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知识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关键词】：职业中学 语文课文 自然美 审美教育

职业中学语文课文中描绘了大量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表现了祖国绵绣山河的如诗如画，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美。如“处处有丰饶的物产，处处有奇丽的美景”的天山景物（《天山景物记》），色彩素淡朦胧、旋律和谐悦目的荷塘月色（《荷塘月色》），雄奇峻拔、文物荟萃的泰山奇观（《雨中登泰山》）。可以说自然美在语文教材中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笔宝贵财富，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引导学生欣赏教材中绚丽多彩的自然美，提高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并借助于课文中的自然美，陶冶学生的情操，形成正确的审美观，高尚的审美情趣、健全的审美能力，培养他们创造美的才能。要引导学生欣赏课文中的自然美，先必须了解自然美的内涵及课文这个特定环境中自然美的本质，然后针对它的内涵和本质进行教育。

一、 自然美的内涵及本质

自然美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的美。“所谓自然事物，也是指自然发生而不

依存于人或社会关系的纯自然的事物。”自然美的内涵的丰富性，决定自然美的本质的多元性。关于自然美的本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笔者根据自然美在语文课文中的表现，认为至少有如下特点。

第一，自然美具有物理属性。自然美与社会美不同，它是侧重于形式美的，由一定的自然物质属性构成的自然美的形式，它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也可以说，课文中美的自然景物是对社会现实中具体的自然景物的描绘，离开了社会现实中自然物的物质特性本身，就无法描绘出自然美。

第二，自然美还具有社会属性。自然美虽以自然物的物质属性为基础，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它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作者对现实中自然美的描写，不是纯客观的描摹，而是对自然物的物理属性进行选择、想象、加工过的，这些自然物的物理属性必然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课文中的自然美不仅仅反映了现实自然景观的形态，而且反映了作者对现实自然景观的认识和评价，更反映了作者的审美情趣，因而带有作者鲜明的情感性和创作性。同一自然景观，由于作者选择描写的角度不同，作者的经历、身份和当时的情感不同，描绘出来的美也会不同。

第三，课文中的自然美是由语言艺术符号描绘的。它不像绘画、雕塑等那样直接展示出自然景物的形状、色彩、变化形态，需要读者利用自己以往的生活经历，见到自然景观，联系起来在脑海中浮现，才能达到理解，常常因读者的生活经历不同，见过相似的景观不同，重新组合的表象也不同。

二、自然美的审美教育

1.入景。自然美的审美教育，首先要引导学生“入景”。

由于课文中自然美具有间接性、模糊性的特点，不一定每个学生都能够欣赏到它的美，有的学生领会语言文学能力差，有的学生在以往的现实生活体验中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么需要教师给予启发，并适当带学生到风景区去实地参观，让学生身临其境，增强直观体验，真切地感受课文中的自然美。入景的具体方法有很多。 (1)朗读法。一些优美的诗歌、散文，语言精炼，富有节奏感、音乐美，写景状物也出神入化，教师应指导学生加强朗读。有声有色的朗读，能渲染气氛，激感，能变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

(2)直观法。利用图片、科教片、风光片等直观教学材料来丰富学生的直接经验和感情认识，增强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

(3)描绘法。学生不可能直观地看到教材中涉及的所有的美好自然风景，教学时，就靠我们教师利用简明生动的语言去描绘课文中的美景，让美景再现学生的眼前。 令人心醉，似乎让学生闻到了庄稼的芬香，看到了农民丰收后喜悦的笑脸。此外还有很多人景法。如类比法、带入法等，不一一赘述。

2.出景。除了把学生带进教材的美景中去，让此情此景变为学生的我情我景，提高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跳出教材，领会作者描绘自然美的目的和课文的内涵，培养自己描绘自然美的能力。如果说只有引导学生“入景”，才能让学生领略课文中的自然美，那么，也只有引导学生跳出教材——“出景 ”，才能让学生高屋建瓴地理解自然美的本质。

根据自然美的社会属性，作者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人们总是把自然美与人类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带上人类的主观色彩，作者写景的真正目的是写人，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写作目的。那么，我们在教学课文中的自然美时，要引导学生跳出自然景物，去发掘作者描绘自然的深层内涵。

(1)由景理情。情是景的基础，景是情的表现。在课文中，以美景抒乐情，以坏景抒哀情是极常见的，也有些课文用乐景写哀情，或用哀景写乐情。那么在分析课文中的自然美时，必须联系人物的心情，即由景理情。

(2)由景想人。课文中的景物和人物密切相关，因为人物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周围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作为反映生活的作家，写景常常是为了写人，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性格。

(3)由景想义。“义”是指文章的意义、主旨、中心思想。文章的意义常常体现在作者的描绘的生动的画面之中。“画中有诗”。生动的画面又常常由美丽的、多姿多彩的自然景物组成。

第2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一）小学自然科学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和观点，科学正确的世界观是学生身心健康的良好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人类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理论。因此，坚持从小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的教学，能够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保证小学生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在此基础上准确的认识世界，明确世界的组成部分是物质，从而培养科学的头脑，实现教育目的。例如，在小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自然科目的学习，能够让学生了解彩虹的形成原因，弄明白天气的异常变化。而对地理知识的学习，又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世界，了解我国的名胜古迹、自然风貌、风土人情，进而提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提高对美的感受力度，培养科学的世界观。

（二）小学自然科学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求知欲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拥有学习兴趣是提高学生求知欲的重要保证。小学生正处于成长的阶段，对很多事物还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对学生自然科学的教学，能够让他们产生对自然、对美的向往。另外，自然知识与其他各门学科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很多自然现象就与物理知识相似。所以说，增强对学生自然科学的教学，能够激起他们的浓厚兴趣，进而产生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三）小学自然科学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智慧

现如今，教育教学的目的已经不仅仅在于培养学习型人才，教育的最关键的目标在于培养具有良好能力素养和思维智慧的学生。因此，在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坚持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小学自然课程与地理课程与各学科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通过自然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大自然现象，提高卫生保健意识，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智慧型人才。

二、提高小学自然科学课堂教学的对策

第3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关键词] 自然博物馆 教学 自然科学 课外培训

作为博物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博物馆,以丰富的史料、实物、图片,通过分门别类的方法,系统地向人们展示了动植物、矿物以及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他们与众不同的生命存在方式。自然科学博物馆以形象、直观、立体等鲜明表现手段从整体到个体等方面来展示我们人类的科学成就。作为自然科学最好的教育场所之一,自然博物馆可以为中小学生提供良好的宣传教育场所,让他们充分地领略到自然科学的历史、现在以及未来变化脉络与轨迹,是中小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一部百科大全。可以说,教育在博物馆中的职能占有不可动摇的位置。

一、自然博物馆对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起着实物博物馆的作用

博物馆是对学生的课堂教育起着一个重要的辅助作用,可以让课本上的知识更加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让中小学生可以进一步地了解书本知识并得到切身的体验。博物馆面向中小学生开放,可以让他们主体性得以激发。中小学生在博物馆看到多种以往在书本与电视上能见到的实物并聆听专家的讲解,甚至于还能够有机会亲手去触摸这些实物,去细查实物的动向并探寻一些自己所感兴趣的自然界的秘密。博物馆的这种做法让中小学生养成细致观察、手脑并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让中小学生在实物所创造的教育情境中有着切实的体验与感受。博物馆所拥有的动植物标本实物以及各种罕见的图片与影视图像,这些都能够将各种自然知识以直观的形式展现给中小学生。对于中小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构成以及获取自然科学知识的效率都有裨益。自然科学包罗万象,门类复杂,中小学生要想通过书本来了解并有效地掌握这些知识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而我们利用博物馆的丰富实物,让中小学生仔细观察并聆听教师的讲解就可以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中小学生也能够有效的接收来自博物馆的知识。

同时,我们可以让中小学生接触实物,对其的理解以及记忆要比书本上来的直接的多,效果也要好许多。博物馆应当本着以人为本,让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充分有效的发挥,让自然科学的教育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还原、再现,对于中小学生的学习热情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博物馆的实物展示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

中小学生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充满了好奇之心,而我们的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工作是异常重视,并尽己所能来帮助子女。现在学校的课程是互不干涉,各自教授各自的内容,这样就造成了事物的内在联系被人为的割裂,中小学生即便吸取了其中的知识但也会因为知识面的宽度不够无法实现知识的迁移。博物馆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可以让各学科的知识整体的表现在中小学生面前,并且形成中小学生有自己切实的体验与感受。

博物馆还应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如,与学校配合举办“生态夏令营”、“兴趣冬令营”、“博物馆活动夜”等,通过游览、旅行、采集标本、参观历史遗迹和革命纪念地,访问英雄典范、看电影、讲故事、知识竞赛等生动有趣的活动。同时,自然科学类博物馆配合展示播放各种具有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的影片、录像带及幻灯片,增强课堂辅助教学的功能。

三、博物馆开展课外特色培训

自然博物馆如同一本包罗万象、真实、立体的课本,从宇宙天文到地理环境,从生物种群到人文世界等许多其他领域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的介绍,解释大自然的生息演化规律,揭示了大自然的奥秘,引起人们对人类命运的关心,从而将重视生态保护落实到行动中去。特别是博物馆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千百万年地球演化的证据,还包括了演化的结果――地球上的奇特地形地貌、自然环境等。博物馆在自然知识的传播和教育方法方面,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真实、直观、丰富,相对课本的枯燥讲解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通过分析中小学生心理认知发展一般规律,我们可以发现,中小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知识有很强烈的好奇心,同时对语言艺术有一定的追求,他们渴望得到表现的机会,并得到人们的认同。自然史博物馆可以下学校结合,开展“我是小小讲解员”的课外特色培训。这样的培训形式,主要是为了培养学位生热爱关心大自然的意识,以学习自然科学为出发点将学习热情引向更广阔的领域,并且以此为契机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逐步提高口语交际能力,树立服务社会和对他人尊重的品质。另外,用博物馆的各种实物是科学知识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满足儿童对认识事物的规律。

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应结合实物展品,向学生讲解自然科学知识、一个合格讲解员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等方面的内容。邀请丰富经验的语文教师对学生进行语音训练、气声发音、语言表达技巧和其他内容。由于自然科学知识过于庞杂,教师可以精选一两个方面进行学习。例如,选择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主题,系统讲解地球、生命、生态的演化规律。当培训教学内容完成后,可以让学生到博物馆进行实地讲解,以便对学生们的综合能力有个全面的检验。

小讲解员们经过严格的培训后,勇敢地在展厅面对前来参观的观众富有感情地讲解,灵活地配合实物标本加以分析,并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兴趣进行补充和修改。观众随时提出问题,小讲解员们根据已掌握的知识进行发挥机动灵活地予以解答,观众、老师、家长及时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肯定,使他们渐渐找到自信和感觉。

总之,新时代的自然博物馆管理要与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要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娱乐游戏中了解科学知识和掌握科学方法,这已成为博物馆发展的首要任务。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设计开发出大量的体验式的互动型的寓教于乐的大型科普展品,进行真正有效、超强感染力的科学教育,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科学探索精神,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的程度,也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刘兰香,赵耀.关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J].南方文物,2007,(1).

第4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古代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几乎完全融于哲学之中,其既有经验科学的特征又有哲学的思辨特点。正因如此,现代科学的古代知识才在哲学家的着作中流传至今。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在自然哲学的名义下生存。近代自然科学诞生时,人们已经从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再援引神力(天启)洞悟自然某种神秘的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理性能力(经验和思维)认识他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但仍被看作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仍从属于自然哲学。一方面,大的哲学家兼有科学家的身份,甚至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也是哲学家制订的。像哲学家笛卡尔和莱布尼兹,还是原创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康德也写过《宇宙发展史概论》,特别是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伽利略、牛顿和拉马克的论着都是标着自然哲学题目的自然科学着作,他们还都把自然科学隶属于哲学或自然哲学之中。同时,自然科学中所体现的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通过精确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机械图式都深受哲学精神的影响。另外,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也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组织。启蒙运动后,哲学与科学开始分离。近代自然科学以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为显着标志,逐步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如果说17世纪笛卡尔与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还有某些积极的、实际的内容,如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他们都曾有过发现,那么18世纪的形而上学连这种仅有的世俗内容也消失了。因为实证科学已脱离了形而上学,有了单独的活动范围。自哥白尼开始,经过伽里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努力,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的成熟标志着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同时,包括力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相继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在15~18世纪这一历史阶段,经过斯涅尔、巴塞林和惠更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光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过维萨利、塞尔维特和哈维等人的努力,生理学被确立为科学;经过波义耳、拉瓦锡等人的努力,化学逐步走向科学轨道。正如沃尔夫[15]所言:“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自然知识领域还是逐渐地分离了,尽管这种分离并非总是在这两种名义之下进行的,它把直接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开这些材料较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14]称:“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而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时,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文艺复兴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同时当代科学也就很快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是近代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哲学与科学研究对象和旨趣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主要原因。在研究对象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的一般性质,而其它科学则只研究“存在”的特殊方面和属性。同时,哲学与科学的旨趣的确并不相同。哲学作为思辨的知识,其首要目标是探索关于本原、实体和本质的原则,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她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结果却是必须反求诸己,或者必须以思想自身为对象,揭示其构造和原则;或者必须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鹄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而近代科学自从走出哲学母体之后,便开始直面由经验和事实所构成的自然现象,寻找可靠的手段,以获得有效的结果。近代科学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范式和公认的原则,它的基本概念已经足够清晰,从而排斥了其它类型的科学,明确定义了知识的涵义,划定了知识的范围,以至于在科学之外的“知识”都不成其为知识,不再具有“真”这一属性。科学的统一预示着哲学的分裂,预示着科学与哲学以及哲学内部的紧张关系。(2)科学与哲学活动中心的错位是哲学与科学分离的重要原因。据日本汤光浅朝统计,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发生了若干次转移。

    16世纪科学中心在意大利,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20世纪在德国。而世界哲学中心16-17世纪在英国和法国,18-19世纪在德国,20世纪在美国。科学中心与哲学中心的这种错位,某种程度上使哲学脱离了科学的基础,也使科学远离了哲学的直接影响。如19世纪的德国哲学因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所以它所得出的结论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上自然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特别是黑格尔曾企图运用思辨理性建立关于存在和认识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采取思辨方法研究自然,不但不能取得有意义的理论成果,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束缚实证科学的发展,而他们却企图使自然科学服从于这样的哲学。当然,这些哲学家所构造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可以囊括一切自然知识的自然哲学体系,被科学的进程所否定,他们的作为也产生了一种恶劣影响:从此使哲学成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普遍遭到科学家们的鄙视。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直截了当地把当时德国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原因,归咎于谢林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流行。(3)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的职业化发展是科学哲学分离的客观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源于诧异,学习哲学的条件是闲暇和自由。近代以前,哲学家并未把哲学作为他们谋生的手段,而只是工作之余为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近代之后,哲学家从事哲学已有了明确的功利目的,他们积极谋求经世济用的智慧,想借助哲学来解决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他们认为,个人思辨与建功立业、满足好奇心和对人类事业作贡献是一致的,把哲学当成一种职业,研究的东西越来越专业。同时,科学也由古典时期非专业科学家的业余爱好演变为近代以来职业科学家的一种谋生手段或一种事业,科学家有独立资产或可以依靠副业为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社会上出现了专职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科学研究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在特定的圈子内进行。科学家逐渐对没有工具价值的东西失去兴趣,现在科学专业的细分使每一科学家都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不同“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使得自然科学领域内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由于阅读书目和交流范围的不一致,导致互相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更不可能有哲学那种宏观的图景式思考。在哲学内部亦是如此,现代哲学也由于研究的细分,连哲学家之间都不可能再沟通,罗蒂曾批评哲学已成为专业圈子内的活动,谈不上对科学的影响。在知识学科化和知识分子专业化的要求下,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至18世纪,自然科学在知识领域内赢得支配性地位,同时表现出它对哲学的挤压和吞噬。自然科学更是不满足于以往哲学对其合法性的论证,于是实证主义应运而生,从孔德、穆勒到斯宾塞,从马赫主义到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终于建立了科学的标准意识形态,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响亮口号。

    至此,哲学与科学彻底分化,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现实原因。自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以来,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被人为地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类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被认为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类是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它不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在自然科学家眼里,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无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普遍有效的联系和规律。至于其它学科,除非能够满足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否则不在考虑之列,便在吞并之列。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加强,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便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

第5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人文文化是比科学文化古老得多的文化。它是人在其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缓慢形成的文化，也是围绕人思考、研究、撰写、制作和应用，逐渐展开和达成的、处处与人相关的文化。人文文化是当今唯一能够与科学文化对峙的文化。从知识层面讲，如果说科学文化主要是关于物或物质世界（当然科学也研究人的自然属性）的文化的话，那么人文文化则是关于人或精神世界的文化。人文文化是以人文学科为基底的，它主要凝聚在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中，尤其渗透和显现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这是人文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作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亚文化，二者是有诸多差别或异质性的，其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脱胎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等价。从知识的外在关联看，也就是从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知识的层面上看，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以下诸方面。1.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涉及的是外部世界，是相对独立于人的客观的物质、现象和事件。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类的和个体的）及其文化产物，把主观精神或思维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2.认识主体。在自然科学中，认识主体基本上可以看做是认识对象的旁观者，二者是可以相对地分离；而在人文学科，二者可以说是合二而一、难分难解。自然科学的认识主体的创造者是不定的，原则上无个人专断特征；而人文学科的创造者则是特定的，权威痕迹明显。3.认知取向。自然科学以发现或发明自然的普遍规律（定律、法则、原理）为取向，注重共性而基本不涉及个体性。在人文学科中，寻找一般规律大半是无意义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往往针对个体或个别精神进行研究。4.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主要采用实证方法和理性方法，偏于抽象，是客观主义的方法。人文学科主要依靠直觉和体悟，偏于具象，是主观主义的方法。5.自主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客观实在，又运用的是客观主义的方法，形成与实在符合的、系统的、严密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使科学发展有自身的逻辑。这种状况使得自然科学具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性，不大容易受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文学科研究往往会受到群体压力、政府操纵、利益集团收买、个人偏好等的影响和制约，有可能沦为权力的奴仆和金钱的俘虏，自主性程度相当低下。6.进步性。科学进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尤其表现在它的累积性上；在人文学科中，很难看到知识的累积或学科的进步。7.成熟度。自然科学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发展速度很快，达到很高的成熟程度：理论预言准确，实际应用深广。相形之下，人文学科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应用方面，都显得逊色不少，甚至诸多学科还停留在常识和日常经验的范围，更不用说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了。8.历史感。库恩认为，科学和人文的区别部分在于各自的从业人员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领域的历史。他声称，科学家忘记他们领域的历史，而人文家一直受到他们领域历史的鼓舞。

从知识的内在特征看，也就是从知识体系本身看二者的差异。1.自然科学是公共知识，具有普遍性、共识性、非私人性。人文学科往往是地方性知识，具有局部性或个体性。2.自然科学知识一般而言是价值中性或价值中立的，对价值判断不感兴趣也无能为力。人文学科负载价值，涉及人类的目标、理想、旨趣、信念、情感等，与价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自然科学知识是由系统而精密的理论构成，是定量化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只能说是一种意见，难以定量化或无法定量化，通常没有正误和真伪之别，也根本无法用实验做出判断和裁决。4.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语言不同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力图消除拟人的指称或内涵，甚至可以操作定义，其语言是严谨的、精密的，甚至形成形式化、数学化、公理化的语言系统。相反地，人文学科基本上使用日常语言，常常以情感性、体悟性、意会性的语句表达思想或体验，抒发内心世界的感悟，具有模糊性、隐喻性、多义性、歧义性。5.自然科学理论具有简单性，或者总是力求把复杂的问题尽可能简化。与之对照，人文学科，本身是复杂的，而且人文学者也往往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错综复杂。

第6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关键字】自然科学教学自主学习实验

长期以来，我国在中学教育中偏重于理科性质的学科，因此，自然科学学科作为一门基础的自然学科在中学教育中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传统教学模式在以往的中学教育中固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提高学生的中考成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新课改的实施，旧的教学模式弊端日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我们熟知的填鸭式教学，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压制，一切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因此，此种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许可以很好的掌握教材上要求的内容，在考试总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在自主创新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甚至没有任何创新能力可言，以至于在高中学习中出现很大的困难。

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和不足，自主学习的提出无疑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自主学习顾名思义，就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自主学习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学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保证，因此，自主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积极探索创新的精神，是一种与传统模式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学习和教学模式。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的开展自主学习？

首先，在中学自然科学教学中要改变教学理念

在传统教学理念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在自主学习中要改变这种理念，要坚持学生是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中心的思想和理念，改变以往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现象。自主学习中要清楚的认识到教师的职责在于“引路”，为学生的个性发展、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改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如何教”为“学生如何学”，在教学的过程中，改变以往侧重于结果的做法。在自主学习中不仅要使学生能够学会运用知识还要能够使学生体会学习的过程，即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自主学习中，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接受知识，教师要从根本上克服满堂灌，包办代替的现象，提倡精讲精练、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增强学生的创造欲、放手让学生自己决定探索的方向和问题，选择自主的方法，独立地进行探索，最终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

其次，探讨的新的课堂模式和教学手段

尽管我们在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学生最终还是要面临升学考试，所以在中学教学中还要有着教学的主线，考试大纲无疑就是在教学中所要坚持的标准，这就要求在教学中，要做到灵活遵循课程大纲，忠于考试大纲但又不能死守考试大纲，在具体的教学中把教学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教学中的低起点、高标准真正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还要为学生的升学考试打下良好的基础。

把握教学主线的同时还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传统的自然科学教学方法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学方法单一。自主学习中，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转变，教师由传授变为引导，这就要求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教学方法也要随之而转变。自然科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组成和发展规律率的科学，所以相对于文科而言极具抽象性，这就增加了学生再学习中的困难，针对这一特征，教师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感性认知材料，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抽象的自然科学概念。所以，在实施自然科学课堂教学时，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力求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

要想真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认为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要从以下一个方面入手：

1．创设学习情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是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前提，每个人都有发现些问题的能力，但是由于认识和知识的局限，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具备发现自然科学的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实施课堂教学时加以引导。

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并结合学生的实际设置一些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唤起学生思维的能动性，同时教师还要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在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教师起到的是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即给学生提供寻找问题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质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生自主的解决自己发现的问题，即可以获得知识还可以体会其中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自己获得知识的途径。

2．在试验课中给学生更大的空间

第7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或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是这股思潮的理论中坚。

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二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看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都截然有别。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独立于人类精神作用之外而存在的实在，即自然界——它要受制于因果律；而精神科学的对象则是人类精神及其产物，是社会的、历史的实在，即精神世界——它是由体验构成的，不受制于因果律。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是因果解释（说明），是归纳或演绎的论证；而精神科学的认识方法则只能是理解，即通过外在的生命表现（Lebensu βerungen）来把握内在的体验内容的过程，实即对他人的体验内容的重新体验（nacherleben）、重现（nachbilden）或复活（nachleben）过程。狄尔泰将历史、国民经济学、法学、政治科学、宗教学、文学与诗的研究、艺术与音乐的研究、哲学世界观与哲学体系的研究以及心理学等都算作精神科学之列。在他看来，所有精神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分析的心理学。

和狄尔泰一样，文德尔班也严格地区分开了两类不同的科学。不过，他不太喜欢“精神科学”这个称呼，而代之以“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因为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精神”这个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验性的“灵魂”或象生理学派新康德主义者所说的“大脑功能”，要不然就让人联想到德国的精神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的“精神”概念。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法则”（“规律”），历史及其他文化科学的目的则在于寻求“形态”（Gestalt）。换言之，自然科学就是力求达到对合乎法则的、普遍的、无时间性的本质的理解，而历史和其他文化科学则力求达到对个别性的、时间性的现象的理解；前者是建立法则的科学（nomothetische Wissenschaften），后者是个性记述的科学（idiographische Wissenschaften）；前者从特殊开始上升到普遍关系，具有抽象性，由诸全称必然判断组成，后者则把握特殊事物的特性，具有直观性，由诸单称或然判断组成。文德尔班认为，历史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根据历史素材重新复活或重新体验过去的真实面目，使过去的言语、各民族的信仰、权利、自由、斗争、诗艺、思维等等，“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研究者或读者的“心”中。因而他断言，历史的创造与美的创造、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等是相似的。

李凯尔特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文德尔班的上述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也更趋极端。他认为，在自然科学里，概念被用来组织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但科学概念却非经验实在的完整的表达，相反，在经由抽象的方式而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实在的独特性与丰富性被牺牲掉了。自然科学概念的真正本质乃是对物质世界的过度简化，实在界的两大特征——连续性和异质性——是科学概念所无法完善地加以表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则是关于实在的真正科学，可以说它们深入到了事物的最为内在的本性，因为它们并不盲目地追求普遍的法则，而只以个别的事物、一次性的事件为对象，因而能充分地照顾到事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和文德尔班一样，李凯尔特坚信，只有独特的、不可能重现的个性才具有本身固有的价值。因此，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二者除了在概念形成方式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一个是采取普遍化的方法，一个是采取个别化的方法——之外，它们在概念的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自然对象无所谓价值，因此自然科学无需谈论价值；而每一个文化现象却都必有价值意义，因此文化科学非谈价值不可，“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1〕，第76页）。据此，李凯尔特认为我们可以将“评价的思维模式”和“非评价的思维模式”作为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由于个别的文化对象、一次性的文化事件数目繁多、千差万别，它们都有自己的固有价值，这样在究竟将什么样的对象或事件选取出来作为探究的对象的问题上便会有陷于相对主义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坚持认为，文化科学必须以一种绝对的、普遍的价值哲学或先验的规范科学（Normwissenschaft）为基础，而绝不能以心理学、人类学或任何其他的事实科学为基础。在这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还进一步断言，心理学不仅不能为整个文化科学奠定基础，而且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科学。这与狄尔泰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

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上述观点，石里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他看来，科学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都是由本质上相同的知识构成的。为了深入地论证他的这个断言，石里克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学说。

石里克所谓的形式结构就是指构成一个事实或一个表达的诸要素的结合方式或排列次序。而他所谓的内容就是指实在（事物、事实）的本然的当下状态，特别是主体对这种状态的当下的直接经验、体验或感受状态，即主体所具有的一切意识材料或意识内容（如颜色、声音、软硬、香臭等感觉性质以及快乐、悲伤、失望等情感体验）。

石里克认为，只有形式才是可表达、可传达的，而内容是不可表达、不可传达的。“内容不可谈及、不可表达”（〔2〕，第209页）。“每种传达都总是结构而非其他东西的传达”（〔3〕，第153页）。而且，内容的表达或传达的这种不可能性是一种逻辑的不可能性，是内容的本质和表达的本质使然，而并非人类的表达或传达能力的局限性所致。“表达就是要将内容排除于考虑之外。原物借以与它的所有可能的图象、复制或表示区别开来的东西是它的内容。如果我们要用过时的哲学术语来表示它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它比作经院哲学家们的‘haecceitas’（即‘thisness’，个体性，‘此’性，殊性）或者将它称为‘principiu minpiduationis’（个体化原理）。一个图象〔即表达〕如果不是原物本身，那么它就不能具有与之相同的内容……，而如果它是原物本身，它也就不再是它的表达了。”（〔2〕，第301页）

由于内容不可表达、不可传达，只有结构（形式）才可表达、才可传达，但另一方面；我们人类彼此之间事实上又能相互理解，互相知道对方所要表达或传达的意义，由此石里克断言：意义、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而与内容无涉。“我们的语词的意义被完全包含在直观内容的结构之中”（〔2〕，第322页），“即使在人们的心灵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也能完全相互理解，我们断言：理解和意义完全独立于内容，与它没有任何关系”（〔2〕，第298页）。

在石里克看来，虽然任何表达（命题）都只是结构之事，它们能够向人们传达的只是事实的结构，但它们却能在理解了它们的人那里引起或唤起内容意识，促使他们为它们传达给他人的结构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比如，当作曲家们将他们心中想到的优美旋律以乐谱的形式构写出来以后，看到乐谱的人或者听到演奏者的演奏的人就会从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出发给其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

由于按照石里克的观点，所有的知识（认识）都是表达，而所有的表达又都只是结构（形式）之事而非内容之事，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知识按其本性就是关于形式和关系的知识，除此而外别无其他种类的知识”（〔4〕，第151页），“认识从本性上说就是针对于纯形式的”（〔4〕，第150页）。这也就是说，只有形式（结构）才是可以认识的，而内容是不可认识的。“谈论什么关于自然的内容的知识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短语毫无意义可言”（〔2〕，第336页），“……认识实在的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的分析的知识概念的本质部分”（〔3〕，第164页）。

在石里克看来，对于事物的结构的认识也就等于对于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认识角度看，结构和事物的真正本性是一样的，两者间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在研究引力的本性，那么爱因斯坦的方程式便对你关于引力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了解答——你当然不能期待比这更多的东西，你不能指望人们会对你提出的不可能的、无意义的问题作出解答。针对于引力的‘内在’本性——它不同于爱因斯坦方程式（它们当然是纯粹形式的）所揭示的那些性质——而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无意义的。所谓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外在’本性的区别没有任何意义。‘电的本性’的最好的表达就是理论物理学家的方程式……”（〔2〕，第385页）。

石里克宣称，内容虽不可表达（不可传达）、不可认识，但却可以体验、可以直观（直觉），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与内容都有最为直接的关系。石里克将这种关系特称为“理会”（Kennen），以与“认识”（Erkennen）区别开来。

基于以上考察，石里克最后断言道：包含在精神科学中的真正的知识和包含在自然科学中的知识从本性上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结构的重复（复制）来表达事实。因而，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精神科学中，只要我们达到了对事物的结构的认识，那么我们也就达到了对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精神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是一样的，哪一个也不比另一个更“内在”、更“深刻”。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事实中来认识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为描述一切人类事物所必需的概念事实上绝不是历史性的，或为精神科学所独有的，它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业已使用过的，而且当我们思考它们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它们最终都能被归约为自然科学的概念——描写外在的东西的概念最后可以归约为物理概念，而描写内在的东西（精神性东西）的概念最终都可以归约为心理学概念。这也就是说，精神科学根本就没有它们自己的独特的基本概念，它们的基本概念都是从其他的知识阶段、知识领域（自然科学）借用而来的。它们自己只处理从这些基本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只要精神科学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本质、进而关于世界本质的深刻的洞见，那么就总是通过包含在它们之内的心理学而完成的。所有历史学科总是有意识地使用着心理学，而它们又反过来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而旨在通过人类的行为去认识人类精神生活规律的心理学在这里当然应该被看作是属于自然科学。

当然，石里克也不否认精神科学确有其独特之处。研究精神科学的人的最终目的常常并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获得某种体验、某种激情，最终说来，它们“根本就不是纯理论性的，它们的主旨不是为了获得纯粹的知识，而是为了最终成为体验的手段。而自然科学的真正目的则只在于满足人们的求知渴望”（〔5〕，第393页）。如就历史科学而言，尽管“对于真正的历史家而言，他的努力的主要目的或许经常是对于事件的因果解释，在这种范围内我们说他的努力是科学的，但在他的心目中也存有另外一种意图，即内在地体验一下他认为历史英雄们曾经体验过的情绪和思想，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想象一下过去的人们所亲眼目睹的伟大的历史事件。对于多数人和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他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2〕，第339页）。石里克认为，狄尔泰等人所谓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指精神科学所独具的这种唤醒作用——它们能唤醒某些情绪和想象的图景，也即内容。但很明显，这种唤醒作用本身并不是一种特殊种类的“认识”——“精神科学的认识”，它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知识，严格说来，它只是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的一种结果。它是一种体验（理会、直观），而绝不是什么理解，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真正的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只有通过对因果结构的认识才能达到。

总而言之，科学作为知识系统，作为关于实在的真命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统一体。“它不是镶嵌图案，不是由众多不同种类的树组成的小树林，而是一棵具有很多枝杈和树叶的大树，它为人们提供关于一个世界的知识。这个世界也同样没有分化为不同的实在，比如，没有分化为自然之域和精神之域，因为借助于这些语词所表示的那个区别并不是事物的本质上的区别，也只是研究实践（Forschungsbetriebe）上的区别，也即所谓的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工作方式（Verfahrungsweise）上的区别”。（〔5〕，第382页）。

三、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

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的科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Weltbild）。石里克认为，通过对这个世界图景的意义的分析我们便可以达到我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从世界图景到世界观的过渡是经由下述简单的过程而发生的：完全弄清楚世界图景的意义，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人们借助于它而传达的东西，正如对一件艺术品的‘观赏’（Anschauen）——这不同于对它的简单的知觉——在于它的个别的颜色和形状都具有了一个特定的意义，表示了某种东西，向观赏者叙说了某种东西一样。换言之，世界图景之成为世界观并不是因为新思想的附加，而是因为它被理解了”。（〔5〕，第384页）

在这里，石里克还作出了如下一般性断言：“在统一的科学内部，所谓的自然科学概念——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它们中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通过对它们的澄清，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才会出现”。（〔5〕，第384页）因此，“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出发才能达到他的世界观”（〔5〕，第396页）。那么，这样的断言的根据何在？石里克认为，它的根据在于：其一，恰恰是自然科学决定了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它们的分析可以说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极深处；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概念的形成（Bearbeitung）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借助于它我们便能获得精致无比的概念，达到无与伦比的精确性，因此它也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关于实在的断言的终极意义的发现过程。

石里克认为，他的上述断言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在人类思想史中，那些意义重大的世界观的转变、人类对于世界的精神态度的重大转变，总是和那些决定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的深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自然知识的进展一同发生并受到它的制约。比如，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宇宙的一份子。再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也曾极大震动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改变（或加深）了人类对自身与周围世界、与其他的存在物的真正关系的认识——人只不过是动物进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始自于人们对自然的思考，而且它的每一个决定性的进展和每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也总是在与对自然的解释关联之中和数学精确性的氛围之中发生的，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关联和这种氛围之中它们才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柏拉图哲学就与他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密切相关，他甚至在他的学园的大门上写下了这样的著名警语“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持有与柏拉图的世界观正相反对的世界观的德谟克里特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数学家。而比他们稍后的亚里士多德更以“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闻名于世，他的科学建树绝不比他的哲学建树逊色，现代科学的很多学科都源起于他的真知灼见。到了中世纪，哲学家们一般只关心怎样去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没有作出什么创造性的哲学贡献，而这恰恰是他们没有进行独立的自然研究、没有进行科学概念的重新构造活动的结果。独立的哲学活动在近代的再次觉醒和近代科学的崛起不仅仅是一并发生的，它们也不仅仅是同一个基本观点的不同的表达，根本说来它们就是同一个过程。那个天才的时代的伟大的哲学家的名字是不能被排除于科学史之外的，同样，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家的名字也不能被排除于哲学史之外。比如，可以正当地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同时也是解析几何的创建者，他的著作不仅是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巨著。笛卡尔自己就曾经说过：“对于我来说，一切事情都变成为数学的了”。在斯宾诺莎那里，数学—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构成了他哲学研究活动的驱动力和源泉，这一点甚至从他的写作风格上即可看出。近代哲学的另一个主要代表莱布尼茨同时也是一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和牛顿共同享有微积分发明者的荣誉），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他向人们充分地证明了下述真理：精确性精神是哲学活动的父亲，对自然的思考是它的母亲。在康德哲学中，对自然的思考也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般都承认，他的整个哲学的中心是《纯粹理性批判》，而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康德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努力澄清牛顿的自然科学系统的基本概念，以期达到对时间、空间、实体和因果性等概念的真正意义的体认和切实的把握，并由此而勾勒出一个世界观的基本轮廓。康德曾写过许多专门的科学著作，其中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普通自然史和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des Himmels）在科学史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如果康德不曾具备他所具备的良好的数学—自然科学素养，那么他的哲学就不复存在了。最后，石里克断言，在哲学史中是不存在他的断言的反例的。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休谟就是一个绝好的反例，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说他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而在历史科学方面他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石里克看来，休谟并不构成他的断言的真正反例，相反，恰恰是休谟的例子最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的断言的正确性。因为在休谟的哲学探究中，没有一处与历史的概念或历史的方法相关，他并不是从历史那里达到他的世界观的。作为因果性概念和自我概念的批评者，他并没有探究历史过程的任何因果性（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没有谈论过这种因果性），也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个体的概念。他的一切例证和思考的材料都取自于物理学和心理学，而后二者则可以说分别企图以精确的概念去把握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也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获得其哲学的刺激力的。另外，人们也许还会将苏格拉底抬出来作为石里克上述断言的反例，因为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以“自然思考的敌人”而闻名于世的。但石里克认为，即使苏格拉底也不就构成了他的断言的反例，因为他也是非常欣赏数学的，而他之所以不满意于当时的自然哲学，恰恰是因为在他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用精确的概念处理宇宙问题。他为自己确立的终身目标就是努力用精确的概念去认识人的本性。

石里克的上述断言——自然科学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作为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观点的反对而提出的。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之所以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截然割裂开来，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的片面性、不完全性、浮表性。在他们看来，哲学更应（甚至只应）从所谓的精神科学中吸取营养或材料，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只有精神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对这些观点，石里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

第一，在第二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因此，就与世界观的相关性而言，我们至多可以问：通过对精神科学的程序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获得全新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是否比通过对自然科学概念构造的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更为深入？对这个问题石里克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性回答。比如，通过对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的义意义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关于实体、空间、时间、因果性等概念——任何一种世界观都要以它们为构成材料——的更为深入的理解。但在历史学科中，我们却找不到能够与此相媲美的事实。

第二，按照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观点，历史的文化科学所关心的只是确定一次性的事实，而自然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则是一般的规律。石里克认为，在某种特定的范围内，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说。但他同时认为，正是历史的文化科学的这个特点使得它们不可能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因为世界观的大大小小的特征都只是由世界图景的一般特征、由制约着事件的规律决定的。一个单个的日期、任意一个特定的个体（即使他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是绝对不能在世界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是通过在他身上所展现的一般规律，他才具有了某种世界观意义。世界观只与“本质”相关，而个别的东西的本质是通过它所服从的一般规律的展示而给出的。由此，我们可立即引出如下结论：只有自然科学才向我们提供了构建世界观的材料。相反，精神科学的方法则在世界的个别的多样性面前止步不前了，它们的目标不在一般，而在于个别。

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相反，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即使历史科学也以建立一般的规律为旨归。但石里克认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历史科学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有什么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作用。因为每当历史科学企图建立一般规律的时候，它们就必须在它们自己的领地之内使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们必须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必须努力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由诸多原因和诸多结果组成的混合体，并且努力从来自于气候和环境方面的物理的影响以及来自于领导者的心理方面的影响推断出各民族的命运。

第三，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之所以认为在构建世界观的过程中只有文化科学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文化科学才从价值评估的角度考察事物或事件，而世界观当然是价值评估的结果。但石里克认为，价值评估上的考虑并不能向人们提供任何世界图景，它至多能够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图景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只有理智才能描画这个图景，可以说理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描画能力。而为了尽可能精确地描画它，理智就必须使用那些被称为自然科学的东西，并且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般性，它还必须使用数学的形式。正因如此，说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在借助于它构建世界观之前我们必须用精神科学的世界图景对其加以补充、甚至于加以取代也就无意义了。同样，说存在一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精神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无意义的，我们甚至都不能说存在着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正确说来，只存在唯一的一种世界观，它是经由如下途径而形成的：对理智借助于自然的知识所描画的世界图景进行哲学的解释。

四、结论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科学门类之分，也不存在哲学和科学之别。在那时，科学是统而为一的。后来，随着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不同门类的具体科学相继获得了“独立”地位。由于个人精力的局限性、研究兴趣的不同，等等非本质的原因造成了研究分工的不同。正是这种分工的不同致使一些人认为在不同门类的科学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则更欲从理论层面上将这种区别进一步强化并固化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两相对立。对于这种观点，许多哲学家都作出过尖锐的批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过它，并力图以“统一科学纲领”与之相抗衡。但除石里克外，该学派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意识到应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深层的理论根据。石里克虽然没有象卡尔纳普等人那样具体地实施过“统一科学纲题”，但他通过他的形式和内容、认识和体验的双重区分为之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1］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

［2］　Moritz Schlick，‘Form and Content’，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Ⅱ，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9）．

［3］　Morltz Sehlick，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in their Interconnections，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第8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由于自然科学在探究自然规律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传统的思辨与抽象式的教育研究的不满，20世纪以来，许多教育研究者都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标准，追求所谓普遍、客观的教育规律，采用实验、测量等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从而导致了一种唯科学主义式的研究思维取向，这种科学主义“是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应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主张……相信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用来追求知识的信念。”它以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为榜样，以精确、定量、客观为目标，而不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加任何限定和区别地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全盘引入教育研究。这种科学主义式的研究思维在教育研究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坚持追求外显化、可表征的教育规律，要求结论的普遍性、可移植性，排斥特殊性、偶然性等。这样的取向是合理的，但也存在过度分析、拆解的倾向，例如，把教育分成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且分别研究其规律；在教学活动中，把整体的知识分隔成一个个条块并写出各种“小规律”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学习的整体性、建构性和不可拆分性。

第二，存在把教育物化的现象，忘记了人之生命的复杂、独特，把学生当成可以用规律支配的机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教育对象视作物，就满足了科学以物为对象(即使对人进行研究也是对人的物质自然方面进行研究)和可以以理想化的方法加以处理的要求。”这样，学生就可以工业化生产的模式被大批量生产，无须考虑其个性、复杂性。把他们当成统一的原材料，从而在教育的大工厂里面制成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另外，科学主义的研究思维取向主要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推崇教育实验等，认为只有通过实证性的研究才能使教育学走上科学化的道路。最后，坚持科学主义研究思维的学者大多坚持价值中立说，认为教育规律研究的结果对任何学者都是普适的，不存在所谓地域和时代的差别。

科学主义式的研究思维之所以可以在教育研究中形成风气，原因在于教育现象确实具有某些客观性、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自然科学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巨大的优越性，可以满足人们对规律的追求，提升教育学的科学化水平，另外也在于这样的研究思维确实对教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和教育经济学等学科的建立。在这种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到了20世纪中后期，可以认定以科学为核心追求的实证主义的教育研究大获全胜。”“尽管实证主义在20世纪中叶以后遭遇了猛烈的批判，如存在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都欲彻底摧毁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思维方式至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教育学领域。”

从客观角度分析，教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必然有许多与自然科学研究相通的地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方法。而且，应该说方法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借鉴，不可能存在完全只对某种学科适用的方法。总的来看，教育研究在这种追求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中，确实获得了巨大发展，促进了许多教育问题的解决和教育理论的建构。

但是，这种过度追求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取向，在实践中就会产生一些偏差，“这种科学主义的研究思维使教育研究在目的上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规范去追求教育内部的必然因果关系、追求客观性、确定性，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崇拜和迷信，由此产生了科学教育学这种客观的追求。”这种模式的广泛应用，理所当然在现实中就有许多的表征：“重微观轻宏观，重应用轻积累，重技术轻原理，重定量轻定性，重现实轻历史，重事实轻价值。”而恰恰正是这样的科学主义式的教育研究思维取向在我们的教育研究领域非常普遍，影响深远。它“造成教育教化功能的削弱和人文内涵的流失，从而影响教育宗旨和教育功能的全面实现。”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认真反思科学主义取向的教育研究思维的弊端，在对教育的复杂性有了明确认识后尝试作出改变。

应该说，教育研究不可能摆脱研究者的哲学观、人性观、价值观的影响而保持完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对自然科学而言，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外在于人的，研究者的价值中立比较容易做到，实验实证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一旦涉及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这种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因而体现了科学主义思维取向的局限。这些局限具体表现在：

首先，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而不是人类自身的问题，人类自身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包括教育科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完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自然科学成就的滥用，已经引起了许多失误，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例如人类集体智慧的成果――核武器的发明对人类安全产生的威胁、医学上抗生素的滥用造成病毒的变异加速等。在教育领域，由于这种唯自然科学研究思维取向的深刻影响，要求教育教学的完全客观化、精细化，期望教师在掌握了所谓教育规律后能够实现教学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但这个愿望离实现还有很大距离，反而催生了学生厌学、逃离学校、高分低能等现象。

其次，自然科学在研究时要求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要求保持价值无涉，完全客观地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说明并建构普遍适用的自然规律，这在教育中显然难以获得广泛应用，因为“没有一个纯粹的抽象世界，所谓的抽象的客观世界，只能是人类智力活动参与后的一种建设性结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社会中的个人，有主观能动性，都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动态地发生着各种变化，每次教育教学活动都因为各种原因有着明显特性，是教师和学生对现有知识主动进行智力活动的结果。因此，需要思考教育活动有没有普遍适用、价值无涉的规律，即使有，这种规律应该以什么方式表征，如何与教育的特性相吻合。

最后，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过度追求客观标准规律的结果，使得我们对课程呈现出的知识进行过度拆分、细化，存在把整体的知识“剁”成一个个知识碎块，然后一点点地“喂”给学生的现象。例如，把所谓认字、组词、造句的规律都以一个个清晰的条文呈现给学生，把“五位数比四位数大”都形成条文化的规律等，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学到科学文化知识，从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整体性、感悟性。

二、教育研究思维科学精神取向的意蕴

面对以科学主义思维为代表的当前各种思维取向在教育研究领域中的种种滥觞，我们需要对引导教育研究的思维取向进行转化，即抛弃科学主义，倡导科学精神，这就需要给出本文界定的科学精神取向的意蕴。所谓教育研究思维的科学精神取向，是指在对教育的复杂性有了充分而理性的认识后，一切以人之整体生命发

展为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以复杂性思维、理性批判和自主思维等为手段，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为旨归，努力建构美好教育生态的一种取向。它既吸收现有各种研究思维取向的合理性，又能够辩证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转换和整合，从而促进人的整体生命和谐发展。

教育生态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一种学生发展的条件系统或环境系统”。建构美好教育生态的内在逻辑需要从两方面探析。首先，从教育的内部角度讲，所有教育研究活动的目的，都是在建构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或提升现有的教育实践水平，都是为了使师生从繁重的教育事务中解脱出来，过上美好和谐的教育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学生想学乐学，教师善教乐教，教和学获得了完美的交融，成为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这样，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教育生活就会成为完整生活历程中愉悦的构成部分，也获得了美好的教育生态。这时，整个教育都会出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欣喜局面，学生感觉到自己是学习的主宰者，从而由“要我学、逼我学”变为“我要学、我乐学”，由刻苦勤奋的外在努力转变为喜学乐学的内在努力。

第9篇：自然科学的知识范文

21世纪是一个变化神速的时代，技术、经济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和机遇，也带来了众多的未知风险和潜在隐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国际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仍然存在。和平与发展虽为世界各族人民的良好愿望，但整个地球并不平静。军备竞赛、核武器的研制、空间技术竞争、贸易摩擦等等每天都在上演。虽然人类的异化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不争的事实存在着。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成果，而且一些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依赖新的技术去解决，而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只达到3.27%，是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作为未来主人和生力军的大学生们，就决不能再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弱书生了。就必须打破文理分科隘口，广读各科书籍，做到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达中外各国风情民俗、地理状况，了解人类技术成就和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坚持正确的民族立场，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培养正确的生活观念，树立正确的环境能源意识，领悟世界先进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更好地做好社会和时代的主人。

2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前大学生自身就业与工作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不确定性和职业的不稳定性，使所学专业与所选择工作要求相脱节的情况大量存在，无形中加大了就业风险。而文科专业中的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管理学是初次就业对口位率最低的学科，供需失衡也造成法学学生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要应对这样的局面，就必须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自主学习自然科学类相关知识，以便扩大择业范围，更好地在职业竞争中把握机会，获取成功。当前文科生毕业后在工作中突显的一些问题也让更多的人呼吁打破专业局限，以便培养全面优秀的专业人才。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13日引《检查日报》中《代表委员称文理分科不改革无法造就法学大家》一文中，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曹义孙对记者的谈话充分表达了对当前法学生在文理分科背景下表现出的“先天不足”的感慨。侯欣一强调:“法学人才除了法律专业素养以外，还应具备两种素养，一种是人文素养，一种就是科学素养”。“一个法律问题背后肯定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没有对社会的解读，只会生搬硬套，怎么会成为优秀的法律人才”，“只有人文素养，没有科学素养，也不行。比如知识产权这门课，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就无法深入进去，一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卡壳了，而有些教师自己也是不通的。”［3］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学专业人员在解决房地产、知识产权等涉及多项技术指标的法律纠纷时表现出来的失误和纰漏更是让众多的社会人士闻之寒心。而一些具备自然科学相关知识的人员则在法学领域做出了惊人业绩。如被喻为“神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的世界著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早年取得的是警察和刑事科学学位，之后又获得的是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许多侦查结果的取得，都依赖其掌握的化学和生物学知识。而这是大多法学人员不具备的。这些都说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文科生特别是文科专业中实践性最强的法学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3促进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的引导策略

3.1积极聘请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营造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术交流氛围

文科生缺乏理科自然科学知识，理科生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理科生人文素养的缺乏问题已有多人撰文讨论并引起社会关注而加以改善，许多理科院校都不断聘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校交流讲学，以便向师生渗透人文社科知识，加强其文化素养。而对文科生自然科学类知识的欠缺问题加以撰文讨论的则几乎为零。文科院校开展学术讲座或交流会议也多以与专业设置和学科属性相同或相近为主，很少聘请本专业或学科以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讲学。如2009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学术讲座和交流比较多的一年，粗略统计全年共开展讲座和学术报告108场。除5场题目未报外，其中政治法学类76场，占总数的70.4%，哲学、文化、社会学共11场，占总数的10.2%，经济、管理6场，占5.6%，英语3场，占2.7%，教育及就业专题5场，占4.6%，其它两场，一场为《图示的态度和方法》，一场为国家授时中心的董军主讲的《现代时间斗量于北京时间》，显出明显的自然科学技术特点，但占总量不到3%。由此可见文科院校学术交流活动中的倾向性和局限性，而当前学术和社会问题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综合治理的趋势，作为学术文化重阵的大学，就应积极感知和响应社会发展趋势，努力挣脱自身专业和领域局限，关注其它专业和自然科学发展动态，积极与自然科学领域单位和个人进行交流和合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创造访学讲学契机，从而打破专业学术局限，开阔师生思维视野，为增强理科素养、完善知识结构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和文化渗透氛围。

3.2针对图书介绍薄弱环节，加大自然科学类书籍介绍力度

现代开放宽松的图书阅览环境下，对图书的介绍推广亦是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有大型书店的热销书或新书推介、网上图书资源的重点书目介绍、电视或广播节目中对名小说或书籍的导读。而大学生进入校门后，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大学生必读书目100种，各专业老师也会开列本专业所须阅读的书目，梁启超、等人也曾开列过青年必读书目。但仔细考察各家所列书目，大都倾向于人文社科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类的书籍极少。这样使得整个社会阅读超于功利性、消遣性和单一性，不利于在全民范围内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科普环境，不利于全民科技意识的树立和提高。介于此，各图书文化事业机构和单位团体，特别是肩负着培养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人才的文科院校，就要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改变跟风趋势作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类书籍和文献载体，利用音响、视频、报刊、网页等多种方式向读者灌输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技生态知识和意识，介绍优秀的自然科学读物和文献资源，调动其阅读兴趣和积极性。

3.3突破专业局限，开展自然科学类知识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