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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
在很早以前的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含义。“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值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1]。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般指的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在数量上的完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片面地在数量上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经济结构失调、区域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工业污染及生态恶化等。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过去经济的发展态势,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的内涵,把增长与发展明确的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品在量上面的的增加,一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衡量。而发展则包含两层含义,它既包含人均产值的增加,也包含另外一个指标: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各个地区只有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找出并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才能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在总体上的同步发展。目前,我们西部和东部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和人均值上都要比西部高。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则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上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异,致使很多西部地区的人们跑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挣钱。这导致本来就没有人口优势的西部地区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反过来使东西部经济的差异更加加剧。因此,统筹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进步。
(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2013年1月14日起,连续三天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变成了“雾都”,浓雾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硕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而来了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步伐虽然有所加快,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传统行业、低效能产业依然占主导的地位,高新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但技术含量较少,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在我国的手机制造业中,国产手机所用的屏幕、芯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进口。中国的电子巨头富士康,也只是雇佣国人廉价的劳动力,组装电子产品,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掌握着。这反映出我国自己主导的产业技术相对较少,所以才导致国产手机大部分沦为大同小异的“山寨”产品。如何把“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为产品链上游的供应端,才能使我们创造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走向现代化。
三、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统筹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和实施。
(一)对经济结构重新审视和调整
“民以食为天”,农业方面,努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工具的科技化,优化农产品种子的质量,更新农民的劳作观念。工业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高新产业,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方面,在完善传统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拓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网上购物的兴起,为物流企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物流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使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二)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则制约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怎样的发展,发展的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劳动者来实现。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提高大学的录取率,给更多人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其次,加强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这方面还不够重视,投资力度也需要加强。再次,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重视,使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区经济发展才能平衡。
最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增长,就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2]。”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态势,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澳]海因茨·阿恩特. 经济发展思想史[M]. 唐宇华, 吴良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2.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集约型;劳动力年增长率;投资年增长率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
一般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或依靠扩大再生产规模来实现经济增长,不注重改善经营管理和推动技术进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等而实现经济增长,即在人力资源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上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财力资源利用上,不断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金利用率。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要从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主的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般都首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耗费,使劳动力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劳动力使用的集约化;然后注意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果,尽量缩减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的系数,进而达到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投资使用的集约化。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呈现出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如英国、韩国(如表1)。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现状怎样呢?我国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数据如表2所示,鉴于统计数据的来源有限等原因数据从1995年开始。
表2反映出我国GDP年增长率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而劳动力年增长率除1998年数据异常外,总体上保持平稳。投资年增长率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2001年之前呈波动状态,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不明显,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为主或粗放型为主。但是,2001年之后投资增长率明显上升并保持在高位,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明显,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宏观经济总体处于一种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2001~2007年,我国GDP增长高位运行且增值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更是达到了11.5%。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经济的高增长也付出了代价。从资源要素的投入量看,产出效率是比较低的。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较高。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为3.88亿吨,占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54%。200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指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都未达到十一五规划要求降低的幅度。2007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地显现出来,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环境突发事件增多,使得经济的发展面临资源环境方面越来越大的约束,这种情况与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三、政策建议
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科技进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艰巨。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1、促进服务业发展。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第三产业占经济的比重大,但层次低,大多为生活服务业。因此要着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细化深化专业分工,加快迈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步伐。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如物流业、信息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要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继续发展主要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扩大短缺服务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2、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已初步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条件,因此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条件,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改变以往大量依靠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做法,注重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方向发展,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大力开发和使用经济上合理、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使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力量。
3、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大力开发对高新技术发展具有带动意义的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重点技术和配套技术。重点开展安全生产技术、工业节水技术、节能技术、高效利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应抓紧研究制定专项规划,确定重大领域关键技术创新的目标和措施,加大研发和推广力度,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促进节能减排
1、重视源头控制。把节能评估、环境评价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门槛,实行耗能产品最低能效标准,扩大强制性能效标识实施范围。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加快建立新开工项目审批问责制,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执行项目开工建设“六项必要条件”(必须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评估审查以及信贷、安全和城市规划等规定和要求),建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上项目与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的机制。大力开展项目建设,提高节能减排效率。全面推进节能减排项目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高能耗、高污染问题打下良好基础。以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农村农业节能、交通运输节能为重点,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管理控制,着力督促重点耗能排污企业节能减排。把节能减排工作重点放在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的管控和治理上。抓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和制度建设,努力解决能耗居高不下的问题;加大对高耗能行业企业的检查监督;对全市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严查监控,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和削减目标责任制。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坚持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相结合,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首先,建议制定专项制度和政策体系。鼓励企业应用节能技术,实施清洁生产,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及设备,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加大对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限期治理的力度,使企业形成内在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其次,建立循环经济的试点和示范工程,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活动,突破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最后,区、县(市)政府应加强对县域经济的规划和政策引导,在招商引资中慎重选择项目,坚决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落户。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积极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三)深化体制改革
通过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推进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科学制定规划,完善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资源环境财税政策,调整污染收费政策,促进“两高一资”产品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成本。
1、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把技术水平关、资源消耗关、环境保护关,把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和节约用地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条件,达不到最低能效和排放要求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一律不得建设。对新上项目,按照国家“上大压小、扶优汰劣、有保有压”政策,严格执行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程序。
2、加快财税、金融、价格体制的改革。市财税部门综合运用财政资金、财税政策、财税服务等手段,支持企业转变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促进节能减排。最近,国家在实行“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等行政手段之后,又推出了“绿色贷款”,以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应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入,控制污染企业的信贷资金来源,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对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优先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加快推进污染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中的杠杆作用。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迫使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引导市场主体自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程恩富.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杨建功.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J].经济师,2007(7).
【关键词】 循环经济 新经济增长点
经济增长点理论脱胎于法国学者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自1955年佩鲁提出“发展极”概念后,欧美学者用“增长极”或“增长点”发展了佩鲁的理论。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点的深入系统研究是在1997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和启动乏力的情况下逐步展开的,十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对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概括来讲,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一、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
对于经济增长点理论,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它来源于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即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在经济体的每一处出现,因而需要选择增长的触发点,也就是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点实质上是经济体内在的刺激因素,其自身的发展可以向外产生扩散和辐射,进而启动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然而,在对抽象的经济增长点内涵进行具体表述时,学者专家们的意见不尽相同,主要是在①对经济增长点是单一的产业因素(农贵新,1999、金培1998)还是产品、企业、产业、区域、技术等多点因素(郑吉伟,1997;张耀辉,2000;张辉、,2002;张国富,2006);②对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机理是否可归纳为消费热点(余健明,1996;张秀冰,1999); ③经济增长点主要立足于现在对经济系统的支撑(傅德中,1998)还是放眼未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胡春力等,1997)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争议。
二、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
对于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
量化研究从微观角度强调了投入-产出要素之间的关联分析、市场机制下的弹性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定量分析,试图建立起一套经济增长点选择标准的指标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产值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净出口增长率、消费量增长率、消费效益、政府支出增长率等指标的考察都对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有意义。相关的研究如王元京、张昌彩(1996)从产业关联度的高度性入手分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品等对传统产业的带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1996)《“九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与对策》的报告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弹性的预测,得出今后5~15年中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最快的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交通通讯方面的需求、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等日用品的需求和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的结论;农贵新(1999)提出了衡量生产率的9个指标等。
定性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看选择的经济增长点是否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与社会结构调整相一致、与意识形态调整相一致、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满足供需平衡等。
综合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人们归纳了经济增长点选择的主要标准(傅德中,1998;张耀昌等,1999):(1)强劲的市场需求;(2)富有弹性、能有效适应市场需求扩大的潜在供给能力;(3)创新过程及良好的成长性;(4)强大的经济渗透力及带动效应;(5)强大的经济制度潜能;(6)国际竞争力强。
三、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研究经济增长点理论的目的不是讨论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存在的经济增长点,而是试图培育一种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国内的经济学者们一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从生产力的角度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又可以分为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供需互动三种形式(张耀辉,1999、2000);强调经济增长点的生产关系属性,特别是所有制属性的学者,如程必定“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具有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对全局经济发展又有较大带动和影响的那些方面,它可是一种产业,一种行业,也可以是一种经济类型,一种经济组织。个体私营经济作为一种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徽蓬勃发展,占全省经济总量比例虽不大,但却日益显示出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的可能性”(程必定,1996)。而具体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途径往往是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动态地制定发展政策。
由于存在以上理论上的分歧,学者们对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检视2007年以来的相关文献,被视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有:旅游业、生物质能源、文化产业、绿色经济、移动互联网、能源环保产业、民族医药、设计服务业、节能减排产业、休闲保健产业、国家级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区位优势、临空经济、物流金融、扩大内需、城轨经济、循环经济、环境保护、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会展经济、海洋经济、中药业、电子游戏产业、县域经济、生物产业、西部地区、内容产业、有机食品产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新经济增长点涉及了产品、产业、区域、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甚至经济社会政策等内容,一方面反映了选择标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多成分、多层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在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问题上,必须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协调,同可持续发展相联系,这就需要在发展循环经济中选择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要符合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鲍尔丁最早在“宇宙飞船经济学”中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在这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概念逐渐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成为系统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2007年,我国GDP总量占全球的6%,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的15%,钢铁占30%,水泥占54%。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煤炭生产国,成为除二氧化碳以外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国,成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这使得资源环境对我国的约束全面增强。
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目前正是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同时,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依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资源能源消耗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走过这一阶段时有廉价的资源可以利用,环境容量也还允许,但我国显然已经不具备这种条件。这种约束已经成为我国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必须考虑的因素。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20世纪90年代,我国从德国引进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确定了3R的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并从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型社会等层次进行了循环经济实践。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对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论述。代表人物有吴季松、冯之浚、钱易、左铁镛、季昆森、齐建国、周宏春等人。内容涉及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模式和原则、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等。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很多争论,但用循环经济模式代替原有的线形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已经成为这些学者的共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8月29日颁布了我国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侧重点、实施原则、具体措施、制度保障等作出了规定,已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依据。
按照《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要求,提出对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一些思考。
(1)新经济增长点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人们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精心选择和培育的结果。
(2)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就存在于以新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
(3)循环经济模式就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的方式。循环经济式工业化与城镇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4)把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资源环境状况的必然要求,同时这也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相一致。
(5)把选择和培养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和抓手。
(6)产业方面: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装备制造业、节能建筑产业、环保产业、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服务业等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产业共同构成高增长新经济产业集群。
(7)新农村建设方面,农业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
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选取云南省1985-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数据,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研究云南省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的动态均衡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提出解决对策做准备。
关键词:
高等教育;经济增长;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一直以来,科学技术都被认为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科技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少不了教育的贡献。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在教育上的投入也逐年增长。近年来,我国对教育的投入连续增长,而学校为社会培养的各级各类人才数量也在上升。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而教育则是培养人才的必要途径。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教育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从他们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二者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云南省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教育发展落后于我国大部分省份。本文对云南省1985-2013年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探究二者的关系并分析其原因,从而更好的促进云南省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
教育体系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专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小学和中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中专和职业技术教育偏重技能培养,而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输出理论和动手能力兼备的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与世界银行(2004年)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即: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对GDP才有显著的正效应。本文采用云南省1985-2013年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作为教育发展指标,用H表示;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用G表示,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数据分析。1985-2013年云南省高校毕业生人数与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29年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了21倍,人均GDP增长近50倍。通过对两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为0.9853,说明云南省高校毕业生人数与人均GDP呈现高度的线性相关关系。
(二)ADF单位根检验
经典的计量模型通常假定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在经济领域,很多时间序列数据不是由平稳过程产生的,序列就表现出非平稳性。若变量的数据生成过程是非平稳过程,那么对这两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做回归,则可能会引起虚假回归。因此,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要先对所研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先将这些数据进行差分,然后研究差分序列之间的关系。若序列不存在虚假回归,则可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由图1的分析可知,云南省人均GDP与高校毕业生人数随时间呈增长趋势,不满足平稳序列的特征,而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会影响分析的有效性,因此对变量G和H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即对变量G和H、一阶差分形式G和H、二阶差分形式2G和2H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时均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为6,P根据AIC准则来确定。变量G和H的ADF检验值都大于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这两个变量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同时,它们的一阶差分形式也均是非平稳序列,但是两时间序列的二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二阶差分变量为平稳时间序列。即在1%的显著水平下,变量G和H是二阶平稳序列,即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下面进一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协整关系检验
所谓协整是指两个或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按某个线性组合后的序列呈现平稳性的特征,则称这些变量序列间存在协整关系。从经济学角度讲,协整意味着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外界的影响下,经济变量可能会暂时偏离均衡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差会逐渐消失,系统将会自动恢复到长期均衡的状态。检验变量G和H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恩格尔和格兰杰于1987年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步骤是:第一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变量G和H进行一元线性回归;第二步,运用单位根检验法对残差序列te进行检验,如果残差序列平稳,说明变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反之则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5%的置信水平下,Prob.是0.0000,拒绝原假设“H不是G的影响因素”,即H是G的主要影响因素。又因为Rsquared0.970849,说明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而且Fstatistic899.2233,表明回归模型拟合的较好。(2)对残差序列te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从检验结果可知,残差序列te的ADF检验值为-3.613908,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所以残差序列te为平稳序列,从而说明变量G和H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表明云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与人均GDP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每增加1人,人均GDP将增加0.1811元,说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
协整分析反映了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两个变量之间的短期波动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短期波动关系,该模型中既有描述变量长期关系的参数,又有描述变量短期关系的参数,可对长短期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将EG检验得到的误差修正项ECMG(1)(37.21230.1811H(1))及一阶差分变量G、H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如下误差修正模型②:G94.14380.0431H0.7638G(1)0.1348ECM②由以上误差修正模型(ECM)可知,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短期内,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每增加1人,人均GDP将增加0.0431元,即短期弹性为0.0431。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的估计参数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修正系数-0.1348为负值,说明模型误差修正系数具有反向修正机制,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趋势的调整力度。本模型中前一期的非均衡误差以0.1348%的比率对本期的人均GDP做出反向修正,表明人均GDP的实际值和长期均衡值的差距大约有0.1348%能够得到纠正。误差修正模型更好的纳入了长短期的信息,说明了G和H两变量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
(五)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可以说明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也存在短期波动关系,即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因果关系检验。通常判定两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检验是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是一种用于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原因的方法。如果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Grangercause),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该有助于预测Y,即X的过去值可以帮助解释Y的未来值;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即Y的过去值不能帮助解释X的未来值。由伴随概率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决绝“HdoesnotGrangerCauseG”,即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当地人均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而接受“GdoesnotGrangerCauseH”,即人均GDP的增长不是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多的格兰杰原因。
三、研究结论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二者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越快。云南省是我国西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一个省份,而经济的滞后又影响了对教育的投入;教育投入不足,直接影响到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人才的缺乏又使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同促进。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云南省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的动态均衡机制。
1、高等教育是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从上文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G37.21230.1811H来看,云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与人均GDP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即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每增加1人,人均GDP将增加0.1811元,说明高等教育是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这一数字明显高于全国水平,与1990-2000年中国教育对GDP的贡献率0.0569相比,云南省高等教育确实对经济增长做了重要贡献。此外,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招,教育为社会培养的各类人才不断增加,云南省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云南省要利用好这一契机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让二者形成良性循环。
2、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
由上文分析可知,云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还存在短期的动态均衡机制。但高等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无法在短期内显现出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短期内,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0.043,小于长期贡献率0.1811。因为,大学生虽然在学校学习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但由于缺乏实践操作,毕业进入社会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实际工作和积累相应的经验,所以大学生真正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可能要毕业两年以后。但是,这并不影响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可以增加教育投入,并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当地,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3、云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结构局限性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上文的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是云南省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即高等教育越成熟,经济发展越快。但另一方面的分析结果却是,人均GDP的增长并不是高等教育毕业生增多的格兰杰原因,即云南省经济增长没有使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有所增加,也即二者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不是双向的促进作用。就云南省教育资源的分布来看,结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部分高校集中在省城昆明,而地方高校教学质量亟待提高。云南省很多地方位于山区,经济困难、交通不便,虽然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已全面普及,但能走出大山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云南省的人均GDP增加,并不能够使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加的原因,同时也反映出云南省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结构局限性。相关部门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帮助高等教育走出目前的困境,同时也需要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近几年,云南省的教育事业尽管获得了迅猛发展,但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当前,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下,云南省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战略机遇,继续加大对各级教育的投入,稳步推进云南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缩小与内地发达省份的差距,并为云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出大量的创新性人才,从而实现云南的跨越式发展。
作者:李爱杰 单位:玉溪师范学院商学院
参考文献
[1]曹丽娟.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J].经济纵横,2014(9):33-34
[2]费宇,施本植.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思想战线,2002(5):35-39.
[3]云南省统计年鉴2013[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概念辨析
所谓经济增长极,就是区域中的一个点,大量要素在该点上聚集,使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人才集中的“高地”、经济要素流动的“洼地”。随着经济要素的快速集中,导致经济的增长首先发生在一个“点”上,然后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区域增长极在自身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外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增长极效应”。运用增长极理论,通过培育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可称为增长极战略。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点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佩鲁提出的增长极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系统和地理空间中产业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一般概念。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增长极”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逐步形成。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通常是首先出现在一些部门或地区,然后通过不同渠道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培育“增长极”,以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集中使用,有利于集聚经济效应出现。集聚与集中能够带来生产要素的节约,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增长极概念的本质是集中发展,在一个比较小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通过基础设施投人、体制创新、投资环境改善,从而吸引产业聚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带动区域发展。所谓“以点带面”,“点”指的是经济增长极,而“面”则是周边区域。把“面”当成“点”,是认识的误区。增长极是培育起来的,没有投人,没有体制创新,没有投资环境的改善,随意划一个“圈”,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极。凡是把很大的范围称之为增长极者,均未领悟到“增长极理论”的真谛。很长一段时间,“增长极”的概念被滥用了,把一个很大的区域谓之增长极,如认为“珠江三角洲”是一个经济增长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也是经济增长极,甚至环渤海也是经济增长极,甚至在一些国家文件中也称这些地区为经济增长极,城市群规划无一不把该城市群谓之区域经济增长极。“增长极”需要投人,需要培育,范围不可能很大,一段时间数量也不可能很多。
新区是中国在经济特区之后推出的新的开发模式,是一种疏解都市功能、集聚产业,实现体制创新的新的组织形式,是产业聚集的平台和载体。尤其是国家级新区,举全国之力或全省之力进行培育,因此,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二、经济增长极培育取得的成效
珠江三角洲区域的深圳、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浦东,以及京津冀区域的天津滨海新区都是成功运用增长极理论,并取得明显成效的范例。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设立了深圳特区,规划面积500多平方公里,国家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并赋予了非常优惠的政策措施,在管理体制上不断创新,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优秀的人才,也吸引了港澳台等地大量的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深圳特区不仅自身发展速度快,也带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深圳的成功印证了增长极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开放浦东成为中国又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设立的浦东新区,面积也是500多平方公里。资金投人、政策优惠、体制创新,使浦东新区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跨国公司人驻。陆家嘴商务中心区拔地而起,短短几年便成为上海市的标志区。浦东的发展比深圳更快,不仅有效地疏解了浦西的城市功能,减轻了浦西的人口压力,也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使长江三角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
在深圳、浦东的带动下,东南沿海、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很快,经济实力也同步提高。但北部沿海改革开放比较滞后,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2005年,促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写人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议,意味着天津滨海新区被纳人国家战略,并明确将其培育成为北方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天津滨海新区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深圳、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经济增长极。它们的成功和国家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与体制创新是分不开的,三大增长极无疑是培育起来的。而毋庸置疑的是,当它们快速发展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三大增长极均在东部,事实上,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规模较大的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城镇和农村的发展。2010年后,国家又设立了重庆两江新区、甘肃兰州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再加上浙江舟山新区、广东南沙新区和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国家级新区已将近20个。
三、新区的功能概述与规范化设立
随着新区作为新经济增长极的作用深人人心,各地均把规划建设新区作为加快发展的“灵丹妙药”,划一块地方,成立一个机构,搞一个规划,然后就是争取成为国家级新区。新区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以至于社会上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此发了文件,提出了新区要规范发展,并设置了进人的“门槛”和审批程序。
新区是什么?有什么功能?鲜有人深究。笔者认为,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不在于它是否是国家级还是省级、地级,也不在于名称,关键是其具有什么功能。
新区是新的产业集聚区。新区管委会的主要职能是招商引资,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产业,没有产业一切等于零。为了实现产业聚集,必须完善投资环境,既要完善投资的软环境,也要完善投资的硬环境。软环境是政策优惠、服务到位等。硬环境是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起码要做到“七通一平”(即通路、通给水、通排水、通电、通暖气、通讯、通天然气或煤气、平整土地)或“九通一平”(即在“七通一平”基础上加上通互联网和污水集中处理),要做到这些,需要大投人,没有投人,仅划一个地方,仅挂一个牌,是没有意义的。投资者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已经不那么容易被忽悠,投资环境不改善,企业是不会来的,产业也不会到此聚集。现在国务院各部门热衷于“戴帽子”“挂牌子”,各地方政府花很多精力甚至财力“抢帽子”,而这些都不如集中精力改善投资环境,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只有如此才能吸引各类产业到新区聚集。不聚集产业,只搞房地产,只能谓之“新城”,不能谓之“新区”。有些新区为了聚集人气,把政府办公场所转移到新区,有些规划了宏伟的CBD。但是如果没有产业,尤其是不聚集第二产业,新区将难以摆脱“空城”甚至“鬼城”的命运。
新区是大都市的反磁力中心。浦东新区是上海的反磁力中心,浦东新区的设立,减轻了浦西的压力,这就是上海的“大城市病”不如北京那么严重的重要原因。天津滨海新区是天津的反磁力中心,两江新区是重庆市的反磁力中心,新区的发展减轻了所在城市的压力。所谓反磁力中心,就是一定要有吸引力,打造交通更便捷、功能更完善、经济更繁荣、生态更美好的新区,企业才愿意去,人才愿意去,才能优化和分散主城区的功能,减轻主城区的压力。新区是防治“大城市病”的重要举措,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全国四个直辖市有三个规划建设了新区,其他新区绝大多数在省会城市,均有这方面的考虑。当然,新区不一定必然设立在省会城市或大都市,作为经济增长极,作为区域发展战略,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也可以规划建设新区,通过培育新区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这些地区规划建设的新区则不具有反磁力中心的功能。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市场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早期的西方经济学派一致认为,货币量对经济发展无实质性的影响,但与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诸如证券业的建立和银行业的发展等,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出,但增进产出的方法,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Schumpeter将金融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他在《经济发展原理》中写到,金融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之一,金融机构的作用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向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家融通资金,并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其主要论点成为了经济学家McKinnon的金融发展理论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Gurley发展了Schumpeter的理论,他指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主要分析金融中介系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由此而引发了后来大批的学者关于金融系统的比较研究:金融结构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假说。上述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们主要观点是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归咎于金融抑制,主张在国家或地区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创建了一个计量模型,并由此得出金融自由化可快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得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的损害。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金融中介(或金融市场) 直接加入模型中,将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缺陷置于理论模型之中, 使模型与实际情况贴近,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Andrew Weiss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出发,提出信贷配给观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造成了信贷资金分配效率的下降。他认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在弥补货币市场的某些不足,并和货币市场一同成为公司主要的融资方式,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Thorsten Beck利用虚变量将市场环境、会计方法等外生变量纳入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与外生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决策建议上,文中认为有效的市场管理体系可以确保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要求。
自90年代以来,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方法,西方经济学家还对两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Levine系统地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他使用了4个指标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发展程度,并运用了全球57个国家26年的相关数据来表示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效率。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发展效率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发展可以反过来促进金融规模的发展,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检验。Rousseau利用VAR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与GDP的关系,回归结果显著即金融发展是实际GDP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之类的影响因子,使假设的模型更加贴近与现实经济行为,由此提出的政策理论更加符合各个国家的真实状况。
二、国内学者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国内的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由于方法和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李卫国(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的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金融规模、市场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得出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708。结果说明了金融业的发展存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曹云川等(2009)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近28年来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具有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并不能促进我国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结论
本文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历程和成果,基本上反映出了国内外研究的概况,较充分地介绍了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和观点。纵观现有文献,我们可以看出:
1.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成熟,而国内的文献主要采用经济学中计量方法对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关系开展实证分析,得出了我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至于经济增长如何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的理论研究较少。
2.实证分析论证不足,尽管有详实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工具,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现有实证研究在相关指标设定、数据的选取、变量设置和计算方法等方法方面,还是在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争议,各种分析结果差异较大。
3.目前,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这本身印证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尽管现有的很多经济学理论在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但仍然显得单薄,无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参看文献:
关键词:港口物流;经济增长;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59.22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港口对国民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贡献已为世人所公认,“城以港兴”深刻地揭示了港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港口是当代城市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世界贸易的90%以上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95%的贸易货物要通过港口集散。港口物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这种显著的相关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罗刚毅(1998)对港口建设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关系做了分析,他运用1985~1994年的各类基本建设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证实了港口对于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指出要适度加快港口建设。蔡涛(2005)根据20多年的历史数据,运用数学方法同样得出我国港口物流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的密切正相关性结论。
港口物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表现的比较明显,以著名的世界第一大港――荷兰的鹿特丹港为例,当鹿特丹港发展到饱和时期时,管理层通过贯彻物流理念,成立港务中心,发展包括物流所需的一切技术手段,从而带动了整个荷兰经济的发展,而鹿特丹港本身的年产值就占了荷兰GDP的12%。
河北具有优良的港口资源,港口物流的发展已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但是河北的经济发展却远不如这些地方,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借助河北省的数据资料再次验证两者之间关系的存在性。
二、河北港口资源及港口物流发展理论分析
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店港和黄骅港是河北省的四大优良港口,这些港口群依托其自然地理位置形成河北港口物流顺利发展的资源优势;从历史上看,秦皇岛港作为河北百年能源大港,担负北煤南运的重任,占据了世界最大能源输出港的地位;从技术经济上看,港口物流的集装箱业务正在快速增长,信息程度日趋电子化,制度管理方面逐渐完善。从近年来港口物流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港口群正在成为河北的经济增长极,对河北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本文理论的分析从区域经济学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入手。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费朗索瓦・佩鲁于20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观点,指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其基本思路是:“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增长极的形成应具有资源优势、历史、技术经济三个方面的条件。经济增长极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它自身不仅能形成强大的规模经济,对其他经济也产生着支配作用、乘数效应和激化与扩散效应。经济增长极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港口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事实也证明,中国的发展与港口密不可分,临港城市更是在港口的推动下飞速发展。陈静思、乐美龙(2008)运用2006年前10名港口与前20强城市数据排名分析得出港口的存在对这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河北港口物流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为解释港口物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选取了河北各年GDP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河北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表示港口物流量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需要申明的是,由于河北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没有成为统计年鉴上的一个单列项,资料的获取比较困难。从《中国物流年鉴》和《河北经济统计年鉴》中,通过各大港口发展和港口生产综述中整理出了相关的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看出:从20世纪八十年代直到2001年,河北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以秦皇岛为主,占到了整个河北货物吞吐量的90%以上,所以用秦皇岛港的货物吞吐量来反映河北的港口物流还是不失代表性的。在2002年之后,由于河北其他港口,如京唐港、黄骅港的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其吞吐量也开始在总量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就把所有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之和作为河北港口物流量。
2、模型的选取。当物流量达到一定数值,经济总量这个因变量必然有一个对应的可能数值;即当自变量物流量发生某种变化,如增长或降低时,因变量经济总量也会发生相应程度的变化,其中存在的函数关系是确定的函数关系。因此,本文拟运用一元线形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Y=aX+b。其中,X表示物流量,Y表示经济总量,a是回归方程系数,用来反映两者的影响程度,b表示误差项。
(二)回归分析。我们选用河北经济统计年鉴1988~2006年河北各年地区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以及整理得到的物流货物吞吐量,运用Eviews3.0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1、整理数据,如表1所示。(表1)
2、用最小二乘估计(OLS)估计模型。根据上表,利用一元线形回归分析法Y=aX+b对原始数据进行OLS估计,结果如表2。(表2)
从输出结果可以得到几个重要信息:
第一,经济意义检验。就本结果而言,样本回归方程系数=0.384311,是正值,说明港口物流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拟合优度检验。R2=0.858635,值比较大,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拟合度比较高,因此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第三,参数显著性检验。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还必须要通过显著性检验。先看回归系数a的T检验:假定以95%的置信度估计,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n-2=17下,得临界值t(n-2)=t=2.11。t值10.16>临界值2.11,所以拒绝a=0的原假设,说明样本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第四,代入后期数据检验。代入2007年河北港口货物吞吐量为37532.9万吨,这里有两种方法:①直接代入上面得到的方程式=X+,即:=0.384311×37532.9-288.3369=13134.7亿元。通过河北省统计网查得2007年河北真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863.5亿元。预测值比真实值小,差值为728.8亿元。②把2007年吞吐量代入数据列表中,通过Eviews软件预测,2007年经济产值为14,135.96亿元。预测值比真实值大,差值为272.46亿元。
四、结论
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明显得出港口物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港口物流的发展确实能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同时,还表明以下具体内容:(1)河北的港口物流量增加100万吨,那么相应的经济总量平均增加38.4311亿元。(2)经济增长(GDP)的总偏差中,有85.8635%可以由港口物流量与经济总量的依存关系来解释,只有约14%属于随机因素的影响。(3)两种方法计算的差值都小于样本回归标准差1,248.707,在误差包括的范围,两种预测结果都是正确的,由此可以看出河北港口物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回归分析是可行的;可见,用上面数据拟合出来的线形相关关系的确存在。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从当前众多学者的理论研究来看,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存在着以下几种关系模型: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通常一个变量产生变化而不会对另一个变量有显著的人影响,则两者之间不形成因果关系。金融发展的同时,经济也在增长,而金融结构也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各自之间却按照各自的发展逻辑,所以说大多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2.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会促进金融机构的变化与发展,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与完善,针对这种观点可以用需求论作为解释。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可以概括为为储蓄者和投资者找到作为合理的投资项目,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系的功能则变得日益复杂,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所以可以说,认为经济增长能够促进金融发展的观念是现代制度学家所持有的。
3.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既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而且这种观点在近些年来的研究文献中体现的日渐增多。一方面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一观点也是大多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另一方面认为,如果没有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则金融体系自身也无法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4.金融发展阻碍经济增长。这里观点的因果关系对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是侧重于金融领域产生的泡沫现象以及货币危机等因素对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观点认为金融体系本身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如股票市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等等,都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因素。
5.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这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金融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并且深人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互为因果关系。
二、实证研究与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为例,通过检验、协整分析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分析,对于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河南省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长期均衡稳定的,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互相作用,但是金融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影响效率,这也说明地区金融市场需要不断的深化。第二,河南省的金融相关比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英国关系,这也说明河南省金融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第三,从当前河南省金融市场的存贷款数量上来看,仍然较大,但是在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却较低,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没有突出的作用。
三、建议
从当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现状来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1.促进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河南省金融市场中的人民币存款余额的速度不断增长,这与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相比显然更快,也说明居民的存储热情仍然较高,但是对于资金的使用效率却并没有显著的提升。在资本市场结构体系方面也仍然需要不断的优化配置,这样才能使资金不断流向投资效益较高的企业,以此促进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展速度上虽然较快,但是在机制和结构方面仍然不够健全,所以为了能够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资金来源,需要不断的提高金融中介的资产运用效率,促进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
2.促进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股票市场对于市场经济的增长有着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保险市场是一个地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发展保险市场对于推动浙江省的金融市场有重要作用,所以应该多宣传保险,增长居民的投保意识,不断丰富保险品种,从多个方面的努力来推动浙江省的保险市场。我国股票市场的相关机制还很不健全,对于业绩不良的上市企业还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这些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细则以推动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得金融市场可以进一步提高地区的经济增长。
四、总结
一、旅游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近年来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步成为旅游学术界、各国(地区)政府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国外对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包含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两类。从研究方法看,研究者多采用计量分析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而常用的检验方法包含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OLS)、误差修正模型(ECM)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从实证研究看,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结果:旅游业和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如希腊、毛里求斯等;旅游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如夏威夷、西班牙、斐济等;区域经济增长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如韩国等。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术界对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逐渐增多,但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存在分歧。从国家层面看,柳思维等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推动国内旅游的发展,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刘长生等研究却发现全国经济增长与旅游业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从区域层面看,二者关系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旅游业推动作用更明显,中部地区次之,但西部地区的旅游业推动经济增长效应更加突出。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
川西山区,是指四川西部的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地貌形态以高原、山地为主。长期以来,川西山区受到地理位置、经济基础、交通条件和政治经济边缘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普遍滞后。但川西山区的旅游资源富集,旅游经济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十一五”期间,阿坝州年均接待游客643.34万人次,年均旅游总收入53.61亿元,相当于全州地区生产总值的51.51%;甘孜州年均接待游客272.92万人次,年均旅游总收入18.63亿元,相当于全州地区生产总值的21.74%;凉山州年均接待游客1254.56万人次,年均旅游总收入为43.12亿元,相当于全州地区生产总值的7.64%。川西山区旅游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呈现出显著区域差异。
(二)研究方法
本文分别选取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总量的指标Y(单位:亿元),选取三州旅游业总收入X1(单位:亿元)、国内旅游收入X2(单位:亿元),旅游外汇收入X3(单位:万美元)作为衡量旅游业发展的指标。选择2001—2011年统计数据作为模型分析的样本区间,首先对数据做预处理(取自然对数),然后利用双向回归模型,分析川西山区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川西山区旅游业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则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其中固定投资、劳动力(就业)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两个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也十分明显,本文选取旅游总收入X1(单位:亿元)、固定投资I1(单位:亿元)、就业人数E2(单位:万人),以2001—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先取自然对数,然后通过双向回归模型模拟,分别进行因果关系分析。
三、川西山区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
(一)阿坝州
对阿坝州经济增长指标和旅游业发展指标的双向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旅游总收入回归模型的R值和F检验的概率值均通过经济检验,具有实际经济意义。经济增长与旅游总收入的双向回归方程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阿坝州的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正相关关系,即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旅游业发展推动了阿坝州经济的增长,旅游业总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促进经济增长0.560个百分点,相反,阿坝州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阿坝州经济增长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促进旅游业增加1.509个百分点。阿坝州经济增长对旅游业的影响要高于阿坝州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前者比后者高出94.9%。从经济增长指标与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的回归模型和参数看,仅国内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阿坝州的国内旅游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增加0.529个百分点,相反,阿坝州的经济增长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国内旅游收入的拉动为1.598个百分点。
(二)甘孜州
从表2可以看出,甘孜州经济增长与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两项指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具有双向因果关系。甘孜州经济总产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旅游业的推动表现为旅游总收入增长1.160个百分点,而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0.571个百分点;经济总产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使国内旅游总收入增长1.164个百分点,国内旅游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0.55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对旅游总收入的推动作用显著高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凉山州
凉山州经济增长与旅游业发展的双向因果关系表现更加显著。表3表明凉山州的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表现为将使经济增长0.650个百分点,相反,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凉山州旅游业的拉动为增长1.332个百分点。国内旅游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经济增长0.624个百分点,而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国内旅游收入增长1.33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与旅游外汇收入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述分析发现,川西山区的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显著高于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旅游业发展对经济推动作用大小排序为: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经济增长对旅游业促进作用大小排序为:阿坝州>凉山州>甘孜州。
四、川西山区旅游业发展其他影响因素因果关系分析
(一)川西山区旅游业与固定投资的因果关系分析
对川西山区旅游总收入与固定投资进行双向回归,得出的回归模型和相关参数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旅游业发展与固定投资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其中凉山州的效应更显著。阿坝州的固定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旅游业总收入将增长0.624个百分点;甘孜州的固定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旅游总收入将增加0.775个百分点;凉山州的固定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旅游总收入将增长0.818个百分点。从旅游业发展对固定投资的拉动作用看,阿坝州的旅游业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拉动固定投资增长0.964个百分点;甘孜州旅游业对固定投资的拉动小于阿坝州,为0.824个百分点;而凉山州的旅游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固定投资增长1.022个百分点。仍然表现出凉山州旅游业发展对固定投资的拉动作用最强,其次是阿坝州,最小为甘孜州。
(二)川西山区旅游业与就业人数的因果关系分析
对川西山区旅游业与就业人数的因果关系分析,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从就业人数对旅游总收入的影响看,阿坝州的就业人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旅游总收入将增长9.192个百分点;甘孜州的就业人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旅游总收入将增长7.006个百分点;而凉山州的就业人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旅游总收入将增长16.286个百分点。从旅游总收入对就业人数的影响看,阿坝州旅游总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就业的推动作用为0.007个百分点,甘孜州与阿坝州的值一样,而凉山州的旅游总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就业人数拉动为0.005个百分点,显示出旅游总收入对就业人数的拉动效应较小。总之,就业人数增长对旅游总收入的推动作用大,且表现为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而旅游总收入增长对就业人数的拉动作用小。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