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参考文献：
第2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 考古学 学术规范 公众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认为，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北宋时出现的“金石学”，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铜礼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中国考古学经过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与多个学科融会贯通，采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如C14测年、热释光、卫星遥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学、材料、计算机等方面的成果，充分应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水下考古等多个专门考古分类。在教育体系中，中国的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201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考古学正式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宣传，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电视栏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遗址现场发掘的直播，都向公众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识，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热潮。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与当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尤为必要。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正确处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虽然与狭义的历史学都是为了研究古代人类历史，但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首先，两者研究的对象即处理的材料不同。历史学主要是处理来自过去的文献，而考古学主要处理过去的实物遗存。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
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考古热潮与田野发掘规范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
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
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
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3 公众考古学与当代社会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主要研究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及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宣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即2号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一项考古发现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十分罕见的。⑨这不仅是因为曹操是中国大众心目中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热潮关系密切，还出现了很多“质疑”曹操墓造假的声音，迎合了民众的猎奇心理。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Z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
注释
①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3（5）.
② 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让材料牵着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J].考古与文物，2012（1）.
⑥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刘莉.“文物保护航母”开进考古现场[N].科技日报，2012-5-5（3）.
⑧ 李韵.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报，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N].光明日报，2010-1-26（3）.
⑩ 柳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任何人都有质疑考古结论的权力[N].光明日报，2010-1-5（3）.
Z 杨雪梅.考古不再“纯学术”？[N].人民日报，2010-1-24（12）.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7.
[2]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
[3] 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伦福儒.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第3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书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作者：徐坚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横跨河南安阳洹河两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工作。甲骨卜辞、青铜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宗庙、王陵、族邑聚落遗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遗址等残留遗迹，将《史记—殷本纪》等史书中对商朝半历史半神话式的寥寥数语记述，在实际物证支持下变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实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安阳发掘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对塑造嗣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影响极为深远，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国前两代考古学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作者徐坚博士看来，如果过度强调安阳这一“主流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恰恰是这些未受关注的、已被遗忘甚至遭到贬抑的“暗流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简单地满足于按照年代关系汇总发现和研究，罗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事迹，而应该充分地展现学科范式形成和嬗变过程中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主要从人员和机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证和理论之别等三个角度来厘定暗流传统。
例如，史语所郭宝钧主持的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青铜时代墓葬发掘，吴金鼎在苍洱之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具有超越安阳的重大价值。在史语所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学与国学研究机构、各省公共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间考古学组织，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参与力量。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物收藏传统与金石学、器物学研究，甚至“非科学”的遗迹盗掘、公器私藏与古物流通，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能说毫无助益。具有乡土史、人类学、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暗伏于特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主题中，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的考古学史体系、发掘方法和类型学分析被“有意识、有倾向”地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融汇结合。可以说，这些暗流传统的脉络，既与作为主脉的安阳传统相互呼应、交织糅杂，又显示出独特的人员、地域、学统和理路。
在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的安阳，也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本国与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之间的角力和斗争，以及在发掘、保管和阐释各个环节中的冲突与矛盾。虽然史语所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从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乡土文化保护意识、文物在地保护倾向以及发展本地博物馆等考虑，曾抵制史语所的安阳发掘，使其短暂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语所按照每亩地每年180元标准支付的天价地租，依然让当地村民觉得“阻挡财路”而愤懑不平，导致猖獗的盗掘屡禁不止。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顾立雅亲临安阳考察时发现“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见方的盗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铜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场，其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甚至胜于大部分田野发掘遗物。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政治的考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安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采用“回访”、“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试图审慎而准确地部分复原历史的错综面貌，让那些“隐匿的多数”、“执拗的低音”重新发声，于是我们就能在书中读到关于一国一地一家的细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学家、金石学人、盗掘乡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险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织映出的历史图景。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如小说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节”，或许当数在安阳发掘之前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与发掘。
新郑李家楼大墓在偶然中被发现，地主李锐并不接受知事上缴铜器的劝说，反而将菜园井坑所出铜器当成私家财产，待价而沽甚至已经售出。到底应当公藏抑或私存？驻军靳云鹗部迅即介入，在多通电文中反复申明，“此项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实系中华国粹，片铜寸铁，皆足宝贵，应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锐联络北京一带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诸件。
第4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系，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丰富的图书文物资料、良好的教学实验设备，学科水平居于国内外领先地位。
二、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以中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和田野考古为基础，将中国北方、中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考古作为教学和科研的重点，把培养学生田野考古操作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首位，为考古学注入新鲜血液。
三、中山大学：
第5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刘庆柱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学科评审组专家。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
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德国考古研究院、瑞典东方博物馆、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墨西哥国立人类学研究所、秘鲁国立历史博物馆、埃及开罗大学、印度国立博物馆、巴基斯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越南考古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海外著名大学、学术机构进行学术讲演、访问研究。
曾先后参加并主持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秦汉栎阳城遗址、西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等考古勘探、发掘。已出版考古学专刊、专著、论文集十余部，二百五十多篇。
专业介绍
考古学（本科）
门类：历史学
学制：4年
授予学位：历史学学士
简介：考古学就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按照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考古学可具体划分为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及各种特殊考古学等分支。本专业培养具备考古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学习内容包括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考古学多学科交叉发展趋势和世界考古学发展概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接受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博物馆学、文物学理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古代汉语、史料学、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古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根据阳光高考网的统计数据显示，该专业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性别比例：男47%：女53%；近几年全国就业率区间：2010（85%～90%），2011（80%～85%）；该专业全国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科学技术史等。
打开电脑，输入“刘庆柱”进行搜索，关于刘老个人经历的介绍性文字不多，更多的是他那一长串的研究成果。9月初的一天下午，记者带着众多读者对考古专业的好奇，敲开了刘老的办公室。“请进。”随着一声底气十足的回应，刘老起身，笑容满面地招呼我们进门，桌上早就备好了茶叶、水杯。
刘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很多，面色红润，腰板挺直，精神矍铄，言谈间思维非常敏捷。两个小时的谈话，刘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的大门，让我们体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穿越，考古，原来如此神奇！
大学招生指南：您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刘庆柱：考古学是研究时间的科学。考古学所研究的时间，跟物理学研究的时间有差异。物理学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从物质结构角度来研究时间，而考古学则是以时间为轴，研究以人为对象以及和人相关的环境的科学，是一个更大的时空人文概念。因此说考古学也是人学，研究人的科学。人类通过考古了解自己从过去几百万年，几十万年一直到现在，历经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何种因素引起的。比如现在的各种疾病，以前就有吗？还是以前没有，现在变异了？找出发展变化的因素，就能为现在各种疾病的治疗提供有力的参考。
19世纪中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门大学科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考古学，因此考古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的很多方法论都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却不单单局限于物品本身，而是透物见人，通过所发掘的物品，推断当时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机构、主流的思想文化，等等。
大学招生指南：我们该怎样理解考古学所研究的范围？
刘庆柱：如果划定一条时间分界线，分出古代和现代，分界线一侧的古代时空范围都是考古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人类的历史大约是2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按中国来说才4000多年，不到整个人类长河的百分之零点几。因此要想弄清楚历史，必须要通过考古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的问题都要考古学来解决。
我总说我这一辈子越干越觉得有点失望，失望在哪儿呢，好多东西越弄越不清楚了，越干越没头绪了。我总对我的学生说，你们年轻赶紧写，别到了像我这个年纪，前怕狼后怕虎总感觉没说透，下笔总有犹豫。但后来我也考虑，对于没有完全说透的东西也要辩证看，要是所有东西都说透了，那就没有科学了，科学就结束了。我能把科学做到头吗？不用说科学，就是科学的一个方面我也做不到头，因为它是滚动式的，发展的。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否定之否定。真理都是阶段性的，没有永恒的，都是相对的，相对于这个时空阶段的认识论，认识基础，你只能看到这一步，而人的一生相对于你所要研究的东西来说，时间太短。所以考古学是永远奋斗不完的，既有魅力，也有挑战力，还有想象力。在这里你不能停步，也停不了步。
大学招生指南：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考古学呢？
刘庆柱：我初中那会儿就对历史、文学感兴趣。到高中时开始对哲学、世界史比较感兴趣。因为当时我家离图书馆很近，看书很方便，就去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但后来我就觉得关于好多事情的评论反反复复的，反而弄不清楚了。比如历史，这中间还不是简单的好与不太好的说法区别，有可能是是与非、红与黑的差异，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怎样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没有更科学、更先进的办法去验证？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后来我就接触到了考古学，这是拿物说话的，这些被挖出来的东西，它本身不会带有立场、观点。但是写东西的人就有立场，有观点，尤其写作者是跟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政治、当时的经济、当时的文化有关的人。比如，不会说自己的民族不好，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最优越的，等等。但世界上没有“最”字号的，你要是最优越的，难道别人都是二等的！其实，世间万物没有绝对，恰恰是人类把许多东西说成了绝对。因此，想弄清楚事物的真实面貌，就得找些更客观的，更科学的手段去验证，才不容易被某些人为的资料所左右。
大学招生指南：您实际接触到考古后，感觉它跟您想象的一样吗？
刘庆柱：好像没差距。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关注点不在其他方面，就想着能够发现些什么东西，解决些什么问题；另一方面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生活条件的反差没那么大，现在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70年代冬天都是用煤球炉子，里头外头一样冷，夏天里头外头一样热。可能有时候在地里头感觉还比家里要舒服点，但也不好受，像五六月的时候，钻到玉米地里去考古，那时候，地里玉米都长高了，人站在空地上都觉得热，钻到玉米地里头闷得很，钻探又不能穿长袖衣服，玉米叶子拉得身上一道一道的口子，很难受。但如果发现了重要遗迹现象，什么难受都全被抛之脑后。如果兴趣点不在考古的人去那样的地方，奔着钱去的，却找不到钱，那他才难受呢。
80年代考古的时候，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有一阵子我们租住的是农民搁放农具的房子，房子分两层，上头放粮食，下头住人，因为放粮食的房子得保持通风，到了冬天，不刮风还好，一刮风四面透风，睡觉的时候煤球炉子一封，屋里放一盆水，不一会儿就结冰了。半夜里，老鼠在头顶上噔噔噔地跑，跑着跑着，“吧唧”就有一只小老鼠掉下来。但那时候我天一亮去做发掘，晚上回来写东西，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也就不觉得苦了。所以说，人必须得有个奋斗目标，有奔头，有了奋斗目标，有了奔头，其他无关的东西也就淡化了。
大学招生指南：您对考古学如此着迷，考古学的意义具体都表现在那些方面？
刘庆柱：只要你认为关于人的有趣的问题，考古学都能给你解答，风水问题、疾病问题、算卦问题……考古学都能给你一个科学的解答。比如，古代的皇帝迷信吗？为什么外国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中国故宫里头核心建筑是太和殿？看似普通的建筑，它传达出的是一种政治理念，是谁服从谁。皇宫里头唯一有的庙是太庙，太庙不是供奉释迦摩尼的，是供奉皇帝的列祖列宗的，以此证明皇帝身份的合法性，是对自我的一种证明。这就说明了国家的性质是政教合一还是国家至上。清朝的皇宫跟唐朝的皇宫有什么区别吗？没有，这就是对国家核心文化的认同。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多民族共同体，同类项体现在哪儿？中华民族普适的文化价值在哪儿？等等，这些都是考古学家探究的物质文化要表明的东西。
考古学就是通过研究过去掌握对现在仍起作用的规律，或是通过研究过去，解决用现在的办法解决不了的难题。比如90年代论证三峡大坝的可行性，大坝多高的蓄水水位合适？虽然考古学无法解决诸如大坝可以承载多高的水位，引起怎样的生物变化这样的问题，但通过考古学可以找出历史上这个地方的水位最高达到过哪儿。当然，仅仅凭借考古学找出历史水位高度，不表示最大承载量能到这里，还需要去找物理学家做计算，找地质学家看岩石的性质能不能承受得了。
比如现在研究气候，考古也研究气候。说现在气候变暖了，你怎么知道气候变暖了，得有对比才成。2000年前的气候怎样，1000年前的气候怎样，得形成一条曲线图，从历史的长链条来看才能够找出规律。考验真理最主要的根据就是时间，真理都应该放到时间这个长链条里头去考察，在时间隧道中就可以得到证实。比如对全球变暖原因的探讨，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空气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吗？三千年前北京地区气候温暖还有象呢，后来变冷了，到2000多年前又变暖了，这是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导致全球变暖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各占权重多少得说清楚。不能为目的性而一味地夸大某些原因，这其实是人为地将学科割裂，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考虑分析问题，难免得出片面的结论。
考古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应该说是未知数很大的科学，很具有挑战性的科学，既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也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被考古学采纳为己所用，那些考古学要去研究解决的很古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是很先进的问题，挑战性也就在这，光解决古老的问题就失去了趣味，古今结合才会有用。所谓：“有为才有位，有位得有为。”因此考古学得有所作为，对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如果纯粹是为古而古，那是没有意义的。
大学招生指南：谈到学科之间的联系，您对当前的学科教育有什么看法？
刘庆柱：学科是人分的，所有的学科都有优点也都有局限，认识到这个，就要注意多学科结合，注意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然而我们当今的时代，不像柏拉图那个时代，不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因此作为个人，必须有一个切入点。爱好自然科学，可以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去展开，爱好人文科学可以从哲学、历史、文学等切入，得选一科，不能一把抓。
教育有教育的规律，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分学科是必然的。学习真像盖房子，先要打好地基，先专后博，不断联系学习，一点点地积累。但头脑中始终得有用联系观点看问题的弦儿，比如搞学术研究都需要有个学科带头人，他虽然不做某些方面的具体研究，但知道相关的联系，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需要研究的。
大学招生指南：您对要选择考古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第6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美术考古 叙事特征 宗教美术 学科关系
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1.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
2.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
3.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1.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2.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
3.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2-6]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3.1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指导的必然结果。
3.2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
3.3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4]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第7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实验室，看看考古学家在室内都做些什么吧！
考古学家在实验室内通过对文化遗物的研究解决哪些问题呢？文化遗物能为我们提供哪些信息？考古学家能获得什么样的新发现呢？
一般来说，野外发掘的人类遗物都需要经过考古学家复杂而细致的整理之后再深入研究。其整理和研究一般包括室内清洗、加固保护，以及修复、加标签、分类（分组与排序）等工作。有些物品需要制作卡片进行详细的描述，然后进行其他科学分析。这些工作虽然是基础性的，但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而且非常耗时。这些工作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每一项都必须由拥有专业技术的考古学家才能处理。
就说文物清洗吧，做这项工作，就要像妈妈洗衣服_样，必须分类进行，否则清洗溶剂会破坏文物的内在结构，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在修复工作中，最有意思、也是花费时间最长的就是拼合研究。虽然听起来很专业，但这项工作却与我们经常玩的拼图游戏非常相似。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在博物馆中的一些陶器上发现裂纹或者白色的石膏，这就说明这一陶器是由考古学家用碎片重新拼合起来的古器物。（哈哈，现在多玩玩恐龙拼图游戏，说不定将来能帮助你顺利完成恐龙化石的拼装呢！）
做完这些基础工作以后，考古学家就要动用高科技的仪器，比如X射线分析仪、光谱分析仪、全自动粒度分析仪等做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啦！考古学家需要解决文化遗物中可能存在的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年代问题。在考古学诞生以后，考古学家们非常注重遗存的年代问题，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年代分析方法。随着20世纪50年代放射性碳十四（14
其次，考古学家就要对遗物、遗迹展开研究，解答更多我们关注的问题。
“古人”使用了哪些技术？
考古学家通过对人工遗物的研究发现古人类运用过的技术，如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陶器的轮制技术，青铜器熔铸技术和锻铸技术，铁器技术，以及房屋建筑（杆栏式、地面式、半地穴式等）、修河、筑城（版筑、夯筑）等技术。
“古人”吃什么？
这个问题一般通过自然遗物的研究来解答。自然遗物一般包括植物、动物等，其形态并不是人类行为直接造成的，更多的是人类生计的残留物。对于考古学家来讲，古食谱及其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是重新认识古代社会和进化过程的关键。对植物遗存和动物遗存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互动及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等信息，为研究和了解农业的起源等提供更多帮助。食谱研究分析是目前考古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其主要资料有植物遗存、动物遗存及人体遗骸等。
“古人”住在哪里，如何居住？
古人的聚落一般位于靠近河流的地方，如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一般选择在现今河流的三级阶地及更早的阶地，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一般选择二级阶地，而夏商时期一般选择河流的一级阶地。而如何居住则包括古人如何建造他们的房屋以及安排房屋之间的空间关系，如南方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形成了木构杆栏式建筑，而北方地区则形成半地穴和地面方形或圆形的建筑结构。
“古人”来自哪里？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的先哲屈原，当然也一直困扰着我们现代的很多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女娲造人”的传说，西方创造了“上帝造人”的神话。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据分子考古学研究，我们和非洲黑猩猩的基因相似程度达到98%，所以它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近亲”。
开始准备吧！
体验了考古学家的发现过去之旅，是不是觉得考古研究特别有趣且特别有意义呢？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现在就开始准备吧！
1.熟悉考古学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准备好记事本和照相机。在你去博物馆、陈列馆、遗址、考古现场参观时，把感兴趣的内容记画在本子上，并附上照片。你也可以搜集报纸、杂志上有关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在赏析和品鉴文化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2.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涉足人类及其文明的探索往往是好奇心驱使的，但有些人浅尝辄止，常与新发现失之交臂。考古学的探索是鲜艳的，是激动人心的，但过程也是漫长的，我们必须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能走得更远，看得更广，取得更大的成绩。
第8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克里斯托弗・霍克斯在1954年指出，用考古材料解释人类行为存在一个递增的难度等级，技术是最容易的领域，而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乃至于意识形态则表现出急遽上升的难度。这个说法后来被简称为“霍克斯难度等级”（1）。在霍克斯所处的时代，除了类型学和地层学以外，还没有多少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对考古资料进行研究的成功的实例。在考古学研究中，如果实物证据太少，单单依靠各种推测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要深化考古学研究，必须采集各类信息，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强调多重证据。这样，在认识古代社会的过程中，除了依据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物质形态特征，把握一个考古遗址或一个考古学文化在时空框架里的位置及开展一些探讨以外，如何从其他角度获取各种信息，如何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类型学和地层学等研究以外的多种实证性认识，成为考古学界广大研究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鉴于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如国土的地域范围大、历史延续的时间跨度长，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多，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数量少等原因，自中国考古学建立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注重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做好文化谱系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扎扎实实地夯实这个基础，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大体完成的基础上，考古研究人员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尝试着进行新的探讨，力求对考古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拓展，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得以建立和推进，这些努力和实践对于实现考古学探讨人类历史的最终研究目的是十分有益的。近年来，不少研究成果都与研究社会相关，也有一些涉及到探讨古代的生业。《南方文物》编辑部高瞻远瞩，适时推出“生业与社会”栏目，这一举措对于促进考古学研究，意义重大。编辑部嘱我作文，阐述对设立此栏目的认识与感想。鉴于研究古代社会基本上已经成为考古研究人员的共识，这里主要围绕生业进行阐述，首先介绍生业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然后探讨其研究结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展望。
一、 生业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生业涉及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农业和手工业等。要做好农业研究，首先是做好植物考古。植物考古涉及植物遗骸、木材（炭）碎块、植硅体、淀粉粒等各种植物遗存的研究。在田野考古和实验室中应用科学的古代植物样品采集和提取方法，有效地获取古代植物遗存;通过科学的鉴定，确认考古遗址出土的各种植物遗存的种属并进行定量分析，可以把握古代各种农作物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的农业生产、消费方式及发展规律，认识特定植物在祭祀行为及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意义等。而利用植物的生态习性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进行复原，还可以认识古代人类活动对森林环境的影响等。
畜牧业属于农业的范畴，要做好畜牧业研究，就要做好动物考古。动物考古是指在田野考古中建立科学的采样方法，有效地获取古代动物遗存，运用形态学研究、碳氮稳定同位素和锶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方法，确定出土的古代动物遗存的种属、部位、年龄和性别，逐步确立判断考古遗址出土的各种家养动物的系列依据，通过定性定量的分析和研究，把握古代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探讨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居民获取动物作为肉食资源的多种方式及利用动物进行祭祀、随葬、战争和劳役的特征和规律，探讨古代动物种属反映的文化交流等。
手工业研究涉及多个领域。概括起来说，就是发掘和研究与制作陶瓷器、青铜器、石器、玉器、骨器相关的作坊遗迹;通过使用各种测试、分析和观察的仪器设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陶瓷器、青铜器、石器、玉器、骨器及相关遗物等进行各种分析、观察和研究，认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类器物的成分、结构和制作技术特征等各种生产工艺状况及其发展变迁，探讨各种原材料的来源，研究文化交流及人类的一些特殊活动等。
除农业和手工业以外，还有对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利用的研究也属于生业的范畴。对各个地区的金属矿产资源、早期采矿、冶炼和铸造及制盐的遗迹和遗物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当时对多种金属矿产资源和食盐资源的控制、开采、调配和利用，认识金属和食盐的开发利用过程（2）。
二、 生业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生业与社会是古代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既各司其职，又相辅相成。这里主要以中原地区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址的生业形态发展过程为例，探讨其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当前开展的生业领域的研究属于一个创新的实践，现有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对单个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主要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和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而对于其他时期只能以文化为单位进行概括了。
殷墟的整个生业特征为完全具备长距离地获取铜、锡、铅等金属和盐业这些重要资源的稳定的生产链;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小麦、麻等农作物，具备用于垦地、中耕和收割的数量众多的各类农具，甲骨文中已经包括后世多种农业耕作技术的雏形;存在狗、猪、黄牛、绵羊、马和鸡等家养动物，甲骨文中大量使用家畜进行祭祀活动的记载，证明当时饲养的家畜数量很大，可见畜牧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在手工业方面存在多个制作陶瓷器、青铜器、石器、玉器和骨器的作坊，用于制作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生产流程明确，制作工艺成熟;此外，木器、漆器和纺织业也比较发达，而具备制作马车的技术在当时应该属于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3）。
二里头遗址整个生业特征为初步具备获取铜、锡、铅等金属和盐业这些重要资源的生产链;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这样五种谷物;存在狗、猪、黄牛和绵羊等家养动物;家养动物除供应肉食外，还用于祭祀和礼仪制度，存在对绵羊进行次级产品开发的行为;依据DNA研究，绵羊都是属于谱系A的，黄牛主要属于T3型。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黄牛和绵羊既有本地土生土长的，也有不是当地出生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家猪、黄牛的碳十三值以C4类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绵羊的碳十三值偏近于C3，以食草为主。当时已经具备生产三元合金的青铜器，但是成分配比尚不稳定。用快轮制作陶器，出现专门用于礼制或贵族专用的陶器生产部门;石器制作为磨制，石料来源多样化;玉器和绿松石制作技术专门化;出现具备模式化和规范化特征的制骨作坊，骨料以牛骨为主（4）。
由于迄今为止尚未对早于二里头遗址的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的单个遗址做过像殷墟和二里头遗址那样全面的研究，这里只能对龙山文化的整个生业特征进行归纳。现有的研究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这样五种谷物。当时也存在狗、猪、黄牛和绵羊等家养动物，存在对绵羊进行次级产品开发的行为。依据DNA研究，绵羊都是属于谱系A的，黄牛主要属于T3型。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黄牛和绵羊既有本地土生土长的，也有不是当地出生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家猪的碳十三值以C4类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黄牛和绵羊的碳十三值位于C3和C4之间，但是黄牛的碳十三值偏近于C4，绵羊的碳十三值偏近于C3。当时的铜器主要是红铜，也有砷铜，但是没有发现三元合金的青铜器。陶器制作以快轮为主。石器制作以磨制为主。玉器制作以片切割开料。没有发现制骨作坊，从现有的骨器看，当时制作骨器的骨料以猪骨和鹿骨为主。
再追溯到早于龙山文化的仰韶文化。对属于仰韶文化的单个遗址的生业特征同样尚不清楚。现有的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当时的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水稻所占的比例极小，没有发现其他农作物。当时的肉食来源主要是家养动物，以猪为最多，还有狗，没有发现黄牛和绵羊。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出家猪的碳十三值以C4类为主，和人的食性相同。当时没有金属器。陶器制作以慢轮为主。石器制作以打制为主。玉器制作时以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开片。没有发现制骨作坊，从现有的骨器看，当时制作骨器的骨料以猪骨和鹿骨为主。
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把二里头遗址和殷墟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二里头遗址的生业状况在一定范围内是殷墟的生业状态的雏形，殷墟遗址的生业状况明显的高出一个层次，表现出全方位的规模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把龙山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龙山时期的生业状态应该是二里头遗址生业状态的雏形，二里头遗址则出现规模化的趋势。再把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仰韶文化没有大豆和小麦，水稻的数量极少，数量最多的家养动物只有猪，没有发现黄牛和绵羊，没有发现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的制作工艺水平较低。由此可以看出，从生业的角度观察，相比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龙山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之间的那种雏形与规模化的关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其特征是缺少几种主要的生产力要素。应该说生业发展过程中最为明显的分界线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而在二里头和殷墟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同。即生业状况到龙山文化时期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另外，到殷墟时期，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的新的因素也是值得重视的。
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提出以下4点认识。
1. 自距今5500年到距今4900年左右，中原地区主要通过种植粟和黍、饲养家猪作为获取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的持续发展为当地的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中原地区生业的稳定发展这个基础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 自距今4500年到距今3500年左右，中原地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包括传承原有的技术、引进和开发新的生产力在内的整个生业形态的发展，全面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的趋势，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得到明显的加速。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了自然环境相关因素的有力支撑，包括了部落之间的战争在内的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由此开始了这个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二里头遗址就是这个进程中最为典型的缩影。
3. 自距今3300年左右开始，殷墟王朝的出现全面展示了早期国家的繁荣。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遗迹和遗物证实了这个国家初具规模的礼制、社会结构及其他方面的实力，甲骨文记载的内容也全面反映了当时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先进性。生业的稳定发展依赖商代统治阶层的有效管理，而经济的繁盛也为晚商政权的延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4.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文化交流。比如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阶段出现的最早起源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以及铜器，产自南海的宝贝，具有典型的山东地区、南方地区文化特征的陶器等等，这些在中原地区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到殷墟出现的家马更是引人注目的。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新的生产力要素的介入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这些介入也在社会进一步复杂化、加剧等级化的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 展 望
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我们所知的一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内涵是以多个考古遗址的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共同特征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相比之下，我们对于一个遗址的生业进行过全方位研究的实例屈指可数，而填补一个类型、一个文化的生业内涵的空白更是还有许多许多工作要做。而把这些研究成果与社会结合到一起思考，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和遗址的内涵所不可或缺的。
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做好生业的研究，突出考古学的区系类型观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从事的每一项具体的生业的研究，首先都是针对具体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开展基础工作的。我们的第一步认识都是通过研究特定遗址的具体对象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区系类型的观点为指导，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对特定遗址的生业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它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自己的新看法和其它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它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归纳自己的认识。而如果其它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遗址数量还不多，我们则要努力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层面上提出的某个生业领域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的工作之上。
第二个方面，要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某一生业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这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和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具体生业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它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整个国家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生业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必须建立在对多个文化的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的工作之上。
由此可见，强化生业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生业与社会的探讨，大有可为。这个栏目应该积极创新、特色鲜明、主题明确、内容独到。刊登的文章可以如本期栏目一样，是由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的一枝独秀;再进一步，还应该是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植物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并驾齐驱;再进一步，更应该是包括陶器制作工艺研究、冶金考古研究、玉器制作工艺研究、石器制作工艺研究、矿料和盐业资源利用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的齐头并进;再进一步，就应该是生业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讨论了。这个讨论需要更多的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员共同参与，通过把各个领域的研究结果有机地组合到一起，做到再分析、再认识、再凝练、再提高。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考，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担当。笔者相信，通过这个栏目的设立，通过年复一年地发表相关的科研成果，必定能够促使生业与社会各个方面的研究走向深入，必定能够取得一系列新的认识，必定能够拓展和完善新的研究领域，必定能够为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独到的贡献。
注释：
（1） 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著、沈辛成译、陈淳校：《世界考古学展望》，《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2） 袁靖：《总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第1～5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第9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虽然诸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国早期考古学家都接受了完整的人类学训练，但中国文物界中根深蒂固的“金石学”传统依旧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导向了器物发掘的脉络。这不但导致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在中国长期分裂为两个联系不甚紧密的学科———考古学常与历史学为伍，而人类学则沦为社会学的附庸———而且使得我们在阅读考古材料时，缺乏有效的解读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窥一斑，不见全豹”的处境。
为了实现考古学向人类学维度的回归，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实践。好在，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Shelach）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及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考察》（以下引自本书皆标注页码，不另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该书中不但为我们呈现了用人类学视角解读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还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重现认识“北方边疆”
翻过介绍全书结构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后，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作者将中国北方地带分为四个亚区，按“生计方式、聚落结构和组织、宗教活动、生产工艺”（P9）等方面对这四个亚区进行比较，这四个地区分别为1.甘肃走廊，2.黄河周边地区，3.黄河以东和太原———北京一线以北地区（作者称之为“赤峰”地区），4.辽宁西部。虽然吉迪这样的地区分类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一连接欧亚大草原的“北方地带”，“并非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过‘北方地带’的东北部与之相承接”（P17）的观点确实颇为正确的，因为赤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东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时期在该地留下的痕迹，而且后者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通过这一章对不同区域考古遗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诸要素的关系，在第二章的结论部分，作者首先将我们观念中笼而统之的“北方”游牧地带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认识到“这个地带不同亚区的文化属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发展轨迹在变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总体来说，不同地区发展轨迹正逐渐趋向一致。”（P51）
对于这种“逐渐趋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很明显，吉迪在这里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这种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开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学界广泛应用，形成自身对于考古学、古典文化和社会的融合性认识。
通过谷物以及动物性资源消费方式变化的分析发现，在北方地带东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随着“新型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在这一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P70），该地区的畜牧经济才开始逐渐发展。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萨尔兹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体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P78），这不但更新了我们对游牧群体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骑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兴起的结果，而非畜牧专业化发展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可能是为了抵制来自定居人群强大军事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迁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动，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对抗。”（P80）从经济类型的转变，政治组织的变迁，通过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获得了一种动态的视野———文化（北方草原-林地生计方式）对结构变迁（定居人群压力）的适应（发展出畜牧经济），当然，作者也提到了气候因素（但认为这并非主因）。同时，也提示我们，从这种政治———经济视角来审视考古学材料，将会帮助我们跃出“所见”的遗存的局限，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观点。
接下去，作者在第四章中通过对这四1个北方区域“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北方地带与黄河及长江流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服装与服饰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世界观上”（P125）。尽管作者没有对这种变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他在第五章中提到了一个长期存在但一直为中国研究者所回避的问题：跨区域的文化联系。这个被概括为“本地起源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观念之争（随着分子人类学成果的出现———这点作者没有提到）开始呈现向后者松动的迹象，吉迪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提到，“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并非要重建旧的‘文化传播论’模式，而是要研究当地与外界之间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重建世界的复杂化历史进程”（P130）。
相比之下，本书的结论相对薄弱，甚至又回到了“华夏”和“草原”分野的传统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受制于这一二分法背后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本书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迪，其意义和价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历程经典译丛”中早先出版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
启发与不足
本书优点和缺点一样显而易见，其最大的优点与其说引入了西方学界业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经济”观点，毋宁说，是突破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对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执追求。
当我们有意识地纠正这一问题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中国各地考古材料的整体性分析。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农业经济向更专业化畜牧经济的转型发生在迄今3000年前左右的时间里；其背后来自定居人群的压力与我们原先对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同时，文化各个表征之间建立在经济类型上的联系，也超越了传统上将其划分为不同社会阶段（如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机械分类。这些都给中国考古学及史前社会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启迪。
当然，这些启发背后的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这本英文原版于2008年的著作，确实集中了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北方社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上“长城南北”二分关系的束缚，以及对中国早期文献的有限认识，实际上，仍然无法更为准确地认识、分析中国早期社会。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认识，作者忽略了物质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动，很有可能重新落入传统考古学那种“类型学”陷阱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