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量经济学；检验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述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而年长人口数量增加，导致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
人口老龄化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老年人口数量绝对或相对增长迅速，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在社会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的比例达到一定指标。
（二）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1.社会负担加重
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是从经济方面反映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的指标之一，表明社会每一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老年人口。老年人和少年儿童都属于非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对减少，这就使得老年人口负担系数的分子增加而同时分母减少，从而社会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大大增加。
2.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需要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不能满足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在社会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精神生活需求与仍旧不够发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状相互矛盾。
3.家庭养老功能减弱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使供养父母生活的子女数量减少，独生子女供养双方老人的压力成倍增加。父母年龄增加的同时，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这就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越来越广泛。
4.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突出
老年人群体需要有人照顾也需要足够的医疗资源，这对家庭和社会都造成极大的负担。呼吁社会养老系统给予更大的支持和帮助，弥补家庭养老的功能性缺失。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特点
随着计划生育导致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和人口平均寿命预测值的增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持续加剧并且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0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77%，2006-2011年每年都上升02个百分点，到了2011年底老年人口比例达到了91%，也就是说100个人中就有9个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此同时15-64岁的人口比重2006年为720%，2011年底持平为744%。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两个五年期间的对比，老年人口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都明显加快，同时老年人口增量占总人口增量的比重变化明显，2010-2011年总人口增长644万人，其中老年人口增加394万人，占总人口增量的65%，相比2006-2010年的平均数，增长率又增加了十个百分点，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2.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距明显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78亿，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60%以上达到11亿，随着我国老年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我国的农村未来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老龄趋势。
3.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
我国最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社会来临的更加早，我国的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发达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强大的社会物质承受力，从而给这些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充足的时间。可以说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属于“先富后老”。
4.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差异明显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差异较多，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如此，2011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我国各地区明显不同：重庆和四川比重最高，重庆124%、四川12%；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湖南和湖北、天津、广西、贵州比重约9%-10%左右；北京、河北、吉林、浙江、河南、山西、黑龙江、上海、福建、江西、云南、陕西、甘肃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约为7%-8%；、新疆、宁夏、内蒙古、广东、海南和青海老年人口比重为4%-6%。
以北京、浙江、江苏为代表的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老年人的比重相对较高；、新疆和内蒙古等较为偏远落后经济水平发展较慢的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较低；另外上海市曾经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人口老龄化程度近年来略有回落。全国各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除了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状况，还包括不同地区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和不同的地域、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因素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各地区都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如何缓解人口老龄化紧迫趋势、如何应对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最紧迫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经过之前的分析我们发现人口老龄化与诸多社会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影响着未来人口的平均寿命、老年人口和总人口的数量，为了弄清楚这些因素在影响人口老龄化发展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我们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的数据利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提供指导依据。
本文选取3个指标：老年人口抚养比、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老年人口比重（65岁及以上）。
（一）参数估计
为分析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变动的规律性，可以初步建立如下三元对数回归模型：
lnYt= β0+β1X1t+β2lnX2t + β3lnX3t+ut
利用Eviews软件，生成对数变量的数据，即LNY、LNX2、LNX3对数数据，接着估计模型参数，做LNY对LNX2、LNX3、X1的回归，模型估计的结果为：
lnYt=1101755 +0068087X1 -0338216lnX2 + 0322106lnX3
（0160623）（0011709）（0097789）（0152767）
t=（6859272）（5815059）（-3458632）（2108482）
R2= 0995044R（-）2= 0993693F=736218111n=15
（二）模型的检验和修正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老年人口抚养比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说来老年人口比重将升高0068087%；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增长1%，老年人口比重会降低0338216%；当年出生率每增长1%，老年人口比重会增长0322106%，这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基本一致。
接下来对模型进行检验，首先我们进行统计检验中的拟合优度检验（R2检验），可决系数R2=0975011，R（-）2=0970326，这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很好，即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抚养比（X1）、人口自然增长率（X2）和出生率（X3）对被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比重（Y）的绝大部分变动做出了解释。
F=7362181 >Fα（3，17）=320，结果说明回归方程显著，也就是说模型中选取的解释变量确实对Y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参数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6859272、5815059、-3458632、2108482，其绝对值不全大于tα/2（n-k）=2110，也就是说当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各解释变量分别对被解释变量不全都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多重共线性或自相关性的影响。
修正严重多重性影响后的回归结果为：
lnYt=1344114 +0087843X1 -0136654lnX2
Se=（0127286）（0007966）（0023365）
t=（1055977）（1102743）（-5848622）
R2= 0993041R（-）2 = 0991882
F=8562420DW=1754994
从表中看出n R 2 =557，由WHITE检验可知在α=005自由度为5条件下查χ2 分布表χ2 005（5）=167496
比较计算的χ2 统计量和临界值，因为R2 =557
自相关检验，得Durbin-Watson stat=154994。参考DW统计表，模型中dU
lnYt=1344114 +0087843X1 -0136654lnX2
Se=（0127286）（0007966）（0023365）
t=（1055977）（1102743）（-5848622）
R2= 0993041R（-）2= 0991882
F=8562420DW=1754994
（三）模型的分析
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抚养比（X1）每上涨一个百分点，平均说来人口老龄化比重升高0087843%；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增长1%，人口老龄化比重会降低0136654%，说明人口老龄化比重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这为我国制定和调整人口政策、明确政府工作方向来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一）坚持发展经济、增强社会物质承受力
坚定不移发展经济是我国各项基本国策围绕的中心点，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如果经济水平发展迅速，老年人群体目前收入来源较少的情况就能缓解，如果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能够满足不断发展壮大的老年人群体的需要，那么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将无法保证，所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实力，是迎接未来更加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最根本解决方法。通过贯彻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强改革开放的力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增加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益，争取在人口老龄化全面来临之前形成强大的社会承受能力。
第2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保障；养老金双轨制；待遇差距
一、概念陈述及历史回顾
（一）概念陈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养老金“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也不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比企业多两三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同：一是统筹的办法不一样，即企业人员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的则由国家财政统一筹资；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样，即企业人员由自筹账户上支付，而机关事业单位则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标准不一样，即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目前差距大概是3-5倍。
（二）养老金双轨制历史回顾
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从1992年开始，实行的是“养老金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不同工作性质的退休人员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实行由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而企业职工则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
自1992年开始，双轨制导致的养老金差距越拉越大。近几年，因为调整幅度有很大差距，虽然国家对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进行了7连调，但7次连调的总和尚不足机关事业单位一次调整的幅度，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到了五六千元。现在，养老金不合理的差距仍然在继续扩大。
2009年1月28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发，人社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如今，方案下发已有4年多，但事实上，5个试点省市几乎无进展。2012年5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明文规定“十二五”期间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二、乌鲁木齐市老龄化及养老保险现状
（一）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乌鲁木齐市的老龄化趋势及出现的原因跟国外发达城市不一样。国外老龄化出现的背景是“先富后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国老龄化出现的原因有特殊性。乌鲁木齐市老龄化社会起点比较晚，是社会经济不够发达而出现了人口的老龄化，即“未富先老”。统计数据显示，乌鲁木齐市从1999年开始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了10%。虽然乌鲁木齐市进入老龄化比较晚，但老龄化速度比较快，到2005年老龄人口比例达到了11.43%。这些年以来，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如图-1所示）。2006-2010年老龄人口分别增加到了11.72%、12.64%、12.63%、12.77%和11.03%。
（二）乌鲁木齐市养老保险的现状
自1986年养老保险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建立以来，乌鲁木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相关文件，基本建立了包括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撤村建居失地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等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截至2011年底，乌鲁木齐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94.74万人（其中：在职参保74.96万人，离退休人员19.7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55万人（其中：在职参保较上年末增加10.05万人），增长15.27%。2011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8.36亿元，比上年增加10.48亿元，增长27.67%；基金支出42.56亿元，比上年增加8.16亿元，增长23.72%；年末基金累计结存24.88亿元。待遇水平按照自治区和市政府的要求，继续调整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2011年底，全市离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1776元，较上年增加96元，增长5.71%。
三、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养老金双轨制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待遇“双轨制”长期以来备受社会诟病。乌鲁木齐市作为中国西部大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快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及退休后的养老金双轨问题在当今社会已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焦点。
（一）缴费和待遇脱节
乌鲁木齐市事业单位的退休养老待遇计发办法是，员工退休待遇仍然根据参保人员的工作年限及其退休前上一个月的档案工资的一定比率计算。这种待遇计算方法与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制度中的职工个人缴费多少、时间长短不挂钩，多缴少缴与退休待遇没有本质联系。缴费与待遇出现脱节，不仅严重影响了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也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没有实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同时，由于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缴费与待遇脱节，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部分参保人员对缴费的多少漠不关心，甚至希望缴费工资越少越好，个人既可以少出钱，又不影响退休待遇，造成企业退休人员心理上的不平衡，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由于企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相差太大，一些事业单位不愿改制为企业，给机构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二）养老金社会发放的不平衡
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0年前的差额计算，掩盖了缴费单位经济效益不好、离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的矛盾。虽然参加了养老保险，但并不能做到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也就不能保证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而言，在铁饭碗的表象下，也隐含危机。恰恰由于社会化程度低，单位包办养老金，个人不必自负其责，养老金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与单位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职工养老保险基本保障缺乏保底。
（三）过大的养老待遇差距增加了社会不公平
由于历史及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原因，公务员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普遍比较优厚，甚至远高于相同条件下的企业人员，这必然会增加社会成员的不公平感，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时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四、应对老龄化及缩小养老金双轨政策的措施
对于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只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才能更好地应对，实现人口结构的合理化，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加快老年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要想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应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解决老龄人口的基本养老问题并且养老金实现公平，为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为了应对老龄化，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保障广大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增加即期消费，促进乌鲁木齐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优化人口目标，使乌鲁木齐市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为保证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需要采取科学控制生育率的可行方案，选择最佳时机适当地调整生育水平，逐步调整人口结构。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能够说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本身就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需要我们接受并积极应对。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不要悲观和盲目乐观对待，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谈“老”色变。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以科学的对策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以积极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从政策制定到社会认同到个人努力，尽量避免或减少人口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可能造成的不良效应和冲击。
（三）企业年金
建议将70%以上的企业年金放在本企业作投资，每年的分红都用于年金分配。每个职工每年根据贡献得到一定年金点，最高不超过平均数的3倍（就如养老金交费3倍封顶）。每年每个退休职工的年金收入，等于本人年金点数乘以当年每一点的金额，当年每一点的金额等于当年企业年金的收入（本金不动）除以全体退休职工的总点数。至于投资的风险，退休职工和本企业共担风险和利益是应该的，这可以增加企业职工的凝聚力，也可以增加企业领导层对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
第3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 人口
我国2011年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的同时，而我国人均GDP刚刚突破4000美元关口达到中等发展国家人均GDP水平。如此不协调的情况被学者们生动描述为“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其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医疗卫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均寿命普遍延长，造成老年人口激增。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生存压力加大，更多的人选择了不生育孩子，造成了新生儿缺乏的情况，致使新生儿比例缩小，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就是老年人保障和供养问题。2011年我国达到老龄化标准的城市和县的总数超过838个，我国城市参与养老保险的人达到了2.57亿人，同比2009年增长9.2%（约2157万人）保险预计支出是13420亿元人民币，同比2009年增长16.8%，这一数据在2011年年底达到了15365亿元，增幅达到18.7%。其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2010年年底，全国参与城镇基本医疗保障的人数4.32亿人，总支出达到了4309亿元人民币，两项数据同比2009年分别增长了17.3%和26.5%。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支出同比增长6.6%，敬老院数量达到39904个。这一系列的调查资料都仅仅是“养老工作”支出的一部分，看到这些不断增加的支出，老龄化问题给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可见一斑。
所谓“未富先老”，是指国家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可以肯定的是，减速老龄化或者逆转这一趋势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历史经验可以看出，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飞速发展同样伴随着老龄化，这一趋势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各个国家都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政策手段，老龄化这“一架马车”都没有停下的迹象。老龄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养老，而对“未富先老”的担忧正式基于我国经济和养老现状而提出的。从社会建设方面来看，“未富先老”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的全方面支持，更需要年青一辈提升自我能力，树立社会责任感。社会发展给年轻人带来的压力，尤其对其婚姻和生育的时间及生育数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年轻人的工作压力造成了对“家庭义务”以及“赡养老人”意识的淡化，使得“空巢”老人得不到应有的赡养的问题愈发严重。国家加大政策和教育力度，优化调整生育政策，加大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扶持，解决就业难问题，加大教育力度提升青年人的社会和家庭责任意识。中国家庭中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应适时得到改善，一方面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左右致使很多女性新生儿被非法检测堕胎。另一方面，男性在家庭中担负的责任和地位压力应适当得到家庭女性的分担，减少他们的养老负担。从加快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速度和老年化速度相适应，只有提升经济发展速度才能真正的解决“未富先老”问题。主要途径有三：首先，提升和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变粗放型生产到集约型生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优化改善服务行业现状，特别是对退休年龄和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出改善，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第二，加大力度投入科学技术对生产的支持，从过去的跟着国外技术发展的经济，转变为自主研发先进技术的模式，从而加快科学理论研究向实际生产应用转化的步伐。第三，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加大力度对无业人员的培训，充分利用我国独一无二的丰富人力资源，改善人力资源素质，促进劳动待遇升级，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使每一个劳动者发挥更大的价值，从而实现人民生活提升，工作就业压力的降低和收入水平的提升。
通过以上对“未富先老”问题的浅显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应对这一问题的决心和能力。只有将全方位的重视老年人工作，提升老年人保障水平，促进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实现人在年龄上的“公平地位”，构建和谐“赡养老人”的社会风气，促进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脚步更加平稳，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平稳快速发展这一系列工作落实到位，才能把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未富先老”问题控制好，解决好，才能最终实现我国人口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How to react the challenge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当代中国人口，蔡 访谈 2011 ，28 （16）
第4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对不同产业供求关系及各产业从业者的收入进行了比较，认为农业、林业、水产业为代表的采集业的生产是按劳动生产率递减法则进行的，而工业和大部分服务业的生产是按照递增的法则进行。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农业所占的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迟早会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会逐渐上升，劳动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并认为收入的差距会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从而集中于收入高的部门。后来克拉克进一步论证了配第的观点。他指出，随着经济增长，相对于农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增加；但相对于服务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就业人数却是在下降；也就是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加，劳动力会从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向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转移，而等到工业化完成后，劳动力又会从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这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的发生，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相对收入差异造成的，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配第—克拉克定律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而恰好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原动力，特别是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况且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无论是死亡率下降还是生育率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人口老龄化的恶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PGDP）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4]10-19。因此，鉴于就业人员流动、产值变化、人口老龄化都与经济发展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下面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抽取截止到2013年总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除个别国家数据缺失以外）进行分析。服务业就业人数（SE）、服务业产值（SP）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AP）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从图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左下角，特别是被圈区域内；而发达国家散布在右上角区域。2.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还是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比较落后，甚至落后于埃及和泰国。因此，继续产业升级很有必要，更好的进行产业间转换，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3.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和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简单地回归不能使它高度吻合（R2=0.419、0.5107），因此下面要针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得出确切的结论。
二、主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中国内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如无特别说明）。主要是研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选取1980—2013年OECD中主要的10个国家①。首先选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老龄化的指标（AP）；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的经济指标（SP）；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服务业吸引就业的能力（SE）；因为服务业大多都在城市里，城市化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U）；人均GDP（PGDP）和最终消费率（FCR）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对人均GDP取对数。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单位根进行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的平稳性，然后观察变量数据形成的特点，看是否可以对模型进行估计。并且为了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所以在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时，分别采用了LLC、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的四中检验方法。观察结果可以看得出，同质面板（LLC）和异质面板（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检验方法都显示数据在差分处理后平稳。而且模型中数据是在一阶差分后平稳的，因此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其次，对一阶单整序列的各变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而面板协整检验是由Pedroni在1999年提出的，是基于Engle&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检验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七个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的原假设为面板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当含时间趋势项时，GroupPP-Statistic和GroupADF-Statistic2个统计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当不含截距项或时间趋势项时，PanelADF-Statistic、PanelPP-Statistic、GroupADF-Statistic3个统计量分别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原假设是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进一步由于ADF-Statistic统计量的概率值是0.0013，它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得到了Kao检验进一步的证实。结果显示存在协整关系后，接下来运用Engle和Granger两步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即协整方程）。采用截面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估计（1）和估计（2）的DW值为1.852437和2.139226，它表明模型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而从调整后的R2和F统计量，又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相当好，也保证了模型结果的可信性。然后继续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单位根情况。在四种检验方法下，置信概率都为0.0000，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存在面板单位根），因此得出残差的原序列是平稳的。整个模型检验都表明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因此进一步以中的数据为基础进行长期均衡分析得到：两个估计式的结果都显示：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对服务业就业人数还是服务业产值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455210和0.356393，表示人口老龄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服务业就业人数将提高0.455210个百分点，对服务业产值将提高0.356393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就业人数与服务业产值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0.402772和0.465736），这与现实生活中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非常贴近，也符合发达国家现实情况（如第二部分分析的那样）；人均GDP对服务业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也验证了经济越发展，服务业越兴旺；最终消费率也对服务业有很好的影响，特别是对服务业产值（0.957035），这些也正迎合了当下两大主题“扩大内需”和“调结构”。模型中唯一对服务业产生负效应的因素是城市化，这可能取决于文中所取的国家是OECD中的1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大都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很多都在进行逆城市化，所以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影响显的相当小（-0.256236和-0.091134）。面板协整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长期均衡关系是存在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短期效应，以此来补充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人口结构变化过程，每年增加的比例都比较小，因此短期效果可能不明显，甚至可能出现错误或与现实不符，在此不在分析短期波动的影响。
三、结论
第5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计划生育谋变?――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政策
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浪潮的威胁。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曾指出，中国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4年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2026年送3亿，2037年将超过4亿。
这意味着，再过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总数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将是比美国还要老龄化的国家。
为防止老年人陷入贫困、发生社会灾难，中国从198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起，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
然而，问题仍很突出。美国华盘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的报告《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提出，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仅覆盖了整个劳动力的一小部分，私营的养老金系统刚刚起步；中国储蓄率很高，劳动者中却仅有少数人为其老年积蓄了足够的金融资产。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部分的老年人仍依靠子女度过晚年。
在中国甚至亚洲许多国家，依靠儿女的家庭养老模式是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但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经济比重的降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使得社会安全主要依靠一个大家庭的模式逐渐难以为继。
问题尚不止如此。尽管经济取得了令人眩目的增长，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当老龄化浪潮袭来时，中国可能仍然相对贫穷。有专家提出，“未富先老”是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即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养老制度需要改革，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但关键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本刊此次特别约请的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晓和北京香柏领导力机构特约研究员吕彦博认为，国际经验表明，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的重要时机。因此，应当尽快推出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政策措施。
读者来函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步入老龄化是每一个国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因此，目前来看养老已经成为了国家或是社会应该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是像日本那样提供给老人更多的选择，还是使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健全?各个国家该如何结合本国国情来应对老龄化的问题是一个值得长期讨论的问题。
北京孙子涵
解决养老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令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健全与发达。而且应该全社会普及保险制度。这样才能让老人们的晚年有所保障。中国也正在向全民保险这一方向迈进。
杭州李洁
网友观点
我是新加坡的学生，也是您的崇拜者，我向往成功，向往向您一样成功，以前觉得想李嘉诚那样的成功企业家是遥不可及，可是自从读了贵刊董思阳的专访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只要有信心有勇气和理想，谁都可以做那个最最20％的1人，我希望可以向您学习，也希望可以得到您的指导。
金融界网友
第6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基金 影响
人口老龄化及其表现
国际社会衡量人口老龄化的两个通常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10%，或者是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我们就说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881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96%，已经接近老龄化；据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的7.7%，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71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达到了1130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5%，比上年增长了3.22%，比7%的国际标准高了1.5个百分点，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我国都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
对任何经历着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主要表现有：
人口老龄化首先会造成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下降，导致劳动力短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虽然短时期内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但国家应及早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用工不足的挑战，这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会增大，如果劳动力出现短缺，很多岗位将不得不聘用一些高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税收提供者的减少与享用税收人数的增加，加上人均寿命的延长与人口出生率下降，势必对我国税收收入产生相应影响。同时，由于社会负担系数提高，表示未成年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支出大大提高，这样就将降低储蓄率。
人口老龄化将改变社会需求结构，老年消费品的需求会逐渐增加，并促使现有的消费结构发生改变。而从长期看，这种消费结构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尤其严重。首先，家庭养老方式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我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一、二代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婚育年龄，新的“四二一”家庭模式，让越来越多的子女感到照顾老人的负担沉重。其次，进入老年阶段以后，由于身体免疫机能老化，抵御疾病侵袭能力下降，患病几率增大，因而老年人对医疗保健和服务的需要远超过其他年龄阶段的人。有资料表明，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至5倍，发达国家目前医疗费用大幅度增长的原因，除医疗技术发展费用增加之外，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因此，随着老年人口总量的迅速增加，将导致医疗保障资金需求的迅速膨胀。到2020至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医疗保障费用的需求压力可想而知。
最后，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来的人均寿命的延长，在现有退休年龄不变的前提下，使得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期限随之延长，因此国家支付养老金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就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未来养老金的支付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逐渐减少，另一方面迫使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逐渐增加。本文将对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变量和样本数据的选取
由于养老保险起步较晚，所以本文的样本数据范围为1989-2008年，用老年赡养比（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作为人口老龄化的指标，用SYB表示，用YLF来表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费用，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见表1）。
由表1所知，1989-2008年我国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都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
其中老年赡养比有线性增长的趋势，为了避免数据处理中的误差问题，尤其是异方差，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取对数，老年赡养比是百分数，不取对数。两个变量都是不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都呈随机变动趋势。
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迄今为止，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是通过建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模型进行的，而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数据平稳的假定基础之上，但实际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如果对非平稳数据以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因果关系模型，容易产生伪回归。本文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滞后阶数采用AIC准则，用E-views6.0对序列SYB和Ln（YLF）以及一次差分后的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我国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原水平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以后都变成平稳序列，因此这两个变量都是I（1）的。
协整检验
按照格兰杰（Granger）对协整的定义，当两个变量是同阶单整的，才可能有协整关系，协整关系是指二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如果有协整关系，那么它们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否则残差中一定存在单位根。因此，检验协整性其实就是检验同阶单整变量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平稳。由于Ln（YLF）和SYB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对两变量的协整检验一般用Engle-Granger两步法。首先建立ln（YLF）和SYB的回归模型如下（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
In（YLF）=-6.6918+1.4018SYB+et（1）
（-8.71） （18.08）
R2=0.9769DW=1.4196F=327.0435
其次，对模型（1）的残差序列et进行平稳性检验，ADF值为-2.0164，1%的临界值为-2.6924，5%的临界值为-1.9602，因此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稳定，不存在单位根，说明ln（YLF）和SYB是（1，1）协整的。模型（1）是1989-2008年期间我国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老年赡养比每变动1个单位（即1%），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将同方向变动140.18%，我国老年赡养比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会随着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而扩大。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方程只是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回归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恩格尔（Engle）和格兰杰（Granger）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见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从滞后1阶到滞后3阶，YLF不是SYB的Granger因，而SYB是YLF的Granger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4阶的结论也是SYB是YLF的Granger因。也即是说，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是老年赡养比的决定因素，养老保险基金变动不显著影响老年赡养比；而反过来，老年赡养比显著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老年赡养比的变动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有决定性作用。
结论和建议
根据协整检验，尽管我国的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都不具备平稳性，但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就长期而言，它们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老年赡养比重每变动1个单位(即1%)，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将同向变动140.18%；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1989-2008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是老年赡养比的Granger因，我国老年赡养比是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Granger因，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而日益增加。
1989-2008年，我国老年赡养比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结合回归方程，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对数值也会相应增加，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本身则会呈指数化趋势的增长。在这20年间，老年赡养比年均增长率为14.53%，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从118.83亿增加到7389.6亿，年均增长22.94%，虽然老年赡养比的增长速度不及养老基金支出，然而在202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赡养比有幂指数增长的趋势，其年均增长速度将会更快，在此种情况下对养老保险支出的指数化增长趋势的要求将更加迫切，如果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长跟不上赡养比的发展速度，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就将更加严重。为应对这种紧张局势，可试着从两方面考虑：从结果的层面来讲，可以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但这无疑会给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带来更大的压力，极有可能达不到保障的目的；从原因上来讲，可以控制赡养比的增长速度，即是要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数，如放缓计划生育政策适当提高生育率、合理延长退休年龄等均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对于政策上大幅度的调整，需要专家们的斟酌探讨和政府的深谋远虑。
参考文献：
1.杨中新.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成海霞．走出人口老龄化的困境―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劳动保障，2006.8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4.祁峰.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生产力研究，2010.7
作者简介：
第7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组织行为 影响
一、组织行为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组织行为学是一门综合运用与人有关的各种知识, 来系统研究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学科。目标是研究在一定的组织行为中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规律。它主要探讨了个体、群体以及结构对组织内部行为的影响, 以便应用这些知识来改善组织的有效性。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了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三个部分。组织行为指组织中的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对组织行为的研究, 主要涉及组织中的社会心理动力、人际动力以及行为动力。
对员工的个体心理的研究, 就是研究个体的社会心理, 即个体在特定的社会部门和组织系统中, 因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来的心理现象。组织中的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 由于这种关系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群体, 要有效地达到管理目标, 就必须研究群体心理与行为等, 使管理者能掌握群体行为形成的原因, 并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控制。
二、老龄化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1.老龄化对组织人力资源的影响。老龄人力资源是宝贵资源。首先,老龄人力资源中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医学人员以及能工巧匠,他们积累了相当的知识、技术、技能和管理工作经验,这是社会的巨大财富。而且,当他们一旦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对以往的工作、经验、知识、技术进行总结和体会,如果在一种比较宽松、弹性较大的组织中继续从事适当的工作,其对经济社会的贡献是不小的。其次,以目前我国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为标准,这一年龄阶段的劳动力在体力上还存在很大的潜力,特别是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退休劳动力的体质状况不断改善,人们的体力、智力并不会因为退休而突然消失,因此,适度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其前景很广阔。
2.老龄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从人口结构上来说,老年人口比例在社会总人口中提高,形成有规模的群体,这部分群体依然活跃在很多工作的舞台上。我国有着较为悠久的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年群体的榜样作用为社会成员所广泛认可与接受。老龄员工会将自己的价值准则、道德规范和生活信息传达给年轻职员,进而会影响组织成员与顾客或其他外界成员交往的方式。人们也往往认为老年人经验丰富,很容易把他们的观念当做组织中价值目标的导向,这样人口老龄化在组织主导价值观方面也会对组织文化产生影响。
3.老龄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组织结构是指组织内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它描述组织的框架体系。它主要涉及企业部门构成、基本的岗位设置、权责关系、业务流程、管理流程及企业内部协调与控制机制等。组织结构直接影响着企业内部组织行为效果和效率, 从而影响着企业宗旨的实现。
组织成员结构方面呈老龄化趋势,必然导致组织出现中青年人才断层现象,中青年人才是任何社会机体所需的最富活力的影响因素,作为活跃在商业舞台的组织而言,需要相当数量的中青年成员是必须的。但是组织成员的老龄化,必然使老中青人员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倒金字塔形式。成员结构老龄化,老龄员工身居要职,必然不利于中青年骨干的培养,组织会缺乏活力,影响组织生产效率。若组织没有足够的中青年人才储备,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很可能陷入困境。
4.老龄化对组织激励制度的影响。组织中的年轻人面临着买房、买车的巨大压力,而且消费水平较高,所以对组织中中青年的激励应多采用薪酬和晋升等手段。但老年人往往不用面对车房的压力,而且较之年轻人而言,消费能力强,储蓄较多且欲望不是很强烈。所以,对组织中老龄成员的激励,应采取互动式的关爱,是他们获得人的社会方面的幸福感。以此激励他们的积极性和为组织奉献的主动性。
5.老龄化对组织创新的影响。组织中上了年纪的成员通常受到其他组织成员的尊重,又往往身居重要职位,得到组织的重视。他们经常靠过去的经验办事,导致组织创新水平下降。由于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加上“经验主义”的盛行,组织在科研中缺乏创新型的中青年骨干,由此引起的绝非是简单的生产效率的短期负效应,甚至会导致组织长期发展战略出现严重问题。对一个组织而言,没有一个健全完善的创新体系,就失去了在未来竞争中获胜的法宝。
三、对策建议
1.培养中青年人才,应对老龄化人才流失。中青年人才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因此组织应给予中青年有潜质的员工更多的培训机会,更多的晋升机会,使他们有广阔的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这不仅可以应对老龄人力资源退休时的人才流失,也可以提升组织员工整体素质,提升组织创新能力。
2.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很多组织中都存在工资和工龄挂钩的现象,收入按资排辈。要激发年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应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绩效评估系统。这不仅有利于个人和组织绩效提升。而且可以实现薪酬内部公平和效率目标。根据绩效付酬,不仅有助于打破老年员工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思想,而且可以鼓励青年员工多劳多得,因而实现薪酬的内部公平以及提高效率这两个目标。
3.提高老龄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充分利用人才。应提高老年员工的幸福指数,提高他们的满意度,鉴于老年员工的精神需求大于其物质需求,而且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远低于中青年员工。所以要激发老年员工的工作热情,不仅应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还应该给予他们真诚的关心,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给予老年员工良好自我表现的舞台,学会通过表扬及合理的绩效考核方法,来增加他们的成就感、培养老年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和归属感,使他们更积极的为组织奉献余热。
4.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老龄员工最关注的问题是“老有所养”,而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老有所养”的根本保证,也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战略措施。组织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应积极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使劳动者退休后有较高的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元佳.简述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J].知识经济,2009,18.
第8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摘要：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是养老保险主要的两种筹资方式。关于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主要梳理了国内学者对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储蓄和经济增长、社会总福利、人口老龄化、转轨成本这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最后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简单的述评。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
一、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储蓄和经济增长
在索罗（Solow）提出的经济增长“黄金定律”模型中得知，当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超过稳态的资本边际产出时，这一经济就处于动态无效的状态。在一个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引入现收现付制度将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而在动态有效的经济中，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经济增长率，基金积累制则是最优的选择。艾伦（Aron,1966）严格证明了在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利率时，引入现收现付制对个人的福利将会是一种改善。根据国外学者的基本理论，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国情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交叠世代和Ramsey增长模式，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的长期区别。他们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基金积累制具有更高的平均消费增长率、平均消费水平以及更低的税率扭曲。所以基金积累制更利于经济增长。
袁志刚、宋铮（2000）运用了两期叠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个人最优储蓄率的影响。同时针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上升。而且中国目前的个人最优储蓄率高于黄金律要求的储蓄率，所以降低储蓄率就可能带来帕累托的改进。
朱清（2001）从判断中国是否满足“艾伦条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选择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会造成中国的实际利率较低从而长期抑制国内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根据以上情况，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满足“艾伦条件”，所以我国现在仍然采用现收现付支付制度比较合理。
袁志刚、封进（2004）利用1986-2002年的历史数据说明了中国的实际总工资增长率大于以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或5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衡量的投资收益率。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现收现收现付比基金积累制更有效率。他们指出从效率角度看，如果中国未来中国依然能保证现收现付制度有较高的收益率，那么，就应该发挥现收现付制的代际再分配功能。同时他们提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如果经济按此趋势运行将会出现一个动态无效的均衡。在这一状况下，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更合适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二、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社会总福利
郑伟、孙祁祥（2002）从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两个角度对养老保险制度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不同的养老制度的优劣取决于具体的参数条件，并不是绝对的；第二，即使在一定参数条件下得出基金积累制是最优选择的结论时，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最优选择的冲突可会使基金积累制的制度选择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与以往的分别设定现收现付制模型和基金积累制模型不同，封进（2004）利用福利经济学模型推导出了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现收现付和基金制混合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最优混合比率。她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的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大于投资报酬率，或者当收入差距较大时，采用现收现付制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改善。所以她得出结论是我国仍然应该选择现收现收现付制度为主体的筹资方式，这种制度最终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水平。
何樟勇、袁志刚（2004）从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角度来考察两种筹资模式的影响。他们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实际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无效区域，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可以有效的改善资本积累过度的问题。如果在动态无效的区域实行基金积累制，那么这一制度不会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所以当前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轨时机并不成熟。
封进、宋铮（2006）应用一个一般均衡的代际交叠模型对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福利分析。文章采用中国的数据，对中国城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做了数值模拟，评价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并给出了最优的养老规模。文章得出结论是引入一个合适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社会总福利而言是一种改进。
三、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人口老龄化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给养老保险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压力。西方很多学者认为现收现付制具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支付的负担会日益沉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面对人口老龄化可能造成的现收现付制度的支付危机，国内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刘贵平（1999）研究了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际再分配功能产生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未来的年轻人的福利受到损害同时他们成为养老保险金的净贡献者。
朱青（2001）从总负担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基金筹资模式选择的影响。作者认为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的少儿负担率将趋于下降，未来人口总负担系数不会大幅度增加的，所以未来人口老龄化不会给社会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因而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筹资模式并不一定要转向基金积累制。同时作者还指出无论哪种筹资模式，从实物经济角度看，养老金计划仍然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所以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王海东（2003）从我国养老金计划的历史沿革和养老金计划的隐性债务角度分析，认为完全放弃现收现付制度在我国而言是不合适的，因为第一人口老龄化在可预期的将来会得到缓解，但是筹资方式的制度性剧变会付出较大的转轨成本。第二，现收现付制度内部也可以通过采用例如上调养老金缴纳比例、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手段以来应对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所以，作者认为如果改革的养老保险计划中没有现收现付制度因素的话，那个这个制度是不会成功的。
封进（2004）运用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内涵和再分配功能实现的条件。她的研究说明了年青一代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会导致平均福利的下降和代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动对福利的不利影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则有助于缩小代际收入差距，但是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未能提高时，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适用的空间十分有限。
程永宏（2005）构造了一个养老负担理论模型，从在职者养老负担率定义出发，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制度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放弃现收现付制度的合理依据，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造成养老保险的支付危机。支付危机的产生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那么即使是现收现付制也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曾毅（2005）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与养老金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作者认为我国必须利用今后2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机遇，努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带来的严峻挑战。
四、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转轨时机和成本
赵耀辉，徐建国（2001）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渐进改革始终忽视了激励机制的问题，才会使体系内资金缺口不断扩大。他们认为目前养老保险体系的社会支柱部分过于庞大，导致制度中的再分配功能削减了社会缴费的积极性。所以他们主张以建立完全的基金积累制来形成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机制。
孙祁祥（2001）研究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出现的个人账户空账与转轨成本问题。他认为做实个人账户才是中国养老筹资方式真正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的关键。同时文章的研究认为,政府应当负担转轨成本。政府可以通过使用政府经常性收入、出售国有资产、发行特种国债、发行福利彩票等方式来支付转轨成本。但仅仅依靠政府经常性收入来弥补转轨成本是不可持续的。
王燕等（2001）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模拟了不同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式对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不同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应该向可以持续的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金积累方法转变。他们的模拟结果表明：第一目前的现收现付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看如果保持这种方式不变会导致财务状况的恶化。第二在利用各种税收在支付转轨成本的情况下，使用个人所得税支付转轨成本能最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轻收入的不平等。第三如果采用一种新的社会保障税替代当前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养老金体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是同一的而且财务上可以持续的。
袁志刚、葛劲峰（ 2003 ）对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他们运用叠代模型和索罗模型分析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动态运行方式。他们分析指出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关键在于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是否得到满足。他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储蓄率高于黄金率水平而且中国的储蓄还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所以目前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向基金积累制是不合时宜的。
王红梅（2005）针对养老保险转轨中的隐性债务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空账”的概念。她认为对于统筹部分中缴费与给付不相连接的问题，可以在现收现付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实行名义缴费确定型的方式解决。
五、简单述评
首先，从储蓄和经济增长角度看，在外生增长理论和OLG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国内学者大多认为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偏高，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现收现付制度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筹资方式。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国内学者通过引入福利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人群、利益群体的分析认为一个合理的现收现付制度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这些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较好的分析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筹资模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缺少对中国地区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和财政压力不同，所以地区间差异的研究应该是将来的研究重点。
其次，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内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能完全转向基金积累制度，应该在筹资模式中保留一定的现收现付的比例。在关于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分析上，国内还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也没有明确的指出转轨的成本到底由谁来承担和以何种方式承担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文献研究中缺乏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的研究，以及一些政策变量例如养老保险税率，退休年龄，特征群体等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1］孙祁祥：《空帐和转型成本――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效应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2］袁志刚：《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3］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
［4］赵耀辉，徐建国：《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
［5］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激励与增长》,《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
［7］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2001:《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8］程永宏：《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9］朱青：《当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宜转向基金模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2期
［10］袁志刚、封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再认识》，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4
［11］王海东：《我国城镇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对比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年第1期
［12］袁志刚、葛劲峰：《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第9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省际流动人口；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2000年中国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快速人口老龄化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2016年末，中国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达到1500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0.8%，比2000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其带来的影响将更加广泛、突出以及深远，不仅会加重全社会的养老负担，而且会通过影响生产格局对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进入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探究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深化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呈现高度的线性正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99。但从截面上看，2014年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呈现出的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只有0.24，也没有表现出某种非线性的规律性，经济增长快速的省份老龄化程度并不高，反而一些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省份老龄化程度更高。2014年，上海的实际人均GDP最高，达到93289.96元①，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9.68%，全国排名第12名；重庆的老龄化率最高，达到14.12%，但其实际人均GDP只有33537.35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相对矛盾的现象？难道是因为经济增长与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它们之间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复杂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要理解这种整体与局部表现不一致的现象，就必须考虑中国各省份之间存在的大量人口流动。人口流动不仅直接影响各省份老年人口的比重，而且会对各省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4]。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数达2.21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数0.86亿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0-14岁人口数达705.72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8.22%，65岁及以上人口数达113.34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1.32%。到2015年末，全国流动人口已高达2.47亿人。如此多的人口流动，特别是跨省流动，必然会对各省份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使得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因此，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分析其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究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省际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根据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详见国家统计局。2000年，老龄化率高的省份主要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紧随其后，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最低，即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梯次分布。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迅速提高，重庆（11.72%）、四川（10.95%）分别位于第一、第二，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增长放缓，上海（10.13%）甚至出现降低，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平稳上升，即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西部崛起、东部回缓的分布。2014年，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增长进一步回落，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进一步平稳提升，即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与2010年保持相近的分布。为什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格局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影响各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人口进行跨省流动。由于大量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不再按原来的趋势发展，改变了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分布特征。从省际流动人口的规模上看，2000年跨省流动人口数为4241.86万人，占年末总人口数比重3.41%，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数为8587.63万人，占年末总人口比重6.44%，十年间跨省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了约2倍，比重上升了3.03个百分点。分省份来看，除山西和云南外，各省份的净流入率2010年的绝对值均大于2000年的绝对值，其中两次人口普查净流入率的绝对值都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赵令锐摘要：由于大量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改变了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使得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复杂是最大的上海2010年的净流入率达到37.91%。而山西与云南的净流入率绝对值没有增加，主要是因为它们由人口净流入省变成了净流出省。因此，省际流动人口的规模在逐年增大，各省份间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其影响程度也在逐步加大，省际流动人口的增长必然对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从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动区域上看，2000年到2010年大部分各省份净流入率的正负方向保持不变，只有山西和云南的净流入率由正号转变为负号。人口净流入的省份主要在东部地区，2010年净流入率①较大的依次是上海（37.91%）、北京（34.52%）、天津（21.01%）、广东（19.76%）、浙江（18.32%），这五省份的净流入率在2000年也是名列前茅。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2010年净流出率②较大的依次是安徽（14.97%）、江西（11.64%）、湖南（9.90%）、四川（9.67%）、贵州（9.45%）、重庆（8.88%），这些省份的净流出率在2000年也都较大。因此，省际流动人口主要从中西部地区流出，流入东部地区，大量的流入人口使得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增长放缓，而大量的流出人口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上升加快，改变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2010年14-64岁人口数达7768.57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90.46%，其中超过1000万人的四组分别是20-24岁（19.43%）、25-29岁（15.04%）、30-34岁（12.56%）、35-39岁（12.82%）③，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只有1.32%。因此，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轻，跨省流动的绝大多数是劳动力人口，年轻人口比重高，老年人口比重非常低，大量的劳动力人口跨省流入通过增加东部地区的常住人口数从而降低流入地的老龄化率增长，大量的劳动力跨省流出通过减少中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数从而加快流出地的老龄化率增长，使得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
三、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若没有省际人口流动，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也将呈现简单的线性相关，但实际上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人口进行跨省流动，改变了各省份的人口结构，使得经济增长与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复杂化。参照宋健（2006）、张航空（2015）的分类方法，根据各省份2000、2010年的人口净流入率的数值，可以把31个省份分为三类地区：净流入区、净流出区和零流动区，如表1所示。净流入区是指人口净流入率为正的省份，包含14个省份；净流出区是指人口净流入率为负的省份，包含15个省份；零流动区是指人口相对流动较少的地区，只包含2个省份。接下来分别分析各类区域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数的关系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关系。判定系数为0.6673，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是相对较高的。但比式（1的判定系数要小，说明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拟合程度不及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的这两者的拟合程度。但是，由于本文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探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判定系数的大小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双对数关系。（三）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包含东部的河北与山东、中西部的大部分省份，它们都是人口净流入率为负且2010年的绝对值大于1%的省份。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由于大量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从该区域流出，不仅使得当地省份常住人口总数的增长缓慢，更重要的是造成该区域内各省份的人口结构呈现中老年人口比重偏高的倾向，从而加速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人口净流出率越大，对该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率产生的影响越大，不少省份表现出人口老龄化率快速上升的现象。在收集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15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基于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经豪斯曼检验发现F统计量为18.5706，P值为0.0000，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如下的估计方程：lnPGDP=5.5336+0.4286OLD(78.5499)(48.7744)R2=0.8900（3）估计方程式（3）表明，人口老龄化率与实际人均GDP对数的关系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关系。判定系数为0.8900，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是较高的。比式（1）的判定系数要大，常数项和人口老龄化率的系数的T值也都比式（1）较大，说明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拟合程度要高于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的这两者的拟合程度。因此，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也呈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
四、结论
本文从人口流动的视角试图探究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两者的关系在中国总体上与在分省市上表现出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结论：（一）由于大量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深化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省际流动人口不仅在规模上逐年增大，而且在年龄结构上也以劳动力为主体，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减缓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长，加快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上升，改变了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二）省际人口大量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省际人口的流动，不仅解决人口净流出区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还为人口净流入区提供其所需的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据分析也表明人口净流入率与实际人均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三）基于各省份2000、2010年的人口净流入率的大小，把31个省份分为零流动区、净流入区、净流出区三类不同的区域进行分析。在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双对数关系，其关系的密切程度要低于零流动区；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也呈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其关系的密切程度要高于零流动区。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负向相关，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复杂关系，本文也仅是从人口流动的视角进行分析，考虑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对这两者的关系的影响。事实上，人口流动只是影响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一个因素，还有众多其他因素同样会对这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因此，本文的结论只是一个探索性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郑伟，林山君，陈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08）：3-38.
[2].邹湘江，吴丹.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J].人口学刊，2013，（04）：70-79.
[3].张航空.人口流动对中国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J].人口学刊，2015，（01）：95-102.
[4].李晓阳，林恬竹，张琦.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互动研究———来自重庆市的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15，（06）：4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