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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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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

第1篇: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范文

关键词:馆藏文物;文物修复;

中图分类号:G265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1

一、什么是文物

所谓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科学文明和艺术文明。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极其丰富。有宫殿、寺庙、石窟、遗址等。馆藏文物方面有金属器物、陶器、瓷器、漆器、木器、石器、玉器、纺织品、纸质文物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和结晶,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馆藏文物的保护与修复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类文物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如金属文物锈蚀、陶器、瓷器破碎,石雕残崩,木器和竹器干裂、皱缩,出土的纺织品、纸张文物腐朽。所有这些历史文物都要进行抢救和修复才能长期地保存下去,这就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意义所在。意大利人布兰迪在他的《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说道:“所谓修复,是为了维持某件物品物质性上的无欠缺性、为保证其文化价值的保全、保护而实施、处理的行为。” 我国的馆藏文物修复保护工作,是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技术手段,为了博物馆能办出高水平的展览,我们应当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发展文物修复技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三、怎样才能做好馆藏文物修复工作

文物的保护与修复是一项极具意义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众所周知,首先要有正确的修复理念,其次是对文物的历史背景,和文物本身的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然后制定切实可行的修复方案,再进行实际的修复操作,最后要做好文物修复档案的整理记录。笔者认为其中最应该注意的几点如下:

第一,是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要求。一个合格的文保工作者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文物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历史的见证,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人类重要的文化财富。文物工作者在接触到文物时,要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仰,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心,谨慎再谨慎。另外,文物修复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由于文物的受损情况千变万化,它要求修复人员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结合科学的保护措施,灵活运用。因此,文物保护工作者应具有历史学、考古学、美学、人类学、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充分了解和研究拟修复的文物,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等方面去认识艺术,这是修复的基础。

第二,分析和研究是做好馆藏文物修复保护的重要前提。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多样性、时代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决定了实施保护技术必须万分审慎。如果修复失当,破坏了文物身上的各种历史信息,文化信息,艺术信息,那将是无法挽回的遗憾。为了避免经验主义,以既定的模式干预文物,更为了杜绝文物越保越坏,错误地选择不当的理念、方法和材料,对文物今后的长期保存留下后患,我们必须以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作为馆藏文物保护技术干预的前提和基础。要以可靠性、确定性、持久性的通用标准选择最佳保护方案,不是简单地只对文物表征进行观察,而应更深入了解文物各个方面,展开更深层次的探讨研究。

第三,要特别重视馆藏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的相关信息资料的记录存档。

文物保护修复档案作为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的第一手资料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但记载了文物上的各种信息,而且还记录了保护修复工作的全过程。用科学的方法建立文物保护修复档案是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需要,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四、结语

笔者认为一切工作中决定成败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当一件文物拿在手上,如果对它没有清楚的认识,没有高度的责任心,很有可能好心办坏事,毁灭文物上的历史信息。所以在修复保护过程中,文物工作者应严格遵守“不改变现状”的原则,不能凭主观想象改变原物风貌。对于每件待修复的文物,都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采用先进科技对文物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修复时尽量采用原有制作工艺和方法,不能轻易把不成熟的技术草率地应用在珍贵文物上。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后,制定出最佳的修复方案。然后依照方案来操作,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保护修复的目的,不给自己和历史留下遗憾。

参考文献:

第2篇: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范文

[关键词]博物馆;文物藏品;科学保护

博物馆一词,英文为Museum,其源于希腊文Mouseion,原意为祭祀缪斯的地方。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有人开始接触西方的博物馆。1989年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将博物馆定义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以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和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可见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包括征集、保护、研究和展示四个大项。征集是前提,保护是根基,研究和传播展示是主体。文物是人类科学和历史文化不断发展的见证,不能再生,一旦损坏就永远无法复原,就会失去其历史面貌和价值内涵。文物保护功能是博物馆其他基本功能的根基,占据重要的地位。文物保护工作对于文物的价值体现以及历史的还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做好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完善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功能,才能为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和藏品传播展示提供坚实的基础。本文根据笔者的实际工作体会,简要分析了博物馆文物藏品的科学保护工作,并对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就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一些参考和建议。

一、博物馆陈列文物的科学保护

文化遗产的传播及展示是博物馆承担社会教育职能的体现之一。世界各地的众多博物馆每年都会举办大量的展览来吸引观众,传播展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展览需要将文物藏品置于展柜进行陈列和展示,以供观众欣赏,因此博物馆的文物藏品在展示陈列过程中的保护问题,是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的内容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博物馆陈列文物的科学保护工作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展览的藏品在陈列展示过程中,本体容易受外界条件改变的影响而变化,如光照、温度、湿度、空气污染物的突然变化,都会对藏品造成损伤或损坏。如何防止文物藏品在陈列展示过程中不受环境突然变化的损害,是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当前面对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博物馆陈列文物的科学保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展品的摆陈

文物藏品的摆陈是陈列文物保护的首要工作。摆放时需根据文物的特性,如空间大小及材质,将其陈列在特有的环境中。展品的摆放要考虑文物的稳定性,防止文物遇到震动(如地震)而倾斜、滑动甚至摔落于展托。展品的捆绑固定应根据文物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材料和工艺,要防止因受力过大而损坏文物。展托的制作材料要求化学性质稳定,不会释放污染气体而侵蚀文物。此外,陈列文物的摆陈在兼顾观众欣赏方便的同时,要以文物的安全为首要前提。

(二)展柜的光污染防治

光是一种电磁波,是能量的一种传播方式。波长越短,能量越强。光污染是陈列文物的污染之一。由于光的特殊性,以前文保人员对光污染损坏文物的研究较少。随着人们对文物材质及光污染文物机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开始逐渐地关注陈列文物的光污染问题。紫外线会加速纤维素的水解进程,破坏文物的本体,因此书画和纺织品类等有机文物在展柜陈列展示时,要严格控制展柜光源的照度避免紫外线照射。年代久远的古代书画和丝绸展品的展柜,应严格使用无紫外线的LED冷光源。

(三)展柜的湿度、温度调控

湿度是表示大气干燥程度的物理量,温度是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二者互相影响。在一定的温度下,一定体积的空气里含有的水汽越少,则空气越干燥;水汽越多,则空气越潮湿。湿度和温度对各类文物的保存都有很大的影响,应给予优先控制。国际上的各大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研究机构都对文物保存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有严格的控制。近些年,国内博物馆在馆藏环境的湿度和温度控制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省级博物馆展厅的展柜基本都具备了恒温恒湿条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铁器等金属类文物容易受潮湿气体的侵袭而腐蚀,所以此类文物的展柜温度和湿度要严格进行控制,以保证文物的安全。

(四)展柜的空气污染物控制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空气污染愈来愈重。工业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硫化洹⒓兹、氨、甲酸等气体,都会对展示的藏品造成破坏。因此,博物馆应严格控制展厅及展柜的空气质量。此外,在展柜的装饰材料及展柜的选材上也应该慎重,避免造成展柜的空气污染,损坏文物。需要说明的是,硫化氢对银器的污染殊为严重,所以银器类文物展出时应做好硫化氢气体浓度的监测。

二、博物馆库房文物的科学保护

库房是博物馆文物存放和保管的核心部位,是博物馆的心脏。库房文物的保护是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文物的年代、地域、材质的不同,各类文物的保存环境也不尽相同,通常的做法是不同种类的文物分别保管在不同条件下的库房内。博物馆库房文物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统筹考虑防潮、防光、防空气污染、防虫、防霉、防碰撞、防火、防水、防震等等。博物馆的库房文物保护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库房的温、湿度监测

同展柜的湿度、温度调控一样,库房的温、湿度监测也非常重要。库房温、湿度的阈值应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相关标准和各类文物的实际情况来设定。某些地市级博物馆无恒温恒湿条件的库房,此种条件下通风通常能起到降温防潮的作用,但要注意通风的同时应严格防止过高的温、湿度进入库房对文物造成损坏。有恒温恒湿条件库房的博物馆,库房应配有专人监测库房内温、湿度数据的变化,保证恒温恒湿机组的正常运行。同时,文保专业人员应定期使用精度更高的温、湿度测量设备,对恒温恒湿机组测定的温、湿度数据进行校对,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整改,消除隐患。

(二)库房的空气质量监测

库房的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文物安全与否,某些空气污染物会加速文物的劣化进程。新建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一般会释放氨气等有害气体,所以应定期测定氨等有害气体的含量。新装饰、装修过的文物库房则应定期测定甲醛、甲酸、乙酸、硫化氢、氨等挥发性有机物及颗粒物的含量。在做好库房空气质量监测的同时,也要做好文物库房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记录和保管,如检测数据超过国家标准,应及时采取措施,改善库房的空气质量,保证文物的安全。

(三)库房的防虫、防霉

书画、古籍、丝绸等有机类文物是虫、霉的食料,极易受到虫、霉的侵食,因而库房的防虫、防霉工作也是库房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虫和霉菌是生物,需要一定的氧气和适宜的温、湿度环境才能生长,所以温、湿度环境的控制对于防虫、防霉至关重要。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有恒温恒湿条件的库房仍然发现有虫和霉菌破坏文物的现象,说明防虫、防霉工作马虎不得,需要文保专业人员和文物保管员定期对文物库房进行巡查,发现虫、霉现象,及时采取措施,改变库房环境,使用防虫、防霉药剂等来消除隐患。

三、博物馆文物的预防性保护

随着文物保护风险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现代测量技术的持续进步,博物馆文物保护功能的重点正从先前的以抢救性保护修复、被动性维修遭损文物为主,逐渐转向预防性调控环境、主动维护防止文物劣化。文物预防性保护理念强调通过长期监测、科学记录和日常维护、智能探测等手段,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通过风险评估和科学监测等方法,分析损毁变化规律,在问题出现前进行预防,并以此来确定科学的保护方法。文物预防性保护需要长期而持续的工作,通过制定计划和控制状态,将被动性的抢救修复变为主动性的预防保护。对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进行科学有效的监测和控制,成为实现博物馆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的首要因素。以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市浑南区所建新馆的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为例,该文物预防性保护工程主要借助信息传感技术、环境质量调控措施,并有效集成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智能处理和互联网通信等技术,构建辽宁省博物馆新馆的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控系统,全面实现博物馆文物藏品收藏和展示环境的实时监测、质量评估和有效调控。同时,在此项目完成的基础上,还可以建立省级文物保护环境监测区域中心,组建成一套覆盖省、市县监测站二级文物保存环境监控层的文物保护风险预控平台,自上而下地深入实现馆藏文物保存微环境的有效、稳定、洁净的调控,卓有成效地提升整个辽宁省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精度和实时性。

四、当前博物馆文物藏品科学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内大部分国有博物馆对陈列及库房文物的保护都比较重视,但是仍有部分地市级博物馆的文物保护意识比较薄弱。其中既有客观条件,如文物保护经费投入不足的限制,也有博物馆工作人员主体文物保护意识不强的问题。至于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目前还主要集中在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和部分省级博物馆,占国内大多数的地市级博物馆仍然没有开展这项工作。此外专业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极度缺乏,严重制约了我国博物馆文物保护功能的发展和完善。

(二)改进措施

国家在加大投入文物保护经费的同时,应有计划地培养复合型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形成既懂现代科学知识又具有文物保护理念的人才梯队。国内各大学和相关培训学院,应加强对博物馆现有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培养,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提高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能力,满足博物馆文物保护功能不断发展的需要。此外,国内各大博物馆应增强与西方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以项目合作的方式锻炼人才,增长经验,通过不断的实践促进国内博物馆文物保护事业的进一步l展。

[参考文献]

[1]张海峰.当前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现状及对策探析[J].艺术品鉴,2015, (9).

第3篇: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范文

关键词:壁画保护;《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紫阳北五省会馆;保护修复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101-05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现存至今的大量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历史见证,将它们真实、完整地留传下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近代的文物保护观念和方法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有效保护了一大批濒于毁坏的古迹的同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理论和指导原则,并由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和相关的法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推荐,2002年发行第一版,2004年修改和发行第二版。《准则》是在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的框架下,以《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规为基础,参照以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以下简称《威尼斯》)为代表的国际原则而制定的。该准则是对文物古迹保护工作进行指导的行业规则和评价工作成果的主要标准,也是对文物保护法规相关条款的专业性阐释,同时可以作为处理有关古迹事务时的专业依据。由于具有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则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自制定以来来,《准则》已被中国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者广为接受,其主要原则和精神也在中国文物古迹主管部门公布的相关法规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

我们以《准则》为标准开展了陕西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保护工作。该壁画的保护修复按照“原址、原位、原貌保护”的要求,符合《准则》的原则,设计了科学合理的技术路线,严格按照文物保护修复的程序,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以保护修复项目为平台,将科学研究、合作交流、人才培养、成果推广、宣传共享与工程实施紧密结合,使保护修复项目成为科技保护创新的“田野实验室”、中德合作交流的“学术沙龙”、文保技能人才的“学习课堂”、殿堂壁画保护的“技术推广站”和文化遗产成果共享的“博物馆”。

紫阳北五省会馆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瓦房店,始建于乾隆末年,201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约110多平方米的9幅珍贵壁画,被文物专家评估为目前陕西境内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建筑壁画,壁画整体构图合理,画面绚丽多彩,人物鲜活灵动,技法精致纯熟,对研究商贸会馆文化、建筑史、清代民间绘画艺术、清末民俗文化、移民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长期被搁板墙覆盖,该批壁画发现时保存状况较差,存在较为严重的空鼓、开裂、脱落、表面污损、画面模糊、颜料层酥粉起甲,以及盐害、毛细水上升等问题,部分壁画处于极其不稳定状态,亟待进行保护修复。2009~2011年,经过现场病害勘查、前期保护研究、保护修复材料及工艺研究,研究队完成了保护方案编制,从2011年开始实施保护修复工程,2013年完成了壁画的保护修复。2014年11月,获得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文物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奖项。

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保护修复工程以保护壁画历史和艺术价值为目标,遵照原真性、最小干预的保护修复原则,针对壁画存在的主要病害问题,从科学保护修复入手,在工程中注重科研先于实施、科研实施并重,开展了壁画图像学研究、价值评估、数字化影像记录、保存环境远程实时监测、保存状况现场勘察、病害现状及成因分析、制作工艺及材料研究、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的筛选实验等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科学、系统地完成了壁画的保护修复实施工作,取得了良好的保护修复效果。

一、保护原则、保护问题及项目实施

(一)壁画的保护问题

壁画依存的过殿及正殿结构现状均为半开放式,过殿东西有墙体,内墙面有壁画,南北两面均为开放式结构,正殿东、北、西三面有围墙,内墙面均存有壁画,南边为开放式,与过殿之间进深不足三米的天井相隔。环境的现状对壁画原址、原位的长久保存存在不利影响。

在保护修复前,壁画本体保存较差,从地仗层到颜料层均存在不同的病害类型。地仗层病害有局部空鼓、变形、开裂、脱落、缺损等;颜料层病害有颜料酥粉、脱落、变色、起甲、起翘、裂隙、灰尘污染等;壁画多处存有钉孔、刻划痕、表面白灰涂刷侵蚀、毛笔及粉笔涂鸦,粘贴标语等近代人为因素造成的损伤,建筑漏雨在壁画的表面造成了多处泥水流挂;壁画表面有不同薄厚程度的褐色涂覆物;地仗层普遍受到以硫酸钙为主的盐害影响,尤以正殿北墙为重,毛细水带来可溶盐活动频繁,造成北墙三幅壁画因受潮地仗局部硝碱,结构强度脆弱。

(二) 保护思路

《准则》第18条规定,文物必须原址保护,在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保护中,以壁画原址、原位、原貌保护为目标,确定了将文物保护工程与科技保护研究有机结合的基本思路,并以此为核心拟定了项目实施的技术路线,坚持以最小干预、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艺术信息为目的,坚持以传统材料及工艺为主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病害类型勘查及成因研究、壁画制作工艺及材料研究、历史艺术价值及图像学研究、针对性的保护材料及工艺的筛选研究,结合壁画原位保存环境的无线监测等研究,最终通过规范的壁画保护修复有效保护了壁画本体。

二、主要实施内容及做法

(一)项目的前期研究

大量深入细致的前期研究是科学及规范实施的基础。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的前期研究主要包括:对壁画支撑体结构稳定性、墙底及殿内地面潮湿现象、正殿北墙壁画泛盐、毛细水来源、壁画病害类型的调查研究及记录。制作工艺研究通过现场无损检测分析研究及实验室样品检测分析,对近十种检测分析结果相互验证。针对环境强化了环境监测研究,首次系统全面的在壁画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中借鉴图像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

1.保存现状勘查

《准则》第19条要求尽可能减少干预。凡是近期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日常保养以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必须干预时,附加的手段只用在最必要部分,并减少到最低限度。采用的保护措施,应以延续现状、缓解损伤为主要目标。

通过勘查及研究分析确定了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的典型病害,分地仗类、颜料层及其表面污染三大类。对特征病害的形成及其治理必要性,从保存环境、壁画工艺特征评估入手进行了病害机理方面的研究。现场借助红外热成像、紫外灯观察、便携式X荧光、显微镜等设备对壁画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对不同类型的病害进行了记录,并制作了详细的病害分布图,对壁画现存的主要病害类型及成因进行勘查及分析研究。

2.价值评估及图像学研究

《准则》第23条要求正确把握审美标准。文物古迹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它的历史真实性,不允许为了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经过查阅相关资料、走访当地工匠、研究队请教对明清绘画具有极高造诣的艺术家,会同考古、修复、保护人员,通过图像学研究分析壁画题材、内容、构图、风格、技法、画面痕迹,结合壁画题记、落款、印章的内容及形式的记录与梳理,明确了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制作过程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填补了壁画艺术研究资料的空白,可以肯定该壁画是清朝中、晚期民间绘画上乘之作,在全国同时期、同类别中并不多见。在后期修复工程中应注重该类特殊风格的保留与体现。

3.制作工艺及材料研究

通过现场勘查与采样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基本结构及其材料配比研究。经勘查分析,紫阳壁画层次清晰,制作精良。灰泥层颗粒配比合理,地仗中加入的麦秸及棉纤维等均与当地环境相匹配,有效抑制地仗早期开裂问题。白底层为当地高岭土[1]制作而成。使用高岭土做壁画白底层并不多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莫高窟壁画有高岭土做很薄的一层白底层的情况[2]。根据县志记载,紫阳县有3处高岭土矿,说明该壁画制作就地取材,体现了制作工匠的智慧。颜料选用当时常用的朱砂、铅丹、铁红、石绿、普鲁士蓝、炭黑及铅白等矿物颜料,碾磨精细,加入了骨胶作为粘合剂。着色面不漏色,未见因地仗渗色而导致的点状或者块状色斑,勾线流畅清晰,晕色均匀,可见绘画底面做工精细,处理良好。壁画颜料绘制完成后,使用桐油有规律性地罩面。

4.保存环境监测

《准则》第20条要求定期实施日常保养。日常保养是文物保护工作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保护手段。要制定日常保养制度,定期监测,及时排除不安全因素和轻微的损伤。第24条要求必须保护文物环境。为了确保壁画的原址、原位保护修复的有效性以及原位的长久保存,明确环境因子与壁画病害之间的交互关系,为病变机理及病害发展规律的研究提供支撑与借鉴。根据壁画保存环境的特点,依据文物保护行业相关规范,在现场安装了与壁画病害病因有直接关系的大气湿度、壁画表面温度、室内光照及紫外线强度、室外风速风向、降雨量进行监测[3-4],获得了为期3年的实时无线监测数据。数据表明,紫阳北五省会馆内壁画表面温度变化、过殿壁画的光照、紫外强度超出了规范要求,形成的研究结论为壁画病因的判断和长期保存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并对保存环境提出改造建议,采取了环境治理及改造的措施[5]。

(二)项目的实施方案确定与论证

1.保护原则与目标

遵照《准则》尊重文物历史原状、最少干预原则和安全为主、质量第一的原则,保持地方特色原则以及保持历史真实性和展示艺术美感相结合的原则。以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原址原位原貌保护为目标,坚持以最小干预、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艺术信息为目的,通过规范的实施,有效保护壁画本体。

2.保护修复材料及工艺筛选研究

《准则》第22条要求使用保护技术。独特的传统工艺技术必须保留。所有的新材料和新工艺都必须经过前期试验和研究,在证明是最有效、对文物古迹是无害的之后,才可以使用。针对紫阳北五省会馆病害类型,展开保护材料及实施工艺的筛选工作,通过模拟实验及标准区实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过至少1年的持续观测,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及成果实验,以现场评估与论证的方式确定了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主要保护材料及实施工艺。依据标准区实验及专家现场评估结果,组织具备修复工作经验的专业保护修复人员展开具体实施工作。展开与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

(1)表面清洗。材料为修复专用“海绵擦”、无水乙醇,工艺为清除灰尘―海绵擦―钙质结垢软化―机械剔除。

(2)壁画的空鼓灌浆加固。材料选用粘土、细砂、玻璃微珠以及纤维素水溶液,工艺为拓孔―预埋注浆管―边沿沟补及画面隔离―逐孔灌浆―支顶与养护―封孔与局部修饰。

(3)地仗局部的脱盐。材料为吸水棉纸(德国生产)、去离子水,工艺为刷除析出的盐分―吸水纸贴附―干燥―更换吸水纸。

(4)酥解地仗的加固。材料选用水性有机硅、鱼胶、REMMRS R300硅酸乙酯类加固液等。工艺为有机硅水溶胶加固粗泥层―鱼胶水溶液加固细泥层―干燥―空鼓灌浆―干燥―REMMRS R300防风化补强材料,2~3遍浓度梯度渗透补强。

(5)颜料层起甲回贴。材料选用鱼鳔胶、海草胶、去离子水等,操作工艺为:乙醇水溶液软化起甲层―鱼胶复合海草胶―回帖―展平及滚压―反复操作2~3遍。

(6)缺损地仗的补全。材料选用当地粘土、沙粒、麦秸、棉纤维、石灰膏、纤维素,操作工艺为:粗泥层修补―细泥层修补―白底层。

(7)缺失颜料层的选择性补绘。材料选用矿物颜料、兔皮胶、明胶及胶矾水,操作工艺为:胶矾水溶液隔离―影线法―胶矾水溶液固色。

3.实施保护修复

《准则》第21条要求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修复应当以现存的有价值的实物为主要依据,并必须保存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遗留的痕迹。一切技术措施应当不妨碍再次对原物进行保护处理;经过处理的部分要和原物或前一次处理的部分既相协调,又可识别。所有修复的部分都应有详细的记录档案和永久的年代标志。

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保护修复工程主要做法包括表面清洗、空鼓灌浆、地仗局部脱盐等8个方面。表面清洗因壁画白底层及颜料层易脱落,主要使用海绵擦、借助显微镜及放大镜等设备使用手术刀等工具机械剔除,以确保实施的细致安全性。选择的空鼓灌浆材料与壁画材料接近,通过灌浆增强了地仗的稳固性,解决了壁画多处地仗结构的高危问题。自2012年7月完成地仗局部的脱盐处理后,至今无明显毛细水频繁活动现象和盐分泛出现象。酥解地仗加固实施工艺顺序的调整使得水溶有机硅性与醇溶性有机硅材料均发挥了良好的渗透加固作用,有效解决了殿堂壁画常见的酥解空鼓分层地仗的结构补强。颜料层起甲回贴及加固消除了颜料层进一步脱落的隐患与趋势,最大化保存了壁画原始绘画信息。缺损地仗补全的密实度、平整度、颜色与原有地仗表面和谐,至今无裂缝。在解决地仗稳定性的同时,提升了壁画的整体视觉完整度。除了建筑木构件的防虫处理之外,在壁画上使用天然雌黄填入虫孔内驱虫、灭虫,避免使用现代合成的杀虫剂给壁画地仗引入新的物质,带来新的污染。缺损颜料层的补全以“线段影线”为主,辅以“平涂法”及“点彩法”,对称性图案及可延续性的缺损图案等可考证及有依据的部位进行补绘,实现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美感恢复效果的结合。

三、主要成果

通过全面细致的前期研究以及大量模拟、标准区的保护材料及工艺筛选研究,确定了适宜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的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针对性地解决了壁画本体各类病害。结合环境治理解决了紫阳北五省会馆部分壁画底部长期潮湿的问题,使壁画原址、原位的长期保存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坚持“保持历史真实性和展示艺术美感”相结合的思路和“线段影线”补全工艺的应用,复原性地展示了壁画全貌,为以后同类寺观建筑壁画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展示提供新的借鉴与支撑。修复后的壁画安全稳定,保存环境良好。

该壁画的保护修复按照“原址、原位、原貌保护”的要求,符合《准则》的原则,设计了科学合理的技术路线,严格按照文物保护修复的程序,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以保护修复项目为平台,将科学研究、合作交流、人才培养、成果推广、宣传共享与工程实施紧密结合,使保护修复项目成为科技保护创新的“田野实验室”、中德合作交流的“学术沙龙”、文保技能人才的“学习课堂”、殿堂壁画保护的“技术推广站”和文化遗产成果共享的“博物馆”。

四、社会及经济效应

第一,在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保护中,文物保护工程与科技保护研究有机地结合,科研贯穿于工程项目始终,以科研提升文物保护工程实施水平。第二,该壁画保护的前期研究深入细致,对制作材料及工艺、病害成因、图像学、保存环境监测等前期研究遵循学科规律,研究深入,为实施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环境无线监测系统布点科学,传输系统先进,数据处理及时可靠,对壁画病因的判断和长期保存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借鉴现代图像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对壁画题记、绘画内容的研究,明确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填补了壁画艺术研究资料的空白,并为缺失层补绘提供了依据。第三,壁画保护材料及工艺的筛选研究具有针对性,以壁画制作工艺及材料研究、壁画病害成因研究及保存环境监测充分研究为基础进行筛选,通过模拟实验及标准区实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经过至少一年的持续观察评估,保证了保护材料的实用性及可靠性,实施工艺比较科学稳妥。第四,在保护修复实施方面,除了常规的保护修复措施外,本项目在缺损地仗的补全、缺失颜料层补绘等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按照拟修补颜料残缺部位周边的主色调、图案的布局、线条的走势等分别采取了影线、平涂、点彩等新型先修复补色技法,在保持“可辨识”的前提下,完成画面视觉的延续性与完整性,局部色彩的平衡与和谐,在解决壁画病害问题的同时,提升了壁画视觉的完整度,实现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美感恢复效果的结合。第五,在壁画本体保护的同时注重工程和其它手段有效改善壁画的保存环境,使壁画原址原位的长期保存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第六,本项目通过国际合作借鉴国外壁画保护经验,结合中国文物保护理念,是对中国殿堂壁画保护修复理念和方法的一次积极探索。第七,该项目培养了当地管理机构人员的专业技能,有利于该壁画的日常维护保养。第八,通过对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宣传,有效增强了当地民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自主意识。第九,关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准则》附则中指出,应通过合理的利用充分保护和展示文物古迹的价值,是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壁画项目的保护实施成为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的新亮点,紫阳县目前已经建立和推进以会馆文化群落展示利用为核心的文物旅游重点规划,文化遗产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结语

《中国文物古迹遗址保护准则》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文件,文物是珍贵的文化遗存,在准则的指导下,在了解文物的科学、历史及艺术价值的前提下,将多方位、多学科的研究与保护实施有机结合,使得文化遗产得到更加长久安全的保存,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公众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统文化的认同,对我们的民族与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薛俊彦,马清林,周国信.甘肃酒泉、嘉峪关壁画墓颜料分析[J].考古,1995(3):277-281.

[2]侯晓斌.从材料的使用和制作工艺看中国古代壁画的变化与发展[J].文博,2011(4):58-64.

[3]阮元生,谢玉林.影响文物保存的环境因素[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8,10(2):37-43

第4篇: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范文

1.1更新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

文物保护课程注重实践,但并不仅仅依靠实践,其理论知识的掌握亦是课程的重点,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学生应加强理论知识的掌握。如青铜器在长时间的埋藏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病害———“铜锈”,如果不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则不知“铜锈”是有害锈还是无害锈,各种锈蚀的种类有哪些,哪些锈该去除,哪些锈该保留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更新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在以往的教学中,课程内容多以文物的种类进行区分,以《无机质文物保护》课程为例,章节分为陶瓷器文物的保护、石质文物的保护、青铜器的保护、铁质文物的保护等。课程内容的讲授均先是文物产生病害的原因,其次如何去保护修复及保存。如把青铜器保护和铁器保护串联起来,即先讲授青铜器、铁器病害产生的原因,再讲授青铜器和铁器保护修复方法,更能使学生较为容易的理解和掌握。陶瓷器和石质文物保护的讲授亦可以串联起来。文物保护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因此不能只教授书本已有的知识,必须跟踪本专业领域内最新发展动态和最新科技成果,将它们充实到课程内容中去。这样不但能开阔学生的视野,而且能让学生及时了解本专业知识发展的方向和前进的步伐,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兴趣,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也有益处。

1.2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课堂教学仍然是教学的主要形式,但教师往往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开拓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改革中,提倡教师运用互动式、交流式、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并且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高质量的教学任务,应提倡提问式、对比式、启发式、研讨式和多媒体组合教学。文物保护课程教学内容偏重于实践操作,因此,在讲授理论知识时,如不采用多媒体投影等教学手段,学生对于文物的保护修复操作仅仅存在于独自的思考当中,并不能完全理解,而采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使课堂教学形象化,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提高讲课效率。多媒体教学已经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对于课程的教学手段来说则是必须的。

2文物保护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高校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此,高校要“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教程教材等基本建设。”“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2.1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鉴于实验教学在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高等学校要重视本科教学的实验环节,开发出一批新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可以采用“自主设计与合作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师只对实验目标和实验所用方法提出要求,学生自主进行实验条件和实验路线的摸索设计,最终达到实验目标。相信学生通过实验的实施过程,能够提高他们从基础性实验中所学的技术进行综合应用。通过实验过程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讨论和实验结束后各小组之间的交流与讨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团队协作精神,相互促进,使学生更能理解相关知识与技术,掌握实验技术的关键点。

2.2开放实验室

随着实践教学制度改革的深入,对具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传统的实验教学只注重学生共性而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发展。实验室开放是一种新的运行模式,它打破了传统实验教学的实验时间、空间、内容、条件固定等因素的种种制约,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进入实验室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实验室开放可以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师课堂辅导与学生自主进行实验相结合,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有充分开展的条件,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2.3实验教材的编写

文物保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并没有与之相关的实验教材出版,大多均是任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编写的内部实验讲义。为此,我院根据当前实验室仪器设备及教学的实际情况,正在组织教师编写具有鲜明特色的实验教材,以反映文物保护研究进展情况,并根据文物保护学的发展,在教材中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内容,减少验证性实验,杜绝将重复及过时实验纳入教材当中。

2.4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

建设校外实习基地是保证学生顺利进行实习的重要保障。校外实习是强化专业知识、增加学生感性认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综合性教学环节,校外实习基地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场所,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纽带。建立高质量、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迅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的操作能力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可以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发现工作中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建议。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是实践教学的基础条件,其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培养质量。我校充分利用甘肃省作为文物大省的资源优势,已初步与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地质博物馆、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广河县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为学生今后的校外实习提供有效的保障。

3结语

第5篇: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范文

[关键词]铜马衔;病害分析;文物修复

[中图分类号]K8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4-0018-02

2010年5月至7月笔者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举办的金属文物保护修复专业技术培训班,学习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理论知识,并进行了实践操作,对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ⅢM1:6出土的战国铜马衔进行了保护修复。下文结合这次培训,简介战国铜马衔的保护与修复。

一、器物概况

2006年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战国铜马衔,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该铜马衔通长21厘米,环外径4.0厘米,内径2.6厘米,厚0.8厘米,重119.65克。衔作两节式,以小环相衔接,两端为扁环形贯镳。通体布满颗粒状绿色锈蚀,锈蚀较致密、坚硬,器物表面硬结物,呈层状堆积,一环有两处粘接痕迹。

二、器物科学检测分析

要使受腐蚀的青铜器能够长期的保存下去,关键在于深入分析其损害因素,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对受损器物进行修复。

(一)材料成分检测

采用便携式X荧光能谱分析仪(型号为Thermo scientific NITON xL3t XRF Analyzer)对待保护器物进行成分分析。考虑到器物表面有锈蚀和硬结物,因此尽量选择锈蚀层较薄靠近器物基体的部位进行检测,尽可能降低检测的不确定性。通过检测该马衔合金成分为:铜46.52%、锡13.17%、铅39.22%、铁0.628%。可初步判断该器物材质为铜锡铅。

(二)氯离子硝酸银定性分析

在对器物保护之前,首先需要鉴别器物表面的锈蚀中,包括器物上采集的土样中是否含有氯离子,之后才可对下一步的保护处理做出判断。战国马衔保护修复中,共从三处取样:完整一节中部表面硬结物、完整环中部绿色锈蚀物和两环连接处。

具体滴定分析步骤为:将待检测样品倒入试管中,加入1∶2硝酸溶液后震荡令其充分反应,静置三分钟,再加入适量蒸馏水观察溶解现象和颜色。若完全溶解,则直接加入1%硝酸银溶液进行观察。若不溶解,则使用滤纸进行过滤,直到溶液变得清亮透明后,滴入2~3滴的1%硝酸银溶液进行观察。经过硝酸银溶液滴定,检测到完整环中部取样溶液轻微浑浊,说明含有少量氯离子,其他两处取样溶液清澈,无氯离子。

(三)绘制文物病害图

病害图其实就是文物更形象更准确、无文字的病害描述,是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员对文物病害诊断结果的间接反映,绘制病害图的过程,也是对文物再次仔细观察和研究的一个过程。

三、保护修复流程

(一)采集图像资料:包括照像和摄像。

(二)文物基本信息记录: 包括文物登录号、来源、时代、质地、级别、尺寸、重量、保存现状(文物保存环境、器物本身病害状况)等,建立保护修复档案。

(三)分析检测:用便携式能谱仪对马衔基体部位进行成分分析,硝酸银滴定法检测氯离子,体式显微镜观察。

(四)清除表面硬结物(机械方法去除、化学方法软化)。

(五)清除有害锈(机械与化学材料去除)。

(六)粘接。

(七)缓蚀——BTA法。

(八)封护——Paraloid B72法。

四、清洗和除锈

文物修复最基本的原则是“不改变文物原状”,因此,根据原始资料以及后期科学的检测方法,在对器物不同部位的锈蚀产物、基体等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制订马衔清洗和除锈保护修复方案,尽量做到最少干预、可识别、可逆性原则,使其原有的风貌更加安全稳定地保留下来。

(一) 清洗文物

清理是为了除去器物表面上的土垢和硬结物等。首先用手术刀或牙签轻轻剔除器物上大量的土垢和浮锈,再用毛刷沾蒸馏水清洗,完成后用吹风机将器盖迅速吹干。对没有处理掉的表明硬结物和影响外观的锈蚀,将5%EDTA二钠盐溶液pH值调节到约为9,将其浸湿药棉敷在器盖上软化硬结物。20分钟后,在放大镜下使用手术刀和镊子等工具对土锈进行清理。在处理较薄且较硬的锈蚀层时,要格外小心,尽可能用手术刀轻轻平剔,避免划伤铜体。软化过程为软化一层机械去除一层,再软化再去除。对软化部位进行机械除锈。

(二)运用超声波与倍半碳酸钠清洗

配置0.3mol/L倍半碳酸钠溶液,将马衔放在超声波清洗机中,温度调至到10℃,时间为15分钟,将器物取出后放在蒸馏水中,用毛刷刷洗表面残留物,并用吹风机吹干。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清洗速度,提高除锈效率。

(三)用锌粉还原法使氯化亚铜转化为氯化铜

先用手术刀片剔除掉绿色有害锈,把锌粉放入10%的氢氧化钠溶液中,调成糊状,用手术刀涂在有害锈的地方,过0.5h再滴加10% NaOH液。重复涂敷Zn粉和滴加5% NaOH 2~3次,即可将去除有害锈,然后将器物用蒸馏水刷洗干净。在青铜器清除有害锈过程中,对清洗效果,我们采用硝酸银滴定法检测氯离子,直至检验不出CI存在时为止。

五、粘接

(一)丙酮溶液对器物浸泡

马衔一环有粘接痕迹,由于粘接不牢固再次断裂。为了清除粘接口的胶体,用丙酮溶液对器物浸泡了二个小时,并用机械方法清除了粘接口的粘接剂。

(二)粘接

用环氧树脂类胶粘接马衔一环断裂处,先用油泥把马衔固定稳,然后把AB胶按照1:1的比例配置,涂在断裂处进行粘接。

六、缓蚀——BTA法

采用苯骈三氮唑(BTA)缓蚀方法减缓金属文物的锈蚀速度。BTA可与铜和铜合金形成不溶于水和许多有机溶剂的透明盖膜,而起到保护作用。锈蚀的青铜器经BTA保护处理后,可防止氧化物、卤素化合物和其它腐蚀性气体的侵袭,从而可以有效的保护青铜器。具体步骤为:配置3%苯并三氮唑(BTA)乙醇溶液;用软毛刷将BTA溶液由上至下均匀涂刷于器物内外表面;常温下自然风干,观察器物表面是否有白色晶体析出; 若没有白色晶体析出,则重复涂刷一次;若有白色晶体析出,则表明缓蚀反应完成;用棉签蘸取无水乙醇擦拭除去析出的白色晶粒。

七、封护——Paraloid B72法

封护的目的是利用高分子材料形成一定厚度的表面膜,阻止和延缓外界环境中有害成分对青铜器的侵蚀,达到长期保护器物的目的。封护剂应具有化学性质稳定、不易分解、对文物外观改变小、耐老化、有效期长的特性。具体步骤为:配置2% B72-丙酮溶液;用软毛刷将B72溶液由上至下均匀涂刷于器物内外表面;常温下自然风干重复涂刷B72溶液一次,封护完成。

八、保护修复所用材料及工具

工具:镊子、手术刀、锥子、小刷子、洗耳球、带放大镜的台灯、放大镜、格尺、游标卡尺、电动打磨机。

化学试剂(AR):硝酸银、无水乙醇(分析纯)、丙酮、碳酸钠、碳酸氢钠、锌粉、双氧水、氢氧化钠、蒸馏水、B72、BTA、EDTA二钠盐、草酸。

材料:标签、取样瓶、化学分析滤纸、电磨机磨头、PH试纸、环氧树脂胶。

仪器:便携式X荧光能谱仪、体式显微镜、超声波清洗机。

玻璃器皿:试管、烧杯、量杯、量筒、漏斗、广口瓶(带磨砂盖)、洗瓶。

防护用具:一次性口罩、一次性橡胶手套、一次性帽子。

九、建立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在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依据国家文物局颁布的《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标准记录格式、将文物名称、收藏单位、文物登录号、文物来源、文物时代、文物材质、文物级别、提取日期、提取经办人、返还日期、返还经办人、保存现状、病害状况等基本信息详细记录之外,还要将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步骤、科学检测分析、保护修复技术路线、工具仪器、材料、方法、效果等直接或间接干预文物的细节记录,撰写文物保护修复日志,可将文物保护修复前的基本状况及修复过程详细记录,以便为今后的修复工作提供参考信息。

[参考文献]

[1]马清林,苏伯明,胡之德,李最雄.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第6篇: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范文

近年来,面对国内文物遗迹的屡遭破坏,文物保护工作与商业开发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日益加深,很多专家深感无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在保护历史遗迹和经济发展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江莉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二是经济增长,这两者同等重要。“任何国家和城市都应当在文物的保护和城市的革新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但不能为了城市革新而革新,而不计其他后果。”

美国遗产战略国际公司总裁 Donovan Rypkema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本身也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他说:“新的发展趋势表明,保护历史文物本身并不只是目的,它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

“历史和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性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历史和文化遗产也可以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给它们的人民带来有根的感觉以及身份认同感。”江莉莉告诉本刊记者。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专家何培生教授对江莉莉的说法表示认同。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了历史和文化,你也就丧失了自己本民族的身份认同。

其他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是如何处理文物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呢?

意大利: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三个保证”

意大利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它是古罗马帝国的中心,也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据统计,意大利目前有3200多座博物馆、10万座教堂和5万座历史建筑物,收藏着510多万件文物和200多万件艺术品,其中有近40处古迹和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于罗马古城的帝国元老院、凯旋门、记功柱、万神庙和大竞技场等历史古迹更是闻名世界。

对于意大利来说,要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保护好,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意大利文化部长的艺术顾问丹尼尔认为,意大利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的成功来源于三个保证。

一是政策保证。意大利将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写入宪法。在意大利宪法第九条中明确规定,意大利共和国负责对国家的艺术、历史遗产和景点进行保护。意大利的文物保护与其历史悠久密切相关,早在国家统一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不少有关保护文物的规定。意大利统一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条例。1975年,意大利政府正式组建文化遗产部,负责意大利的文物保护工作。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对于城区建筑管理相当严格,古老街道和建筑物不许随便改造,不仅外型不能变,就连外墙涂料及窗户颜色都要保持原样。

二是经费保证。近几年来,意大利在文物保护经费保证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一是每年大约20亿欧元的财政预算保证文物保护的经费开支。另外,自1996年以来,国家通过法律形式规定,将彩票收入的千分之八作为文物保护的资金。此外,意大利还在税收方面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政策。

三是专门人才的保证。已有60多年历史的意大利文物保护中心是培养各种文物保护人才的基地。该中心根据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开设有绘画、雕刻、纺织品等修复专业,学员不仅要学习有关的历史和技术知识,还要学习与工作关系密切的化工、物理、生物常识。该中心本身就担负着一些重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这对于学生来讲既是理论课,又是实践课,通过动手可以理论联系实践。该中心还负责对全国文物的跟踪与观察。

除此之外,充分发挥自身的文物优势,提高居民的文物素质也十分重要。意大利文化部每年都要组织一个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所有公立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历史悠久的总统府、议会大厦也都定期向社会开放。各级学校还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学生开展生动活泼的历史、文化、艺术教育。

法国:最早制定遗产保护法的国家

法国文化部遗产司官员戈万认为,要说法国在遗产保护政策上的特点,那就是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

法国大革命促使遗产保护思想产生。大革命中,宫殿被砸,教堂被毁,文化遗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有一个名叫格雷茹瓦的教士最早提出了保护遗产的建议。他说,摧毁祖先留下来、象征着文化遗产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他的忠告被接受了。1793年,“共和二年法令”问世,法令规定,不论哪一类艺术品,在法国的领土上必须受到保护。

共和法令使文化遗产在动荡的年代免遭浩劫。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产保护法诞生,这就是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1913年法”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

1962年,法国颁布了《马尔罗法》,该法规定将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制定保护和利用的规划,纳入城市规划的严格管理。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维修、改建要经过“国家建筑师”的指导,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现在全法国有国家级的保护区92处,地方各级保护区几百处。由于这里保护的对象是一片有生命的、正在使用的街区,所以它的保护政策和保护文物有很大区别。以里昂的保护区为例,1964年被定为国家级的“历史保护区”,区内有250栋文物建筑,还有16世纪到19世纪各时期的许多古老街巷。政府的工作主要是整修住房和改善交通。对20世纪初建造的工人住宅,要求原样整修,保存其外表,但内部加建厨房、卫生间,改善条件使居民可以继续居住。对老城区的交通,必须有个明确的观点,即道路建设和交通需求永远是矛盾的,而且前者永远赶不上后者。所以他们的规划思想不是拓宽城内道路,引车入城,而是在修环路、截流外来交通,只有居住在老城的人才可以开车入城,当然还要辅以改善公共交通,改善交通管理等措施。

墨西哥:高效权威的文物管理体制

墨西哥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第安人创造了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墨西哥领土上到处是文物古迹。栩栩如生的巨型石雕人头像、宏伟壮观的金字塔、精美绝伦的太阳石……一件件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璀璨瑰宝,向人们述说着墨西哥古老灿烂的文明史。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是国家负责文物保护工作的最高也是唯一领导和管理机关,成立于1938年。根据墨西哥文物保护法规定,它有四大职能:对文物的保护、研究、传播和培养专业人员。因此,除下属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它还直接管理全国172处已经开放的文物考古区、110家博物馆、1家出版社、2所文物保护专业学校。它向全国32个州级行政单位派驻代表,领导和管理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

墨西哥文物根据时代不同分为3类,一是古文物,即1521年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墨西哥之前的文物;二是历史文物,即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到1899年文物;三是艺术文物,即1900年以后的文物。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一、二类文物(指古迹遗址)就有11万处之多,被联合教科文组织宣布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就有19处。为了保护和管理好这么多文物古迹,就形成了现在这种管理体制。它的好处是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依法统一领导、管理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有职有权。比如,对一、二类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整修等,方案都得经该局审查批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决定。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到“三个结合”。一是保护文物与扶贫结合。大多数文物古迹都位处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把文物保护工程同扶贫项目结合起来,吸收文物古迹所在地居民参加文物古遗保护工作,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二是保护文物与合理利用结合。以保护文物为前提,开发以古文物遗址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充分发挥古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同时促进旅游业发展。三是国家为主与公众结合。搞好文物保护,公众参与是一个重要方面。保护文物的观念在墨西哥公众中有比较广泛和深厚的基础。墨西哥有很多公众自发成立的保护文物古迹的组织和文物保护志愿者。

土耳其:坚持可持续遗产保护政策

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巴比伦、古埃及、赫梯、拜占庭、古希腊、基督教、东正教、阿拉伯、波斯、塞尔柱和奥斯曼等文明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不同时期文明的古迹遍布土耳其。

土耳其城市规划和保护文化遗产专家通切尔说,土耳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相当丰富,迄今登记注册的古迹有2425个,自然遗产269个,古城镇遗址146个,历史纪念地17个,另外还有44406个需要保护的文化景点。目前土耳其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有9项。所有这些文化和自然遗产通过立法得到保护。

通切尔介绍,土耳其1973年和1983年出台了《文物法》和《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法》,1983年批准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5年同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签署了《保护欧洲建筑遗产公约》。此前,尤其是沿海地区和旅游区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遭破坏的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近年来,通过上述法律的出台和实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通切尔说,当前土耳其在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方面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建筑业和旅游业兴起,使许多古城和沿海古迹遭到破坏。二是对许多古迹没有制定保护计划,或计划不周。针对上述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法》进行了协调,因为国家不可能对所有古迹和遗产进行监管和修复,应在全国范围内确定重点并尽快制定出保护计划。城市保护计划一般由市政府制定,必要时由国家向市政府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也可以通过招标征得保护。

第7篇: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范文

一、开放“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管理历程

1.2008年至2012年

2008年,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立“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室管理还处于摸索阶段,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旧的模式,即实验室按学科属于博物馆教研室,在教研室的领导下为教学服务。此阶段实验室基本上采用学院、教研室的二级管理模式,由博物馆专业教研室主任负责管理,教研室老师依据专业和课程需要负责相应的实验室日常管理和教学,此时实验室的开放是针对课程设置的实验课。这种管理模式在实验室初建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没有专业的实验员及管理人员的情况下,保证了实验课程的完成和实验室的运行。但随着实验室的发展,这种模式显示出了实验室设备的利用率低、实验室课程之间存在壁垒、管理责任不明确等弊端。对于教学而言,这一实验室管理模式严格按照实验教学计划,限定组数、时间、内容,通常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种模式是保护性、封闭性的,对学生采取保姆式的实践教育,造成资源浪费,学生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

2.2012年至2014年

2012年该校增设了文物保护学专业,“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服务的学生群体进一步扩大到两个专业。随着服务学生人数的增加,学院越发需要专职的实验室管理人员。2013年,针对实验室建设缺乏专业人员的状况,学校配置了专门的实验室主任和专职实验员。此阶段的管理模式是学院、实验室主任二级管理模式,实验室的设备、耗材、实验课程的时间安排、实验器材及材料的准备都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和准备,专职管理人员的出现为实验室的开放提供了条件。此时除了增加课内的实验课,还在学期中设置了自选实验项目,由教研室老师指导,学生自由报名参加,这种实验项目的开放是实验室开放的一种尝试。

3.2014年至2016年

2014年,学校加大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在建设硬件的同时,也注重软件建设,如专业人才的引进和聘任、导师制的实施等,这些人才的引进进一步推动了实验室的开放,弥补了人才短缺的现状,吸引了专业技术人员为学校学生开设实验课程。这期间增加了外聘专家指导的实验课,由各博物馆、考古所文保实验室的专家进行短期专题实验课,不仅让学生了解到文保技术应用的现状,也让这些文保单位的专家了解了专业的学生,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除此之外,学院针对新的专业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在毕业论文设计、学年论文设计、大学生创新项目上,也提供条件让学生进入实验室,针对课题做一些创新性实验,这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开放实验室的功能

1.提供课前预习时间

大多数实验课时间安排紧凑,同一组学生又多,在有限的课内时间里,只能够完成实验内容,学生对仪器熟悉的时间少,对实验内容理解得也不够深刻,往往实验做完了,并不理解通过了哪些实验方法解决了哪些问题,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法,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仪器,而且一旦在实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法。

2.提供课内没完成实验的课余补充时间

由于近几年学生的扩招,实验室仪器的数量不能保证让所有学生都能操作,特别是一些精密仪器,这就需要学生在课余时间将实验内容完成;还有一些学生由于实验设备故障或动手能力太差等原因没有完成实验内容,这些问题也需要通过开放实验室来解决。

3.为外聘老师指导学生实验提供条件

文物保护分析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对于各种材质文物的分析、修复、保护,需要有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进行演示及讲解,而这些人员往往在博物馆、考古所等单位工作,这就需要合理安排时间,集中时间对学生进行短期的培训和指导。

4.为学生自选实验项目提供条件

实验项目分为必做实验和选做实验,必做实验由教师统一安排时间,而选做实验可由学生自主选择项目和时间,可根据实验内容安排固定的指导教师,对于实验操作进行指导。

5.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提供条件

以往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都是综述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开放实验室可以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提供时间、设备和场地,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6.为大学生创新项目提供条件

为鼓励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学校积极鼓励学生申报科技创新项目,由学校提供1000~10000元的资助。学院学生积极参与,实验室开放能为这些课题的完成提供良好的条件。

7.为实行导师制提供条件

该学院实行导师制已经有近4年时间,导师制是指一组学生在一个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的制度,由导师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专业学习、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进行个别指导。开放实验室这一制度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让学生能够参与到导师的研究项目中,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

三、开放实验室的管理模式构想

开放实验室的管理要适应实验室的功能,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效果。管理模式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有效解决开放实验室存在问题的根本途径,包括管理理念、管理系统、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管理工具、管理程序。

1.管理理念

通^开放实验室使所有的仪器设备最大限度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

2.管理系统

“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管理系统为学院、实验室的二级模式,设实验室主任1名、专职实验员1名、文物与博物馆学及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教师10名。“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主任负责实验室管理工作,实验员负责仪器设备的采购、管理、调配、维修、维护及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并具有一定的指导实验课的能力。要实现开放实验室的功能定位,目前的人员配置还是不够的,特别是专职实验员的配置,也可招聘本专业的高年级优秀学生,通过考试培训合格后担任实验员,负责一部分工作。

3.管理方法

按照开放实验室功能定位,分成四类开放模式,配合相应的管理方法。

(1)实验课提高型。

①_放对象:侧重低年级本科生。

②管理方法:针对课前预习和课内时间没完成的课程内实验,由学生申请,自行提出实验方案,经批准后完成实验和实验报告。由高年级学生实验员进行指导,监督仪器、药品的使用。

(2)科技活动型。

①开放对象:全体本科生。

②管理方法:由学生申请、有指导教师指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大学生创新项目等实验活动,经批准后有序安排实验时间,有教师指导,并完成实验报告。

(3)研究型。

①开放对象:侧重高年级本科生。

②管理方法:研究型实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的创新性实验,依托于学院的导师制,让一些优秀的学生参与到导师的课题项目中,教师提出要求,学生做出计划,独立完成。经批准后有序安排实验时间,有教师指导,并完成实验报告。

(4)能力与人文素质提高型。

①开放对象:全体本科生。

②管理方法:由实验室定期邀请文保、文博专业的专家做专题实验,学生自主申请,经批准后在校外专家的指导下有序实验,并完成实验报告。

4.管理制度

按照已经确定的规则来推动实验室管理,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学生实验守则、实验技术人员职责、实验指导教师职责、教师科研实验室管理制度、学生创新开放实验室管理制度等。

5.管理的工具

(1)实行开放实验室准入制度,引进门禁系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准入考试通过,考试内容包括实验室安全、实验技术、实验室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等基础知识;二是通过考试后,学生与实验室管理人员签订实验室门禁系统协议,申请使用实验室的时间,便于管理。在学院网站上有实验室的板块,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申请。

(2)登记制度。一是实验室的使用登记,包括实验时间、实验内容等;二是物品使用登记,包括使用仪器、借用仪器、耗材、保存实验样品等。

6.管理的程序

(1)领取实验申请表,填表,审批;网上申报开放实验项目,填表,审批。

(2)预约。实验室根据预约人数、实验条件,安排学生实验时间。

(3)实验。学生按照预约时间进行实验。进入实验室应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爱护仪器,不浪费药品,如有损坏按章处理。

(4)成果。学生做完实验必须交实验报告或实物,指导教师应对其成果做出评价。

(5)总结。每一学期,实验室应对开放实验室的成果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

综上所述,笔者结合学院开放实验室管理的情况,对实验室开放的管理提出了设想,为实验室长期、全方位、充分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提供思路。实验室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特别是管理方面,随着工作的推进还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研究完善。

第8篇: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范文

中国现有43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0处,稳居世界前列。从1987年中国第一次有了世界遗产到今天,20余年过去了,社会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在不断的深化,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北京明清故宫 持续扩大开放区域

2012年,《故宫保护总体规劃》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规劃以2004年《故宫保护总体规劃大纲(2002~2020)》为基础,将解决故宫112公顷土地上每一平方米用地的性质和每一平方米建筑的合理利用问题。目前,故宫博物院正努力呼吁国家相关部门抓紧制定《故宫保护条例》,以实现对故宫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有效控制。

近些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有序开展古建筑全面修缮工程,持续扩大开放区域,使开放参观面积由目前的45%扩大到76%。经过精心整修的皇极殿已向观众开放。未来,还将开放慈宁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等组成的西部区域;端门城楼、大高玄殿将作为数字博物馆对外开放;南部将形成以午门城楼及东西雁翅楼、武英殿和文华殿为主体的大型博物馆展览设施群。为解决院内一些部门占用古建筑办公而对古建筑造成损害、古建筑亟需腾退整修的问题,故宫博物院正在建设西河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力争在2016年实现红墙内无办公科研场所。

故宫博物院为期7年的藏品清理工作已经顺利完成,确定馆藏文物总量为180万7558件。为解决古建保护与展厅现代化要求的矛盾,故宫博物院建设了完全达到博物馆温度、湿度、安全控制标准的现代化展厅一午门展厅。

目前,故宫博物院正着手对所有展厅中的展柜、台座等进行全面排查,逐步更新,以实现对展厅内文物的全面抗震防护。对地下文物库房进行升级改造,争取根据不同质地文物藏品的保藏条件要求,实现温度、湿度的调控功能分区。同时,建设第三期地下文物库房,配套复建内务府建筑,增加文物储藏保管功能,逐步减少并最终弃用地面文物库房,整体提升文物藏品保存条件。针对大量院藏文物濒临腐蚀、锈蚀等严重自然损坏状况,将建立大型综合文物修复中心,根据文物藏品性质设置各类保护修复室。

2011年12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建立“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信息化平台”,对文物建筑、室外陈设、植物动物、环境质量、游客动态、安全防范、基础设施、馆藏文物、非古建筑、监测保障等进行监测。针对游客动态,故宫博物院提前制定节假日观众接待预案,以加强值守力量、设置缓冲区域、畅通出入口和通道、调整开放通道作为应对措施,未来将根据监控,对超大客流进行分解疏导和科学控制。

故宫博物院正在规劃包括地库风冷系统改造、报警联动处置系统建设、消防设施改造、高压管网建设、午门安检前移、建立故宫应急指挥中心、采用物联网技术加强安全防范、彩钢房拆除、灭火救援能力建设等内容的安全防范新系统。通过技防、人防、物防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工作水平。

莫高窟 在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中加强保护

2003年甘肃省政府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专项文物保护法规之一。2011年出台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劃(2006~2025)》。敦煌研究院据此制订了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劃定了2万余公顷的遗产区,10万余公顷的缓冲区。

为保护莫高窟的突出普遍价值及其真实性、完整性不受破坏,敦煌研究院配备了先进的实验设施条件,通过承担国家重要科研课题,系统分析威胁莫高窟文物保存的各种风险因素和产生机理,解决保护中的关键问题;与多家国内外保护科研机构合作,积极引进、吸收先进的保护技术和理念。采取科学的工艺对本体的壁画和崖体等实施保护,并形成了保护技术规范。共修复壁画约3100平方米,加固崖体长1700米。对影响环境保护的风沙危害,采取固沙、阻沙综合治理措施使得窟区积沙量减少70%以上。敦煌研究院还在壁画和塑像、洞窟内环境、窟区气象和地质环境、风沙、游客、安全防范等方面利用先进技术开展实时监测工作,对有可能造成破坏的潜在因素进行预控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敦煌研究院始终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中加强保护。开展莫高窟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进行游客承载量研究,召开“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总结研究成果,根据洞窟壁画的内容和年代、保存现状、洞窟容积、位置,以及游客量变化等,制定游客预约制并及时调整洞窟开放策略,确保石窟处于科学、有效的保护和开放管理状态。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面对游客逐年增加的挑战时,为有效减缓洞窟开放压力,保护洞窟,充分展示遗产价值,尝试采用数字化虚拟洞窟的展陈方式。

长城:21196.18千米总长度的调查与认定

长期以来,长城保护是中国文物保护的一项重点工作。国务院先后将山海关、嘉峪关、八达岭等多处长城重点段落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地人民政府也将长城相关遗迹分别公布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2003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九个部委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长城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长城保护条例》,为加强长城保护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规保障。

为应对长城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消除自然和人为因素对长城的威胁,国家文物局制定《“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开展资源调查和建立记录档案、编制保护规劃、建立法规制度、理顺管理体系、开展宣传教育、加强科学研究、实施抢救维修、依法加强监管、加大经费投入等九项工作。“十一五”期间在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中安排5亿多元用于长城保护工程,确保了长城资源调查、重要段落保护维修等工作的顺利完成。国家文物局支持和指导各地实施了山海关等一批长城重点段落的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消除了一批重大文物安全隐患,为长城等大型文化遗址的抢救维修创造了新鲜经验。

2007年至2010年,国家文物局联合国家测绘局组织开展全国性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长城资源调查分为明长城资源调查和秦汉及其他时代长城资源调查两个阶段开展。长城资源调查由文物部门通过田野调查确定并记录长城本体、附属设施、相关遗存等的保存状况、保存环境及保护管理状况;在此基础上由测绘部门测定长城资源的长度、位置等测量数据,并建立长城信息系统。通过长城资源调查,全面、准确地掌握了长城的规模、分布、构成、走向、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等基础资料,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新发现。

在长城资源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6月份启动长城认定工作。通过长城认定,将进一步明确各类长城相关遗迹作为长城遗产的重要属性,解决“什么是长城”这一关键问题,并将各类长城遗产纳入《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认定意见,将能够准确掌握辖区内的长城资源情况,依法落实《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确定的长城“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明确每一处长城遗产的保护管理责任,解决“谁来管理”的问题。

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完成长城认定的批复工作,共认定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3个县域内分布的春秋战国、秦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辽、金、明等历代长城墙体10053段,壕堑1762段,单体建筑29507座,关堡2210座,相关设施189处,共计43721处长城遗产。调查认定的长城总长度21196.18千米。

苏州古典园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试点

在中国现有的30处世界文化遗产中,苏州古典园林的监测工作一直走在前列。经过多年探索和努力,建立起了一个体系较完善、功能科学的监测体系。建立了一套三级管理的分级管理体系。从苏州市世界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到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再到园林局下属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各古典园林管理处,形成了苏州市域范围内上下联动及时、协作处置有效管理体系。

为保障监测工作的有效实施,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于2008年出台了《苏州古典园林监测管理工作则(试行)》,并于2011年修订成为苏州市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各级各部门在遗产监测管理工作中的信息报送、预警处理等相应职责,确保监测工作有章可循。同时,通过数年的摸索,研究制定了《苏州古典园林建筑物、植物、陈设、游客量监测工作规程》和《预警指标值与预警(草案)》,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监测工作例会制度、培训制度等切合实际需要的配套内容。制定了苏州古典园林监测工作总体方案,确定了监测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三个全方位”,即:全方位数据采集、全方位实时记录、全方位监测预警,围绕这个目标,制定了遗产监测远中期规劃和近期分步实施计劃。

在对苏州古典园林进行监测的过程中,注重科技提升。一是与有关大专院校合作,研究多种手段对遗产实施监测的方法,研究三维扫描仪在古典园林保护中的运用。二是与信息科技公司紧密合作,利用现代技术和先进的设计理念,自主开发世界遗产监测预警系统软件,研究出一套符合苏州古典园林特点的监测软件和监测指标、监测预警标准,力求监测手段科技化,监测数据科学化,监测结果时效化,为逐步实现从传统到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变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从确保世界遗产原真性的目的出发,以“原法式、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为标准,结合遗产维修工程的实践,摸索苏州古典园林维修工程的监测方法,2007年编制《世界遗产维修课题大纲》,2008年实施耦园案例的“维修工程监测研究”;2010年完成以留园曲溪楼维修工程监测工作。四是加强对国际文件和动态的研究,2009年完成了国家文物局下达《世界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定期报告(2003~2008)》试点研究课题的任务,得到国家文物局充分肯定,认为具有在全国遗产地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2011年被确定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试点单位。

遗产监测工作的核心内容是监测信息,苏州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承担着信息维护及的信息中枢职能,一方面通过网络平台实时采集与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人工监测巡视、巡视报告、编辑监测预警信息专刊等工作弥补网络平台信息的不足;除此之外,还结合信息科技的发展,积极研究平台功能的提升,架构科学高效的信息化网络,并对采集的信息数据进行科学分类研究,走出一条从全方位信息采集到以遗产价值影响因素重点梳理、从摸家底到抓关键,从图文并茂到三维测量的信息化建设之路,在实现遗产价值的全方位监测的同时也为各级各部门的管理评估工作提供了详实的信息;还为传统技艺流失、保护修复专业人才流失的可预见影响因素做好了必要的信息储备。

大足石刻:石质文物保护的示范工程

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典范。长期以来,大足石刻研究院先后完成各类文物保护项目20余项,在一定程度上使石刻病害得到有效遏制。在保护修复中,坚持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材质创新。如在大足宝顶山石刻观经变龛危岩抢险加固、地狱变相龛及合利塔防风化保护、九龙浴太子龛渗水治理等多项保护工程中所采用的一些技术措施均处于国内石质文物保护的领先水平。尤其是正在开展的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更是提高了大足石刻乃至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的科研水平。

千手观音造像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1174~1252年)年间,造像集雕刻、贴金、彩绘等多种工艺手段于一身,病害极其复杂,多达34种,是一项集保护修复与研究于一体的大型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国内外文物保护工程中罕见。

第9篇: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范文

关键词:潼南大佛,大足千手观音;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理念

一、前言

自1964年《威尼斯》诞生以来,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后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圣安东尼奥宣言》《西安宣言》等文件更是将遗产价值辨析、遗产保护、遗产利用等方面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传统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尽管同样遵循着价值保护、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却逐渐转入实验室,成为了文物保护科学家们研究的范畴。

虽然传统的文物保护同样被纳入遗产学讨论的范畴,而文保方案的必备内容即是对于文物价值和修复理念的描述,但仅在笔者对于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习以及些微的文物保护实践过程中,笔者认为现有的大量遗产学理念原则却并不足以成为文物保护具体工作的思想基础,更难以对文物保护的处理过程进行有效的指导。比如,对于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而言,作色往往是必备技能之一,而在作色过程中,真实性原则并不在考虑范畴以内。。又比如对于预防性保护,笔者所了解到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就仅仅持有观望的态度,认为预防性保护绝不能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主体。

笔者认为更为实际的问题在于,对单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本身就无法与遗产学层面对所谓真实性、完整性的讨论完全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前者更多体现了修复者的意志,观者多为观看而获得体验,保护的结果体现了科学与美学的作用。然而,遗产作为一种自身和群体信念的再现,是过去的文化物证,也是个人和团体认同的选择性建构。遗产保护更多关注于与参观者的互动、对遗产使用者的影响,保护的过程较少涉及自然科学,而更多与工程学科相关。

在潼南大佛和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笔者认为髹漆贴金过程本身更类似于一种文物保护实践,而与遗产学保护有所区别,仅仅从遗产学角度进行完整性等问题的讨论,或许并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含义。然而在查询相关文章时,发现我国对于文物保护思想基础的讨论却仅停留于哲学分析的阶段…,并未深入至例如Cesare Brandi先生的《文物修复理论》,S.M.Vinas先生的《当代保护理论》等著作的层次之上。因此在下文中,笔者也想从这两例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尝试对当下文物修复理念的思想基础作一解释,而不仅仅对这两项文保工程的对与错进行浅层的评判。

二、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髹漆贴金过程回顾

从遗产类别上看,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均属于巴蜀地区典型的摩崖造像,与保护造像的建筑一起构成了印度石窟寺传人中国后发展最后阶段的见证。前者始凿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就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造像巨大。后者始凿于南宋淳熙元年至淳佑年间(1179-1252年),为整体规划形成的宏大道场,反映出摩崖造像发展过程中更为繁荣的阶段。在保护工程中,髹漆贴金过程的研究思路包括历史调查、装饰工艺及材料分析、病害描述、保护修复四个步骤,以下首先作一回顾。

(一)历史信息整理

对贴金层历史信息的收集包括历史调查及实地观察两个部分,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两件造像都存在多次贴金的现象。根据碑刻所记,潼南大佛共经历四次妆金,时间分别为宋绍兴22年(1152年)、清嘉庆7年(1802年)、清同治9年(1870年)以及民国10年(1921年),在大佛左肩处的局部揭取实验同样证明了这一事实,且可以观察到每一层使用的均是土漆粘贴金箔的工艺。对漆膜厚度及漆皱现象的观察可以发现,民国10年的妆金过程中对大佛身躯进行过打磨和多次髹漆。有关千手观音像贴金的最早记载为洪熙元年(1425年),其后隆庆四年(1570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均进行过重妆。《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中指出,千手千眼观音造像0层贴金时间在清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0层以上至少又经历了4次贴金,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金层保存状态的角度,由于古代对贴金层的重妆并非去除之前的金箔后彻底重新贴金,而是在原有的金层上方覆盖粘贴。后代的贴金对于之前的贴金层就具有了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环境因素对前代贴金层的破坏。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两次贴金间隔时间显然对金箔和金胶的保存状态具有直接影响,即贴金时间间隔越短,金层保存状态越好。

(二)装饰工艺及材料

对潼南大佛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为材料分析、文献梳理及采访学习。据此可知,潼南大佛妆銮层的结构由内到外分别为石质胎体、底灰层/地仗找平层、漆层、金箔层。其中,髹漆的主要作用为封护胎体和粘结金箔,采用多层叠加并打磨的方式增加附着力,并存在“擦漆”工艺。

对于大足千手观音像工艺的研究方法则包括历史文献查询、实物工艺考察及科学检测分析几部分。与潼南大佛相比,该研究过程拓展至整个四川地区,并且包含了对贴金工艺以及佛教艺术“身金色相”较为细致的历史调查,由此反映出造像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艺术及宗教价值。结果表明,千手观音造像的地仗层以石膏为主要成分,其上附着有黏结剂和金箔,保持了明清时期的贴金工艺特征,手法变化不大,与《髹饰录》中基本吻合,地方特征为金箔面积较小。

总结起来,千手观音的贴金工艺具有两项功能,即“将石质胎体完好的包裹起来,以达到保护的作用……满足宗教表现艺术的需要,金箔自身的稳定性与大漆相结合,实现了封护与审美的双重功能”。而造像多层贴金的主要因素则体现了佛教表现艺术的效果和宗教教义在信徒中反应的两方面需求,这一“概念重复”反映出更多的社会、宗教问题。多层贴金在艺术效果和文物的图像性质上没有区别,而从物质性出发,贴金层的材料配比和修复时的原则确定问题起到决定作用。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多层贴金现象与千手观音的历史价值有关,而采用传统漆工艺的贴金技法与艺术价值有关”。

在前期研究中,还首次开展了对大漆修复工艺的系统研究。试验的重点在于宗教表现艺术价值的保存,其次为历史工艺信息的保存、材料的适应性,以及原始和回贴金箔的封护。试验流程包括旧金箔的处理、回贴、效果处理与封护三步。此外,工艺程序设计还包括贴金层的处理工艺、地仗的材料与工艺、回贴的“镶嵌法”设计、胎体透气性工艺设计、金箔固色与封护等。

具体实验中,贴金层的处理流程为清理、分层、熨平、清洗;封护材料选择10%梨子地漆和90%松节油混合;对旧金箔的回贴实验发现,以黄色漆为衬色底漆,按照贴金层的自然形状回贴,接缝处有孔隙,露出衬色底漆的效果最好。

(三)病害描述

潼南大佛金箔漆膜复合层的病害类型包括表面附着物(灰尘及油烟)、点状片状脱落、起翘、分层开裂卷曲、水渍、空鼓、开裂,共224平方米。其中卷曲、起翘和脱落均由“泡状起甲”产生,“泡状起甲”下部可见金箔漆膜复合层与胎体之间存在白色粉末状物质,应为盐害导致。大佛躯干处的病害具体分为碎裂、孔洞状脱落、整体开裂、残破缺失四种,占总表面积的47.7%。经过清洗实验后,发现表面金箔层脱落面积超过70%。大足千手观音的金箔病害类型包括脱落、点状脱落、地仗脱落、分层开裂卷曲、空鼓、起翘、崩裂、尘土、烟熏、涂覆、生物病害,最主要集中在手臂处。同时,由前期病害情况记录可以发现,金箔的风化程度呈现区域性,右侧、上部破坏程度更为严重,原因可能与造像东部的外部水源加速酸雨破坏有关

(四)保护修复

在潼南大佛的修复中,对表面金箔的清洗先后采用毛刷、日本纸、棉签及乙醇与水1:1溶液、丙酮与乙醇1:1溶液、2%AC-51水溶液等工具和试剂。对于油污、泥土顽固性附着物、生物残迹和风化残存物,分别采用修复刀剔除、棉纸焖蘸、贴敷法、高温蒸汽及化学灭杀、毛刷清扫等方式去除,并配合上述混合溶剂使用。同时,对“泡状起甲”严重处的表面漆膜进行揭取,采用日本纸贴敷尽可能使可溶盐浓度降低到加固剂要求的浓度以下。

对于大佛面部保留的原始金箔漆膜复合层,将卷曲起翘金箔直接回贴。首先采用硅丙乳液预加固金箔,然后利用乙醇、乙酸乙酯等溶剂,以及高温蒸汽喷雾软化金箔,之后利用丙烯酸乳液粘合,并适当添加牛胶增加柔韧性和黏结性,空鼓处采用丙烯酸白灰浆进行底灰修补和灌浆处理。此外,对保存状态及历史信息相对完整的大佛双耳,作为保存历史原貌的遗物进行留存。

对于金箔已脱落部位,设计“加层法”保护思路,在现有旧贴金层表面直接髹漆贴新金箔,将历史信息在不同层位上最大限度保留下来。在实际操作中,由内而外分别涂刷生漆、漆灰、生漆、熟漆及金胶漆,其中漆灰成分为生漆与水1:1溶液,金胶漆成分为生漆与熟桐油1:1溶液并加入占总量20%的银珠。贴金过程采用“薄贴法”,选定金箔规格为93mm及45.3mm两种,具体过程包括贴金、补金、刷金、压金、走金、封护六个步骤。。

在大足千手观音的中期修复加固试验中,采用ZB-WB-J-1(15%)、ZB-WB-J-2(20%)作为薄、厚金箔回贴加固专用材料。修复步骤为:去除表面污物及尘土,岩体渗透加固,起甲金箔修复,金箔脱落处修补,彩绘及手指的加固、修复、泡状起甲处理。其中,起甲金箔首先对多层金箔进行软化分离,之后采用ZB-WB-J-1(15%)、ZB-WB-J-2(20%)胶黏剂回贴,金箔脱落处采用大漆调制成的黏结剂涂刷,快干时用新的金箔吹贴。

在前期金箔回贴材料的研制过程中,选择材料的目标为具有软化、黏合、耐老化特性,且无不良影响,不改变文物风貌,因此选定类型为溶剂型有机黏合剂。通过对黏合聚合物、溶剂、固体含量、黏合改性剂、添加剂的选择,确定最终材料以醋酸纤维素为黏合物,醋酸乙酯、醋酸丁酯、芳烃为溶剂,固体含量15%-20%,硅烷偶联剂2为改性剂,并加入0.1%-0.3%消泡剂和0.02%防老化剂,经固含量、表面张力、乳液黏度、渗透性、附着力、透气性、吸水率测试,以及户外暴露、耐湿热、冻融、人工紫外老化试验,扫描电镜观察,认为该加固材料效果良好。在2008年的试块修复加固试验中,还采用了牛胶进行金箔回贴。

三、贴金工艺的科学分析与文物保护的科学化

无论是在潼南大佛还是大足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对文物的科学分析都成为了保护工程的重要基础。在潼南大佛的前期工艺研究中,通过金相显微观察、扫描电镜、XRF、XRD、红外仪器分析可知,表面漆膜层的主要成分为桐油、大漆和朱砂,金箔层的主要成分为Au(约87.9%-100%)、Ag(0-12.1%),金箔层厚度约1.5μmm,贴金存在多层叠压现象,最多可达5层。而在千手观音保护工程中,不但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XRD、XRF、IR等仪器的分析结果被大量用于贴金层工艺、病害等方面的描述之中,老化实验、吸水膨胀实验等实验方法更是在病害调查、修复材料选择、修复效果检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病害分析中,有研究者利用XPS检测发现,金胶漆的降解产物及无机盐沉积使得样品表面碳、氧比例上升,金胶长链分子断裂为小分子产物。表面层金箔的金含量较低,可能与近代酸雨腐蚀严重有关。利用红外光谱分析金胶有机成分,可以确定金胶内含有生漆和桐油,同时大量金胶受到不同程度的矿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石膏类物质。通过吸水膨胀实验可知,金胶在不同湿度下的收缩膨胀,伴随盐类物质的存在,进一步导致了贴金层病害。老化试验亦可验证湿度循环对于金箔起翘开裂的影响,以及地仗材料失效或崩裂引起的贴金层破坏。可见,科学手段已经渗透进入文物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新型色差仪的引入使得修复效果的评价也同样可以通过科学数据表示,而代替人眼观察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历史上,科学却似乎并非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比如在Cesare B randi先生的《修复理论》一书中,就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直接相关的部分。笔者认为,甚至可以说,将科学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做法本身就反映出了社会思潮变革的影响。与非科学的传统修复相比较,这一行为会带来更好的保护效果,但对于效果的检验却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而同时与社会思想的变化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修复(restoration)的概念先于保护(conservation)产生。修复行为大量出现于启蒙运动时期,对艺术品外观的改变或出于社会及审美因素,或与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有关,其中虽然同样包含了若干技艺的元素,但却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进行利用。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保护作为一个名词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1888年,柏林皇家博物馆首次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对文物进行分析检测,1930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罗马举办了题为“科学方法用于艺术品分析及保护”的国际会议,二者被视为文物科学保护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对文物材质破坏状况的分析,则为科学介入文物保护领域提供了突破口。一方面,大量产生的工业污染加速了各种艺术品的老化,对文物腐蚀、保护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化学分析则成为了老化机理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西方,科学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直接反映在两项早期准则中,分别由ICOM于1984年以及AIC于1994年提出。前者提出,“对艺术及历史物品的干预必须遵循于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文物的意义则潜在于“人们破解物品的科学信息并因此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对历史遗物的保存并不仅仅具有保护意义,更代表着对新知识的获取。一方面,科学分析过程使人们了解了过去的工艺方法,另一方面,保护过程则为保护者积累了更多处理文物的经验知识。AIC准则将科学与艺术均包含在保护领域之中,采用一个章节特别强调,科学分析“奠定了保护专家全部行为的基础”,并且,修复者应当“遵循可被接受的科学标准和研究方案”。

然而,文物保护的科学化过程则并不仅仅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而更体现出一种思维范式的彻底转向。如Pearce先生所述,现代性带来了元叙事和整体性的发展,以此定义和表达出客观现实及内在真实。在深层次上,则反映出对于客观现实存在以及人类个体能够认识客观实在这一命题的信仰。这就使得科学知识和理解成为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方式,而博物馆同样将这一方式作为首要原则。当传统修复依赖于经验技艺以获得符合预期的效果,现代的科学保护则以理性精神关注到文物保存状态恶化的真实原因和解决方法。可以说,科学走入文物保护的过程与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过程密不可分。特别是,启蒙运动使得科学进入了所有研究领域,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绝对信任。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类型的存在,Pearce先生就将其称为一种“道德高地(higher moralground)”。

伴随着现代科学逐步占领社会,科学研究走入文物保护领域的过程或许正可以借用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阐述的“范式”理论进行解读。从传统技艺修复到现代科学保护,现代科学所代表的范式的改变,实质上可以被称为一种科学革命,背后反映出人们世界观的改变,文物保护科学家们则组成了这一全新的科学共同体。同时,一种理论称为范式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解决了旧范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大了和深化了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第二,它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疑点”,而科学保护范式的产生恰恰符合于上述两个条件。其一,与传统修复相比,科学保护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文物的破坏规律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或处理,其二,由于文物保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化学对文物保护的介入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特别是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科学手段成为重中之重。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的科技文献就可达到20篇之多。其中针对贴金层的状态研究就包括《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金箔显微结构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多层金箔成分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金箔表面变色原因探讨》《从一片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表面金箔分析获得的信息》共五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的研究机构,全部采用极为细致且几乎相同的仪器分析方式,从不尽相同的角度对金层的组成和结构信息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的病害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信息。其中部分文章确实为金箔病害问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释,但也有少部分文章似乎仅仅是为写而写,缺乏有意义的目的和结论。

当文物保护同样加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其研究人员往往来自于高校或研究所之中,科学研究成为了这一科学共同体成员获得认可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往往激发了对文物本体更加深入的认识。在当下所有领域科学化乃至数学化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也反映出现代文物保护理念与传统修复的主要区别,更进一步暗含了我国传统修复手段与西方保护语境之间产生的矛盾。四、贴金保护过程与文物保护实践的基本理念

尽管在遗产学领域,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文物保护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总原则却必然会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甚至成为了乌托邦式的设想。M.L.Clavir就将文物保护过程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博物馆语境、文物价值、科学语言三个部分,如果将其转述为文化意义、真实性、科学观点,笔者认为这三个因素实际上也代表了决定大多数实际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理念。

(一)文化意义

对于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博物馆藏品而言,展览品的文化意义往往直接影响了参观者的体验,文物本身则成为了文化的象征符号,具有无形的意义。在本质上,所有经过人类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制造的物品显然都可以反映出制造者、使用者、持有者的个人思想,更进一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思潮。如Macdonald先生所言,“对遗产物的保存并不以其自身作为最终目标,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获取物品信息的途径”。,这一观点就更进一步与当代博物馆展示而非说教的理念相联系。因此从展示的角度,笔者认为,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同样在于对文物信息的呈现,这一呈现可能包含知识、美学、情感等等方面,但根本目的是使得观者能够获得文化上的体验。

对于潼南大佛或千手观音而言,其造像本身就具有宗教文化的内涵,属于密宗佛教造像。为了使普通参观者能够在体验历史的同时获得直观的佛教文化体验,文物本身就必然应当处于较完好的状态。如Weersma先生的分析,“神圣物品的腐蚀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价值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宗教性物品仍然需要,或者说至少更应当处于相对美好的状态,缺少装饰性内涵的保护过程可能使得它们不被信仰行为所接受”。

在千手观音金箔回贴的问题上,最终的做法为在旧金箔回贴后找平、并以新金箔协色。不可避免的是,这一处理方法导致大部分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之下,而对新金箔未采取做旧处理更导致整个造像金光闪闪、焕然一新,甚至遭到了众人的否定。但笔者认为,在文化意义上,造像保护后的状态反而真实再现了历史上妆金后的真实状态,使得观者获得了与古人相似的文化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否定的原因则来自于这一妆金行为背后并没有普遍的支持。也即,对于大多数无的参观者而言,千手观音造像只能作为文化上的他者,人们无法对其产生文化上的归属感,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件古物,在使用历史价值的标尺进行评价时也必然会产生不适。

(二)真实性原则

对于文物价值而言,真实性原则似乎已经成为了价值保护关注的核心,对文物的真实状态,所代表的实际现象与准确数据的探寻也同样反映出物质主义元叙事的立场,而这一观点无疑与近代科学的产生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认为物质可以反映意义的观念,使得我们相信物质实体即具有价值,可以代表一种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同理,文物也代表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保存。

在保护工作中,潼南大佛保护工程将对传统材料、工艺的研究和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文物本体历史价值与历史信息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材料的稳定性已经过了历史的验证”。而潼南大佛的真实性则被定义为“数百年来的工艺延续”,也即将大佛表面的多层贴金均视为造像的原初状态。从大佛的面部也可以看处,四层金箔的完整保留一方面体现了妆金行为本身具有的宗教仪式性质,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为历代工匠对佛陀所代表的宗教精神的敬畏和对前代工作的尊重,以及对历史遗存价值的肯定与保护。这种理念也正契合了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理念。

在“真实性”原则的指导下,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则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回贴可利用旧金箔的干预方式,实现对历史信息和材料最大限度的保留。该工程将真实性具体总结为“本体保存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干预材料采用与本体同种材料的真实性、修复工艺采用传统工艺的真实性和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在具体实践中,历史信息、干预材料、传统工艺的真实性通过旧金箔回贴、髹漆贴金工艺得以体现,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则似乎仍然有待研究。

上述两个实例表明,在文物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对文物真实性的强化实则可以被视为保护过程的最终目的,S.M.Vinas教授就将其称为“强化真实性的行动(truth-enforcement operation)”。在意大利的一次地震后,有研究团队费尽辛苦收集了超过100000片残片来试图复原圣方济各教堂的壁画。由于壁画位于20米高的屋顶,参观者其实并不能区分碎片复原与彻底重绘壁画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一过程却真实体现了被S.M.Vinas教授称为“恋物癖(material fetichism)”的理念。在千手观音的保护中,对旧金箔的揭取和回贴同样成为了关键问题。尽管在新金箔的衬托下,普通参观者或许已经难以区分出旧金箔的存在,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对于造像的保存以及效果的呈现并没有直接影响,对于原物的保存却直接反映出保护者对承载于物质材料之上的真实性原则的尊重。

但在实际的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却不得不受到大量的争论,笔者认为对文物真实状态的讨论往往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也即我们应该将文物恢复到它的使用状态,抑或经历千年沧桑后的历史状态。这一讨论的最佳实例或许就来自于青铜器的除锈过程。对于一件满是土锈的铜灯,我们会试图将其土锈清除至黑漆古露出的状态;而对于一件表面鎏金的编钟,我们却会不假思索地将全部锈蚀去除至金层露出,即便这一除锈过程已经对鎏金部位造成了损伤。对于同一种文物类型,前者保留了“岁月的痕迹”,后者却将文物恢复到了使用过程的状态。又比如,西方的青铜器修复习惯于将锈层几乎全部清除,但保护后闪闪发亮的状态在中国人看来却难以接受,甚至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思维观念和审美习惯。在实际的文物修复中,这些问题似乎都难以在遗产保护理念中直接找到答案。

在当代保护理念中,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以“可读性”。替代“真实性”原则,以尝试解决上述对真实性的争议。所谓“可读性”并不仅仅将真实性与物质状态相联系,而是强调文物对于自身携带信息的表达,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选择需要传递给观者的信息。例如,一件沉积了灰尘的画作会被认为是历史的象征,而清理至崭新的器物则具有使用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做法似乎也是对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争议的一种可能解答方式。在造像贴金保护的过程中,采用新金箔协色以及仅回贴旧金箔两种方法实际上反映出保护者对信息传递的不同选择。前者向观者传达了造像使用过程中的信息,给予参观者宗教意义上的震撼。而对于后一种选择,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变迁则成为了保护者想要传递的信息。由于修复过程由保护者直接参与,普通民众无法进行评价而只能在工程结束后被动接受,对于文物信息的选择也就成为了研究者们自身意志的体现。

(三)科学观点

由于保护工作的目的在于保存物质的真实,而真实性寓于物质要素之上,为进一步了解文物的物质要素,在真实性原则的引导下,科学成为了文物保护的必备要素。

对于保护实践而言,Clavir先生就曾将科学对文物保护的影响总结为经验主义、决定论、范式、数学语言四项基本原则。近来,预防性保护的大量出现或许已经表现出一种范式转换的前奏。如上文所述,现代文物保护的诞生与科学的引入密不可分。对于一件文物,考古学家或许会关注于其上承载的文化信息,然而文物保护科学家却会关注它的腐蚀状态与劣化规律。在海昏侯墓玉器的修复中,考古学者为了保存更多的原始信息,反对黏接加固,而希望制作底托展示文物,但文物保护科学家却关注于残块的断茬如果不加以黏接则极易丢失而造成文物本体的损失。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尽管科学似乎具有绝对客观性的特征,但科学研究本身却会受到研究者主观意图的影响,而必然具有主观性。如Winter先生就曾提出过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悖论,“虽然将科学手段作为有效理解文化及人类行为的方式毋庸置疑……(这一做法)实际上包含了价值判断”。Weil同样提出,“即便他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判断和价值也必然地包含于每一位保护者的实践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保护实践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解读过程基于对实践过程在客体、科学事实、美学/历史/经验方面的理解”。

更进一步,科学对于文物劣化过程的评判本身也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如Hodkinson所述,画作的变化“部分来源于物理化学状态的改变,但更多来自于人们观察过程的转变……一幅画作处于一种持续性的物理及形而上学的转变中,这也同时改变了它对于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历史意义”。可见,由于文物保存状态的不断改变,人们对于它意义的理解同样在发生着变化。洁白的雕塑为人们带来了古希腊自然主义的遐想,而恢复到使用过程中的多彩状态反而破坏了人们的审美习惯;青铜器上斑斑的锈蚀和黑漆古、绿漆古的底色暗含着历史的沧桑,而除锈至青铜明晃晃的基体反而与中国人对古物的欣赏理念相悖。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虽然为保护行为提供了前期研究的基础,却并非是这一过程的唯一影响因素。

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前期研究中,文保工作者首先尝试利用15%ZB-WB-J-1和20%ZB-WB-J-2两种化学材料对起甲金箔直接回贴,但效果较差。考虑到造像材料的安全性、稳定性,直接加固旧金箔的方案被基本否定。鉴于此,研究者决定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对保存状态较好的金箔进行回贴的方式进行修复。而在回贴材料的选择中,传统大漆的优势逐渐显现。大漆最初被选择的原因为“千手观音造像本身的贴金工艺所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大漆贴金工艺;其次,大足石刻周边的四川和云南地区是我国漆树集中分布的地区,从就近取材的角度来看,使用传统大漆也具有优势;再次,使用造像装饰的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进行修复试验,对于文物非物质层面的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传承也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工艺试验过程中,化学材料的选择、材料保存的稳定性检验体现了科学客观性的意义,而选择大漆作为黏接剂则表现了研究者主观性工艺研究的一面,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像最终的保护方式。

尽管文化意义、真实性原则与科学观点三种因素各自都对造像的保护过程产生了影响,但当三者共同作用于同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时,矛盾和争议不可避免。文化意义要求造像金层的美观,科学保护要求不稳定金箔的揭取,但对于材料真实性的关注却意味着旧金箔的回贴。对于长远保护而言,大漆的使用未必优于化学材料的研发和利用,但对于髹漆传统工艺的复原却体现了历史真实性,并为同地区其他造像的修复提供了基础。在千手观音的试验思路中,修复人员认为多次贴金与造像的图像效果无关,但引发了严重病害,甚至破坏了造像的艺术效果。因此在修复中,应去除对千手观音物质保存与图像效果有害的贴金层,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与艺术价值。为了从根本处理病害,采用“减层法”工艺流程,但其缺点在于历史信息损失较多,部分金箔无法再利用,不能保存多层金箔的不同历史信息。可以说,这些问题都难以简单地采用以Brandi先生《文物修复理论》和《威尼斯》为代表的现代修复理论进行合理地解释,而需要结合现实,在当代文物保护理论中寻求答案。

五、直面争议、意义至上

――保护理念的当代转变

在《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Cesare Brandi先生提出了文物修复的两条基本原则:只修复艺术品的材料、修复应当旨在恢复艺术品的潜在统一性,由此得出了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文物外观以及可再处理性三条规则。这一理论代表了西方上个世纪的主流修复观念,也同样正在影响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然而随着《巴拉》的通过,层面对“可逆性”原则等经典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同时,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盛,遗产保护领域也必然产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论片段。

在《当代保护理论》(Contemporary Theorv ofConservation)一书中,S.M.Vinas教授对当代文物保护理念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将其与传统保护理念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当念强调艺术价值、风格、色彩、形状、材料等等均包含了不同意义,它们因为具有的对人的意义而被重视,而并非仅仅与真实相关”。因此,意义成为了指导保护实践的标准。如S.M.Vinas教授所言,纸张保护中“整体的最终目标并非保存一张纸张,而是保留或强化它对于人们的意义”。保护者的清理、加固、黏接、封护、整形等种种行为本质上都是为了文物的意义服务。这一意义至上的理念或许也可以采用李格尔先生的历史价值和年代价值理论进行解释,如他所言,“如果19世纪是历史价值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似乎是年代价值的世纪”。历史价值为我们带来了对往昔真实性的追求,然而年代价值则侧重于将文物视为一类媒介,使观看者获得与自我相联系的感受。

无论是潼南大佛还是千手观音像的修复,其保护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违背了Brandi先生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原状以及可再处理性的原则。保护者所谓“虽然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下层,但是由于旧金箔本身细碎、厚度大的特点,使它在轻微覆盖后仍在视觉、触觉上得以显示可以识别回贴操作”。的说法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新金箔的黏接改变了文物的原有状态,对石质本体的加固、髹漆过程、大漆黏接过程更使得这一保护行为已经永远留下了印记。然而正如在后现代史学家的眼中,历史由“真实”变成了文本化的叙述,保护者们对遗产的选择和修复或许亦不能代表一种真实的过去,而只能代表一种当下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转译”与“再书写”。

从近代以来科学分析手段的应用、科学沙文主义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主导地位,到科学手段中主观因素的必然存在、科学与文化以及真实性因素的矛盾,再到当代,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承担了保护者“转译”行为的技术支持,这一逐层深入的过程或许也反映出文物保护理念从近代到当代、由客体向主体的变化,甚至,也暗含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转变。在潼南大佛的保护中,研究者评价其保护方法是“针对文物艺术价值、历史信息保存和恢复造像宗教功能两方面需求所采用的一种折中做法,旨在恢复造像妆銮层的视觉完整性,同时在层位维度上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其中笔者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对艺术、历史信息以及宗教功能的强调体现出当代人的价值判断,也只能代表当代保护者对于造像意义的一种释读。放弃客观权威,承认文物保护行为的相对性或许也可以带给我们一种谦卑的姿态,为后人留下更多诠释的空间。

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保护理念显然更具有弹性和可适应性,这一理论和行为被S.M.Vinas教授称为“适应性伦理(adaptive ethics)”以及“协商性保护(ne~otiatorv conservation)”。在可适性伦理中,文物对于不同人群的意义、决策者对资源分配的意愿,与科学研究共同决定了文物保护实践。保护过程是为了满足来自不同人的,多种不同的期望和需求,因此采用单一标准进行评判往往适得其反。对于修复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则是“在显示、调查、保存之间取得平衡,并找到最为伦理性的解决措施”。为决定保护过程,协商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了诸如研究者、参观者、使用者、后代人在内的不同利益持有者。其中,无论是文物保护或是考古、历史、艺术领域研究者的观点或许会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其他利益持有者的观点同样不可忽视。协商过程或许意味着更多的争议和讨论,但正是这一特点造就了现代保护理念高度适应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