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入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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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关键词：简牍学；学术研究；传世文献；学科建设

1 简牍的发现

文字之所以成为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因为它克服了语言的局限，超越时空，使人类创造的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墨子云：“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何也？就是因为先人发明文字，而“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因此，在文字发明的同时，就必须考虑书写的载体了。载体的质料，由于世界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在这个方面也有所不同。如埃及曾用纸草，古印度用贝叶，而中国则用简牍。简牍就是竹简木牍的和称。简，《说文》云：“牒也。从竹，间声。”牍，《说文》云：“书板也。从片，声。”在出土文物中含木简和竹牍，都是廉价易得的材料，故能成为纸发明以前最重要的书写载体。只是由于时间的久远，商周时期的简牍很难保存下来，目前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简牍，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简。

简牍的再次涌现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探险活动而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在我国西北边疆从事探险活动，在楼兰古城遗址、尼雅遗址、敦煌长城汉代烽燧遗址等地掘得大量汉文、罗文、婆罗迷文简牍、残纸，这些就是罗振玉、王国维所说的西北汉晋简牍。王国维曾将这些新发现与甲骨文、敦煌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写本、明清大库文档文书档案作为推动新学问的“最近四大发现”。

除中国外，古代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也使用，但他们是在中国逐步废除使用之后，才开始盛行的。如1915年，日本秋田县仙北郡木村（现大曲市下深井）怒遗址（拂田栅遗址西侧）出土两枚木简，从而首次确认日本底下埋藏有木简。此外，在古代的欧洲也同样有木简的使用。如1973年以来，在英国哈德良长城附近的文德兰达城堡也出土有木简等。①各个不同地理区域简牍的出现，说明了简牍作为一种书写载体的必然性。

2 简牍学的学术研究

用竹木简牍作文字载体，是我国先民的一大发明。然而，中国简牍具体起源于何时，尚待探究。但简牍发掘与整理以及学术研究，至迟始自汉武帝时，如孔子后裔孔安国据孔壁遗书考订了《尚书》等先秦典籍；西晋束等又据汲冢简牍整理并流传至今《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宋代金石考古学兴起，清代乾嘉学者重视利用金石文字与传世典籍相印证。二十世纪初以来王国维则明确提出了“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傅斯年也对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作过讨论。

按文献与传统学术分类，根据《汉书·艺文志》，出土简牍几乎涉及所有的类型：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②出土简牍可以说包含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的信息，记载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风俗、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史实，绝大部分出自当时当事人之笔录，因而翔实可靠，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

其中，出土简牍以军事文书为大宗，其中尤以居延汉简和楼兰魏晋文书最集中。居延汉简中详细记录了汉代屯戍守边的各种军事活动，包括烽燧制度、屯田生产、戍卒职责、民族关系乃至随军家属生计等等，几乎为我们再现了当时西北地区的社会全景。其次为政治法律文书，如云梦秦简。此外还有典籍文书及其他文书。因此，如果说传世典籍是我国文献的地上宝库，那么出土简牍则为我国的地下宝库。

此外在国外，对我国简牍及简牍学的兴趣也不断增高。美、英、法、德均有学者及研究成果，而亚洲日本、韩国更是显著。早在1951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由森鹿三先生主持，开办了“汉简研究班”，并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性文章，带动了日本国内简牍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其中佼佼者如大庭先生用力尤著，现今日本最畅销的简牍学启蒙书《木简》和《木简学入门》，均系其撰。

3 简牍学的学科建设

二十世纪初，震动国内外的汉晋木简的发现，始启简牍研究之滥荡。此后，地下简牍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简牍的发现与研究与日增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推动了世界性“汉简热”的形成。针对简牍学发展至今，已经羽毛丰满了，还是时机刚刚成熟尚在建设发展中，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考古学的分支，学者们的意见甚至同一学者的前后说法都还不一致。如郑有国说：“简牍研究逐步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近代的事。”我比较倾向于简牍学已成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

因为如今的简牍学，不仅仅涉及简牍的发掘，更多的在于与考古学、历史学、国学等学科的交叉结合研究。与考古学，着重于考古发掘；与历史学，着重于与传世史料的结合；与国学，着重于典籍的考据。此外，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各有各的作用，都很重要。第一，并不因为出土材料古老，就贬低传世文献的价值，认为出土发现的作用只是和替代它们；相反，倒是以传世文献作讨论框架和理解背景。第二，也并不因为出土材料的数量和覆盖面远不如传世文献，就以为出土发现没有重读和改写学术史的价值；相反，总以这些发现作理解线索，重新考虑传世文献中很多被忽略和曲解的地方。第三，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都是管中窥豹，全局还在两者之外，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学术史的框架，虚实结合，才能发挥两方面的作用。

由此高校开设简牍学课程势在必行。而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知识层次和学习兴趣来学习：

3.1 从旧到新、由浅入深

初涉简牍，学生往往不知所云，以为这是一门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枯燥学问。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人们通常以为的深奥莫测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简牍犹如今日之纸张，是古人通用的书写材料。魏晋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写在简牍上的。广义上说，研究简牍就是研究魏晋以前的中国古代史。抓住这一点，简牍学课程就会变得生动有趣，因为学生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极为关注，将出土简牍与古代史有机结合，既易增加阐述古代史的筹码进而普及简牍知识，又往往能使古代史实落到实处，一举两得，相得益彰。

由浅入深也是我们需关注的问题。高校开设简牍学课程，根本目的不在普及而在提高。我们在开设简牍学课程的同时，应配合古文字学、文献导读、古史专题等课程，使学生能较深入地利用简牍资料独立探究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课题。

3.2 图文并茂、生动有趣

单凭口头讲述或文字表达，学生不会对本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充分利用投影及视频影像，将简牍图版和发掘实况乃至出土文物中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各层面加以展示，学生在听讲相对枯燥的课程内容时，直接观看乃至欣赏图片资料，可以极大地提高学习兴趣。

3.3 结合实际、知其裨益

今日中国出土简牍数量日增，随着社会与政府观念的调整，简牍对再现古代史实乃至今日经济建设均有裨益，在不远的将来，或许有一天，不了解简牍的学生无法从历史系毕业。我国简牍学的教学与研究也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4 研究简牍学的意义

简牍学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发现了多少以前未见过的怪字，也不是找到几个罕见的古本，为我们重新阅读现存古书增添了校勘和注释的线索。其挑战主要还是来自虚的方面，即我们对古书体例，对文本演变，对古代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其他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借材料的更新，可以换一下眼光。使我们注意到现存文本的品种和面貌，都不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中国文化的口味是什么，这要从古代学术遗产去反复体会，拿留下的东西（传世古书）和丢掉的东西（出土发现的古书）反复比照。⑤简牍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忽略了的东西，被忽略的东西，当时好像不重要，但将来可能最重要，正如简牍学今天的研究价值一般。

注释：

①刘国忠：《走进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②臧克和：《简牍与学术》，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

③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④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 版。

⑤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 版。

参考文献

（1）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高敏：《简牍研究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李学勤：《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 1993 年。

（4）王子今：《为简牍学增一重要新资料》，中国文物报，2002-04-19。

（5）高敏：《简牍研究与简牍学刍议》，光明日报，2002-04-30。

（6）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3 年。

（7）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3 年。

（8）何双全： 《简牍》，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9）初师宾：《简牍学百年的思考》，简牍学研究，2002年。

（10）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版。

（11）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 2004 年。

（12）卜宪群：《简帛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11-02。

（13）张会超：《简牍档案的出土分布及其特点探析》，档案学通讯，2007 年第 4 期。

（14）欧阳祯人：《从简帛中挖掘出来的政治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2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该遗址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1973年以前这里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和殷王都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重心所在,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共发现15座,是宫殿宗庙区内建设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建筑,被认为是商王室的宫室、寝居之所。乙组建筑共发现21座,多数结构繁复,面积巨大,互相连属。这些建筑被认为是殷王室的宗庙建筑。丙组共发现17座,被认为是商王室的祭坛建筑。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

42.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器物坑(距今5000年)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11公里处的三星村,南距成都38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遗址分为遗址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群和文化产业园区三大部分。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其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以及神秘性和惟一性的特点,使三星堆古遗址成为极具开发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旅游资源。三星堆遗址出土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为人们重新认识巴蜀文化源流提供了依据。同时又因其文明形态的异军突起与突然消逝而留下众多谜题。

43.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商代晚期至西周)

这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其“太阳神鸟”金饰反映了古蜀国的太阳崇拜。玉琮风格取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许多象牙来自云南等地,说明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2001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经过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确认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44 .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商代至汉代)

位于林西县官地镇中兴村大井自然村北1公里处,为青铜时代的遗址,年代距今2900~2700年。该遗址文化性质单纯,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处集采矿、冶炼、铸造等全工序的古铜矿遗址。遗址主要遗存集中分布在山冈和坡地上,有采矿坑、冶炼坩锅、工棚建筑遗迹等。据试掘发现,古铜矿遗址占地面积约2.5平方公里,地表可见的露天采矿坑道47条,不完全统计累计开采长度达1570多米,其中最大开采长度200米,最大开采深度20米,最大开采宽度25米。矿坑之间不连接,有顺坡纵向开采的,也有横向开采的。 现已发掘出土和采集各类采矿石制工具1500余件,并发现有用于冶炼的八个平台共12座炼炉遗址和部分用于铸造的古代器具。有关专家推论,大井古铜矿是一处开采时间延续长、开采规模非常大,并集采矿、选矿、冶炼和铸造为一体的大型联合作坊。

45.安徽铜陵古代铜矿遗址(商周至唐)

铜陵铜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铜陵是中国的“古铜都”。铜的采冶始于商周 ,盛于唐宋,绵延3000余年而未曾中断,这在长江流域目前已知的古铜矿遗址中非常少见。现存数十处采冶铜遗址和大量的青铜文物:有古西周的铜炼渣、汉代的古铜井,唐宋期间的青铜文物。这座商周到唐宋的古铜矿遗址规模大、年代跨度长,能够看出当时的生产已达到采、冶、铸一条龙的格局,因而形成了青铜器的规模化生产。

46.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商周)

双王城一带属于古巨淀湖东北边缘,古代曾称霜王城,也称盐城。遗址群面积达30平方公里,共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2008年4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东段寿光市双王城水库建设工地,进行了大面积盐业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两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三处,汉及宋元时期四处。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出土了商代至西周时期的两处制盐作坊遗址及数十件制盐工具――盔形器物,同时还发掘出土多个卤水坑井、蒸发池、蓄水坑及两个煮盐用的大型灶台。中国盐业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水诚说,在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制盐作坊遗址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在我国盐业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47.陕西扶风周原宫殿、宗庙和铸铜作坊遗址(西周)

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其中心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历史上的周原范围北至岐山,南临渭水,东到今武功,西到今凤翔、宝鸡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在遗址里还发现了多处手工作坊遗址,如云塘村南的制骨作坊、齐家村东的制陶作坊、齐镇东的制铜作坊等,都是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其中云塘村制骨作坊规模最大,以专制骨器为主。遗址中发现有丰富的石、骨料和半成品遗物,还出土铜锯、刀等各种工具,反映出了当时系统庞大的生产规模。

其中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一处由庭堂、室、塾、厢房和回廊组成的台式建筑遗存。基址位于岐山县凤雏村南,1976年2月由陕西省周原考古队进行发掘。基址南北长43.2米,东西宽32.5米,面积1469平方米。正门(朝南)之前横筑一长4.8米的门屏,门的两边是东、西塾,各有三间。入门即为庭,面积约222平方米。中庭后即为主体建筑殿堂,共6间,各宽3米,进深6米,四周回廊环绕。殿堂后面是,分为东、西两个小庭,各为63平方米,有过廊和前后建筑相连。基址最里为五间后室,面宽23米,进深3米。后檐墙与东西厢房的后墙相连,使整个建筑通为一体,厢房筑于东西两边,对称排列,各八间,通长42米,进深6米。召陈建筑基址是1976年3月在扶风县召陈村发现。基址共有15处,其中以三处(F3、F5、F8)保存较为完整,并经过发掘规模也较大。F3的夯土台基残高0.75米,东西长24米,南北宽15米。基址东西间排列着七排柱础, 中间三排间距5.5米,西侧两排间距3米。中间三排由南到北排列着五个柱础,两侧两排各有六个柱础。F8的夯土台基残留0.76米,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0.4米。其四周有卵石铺成的散水。基址上每间隔3米从南到北列有四排柱础,由东到西有八排柱础,两道夯土墙将基址分为三部分。F5南半部已遭破坏,仅存北半部分,东西长28米,南北残宽8米,东西排列九个柱洞,南北排列四个柱洞。

48.陕西丰镐西周都城遗址与墓地(西周)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即文王所建丰邑和武王所建镐京的故址。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1933年调查发现,1951年起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京位于沣河中游西岸,东界沣河,西界灵沼河,北至d岭岗地北缘,即今客省庄村北至海家坡一线,南到石榴村至鲁坡头,面积 8～10平方公里,是一处南北狭长、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在这个区域内,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位于丰京东北部的客省庄、马王村是一片濒临沣河的高地,目前,已发现西周大型夯土基址14处。夯土基址建筑群的西部还发现几处西周贵族的居址。镐京位于沣河东岸,商周时期的西北界临沣水,东界古水,南近┖,是一处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因遭汉代上林苑、昆明池的破坏,近年来虽有一些重要遗迹被发现,但范围和总体布局仍不明晰。根据考古调查,汉昆明池以北的斗门镇、花园村、上泉村、下泉村、普渡村、洛水村、白家庄等地西周遗迹很丰富,总面积约 5平方公里,可能是镐京的中心区域。

49.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与贵族墓地(西周)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内,距市区43公里。遗址范围包括琉璃河北部的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包含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区三部分遗存。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中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货贝等。青铜礼器有百件之多,大都铸有铭文,加上其他质料随葬品,全部出土器物有数千件。青铜礼器及其器物上所铸的铭文,为确定古城址的性质、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此外,就其器物本身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对研究古代的铸造工艺、美术等方面内容,也都有很高的价值。

第3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伏羲,乃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距今至少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伏羲的形象,我见到的有人首蛇身的半人半兽型和全人型,而全人型又分有角和无角两类。我画伏羲,过去自然以这些原型为依据,处于临摹仿画阶段。

经过十年“”冰火磨难,知悟人神关系“天命”的我醒悟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尽管“羲皇故里”天水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求学、工作30多年,对这位人类始祖始终怀着虔敬之情,神往已久。但是,伏羲依然不属神格。因此,我笔下的伏羲不再是神的模样。

走下神坛的伏羲应该是什么形象呢?我开始了近20年的探索。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伏羲和他的氏族生活在距今约85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照搬这些结论,无法勾画出伏羲的具体形象。为此,我读了许多关于伏羲的古籍、论著和文学作品,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书刊;也曾沿着伏羲氏族的足迹,探涿鹿,登常羊,谒黄陵,临曲阜,访蓝田,抱病奔走于葫芦河流域的古成纪、牛头河源的轩辕之丘、洮岷河谷的古羌之野以及黄淮间的中原大地;并借美国罗德岛州探亲之际,专程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印第安部落博物馆进行考察,将书本上的文字记载予以印证。

考察中,我格外留意散落和湮灭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曾被列入另册的所谓迷信糟粕的习俗,从而捡得了许多有助于廓清远古迷雾的“活化石”。比如流行于陕、甘、晋、豫的民间剪纸扫天婆,其造型就蕴涵了女娲补天神话的丰富历史内涵,人物手中的抓鸡和头上的发髻是扫天的巫具,以西王母为化身的远古女始祖所戴之胜即是这支神奇的扫帚。这支扫帚后来通过取代女巫的觋(男巫),又演变为太监手中的佛尘。这支扫帚鬼使神差地又成为西方女巫的骑乘。再如甘青地区所谓的毛鬼神,究竟与南方少数民族乡镇的茅谷斯有无瓜葛……最发人深省的是对羊皮鼓(又称旋鼓、扇鼓)的诠释。在长期考证中,我的结论是:羊皮鼓声,特别是鼓柄叶环发出的H拉声,有驱狼护羊的功效,这种声音源自响蛇角质环尾和摇动干瓠;羊皮鼓手的装扮,五官为人面,脑后彩辫为蛇身,这种扮相正是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明确指出的半人半兽化图腾。这样,羊皮鼓就与我们的人文始祖有了直接联系,不是过去一句“筮火跳神”就可以轻率否定的。

在相关资料的搜集、研究中,我觉得要有一种谨慎的心态,力戒固守成见,先入为主。2008年初,因孩子职业的改变,我与夫人去香港小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泡在九龙大角咀的图书馆里翻阅、抄录了大量的文字和形象资料,一些与内地观点迥异的学术论文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国的地理环境对历史形成的影响,比如史前大洪水在全球的涉及,比如远古禅让制产生的缘由等,都让我眼界大开。回到兰州后,我不惜花费一年半的时间,毅然再改初稿。

通过十多年的学习考察,我从伏羲文化的思索研究中受益匪浅,一个自认为真实的伏羲从神坛上朝我们走来,他不再是神,而是带着人性的光辉重返人间。虽然不再是神,但他依然受到尊奉,因为毕竟是他和他所在的那个民族、那个时代,把我们的祖先从野蛮引向文明,使中华民族虽历经千难万险,仍自强不息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伏羲复归的思考中,我发现了易学的许多理念与唯物史观是相通的。如治国(伏羲时代后期是方国)齐家平天下(处理方国之间的关系),既要有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又要有地势坤深德戴物的胸怀,一张一弛,才有所成。在审时度势和待人接物上,切忌极端和矫枉过正,善于掌握“否极泰来、泰极否至”的适度。复归人间的伏羲不再是神灵,但依然杰出。杰出何在,要给予历史、科学的表述。如果一写杰出,就超越时代,无比英明,甚至隐过扬善,大书特书,无疑又把他推上了神坛。我在编绘《伏羲画传》时,对于这位人文始祖的功过是非很是费了心思,尽力使其符合历史的真实。

“作画形易而神难。”(袁文《论形神》)“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陈郁《藏噶话腴》)走下神坛的伏羲不再有神的气息、神的模样。这就是我心目中伏羲造型的“神”。

这位六七千年前的人文始祖的外形自然要符合所处时代的特征,他的发型、佩饰、衣着、用具以至他的生活环境要从当时的考古发掘、古籍文学和民间习俗中去参照和推想,特别是他的气质更是要以现代人的情感去移植模拟。当然,由于学说和审美趣味的差别,不同画家笔下的伏羲是有差异的。

第4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MOOC式学习之魅

MOOC中文通常译作“大规模网络公开课”，它和以前我们上的网络公开课不同的是，大多数课程都是定期开课，有作业和考试，老师和同学可以在线交流。当你达到一定要求结课时就会拿到证书（也有个别课程没有证书）。

目前MOOC的证书并不像你的毕业证书那样有效，也不像职业考试那样实用。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MOOC就是因为兴趣。光看课程名就足够吸引你的了。机器学习、烹饪科学、人类简史、摇滚史、统计入门、数学思维、考古学的肮脏小秘密……几乎你感兴趣的任何领域都有世界顶尖老师为你上课。

Coursera与Udacity和edX一起，被视作MOOC三大巨头。它们集结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等全美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最优质大学的资源，为每一位学习者免费提供优质课程。

以Coursera为例，诞生于2012年的Coursera，目前拥有来自全世界62所大学的337门课程，其注册人数的增长速度“比Facebook还快”。在这所体量庞大的虚拟学校里，有来自220个国家的300多万名“同学”。

在这个教育实验里，学生是最面目模糊的一个群体。他们处于世界各地，身份各异，有些已经年过花甲，有些还没换全牙；有些在一流大学的校园里，天天跟视频里的教授擦肩而过；有些人可能呆在贫民窟里，守着一台破电脑。

MOOC在中国

事实上，我国对在线教育的探索早已开始，但一直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局面，国内大学的视频公开课点击率大大落后于国外高校的在线课程。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中国高校的视频公开课仍然沿袭2003年起启动的“精品课程”模式，仅仅是教师的课堂实录。可是，仅仅把教室内的课程录像放在网上，再让学生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地看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线教育。微微移动鼠标关掉公开课点开电脑游戏对于学生来说太容易了。

我国从国外接受的网络课程经历了3个阶段：文字翻译最早出现，网友们把麻省理工学院教材翻译成中文放在网上；2003年出现网易公开课等一批视频公开课，涌现了以《正义》、《幸福课》为代表的一大批明星教授课程；第三阶段，也就是2012年MOOC出现，区别于以往的最大特点是“力求真实模拟课堂，用技术作为根本手段，最大程度符合网络使用习惯”。

近日，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MOOC平台“学堂在线”正式上线，面向全球提供在线课程。首批上线的课程是来自三所名校的八门经典课程，所有网民都可以免费在线学习。

谈到MOOC，清华大学历史系65岁的彭林教授很兴奋，尽管他对MOOC这个新名词背后的技术操作并不太了解，但让他欣慰的是，“过去受教室和课时安排的影响，有好多学生想选我的课都选不到，有的学生甚至选了四年都没选上，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

彭林教授主讲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是清华大学MOOC平台在线学堂首批上线的课程之一。为了制作这门课程，彭林教授带着他的制作团队耗时数月，几乎走遍中国。这门课在学堂在线平台上线后，将对全球网友开放，对清华大学学生通过在线考核后会授予相应学分，对于社会人士颁发结业证书，学习结果等同于现实课堂。

“MOOC虽然发展迅猛，但是要在中国落地开花必须要配备相应的中文课程。”上海交大计算机系主任过敏意教授表示，他同时强调，在高等教育资源依然分布不均的当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益成熟，教育手段的革新势在必行。但是，目前正规的MOOC课程全都是英文课程，虽出于对课程的认可和喜爱，有人自愿无偿地为一些课程配写了中文字幕，但质量和规范均缺乏保证。“我们应该大力发展中文MOOC课程，以优质的课程吸引学生注册，使自身成为未来大学中的重要一员。”

MOOC的未来

“未来50年内，美国4500所大学，将会消失一半。”American Interest杂志在2013年初发出预测。与“大学消失论”相比，更多人对MOOC带来的震荡有着更为温和的判断：传统学位制度退居二线，个体学习变成一个连续性、终身式的过程。

在国内，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国防科大等高校的学者一致认为，网络在线课程正从过去的辅课程逐渐变成学校的主流课程。有人称这将“改革五百年的大学教育”，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重要的革命”。

国内MOOC平台过来人公开课创始人张有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MOOC的出现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相当于电视的出现对于广播行业。“刚有电视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一个人对着电视机念稿子，其实不是，它衍生出了更多的内容。在线课堂也一样，能通过互联网平台让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变得更丰富。”

更重要的是，当传统高校也意识到在线教育的重要性，就意味着它有机会创造一个全新的和更公平的教育模式，更多的人能通过互联网系统地受到高等教育，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清华、北大的课程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人学习，顶尖学府的门槛正在慢慢被推倒。

传统教育与MOOC的交融已经开始出现。2013年2月，Coursera旗下5门网络课程的学分获得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官方认可——在授予学生学分和学位时，美国有超过2000所大学参考美国教育委员会的推荐。

另一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赢利。MOOC的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学分认证付费，也就是说学习课程是免费的，但学生若想得到相关大学的官方认证则需要付费。此外，Coursera还提供职业介绍服务。企业通过Coursera获取适合到自己公司就业的学生信息，作为连接学生和企业的桥梁，企业要为此付Coursera一定的信息服务费。这种模式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Coursera在三个月前刚刚获得4300万美元的融资。

第5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一、了解现代历史地理学的

    性质和归属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我们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应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科学。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较大,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沿革地理一直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主要是探讨历史上州县兴废和疆域变迁,进而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辅助,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空间的定位。故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在全国高校历史系的教学中,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一些学校是作为专业必修的基础课,一些作为专业选修课。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环境,是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相同的,而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而阐明当前的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为当代地理学服务。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一种说法是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学,而研究时间、资料和方法又多是历史学的,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新学科。历史上便有所谓“史地不分家”之说,一不了解历史地理学的人,往往还认为是中学的历课与地理课的简单重合。

    当然,随着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些学者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的科学。其实早在20 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有人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公开认为历史地理学应将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提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学科。

    不管学科归属怎样,中国历史地理学目前在历史教学中受到的关注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这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的重要。     

    现代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这门学科的核心。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主要是尽全时空和人地互动,这应成为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最终应树立的理念。要达到这个境界,则首先要对一些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和认识,这是我们历史专业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二、掌握中国历史地理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各方面要求掌握和理解的内容和重点并不完全一样。

    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背景,是承载历史人文地理各种景观的舞台。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了解历史自然地理知识,是了解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关系的关键,也是进一步学习历史人文地理的基础。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历史气候的变化影响着水文、植被、土壤、海岸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故历史气候变化的学习应是历史自然地理学习中最重要的内容。从学习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需要了解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对这种周期性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认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则还需了解这些周期性变化的主要特征、产生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考古学、物候学、文献学、现代观测资料来复原过去气候的方法。植物生长特性和周期、年轮判读法、动物的生长特性、海平面的升降、雪线的升降、冰川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对学习历史气候地理用处十分大。如果从更高的要求出发,学习怎样复原过去的森林覆盖率、河流径流量、土壤肥力变化、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人文地理是我们学习历史地理的主要内容,我们如果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来看,学习历史地理学的这部分内容就是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服务的。 

    历史政区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最传统的部分,学习者应完全掌握实行郡县制以来这两千多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变化规律,并初步了解这种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则应从行政区划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现实行政区划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像秦汉时期的郡县制、监察州、道、都护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郡县、土断、双头州郡,唐宋时期的道路制、都督府、羁縻州、市镇、军、监、头下军州和元代以来的行省、道、市等有特别意义的行政区划变化都应是重点了解的。 

    中国历史疆域地理主要是分析近五千年来,在东亚地区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疆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疆域史不应仅是几个中原核心王朝的疆域变迁史,而应是活动在这个时空内的所有民族和政权的疆域变迁史。历史疆域地理的学习重点应是近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史,西北和东北疆土的丧失、外蒙古的丧失、南海诸岛的争端、中印和中越边界的变化等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内容。 

    历史经济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习中内容最多的部分,广义的历史经济地理应包括经济区域的演变、农牧分布线的推移、农业植物的嬗变、手工业分布、交通通道的变迁、城镇的分布、人口的分布变迁等内容。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左右着整个经济的水平,故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区域地位的升降应是历史经济地理学习的重点,其中唐宋之际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的过程及其原因,应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在学习这个问题时,要充分利用历史地理从人地关系思考问题的优点,除充分考虑社会的因素外,更要十分重视自然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变化的因素。同时,从技术层面分析,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角度,如汉、宋、明清三次农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历史交通地理在古代承载着主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交通通道也应成为学习的重点。如历史上的直道、驰道、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隋唐和元明清的大运河,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与交通有关的是城市的分布变迁,城市分布变迁与经济区域重心的发展变化关系十分大,故历代重要的都城位置变化和重要的经济都市分布变化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史人口地理在传统社会里也可以包括在历史经济地理中,因在传统社会里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由于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单独分出来学习和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与人口史的学习方法和侧重有所不同,相比而言,历史人口地理的学习更应看重历史人口的地理密度变化。在历史人口地理学习中,人口流动产生的移民现象也是一个学习的重点。与移民史不同的是,移民地理的研究更重视人口移动造成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空间变动及其原因和影响,特别是造成资源与产业配置的变化,尤为重要。一些重要的历史移民事件,如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唐末波动、靖康之乱等事件造成的北方民族南迁,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走台湾,都是应重点掌握的典型,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事件。

    历史文化地理的学习应重点掌握历史人才和学校书院分布的变迁,这是与中国经济文化分布的东移南迁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于文化地理的其他部分由于目前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于它的学习还需更多地本着从探索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  

    三、熟悉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着作

    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阅读一些中国历史地理书籍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 1981年出版了一本 《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本入门书籍。1985 年以来,先后出版了 11 部中国历史地理的通论性专着和教材,即王育民的 《中国历史地理》、马正林的 《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的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韩宾娜等的 《中国历史地理》、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李恩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耿占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年,我编着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和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教材也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专着和教材都是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读物。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学习,自然地理方面可参阅中国科学院编着的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人文地理方面可参阅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一书。历史地理的学习中阅览历史地图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可以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书共 %册,主要是历代政区和疆域图。如果在学习的同时有探索的兴趣,可以先了解研究现状,可参考杜喻等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论着索引》和华林甫编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两书,并可阅览《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个专业刊物。在此基础上,再阅读有关历史地理的重要历史文献。        

    四、学习历史地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第6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民以食为天，因此在物质生活方面，先叙述农业及饮食。中国人的食物，分主食与佐餐食物二类，今日犹分别称为饭与菜（Kwang—chih Chang，1977A：7—8）。古籍中常见的主食作物，大别之，可有黍、稷、粟、禾、粱、麦、麻、稻、寂等种（齐思和，1948A；万国鼎等，1959：35）。关于各种作物，自新石器时代到殷代的发展史，已具见拙作“两周农作技术”，兹不赘述（许倬云，1971）。稷的学名是Setaria italica，是中国最古老的栽培作物。周人称其始祖为后稷，而这个称号又继续沿用力农官的职称，可知稷在周人农业中的地位了。黍也是重要主食，其学名是Paricum Miliaceurn，与稷有亲属关系，但并不是同样的作物（许倬云，1971：804—806）。

麦类则是西亚的土生栽培作物，在安徽毫县钓鱼台的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盛有一斤十三两麦粒的陶鬲。据鉴定是古代小麦（Tricticum antiquorum）。以鬲的形制而言，属于西周遗物（安徽省博物馆，1957；杨建芳，1963）。麦字见于卜辞者为数不多，据于省吾统计，除用作地名外，麦字仅十余见。有关来字的卜辞也不过廿余见，而黍稷类的卜辞则有百余见。据卜辞，麦仅是新年的特别食品，殆不过为贵族的食物，平民尚不能享用（于省吾，1957）。据篠田统统计，中国古籍中麦字出现次数甚多，单举或类举，合计有卅八处之多，且麦作丰歉也每人史乘，足见麦在中国古代作物中的地位。钱穆以为，西周以前，中国农业文化初启，种植以黍稷为主，而自春秋以下至战国，农作物始渐渐转变为以粟（粱）麦为主，钱氏之说殊可解释麦收丰歉在春秋以后常人史乘的原因（于景让，1957，83—89；钱穆，1956：27）。

稻是南方作物，然而《诗经》中也颇有咏稻的诗句，如“小雅白华”：“浸彼稻田”；“豳风七月”：“十月获稻”。足见稻也可在北方种植。稻的主要产地，仍应在汉水、淮水及长江流域。湖北圻春西周遗址中，曾发现成堆的粳稻谷粒遗迹，可能是储存粮食的地方（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68）。

麻，在今日是为了榨油及取纤维而种植的经济作物，但是《诗经》中有“豳风七月”：“禾麻菽麦”；“大雅生民”：“麻麦幪幪”的诗句。《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天子食麻与犬。”足知麻也是主食。

周代金文中豆字写作卡，字形似乎看重豆类植物的根瘤。周人对于豆科植物显然也颇认识（胡道静，1963）。春秋时代，只有山西一带山地居民以豆菽为主食，战国时代则是常见的平民食物（许倬云，1971：807—808）。

周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了农业，后稷的功业即是以农业为主。周初农耕的方式，似是大规模的集体耕作，《诗经》“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这是经常为人征引以描写周代农耕方式的诗句。“十千维耦”一语，也不必胶柱鼓瑟，解释为万人的确数。在“载芟”一诗中就只说到“千耦其耘”。这种大规模的耕作，也许只见于封建领主直属的田庄上，由其直接管领的奴隶（所谓“夫”或“鬲”），从事成对成对的耦耕（大野元之助，1959：95；贝冢茂树，1962；李亚农，1962：70—75）。

这种大规模的耕作，是否为周初各地的普遍现象，仍然在待证之列。至少在《诗经》“豳风七月”中叙述的情形，似乎已是个体小农的经营，农夫有自己的居室，妻儿随着农夫同去田间，而农夫对于主人的义务，是出于实物和劳力的双重配合，除主要作物外，农夫供献实物，包括纺织品与猎物。劳务则包括修屋、搓绳、取冰……等杂项工作。这首诗的原文过长，只摘录如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献豜于公。……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凿冰冲冲，二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是领主领地上的附庸人口，经营的是分配给一家的小农庄，不是在大面积上集体耕作的大农场。

“七月”一诗的时代，说者意见不一，但以在西周晚年到东周初为长。天野元之助根据《诗经》中“室家”一辞出现的篇章，认为在西周晚期到东周之间，共同耕作的大片田地才开始由私有的个别农场取代，而独立的家，也由氏族析出，成为以家族劳动作独立小农经营主体（徐中舒，1936；傅斯年，1952：Vo1.1，95。天野元之助，1959：105。对于“七月”一诗的时代，持异见的诸家，参看许倬云，1971：822，注66）。

西周有无井田制度，及其确切的性质，至今仍纷争难决。自从孟子提出井田制度一说后，学者一直在努力弥缝各种互相抵触的叙述。本文是综合性的叙述，不拟在此作技术性的讨论。如果简单一点说，井田制不过只是封建经济下一种劳役服务的形态。领主分田给农民耕种以自赡，同时由农民耕种主人的保留地以为报偿。基本形态正相当于各级领主与其从属间的对等性权利与义务。上述劳役之中，却又不仅在于耕种，还可包括佐猎、修缮……诸般工作。“七月”一诗的描述，足可说明这些工作的性质。土地的所有权，仍在领主，农夫家户，只是在这块农地上耕种以自给，也供给主人所需。这是天野氏所谓个体小农的经营方式，却不能说是私有的农庄（关于井田制的各家讨论，许倬云，1971：823，注69及70）。

关于农具方面的史料，无沦文献或考古的资料，都不算多。前引《诗经》“周颂噫嘻”与“载芟”，都提起成“耦”的耕作方式。又如《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子产叙述郑国与商人的约定：“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也是形容以耦耕翻掘植被的情形。大率由西周以至战国，发展用犁以前，这种二人合作刺土松土的动作，是农耕中的重要部分。二人为耦，如何并力，则有以为二人对面合作，及一拉一推前后合作，两种可能（程瑶田，1829：43—44；常叙，1964：51）。二人协作互助的方式，当也须视实际的工作情形而定。挖掘树根，必须二人对掘；开沟作垄，则无妨二人并肩却行。大可不必坚持某一种方式。

刺土松土的工具，最原始的不过耒耜，是单首或歧首的挖掘棒，上有柄，下有踏足横杆（徐中舒，1930；关野雄，1959，1960）。挖掘工具的尖端，可以用石制、骨制。凡此石制骨制蚌制的农具（图41、42），许多西周遗址，所在都有。以沣西遗址出土器具的比例言，最多的是以牛马下颚骨或肩胛骨制成的骨铲，其次为石铲；蚌铲为数最少。在西周遗址中，也出现过青铜铸成的镈和臿，但数量极少（图43）。湖北圻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青铜臿，作凹字形，与春秋时代的臿形制相同。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葬

（1—3、5、6）石斧（T38：2B ：35，T32：2A，T44：4，T32：2B： 17，H76）；（4）石铸（T2Z：3）；（7）石凿（T19：3：7）；（8、13）磨石（T32：2B：30，T32：2B：44）：（9、12）磨刀石（T1：2A：31，T38：2B：31）；（10、11、14）研磨器（T32：2B，T32：2B：31，T32：2B：48）

图41客省庄西周生产工具

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青铜臿，其形制又与商代的铜臿一样。由此可知，西周农具的水平，与其前其后，均无十分变化。其他农具如收割用的镰和刀，也是形制无大变化，而且也是以骨制、石制、蚌制为多（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67）。

（1—3）骨铲（T13：2：16，T50：2：15，T52：2A：1）；（4）石铲（T38：2B32）；（5—16）石刀（H10：1，T28：2：5，T15：2：6，T22：2，T6：2A，H76：1，T17：2：7，H3：3，T23：2，T38：2A：30，T20：2，T38：2B：22）；（17）石镰（T14：2A）

图42客省庄西周生产工具

青铜农具及工具，出土者为数甚少。最近安徽贵池、江苏苏州、浙江水嘉三处，都有窖藏的青铜农具出土。这些器物中，有耘田的耨，收割的镰，以及许多种类庞杂的农具。诸器均已破旧残毁，与铜料一起储存，显然是准备销熔的废料。这批器物的时代，当在春秋时代，甚至战国晚期。由这批材料待销的情形判断，青铜农具在不堪使用时，即予回炉。同时，古代礼制不以农具随葬，墓葬中不见农具，也就不足为奇了。战国中期，铁器已流行，遂有这些青铜残件留下，西周时.青铜农具必定回炉重铸，出土的机会就更少了（李学勒.1980A：39）。

（1）臿，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基Ml602：73

（2）臿，湖北圻春毛家嘴T1—IH（1）

（3）斨，湖北圻春毛家嘴IV20/1：3：1

（4）镈，河南洛阳下瑶村M159：65

（1.西周晚至东周初，余皆西周早期）

图43西周至东周初青铜农业工具

由各种农具的形制来看，西周的农具大致只有挖掘及收割两大类。农具更进一步的分化为整地、中耕、犁地等等专门用途的形制，还有待春秋战国时代的突飞猛进，也许与用铁铸制有相当的关系（许倬云，1971：810—813；刘仙洲，1963：58—62）。

中国古代农业的大规模灌溉工程，也尚须待春秋中叶以后始出现（许倬云，1971：813—816）。西周的人工给水，大致由水井供应。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井，井深达九公尺以上。用古代的工具挖掘九公尺深的水井，已相当不易。井口呈长方形或椭圆形，足以并置两只容器，也许暗示已有两只容器一上一下的滑车装置（考古研究所，1962：77—78；刘仙洲，1963：46—48）。

西周时代的农田，有所谓“菑田”、“新田”、“畲田”的名称。如《诗经》“周颂臣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小雅采芑”：“薄言采，于彼新田，干此菑亩。”《尚书》“大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这三种田亩，徐中舒以为是三圃制的轮耕法。杨宽以为“菑”是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新”是第二年刚好可用的新田，而“畲”是第三年已垦好的熟田（徐中舒，1955；杨宽，1965：12—14，45—48）。二说相比，杨说较为合理。轮耕抛荒，在刀耕火种阶段，原为常见。但在西周的核心地带，人口已多，农具未见改良，单位面积产量不增加，只有依仗增加垦田面积，方足解决人口太多，土地不足的难题。中国古代使用绿肥以及其他肥以改良土壤，可能早到商代（陈良佐，1971）。分三次改良土地，也已见于商代（张政烺，1973：98—100）。用翻耕来开垦，在中国古代有可能，也有必要。反之，轮耕抛荒，在西欧农业史上是常见，但未必能适合西周中心地区的情况。何炳棣对菑、新、畲三词的了解，正与杨宽相同。但他把这种垦田方式置之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而且意味着在第三年以后，熟田继续用于耕种，则用来说明周代的水平，远比用来说明仰韶时代的农业为佳（Ping-ti Ho，1975：5052）。

第二节 饮食——食物与烹调

人类由茹毛饮血而至熟食。熟食之中，以中国传统言之，又可分为饭食、菜馔及饮料三方面。食具则在讨论这三方面时分别由其隶属附及。

中国自古以来，以谷食为主食。周代的主食，如前所举，为黍稷稻粱，麦麻菽豆。黍稷同为民食之主，《诗经》与《左传》中黍稷连言，随处可见。黍又比稷贵重，祭祀以黍为上盛，待客也以鸡黍为馔。先民之诗，以黍中的秬和粱中的糜芑同号嘉种。钱穆以为“黍为美品，然而亦仅是较美于稷耳，待其后农业渐进，嘉种嗣兴，稻粱麦诸品并盛，其为食皆美于黍，而后黍之为食，遂亦不见为美品。然其事当在孔子前后，已及春秋之中晚期，若论春秋以前，则中国古代农业，固只以黍稷为主，实并无五谷并茂之事也”（钱穆，1956：10）。

稻之普及，可能比麦还早些。西周铜器有名为“簠”的长方浅器，往往自铭，“用盛稻粱”，则贵族宴席上已用稻粱了。《左传》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歜，白黑，形盐，辞曰……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此中白是“熬稻”，黑是“熬黍”。但由周公阅辞谢之词看来，这仍是比较珍贵难得的食物。麦比稻更适合于中国北方，但显然到西汉初年还未普遍种植。豆类也早见文献，孟子时菽粟连言，是最起码的食物，比之如水火。在西周时代，豆似尚未为人所重（许倬云，1976：509）。烹治谷物的方法，以古器物言之，有煮饭及蒸饭二类。前者用鬲，后者用甑甗，有一层算子隔在水上。古人煮饭，大约近于今日的“干粥烂饭”，秋稠的称为粥，稀而水多的称为粥。孔子的祖先自称“饘于是，粥于是，以余口”，显然日常饮食，不外啜粥。《诗经》“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揭彼注兹，可以餴饎。”行潦是雨后地面的积水，若用来直接煮饭，未免不洁，但若夹层蒸煮，却也无妨了。固然北方水源不及多湖泊水泉的南方，如只有高贵人家用蒸，似还不须取水行潦。由此推论，蒸治当也相当普遍。但蒸饭究属费时费事，而且颗粒松散，不能“涨锅”，也因此比较费粮食。也许为此之故，古人仍以煮食为主。出土古物中，陶鬲所在皆是，而甑甗就少多了，其故大约即在于煮食比较普遍。

谷类可以粒食，也可以粉食。若只是粒食，去皮扬壳的手续，在所必然，杵臼之用，自新石器时代即已常见。压谷成粉，西汉以后用石磨。先秦遗址中尚未见石磨，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磁山裴李庄文化中，磨盘磨棒已是标准器物。用碾棒压谷，仍一样可以制粉（天野元之助，1962：80—81，843—850）。

次言菜馔，《礼记》成书较晚，但是礼仪向来是文化中最保守传统的一环，《礼记》所记也就很可能即是周代实际食用的项目了。据《礼记》“曲礼”，祭祀用食物有牛、羊、豕、犬、鸡、雉、兔、鱼。《礼记》“内则”所举公食大夫，正式的宴席，包括膷獯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脍、羊炙、羊胾醢、豕醢、豕醢、芥酱、鱼脍、雉、兔、鹑。本书在论封建等级时，已述及贵族阶级区分其鼎食的数量种类。最考究的天子太牢，所盛的肉食为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由天子以次递降，士的一级羊、豕、鱼是隆重的少宰，一鼎的豕则是婚冠丧虞的特牲。《国语》“楚语下”：“天子举以太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基本上与考古所见列鼎制度颇为吻合。肉食者鄙，那是贵族的特权，庶民至多食鱼，平时只是吃菜而已。除了上述种种正式场合的肉类外，《礼记》“内则”还述及一些平时燕食的食物范围，包括蜗，雉、兔、鱼卵、鳖、腶、蚳、牛、_羊、豕、犬、雁、麇、麋、爵、鹌、虫、范。其中颇多今日不食之物，如蚂蚁、蝉、蜂之类。《礼记》也记了一些当时不可食用的项目：狼肠、狗肾、狸脊、兔尻、狐首、豚脑、鱼乙、鳖丑。这些特定的部分不可食，则特定部分以外的项目，大概都属可食之列了。

平民日常饮食，不会有如许异物。大约鱼类是上下都可享用的食物。平民以鱼类为盛食，已如上引《国语》“楚语下”的记载。《仪礼》“有司彻”：“卒热，乃升羊豕鱼三鼎。”可知鱼也是贵族的常食。《诗经》中提到鱼类的例子甚多。黄河中的鲂与鲤，是陈人心目中的美味。“小雅鱼丽”列了鲿、鲨、鲂、鳢、鰋、鲤，当作燕客的下酒。“大雅韩奕”，鲜鱼是送行盛宴中一道好菜。“周颂潜”：“有鳣有鲔，鲦、鲿、鰋、鲤”，可作为享礼的嘉肴。大致中国的农业发展，在周代田野日辟，牧地及山林都渐渐垦为新畲的农田，牧养及野生动物的供应势必减少。鸡豚羊犬，都不占农田的土地，便可豢养。鱼类更可由河川湖泊中获取。这几类食物遂成为战国以后肉食的主要项目，孟子的井田理想，即包括农家饲养鸡豕狗彘。梁惠王以羊易牛，还须解释不是为了省钱。大约西周的食单，比之战国时代的项目，牛羊及野物的比重是比较大些。

蔬果方面，按照《周礼》“醢人”，朝事之豆，盛放有韭菹、昌本、菁菹、茆菹四类，用来与庶属的肉酱相配。又，“馈食之豆”则盛放有葵菹及一些杂项菜肴。加豆之中有芥菹、深蒲、箈菹、笋菹。诸色蔬食中，只有韭、葵、芥、菖蒲、笋仍为今日常用食物。菁可能为蔓菁，茆可能为茅芽，但自来注疏家不能肯定，此处也不必强为解人（《周礼注疏》：6/1—2）。《礼记》“内则”所举诸项食物中，蔬菜有芥、蓼、苦、荼、姜、桂。调脍的蔬菜则有葱、芥、韭、蓼、薤、藙作为调味的佐料。诸色中以香辛味烈者为多，显然当配料使用，也许为了礼经主要叙述天子诸侯的食单，蔬菜就无缘上席了。

若以《诗经》作为史料，情形又不同了。“关睢”有荇菜；“卷耳”有卷耳；“芣苢”有芣苢；“采繁”有繁；“采苹”有苹及藻；“匏有苦叶”有匏；“谷风”有葑、菲、荼、荠；“园有桃”有桃棘；“椒聊”有椒聊；“七月”有蘩、郁、、葵、菽、瓜、壶、苴、荼、樗；“东山”有苦瓜；“采薇”有薇；“南有嘉鱼”有甘瓠；“采”有；“我行其野”有蓫；“信南山”有芦、瓜；“采椒”有芹、菽；“瓠叶”有瓠；“緜”有堇荼；“生民”有在菽、瓜；“韩奕”有笋、蒲；“泮水”有芹、茆。凡此诸品，有今日常用的萝卜、苦瓜、葫芦、荏椒、葵、芥之属，却也有不少采集的野生植物，而水生植物，在今日蔬菜中较少，在当时似颇为重要，大约周代园艺未必像秦汉以后发达，固然已有在田间栽培瓜菜，不少菜蔬仍须由水陆野生植物中选撷。

水果干果之属，《礼记》“内则”列有芝、栭、蔆、柤、枣、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周礼》“笾人”列有枣、、桃、干、榛实、及蓤芡。大致这些果实，也以采集得来为主。是以《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农夫收藏聚积，牛马不得散佚，“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足见果蔬来自山泽，而不在农夫种植范围。总之，果蔬在周代贵族的食单中，重要性远不如肉类，遂致“月令”中太子尝新，除樱桃一见外，仅有谷食与肉类，不及于时鲜果蔬。考古学家及植物学家，也都只能列出十余种果蔬，认为是古代中国人食用的项目（Kwang-chihChang，1977A：28—29；Hui-lin Li，1969，1970）。

烹饪的方法，古不如今。古人不过用蒸、煮、烤、煨、干腊及菹酿诸法，后世的烹调术中爆炒之法，在西周似尚未及见。中国食物烹调过程中，切割与烹调同样重要。因此伊尹以“割”“烹”要汤，两个过程是连言的。周代治肉的方式，有带骨的殽，白切的胾，碎剁的醢与杂有碎骨的臡（《尔雅注疏》：5/8）。《礼记》“内则”列有“八珍”的烹调法。约而言之，炮豚是烤小猪，烤好后，裹粉深油透炸，再水蒸三日三夜，最为费时费事。捣珍，是用牛羊鹿麋麇五种里脊肉，用棰捣击，去筋调成肉酱。此法不经火化，大约是相当古老的方法。渍是酒浸牛肉片，加梅酱同食。熬是牛肉棰捣去筋，加姜桂盐腌干透的腌肉。糁是牛羊肉细切，加上六份米，作饼煎食。肝膋是油炙的狗肝。黍酏是稻米熬粥，如狼膏。淳熬淳母，是肉酱连汁加在黍米或稻米的饭上。日常的馔食仍以“羹”为最重要，所谓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礼记正义》：28/4—5）。虽说如此无等，农夫的生活到底只是陈年的谷粒（《诗经》“小雅甫田”）及采来的苦荼（《诗经》“豳风七月”）。这样的羹食，离“八珍”就是天地之别了。

调味的佐料，太古连盐也谈不上，是以“大羹不和”，即指祭祀大典的肉汤不放盐，以遵古礼。普通的羹，却须加上多种调味品。《左传》昭公廿年：“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以梅为佐料，是后世所不用的方法。惟其调味之道不精，古人不能不借助于香草香菜之属，除昌韭之类外，所谓铏芼，亦即肉羹中的菜类，为“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夏天还要加上葟葵，冬天加上荁菜。三牲用藙也是带一些苦辛的植物（《仪礼正义》：14/30—31；《礼记正义》：28/l）。这些植物，大都野生，由此也可看出，古人的园艺不十分发达。古人无蔗糖，但已有麦芽糖可以制成甜料。“谁谓荼苦，其甘如饴”，足见麦糖是日常可见的食品。

《礼记》“内则”记载的饮料，有醴酒、酏浆、醷、滥诸品。醴酒大约是谷物发酵的酒类，酏浆是汤水，也许稍稍发酵。滥或凉，据说是“寒粥”，当类似今日凉粉一类凝结的淀粉（《周礼注疏》：5/10）。酒类则至少有五种，依其清浊而分等级。最浊的是泛齐。高一级是醴齐，汁滓相将，大约相当于今日的酒酿。更高一级是白色的盎齐和红色的缇齐。最高一级是沈齐，亦即酒滓澄清的清酒了（《周礼注疏》：5/6）。滤清酒中沉淀，用茅过滤，管仲责贡于楚，所谓“苞茅不入，无以缩酒”，即是指楚地出产用来滤酒的一种茅草。周代锡命礼中，每有赏赐秬鬯之类的记载。秬是黑黍，鬯是香料，《说文》鬯：“以秬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是以这是一种黑黍为酒，再加上香料的祭酒。周金铭文有秬鬯之赐，此物每名列赏赐礼单之首，足见其贵重。秬鬯也见于文献，如《诗经》“大雅江汉”：“厘尔珪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尚书》“洛诰”：“以秬鬯二卤，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及《左传》僖公廿八年：“秬鬯一卤，虎贲三百人。”金文铭文中所见就更多了。有鬯、鬯、鬯等不同书法，其中有无差别，则不得而知了（黄然伟，1978：166—168）。

图44周代饮食用具示意

周人饮酒之风。远逊于殷商。“酒诰”告诫周人不得聚饮。并且以饮酒为商人亡国的罪名之一。由青铜礼器成批出土的墓葬来看。西周早期，礼器的组合情形与殷商相似。西周早期以后，礼器中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相对的，酒器则比例变少。到了西周晚期，最常见的礼器是鼎、甗、盘、匜、

图45西周墓葬随葬陶器比较图

壶五类，鬲、甗、豆次之，酒器则处于更次要的位置。各器的组合，也往往是一定的。从西周中期以后，一组铜器大致有甗、豆、盘、匜各一件，壶二件；鼎成单数，按阶级递升，数为双数，比鼎数少一件；鬲也随此而增减。列鼎制度是封建礼制上等级的象征，也因此反映了封君饮食的丰啬，有礼仪性的意义，不完全由口味及财力决定（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3）。各种器皿的用途，鼎鬲甗甑釜，用以烹调，小鼎也用来盛放肉食进呈，谓之升鼎。进食时，用铏俎置肉类，簋置五谷，笾豆盘置菜肴，壶盛酒浆，（图44，图版22—28）（《仪礼正义》：19/11）。勺匕载食，箸则挟食，匜以盥洗。在实际生活中，各项用途是否如此细分，也就无从考定了。平民食器以陶制为主，西周前后也有差别，大致趋向，是以盂豆代替簋，多少也有分化的现象（图45）。

总之，周人的食物种类不算很丰富，饮食的方式也似乎礼仪的意义大于美食的口味。周人农业的水平较低，畜牧、园艺二项也不发达，殆是饮食不能十分进步之原因。

第三节 居室——建筑与起居

《诗经》“大雅緜”记载古公亶父甫到达周原时的情形，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据郑笺，所谓“陶穴”是“凿地曰穴，皆如陶然”。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古代的居住遗址，处处有半地下式的窟穴，当即郑玄所谓“凿地为穴”的居室。殷墟半地下居室，及客省庄二期的居室（图版29），也甚多例证。

沣西张家坡发现的十五座西周早期居室，都是这种挖在地面下的土穴（图版30、31）。土穴有深浅二类。浅穴为长方形，只残存一间。房间的大小是2.2公尺×4.1公尺，坑壁即室墙，最高处为1.4公尺，高及人肩。墙根及地面都用火烧硬。房中偏东有一圆柱的柱洞，当系架设屋顶之用。西壁偏北，当系寝卧之际，称为“奥”的角落，此处壁上有小龛，当系置放物件之用。靠南墙中部有一凹下的椭圆形小火坑，是“灶”的地方。房内北部有路土，可能出口在北边。

深穴作圆形，直径都在5公尺以上，深2公尺以上。有一个椭圆形居住遗存，口径7.8—9.5公尺，坑壁最高处有3公尺。房间的面积是浅穴的三四倍，深度加一倍。出入口是一条向南斜坡走道。坑底北壁下有一半圆形浅火坑，是炊食及取暖之所。坑底偏南有一条隔墙的墙根，分居室为南北两半，中间有一宽1.2公尺的小门，以资互通。这是外堂内室的雏形了。居住遗址附近还有很深的深穴，或为长方形，或为椭圆形，长方形的口部为长1.6—2.4公尺，宽0.7—1.05公尺，椭圆的直径1.3—1.95公尺。有深穴，深达9公尺，尚未到底。深穴坑口规整，四壁也颇光滑，并有对称的脚窝。这种深穴，有的可能是水井，有的可能是储物的窖穴。因为口部甚小，出入不方便，必非居住之用（考古研究所，1962：73—78）。

左：F4平面图1.大柱洞2.小柱洞3.窖穴4.灶

右：F3平、剖面图1.大柱洞2.斜住洞

图46河北磁县下潘汪西周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基

河北磁县下潘汪发现的西周房基，也都是半地下穴。其形状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长方形房基两座（图46），其中之一的面积是3.98公尺×2.47公尺，穴深1公尺。穴地上涂草泥。经火烧硬。在房内和墙外发现大小柱洞十六个，分布并不成规律。中间偏东有一大柱洞，直径22公分，深38公分，可以植入不小的木柱。房基四周各有一小柱洞，西北西南又各有小柱洞。这一组柱洞足可撑起屋顶。灶坑在东南角，挖入土墙。北墙根的地面有一个圆穴，内存工具，大约是储物的窖。另外一座房基，略成圆角的瓢形，长3.4公尺，宽2.13公尺，深0.84公尺，房内地面也经火烧，坚实光滑。东部有两级台阶，应是出入口。柱洞九个，中间一柱洞最大，直径18公分，深14公分。西南与西北角有斜支的柱洞。圆形房基三座。其中一座直径只有2.5公尺，门向东北，有台阶，中心柱洞直径16公分，深8公分。穴壁经修饰，涂有黄土细泥。另一个圆形土穴，直径2.65公尺，坑壁残高1.16公尺，原来的深度可能还深些。南墙有门，门外经土坡斜入门内。室内靠东壁有小灶，并有一陶瓮，半埋在地面下，当是水缸，或粮缸（河北省文物管理处，1975：99）。类似的屋室遗存，在北京刘李店、邯郸邢台寺、洛阳王湾、沣西张家坡等地西周早期以至东周初期的遗址，常有发现（图47）。遗址内常有简单的生活用具及工具出现，淬西张家坡的土穴遗址附近就有手工业作坊出现。大概这种土穴是西周农民工人的住所（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88—189）。

由柱洞的大小及部位推测，土穴的上面应是四阿式的或圆锥式的木柱草顶，房屋低矮简陋。现存西周文献史料中，没有对于平民居室的描述。《左传》襄公十年，贵族讥微贱人家为“筚门闺窦之人”。筚门是柴扉，闺窦是在夯土墙上凿壁透光，上锐下方，甚至没有窗框。这是春秋中叶，一般贫户的屋室情形。西周浅土穴在地面与屋顶之间，也很可能有一段土墙，作为“闺窦之处”。战国时代的情形，有比较清楚的描写，可借来推想西周时代一般贫户的生活。据《庄子》“让王篇”：“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以这一段文句来悬想半地下穴的情形，虽不中亦不为远：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用桑树的树干作为门轴，上面是草束覆蔽的屋顶，破了底的瓦罐放在夯土墙中，当作窗户，用破麻布或破毛毯塞在门缝窗缝里挡寒气，也挂在二室之间，稍为分别内外。下雨天，屋顶漏水，地面也因为是挖掘在地面以下，进水是免不了的。大致由新石器时代以至战国，最差的居室，就始终停在这个水平之上（许倬云，1976：519）。在西周，大致是最穷的人住这种半地穴的居室了。

图47 西周晚期房屋的平面、剖面图

地面上的建筑，以夯土为最重要的建筑方式。中原的黄土，土质细密，加力压紧，就可坚致。《诗经》“大雅緜”形容周人在岐下建都的情形，已在本书第二章引述：先用绳子量划地基的直线，然后运“版”来筑堵，建筑宗庙与宫室。运土的小车轧轧的响，夹杂着投土入版的轰轰声，版筑时的咚咚声，削平土墙上凹凸不平处的砰砰声。近百座宫墙都在夯筑，鼓声不绝，让工人跟着节奏工作。

岐山凤雏村出土的大型建筑遗存，大约正是周室在未至岐下建都时的宗庙或宫室。“緜”诗中描写的建筑工作，也许就包括这一座房屋的工程。本书第二章，已对这座早周宫室的遗存，有了详尽 的介绍。若以假想的复原来看，凤雏村的甲组建筑遗存是一座四边可以走通的大院落。前面有门塾，两边东庑西庑，各有八间小室。中央是堂，面对着前庭，堂后面经过廊道穿越，而连接后面的内室三间。墙是夯土坚筑，堂室都在筑高的房基上，房基也经夯实。房屋是用复杂的柱网，构成高耸的屋架，在中堂是一个四阿的屋顶，两庑是两厦的屋顶（所谓两坡悬山顶）。整座建筑，格局规整，前中后三进，左右对称，堪称中国传统建筑方式的早期典范（图48、49、50）（傅熹年，1981）。

图48凤雏村西周甲组建筑基址复原图方案1

王恩田用凤雏村建筑遗址来比对古籍中材料，斑斑可考。凤雏村的宫室占地南北深45.2公尺，东西广32.5公尺。按古籍中所用的名词，这座宫室建筑由屏、门、塾、中庭、大室、东西庭、寝、

图49凤雏村西周甲级建筑基址复原图 方案2

图50凤雏村西周甲组建筑复原鸟瞰图 方案1及2

闱、东西厢、阙、庑共十一个部分构成。大门外的一道短墙，应即《尔雅》“释宫”的屏或树。屏与门之间的地步，“释宫”称之为“宁”，又称为“著”，《诗经》“齐风著”，那位女郎吩咐情人等候的地方，即是门屏之间的著。屏外的广场，则是大庭，也可称为外朝，是大朝会时聚会的地方，平时则任人通行。大门两侧有柱，当然也就有屋顶覆被。门道中间有三个柱洞，当是安置门扉及门所用。门塾是门旁两侧各有房三间，与《尔雅》“释宫”相符，也是《仪礼》“士冠礼”、“士丧礼”举行卜筮的地方。中庭即是门内的大院子，金文中屡见“中庭”，是举行册命及赏赐的地点。中庭北有三组台阶，东为昨阶，西为宾阶，均见礼经。东西各二组台阶则是侧阶。那座大堂则是大室，是整个建筑的中心，也是礼仪活动中最主要的地点。堂后两个小庭，亦即所谓东西庭。堂后的一排房屋，可隔为三间或五间，是即“前堂后寝”的寝，如系宗庙，自然不是燕处之所，而是“荐新”的地方。金文中也有在宗庙的寝举行“乡礼”的记载（如师遽彝）。寝的两侧，北墙上升两个小门，称为闱，妇人出入经此便门，东西两厢各有七间房门，或称厢，或称，是待事之所。东西两列房舍，最南一室，突出门塾之外，据王氏假定，当是对峙双阙的位置。中庭及堂四周围绕的回廊，则称为庑，也是宫室宗庙建筑常见的部分（王恩田，1981：75—77）。凤雏村甲组遗址的东边已发现宽大的宫墙遗址，足见甲组位在东侧。甲组的西边发现了乙组建筑，甲乙两组之间有墙隔开。乙组的前堂基础更具规模，比上述甲组的前堂更大，两侧前方则并无房屋。如按传统“庙在寝东”的说法，上文描述的甲组建设，应是宗庙，而发掘报告尚待发表的乙组建筑，应是先人居住的寝宫。凤雏房屋的规模广大，其出土卜骨似为王室文书；由此两点推测，凤雏村的遗址群大约是周代早期的王家宫室（尹盛平，1981：13，15）。

离凤雏村遗址二公里半的扶风召陈村，也出土了一群大型建筑基址（图版32）。遗址范围很大，现在还只整理了一小部分。遗址也当是王室宫殿，时代为西周中晚期，正可接续凤雏村早期遗址的线索。召陈村建筑遗存，至少可以有两组前堂后室的组合，及一个单独的大堂（尹盛平，1981：13）。现在发表的资料是这一座单独的三号房基，是一座高台建筑，夯土台基高出地面70公分以上，房基面积22公尺×14公尺。房基上有四排柱础，础底是大块卵石，础径约1公尺，可见其原来支柱之高大。中室是方形，以中柱为圆心画圆形，可以通过八个柱基，而且中柱特别粗大，直径达1.9公尺。由此推测，这一间大堂的中堂部分，在四阿顶的上面另有一层重叠的圆屋顶，当是金文中所谓太室（图51、52、53、54）（尹盛平，1981：17；周原考古队，1981；傅熹年，1981A）。

召陈村遗址有几处卵石铺成的散水面，是没有排水暗沟以前的排水设备。召陈建筑群出土的瓦种类很多，有板瓦及筒瓦，都有瓦钉或瓦环以固定其位置。不仅召陈有瓦，客省庄、洛阳王湾、北京董家林等地都有泥条盘筑拍制的瓦片；客省庄更有尚未烧制的瓦坯（图版33、34）。凡此均说明了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建筑用瓦，已相当普遍。大致西周以前房顶用草，西周早中期可能开始在屋脊等重要部位用瓦，西周晚期以后则大部分盖瓦了（周原考古队，1981；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86—187）。最近在扶风云塘的西周灰窖中，又发现大型陶砖，体积是36公分×25公分×2.5公分，质地坚硬，与陶瓦同样的陶质。砖的反面四角都有乳钉，据推测可能是用来贴在土墙外面，以保护墙面。这是西周砖块的第一次出土，更增加了有关西周建筑的知识（罗西章，1980）。

上文介绍了简陋的半地下居住穴及复杂的宫室宗庙建筑群。两者的中间，应有普通的平房。只是至今西周考古资料中还缺这一环节。最近商丘出土的平房，属于商代早期。这一批九座房址，

图51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各建筑外观示意图

图52召陈F5复原设想平面之一

图53召陈F5原状初步设想──四阿瓦屋

图54召陈F3遗址复原图之二──上层圆顶

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先在地面夯筑一个台基，略略高出地面，四周是斜面，作为散水用。夯土台上则是三间排房，中间高于两侧的边间。土墙是先挖墙壁基槽，顺槽用草泥垛成墙壁，内外壁修平，内壁面抹一层草泥，表面用火烧烤，成为红色，然后再涂抹黄色泥浆，各间并不互相通连，都各自向外开门。屋顶先用原木为檩，用芦苇束作为屋椽，紧密叠压，上面再加涂草泥屋面。以其中一座排房为例，中间的面积是南北宽3.3公尺，东西长5.4—5.8公尺，内有短墙，隔出西北一间小间。东南角是长方灶坑。地面都用草泥抹涂再经火烧硬。东西两侧间，都只有东西长2.6公尺，南北宽2.3—2.7公尺，地坪低，面积小，估计其屋顶也比正室为低矮。

第二类房屋无夯土台基，只在地面用黑色草泥土垛成墙壁，地面也经火烤。第三类房屋是一座建在生土上的圆形小房子，直径仅2.6公尺，但室内有灶、坑，显然也是居住用的建筑（考古研究所等，1982：49—54）。商代的建筑不能当作西周建筑。然而商周的窖穴居住形式并无大改变，西周宫室建筑则大有进步，西周的平民居住的平房，应在商代这个形式上有所改进，却也不见得有很大的变化。

第7篇：考古学入门范文

考古学家发现，早在人类诞生之初，工具就在不断地进行着细小而又明显的变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古人类使用的砍砸器、刮削器以及石核、石片等工具，虽然个头越来越小，但是却越来越趁手，在危机四伏、自然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对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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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的指针指向2006年3月，英特尔和微软在德国CeBIT上共同推出了新一代超小型电脑UMPC／Origami。

超便携与折纸

UMPC就是Ultra-Mobile Personal Computer，意即超便携个人电脑；Origami在日文里则是“手工折纸”的意思。仅仅从名称上来看，英特尔UMPC的科技意味显然要浓厚一些，而微软的Origami则有意掺杂了一些东方的、唯美的元素在里面。虽然在名称上是如此的迥异，但是二者在实质上并无明显地不同，其实完全可以说就是同一种产品，只是双方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为UMPC。

其实，在CeBIT上的惊艳亮相并不是UMPC的首度面世。早在去年的英特尔春季开发者论坛上，英特尔就曾展示过UMPC的概念机，当时它的名字叫做Zephyrous，英特尔在会上许诺商业化的UMPC将会在2006年出现。而在去年西雅图的WinHEC上，微软也展示过一款UMPC的原型机，当时比尔•盖茨曾预言：“两年之内，市场上可望出现一台1磅重、带有6寸屏幕，结合了PC、手机和相机功能，而且大约只卖800美元的装置。”

CeBIT上，英特尔和微软终于展示了它们目前在UMPC领域最主要的三家合作伙伴的产品，这三家公司分别是华硕、方正和三星。三星UMPC产品型号为Q1，华硕的则是R2H，而方正则一如该公司既往风格般地放弃了这个炒作的大好题材和时机，产品型号待字闺中，难为人知。不过，几家厂商均许诺会在今年二季度正式向市场推出各自的UMPC产品。

或许是胸怀着“引领潮流”的远大志向吧，近年来爱打“时尚牌”的三星最先按捺不住了。刚刚到二季度的第一天――4月1日，三星就大张旗鼓地向外宣布，由于之前已经顺利通过了FCC认证，三星UMPC Q1从4月1日起开始接受网上预订，并即将在美国市场全面上市。三星UMPC Q1重量大约在780克，拥有7英寸WVGA触摸屏，采用了主频为900MHz的英特尔Celeron M ULV超低电压处理器，40GB硬盘只能说够用，512MB DDR2内存也算得上主流配置。与此同时，三星UMPC Q1还支持802.11b/g、蓝牙2.0，音乐方面支持A2DP立体声输出和AVS Now多媒体快捷播放，电池续航能力和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大致为3.5小时，可以在不启动Windows系统的情况下播放音乐和视频。

看起来好像真的不错，可是三星UMPC Q1的价格却是不由得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高达1390美元的预定价格较之人们之前的心理预期高出了许多，这无疑让很多的潜在用户感到不快。

UMPC的泼水节

对于新生的UMPC，一些市场研究机构首先站出来泼冷水。美国知名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在3月中旬（其时UMPC正式亮相CeBIT才不过一周的时间）曾发表研究报告，认为UMPC很可能会惨淡收场，因为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不会愿意以高价购买一部缺乏优秀内容的电子产品。Gartner之所以不看好UMPC的发展前景，主要原因基于三个方面。首先，UMPC的创意过于超前，上市时间过早，它的概念已经超过了现有技术发展水平；其次，UMPC产品799美元到999美元的售价过高；第三，UMPC在当前缺乏吸引消费者的强大功能。

可以想见，Gartner在得知三星UMPC Q1预定价格接近1400美元之后，肯定会进一步拉低它们对于UMPC的市场预期走向曲线。

部分商务人士认为，作为一款入门级的产品，500美元以上的定价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他们来说，UMPC只是移动办公的一种效能有限的补充方式，却需要付出如此高的代价，这将最终导致他们打退堂鼓。

价格上的“硬伤”暂且不说，功能上的短缺也令人对UMPC的前景产生疑问。Gartner研究副总裁莱斯利•费尔林就明确表示，UMPC缺乏“TiVo to Go”或流媒体视频等重量级功能，因此很难带动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此外，三星UMPC Q1的电池使用时间只有区区3.5小时（据说三星的UMPC Q1在节电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而此前英特尔曾经宣称UMPC的持续操作时间可达8小时，这种巨大的操作时间差异也是UMPC面临的一大不利因素。

一些固执的分析人士也坚持认为，所谓的UMPC就是安装了Windows XP Tablet Edition操作系统的Tablet PC，不同之处只是与现有的Tablet PC产品相比，UMPC的块头要小许多，仅此而已。

某些曾经“一朝被蛇咬”的生产厂家认为，开发成本过高、缺乏市场支持以及与笔记本电脑功能的过多重合仍然是UMPC市场发展面临的几大问题。它们表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了Tablet PC项目的最终失败（当然，微软和几家目前仍在生产Tablet PC的厂商是不会承认失败的）。

其实还不止于此，由于整体尺寸较小、分量较轻的缘故，UMPC去除了对传统DVD光驱的支持，这一点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诟病。长期以来，光驱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多媒体“Total Solution”（全面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甚至为数不少的电脑用户会认为一台没有光驱的电脑就如同被了一般。因此，这种顽固而又根深蒂固的理念将会是阻碍UMPC发展的一大难题。

学习机的梦魇

4月4日，笔者有幸与IDC副总裁兼首席研究官John F.省略网站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UMPC的使用展示。在相关的视频中，我们看到UMPC的使用者可以很方便地通过UMPC使用即时聊天软件聊天，便捷地进行在线商店的购物，在不同场合使用UMPC撰写、收发和阅读电子邮件，使用其集成的GPS定位功能并且与台式电脑进行同步……虽然其中的某些功能还不能完全在已经推出的UMPC上实现，但是通过这些视频展播，英特尔为我们展示了UMPC的未来发展方向，一如该网站上的官方介绍：“UMPC的性能足以为用户带来美妙的游戏、音乐、视频播放体验。人们需要做一个决定――是否用UMPC取代现有的各类电子消费品？”

对于那些“激进”的消费者来说，UMPC绝对是值得期待的产品。在他们看来，无论从功能、外观和操控性方面，UMPC都使便携式电脑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它是将Tablet PC、PDA、GPS 导航、DMB TV、External HDD和Audio/Video Player融合为一体的新型产品。

虽然UMPC产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便携电脑的印象，但是对于UMPC来说还有很漫长的路需要去走。面对着性能强大的笔记本、Tablet PC甚至一些高端智能手机，UMPC需要拥有一些非常独特的功能来吸引用户。UMPC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将会取决于它能否为用户带来优于笔记本电脑、PDA以及智能手机的功能和应用。目前，单一功能的移动设备是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的，但是透过UMPC，乐观的人们认为这一天即将到来了。

虽然价格尚比较昂贵，并且与笔记本电脑也存在较多的功能重迭，耗电与散热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UMPC还是在很多方面突出了其优越的一面，在功能上，UMPC肯定要比那些配备有Palm OS和Windows Mobile系统的手持设备强劲得多，而UMPC的下一代产品在性能和功能上肯定还会有较大的提升。

基于此，笔者认为UMPC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目前一些高端手持设备的位置，在这些领域取得领先并逐渐成为主流。在笔记本电脑市场领域，UMPC将会吸引到那些对移动办公有着较高要求的用户，中高端的商务人士也会青睐“多合一”的UMPC，时尚用户和教育用户也会是UMPC的潜在目标。至于已经被Tablet PC成功“入侵”的金融、流通、制造等领域，当然不会被UMPC放过。

巨头们的努力

在英特尔、微软的盛大造势下，UMPC已经吸引了全球各大厂商的关注，除了个别厂商明确表态认为UMPC缺乏成长的根本动力外，大多数厂商都生怕错过了新的产品应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英特尔和微软的一举一动。不过，兴许是被几年前的Tablet PC“忽悠”过，其中的绝大多数厂商都只是驻足观望，待市场时机成熟才有可能加入战局。

令英特尔抓狂的是，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AMD也对UMPC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消息人士透露，虽然UMPC市场目前仍没有明显启动起来，但AMD绝对不会错过UMPC市场的机会。对于UMPC所需的处理器，目前AMD的产品线已经是非常的齐备，能够随时与OEM大厂进行合作生产。而外界也广泛认为，AMD目前的Turion 64和Geode处理器同样适合UMPC的概念。

如果说AMD对UMPC的关注只是停留于口头的话，那么另一家处理器生产厂商威盛（VIA）则已经是付诸行动了。不久前，DualCor公司就推出了采用VIA刚刚的1.5GHz C7处理器的DualCor cPC，虽然存储方面是和三星UMPC Q1一样的40GB，但是内存却配置了1GB DDR2，远远超出三星UMPC Q1。同时，这款产品配备了5英寸800×480分辨率显示屏，因此在便携性上也要强于三星UMPC Q1等产品。另外，一家名为TabletKiosk的公司也推出了一款UMPC，型号为EO v7110，这款UMPC同样采用了VIA C7-M处理器，根据配置的不同，价格由524美元到1423美元不等。

对于诸如此类的情况，作为“UMPC推进委员会”的两位“常委”之一，微软从来都是视若不见，反正卖出的UMPC产品用的都是自家的操作系统，那就多多益善呗！但是英特尔就不同了，如果以后的UMPC都用了别人的CPU，那英特尔在UMPC上的所有努力岂不都成了业界的笑柄？！

难怪有人笑称：英特尔这边桃树还没栽好呢，那边摘桃子的就已经下山来了。

有趣的是，虽然UMPC是英特尔公司在2006年的一大举措，但是英特尔却并没有为之专门开发出一种新的处理器，而是在目前的产品系列中挑选了更为成熟的超低电压版的Pentium M以及Celeron M处理器。那么，是不是英特尔就不会为UMPC专门开发处理器呢？

其实也未必。按照英特尔原先的说法，UMPC将提供长达8小时的操作时间，而未来这一时间还将被延长。因为发展相对平稳的电池技术短期间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因此要延长UMPC的操作时间，最主要的办法还是从处理器入手。从英特尔当前的所有x86微处理器产品来看，没有任何一款产品能够完全满足UMPC的低能耗要求，因此如果要最终达成曾经的承诺，英特尔必须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够一开始就从UMPC市场中得到足够的收益，英特尔肯定会有信心投入巨资，用于研发专用的UMPC处理器。

虽然在操作系统上使用的是已有的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 2005，但与英特尔不同的是，微软还专门为UMPC开发了一款功能软件包“Touch Pack”，其中包括：Program Launcher程序快速启动界面；专为UMPC设计的媒体播放器Brilliant Black；用于在触摸屏上输入文字的程序DialKeys；界面优化设置软件Touch Improvements，它可以使操作窗口在UMPC上更容易观看和使用；一款在欧美甚是流行的数字游戏Sudoku。也许你会认为这款软件包的内容太少，不过由于使用Windows XP的缘故，因此现有PC下的所有应用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运行在UMPC上，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强。另外，一旦Windows Vista正式，我们也不能排除以后的UMPC产品使用该种操作系统的可能。

记者手记：UMPC前景光明

对于UMPC这种新产品，让被人们认为是嗅觉最灵敏的搜索引擎来告诉我们它的感觉吧。本文截稿之前的2006年4月7日下午16∶00，笔者同时在百度和Google以UMPC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这两个我们最为熟知的搜索引擎用各自的语言表明：经历了0.001秒的用时，百度“找到相关网页约38000篇”；经历了0.24秒的用时，Google告诉我“约有5350000项符合UMPC的查询结果”。

这是否是在告诉我们，目前在国内真正关注UMPC的用户仍非常少呢？可能还真是这样。面对新产品和新应用，由于资金并不富裕、应用理念较为落后等种种原因，国内往往难以走在最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