的包围圈中。脱离社会历史，然后构造极端“贫困化”或“空洞化”的人的科学，“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这个存在物必然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于是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类的活动”〔1〕。如此一来，人们错把人的本质力量理解为观念性的存在，并在这种理论方式的统筹下幻想用外在的整合方式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统一起来，这样的统一必然是一种虚假的统一。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在理论层面的这种虚假统一，其实就是在不断制造历史和自然、事实和价值、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基础上，再寻求一种理论的方式企图捏合这种顽强的分裂。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形式已经把握了人的科学的发展方向;如果说人的科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人的科学就不能成为内容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1〕。马克思批判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一直逗留在理论层面并要求实现这种层面的统一的现状。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用思想去表征统一或分裂，关键是从实践层面完成这种统一。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应当说，人的存在已经通过社会历史的活动得到确证，对马克思而言，历史的逻辑并不是现成地摆在自然的逻辑面前的，它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为，自然科学向“历史科学”的转变，不是自然科学中既定的原理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而是它已把握到人类历史活动的特性〔5〕。而向来以理论表征世界的西方传统哲学却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分成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论态度，并直接诉诸现实生活的实践:“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

二、实践异化: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根源的分析

其实，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外在对立，关键在于人们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而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人类旨趣和取向。如此以理论态度划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似乎是顺理成章，但理论终归只是时代的一种观念表达，理论的分裂并不是理论自身的原因，它恰恰反映的是我们时代的分裂和现实生活世界的裂变。作为以解释世界为主的理论家而言，面对生活世界的分裂也只能尝试着学院式的呐喊。海德格尔认为:“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这一进程的展开如今在一切存在者领域中正处于鼎盛。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哲学转变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转变为关于一切能够成为人的技术的经验对象的东西的经验科学;而人则通过技术以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人因此把自身确立在世界中。”〔6〕

以如此方式立身，迎接我们的却是“一切客人中的最可怕的客人”〔6〕———不期而至的虚无主义。由海德格尔和尼采所揭示出的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秘密，马克思则把它表述为“异化”问题，即人的感性活动的异化。因此，“当马克思把感性活动表述为人在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所达成的‘产生着的社会’之生命表现时，他就在一种全新的涵义中使用了‘异化’概念:‘正在产生的社会’从其感性的真实性那里外化为超感性的、反过来规定和支配感性活动的力量”〔7〕。马克思正是在认识到感性活动或实践异化的基础上探讨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互分离的根源。然而，作为对人的感性活动的自我认识的“自然”科学和作为人的科学———“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是在自然对象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一样，都来源于人和自然之间历史的、感性活动的创造，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1〕。它们如何表现为异化的现实?原因在于现实生活的实践要求导致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异化，而且表现为刚性的强制二分。一个是与价值无涉的科学事实世界，一个是忽视事实的人文价值世界。所以，社会生活本身的实践异化导致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分离，以及作为理论态度的要求弥合这种分离的诉求无非是对分离世界的观念陈述，更是对真实异化世界的观念遮蔽。

因此，当实践异化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时，自然科学终究难逃异化的命运。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和现代技术的中介力量成为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却是以异化的形式实现的。当然，自然科学对现实生活的主导和渗透绝不是简单停留在观念领域，因为，异化借以实现的途径本身就是实践的。这正是马克思成功超越黑格尔之处。黑格尔把异化问题还原为精神的异化，把异化导向抽象，即主观和客观、理性和社会分离，所以，精神的异化也只能在思辨辩证法中完成，而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异化丝毫没有被触动。“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1〕相反，马克思则将异化看作是社会的真实的状况。自然科学所支撑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正在逐渐扩大资本的统治权力，“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所以，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决不能撇开自然科学的实践力量，这同时也是和其他唯心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的最大区别。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科学所展示的惊人变革力量并非意味着人的解放的到来，相反，自然科学作为改造现实生活的力量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同时，“非人化”是我们不得不遭遇的现实问题。对此，我们只有正视它的来源，才有扬弃它的可能。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异化是通过实践表现出来，人的科学的异化则同样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的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1〕由于现实实践异化的加剧，人们日益丧失了自我的生活意义。对现实的个人而言，作为人的科学的“心理学”已向人们展开了它的全部属人的感性丰富性，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无情遮蔽了，而仅仅降格为人们所在社会现实的“一般需要”，简单的“一般需要”代替了一切。于是，现实生活世界也只能从有用性出发去认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物，却忽略了现实世界之外的非功利、非有用性的一面。不仅如此，在人的本质力量忽视这种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前提下，人的科学便单一演绎成为观念或理论的存在，作为观念存在的人的科学成为人类精神安顿的家园———灵魂在观念领域得到安顿，信仰可以在宗教世界里寻找，理想可以在思想领域实现，所有这一切的颠倒都是为逃避现实的非人的生活状况的无奈之举〔8〕。于是，文学、政治、宗教以及哲学成为建构人的科学的最好方式，而这正是人的科学异化极端化的表现形式。因此，将感性活动或实践的异化视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分裂和异化的缘由，这不仅能够避免任何停留在主观思想领域的批判，揭开思辨辩证法的伪装的批判外衣，而且为真正的实践批判指明了方向。

三、异化扬弃: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统一的未来取向

马克思以现实的感性活动或实践为根据，建立起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原初关联，从而把自然科学和人类史以及人的科学统一起来，进而从人类史角度寻找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异化的根源。这样一来，马克思对异化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批判便上升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对异化劳动、私有制和资本的批判。因此，马克思不仅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表现，同时针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产生异化的社会历史机制提出了政治批判任务。不过，对于实践异化的扬弃，马克思绝不是通过人文或精神的力量寻找答案，而是强调“自我异化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这就是马克思赋予崭新的“历史科学”的全部批判力量及彻底的、坚定的批判性。诚然，近代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原则〔4〕，并从具体的生产劳动领域里分离出来，一方面，“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另一方面，“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象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9〕。资本因此成为推动近代自然科学建构的真正力量。当科学变成资本进一步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时，也导致了科学的“非人化”。面对自然科学不断异化的现状，马克思直接进行了实践批判，即从现实生活本身寻找扬弃科学异化的力量，而没有对观念的批判抱以希望。因为观念的批判正如蒲鲁东式的抽象反对经济矛盾体的“坏的一面”一样，只是一种虚幻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对辩证法的一种玷污，“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4〕。其实，在现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我们有过太多的抽象批判，而这种批判或改造只能永远停留在观念领域的“应当”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要把“应当”转变为“现实”，关键是从现实生活本身的实践中阐释这一历史批判的任务。同样，当实践批判视角进入人的科学异化领域时，这种批判更加显示了其强大的现实性和彻底性。因为，“对人的感性丰富性的占有”，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把握，要上升到对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去认识。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只有在消灭了异化劳动、资本和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我们才能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中真正丰富人的科学。“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的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1〕

不难看出，马克思从实践异化中追问人的科学异化的根源，进而从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寻找扬弃异化的出路。当然，这种现实性和彻底性都是建基于对实践的全新理解和把握。在扬弃了现实的实践异化的基础上，马克思重新展望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统一的未来取向。“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1〕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感性，也就是人，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的方式得以实现;而自然科学是在自然界的科学中得到的自我认识，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也只有通过自然的对象才能得到体现，人的科学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得到客观的自我认识。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类语言(人的科学)，就是在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的，在自然界中才能获得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1〕。

第3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再审视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宗教与科学都关乎人类社会的命运与走向，宗教与科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宗教界探讨与争论的问题。

1、宗教与科学的界说

一般而言，宗教是以神灵崇拜为特征的思想信仰，是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科学本义是指学科分野趋于明晰化的“一科一学”，现通指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有别于宗教的另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科学通常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两者的概括和总结。实际上广义的社会科学包含了人文科学，而宗教学是人文科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分科。本文所论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而言。

宗教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两种文化形态，有着显著的差异和区别：其一，相对而言，偏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心灵调适、情感世界，而科学活动则偏于物质生活、社会生产、自然世界；其二，宗教在方法上比较多的是采用想象、比喻、直观、直觉、体验、证悟等方法，科学的方法则重假设、实验、实证、逻辑推理等；其三，宗教在社会历史上发挥了极为复杂的多重作用，而科学则直接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宗教和科学的这些差异和区别说明，我们在把两者进行比较时，必须确定参照系统，谨慎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2、宗教与科学发生联系的内在机制

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虽有显著的差异和区别，但彼此又并非互不相干，而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形成两者密切关系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呢？

第一，认识对象的同一性。从认识论视域来看，宗教与科学都是以人与世界为认识对象，即两者的认识对象是相同的。宗教作为一种思想信仰，虽然侧重于赋予生命意义，揭示生命价值，但是生命存在于环境之中，生命的意义、价值离不开对生存环境的考察、认识，也即离不开对世界的审视、认知。宗教对人与万物的起源、生命的本质、宇宙的结构与层次，以及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等涉及宇宙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决不是漠不关心的。如佛教就提倡学习“五明”，即五种知识、学问，其中“医方明”即医药学，“工巧明”即工艺、历算、技术等学问。基督教也主张信徒要努力探求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奥秘。虽然自然科学重在追求科学真理，偏于工具理性，宗教重在道德修持，偏于价值信仰，但是由于宗教与科学认识对象的同一性，决定了两者既同样具有世界观意义，也同样具有认识功能，由此也可见，两者在世界观内容与认知功用上的互动、互渗、互补、互促是必然的。

人类对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的认识、把握是永无止境的。迄今为止，人类的已知世界是有限的，未知世界是无限的，需要人们一代接一代从各个角度进行探索。宗教与科学对世界的把握各有其长处与局限。在探究无限世界的过程中，宗教与科学之间互相取长补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第二，认识方法的互补性。如上所述，宗教与科学在认识方法上有所不同，这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对世界的认知，而不同的认知带来了彼此挑战与互相回应，从而构成了两者的互补关系。此外，还应当承认，宗教的认知方式中也包含了逻辑规则、理性精神；科学的假设中也吸取了宗教的想象、推测，这都是历史事实。

第三，认识主体的交叉性。宗教史和科学史表明，无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其中有些人既是虔诚的宗教徒，又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如隋唐之际的道士孙思邈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唐代佛教密宗创始人之一的一行，是著名的天文学家，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家”（张衡、祖冲之、一行、李时珍）之一。这表明在这些人身上，对人与世界认知的宗教维度和科学维度是内在统一的。宗教徒科学家的这种信仰主体与认识主体的交叉性、两重性，不仅是宗教与科学互相联系的生动例证，也是宗教与科学发生联系的重要契机。

3、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展望

第4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天体科学哲学有限与无限

1、自然的辩证发展与认识的局限性

“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1]这是人类对天体的早期认识。这样的认识在中国传统认识中极其丰富。如在《内经》中提到“天至高不可度”、《庄子》“南方有穷而无穷”，“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的认识论。不过中国最早见到天体无限的还是13世纪邓牧的“天地大耶，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糜耳。虚空，木也，天地犹果也；虚空，国也，天地犹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国所生，必非一人也，谓天地之外复无天地，岂通论耶？”[2]无限论，这些拓展了中国人关于天体的自然而然辩证法。在国外，也同样经历了认识的过程，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现到宇宙无中心和无限说，人类的认识在不断地扩大。今天，“在无限的空间，要么存在着无限与我们世界同样的世界，要么这个宇宙扩大了它的容量，以便它能包容许多我们称之为恒星的天体，或者要么不论这些世界彼此之间是否相似，都有同样的理由可以存在。”[3]

这一科学成就在自然辩证法领域，几乎使们相信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发展是批判宇宙有限论或宇宙模糊论最有力的武器，也正是天体科学的成就，才把非自然的“精神性存在”驱赶出了自然与科学哲学之外。自然辩证法与科学的发展，从各种观察的数据中归纳和抽象出了“宇宙是无限的”、“世界具有物质统一性”、“无限的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的”这样的结论，从而否认了“超越时空的存在”。然而，今天如果将这一自然科学在定条件下形成的结论，不加思索地用于哲学及一切领域，会引起强烈的怀疑。因此有必要做做进一步的哲学分析。

首先，这一基于自然辩证法有限的科W成果被怀疑是逻辑的或信仰主义的成果，因为理性告诉我们，有限基础上观察到的这一科学现象并没有逃出逻辑的范畴。面样理性也告诉我们，科学是有限的，有限的科学不可能为哲学所有的结论，特别是无限的哲学结论。宇宙的有限与无限，与自然科学的“证明”无关，科学一定是有限的，有限不能证明无限。确信“证明”宇宙无限是信仰学理论而不是实践理论。因此，长久以来，哲学领域百花齐放而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

其次，关于宇宙自然物之外是否存在超时空的问题，从逻辑上应该给予有想象力的回答，但是迄今为止，以自然科学证明或非证明这一存在的存在与否是不合适的。据说，人们证明这一“存在”不存在的难度远远大于证明这一“存在”存在的难度，即证明某物之不存在并非比证明某物的存在更容易。对人类而言，对无限的无知，总是大于对有限的有知，否认我们不确知的东西，比否认已经确知的东西其难度要大得多。

2、自然科学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

自然辩证法最终形成了“宇宙无限性”及“世界物质统一性”结论。关于宇宙是不是有限及宇宙中是不是物质的问题，不是自然科学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哲学的逻辑结论。从上面论述可知，宇宙的有限与无限及是不是统一于物质，是一个自然科学无限证明的历程，无论时代变化，也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人类将不可以证明这一思维领域或逻辑上才可以合理的问题。特别是哈勃望远镜的发明宇宙扩展理论，也许更是证明了宇宙的有限，这与传统的结论相反。宇宙有起点吗？或者没有？一些人认为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正如古人所谓“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认为宇宙一向都存在，并且会继续永远如此。然而现代科学清楚地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在1929年，爱迪文・哈勃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后发现了宇宙是在不断地扩散中。用这个事实作为一个起点，科学家制定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如果在扩展中的宇宙的时间流程被逆转了，然后，整个宇宙便能被视为一个收缩的系统，就象一颗巨大地星体，越缩越小，不可避免地结果是，随着时间的缩小，必然最终会成为一个点。换句话说，宇宙是由那一点爆炸后扩展而形成的，而最终又可以复归于此点。这一重要理论如果能够成立，那就说明宇宙是有起点的。这也符合早期宇宙起源的“假说”理论。

上世纪30-40年代，比利时的勒梅特和美籍俄国人伽奠夫及英国物理学家米尔恩等人提出的宇宙“大爆炸假说”，认为宇宙起源于体积小、密度大、超高温的原始物质，这个原始物质就是“宇宙原子”，科学家形象地称其为“宇宙蛋”。它后来发生了大爆炸，爆炸物质的“碎片”向四面八方飞奔，形成了诸星系，直到今天，总星系仍处在爆炸向四周飞散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全部的宇宙物质，最初就是由这颗“至密高温”的“原始原子”或俗称“宇宙蛋”的宇宙物质爆炸而诞生的。正如勒梅特所说：“一切物质起初来自一个极端至密高温的‘原始原子’，这就是‘宇宙蛋’”。[4] 这就是天体科学所揭示的关于这个神奇宇宙和地球形成的简单理论。

3、自然辩证法理论提供的哲学问题

表述上述宇宙形成理论，使人不得不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诸多问题。首先，原始原子的问题，据说是与极稀薄的气凝聚而成，之后发生爆炸。但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成为解释宇宙爆炸的原动力呢？由于宇宙形成的不可重复性，即不可显现和不可实践性，因此有人认为，严格意义上这并不是科学理论，而至多是一种假说。其次，宇宙的“外沿和内限”或物的“无外与无内”等的问题，是一个哲学逻辑概念或思维的推理形式，不是自然科学能够给出的答案。从求是的态度而言，不能对大宇宙或小宇宙规定任何形式的外沿或内限范畴，科学带给的只是宇宙和物质的有限性以及科学自身发展的不停滞性，但不会解决哲学问题及给出哲学最终的答案。如果肯定地对星宇时空问题作出无限性或无限时空的物质统一性的“科学”断定，应该说科学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如果把仅具有逻辑意义的结论宣布为科学理论，那是主观的或武断的。自然科学是提示“世界是怎样的”的科学，而不能从根本上证明“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因此，科学和实践具有非至上性，无法证明自身所不能证明的哲学问题。哲学具有思维优势，但必须尊重或正视自身理论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发展。再次，还不得不考虑另一个哲学问题，即物质运动的问题。宇宙就是从最初的“无”中产生了一个10-12厘米的超微小宇宙，经过150亿年的膨胀和演化，出现了大宇宙，太阳、地球、生命和人类都是从这个超微小的宇宙演化而来的。宇宙是“从光和物质、空间都不存在的一个奇点产生”的[5]。第四，至于宇宙运动的最后结果，科学工作者更是设想了“复归”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依科学基础出现的，尽管更加不可思议，但人们还是在惊奇声中表示了接受。

这就是宇宙科学迄今为止所设想的最高成就，随着这一想象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认可，感觉宇宙产生与消失的运动理论，其神奇性不亚于任何宗教关于创造性理论，甚至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有人认为，如果冷静地看，这一相似性或一致性并不是可怕的，它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有了突破，而不是传统的截然相反，也说明了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不会出现被证明了的绝对相反性，否则不会有其他哲学存在的可能，曾经那种武断地相互否定和不加分析的批判是值得怀疑的。

参考文献

[1][2][3]哲学教材研究和参考资料（上）[M]，成都高等院校哲学教学研究会编，1981：115页.

[4]时间之箭――揭开时间最大奥秘之科学旅程[M]，电子图书・校园专集，2008：67.

[5]当代科学热点[J]，科学出版社，2000：2-3.

本文作者

马成良，西北民族大学学院。

第5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

1、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

2、目的在于阐明和控制生命活动，改造自然，为农业、工业和医学等实践服务。几千年来，中国在农、林、牧、副、渔和医药等实践中，积累了有关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体的丰富知识。

3、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确立了唯物主义生物进化观点，推动了生物学的迅速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第6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大学；人文教育；科学教育；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255-02

一、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关系

（一）关注两者之间的相通性

教育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而人文和科学，都是人类思维的结果，现代研究表明，人的左脑主要负责逻辑关系推理，属于科学教育的范畴，而右脑主要负责形象思维，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人的左脑和右脑显然密不可分，两者之间会互相传递信息，协同完成一些任务。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人的左脑和右脑不可能同时处于最佳水平，左脑发达的人右脑就会比正常人差，反之右脑发达的人左脑就比较差。[2]在这种理念人，人们提出了专才教育，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区分开来。多年的教育实践发现，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培养出的人才往往具有足够科学，缺乏相应的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精神的人，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

从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起源来看，最初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受到古代科技水平的影响，主要采取人文教育，其中会夹杂科学教育，到了19世纪时期，西方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使其逐渐从人文教育的辅助位置分离出去，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现在的高等教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当时的七艺学习直到今天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3]这些大学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人，强调人的教养，而非现代的知识分子，科学教育独立的一个标志，是德国工科大学的出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目标都是人，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促进人自身的发展，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为了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其本质都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只是针对问题的不同，分成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

（二）两者不可忽视的互补性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虽然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但是并不完全相通，两者都是教育的独立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实际的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内容不同：人文教育针对人文科学知识的讲解，让学生能够正确的认识自我、适应社会，具有处理人类自身内部关系的能力；而科学教育针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讲解，让人们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社会生产能力，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以往的科学教育中，科学教育大多以科研为主，技术教育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随着近些年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教育划分的领域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专门培养技术人才的职业类院校，即使是本科类院校中，也开始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人文教育侧重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如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与合作精神等，而科学教育是培养人获得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由此可以看以看出，人文教育相当于指导思想，而科学教育相当于工具，分别侧重于人性和人力。这是19世纪之前科学教育位置低下的重要原因，当时的生产力较差，人文教育是主流，工业社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仅有一定的文化熏陶，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显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基础

人文教育中的人文知识和文化，与科学教育一样，承认和尊重客观实际，通过分析和提炼客观实际的本质，探索和揭示客观实际规律，两者都提倡知识来源于生活，实践出真理，只有在生活中不断去学习、感悟、创新，才能够剖开表象看到本质。由此可以看出，人文教育虽然是提升人性、陶冶心性，但是要建立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不能抛开社会现实的需求。而不同时期人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不同，美国学者的观点认为，人文精神应该包括人、群体、自然和天道，如何让这四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产生良好的互动，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4]而科学教育显然是一种良好的媒介，正是工业技术的发展，让人能够征服自然，但是多年的工业社会发展，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环境污染问题等，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遭受破坏，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显然是在科学教育中，缺少了人文精神，人们不懂得如何与自然协调的发展，一味地去破坏自然，最终会完全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有一定的工具角质和目的价值，科学技术自身能够改造物质社会，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还具有一定的教育职能，如近些年的科学发展中，更多强调人性化，这个人性化显然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科研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设计和生产的协调性，满足人类需要的基础上，又不会破坏自然。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显然需要具有足够的人文精神，自身富有人性。由此可以看出，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两者只有相辅相成，互相弥补、互相促进，才能够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三、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途径

（一）教育观念的融合

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学生、老师和大学的管理者等，从理论到实践，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首先要在教育观念上，让人们意识到两者融合的必要性。我国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科学和现实世界之间，既包含了人文科学，也包含了自然科学，两者对人类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已经成为时展的必然趋势。在20世纪之初，就有人预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会走向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和人文追求的目标相同，他们都承认客观事实，通过表象看到本质，从而研究客观事实存在的某些规律。随着近些年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综合素质强调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包括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往我国大学建设和发展中，注重院系的划分，不同专业之间的联系很少。随着综合大学理念的发展，现在我国大学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两个方面的培养，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观念上，意识到两种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二）课程结构融合

大学课程结构的安排，是培养人才知识结构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国大学教育中，课程结构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首先是院系的划分，使得课程结构单一化，职能培养专业的人才，学生接触的知识面较窄，一味强调知识的深度，忽略了知识面的宽度，虽然大学在第三个学年后，才进行专业课的学习，但是对于公共的必修课，除了国家强制规定的思想政治等，几乎都是与专业有关的基础课。还有课程结构的封闭性很强，完全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分离，在高中阶段就分文理的方式，显然是直接剥离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加上专业课程知识面狭窄，使得我国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大多是仅有科学知识或者人文素质这样不完整的人。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课程结构体系进行改进，打破文理分科的方式。在实际的课程结构设计中，充分借鉴国外综合大学的成功经验，强调通才的重要性，尽早将课程结构综合化，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结构中，要求学生必须同时选择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课程，并且对不同课程比例做出了限定。

（三）教学制度的融合

要想将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首先要完善学分制度，大学教育中学分非常重要，学生只有获得足够的学分，才能够得到相应的学位，如果我国大学对现有的学分制度进行完善，合理调整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学分，要求学生必须同时获得足够的人文学分和自然科学学分，才能够得到学位，那么学生必然会重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目前我国已经有些大学采取这样的做法，如武汉大学按照人文、艺术、体育、社会等，要求学生必须从各个类别中分别得到足够的学分，有效增加了文理之间的联系，同时增加选修课所占的学分比例，减少必需课的学分，开设更多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科目，给学生们更多的选择。目前我国很多大学实行了第二学位制，学生可以选择获得第二学位，如果在第二学位的选择中，能够跨领域地选取，如人文专业的学生，第二学位选择自然科学领域，那么对于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同时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知识。

参考文献：

[1]麻艳香，蔡中宏.理工高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究[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06）：98-103.

[2]季春红，梁江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相融性探究[J].科教导刊，2011（16）：9-10.

第7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

王星拱（1887～1949），字抚五，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曾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校长等职。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作为自然科学家，他有着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有待于我们去概括和提高；作为哲学家，他又深受第二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马赫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争”中，站在“科学派”一边，反对“玄学派”，同时也与的辩证唯物论相对立，有待于我们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而王星拱在哲学理论思维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一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观察和实验。故而自然科学的根本精神是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一致的，并由此决定了自然科学家大多是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者。王星拱也不例外，而且具有典型性。

首先，在自然观方面，王星拱赞成实在论者，亦即唯实家的物质实在观。他说：“依唯实家说来，桌子有二观：其一，是由观察点而定的，叫做心理观；其二，是不由观察点而定的，叫做物理观，桌子的物理观，是可以离精神而独立的”。〔1〕这是自然科学家根据现代科学的成就，对实在概念作出的解释。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同样，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客观实在，对于人类来说也是“无”。正因为如此，王星拱在当时认识到，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既有“由观察点而定”，依赖于观察过程的一面，又有“可以离精神而独立”的一面，确是难能可贵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王星拱分析了物质与现象、物质与能量的关系。他说：“现象界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改换能力表现所生出的。物质、能力两样东西，是不能分开的，物质籍能力而改换，能力依物质而表现。……这些不同的物质，改换不息，这些不同的能力，表现不息。所以在这个无限的时间空间之中，生出这种不同的现象”。〔3〕在此，王星拱坚持和发展了严复提出的“质力相推”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纷繁复杂的现象界的所有现象都是物质变化所产生的，而能量（能力）则是物质的表现。这在当时盛行“物质消灭了”的说法和普遍提倡唯能论的情况下，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基于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王星拱尤其强调，物质总是处在永恒的发展、变迁之中。他说：“自放射化学和火云之分光镜的分析发明之后，我们都知道原质也是进化而变迁的。”〔4〕由此看来，“无时无处没有现象，因为无时无处没有物质改换、没有能力表现，换个名词来说，就是无时无处无有变迁。现象就是变迁，无变迁就不能有现象。”〔5〕在这里，王星拱认识到了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表明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王星拱还认为，运动着的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大千物质世界是受一定的内在规律支配的。他说：“天然界中的异，简直是无穷的。在这个无穷的异之中，我们要找出各现象的彼此一定的关系，然后制定出定律来管理他。于是，在理论方面，才能用过去预测将来；在应用的方面，才能使万物归用于我。总括一句说：我们遵守天然界的定律来统辖天然界。”〔6〕他特别笃信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认为即使发现了象镭那样的放射性物质，也不能使它有丝毫的改变。他明确指出：“鲁滂物质消灭之说，并无科学的根据。……此不过一空浮无着之玄想，非科学家所承认之定论也。”〔7〕

总之，由于王星拱有比较坚实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所以他比较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且使他的自然观带有现代自然科学的色彩和若干辩证法的因素。

其次，王星拱在以上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系统地探讨了认识论的问题。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王星拱认为，人们的器官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感触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他说：“知识最初的起源，都由于器官的感触，但是在这些感触的时候，有一个智慧的我在里边认识他。”〔8〕往往是，“心理的情境，各人不同，对于无机界之鉴别，已经可以生出不同的意见，至于对于有机界——社会问题之研究，更可以生出不同的意见了。”〔9〕王星拱强调，作为认识基础的原始资料的“张本”，必须是真实的。为了获取真实的“张本”，“得确切的结果，不能有主观的偏见。”〔10〕在此，王星拱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在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同时，注意到了认识主体的状况对认识过程的影响，是正确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他在探讨认识问题时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问题上，王星拱认为，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不可能有完全掌握了客观真实的一天。人们“不能把真实完完全全地表托出来，然而可以和真实相逼近。”〔11〕其原由在于，就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来看，“现象无限，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能有几何？况且宇宙间不同的原素，又可以联合换合而生出新现象，我们哪里能观察得尽呢？”〔12〕由此，王星拱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人类的知识“无论如何进步，终不能达到完全真实之所在。……真实是无穷的，我们永远在这条无穷的路上前进前进。”〔13〕

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王星拱非常重视试验或行的作用。他说：“真实之最后的判断，还要靠着试验。……从前的人说，知而不行，知是无益的；现在我们说，知而不行，并且知也不能算作知啊。”〔14〕在这里，王星拱指出，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真实的，最根本的一条是要通过试验去检验，认为离开行不可能有真知，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深刻的见解。

第三，王星拱下大功夫，全身心地致力于方法论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写成了《科学方法论》一书。

在该书中，王星拱把寻求客观世界各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确定为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并为此而阐述了一系列能更好揭示客观因果关系的方法。他说：“科学最注重因果律——科学之成立就是靠因果律作脊椎，当然承认宇宙是有定的。”〔15〕从而坚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反对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这即使在他接受了马赫主义的错误观点以后，也还仍然坚持这一点，说：“同因必生同果。假使没有这个原理，则宇宙之间只有千千万万一点一滴的事实，我们很难寻觅因果关系出来，那么，科学也就无从构造了。”〔16〕为了更好地揭示事物及其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他认为：①要搜集尽可能多的证据，进行多方面地考求。“因为根据不同的证据之数，和‘错误同一方向’之或然数成反比例；换一句话说，证样越多，则‘错误同一方向’之或然数愈小，而可逼近于真实。”〔17〕②要注意从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去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律。因为“天然界既是一个渐变的连续，凡不同的物，都有过渡物介乎其中，各物之性质又多。”〔18〕所以，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也必须适应这个状况，注意事物的变动和变动中产生的中介。

王星拱还系统地探讨了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思维方法问题。他认为，为要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除了要有充分的材料，注意从变化发展中去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外，还要运用一系列正确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假定、比较、推理等等。王星拱比较多地研究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关于分析，王星拱很重视典型分析的作用。他说：“我们解剖植物，每类……之中，分个之数，可谓为无穷的，我们只能取出一二可为表式（即典型）的而解剖之。又如我们分析有机化合物，每类……之中，分个之多，也是不胜数的，我们只能取出一二可为表式者而分析之。即如研究一国一时代之思潮，也须取一二有势力的学说以为表式，为研究之门径。”〔19〕至于综合，他认为，综合是归纳过程的一个环节，是一种推理的方法，主要地就是“从分个推论到共总，”〔20〕即在分析事物各别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事物的共性和内在规律。因此，综合意味着认识的深化。“不然，森罗万象，异不胜异，若将分个记录起来，那就劳而无功了。……所以每次综合，都在科学进步上加一个头衔。”〔21〕

除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以外，王星拱在《科学方法论》一书中，还特辟专章具体地论述了“假定”的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法，都不乏辩证法的因素。

总之，王星拱以上有关方法论的论述，特别是他的《科学方法论》一书，是当时这个领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他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王星拱既是自然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家的王星拱，深受第二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马赫所鼓吹的马赫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从他1921年10月发表《物和我》一文开始，他起劲地宣扬马赫主义的感觉论，并且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站在“科学派”的立场上，参与了1923～1924年间所发生的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的辩论（亦即“科玄之争”）。

王星拱所宣扬的马赫主义，主要表现在他在“科玄之争”中所写的《科学与人生观》一文和尔后于1930年出版的《科学概论》一书中。具体来说：

首先，从王星拱的哲学路线，从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来看，他的哲学思想既因袭贩卖了西方的马赫主义，又与中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心学”一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我们试想想什么是我们所叫做的针，不过是尖锐的形式、白的颜色、金的光泽等等性质。这些形式、颜色、光泽等，都不过是视觉器官所供给的感触（即如盲肠，也不过是如虫的形式、肉红的颜色等等感触）。”〔22〕这既是马赫所说的“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那些东西）”〔23〕的复写，又是王阳明所主张的“心外无物”、“心即物”的翻版。其哲学认识路线是：头脑中的思想视觉器官所供给的感触（尖锐的形式、白的颜色、金的光泽等）物（针）。即：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对此，列宁曾尖锐地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24〕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星拱与马赫和王阳明一样，都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归之于自己的主观意识，并以其主观意识作为衡量客观存在的准则。所以王星拱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

其次，王星拱作为中国的马赫主义哲学家，即作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以“感觉”为唯一的实在，着力宣扬了马赫主义的“感觉复合论”。王星拱在其《科学概论》一书中以不同人所视的毛笔为例说：“一个国民学校的学生看见了它，就构造起来下列的概念：一根长圆坚硬的芦管，管梢有一撮柔软的麻和羊毫。一个生物学家看见了它，就构造起来下列的概念：长圆坚硬的芦管，中间有如星的水管束，柔软的麻和羊毫，每根中间都有洞通的微管。一个化学家看见了它，……这是因为各人过去的经验不同，所以各人的兴趣不同，所以对于同一的东西，可以构造起来不同的概念。”以此论证感觉是认识的前提，是决定言论是非的标准，因而是唯一的实在。这正如列宁所说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25〕王星拱作为马赫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正是由于把“感觉”视为唯一的实在，从而使这本来是人们认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即联系人们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外界的纽带，变成了隔绝二者的工具。为此，他否定客观事物的实在性，鼓吹主观“感觉”可以决定一切，认为主观意识可以塑造出一切事物来。于是，王星拱就裸地断言：“毛笔并不是一件外界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群感触之汇合。”〔26〕甚至，连“迷惑、误忆、妄想，也是现在或过去的感触，它们都是实在的。”〔27〕这与马赫用观念的实在，论证宗教迷信的合理以“物是感觉的复合”，为信仰主义服务；是同出一辙的。

而且，因为中国的马赫主义者毕竟晚出，故而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例如，在中国马赫主义者的西方祖师爷那里，感觉只是单个人的感觉。所以，他们认为世界的存在，是源于个人感觉的存在，而导致了公开的唯我论，认为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大写特写的“我”是实在的、万能的。而中国的马赫主义者则从“感觉”（或经验）是唯一的实在出发，竟连他们自己的客观实在性，也统统否定掉了。王星拱在《科学概论》中就说：“所谓形式的‘我’，乃是随经验分子之增加而变迁的。经验变迁不息，‘我’亦变迁不息，如果经验大致相同，则其所构成的‘我’，也是大致相同，经验是器官的感触，‘我’就是这些感触之集合，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形而上的‘我’，可以脱离经验而存在。”中国的马赫主义者王星拱在这里颠倒了人与其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经验之间的关系，从而最终把自己的客观实在性也完全彻底地否定掉了。

最后，中国的马赫主义者同其西方祖师爷一样，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喜欢在所谓“科学”的旗号下，谈论哲学。

众所周知，所谓科学，就是指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所谓规律性的认识，则是要揭示客观过程和事物现象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给科学提出的任务和要求。但是，在中国的马赫主义者那里，“科学”则不然。王星拱就说：“现在的科学把许多向来所承认为客观的存体，例如时间、空间，都简约为器官的感触。即如物质、能力，也都是从我们所观察的性质（即感触），用逻辑方法构造起来，并不是客观的实在。外而物是如此看待的，内而我又何曾不可以如此看待呢？将这些形而上的存体一概取消，也是合乎奥康刀的规则的。”〔28〕在此，他显然是利用现代科学的高度抽象性来否认客观实体及其存在的形式，实质上是反科学的。

三

学术界一般认为，王星拱在1921年10月发表的题为《物和我》的文章，标志着王星拱的哲学思想由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化。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否定主观的我与客观的物之间的界限，宣扬了马赫主义的观点。他说：物的“形式、颜色、光泽，都不过是视觉器官的神经所供给的感触……若是不幸把针刺到指头上，指头上又有一束神经供给我们一种感触……试问除实用的方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前引的感触，推到假定的针之实体上去，而说它是物；把后引的感触，却留在假定的心之实体上去，而说它是我呢？所以罗素说：宇宙之间，心也不是真的，物也不是真的，另外还有一件东西是真的。这个另外的东西就是感触。”〔29〕而实际上，王星拱的哲学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内在矛盾。是这种内在矛盾和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弱点，驱使着王星拱的哲学思想由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化。只不过，在他1921年前后接受了马赫主义的感觉复合论后，加速了这种转化而已。当然，由于他的哲学思想始终存在着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内在矛盾，又使得他即使在接受了马赫主义的感觉复合论以后，也仍然保留了若干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观点。

王星拱哲学思想中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

第一，王星拱在坚持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有不少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和倾向（特别是他的物质观）。

首先，他的物质概念中虽有若干辩证因素，但这仅是他的物质观中的个别成分而已。在一些带根本性的观点上，他却表现得迟疑、含混而不敢将自己的正确的观点坚持到底，甚至陷入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例如，关于世界的本原，他曾作如下的回答：“我们推求宇宙的原始，有人以为万众之多，是由少生出来的，少是由一生出来的，一是由无生出来的；……我们在这个两难的两只角上，我们都不能得结论的。”〔30〕这里，说“一”是由“无”生出来的，显然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

其次，他的物质观虽然具有一些辩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来，他并不懂得事物进化发展的源泉。他说：“生物有机，矿物无机。无机物之消长由于外，有机物之消长由于内。二者之消长，皆受物理的定例之管束；此近今科学进步中最要之点也”〔31〕这个论断，在正确肯定整个物质世界必然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同时，却不了解“近今科学进步”已经证明了发展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无机物也不例外。王星拱的这一对物质的理解，明显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

以上这些缺陷，使他的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显得很不彻底，是他的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最终倒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内在原因。

第二，王星拱过分看重直觉，甚至把直觉神秘化。

王星拱曾经把知识分为经验的、理解的、证实的、引伸的这四大类。他认为，其中的所谓理解的或理性的知识是由经验的知识发展而来的，而这个过程必须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但是，由于他对整个认识过程缺乏深刻和完整的理解，不能解决证实了的知识为什么不是经验的或理解的知识，这样，他就只好抬高和扩大直觉的作用，把直觉神秘化。他说：在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时，“这综合一层，若是靠智慧理性，是没有用的，我们只能靠直觉去选择。但是既靠直觉，就不是方法所能范围的了。”〔32〕在这里，他把直觉说成是与理性和智慧相对立的，不是属于科学方法范围的东西，这样的直觉就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他认为，在运用综合方法时，不能靠智慧理性，而只能靠那种神秘的直觉。这就违背了他前面所说的“从分个推论到共总，叫做综合”，把综合作为一种推理方法的正确说法。

应当指出的是，王星拱对直觉以及直觉在人们认识中的作用作如此神秘的理解，便使得认识在由感性经验向更高阶段的理性思维发展时，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从而有可能令人怀疑认识由感性向理性发展后的可靠性，在认识论问题上留下一个缺口，成为他在哲学上的一个失足之处。

第三，王星拱不加分析地肯定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从而跌入马赫主义的感觉复合论的泥坑。

王星拱在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使人们的认识在前人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以尽快地把科学推向前进，他就不加分析地肯定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认为经过推论等思维抽象活动形成的认识都是烦琐无聊的，都不能反映客观实在，只有靠感觉直接得来的印象，才是最经济的东西和最可靠的实在。他说：“拿各人的眼光看起来，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桌子存在，可见桌子的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所能存在的，只不过是许多硬度、颜色、形式等性质集合而成的一种现象罢了。这些性质，是直接由感触得来的桌子的本体，也是由感触的张本（原始材料）推论出来的。凡由推论而来的，都不能算作实在。纵令我拿头和墙碰一碰，所得的结果，仍不过是一定痛感，并不能证实墙之物质的本体。”〔33〕这段话的关键在于，他认为“凡由推论而来的，都不能算作实在。”这是由于他对认识过程缺乏深刻的理解，把认识的深化过程仅仅了解为使思维经济或简化，只相信直觉，不相信推理所造成的。

事实上，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首先接触各种各样的现象，形成多种多样的感觉，然后通过大脑对这些感觉或信息进行处理或加工，才形成对事物的比较完整的认识。从逻辑思维的过程来看，这是对各种具体现象进行抽象的过程，推论就是这个过程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这个过程虽然“烦难”一点，但经过这样一番抽象思维和反复认识过程，却能更全面和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更符合客观实在的状况。而王星拱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这就使他由此而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滑向主观唯心主义。

第四，王星拱不能全面、正确地对待科学发展和进步，在科学新成就面前感到迷惘。

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整个世界从宏观到微观都处在不断变动和紧密相联系的状态中，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在认识论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这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给王星拱带来积极的影响，使他的物质观具有辩证因素。即使到了1930年，他还仍然一再指出：“近来放射化学及电子论，发现了原质可变之事实，于是物质之可变之观念，自原质以上的范围，移入原质以下的范围了。”〔34〕他甚至认为，由于电子论的进展，“各原质之原子皆由于电子之集合，故物质一元论，至此而集其大成。”〔35〕在此，他既承认物质一元论，又看到物质处于永恒的变动中。这样的物质观，可以说是达到了辩证唯物论的高度的。但是，另一方面，面对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他又感到迷感不解，而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从包括人的躯体在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断互相转化的科学知识出发，指出：“野蛮人所看做的物和我之界线——他的一张皮——若用分子的眼光看起来，实在是内外交通，一点儿障碍也没有。”〔36〕从而得出物和我是没有根本差别的结论，认为心也不是实在的，物也不是实在的，只有感触是实在的。

综上所述，王星拱哲学思想中积极与消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混杂状态，说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道理，这就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的进展要求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不能完整地接受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则必然会通过种种途径走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邪路上去。王星拱尽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学者，在有些问题上自发地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但由于没有完整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仍然抗拒不了马赫主义的侵袭，滑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以，自然科学家虽然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但若要始终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则必须把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注：

〔1〕王星拱：《环境改造之哲学观》，载《哲学》第二期，1921年出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4〕、〔5〕、〔6〕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7页，23页，18页，23页，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4月出版。

〔7〕王星拱：《答莫等》，载《新青年》第5卷6号通信《鬼相之研究》。

〔8〕王星拱：《什么是科学方法？》，载《新青年》第7卷5号。

〔9〕〔10〕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39页。

〔11〕王星拱：《科学的起源和效果》，载《新青年》第7卷1号。

〔12〕、〔13〕、〔14〕、〔15〕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54页、第243页、第318页、第313页。

〔16〕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载《晨报副刊》第177号，1923年7月出版。

〔17〕、〔18〕、〔19〕、〔20〕、〔21〕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33页，284页，291页，244页，258页。

〔22〕王星拱：《科学概论》第256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

〔23〕马赫《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列宁选集》第2卷第35页）。

〔24〕、〔25〕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7页，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26〕、〔27〕、〔28〕王星拱：《科学概论》第270页，272页，277页。

〔29〕王星拱：《物和我》，载《新潮》第3卷1号。

〔30〕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8页。

〔31〕王星拱：《未有人类以前之生物》载《新青年》第6卷1号。

〔32〕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316页。

第8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

导语：教小朋友快速的制作一个简单的折纸纸飞机。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儿童折纸飞机折法图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教程图解：

折纸是一种以纸张折成各种不同形状的艺术活动。折纸不只限于使用纸张。世界各地的折纸爱好者在坚持折叠规范的同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如：锡箔纸、餐巾纸、醋酸薄片等。

折纸大约起源于公元1世纪或者2世纪时的中国，6世纪时传入日本，再经由日本传到全世界。也有说法认为折纸起源于日本和西班牙。

折纸与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为建筑学院的教具，还发展出了折纸几何学成为现代几何学的一个分支。折纸作为一项玩具，有益身心、开发智力和思维的活动。它是一个和平与纪念的象征手段，也是一个极佳的消遣方式。

第9篇：自然科学的起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