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哲学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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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学的哲学化范文

关键词：研究生；中学化学教育；新课程

近年来，研究生选择进中学做教师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许多重点中学招聘教师的硬性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研究生学历。在许多人不理解的目光里认为研究生是搞研究的，进中学教书是大材小用，浪费国家资源，我不这样认为，虽然研究生的起点高，但研究的方向和内容与中学教学存在一定的差异。事实证明，首先，中学教学对非教育硕士来讲也几乎是一片空白，高中知识在放下若干年后重新捡起，已并不熟悉。其次，研究生期间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是专业的，就是针对某个狭窄的领域，而中学教学内容是基础知识，较宽泛。再次，研究生期间更多面对的是一个个实验，研究者是主体，而中学教学面对的是一个个学生，学生是主体。

因而，我认为研究生进中学并不是大材小用，研究生也并不一定就比本科生成功，但是，既然选择教师这一职业，换个角度，也可以将中学教育作为一个大的研究课题，带着研究的目光，经过实践的积累，逐渐从研究生转变为中学教育的研究者，何尝不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那么，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呢？这是一个专业化发展的过程，首先应树立学习意识，其次要勇于实践，第三要不断反思，最后要勤于总结。只有经历这样一个艰辛的过程，才能化茧成蝶，成为中学教育的研究者，最终成为一名“专家教师”。

一、学什么，学习之前应该给自己一个定位，自己学习后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化学教师，要立足于化学专业，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拓宽学术视野，优化知识结构，改变教学策略，注重之前之后教育的衔接并实行终身学习，终身受教育，努力提高化学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什么是全新的教育理念？新课程指出尊重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加强对学生在学习技能和方法、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等方面的培养。

二、如何在教学实践中渗透新课程的理念

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研究、勤于动手，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获取信息和加工信息并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人交流合作的能力。新课程理论的提出为化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当然也对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教学方式上，改变以往只注重理论讲授而不重视实验探究，只注重知识记忆而忽略知识应用，只注重教师教而忽视学生学，只注重知识掌握而忽视道德情感。在教学内容上，不仅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也特别强调学生对学习过程的理解，学习方法的掌握，各种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在教学策略上，不实施单一的做题讲题、再做题再讲题的题海战术，而是在课堂上创设生动的教学情境，结合人们最关心的健康、环境、资源、水源及食物等焦点问题展开教学，使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并能够解决未来生活中与化学有关的问题以及生产中碰到的化学问题。教师应十分重视化学实验教学，因为它最能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同时，学生在实验探究过程中，能培养科学思维，提高动手能力，加强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教师应努力通过学习实践实现让学生自主学习、愉快学习的教学策略。

三、如何进行教学反思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通过学习，经历实践，我们还需进行教学反思，把新课程理念作为反思的着眼点，把相关经验和理论作为反思的重要参照，把反思贯穿课堂教学的全过程，进行多渠道的反思，通过相互交流进行反思，通过教学遗憾进行反思，通过教学观摩进行反思，再把反思的结果运用于实践。

教师不仅要努力做实践的思考者，更要做理论的总结者，不仅要多读、多思、多实践，还要多总结、多练笔，坚持写心灵感悟、案例赏析、教育随笔等。

除此以外，化学教师可以通过实验提升教学研究水平，学习化学教学的其他辅助工具，如，计算机、投影仪等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施；学习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方面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技能；学习化学前沿知识、化学边缘知识。只有学习精彩，生命才会精彩；只有学习成功，生命才会成功。教师的发展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是教师的各种能力、情感等，不断成熟、不断提升、不断创造的过程。我们应努力使自己成为化学专业基础扎实、知识视野宽广、教学技能过硬的专家教师，绽放自己的教学风采。

参考文献：

第2篇：儒学的哲学化范文

一、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传情感

“亲其师，信其道。”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在师生感情和谐、融洽基础上的教育，学生可接受性强，教育效果也最佳，所以密切师生关系有利于激发后进生的学习兴趣，鼓励抗挫折能力差的学生的学习勇气。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动作、表情传递给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学生亲切、信任、尊重的情感信息，与学生打成一片，真诚地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消除这类学生的自卑感和对学习的恐惧感，还可以通过游戏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方式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之乐于体育教学。

二、设计生动的教学过程――激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直接动力。”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使单调枯燥的学习内容充满乐趣，克服学生的畏惧心理，提高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例如，教学“耐久跑”上课伊始，当我宣布本节课的内容时，学生中一片“啊”声，个个不高兴，等学生说完，我就说这次是越野耐久跑，可以观察马路两边的风景，或者在环形跑道中设置生活有趣的障碍，比如，爬铁丝网、走独木桥、钻山洞等。学生一听，情绪立即好转起来，学生的兴趣、信心一下子调动了起来，学生感到喜悦，消除了对长跑的恐惧感，使他们尝到了练中乐的感觉。

三、多有成功的体验――树信心

教学中，教师有计划地设置一些学生能够做到和完成的动作，要善于捕捉他们练习中动作的合理成分，努力发现这类学生的“闪光点”，还要善于给这类学生多提供成功的机会，使他们在成功中树立信心和决心。比如说，在三年级教材中前滚翻交叉转体180度练习中，上课示范完成后，问：“哪位同学做得来？”马上有很多学生举起小手，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娇气、怕吃苦、爱哭的小女孩也举起了手，我就立刻给她机会。在同学一片善意的笑声中，这位爱哭的小姑娘基本上完成了动作。自发的掌声使她获得了成功的信心和奖励，成功的喜悦使她增强了学习的信心。又如，本班还有一名肥胖生，不爱运动，体质差，常生病，在教学中，我采取了差距离赛跑，让成绩好的学生与成绩不好的学生相隔一定的距离，在规定的时间内，让这肥胖小男孩跑在前面，让他获胜，让他体验成功的感觉，增强他的信心，从而激发他上进。让学生明确，相信自己，只要努力，一定会比别人强，一定能战胜学习中的各种困难。

第3篇：儒学的哲学化范文

文/林佩先

生活中，有一些市民经常在吃正餐的时候只顾喝酒、吃菜，忘记或害怕发胖故意不吃主食，针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杜立阳教授提醒，这很容易因营养不均衡而使肾气受损。此外，主食吃得少了，吃肉必然增多，肉食摄入过多是引起脂溢性脱发的重要“帮凶”。

如今患脱发症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日趋年轻化，这令不少人大为苦恼，目前一些医院开展的“毛发移植”术非常受欢迎。脱发与快速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带来的精神压力有关，也与饮食习惯有关，其中主食摄入不足也是导致脱发的重要“催化剂”。

杜教授表示，现代城市人的主食消费量越来越少，已有不足之势，这给健康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中医认为，五谷可以补肾，肾气盛则头发多，“肾为先天之本，其华在发”。因此头发的生长与脱落过程，反映了肾中精气的盛衰。肾气盛的人头发茂密、有光泽、生长快、乌黑，肾气不足的人头发易脱落、干枯、变白。头发的生长与脱落、润泽与枯槁，除了与肾中精气的盛衰有关外，还与人体气血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老年人由于体内气血不足、肾精亏虚，常出现脱发的现象，这是人体生、长、壮、老的客观规律。所以说，年轻人脱发不仅影响整体形象，还可能是体内发生肾虚、血虚的一个信号，而这些问题，已经被认为与主食摄入不足有密切关系，因为主食摄入不足，容易导致气血亏虚、肾气不足。

高血压患者适当补海参有益

文/王君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其病迁延日久，患者多采用服降压药来稳定病情，但许多患者仍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一些有经验的患者说，与其经常换药，不如常服海参。那么这种方法可行吗？医学专家说，海参中的营养成分有降血压的作用。

据专家介绍，海参中的酸性粘多糖是世界药物科学家目前研究开发的新一代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修复陈旧性心肌梗塞最有效的物质，具有抗凝、降低血脂和降低血黏度及血浆黏度、降血压、降血脂、抗氧化、抗衰老，提高人体免疫力等多种功效。高血压患者饮食宜清淡，有条件的患者可以选择每天进食一只或者两只海参，势必有事半功倍之效。

海参蒸火腿

原料：水发刺参400克，鸡脯50克，肥膘肉50克，火腿25克。

第4篇：儒学的哲学化范文

[关键词] 血乳酸；6 h乳酸清除率；重症肺部感染；预后

[中图分类号] R5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5（b）-0115-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serum lactic acid and its changes in prognosis assessmen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ulmonary infection.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1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ulmonary infection treated in Yantai Zhifu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5 to March 2016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riteria，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①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blood lactate admitted in ICU，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yperlactacidemia group （64 cases） and lactic acidosis group （36 cases）. ②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6 h blood lactate clearance rate，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ig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60 cases） and low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40 cases）. According to the prognosi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urvival group （79 cases） and death group （21 cases）. The blood lactate levels of patients were detected， the prognosis was compared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lactic acidosis group， patients in hyperlactacidemia group had lower APACHEⅡ score， and higher 6 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PACHEⅡ score and levels of blood lactate admitted in ICU between hig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and low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PACHEⅡ score and levels of blood lactate admitted in ICU between survival group and death group （P > 0.05）， but the 6 h blood lactate clearance rate of surviv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 mortality of hyperlactacidemia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lactic acidosis group， which of hig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low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blood lactic acid and 6 h lactic acid clearance rate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patients， while 6 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can also reflect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the value in assessment is greater.

[Key words] Lactic acid； 6 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Severe pulmonary infection； Prognosis

重症肺炎为现阶段临床较为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具有发病急、病情变化快、并发症多、治疗难度大等特点[1-3]。传统上，临床常使用血乳酸水平值作为评估患者治疗效果和预后情况的主要依据，但临床应用效果十分有限[4-5]，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反映患者病情变化，导致最佳治疗时机延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相较于血乳酸水平值，血乳酸水平变化（即血乳酸清除率）更能有效评价组织低灌注，反映重症肺炎患者治疗效果和治疗质量[6-7]。基于此，本研究以2015年2月～2016年3月于烟台芝罘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接受治疗的100例重症肺部感染患者为对象，分析比较了血乳酸及其水平变化在评估重症肺部感染患者预后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于我院接受治疗的100例重症肺部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分为高乳酸血症组（64例）和乳酸性酸中毒组（34例）。高乳酸血症组中男、女例数分别为41、23例；年龄46～81岁，平均（56.4±7.8）岁；患者原发病分布为重症肺部感染、多发性创伤、不完全性肠梗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重症急性胰腺炎、急性有机磷中毒、急性肺栓塞、蜂蛰伤、氯氮平中毒例数分别为10、13、15、9、5、5、4、2、1例。乳酸性酸中毒组中男女例数分别为21、13例；年龄46～81岁，平均（56.4±7.8）岁；患者原发病分布为重症肺部感染、多发性创伤、不完全性c梗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重症急性胰腺炎、急性有机磷中毒、急性肺栓塞、蜂蛰伤例数分别为5、7、6、5、4、4、2、1例。本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 方法与观察指标

血乳酸检测方法：静脉采血5 mL，应用乳酸氧化酶法以日立7600-12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静脉血乳酸水平，试剂购自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监测患者初始治疗时以及治疗6 h后的血乳酸水平，同时计算患者6 h血乳酸清除率。6 h乳酸清除率=（初始血乳酸水平-治疗6 h后血乳酸水平）/初始血乳酸水平×100%。

测量患者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量表内容包括急性生理评分、年龄评分以及慢性健康评分3部分，共12项指标[8]，总分为71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高乳酸血症组和乳酸性酸中毒组患者APACHEⅡ评分及6 h乳酸清除率比较

高乳酸血症组APACHEⅡ评分低于乳酸性酸中毒组，6 h乳酸清除率高于乳酸性酸中毒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1。

2.2 高乳酸清除率组和低乳酸清除率组患者APACHEⅡ评分及入ICU时血乳酸水平比较

高乳酸清除率组和低乳酸清除率组APACHEⅡ评分及入ICU时血乳酸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存活组与死亡组患者APACHEⅡ评分、6 h乳酸清除率及入ICU时血乳酸水平比较

存活组患者APACHEⅡ评分以及入ICU时血乳酸水平均略低于死亡组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存活组6 h乳酸清除率高于死亡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4 不同分类标准下患者死亡情况比较

与乳酸性酸中毒组患者比较，高乳酸血症组患者死亡率更低（P < 0.05）；与低乳酸清除率组患者比较，高乳酸清除率组患者死亡率更低（P < 0.05）。见表4。

3 讨论

重症肺炎是指以由致病力较强的细菌、耐药菌或多种细菌混合感染所致的肺部感染为主要症状，同时伴有多种器官功能损害为特征的复杂临床综合征。对于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常规全身用药往往不能对感染进行较好控制，尤其对于痰液多而黏稠的患者而言，常规全身用药联合机械通气的治疗方式难以帮助患者改善呼吸道症状，因此而直接死亡的患者不在少数。及时有效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确保重症肺炎治疗有效率的关键，若治疗不及时，患者极易出现水电解质失衡、酸碱平衡紊乱现象，进而引发多器官功能障碍，严重者甚至可直接导致脓毒性休克。

有数据显示，重症肺炎是现阶段ICU中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9-10]。对于重症肺炎患者，由于合并低氧和周围循环低灌注，乳酸合成往往异常增多，加上机体组织清除乳酸能力下降，患者大多可出现乳酸中毒现象[11]。乳酸是人体内无氧酵解的产物，糖代谢的替代是乳酸产生的主要途径。作为糖酵解的代谢产物，乳酸主要产生于人体的脑、红细胞、骨骼以及肌肉等组织，并通过肝脏代谢后经肾脏排出体内。乳酸水平对于机体健康状态的维持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乳酸水平过高或过低均可导致人体出现各种疾病。近年来，相关研究证实，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常伴有乳酸代谢紊乱，大部分患者同时合并高乳酸血症。为此，有研究认为，可将血乳酸水平升高作为疾病严重程度以及预后评估的指标之一[12-13]。血乳酸水平监测简便、快速，临床推广难度较低，当血乳酸水平异常升高时，则机体组织可能存在早期细胞缺氧症状，血乳酸水平越高，则患者病情越严重，疾病预后越差。尽管静态血乳酸水平能够反映患者某一时点内的病情状况，但受到患者肾脏、肝脏以及既往药物应用史等基础状态的影响，导致患者血乳酸水平变化的应激强度往往不尽不同。因此，静态的血乳酸水平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患者疾病的变化和预后。此外，患者乳酸水平还易受多种其他因素的影响，即重症肺部感染并非导致机体血乳酸水平异常增加的唯一原因，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碱血症等均亦可导致机体糖酵解增加，使患者出现高乳酸血症。

为进一步提高血乳酸水平诊断疾病和评估预后的准确性，有学者提议采用持续动态观察患者血乳酸水平变化或乳酸清除率的方式来替代单纯血乳酸指标，以便更好、更准确、更及时地反映机体实际危重程度。相关研究也证实，血乳酸水平异常但在24 h内恢复正常水平的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存活率几乎达到100%，而某一时点血乳酸水平正常但在6 h内持续升高或降低的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存活率却不足70%[12]。近年来，随着临床对于血乳酸水平对疾病影响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使用乳酸清除率以及动态血乳酸水平评估重症肺部感染患者预后的建议，并把乳酸清除率作为临床诊断疾病和评估患者预后重要指标。

此外，低氧和休克等原因可导致乳酸酸中毒。动脉血乳酸的正常水平低于2.0 mmol/L，无氧代谢增长可通过其水平的上升反映出来。乳酸由糖酵解途径产生，是葡萄糖经过无氧代谢的产物。组织缺氧及灌注减少导致糖有氧代谢途径三羧酸循环不能正常进行，激活糖酵解途径产生丙酮酸，从而进一步产生乳酸，组织将过量乳酸在血液中释放，增加血乳酸水平。休克是导致危重症患者血乳酸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乳酸是判断细胞是否缺氧的指标之一，部分情况下可判断预后。

本研究数据显示，在APACHEⅡ评分比较方面，高乳酸血症组患者显著低于乳酸性酸中毒组患者（P < 0.05）；在入ICU时血乳酸水平的比较方面，高乳酸清除率组和低乳酸清除率组患者以及存活组和死亡组患者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在6 h乳酸清除率的比较方面，高乳酸血症组显著高于乳酸性酸中毒组患者，存活组患者显著高于死亡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死亡情况的比较方面，高乳酸血症组患者、高乳酸清除率组死亡率分别显著低于乳酸性酸中毒组和低乳酸清除率组患者（P < 0.05）。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以下观点：①重症肺部感染患者，APACHEⅡ评分与血乳酸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即随着APACHEⅡ评分的升高，患者血乳酸水平随着增加。②APACHEⅡ评分与6 h血乳酸清除率无相关性；入ICU时的血乳酸浓度水平与6 h血乳酸清除率无相关性。因患者个体差异性显著，部分患者经过治疗可有效转归，部分患者经治疗后血乳酸清除情况仍然较差。③6 h血乳酸清除率是判断患者治疗预后情况的重要指标，具有良好的特异性和敏感度，与相关研究中的“6 h乳酸清除率

此外，笔者认为，为进一步提高患者治疗有效率，除了将血乳酸水平变化作为临床诊断疾病以及评估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以外，还可同时对患者行培养+药敏试验，依据培养+药敏试验结果并结合患者具体身体情况合理选择和使用抗生素，再辅助应用纤维支气管镜（纤支镜）对患者进行治疗，并行吸痰术以全面清除患者气道内的浓稠痰栓或痰痂，确保患者呼吸道顺畅，避免因呼吸不畅而窒息死亡的情况发生。

综上所述，血乳酸及其水平变化是评估重症肺部感染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具有突出的特异性和敏感度，反映患者病情的同时可反映临床治疗效果，预后评估意义较大。临床可加强对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动脉血乳酸浓度的动态监测，以进一步提高患者治疗质量和治疗效率。

[参考文献]

[1] 崔惠芬，石波，尹润彬，等.血乳酸清除率与APACHEⅡ评分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的相关性探讨[J].中国医药导报，2014，11（6）：26-28.

[2] 刘蓉，贾钦尧.合理行液体监测管理在保护重症肺炎患者中的应用价值[J].中国医药导报，2014，11（24）：139-141.

[3] 林彬，谢谦.高容量血液滤过治疗脓毒症伴急性肺肾损伤的效果[J].中国医药导报，2015，12（22）：85-88.

[4] Ioannis D，Andreas P，Johann AH，et al. Central pulmonary thrombosis secondary to severe infection of a right ventricle-to-pulmonary artery conduit [J]. Cardiol Young，2013， 23（2）：265-266.

[5] 杨长春，，李凯，等.老年重症肺部感染患者血乳酸水平的变化及与预后的关系[J].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2014，13（5）：357-360.

[6] 任钰鑫，王文涛，祁绍艳，等.纤支镜联合氨溴索肺泡灌洗对脑梗死合并重症肺部感染患者炎性因子的影响[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6，19（9）：59-60.

[7] 王佳，张红玉.血乳酸和降钙素原与脓毒性休克的相关性研究[J].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2016，23（11）：1257-1259，1282.

[8] 戚振云，何春来，程月光，等.血乳酸水平和乳酸清除率γ汗こ痉魏喜⒎尾扛腥净颊咴ず笃拦赖囊庖[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6，8（9）：65-66.

[9] 黄辉如.血乳酸、PCT及CRP对老年肺炎的诊断价值[J].贵州医科大学学报，2016，41（9）：1104-1107.

[10] 臧金凤.血乳酸、PCT、CRP在老年肺炎中的应用价值研究[J].中外医疗，2015（24）：105-107.

[11] 刘晓立，高维.临床肺部感染评分和血清CRP 在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研究[J].中国实验诊断学，2016，20（6）：997-998.

[12] Cilloniz C，Torres A，Polverino E，et al. Community-acquired lung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HIV-infected patients：Microbial aetiology and outcome [J]. Eur Respira J，2014，43（6）：1698-1708.

[13] 王浩，张勇，张培荣，等.血清降钙素原和简化临床肺部感染评分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预后评估的价值分析[J].临床内科杂志，2015，32（5）：317-319.

[14] Kirklin JK，Naftel DC，Kormos RL，et al. Interagency Registry for Mechanically Assisted Circulatory Support（INTERMACS）analysis of pump thrombosis in the Heart Mate II 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J]. J Heart Lung Transplant，2014，33（1）：12-22.

[15] 胡炜科，邵利江，虞松平，等.肺部感染评分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对COPD急性加重期并2型呼吸衰竭患者预后评估的应用价值[J].中国现代医生，2015，53（11）：8-10，15.

[16] Thorburn K，Van-Saene H. Pulmonary bacterial co-infection in children ventilated for severe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bronchiolitis is common [J]. Intens Care Med，2007，33（3）：565.

[17] 朱琳，张浩，申国庆.血乳酸清除率和D-二聚体联合检测判断老年重症肺炎患者转归分析[J].内科，2015，10（6）：799-801.

[18] 张谨超.老年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监测血清降钙素原水平指导抗感染治疗的临床应用价值[D].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2015.

[19] 刘汉冕，杨日焰，陈杏波，等.早期乳酸清除率、氧合指数对重症肺炎合并休克患者预后的评估作用[J].中国医药科学，2016，6（13）：199-202.

[20] 悦云，余长N.危重症患者动脉血乳酸水平及其6h清除率与APACHEⅡ的相关性及对其预后评估的临床价值[J].青海医药杂志，2014，44（11）：27-29.

[21] 陈晨，吕艳琪，金志鹏，等.小儿脓毒症早期血乳酸及乳酸清除率的临床意义[J].中国医药科学，2015，5（8）：59-61.

第5篇：儒学的哲学化范文

【关键词】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氯吡格雷；血小板聚集

中图分类号：R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6x

目前，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技术迅速发展，已成为冠心病血管重建治疗的重要手段。一旦接受PCI治疗，术后需给予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联合抗血小板治疗。但在临床上，虽然应用了标准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仍有支架内血栓形成等心脏缺血事件发生。有研究表明血小板聚集和活化是PCI术后血管闭塞的主要原因之一[1]，因此在PCI术后，较早识别血栓形成的高危人群并给予强化抗血小板治疗，可减少这些高危人群心脏不良事件发生[2]。本研究以围手术期高血小板聚集功能的PCI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术后强化氯吡格雷的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08年4月至2010年1月在我院住院，进行择期成功PCI的冠心病患者375例，排除标准：(1)肝肾损害［谷丙转氨酶（ALT）76mg/ml,肌酐（Cr）103mmol/L］；(2)心功能不全；(3)各种血液病、出血性疾病或有出血倾向者；(4)有严重胃部疾病者 (3)血小板100×109/L,中性粒细胞1.8×109/L；(4)术前7d内接受抵克力得、氯吡格雷、血小板糖蛋白（GP）Ⅱb/Ⅲa抑制剂治疗，或术后使用Ⅱb/Ⅲa抑制剂治疗；(5) 3个月内有脑出血病史；(6)依从性差，随访可能性小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每日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商品名：拜阿司匹林，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100mg，行PCI术前给予300mg氯吡格雷片（商品名：波立维片，杭州赛诺菲安万特民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顿服。所有患者均采用经股动脉或经桡动脉路径行PCI术。监测服氯吡格雷前、术后24小时二磷酸腺苷（ADP）诱导的最大血小板聚集率，计算血小板聚集抑制，即术后24小时的血小板聚集-基线（服药前）的绝对值。以血小板聚集抑制30％作为围手术期高血小板聚集率的高危患者共88例入选本研究。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既往脑卒中的比例，合并用药比例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2 方法

1.2.1分组方法：用随机数字表把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抑制率30％的高危患者分为两组，在阿司匹林肠溶片每天100mg口服基础上，常规治疗组（44例）术后氯吡格雷片每天75mg维持治疗至术后1年；强化治疗组（44例）术后氯吡格雷片加量为75mg每天2次强化抗血小板，在14天后根据检测的血小板聚集率调整氯吡格雷剂量（如血小板聚集率≤30％，则改氯吡格雷为75mg每天1次口服，如聚集率30％则继续氯吡格雷75mg 每天2次口服），28天后均改为氯吡格雷片75mg治疗至术后1年。

1.2.2检测项目：在服药前，术后24小时，14天，28天检测ADP诱导的最大

血小板聚集率。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采用光学比浊法在PACKS-4型血小板聚集仪 (Helena

laboratories USA) 上测定。

1.2.3随访：出院后每月至少1次门诊或电话随访，随访时间为1年。记录主要心脏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MACE），终点包括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急性心肌梗死（不包括支架内血栓）、急性、亚急性支架内血栓事件、晚期支架内血栓事件和靶血管重建（再次PCI及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次要终点包括严重出血事件、严重血小板减少(

1.3 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13.0版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或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或确切概率法（Fisher's Exact Test ）检验。计量资料的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均数t检验。无事件存活率采用Kaplan-Meier分析，并行Log Rrank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 两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结果比较：2组患者冠状动脉病变及支架置入情况中，常规治疗组前降支组包含2枚对角支支架，强化治疗组包含3枚对角支支架。病变数目、支架位置、药物洗脱支架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血小板聚集率比较：强化治疗组氯吡格雷每天150mg平均服用时间为27.68天，有1人在2周后因血小板聚集率小于30％而改为常规剂量。术后24小时强化治疗组血小板聚集率与常规治疗组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术后28天检测血小板聚集率，强化治疗组血小板聚集率较常规治疗组降低明显，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3。术后28天血小板计数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全部患者(除死亡患者外)均随访12个月。强化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主要心脏不良事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例（6.82％）VS 10例(22.72％), P0.05]，；心血管死亡[1例(2.27％ VS 2例（4.55％）, P＞0.05]；非致死性心肌梗死(不包括支架内血栓）[1例（2.27％）VS 1例(2.27％)，P＞0.05]；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两组均未发生；亚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两组分别为[0例(0％) VS 5例(11.36％)，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晚期支架内血栓形成[0例(0％) VS 1例(2.27％), P＞0.05]；靶血管重建[2例(4.55％) VS8例(18.18％)，P0.05]，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分析显示平均随访12个月时，两组无事件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 Rank比较，(2＝4.477,P=0.034，）。次要终点:严重出血发生率，强化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例(2.27％) VS 0例（0％），P＞0.05]，为消化道出血；两组均无严重血小板减少发生。

3讨论

氯吡格雷作为一种噻吩吡啶类抗血小板聚集药，能在肝脏内通过细胞色素P450酶系(CYP3A4)转化为活性代谢产物，其活性代谢产物可选择性并不可逆地与血小板表面二磷酸腺苷(ADP)受体P2Y12结合，从而阻断ADP介导的血小板聚集[3]。目前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作用存在着个体差异，有20％～30％的患者对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反应不佳，血小板聚集功能未被明显抑制，而仍然活跃，使得这部分患者支架置人术后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较高。针对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作用的不同反应，近年来有人提出“氯吡格雷抵抗”的概念，反映的是氯吡格雷体内外抑制血小板的失败，也称为氯吡格雷无反应性或低反应性。氯吡格雷抵抗原因可以分为细胞、遗传及临床因素，抵抗的机制可能与ADP受体P2Y12基因的多态性以及不同个体受体的数量不同、血小板激活水平及氯吡格雷生物利用度在个体之间的差异等有关。Geisler等[4]比较了379例入院行PCI的患者中对氯吡格雷低反应和正常反应的人群，3个月结果显示低反应组中心血管性死亡和总事件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正常反应组。如果能抑制低反应组患者术后血小板活性，必能减少血栓及缺血事件的发生。

目前，应对氯吡格雷抵抗的可能方法为增加其负荷和维持剂量，或联合应用其他抗血小板药物。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氯吡格雷抵抗的比例可高达25％一40％，且与临床缺血事件发生率增高有关[5] ，因此在临床上一旦观察到有氯吡格雷抵抗，就应该改变治疗方案，使治疗更加个体化。评价氯吡格雷低反应性的指标以血小板聚集率使用最广泛，因此本研究通过监测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把支架置人术后血小板聚集功能仍很活跃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对强化治疗组进行每天150mg氯吡格雷强化维持治疗4周的方法进行临床研究，以观察强化治疗是否可达到减少支架置人术后患者主要心脏不良事件的目的。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强化治疗前，强化组与常规治疗组的血小板聚集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然而术后4周，强化治疗组血小板聚集率明显较常规治疗组下降，这反映了通过增加氯吡格雷的维持治疗剂量，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小板聚集率，改善“氯吡格雷抵抗”的现象。并且通过1年的随访，强化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相比，主要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降低，两组无事件生存率亦有显著性差异，这与Rajendran[6]及Tavassoli[7] 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虽然两组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急性和晚期支架内血栓相比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但是亚急性支架内血栓和靶血管重建发生率却有着显著差异，而研究表明支架内血栓其发病时间主要在支架置入术后1周之内，这与支架置入术中损伤血管内膜，使内皮功能受损，激活凝血系统等因素相关[8]，这意味着本研究中4周左右的150mg强化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疗，主要通过降低术后血小板聚集率，从而减少亚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减少靶血管的重建而达到减少主要心脏不良事件的发生。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强化治疗组患者与常规组比较，仅有一人发生了上消化道出血，严重出血风险及血小板减少比较无显著差异，初步证实了其安全性。但是本研究150mg氯吡格雷强化治疗时间不长，平均仅为27.68天，尚不能说明延长150mg的服药时间，两者之间的出血风险是否仍然无显著差异。本研究中有一名患者在强化治疗2周后因血小板聚集率小于30%而改为常规治疗，提示氯吡格雷低反应性除占主导的遗传因素外，临床一些影响因素也不容忽视。

但本研究样本量不大，同时高维持量氯吡格雷治疗的时间不长，还需要在临床进一步增加样本量，在遵循循征医学的前提下，延长高维持量氯吡格雷服用的时间，以更深入的探讨高维持量氯吡格雷的强化抗血小板治疗在PCI术后患者中的临床获益和安全性。

参考文献

[1] Steinhubl SR, Berger PB, Mann JT,et al.Early and sustained dual oral antiplatelet therapy follow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J].JAMA,2002,288(19);2411

-2420.

[2] 芦燕玲，陈韵岱，吕树铮.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血小板聚集率高的患者强化抗血小板治疗的研究[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7，35（9），793-796.

[3] Frere C，Cuisset T，Quilici J，et a1．ADP-inducedplatelet aggregationand platelet reactivity index VASP are good predictive markers for clinical outcomesin non-ST eleva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J]．Thromb Haemost，2007,98(4)：838-843．

[4] Geisler T，Langer H，Wydymus M，et a1．Low response to clopidogrel is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cular outcome after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J]．Eur Heart J，2006，27(20):2420-2425．

[5] Von―Beckerath N，Kastrati A，Wieczorek A，et al．A double―blind，randomized study on platelet aggregation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a daily dose of 150 or 75 mg of clopidogrel for 30 days[J]．Eur Heart J，2007，28(15)：1814―1819．

[6] Rajendran S, Parikh D, Shugman I，et al . High on treatment platelet reactivity and stent thrombosis[J]. Heart Lung Circ. 2011，20(8): 525-531.

第6篇：儒学的哲学化范文

方法：此次临床研究主要以我院在2012年1月份到2012年9月份收治的100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患者年龄进行分组，年龄大于或者等于60岁的患者为老年组，小于60岁的患者为非老年组，对两组患者均行心血管支架置入术，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成功率、手术并发症情况以及随访结果进行观察和比较。

结果：临床研究结果显示，老年组患者的手术成功率与非老年组的手术成功率以及并发症情况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调查结果显示，老年组的血运重建率明显高于非老年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结论：经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对老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进行心血管支架置入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安全性较高，并发症发生率较小，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和普及。

关键词：老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血管支架置入安全性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9-0030-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以及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这也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即冠心病，其发病机制主要是因为脂质代谢异常，血液中的脂质附着并浸入动脉内膜形成斑块，随着斑块的逐渐增多及斑块表面破溃、出血导致患者出现动脉腔狭窄或闭塞，血液流动受到阻滞，导致心脏血液供应缺乏，引起心绞痛或心肌梗死[1]。相关研究显示，冠心病的风险性以及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加大而上升，因此老年患者的临床治疗更需要加大重视力度。随着介入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心血管支架置入治疗开始广泛得到应用[2]。在此次临床研究中，我院对收治的100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进行分组研究，所有患者均进行心血管置入治疗。详细临床报道如下所示：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在此次临床研究中，主要以我院在2012年01月份到2012年9月份收治的100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经过临床诊断，均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诊断标准。依据患者年龄进行分组，年龄大于或者等于60岁的患者为老年组，小于60岁的患者为非老年组。老年组患者一共50例，男性患者有33例，女性患者有17例，年龄范围为60岁到77岁，平均年龄为67岁。非老年组患者一共50例，男性患者有34例，女性患者有16例，年龄范围为27岁到59岁，平均年龄为48岁。两组患者在性别等一般资料的比较上，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在临床上均采用心血管支架置入进行治疗。患者采用局部麻醉，经桡动脉穿刺，将心血管支架固定于球囊导管上，并将球囊导管送至患者血管病变处，利用压力泵对球囊注入液体，使其扩张，将支架以及狭窄血管撑开，之后将球囊导管撤离。在手术过程中，需要采用X线造影对整个过程进行监视以及引导。

1.3观察指标。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成功率、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6个月到12个月的随访结果进行观察和比较。

1.4统计学方法。此次临床研究主要采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P

2结果

由上述表格可以看出，两组患者在手术成功率、冠状动脉并发症情况以及周围血管壁并发症情况的比较上，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患者随访结果比较。两组患者通过6个月到12个月的随访，随访率为100%。其中老年患者的血运重建例数为10例，血运重建率为20%；非老年患者的血运重建例数为5例，血运重建率为10%。两组患者在血运重建率的比较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在临床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多发于老年群体中，风险性较高，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很容易导致患者死亡。加上老年群体自身身体机能开始衰退，免疫力差，存在多种合并症，因此临床风险性更大，死亡率也较高[3]。老年冠心病患由于年龄大以及合并症多等因素，在临床上治疗相对复杂，具有较高的死亡率以及并发症发生率。随着导管工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医疗技术的提高，介入治疗技术开始受到了认可和关注，支架技术开始得到应用[4]，有效提高了老年患者的手术成功率，拓宽了手术适应症。

相关研究显示，支架置入治疗技术的引进，能够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在96年，我国首次进行冠心病介入治疗，结果显示严重并发症为8.5%，包括死亡率0.6%，其数据与90年代初美国北新英格兰统计结果相近。在此次临床研究中，我院对收治的100例老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采用心血管直接置入支架进行治疗，结果显示，老年组和非老年组在手术成功率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性，P>0.05。由此可见，老年冠心病患者采用心血管支架置入治疗同样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安全性较高，并发症发生率较小[5]。所有患者术后均进行6个月到12个月的随访，随访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血运重建率上存在显著差异性，老年组的血运重建率明显高于非老年组，经分析，可能与患者年龄较大、服药不规范及经济条件比较差等因素有关。

综上所述，对老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采用心血管支架置入治疗，效果显著，患者手术成功率较高，并发症情况少，可靠性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和普及。

参考文献

[1]刘明伟，蒋立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支架置入治疗现状[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10，2（04）：231-232

[2]庞新权，郭鑫，魏天辉.置入心血管支架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的C-反应蛋白变化[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10，2（04）：211-212

[3]王雪芳，刘艳明.心血管支架材料生物力学及生物相容性与置入后血管再狭窄[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10，3（34）：98-99

第7篇：儒学的哲学化范文

    孔子在世时就有人称他为“圣者”，他去世后，主要是从西汉开始逐渐神化，最初是统治者修孔庙，以时祭祀，逐渐使平民百姓信奉之。逐渐使儒学具有了双重内涵：既是关注人文、提倡道德精神，强调人生价值、和谐人际关系的生命哲学，又是具有内在超越、 终极关怀，把道德神圣化的道德宗教。西方学者多数把儒学视为儒教或东方宗教。中国晚近学者，长期对此争论不休。近年来随着东西方信仰与宗教的多元化、世俗化趋势，又将这个讨论重视起来。许多学者似乎都认同儒学包含宗教性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儒学是否已经完成宗教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本来我认为儒学有宗教性，在历史上起过宗教作用，但还不是宗教。现在看来，这个认识很不够，不符合历史的发展。现在我认为：儒学演变为道德宗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儒学既是生命哲学、政治伦理哲学，又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或曰世俗宗教。这不仅要从儒学结构本身、儒学的演变进行分析，而且要承认一种新的宗教观，用新的宗教观去诠释、定位儒学，用世界范围宗教观念的新变化，用宗教与信仰的世俗化、多元化观念去透视儒学，可能会对儒学的研究造成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一、 近代以来学者关于儒学是否宗教化的讨论

    概括起来，近代以来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化的讨论不外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 认为儒学是宗教。具体的说，儒学本来是关注人、关注人的现世生命价值的哲学和伦理学。但是在历史上逐渐被改造、被演化为道德宗教，由于长期神化孔子，把孔子塑造成为具有神灵的教主。

    第二， 认为儒学是哲学不是宗教。具体地说，孔子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儒学只讲现世，不讲来世，没有宗教教义、教规、经典、仪式，所以只能是道德哲学，不能是宗教。

    第三， 认为儒学结构有内在的矛盾，虽然是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不是传统的宗教，但在历史上起了宗教的作用。

    二、 把孔子与道德提升为信仰、崇拜对象

    1、“儒”字根据徐仲舒的考证，出于甲骨文……最初的写法，象征一位教士（儒者）在沐浴。甲骨文中有“子需”者，即是子儒，他是殷商时代武丁时期的一位主持祭祖、宾祭的教士。过去有所谓“儒事祖先，交通人鬼”的说法，如此看来，“儒”本就是半人半神的人。孔子在春秋末期所创儒学，也继承了殷商之“儒”的职业特点，擅长祭祖、祀天，除了有人文的理念外，也残留有神秘主义。这是儒学始终保持自己宗教性的一个历史渊源。

    2、儒家的天道观、天命观继承了殷商的天道观、天命观。……孔子是在殷周文化基础之上创建儒学的，他既批判了殷周的天神观、天道观，也接受了殷周“天命观”的神秘主义的思想影响，……当然这里的“命”或“天命”概念，已经过了孔子的批判，赋予了人文与道德的内涵。但是……这里的“天”或“命”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存在其中，有神秘主义超自然、超社会的世界本体与道德本体的价值追求。这是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学能转化为宗教的内在的思想前提与理论依据。

    3、后人神化孔子，把礼仪、道德绝对化，把孔子和伦理道德升华信仰、崇拜对象。……由于礼仪文化、伦理、道德是由孔子提倡、建构、发展起来的，因而孔子和礼仪文化、伦理、道德便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逐渐成为被中国人所崇、信仰的对象，这便使作为宗教的儒教有了自己崇拜和信仰的对象。这是儒学转化为宗教的基本条件之一。

    4、西汉把儒学演变成为经学，把儒家典籍文献升华为儒家经典。……儒学演变为经学，儒家典籍文献变为经典，正是沿着这条思想逻辑之路，把儒学演变为宗教的。……儒家的经典既有哲学的丰富理念与学理，又有道德宗教的深沉感情与教条。从儒教经典的内容，可以看出儒学结构内在的二重性、矛盾性。所以说，儒学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

    三、 儒学演变成宗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

    据山东曲阜市文管会编撰的《曲阜观览-帝王祭庙考》中的统计，自汉武帝起至于清末，帝王（亲自或委派专使）赴曲阜孔庙祭孔达196次之多。另外，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加深对孔子的神化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对孔圣人的信仰与崇拜的感情的不断提升，自汉代以后历代历朝特别是唐宋和明清各朝，争相大修孔庙，规模越来越大。自明代山东孔庙重修以后，全国修建孔庙的模式遂成定制。据《圣门志》卷一上的记载和统计，及至明清时代全国已经修建了孔庙1560座。大体在县城以上的城镇普遍修建了孔庙。

    在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神化孔子，推行教化，当然是为了维护与巩固封建社会的旧秩序。随着神化孔子，也普遍地宣传与升华了伦理道德，神化了伦理道德，使下层普通百姓也都认同并积极参加神化、祭祀孔子的活动。许多下层普通百姓都把孔子盲目作为信仰对象、崇拜对象，他们确实用虔诚的宗教感情侍奉半神半人的这位圣贤。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和儒学所具有的内在宗教性，我认为钱穆与梁漱溟先生对中国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分析与论断是深刻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梁漱溟在1921年就说：“孔子差不多有一副他的宗教。我们不要把宗教看成古怪的东西，他只是一种情志生活。人类生活的三方面，精神一面总算很重，而精神生活中情志又重于知识；情志所表现的两种生活就是宗教和艺术。……我见他（儒学）与其他大宗教对于人生同样有伟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把他分作两条：一是孝悌的提倡，一是礼乐的实施，两者加起来他的宗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钱穆1940年就论断：“若把中国儒家看作一种变相的宗教，……那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宗教，是着重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上面的一种‘平民主义与文化主义的新宗教’”他又说：“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国宗教则为‘入世’的；西方宗教是‘不闻政治的’，而中国重量则是‘以政治为生命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他还进一步说：“本来儒家思想可以代替宗教功用的，他是一种现实人生的新宗教，他已具有宗教教义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慈悲性’与‘平等性’，他亦具有宗教家救世、救人的志愿与能力。”（同上第七章）从梁漱溟与钱穆的分析文字看，我认为他二位在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孔子有自己的宗教，当然这是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现实人生的新宗教”。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确。

    四、 认同儒学是道德宗教的国际背景、学术价值与现代意义

    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何以近年来又重新提起、重新成为热点问题了呢？这必须从国际与国内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探讨。第一，从国内背景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放宽了思想控制，恢复了学术争鸣的自由气氛，儒学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敢于坚持自己学术见解的学者日益增多，这就为重新讨论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自由讨论的空间。同时，近几年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信仰危机”、“理想失落”，因而吸引一部分人去审视宗教、反思儒学，寻求精神寄托，安顿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重新讨论儒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很自然的。第二，从国际背景来看，近几十年西方出现了宗教多元化、世俗化、边缘化的趋势。……在世界宗教及宗教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用时代精神去重新审视中国的宗教与宗教观念。20世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常常把宗教定义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封建迷信”云云，显然是片面的。还把宗教局限于“信仰上帝”、“迷信神灵”、“追求天国”、“期盼极乐世界”等等，也是不够的。还有人把宗教完全说成是“出世”的，也需要补充。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宗教发展的总趋势，主要是多元化、世俗化、边缘化，宗教观念也应随着宗教形势的客观发展而不断调整、不断修改、不断补充，中国宗教应当改革。

    世界宗教观念的新变化、新形态，是我们认同儒学演变为宗教的基本理论坐标，是解释儒学本身所包含的宗教性、历代君民神化孔子等历史事实的根本理念。从儒教的文化内涵来看，它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中国的儒教就是以孔子的权威代替了上帝的权威的道德宗教。

    认同儒学是道德宗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 认同儒学是道德宗教，是对中国文化固有的宗教性的理性肯定和科学概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进一步揭示和深入挖掘。承认儒学是道德宗教，并不否认儒学是政治伦理哲学。儒学本有二重性，从一定的视角看它是宗教，从一定的视角看它是哲学，既是哲学又是宗教有何不可以呢？

第8篇：儒学的哲学化范文

关键词；五四时期；新儒学派；文化兼容I传统文化

文章编号：1978-7-80712-402-3(2011)05-101-02

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弊病，这时，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省，“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与改革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否定。现代新儒学派是在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刺激下应运而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他们“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位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

一、吸收外来文化融人民族文化

五四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综合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西化论者，二是本位论者，三是调和论者。历史证明，这三种文化价值观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是行不通的。而现代新儒学派则另辟蹊径，以文化批判和文化认同的观点，将西方文化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熊十力说：“确信中国文化不可亡。但吾国人努力于文化之发扬，亦必吸收西洋现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原素，而有所改造，不可令成一种惰性。”此观点在当时是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的，也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各有其体用。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家，要“全盘西化”是完全行不通的，余英时说；“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于是，现代新儒家提出“老根发新芽”的理念将中国传统之精华――真儒学作为现代性的延续。而不致出现中国民族文化体系的断裂，在此基石上又吸收外来文化之所长，补儒学之不足，以求真正做到“返本开新”。这是现代新儒家在对中西文化作出全面反省的基础上确立的共同信念。

“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现代新儒学家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而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出仍然具有生命活力的‘源头活水’，以作为吸收外来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之重建的基础和动源。”他们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遗产，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结构的所在，真正的复兴之道必须要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之上。新儒学派颇为理智的承认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西洋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皆非与吾人脑袋扦格不相入者，当采西人之长，以收明辨笃行之效。”对于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务必学习融会贯通于民族文化之中来。其有着文化兼容并收的思想。

二、借鉴柏格森生命哲学观，诠释儒学人生价值

柏格森生命哲学以生命冲动为基石，以时间为本质，以直觉为方法，把对世界整体和人的存在的认识推向非理性的直觉，蔑视科学理性和物质生活，弘扬生命主体的能创性。这种崇尚变化、生命超越物质的观点与中国儒家反科学、重体悟的传统观念相契合，故而被现代新儒家所接受。在生命哲学的引导下，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贺麟等新儒学家们重新诠释了儒家仁学、道德观及人生理想，“从而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生活于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中的现代人确立安身立命之所，使传统儒学获得新生。”大胆借鉴西方哲学为我所用，努力把传统儒学从死亡的边缘拽回来，以梁漱溟、熊十力生命本体观最具代表性。

梁漱溟以陆王心学为依托，从中国哲学“一天人”、“合天德”的传统思维模式出发，糅合柏格森生命哲学，创立了“新孔学”。重新解读了儒家“万物生化”的变易思想。梁漱溟把它与柏格森哲哲学之“生命”等同起来，使之成为宇宙的本体，一切生物都是由生命本体派生出来的，他说：“他(指孔家)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他认为宇宙不是一个静态物，而是一个大生命，梁漱溟将“生命“衍化为一种人生观，提倡人们“积极作为，奋勉向前”，以体现生命的真正意义。将柏格森生命绵延、创造不息的思想与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可以激励人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熊十力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新唯识论体系，使儒学哲学生命化。新唯识论讲体用不二，这里的“体”指“心体”、“性体”，即生命存在的本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主体。他说：“本体即是生命，夫生命云者，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二义互通，生即是命，命亦即是生故，故生命非一空泛的名词。吾得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体，故不得内吾身而外宇宙。”认为宇宙与个体的关系就如“月映万川”一般。其“人心本体”又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相配合，中西兼容，具有创造性。在他看来，仁心、道德自我、真己等非自然的精神等同于“生命”，照此推理，道德生命也是宇宙本体，是人生价值的根据，是万41：之始，故而“达到宇宙本体的途径，舍个体之生命体验和道德践履莫由。”

三、新儒学派文化兼容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性

第9篇：儒学的哲学化范文

一、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范式

黄宗羲( 1610 －1695) ，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对二百余个明代学者的学术面貌按照年代顺序与学派分属进行了评述与介绍，其材料之广富，内容之翔实，“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 《四库全书在目提要》) 。梁启超曾指出: “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①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黄宗羲是“中国学术史”的创始人。除《明儒学案》外，黄宗羲还始撰《宋元学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两次补续而成。

从研究范式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的学术史研究范式，②即按照学派特征，分析、概括一定时期学术发展历史的写作形式。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虽然《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中的《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的《儒林传》，《宋史》的《道学传》，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等，已经具有了中国学术史研究范式的雏形，但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收集资料的全面性、分类的系统性、编撰的独特性等各个方面，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鉴的《清学案小识》、尹会一的《北学编》，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具体而言，黄宗羲首创的学案体学术史研究范式的特征，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资料丰富、全面。在中国学术史上，《明儒学案》以资料丰富、网罗详备而著称，其作为“一代文章之渊薮”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于此。《明儒学案》成书于康熙十五年( 1676) ，共分为六十二卷，记载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学术发展演变的概况。全书按照时代顺序，将二百多名学者分作十九个学案组织起来，每个学案之前，均有一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 随后是学者的小传，对各人的生平、学术源流、著作情况等作简明扼要的述评;小传之后，是学者本人的著作节录或语录，偶有作者的按语。全书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刘宗周、孙奇逢，有明一学中人，大体网罗其中，实为一部明学史。由于阳明学为明代儒学中坚，故《明儒学案》述阳明学及其传衍最详。从卷十《姚江学案》起，至卷三十六《泰州学案》止，篇幅达二十六卷，入案学者计九十八人之多，亦足可谓是王学通史。

第二，分类系统、清晰。黄宗羲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的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 《明儒学案•自序》) ，这是《明儒学案》的重要创新。与同时代的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相比较，黄宗羲《明儒学案》与这两部学术著作的优劣十分明显。周汝登的《圣学宗传》的基调是弘扬禅学，见闻狭陋，“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 孙奇逢《理学宗传》的内容“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 《明儒学案•凡例》) 。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则“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源流，了如指掌。”( 《莫晋序》)

《明儒学案》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各个学者加以研究，然后分门别类地阐述各家学术观点。黄宗羲在《自序》中表明自己研究学术史的观念:“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正是在深刻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最终在系统性、条理性、明晰性方面，较之前的学术史著作更胜一筹，因而成为中国第一部最完整的学案体范式的学术史著作。

第三，体例独特、新颖。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体例上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 《明儒学案•凡例》) 这样就形成一个个以学术创始人、继承者为一体的完整、系统的学案。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个学者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其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随后再接以案主言论的节录和选辑，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选取的资料均取自原书，又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就是“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 《明儒学案•凡例》)

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体例结构，既汲取宋明以来《伊洛渊源录》、《诸儒学案》、《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诸书所长，又自创新制，匠心独运，使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体”的研究范式臻于完善和定型。乾隆初，全祖望承黄宗羲、百家父子未竟之志，续成《宋元学案》一百卷; 道光间，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 民国初徐世昌等编撰《清儒学案》二百零八卷，全氏学案以下的诸多“学案体”著作，卷帙虽多寡不一，但就体例格局而言，皆没有逾越《明儒学案》的范围。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黄宗羲《明儒学案》的这一里程碑式的创制，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中，也就无从诞生“学案体”这一范式。

二、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学术使命

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有两种哲学史或学术史的写作。一种是史学家的或偏重于历史的哲学史，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 另外一种则是哲学家的或偏重于哲学的哲学史，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以上两种哲学史研究由于作者的出发点不同，又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史学家的哲学史强调史料的真实、客观，而哲学家的哲学史则往往注重独立的见解和个性化的表达。但以上两种哲学史的写作，在黄宗羲身上得到可贵的统一，既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具有在丰富、翔实的资料占有的基础上贯穿自己独立见解和深刻评价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是客观、公允的分析、评价。黄宗羲在编撰《明儒学案》时明确提出学术评价中何为“真”的原则，这就是: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 《明儒学案•凡例》) “自用得着者”也即“自得”，自得就是功力深到、独有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产物。这就是说，学术评价当以“自用得着者”或“自得”为真，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力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相反，若“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则无需认真对待。

纵观《明儒学案》，黄宗羲基本贯彻了这一主张，因而也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各家的学术观点。正如莫晋在重刻《明儒学案》序中所论，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比如，在评价明初理学家吴与弼时，黄宗羲基本是以客观、公允的态度阐述其学说宗旨，没有因其遵循朱学路径加以非议: “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镬也。……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 ”( 《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 黄宗羲首先指出吴与弼对朱学的忠实继承和遵循，在整体上突出了其关心践履功夫及笃实的修心养性方面的学术特征，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其对于明学的贡献。这是黄宗羲的可贵之处。黄宗羲的客观、公允，还表现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术态度。比如，黄宗羲在分析白沙学与阳明学的关系时，指出: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又曰: “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 《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 从问题的一致性看，明代的心学思潮是由陈白沙开启，由王阳明大成的，似乎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个问题黄宗羲想不清楚，即: “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 《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 对于王阳明不提起陈白沙，学者们虽然有一定的解释，但总体上大家并不重视这一表面上看很偶然的现象，似乎认为这一问题并不值得深究，而黄宗羲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由于自己没有想清楚，所以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冒然回答。这既显示出他的敏锐性与洞察力，但同时又显示出他的谨慎和小心，总体上这是一种客观、公允的学术态度。体现在《明儒学案》中的客观、公允，还表现在对于学派划分上面。比如，从师承和学派关系上讲，陈白沙师从吴与弼，那么，陈白沙应归于《崇仁学案》，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崇仁学案》中，并没有包括陈白沙，而是另起《白沙学案》，说明吴与弼与陈白沙其实学源不同。黄宗羲如此评价曰: “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 《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 依此亦可见其客观、公允的态度。其次，直指本质，关注理论实质。在关注“真”的同时，黄宗羲还贯穿自己的独立见解，其《明儒学案》属于哲学家的哲学史，因而具有自发的创造意识，而不是依傍某种“正确”、“权威”见解的历史，这一点至今具有借鉴意义。

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并不仅仅是为了阐述他人的学术观点，而更为关注的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的探讨，如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气、心的理论等。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十分欣赏“尽横渠之蕴”的明代哲学家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气论，认为: “先生( 罗钦顺) 之论理、气，最为精确，……千条万绪，纷纭胶葛，而率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 又曰: “先生( 王廷相) 主张横渠之论理气，以为气外无性，此定论也。”( 《诸儒学案中四》) 在这里，黄宗羲虽然主要是评价罗钦顺、王廷相的气论，但以评价为先导，借以诠释自己的观点，其实质是直指程朱理学“分理气为二”的倾向，而提出“理气为一”的观点: “理即是气之理，……理气是一。”(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黄宗羲直指本质，关注理论实质的特点。

当然，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是以心学，尤其是以阳明心学为主线来代表明学的。《明儒学案》所收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无论内容和分量，都以王阳明为中心，这显示出黄宗羲的自己的学术立场。比如，对于王阳明与湛若水的“格物”之辩，黄宗羲主要是站在阳明学的立场上，对此做了总结: “先生( 甘泉) 与阳明分生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其间为之调人者，谓‘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何异? 何同?’然先生论格物，条阳明之说四不可，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是终不可强之使合也。……然天地万物之理，实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若以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万物以为广大，则先生仍是旧说所拘也。”(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 黄宗羲首先从王阳明、湛若水二人学说的分歧上，强调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的不同，因而二者“终不可强之使合”。但是，在理论根基上，黄宗羲主要是以阳明学“天地万物之理，实不外于腔子里”的观点，批评湛若水“仍是旧说所拘”。从学术立场而言，黄宗羲维护阳明学、批评湛若水，主要原因还是与其关注“心学”的理论实质相关，即从“心之广大”而言，并没有门派的偏见。这一点，体现在黄宗羲描述当时王门的学生与湛门的学生相互出入方面:“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 其并没有显示出谈论门派高下的倾向。

应当指出，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除了具有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之外，同时还表现出强烈的学术使命感。

一般而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使命有两方面: 一方面把以往的哲学成果作为建构自己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即“接着讲”; 另一方面则真实地呈现以往哲学演变的历史过程，即“如实讲”。作为哲学家和学术史家的黄宗羲无疑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方面。从“接着讲”方面看，黄宗羲在强烈的学术使命感的感召下，苦心孤诣地探求学术发展史，其实是从时代的学术发展脉搏中，寻找人类社会进一步完善的一般规律; 而从“如实讲”看，作为学术史家的黄宗羲，其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是: 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历史文化的真实，期待启蒙未来。

比如，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在资料的收集方面不遗余力。但他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学案体”特征的网罗详备，而是为了所肩负的学术使命。他曾指出《明儒学案》的缺憾: “是书搜罗颇广，然一人之力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即羲所见而复失去者，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斋诸公集，皆不曾采入。海内有斯文之责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 《明儒学案•发凡》) 可见，在黄宗羲看来，学术史的编撰并非自己“一人之事”，而是事关天下，所以他号召“海内有斯文之责者”，要一起搜罗学术资料，共襄盛举，这无疑表现出他强烈的学术使命感。这种学术使命感渗透在他的所有学术研究中，无论是探索理论实质、研究历史事实、还是梳理学术史发展，无不体现出既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黄宗羲这一特点。

从总体上看，以上三个方面( “学案体”的研究范式、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接着讲”与“如实讲”的学术使命感) 在黄宗羲身上并不是没有关联的，而是形成一个整体，共同体现出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特征。

三、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明清之际，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的学术史成果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历史先导性的意义。其意义集中体现为:

1. 突破霸权化的学术模式，形成对学术史本质的重新厘定。从历史发展看，从南宋后期至明代，程朱理学占据了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主位，成为霸权化学术的代表，学者们对程朱理学的崇拜几乎到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地步。《明史•儒林传序》指出: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镬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这就是说，明初学术的基本路向表现为，仅仅是对程朱理学的讲述和解释，几乎达到朱子学后再无学问、朱子学后再无真理的地步。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纂修和颁布，①朱子学被定于一尊，取得了其他学派无法抗衡的至高地位。

但是，唯权威是从显然是学术的异化。其根本之处是丧失了学术的本质，追求现成说法，这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撰写中主要针对的陋习: “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黄宗羲认为，学术根源于心之本体，本体并非限于一种模式或途径，所谓: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所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化为焦芽绝巷。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 《明儒学案•自序》) 黄宗羲在序文中批评了定程朱理学于一尊的政策，指出，学术“出于一途”，只能使盈天地之心的“美厥灵根”，化为焦芽; 使“变化不测”的心之本体，变成绝巷。

正是在学术不能出于一途、定于一尊的指导思想下，黄宗羲《明儒学案》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观念，形成“学不出于一途”、“论不主于一家”的学术史编撰，从而成为中国学术史的先导性著作，正如贾润在《明儒学案》序中所言: “盖明儒之学多门，有河东之派，有新会之派，有余姚之派，虽同师孔、孟，同谈性命，而途辙不同，其末流益歧以异，自有是书( 《明儒学案》) ，而支分派别，条理粲然。其于诸儒也，……论不主于一家，要使人人尽见其生平而后已。”学术总是哲学家的学术，从一定的哲学观出发，哲学家们总是展开为个性化的研究( 所谓“途辙不同”) ，那么，作为学术史研究就应该真实地汇集各家的成果，而不是学术“出于一途”。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河东学案》记载，有人问吕柟: “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吕柟答曰: “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从《明儒学案》不难看到，明儒一家有一家之“宗旨”，不同讲学者用各自所立的“宗旨”为标识，这些纷然各异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对于突破霸权化的学术模式、重建思想世界的不同取向。黄宗羲的这种对一家有一家之“宗旨”的认识，无疑形成了对学术史本质的重新厘定。

2. 把握时代的脉搏，真实地呈现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从整体上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无疑主要是以王学为中心，除直接反映王学的《姚江学案》外，还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王门学案楚中》、《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以及属于王学稍有变化的《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占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莫晋所说的“是非互见，得失两存”，也是围绕着“宗姚江与辟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晋又说: “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从《明儒学案》的布局，固然可以反映出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但也在客观上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真实地呈现出明代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

从历史发展看，明代近三百余年的学术，在王学兴起之前，基本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也就是说，是一个朱学独尊的格局。明弘治、正德间，王学崛起，学人翕然相从，而晚明的思想潮流，最为突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大为流行: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 代表官方观点的《明史•儒林传序》中说，王守仁“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然而入清之后，对阳明学“空谈误国”、“阳儒阴释”的批评铺天盖地，如清初的儒学家王弘撰说:“大抵阳明之学，真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 《格物》，《山志》卷五) 吕留良则是近于谩骂: “王守仁，……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 《答吴晴岩书》，《吕晚村文集》卷一) 王夫之则云: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 《序论》，《张子正蒙注》)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黄宗羲所选择进行的明代学术史研究，其内在之义便是深入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真实地呈现明代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王学渊源流变无疑是一个重点，不能不作为一个突出的内容加以对待。比如，对王学如何定位? 其内在精神如何传播、演变? 回答以上问题实际上就是对明代学术演变过程的真实呈现。

对于王学的历史功绩，黄宗羲毫不讳言地予以肯定。他认为: “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应该说，黄宗羲的这一断言并非完全出于其维护学派、光大师门影响的需要，而是在深入考察时代的发展、以及当时学术演变源流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客观的结论。

那么，对于阳明后学的失误，黄宗羲亦不袒护，所谓“宗姚江与辟姚江者，是非互见，得失两存”，即围绕着对王学宗旨的继承和丧失，黄宗羲总体上否定失去了王学宗旨的学者和学派，如“越中”; 而肯定继承王学宗旨的学者和学派，如“江右”: “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郭、念菴、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一》

可见，判断是否符合王学宗旨即成为关键。黄宗羲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辨析和分诀各家学说的宗旨。当然，以王学为宗旨分析各家学说，并非是要以“王学”去主导、规定各家，如此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出于一途”的霸权学术模式，而这正是黄宗羲所要突破、摈弃的学术方法。因为王学本身的学术宗旨，是要求“人人反观而自得”、“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所以，以王学为宗旨分析各家学说，反而是要求从各个学者自身出发，从其自得、“得力处”总结出其学说的宗旨，以此得到整体的学术面貌，所谓:“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两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 《明儒学案•发凡》) 可见，黄宗羲虽然围绕“宗姚江与辟姚江者”，但其实是从各个学者自身出发，“分别宗旨，如灯取影”，充分地展示“其人一生之精神”( 《明儒学案•发凡》) 。

由此，黄宗羲之《明儒学案》才能够真实地呈现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成为“一代文章之渊薮”，成为与时代变迁密不可分的学术史研究。其把握时展脉搏，客观地呈现学术信史的研究特征，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发展、建构，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明儒学案》体现出学术史的独立性，是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先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撰中，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学术观，即不以君王将相为核心，不以政治题材为关键，而是真实、内在地考察明代学术的来龙去脉，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观的进步，而且还是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一个突破。梁启超对《明儒学案》的这一特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类此者，其数何限”。① 黄宗羲的学术史编撰，主要体现了学术史的独立性，对中国哲学史的产生和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积极影响。

从严格意义上看，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无哲学或哲学史学科，但正是由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历史先导作用，不仅使中国哲学史，像中国政治史、中国种族史、中国财富史、中国宗教史一样“可作”，成为独立学科，而且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为中国哲学史能够保持自身的民族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