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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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范文

一、互联网+时代使当今社会呈现新特点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新发展模式的推陈出新，更使互联网在生态法治建设中得到广泛地推广应用，由此而产生的环境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大数据时代具有4V特点：一是数据量巨大（Volume），一般在10TB规模左右，但在实际应用中，很多企业用户把多个数据集放在一起，已经形成了PB级的数据量（1PB=1024TB）；二是数据类型多样化（Variety），数据来自多种数据源，数据种类和格式日渐丰富，不仅含有文本形式，更多的是图片、视频、音频、地理位置信息等多类型的数据；三是处理速度快（Velocity），数据处理遵循“1秒定律”，可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高价值的信息，使得环境数据资源越来越充分、环保管理越来越科学；四是数据真实性高（Veracity），目前全国范围内的一万多家国家重点环境监控企业，基本上都装有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四大类需减排的污染物排放量，提高环境数据的真实性。

二、互联网+时代对我国环境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一）立法层面：法律及监管障碍突破

“互联网+”未知大于已知。这对企业而言意味着未来无限的空间和机遇，但是对于法律及监管机构而言则是非常大的挑战：一方面，大数据以及“互联网+”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暂时处于盲点，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新的业态刚刚萌芽，其未来的发展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如果贸然规制，则可能极大地限制其发展。如何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中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对监管机构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政府环保部门在完善环境监管体制的同时，要给予大数据、“互联网+”环境领域适度空间。

（二）执法层面：推动环境监管模式创新

新法赋予了环保部门按日计罚、查封扣押等新监管手段，这是对环境监察机构的肯定，也对环境执法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互联网的加入，为重点污染源监控提供了新的手段。蔚蓝地图是阿里巴巴作出的使互联网和环保行业结合的尝试，通过这款App，用户可以点击获得全国各个地区水、空气、土壤的参数和指标。App既能提升公众参与度，推进政府处理一些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还能提高企业的研发和技术能力，最终三位一体地做一些社会关注的事件，为客户、为企业、为社会带来一些贡献。

（三）司法层面：大数据在规制环境污染犯罪等严重污染行为中的运用

大数据技术对于预测及打击犯罪同样具有不错的效果，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社会化分析和预测性分析将会是大数据警务的两个热门领域，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犯罪预防领域的预测型分析能够显著降低犯罪率。大数据应用于环境刑事责任领域，可以有效地降低环境资源犯罪的概率，实现惩罚犯罪与环境权保护的相结合之目标，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互联网+时代环境治理转型的推进

在当前时代，作为推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无论对于政府、社会，还是市场领域，都可以以“互联网+”为依托，将大数据技术、服务应用在现代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时，推动环境治理模式的变革，从而促进社会治理转型的，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

（一）政府层面：拓展政府环境监管义务履行方式

第一，用微博、微信及搜索数据进行环境舆情监测。每天在这些平台上传播的数据量高达百亿甚至千亿条，这些数据对于政府收集民意动态，监测社会环境舆情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发挥政府监管义务在环境领域的履行途径。一是数据收集与数据公开。推动我国大数据的发展，重点在于改变政府理念，由政府牵头带到社会各行各业公开数据，然后收集整理数据。二是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充分利用气象数据、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得到的数据、污染源自动监控得到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达到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的目的。三是利用大数据采集技术分析环境污染成因。将各种不同种类的环境指标信息和污染源排放信息相互结合，通过科学的分析合理预测企业排污强度、污染源分布情况及其对周围环境质量的影响。四是构建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平台。江苏省环保系统“1831平台”，常州市开发的“生态常州”，都属于环保大数据共享平台。

（二）社会层面：推动公众参与积极性

移动互联平台正成为撬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杠杆，让更多社会力量投身其中，提高环境保护的效果和水平。“互联网+”不仅能创新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和途径，更能在许多环节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市场层面：“共享经济”模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从需求来看，消费者从以往无止境的对商品和服务的“占有”欲，转变为更加注重商品和服务的“使用”权。从供给来看，生产者也必须由提供数量巨大的商品和服务转向提供“使用价值”更高的商品和服务。利用“互联网+”而在近几年悄然兴起的“共享经济”模式，正是对此的积极回应。

第2篇：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十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新常态。在的积极引用和诠释下，“新常态”一词迅速传遍于中国的报刊媒体及互联网，成为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的时代热词之一。本文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在系统论述新常态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对新常态下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从理论角度探寻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冲破困境“藩篱”后的途径和出路。

一、中国语境下正确认识的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一)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

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央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解读和界定是最为清晰的，中央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从九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趋势性变化，并提出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落实机制。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的趋势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是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

(二)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总目标，那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总目标。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要在积极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政治新常态的衡量标准为: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和行使越来越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制度安排更加体现民主性，三是治理过程的更加法制化，四是政府等公共管理组织履职服务的高效化，五是国家治理系统和制度安排的协调性。

(三)社会治理中的新常态。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新常态下，要求具有法治化的社会新常态。法治化的社会，要积极营造全面懂法、信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环境，凝聚起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法治社会新常态包含以下内涵:一是积极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积极培育社会居民的法治意识;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创新社会管理机制，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让法律赋予社会治理主体行使社会管理职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依法监督。

(四)环境保护中的新常态。

一方面，由于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使得当前的白色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有的甚至达到和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值，在降低民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同时，使得公共部门进行环境治理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期望不断增加，使得政府进行环境治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环境治理成效不明显，很容易消弭群众对公共部门的认同度、支持度和信任度，消耗公共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五)文化建设中的新常态。

在全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越来越大，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价值混乱、价值堕距、价值真空等险象丛生，使得文化综合体系难以有效建立，主流价值观混乱且缺乏全面有效的信仰驱动。当前，一方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传播渠道，为人们便捷地享受文化权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还不能够真正完全、高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现代治理水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总目标就是要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公共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实现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制度化、透明化、协同化。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总体上不断提升。

(二)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

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为实现现代管理和良好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现代技术和手段。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协同办公平台等建设。但是，与社会发展步伐和公众期待相比，公共部门现在的管理技术手段还显得比较单一和落后，难以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三)公共管理组织目标与个体自觉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当前，中央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查处了曝光了大量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党政干部。作为公共组织中的个体，深处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这个“大染缸”中，势必会发生“染缸效应”。健康的组织文化体系会使公共管理者个体发生积极反应，主动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相反，发育不良的组织文化和价值体系，容易使得公共管理者个体陷入道德困境，不顾法律政纪和道德意识的约束，产生权力寻租和行为。

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发展的出路探析

(一)努力提升公共管理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

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不断完善职能职责，通过加强管理管理能力学习和职业伦理培训、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激励机制、落实绩效治理机制等方式，提高公共部门人员的综合治理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增强服务意识、回应能力、效能观念和法治意识，切实提高公共管理人员解决各种公共问题的综合性能力。

(二)不断加强对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手段创新。

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下的新技术要求，组建优秀的公共管理技术团队，充分把把GIS技术、数字治理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物联网技术、智慧政务技术、绩效治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及预警技术等充分运用于现代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为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和效率提供必要的现代技术支持。同时，加强对全体公共管理者的现代技术应用培训，提高公共管理队伍的现代技术综合应用水平，确保现代技术切实用好、用活、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积极塑造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体系。

应在改善公共管理者待遇、完善公共管理者违法违规惩戒体系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对公共管理者进行职业伦理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公共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管理观和发展观，将权力关进制度和道德的“笼子”里，使得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能够同时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与监督，实现社会公共价值与自我人生价值的积极结合和有机统一。结束语当前，“新常态”一词已成为官方话语体系中描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变化的非常重要的综合性词汇，并焕发出新的丰富内涵与历史穿透力，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在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着新的变化、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破解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是一个长期的时代课题，需要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者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不断找寻新的方式和出路。

参考文献:

［1］张再生，白彬．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与出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38－42．

［2］王资博．“新常态”研究述要［J］．重庆社会科学，2015，04:32－41．

［3］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01:5－18．

第3篇：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环境治理，大气污染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方法

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也是最公平的福祉。作为代表现代文明水平的城市，比如天津市，现面对着严峻的大气形式，如何创新大气环境治理系统，实现社会、文化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方法，将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急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一、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重要性

首先，考虑到相反发展的环境和经济，提出快速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和处理城市大气条件需要360度无死角全过程管理。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或研究方法，城市空气环境治理和改革方法管理着高度人为的城市主体的大气环境，并不断改变管理理论，系统和方法以实现环境，并且实现合作发展和持续改进经济的决策过程。其次，就理论和创新而言，它可以表明“业务创新可以提高生态效率”这一假设。基于新系统经济学的原理，构建了既有利于方法又有利于经济的理论框架体系。基于持续改进的理论，建立的自给自足，完整的动态环境管理系统还可以内生地驱动八个系统的有序循环，从而改善环境和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协调发展。再次，作为评估环境执法后果的主要方向，高层政府与污染公司之间的对立可能是周期性的特征。如果“环境管理影响因素”看起来相对不规则，这意味着政府正在推动环境质量的变化，那么以环境为导向的评估可以迅速形成一种稳定策略。在基于高度评价的评级系统中，累积罚款可以达到进化的平衡。第二，地方官员的晋升困难，基于地方基层官员“完全理性的人”方法，使用来自中国北方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衡量体系的假设。不影响环保性能。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由GDP决定的评级模型，以改善大型和小型高管人员的绩效评级系统。最后，环境消极主义与环境悲积极主义两者都有其自身的原因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利用这两种观点的理性因素之外，我们还需要避免这些缺点，对环境问题提供全面和客观的理解，并提供对环境治理有用的指导体系。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区域一般达66-160天了。2017年5月，空气质量根据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居民对于目前的空气质量感到不满，高达2%的居民希望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能够在2021年达标可达到。从2018年以来，国务院及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等部门都出台了多项大气污染防治系统。2013年1月1日，该方法被反复称为新《环境保护法》的“历史上最严格的”方法，该方法规定了严厉的行政处罚，例如每日罚款和环境责任。2015年8月，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修订并通过了新的《空气污染控制法》。这导致对空气污染行为的惩罚增加，并增加了政府对污染控制的责任。2013年5月至2014年，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引入“十项大气条款”后迅速做出了反应，并以每个地方政府的名义制定了地方空气污染主管部门的治理体系规范。

二、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现状

（一）城市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不少人形成了环境消极主义与环境积极主义两大派别。环境的负面影响是基于自然资源的损失，许多物种的灭绝、人口的爆炸、食物的破坏以及各种物种的不断死亡。1961年一个美国人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开启了整个世界对环境污染问题反思的大序幕。1964年出版《人炸》则敲响了世界人口数量急剧膨胀的警钟。1972年，丹尼·米德斯（DannyMidus）教授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题为“增长的限制”的报告，该报告严厉批评了生产和消费的结果。对这种环境的负面方法。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教授（JulianLincoln）尽快反驳了领导这对夫妇的学者的环境活动。环境活动主要考虑技术进步和市场体系，以解决环境问题。人类是理性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经济是无限增长的，市场和价格机制解决了资源短缺的问题。

（二）环境治理措施存在不足造成空气污染问题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出于历史原因。简而言之，煤炭是主要的主要能源消费结构，其次，长期以来，这是一个粗糙的发展模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GDP和环境的重视是警察和政治理论的发展。在社会政治和行政投入虚假金额的过程中，普通帐户及其政府在废除基本帐户后处于中心地位，政府在实现良好的环境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市政当局来说，它们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空气污染控制的双重压力。可以以北京市为例可以进行证明，根据三氧化硫，氢化氮和烟（粉）尘的库兹涅茨曲线，污染物排放量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太重要，但显然与广告组织的环境政策有关。创新将有助于提高生态效率。但是，空气污染系统物理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滞后性相对较强，以结果为导向的环境质量评估系统需要考虑凤凰城机场的各种环境管理，以查看影响因素SBM-DEA模型用于计算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大气环境，输入和输出变量的缓解率以及平均收敛分析用于通过管理创新提高环境效率。

三、城市大气环境发展趋势

首先，在旧城镇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环境和经济是无法遵循的。对这种巨大的对角线发展模型认为，在生态和文明概念的指导下，必须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不应该为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空气污染而盲目高兴。从洛杉矶和伦敦等城市的各种旅行来看，管理烟雾绝非几日之功。简而言之，无论是从其他山区学习还是基于中国的疾病反复学习，城市环境治理都需要持续而全面的创新。城市燃气环境治理创新模型的概念包括城市空气环境，管理创新和环境管理等许多领域，要定义它，我们首先需要组织相关概念。现代词典对城市的定义如下：人口稠密，工商业不发达，居民主要是非农业人口，通常是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从法律和自然的角度看待城市的定义，从法律上讲，城市是国家和政府确定的具有法律重要性的行政单位。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城市具有某些功能，包括经济和非农业功能，专门的分工以及某些功能，例如政治和文化，人口众多，人口稠密，社会关系复杂。城市环境是由使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人们创建的高度人造的存储环境。人口高度集中，人与环境之间的严重矛盾，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征，这将对尽快飞行产生决定性影响。人类住区的城市化对空气，水和生物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大气环境主要是指与人类生活更加紧密相关的大气。地球的大气层由地球周围各种气体的混合物组成，范围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一个城市或一个城市群形成后，只有在用餐后才变得美味。由于人力资源的发展，人口密度很高，空气成分与其他地区有很大差异。塑造城市大气环境，城市大气环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例如高度人造的城市环境以及人类通过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的自然大气环境。

四、城市大气环境治理措施

（一）完善城市环境管理相关措施环境治理是政治生态学和环境政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倡导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人类的政治活动。环境治理的定义是环境治理是管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决策过程。环境治理是三个主要的机构：市场、公民和社会（例如，在地方政府、家庭、国际或全球层面）之间的多层次互动。该实现是对环境需求和社会投入的响应，是独立于法律，没有任何程序，是人类过程并且具有广泛接受的行为约束，具有“良好治理”的特征，并且主要目的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齐晔等人则认为环境监管的内涵发生了几度变迁，经历了从环境的行政,再到环境的治理的演变。杨立华和张云则认为环境管理范式就应该从管理过渡到了参与式管理，然后最终再回到治理。专家学者参与、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公民的参与、企业的参与等各种专门化治理模型和强调多个社会主体合作的多元协作理范式，这是治理机构针对环境问题采取的所有措施的原则和方向，主要包括治理机构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原则、治理目标和治理绩效等分析框架。"。

（二）加强环对城市环境的管理1914年，在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生产要素和生产系统中条件的“新结合”以及通过市场获得潜在利益的活动和过程。这一新理论涉及五种情况：引入新的“礼物”，使用新技术，开放新市场，控制新原材料供应以及实现新的工业组织。熊彼特的创新方法属于经济学领域。研发的起点是企业家生产低成本或高利润产品的方式，他的研究集中于西湖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提供的创新，即制度创新的方法，他的研究集中于制度的形成和改革。不同教授从各自的研究系统进-一步丰富创新理论,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德维克里斯托夫.弗就里曼于1989年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涉及政府、企业、科看研方法、大学等多方面，是一个机制概念。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飞跃不能仅仅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以最佳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分配资源。社交活动提供信息，游戏规则和激励措施。

五、结束语

第4篇：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 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2-0093-02

随着我国加大三农建设力度，农村的农业生产、乡镇企业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伴随发展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环境状况令人堪忧。无论是农村耕地还是居民用水，污染情况严重。农村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关键一部分，农村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结果与质量。由于缺乏必要的环境保护设施，加上农民不具备相关的环境保护意识，政府部门并不重视农村环境建设，使得整个农村环境治理问题逐渐凸显。农村环境想要有效治理就离不开清晰的解决思路和有效的治理体系。因此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农村环境的现状和寻找到问题所在。

1我国农村环境的主要问题概述

社会由农业主导到工业主导转变过程中，农村的产业结构和居住方式和居住习惯都有质的改变。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产生大量生活垃圾。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化肥、农药大量使用，大量生产、生活污水出现。伴随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也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居住更加集中，但其配套的生活设施并没有跟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三农建设，更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利益维护。就目前我国农村环境的情况而言，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1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

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农药、农用化肥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虽然这些产品在利用过程中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增加了农业生产科技含量，有效确保了粮食增收增产，但化肥农药的使用污染了地下水、土壤和空气，同时在使用过程中，缺乏科学技术指导，往往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1.2居民生活带来的环境污染

目前我国农村日常生活中，污染问题主要表现在：燃料废弃物、生活废水、污水、生活垃圾等。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依旧使用煤炭、秸秆、木柴作为家用燃料，这些燃料的不恰当产生大量有害气体，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我国农村每年有大量的生活垃圾产生，这些垃圾在排放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正常处理，往往被随意丢弃，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生活居住环境，影响了农民的身体健康。

1.3农民普遍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实际上，很多农民并不具备环境保护意识，比如垃圾随意丢弃、农药化肥使用等都已经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在农民看来，这些并不是环境污染行为。同时也不具备环境保护的相关习惯，环境保护往往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而对农民来说，获得更多收入和更高品质生活，才是其生活和发展的方向。意识是其日常生活和生产的指导和方向，没有环境保护意识，就会使得环境污染日益加重。

1.4政府缺乏有关管理和系统投入

我国环境监管部门大多只配备到县区一级，大量农村地区既没有环境保护机构，也没有环境监管部门，管理组织匮乏。缺乏环境保护和管理组织，只能使得大多数地区环境治理工作不能有效开展。环境污染需要投入资金治理，而环境保护和监管也需要资金支持，我国日常环境保护过程中，政府部门往往投入精力和资金有限，也使得环境污染加重。

1.5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心和支撑点，对带动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乡镇企业大多具有分布散乱、工艺落后、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程度高等特点，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危及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污染。

2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对策建议

要想有效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就需要我们从问题的本质出发，通过简单、有效的政策，促进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有效开展。而治理对策在制定过程中就需要从实际出发，要结合农村环境的具体情况，提出环境治理的对策，具体而言就是：

2.1加大政府投入、构建完善环保体系

长期以来，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始终不到位，这与政府投入不足有很大关系。政府是环境治理工作的主导者，通过财政、税收等多种方式进行资金投入，不仅能够有限提升环境治理能力，还能从实质上改变农村环境问题。首先，通过建设相关组织机构，建立环境保护的管理协调机构，从而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其次通过资金投入，为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提供扎实的资金保障。最后，要广泛宣传，合理引导，通过多种媒体宣传渠道培养和树立环保意识。

2.2推广科学合理经济发展模式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是资源利用低、环境污染严重的发展模式，而要想有效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需要我们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科学发展、经济发展。就需要建设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实现农民增收、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确保生活水平提高与环境质量保障统一进步。

2.3培养农民环保意识

农村环境问题想要有效解决，离不开农民。治理农村环境问题的出发点和突破口只能是广大农民，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广大农民重视经济收入，而忽视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投入，这是环保意识缺乏的重要表现。要想从实质上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需要我们重视培养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3结论

农村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发展问题，还是民生问题。在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已经不是单一的发展问题，实质上已经走向了复杂、多元的发展状态。农村环境关系到城市环境，农村环境问题解决不合适，将会使得整个社会发展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因此，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关系长远，影响未来。

参考文献

[1]苏杨.新农村建设中应重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J].红旗文稿，2011，11：14-17.

第5篇：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范文

1、 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这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体分散、隐蔽，排污随机、不确定、不易监测。这使得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因此存在着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的现状。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2、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导致一个需要环环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变成各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局部行动，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这样没有进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公共服务，即便农民已经有了需求，也很难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来。

3、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4、 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术、经济障碍。除了面源污染难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类污染用末端治理常会出现既治不起，也治不净的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高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问题

农村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纳方。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本文重点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污染问题并提出未来在全国层面上的对策。

——编者

1、 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t/km2，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

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2002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由于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t/km2，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

2、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3、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集约化畜禽养殖蓬勃发展。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第6篇：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比例1978年为17．92%，2011年超过50%。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随之带来了城市环境问题。中国城市环境问题使城市生态负载增大，城市环境保护提上日程。随着治理理论广泛应用于城市环境领域，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兴起。要有效地治理中国的城市环境，需要选择和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或者说，政策工具的选择、应用状况是有效地治理中国城市环境的关键变量。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是中国城市治理主体在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过程中为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有信息属性的手段、方式或途径。其主要有环境信息公开、环境标签或标志计划(包括环境认证)、环境听证、环境、全球定位系统等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

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是比较典型的风险问题。这些风险问题明显不同于历史上的各种外部风险，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化阶段后才出现的，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以及作出相关决策所造成的。［1］75“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中自我孕育出来的风险有着明显的社会化特征。这种社会化特征，使得具有强大威力和潜在威胁的现代科学技术之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巨大风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2］65不止于此，环境政治学学者约翰•德赖泽克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政治的主题。“今天，我们不但有一个关于环境的概念，而且大多数发生在环境领域的重大事件是政治的主题和公共政策的目标。”［3］6的确，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是相联的。人类的优良存在有赖于我们生活中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4］23相应地，为解决环境问题而进行的环境治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现代化是一种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话语和实践，它需要政治承诺，这种承诺指向富于远见的长期而不是心胸狭隘的短期，指向经济与环境进程的整体性分析而不是对特殊的环境滥用的零散聚焦。［3］194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作为环境治理的一种手段，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同样如此，它有其政治上的动因，也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之中所蕴涵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机理或政治逻辑。大致说来，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机理或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机构会以政权形式来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5］300中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选择何种政策工具来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适用于环境领域。为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中国民主政权在城市环境治理中选择或会选择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听证和环境等政策工具。在公民权利中，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广义言之，知情权是指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或情报的自由，是公民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又称为了解权、得知权或知悉权;就狭义而言，则仅指公民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有知情权，就有相互提供信息的义务。”［6］208由于“几乎每一项权利都蕴含着相应的政府义务”［7］26;“公民的权利就是官员的义务”［8］351，因而公民享有的知情权，对政府课以公开信息的义务。相应地，公民享有的环境知情权，对政府课以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中国民主政权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政府由此有义务在环境治理，包括城市环境治理中公开环境信息。就此而言，在城市环境治理中，中国民主政权选择或应当选择环境信息公开以维护环境知情权。目前中国城市政府的实际做法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对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各城市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环境信息，以保障公民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公民参与权不断拓展。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中国公民享有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政府采取或应当采取一定的手段落实这项民利。“对民主而言，它能够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严肃的沟通交流。”［3］275“积极型民主的交流包括参与前期酝酿、议程设定、信息沟通，它强调倾听和表达的技巧，以及设身处地体谅他人的能力。”［9］149倾听的技巧包涵了听取公民意见的手段或方式。该手段或方式之一是进行听证。听证的本质是听取对方意见［10］135，它有利于落实公民的参与权。在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政府开展环境听证来落实公民的环境参与权。200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举行听证会，听取“自然之友”、“地球纵观”、“地球村”等环保民间组织的实施圆明园防渗整改工程的建议。按照“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上海市绿化条例》立法过程中举行了听证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环境也是听取公民意见的一种手段。由于公民享有环境参与权，中国城市政府应当选择环境来进行环境治理。实际上，环境在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得到了运用。如在厦门PX事件中，厦门市政府通过专线电话、电子邮件和信函等听取公民的意见，落实公民的环境参与权。简而言之，中国民主政权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环境参与权，政府由此在城市环境治理中选择或应当选择环境听证、环境等信息型政策工具。

三、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

人类事业的设计和运作总是发生于法律和政治考虑的范围内。［11］51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概莫能外，因为法律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在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政治可行性指的是一定的工具选择是否能够维持下去。政治可行性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政治可行性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政府监督信息型政策工具运用的难易程度和政府自身运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难易程度。前者主要涉及政府判断市场主体是否遵守某一政策或比较恰当地运用某一政策工具的难易程度。对市场主体运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的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的有关污染行为的信息。但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假设是政府不可能无成本地知晓每个市场主体在任何时候到底在干什么，换句话说，政府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是需要成本的。在许多情况下，获得有关的精确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成本非常高的。［12］83而且，获得有关污染的信息还存在技术上的限制。这些影响政府对信息型政策工具运用的监督。鉴于此，中国城市政府在选择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工具时更多地要求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从中国城市政府自身运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费用和技术看，其公开环境信息的难度不大，其组织环境听证、利用环境、进行环境认证的难度也不大，因此中国城市政府还选择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听证、环境与环境认证等都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是伦理道德。这主要是对市场主体在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方面的伦理限制。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道德观认为，环境政策应该对污染行为进行谴责，因为污染是对自然或人类社会的一种犯罪。［12］90在此种道德观里，如果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公开虚假污染信息或隐瞒污染信息，这是很不道德的。目前，虽然生态道德观在中国尚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些城市的大企业中，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上市公司比较主动地公开环境信息。在获取有关企业污染行为的信息还存在技术上的限制、政府只有“依赖于行业的自我监测(在可能的限度内)以及它们对排放水平的报告”［13］80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工具的选择或多或少基于伦理道德的考虑。

三是制度容量。这主要涉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能否为制度所容纳。1979年9月13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1989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公开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制度空间。2007年4月11日公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直接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公开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文本支持。1996年3月听证制度在中国首次建立起来，它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环境听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间接的可能。《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则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环境听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直接的可能。中国的制度建立于1951年6月。1997年4月29日和2006年6月24日了《环境办法》，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制度容量由此增大。

四、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城市公众是城市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环保工作或城市环境治理工作没有城市公众的参与，很难走远。由于公众环保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更新的形式，［14］324作为公众环保参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无疑是一种政治参与。促进这一参与，需要选择一定的信息型政策工具。从理论层面看，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这是因为政治参与需要一定的条件，足够的信息是其赖以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戴维•赫尔德在谈到参与式民主时指出，参与式民主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开放的信息体系，确保充足信息条件下的决策。［15］341然而，在涉及选举以及更为一般的公共政策问题上，所有个人会合理地保持较少的知情［16］23，原因是搜集有关选举与决策的信息要花钱、费时、耗精力。换言之，信息成本是政治参与的一大障碍。［17］119如果政府对信息形成垄断地位，使公众难于计算政治参与的收益，那么多数公众宁愿弃权，也不愿参加公共选择。只有让公众拥有或接近信息，降低其信息成本，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才会高些，参与率才会提高。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来说，城市公众只有充分了解环境信息，才会积极参与到环境决策中来。因此，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环境信息公开这个政策工具。从实践层面看，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南京市、马鞍山市、贵阳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实例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南京市秦淮河被污染的事实一直存在着，并非无人知晓，只是知道的情况不多、了解的程度不深。这不能使秦淮河环境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随着城市化进程延伸，大众传媒进入人们的生活。大众传媒拥有深层次、高频度、全方位报道秦淮河环境问题的优势，一旦此问题被纳入环境记者的视野，他们就会通过大众传媒将其比较真实、全面、及时地展现在城市公众、城市企业和城市政府面前，吸引城市公众的眼球，引起城市政府的关注。可以说，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交流平台、追踪事件进展、给出事件处理结果等，完成秦淮河环境问题的被少数人察觉、被多数人关注、被相关组织重视、被提上政府议程、被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建构过程，从而发挥促进社会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的巨大作用。［18］176欲使更多的中国城市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解决信息问题，构建一个透明化的、对公众开放的信息平台。马鞍山市的经验恰是如此。为了使公众参与和监督更为有效和全面，在实践中，对环境问题马鞍山市敢于公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19］108再者，反面的例子亦可作出说明。如南京市政府在工业项目建设前不向公众公布信息，在项目建设后公布信息但渠道很少，力度不大，从而导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不足。［20］又如，贵阳市人口超过350万，但贵阳市政府网站关于“整脏治乱”的网上调查参与人数仅有寥寥的629人，其中，信息传达不到位是原因之一。［21］76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五、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指为完成政府环保职能规范的目标和任务，拥有一定的公共权力的政府组织所具有的维持本组织的稳定存在和发展，并有效地治理环境的能量和力量的总和。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政府环境政策能力、政府环境监管能力、政府环境正义维护能力和政府环境制度创新能力等。按此逻辑，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广泛获取数据支持民主决策。［22］96只有在行政机构占有能够说明问题的完整的信息资料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选择。所以，行政机构应尽可能多收集有关国家机关运转状况、行政管理机构与被治理者的关系、公众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需要等方面的信息。这样的信息收集应当有助于政治权力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23］16－101

同理，信息收集有利于提升城市政府环境政策制定能力。为此，中国城市政府需要选择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听证、环境等政策工具来收集环境决策信息。如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办公室需要选择环境来收集制定第三轮环保行动规划的信息。环境信息收集、公开能够为中国城市政府提供执行环境政策所需要的各类信息。真正做到了环境信息收集的准确、高效，就必然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占据先机和优势。把有关环境政策执行的信息公之于众，能够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政策的信任，因为“信任的理由有一种知识论的性质:它们归结为信任者获得的关于被信任者的一定的知识和信息”，“正确地给予信任的可能性随着关于被信任者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而提高”。［24］94

更多的公众信任和认同有助于环境政策的顺利执行。上海市顺利完成了第二轮环保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确定了环境信息收集和公开机制。所以，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政策执行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政策修正能力的提升同样需要信息。根据非合作博弈理论，精炼贝叶斯均衡是当面临不确定性时，参与人从对不确定性事物所假定的事前概率出发，进行分析、判断和决策，并且在决策的动态过程中，会根据获得的新信息，利用条件概率的贝叶斯公式或法则，对事前概率进行贝叶斯更新，作出事后概率判断并据此调整、修正自己的判断和策略。运用精炼贝叶斯均衡中的贝叶斯理性或“Savage－贝叶斯理性”修正环境政策需要反馈回来的新信息。通过不断收集、加工和公开新的环境信息，使环境政策修正得以持续进行，政府环境政策修正能力随之提高。而确保从尽可能多的方面收集反馈的唯一方式，是将政策过程设定在一个自由民主制的框架内，其中不同的利益团体和行为者都能够无所顾忌地提出他们的意见。［3］124－125

第7篇：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农村卫生环境，发达国家，经验总结

发达国家良好的农村卫生环境状况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也曾经历过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本研究将对国外发达国家农村环境卫生的治理情况进行梳理，汲取其在改善农村卫生环境过程中获取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农村卫生环境改善提供良好的思路和途径。

1国外农村卫生环境改善及治理经验

1.1韩国

在1962-1971年的十年间，韩国政府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农村人口流失严重，进而带来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十分类似。为缩减城乡差距，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开始了。

由于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韩国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村或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建道路和房屋改造等。随后，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进行重点改造（类似我国的“美丽乡村”试点村）。通过几年的推进，韩国农村破旧衰落的景象得以改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归结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是政府主导阶段。“新村运动”的初期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提供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运动”初期以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为目标，如改善厨房、厕所、屋顶，修建公路，改良种养殖品种等。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并成立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构建了覆盖全国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网络，并建立专门研究机构――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指导新村建设和培养新村指导员。

第二是产业带动阶段。单纯的外部“输血”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韩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因此，韩国政府动员科研机构、技术人员深入农村进行技术推广和劳动力培训，同时，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等领域，通过制定规划，提供财政、物质、技术和服务等支持手段，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逐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

第三是自我发展阶段。由于国内政治动荡和农村经济改善，政府逐步退出“新村运动”主导地位，政府的直接投入转为“政策引导、市场进入”，其它培训、信息和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农村发展由“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展现农村历史文化、乡村特色的产业发展迅速，使得韩国农村持续焕发青春。

1.2日本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但是由于片面追求工业发展，造成城乡发展脱节，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传统村落社会崩溃，乡村人口减少。为解决上述问题，日本政府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先后开展过3次规模较大的新农村建设，即“造村运动”。该运动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

法律体系健全。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法律体系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废弃物处理法》、《环境基本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农药取缔法》、《土壤污染防止法》等法律法规，提倡发展循环型农业，协调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2000年后又颁布实施了《农药危害防止运动实施纲要、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食品、农业、农村政策审议会》、《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农业环境规范》、《关于推进有机农业的法规、《关于有机农业推进的基本方针》等，完备的法律体系为改善农村环境提供了重要保障。

规划先行。日本政府在农村环境改善过程中，非常重视规划工作，特别是综合性国土规划。前后在国内进行4次国土规划，根据规划引导资金在农村小城镇投放，扶持农业，促进当地发展。如，“一村一品”行动，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自身居住环境。积极研究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积极发展生物工程技术、不断通过生物技术改良农作物品种，降低化肥、农药在农田的使用。

农协力量强大。日本农协的力量非常强大。基层农协、县经济联合会和中央联合会三级农协联合组成了完备服务网络，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同时也是农村环境改善的重要宣传者和操作者。

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食品、农业、农村政策方向》中首次提出“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概念，并将其作为农业改革新目标。环境保全型农业是指灵活运用农业所具有的物质循环功能，通过精心耕作，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发展环境负荷量小的可持续型农业。政府专门设置了对策室，负责推广，主要技术措施有：土壤复壮技术、化肥减量技术、化学农药减量技术等。2008年经资格认定的“生态农户”达17.9万户。

1.3美国

美国国土面积广阔，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国家，其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以高投入、高产出、机械代替人工等模式实现的。美国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法律制定。美国农村环境保护走的是法律先行的道路，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规范和约束污染源。1972年美国政府颁布《清洁水法案》，1987年提出了对点、面源污染统一管理的行动计划。其后出台了涉及农业污染治理的《安全饮用水法案》和《联邦农药、杀真菌剂和杀鼠剂法案》，还有《农药登记和分类程序》、《农药登记标准》、《农药和农药器具标志条例》、《农产品农药残留量条例》等规范农业投入品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

公众参与。美国政府对公众参与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79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根据《清洁水法》、《资源保护与恢复法》以及《安全饮用水法》就公众参与情况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和建议。2003年，环境保护署制定了专门的《公众参与政策》，明确了公众参与的基本步骤，并不断寻找扩大公众参与新方法。

项目带动。针对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美国综合运用技术、经济等手段，开展了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项目，通过项目带动，对农村环境问题进行资金补贴、技术支持和规范化生产等，涉及到的重要项目有：退（休）耕还草还林项目、湿地恢复项目、环境保护激励项目、环境保护强化项目、农业水质强化项目、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项目、农场和牧场保护项目、草场保护项目。

环境教育。美国的环境教育开展较早，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推广。该环境教育体系完整、经费来源多样、制度规范。在农村的环境教育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一是通过非营利性组织将农场主集合在一起，评选出一批环境教育示范地农场，组织他们农场主定期参观、交流经验；二是开放环境教育场所，组织学校或公众参观，收取参观费。

2国外农村卫生环境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发展历程不同，资源禀赋也不一致，不能简单的照搬照抄，但通过上述经验总结，可以归纳出各国在改善治理农村卫生环境方面的共性措施。这些共性的做法、举措，对我国农村卫生环境改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完善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法规是治理农村卫生环境问题的重要依据，只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主体的责任，才能确保农村卫生环境持久性改善。在制定相关法律的同时应对农村卫生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建立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拟定综合性的农村卫生环境法规，逐步把农村卫生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法制化管理体系之中，制定农村环境监测、评价标准和方法，各地政府要配套建设一批地方性农村卫生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使各项农村卫生环境法律法规在执行上能够统一，做到责权清晰，有法可依。

坚持政府主导。农村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也属于公共物品范畴，政府应是建设主体。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农业、农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价值洼地”，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已经到来，通过加大农村卫生环境基础设施财政投入，有利于缩小城乡二元差距，实现美丽乡村的建设愿景。此外，我国地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如果缺乏政府的组织管理，很难统一村庄建设的内部需求和环境保护的外边需求，因此应强化政府在农村卫生环境领域的组织和管理，并加大政策与资金支持。

灵活运用市场机制。农村卫生环境治理过程中坚持以政府为主，但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农村环境改善投入多元化，建立专业的第三方服务体系。财政资金毕竟有限，由政府负责所有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清理、检查等工作，成本较大，无法覆盖所有村庄，因此应通过市场运营（承包给专业服务公司）、吸纳社会资本、争取国际援助资金等方式进行运作。

广泛宣传。农村卫生环境改善是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的惠农工程，应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主动参与进来。积极宣传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加强环境法制宣传，提高农民环境法律意识，提高农民保护村庄卫生环境和遵守环境法律的自觉性。搭建信息披露平台，开辟农户和政府在农村卫生环境治理中的沟通渠道，推动农村卫生环境治理措施公开、透明。

参考文献：

[1]安虎森，高正伍.韩国新农村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社会科学辑刊.2010（3）

[2]李建平，白瑜.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 社会科学论坛.2007（8）

[3]范彬.日本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组织管理与启示[J].水工业市场.2010（1）

[4]陈磊，曲文俏.解读日本的造村运动[J].当代亚太.2006（6）

[5]邹力行.美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特点及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5（4）

第8篇：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环境污染； 治理； 平顶山市

中图分类号：TD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6-168-001

1.前言

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造成生存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日渐薄弱，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经济发展受到制约[1]。矿山生态环境的危害表现在煤炭开采导致土地资源破坏及生态环境恶化，破坏地下水资源，加剧缺水地区的供水紧张。煤炭开采导致废气排放，危害大气环境等。矿区环境保护存在着环保意识差，公众参与程度低，环境保护监管不力等[2]。解决矿区环境污染问题，政府要树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观念，完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大力应用清洁开采和炼煤技术，推行多元综合治理的发展模式。

2.平顶山市矿山主要环境问题

平顶山市是我国新兴的煤炭工业城市，过去一段时期内，矿产资源开发出现“重开采、轻环保”的偏差，矿区环境污染问题一度成为政府工作中的一大难题。近几年，政府制订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矿区环境治理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矿山环境污染对居民身体健康构成威胁，对生态环境直接破坏，危及子孙后代[3]。通过政策优惠，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环保产品。在政府的干预下，使矿产企业在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对矿山环境的破坏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通过实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达标生产等途径，使煤炭生产走上规范化开采的轨道[4]。

生态环境问题有开采活动对土地的直接破坏，直接破坏地表土层和植被。开采过程中的废弃物（如尾矿，矸石等）大面积的堆置，矿石、废渣等固体废物中含有的酸性、碱性、毒性、放射性或重金属成分，通过地表径流或大气飘尘，污染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环境。地下水位降低，废水排放，导致水均衡遭破坏，水质污染。

煤炭开采过程中免不了要征用土地，直接破坏植被和农作物，导致绿地面积缩减。采煤排出的煤矸石、废渣、尾煤也占用大量土地。采矿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煤尘及其他粉尘，对矿区的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矿井中的瓦斯等有害气体未作任何处理直接排入大气层中，对大气环境也造成了一定影响[5]。

3.平顶山市矿山环境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造成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中出现的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政府宏观层面上的制度性制约和因管理目标偏向导致的政府职能工作的缺位、越位和错位[6]。

在宏观层面上，矿山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对政府开展矿山环保工作的具体指导效果很有限。缺少完整的矿山环境法规。对矿山环境的监督管理分散于各个部门的法律法规中。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缺乏有效的防治矿山污染与生态保护制度。缺少强制性，难有实效，有些法规太原则化而又难以操作，没有有效的制裁手段。政府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法规，对污染企业采取关、停、并、转，内部整改等措施来治理与控制污染。一些污染企业在被勒令关停后，过些时候又改名换姓，以其他名义重新开业。矿山环境污染在政府追求的效益目标下，变得可有可无，进而导致了政府职能错位，致使环境保护问题得不到政府的全力监管。

4.平顶山市治理矿山环境的必要措施

完善法律法规，确保矿山环境治理高效运行。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对许多污染现象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不够。此外，执法力度不够，使一些污染事故和责任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今后，要加强环境立法工作，尽快建立起完善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在矿山开发中，必须正确处理近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不动摇，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矿产资源开发必须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防止矿产资源开发加剧生态环境恶化。

在处理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勘查、合理开采、综合利用。把保护资源和环境摆在突出位置，对矿山环境破坏严重的矿山企业，限期提出整改和治理的实施方案，坚持实行不定期巡查和监察员督察制度，健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实施矿山环境准入制度，加强矿产资源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全过程的监督管理，落实矿山环境污染治理责任。

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新的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必须进一步淡化传统的GDP增长主导型的政府责任意识，切实增强一级政府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因此，进一步明确政府管理矿山环境的职能，找准政府在矿山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定位，把握政府在矿山环境保护中的路径选择，已成为矿山环境治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应红，文志岳等.矿山环境综合治理政策研究[J]资源经济，2003，6

[2]郑红等.矿山环保现状与防治对策的思考[J]矿业快报，2001，4

[3]张梁.我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现状与对策[J]中国地质矿产经济，2002，15

[4]王志宏，肖兴田.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破坏和污染现状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1，6

第9篇：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范文

关健词：科技创新 农业现代化建设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要想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进行农业生产，因此，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必由之路。

一、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树立科学发展观

1、现代农业发展新理念的树立。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发展观念，坚持以新型工业化理念引领现代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物质条件、现代经营、新型农民来改造、装备、推进与发展农业。坚持依靠科技进步，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优质高效、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重点抓好优势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坚持把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放在突出位置。强化耕地保护，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认真抓好基本农田建设、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3、加快发展农业新型业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都市农业、森林生态旅游等新型业态，逐步形成区域特色，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升级。

二、加强科技创新力度，巩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

1、加速农产品精深加工、生物质能、现代农业装备与制造、农村现代物流等产业的技术创新。

2、开展以节地、节水灌溉、节肥为主的农业节能减排技术，以种养循环、生物链循环为主的农业循环技术，农业重大灾害防控技术和农业生态安全等关键技术研究，构建“两型”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3、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生物育种、生物质能源、生物饲料、生物农（兽）药、生物疫苗等产业的科技制高点，建立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技术体系。

4、改善农村民生，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生态环境治理、清洁社区建设、新能源开发利用等技术研究。

三、充分运用科技成果，提升现代农业设施建设水平

1、重点把水利建设放在农村基础建设的优先领域。

加快建立和完善入水协调的现代水利体系，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和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加强农村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与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建设，抓好气象服务保障与气象防灾减灾综合示范区建设，完善农村基层社区应急预案，保障应急物资储备，切实提高农业农村防灾减灾能力。

2、巩固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农产品流通网络，推进区域性骨干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

3、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进程。

充分利用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农村信息化服务公益模式，加强对“三农”工作的宣传，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简明直观的服务。结合林地测土配方系统建设提升林业信息化水平。

4、加快推广农业机械化。

利用新型工业化技术成果和装备制造业优势，大力提升农业机械耕种收综合水平。加快农机企业集群集聚发展，坚持农机农艺相结合，加快开发适地适用新型农机具。深化农机具购置补贴改革，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和农机化技术。

5、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充分利用生态环保节能新技术，加强对林地、湿地及生态脆弱地区的保护和修复，继续实施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生态公益林保护、防护林体系、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快森林防火体系建设与农村新型能源推广应用，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推广使用有机肥、高效低毒低残农药、可降解农膜和秸秆还田，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监测体系。

四、用科技武装农民，全面提升现代农业人员素质造就现代农业人才队伍

1、着重培养新型农民。

以提高农民科技素质、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为重点，大力开展现代农业实用技术、农村经营管理技术、农村信息化技术、农民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2、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制机制。

统筹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农业科技教育、成人教育和农民终身教育等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面向市场、国有与民办相结合、企校合作、工学结合、灵活开放、有特色、多元化的农民教育培训网络，建立健全省、市、县、乡四级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五、坚持科学统筹谋划，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加速实施统筹发展战略

1、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着力构建新型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积极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一体化，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均衡配置。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农业和农村流动，促进农民向社区有序聚集，土地向经营大户等适度集中。

2、加强农村水、电、路等公共设施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建设，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水平。

六、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1、建立健全农业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

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发挥政府在农业投入上的主导作用，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加快农村金融服务组织建设，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2、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机制。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长期稳定，努力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