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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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继承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正是通过这种分工与协作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快速化要求。宏观经济作为国家整体经济的体现，不可避免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如何坚守适合本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是每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所需要深刻研究的内容。

1、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参与经济全球化，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经济管理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自己的准则，总体上看去，全球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的影响有三大方面。

（1）影响我国经济主权问题决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含义即指技术与生产力目前都还属于较低水平，因此在参与全球化合作时，我国必然会处于产品链的最低端，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的制约。

（2）对管理规则的影响

加入WTO后，意味着我国在经济领域实行全方位、全行业的对外开放，从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方面来看，这预示着我国之前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都将重新洗牌，为了适应WTO环境下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必须得按照国际化的经济标准来制定，同时还需要为国际间的经济接轨而作出适当的政策贡献。是对过去封闭经济管理理念的全盘抛弃还是审时度势，将其中有价值的证明成功的管理理念进行保留继承，需要通盘考虑。而一旦继承之后，我们又要面临如何将这些理念进行发展的问题。必竟任何理念与模式在社会发展的趋势下都会显得过时，因此这方面的影响不容小视。

（3）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各方力量处于相互制约、向均衡化发展，从而最终使世界经济格局处于相对缓和，众多国家参与进来，但各国又将注意力集中于本国在生产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促使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地紧密，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旦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混乱，其它国家也势发受到影响，当这种影响全面曼延开来时，就会造成整体局面的失控，从而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秩序。当稳定性受到影响时，宏观经济的管理就会变得俞发地困难，也俞发地重要。要想抑止衰退的扩大化，那么就必须经济职能部门采取有效地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的宏观经济，从局部改善，进而改善整体世界的宏观经济局面。

2、 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理念

（1）宏观经济管理的转型

历史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历经了两个主要阶段与一次转型，目前正在面临着第二次大的转型，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客体又将迎来一次实质性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第二次转型。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的转型将会是这次转型的主体内容，舍弃掉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管理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政策有力引导为辅的新型经济管理模式。

（2）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所采用的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一切手段。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促使国家政府必须创造出适应新经济环境下的管理手段。其中包括软件方法，如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同时也涵盖了各种硬件，如不同的传媒与网络。利用信息化的高速飞展，政府已在着手建设数字信息化管理手段，即所谓的地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中国政府的庞大，管理起来必然有着非常大的难度，但是通过建设电子化政府网络，实现了垂直化的管理反应速度，对于国家的经济层面进行统筹，任何地方的经济信息可以上网查询，而一个经济行政命令的下达后产生的效果，都可以尽快了解到。实行现代化与网络化的经济管理模式，政府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政府网”体系，这正是新经济形势下，政府将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发展，及时应对新环境下宏观经济有可能面临的来自世界和国内的挑战，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3）求发展应对突发事件

所谓的突发事件，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实际就是发生之前并没有太多的前兆，而对于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的世界经济体来说，突发事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越迅速，突发事件来之迅猛，影响巨大，比如之前的美国信贷危机，虽然开始仅限于美国，但不久就曼延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我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美国出现次贷危机之后，也不能独善其身，美国经济一下滑，我国的制造业受到重挫，最终问题都会反映到宏观层面而来。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形势下的经济突发事件，是我国对宏观经济进行良性管理不可逃避的问题。面对这场危机，我国集所有力量，通过4万亿的建设资金来救市，而后各个职能部门在统筹规划下进行充分配合，这就是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机制的培养。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时刻要作好应对措施，也就在制定相关制度，调节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面对突发事件，常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一定程度上会有过时的可能性，那么根据新经济体系来发展这些管理政策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比如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存储基本利率，这些措施一般是遇到经济事件时，国家常采用的一般经济调控手段，但是现在的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比以往都要大，因此如何在这些固有手段内容上再继续发展，将它们的内容涵盖的范围更加广，解决的矛盾更加彻底，是当代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经济手段的不断创新，加强国家自身应对危机的准备基础。

3、总结

宏观经济始终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石，它的变动影响到国家发展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论在哪个时期，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是国家职能部门发挥作用的工作重点，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建立自己的经济管理体系是目前国家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

第2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第3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金融加速器；信贷市场；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2-0030-04

一、引言

理解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任务。传统经济中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和凯恩斯的IS-LM模型是分析该问题的两个经典框架。这二者都以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也称MM定理）为基础和前提，即承认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资本结构和市场价值无关。但是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又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米什金，1999）。MM定理虽然在分析企业融资结构时树立了一个标杆，但是由于假设条件和现实相差较大，所以只能看作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无法解释现实。另外以两类经典分析框架为首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只考虑技术和价格以及工资粘性的调整等实际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从未把信贷市场等金融因素考虑在内。但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都使我们认识到，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影响越来越明显，金融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有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每一次理论遇到现实的挑战都可以推动理论的前进。1933年费雪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时，首次将金融因素考虑进来，提出了“债务—紧缩理论”。半个多世纪后，以“债务—紧缩理论”为思想源头，伯南克（Bernanke）发现金融系统的崩溃才是决定大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并且真实融资成本上升和银行信贷紧缩等因素导致当时的经济下滑并转变成长期的经济萧条。在厘清“金融危机信用成本上升真实产出持续下滑”的微观机理后，伯南克和戈特勒等人将金融摩擦纳入到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提出了“金融加速器” 理论。本文梳理了金融加速器理论在国内外的应用研究文献，以期对后续研究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机制

（一）金融加速器的概念

简单来说，金融加速器将金融市场或者信贷市场看作是一个加速装置，经济中的一个微小冲击，例如技术的更新、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等，经过这个加速装置能够对宏观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演化成经济危机，或者说是指“信贷市场或者金融市场本身能够将初始的经济冲击放大和加强的效应”。由此可见，一方面企业自身微观经济指标的变化可以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现实中金融市场不完美，即金融摩擦的存在又会使这种冲击放大和加强。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加速器概念提供了人们认识微观经济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的途径，也搭建了分析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形成冲击的桥梁。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机制

作为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中介，贷款人并不拥有信息优势，人在谋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在金融市场上，借款人即人指企业，贷款人即委托人指银行。银行在对企业进行贷款时常常要求企业进行抵押贷款，以保障其还款能力，而企业进行抵押时通常和自身资产负债情况有关系，若外来冲击影响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继而会影响到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外部融资，并且这种影响有可能会具有乘数效应，最后对宏观经济造成极大冲击。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条件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又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也加大了企业外部融资时的成本。

金融加速器理论假设企业存在外部融资溢价。所谓外部融资溢价，即是指企业进行外部融资时的成本和使用企业内部资金时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即外部融资成本和内部融资成本之差。企业在进行项目投资时通常需要从银行贷款，即进行外部融资，而企业债务在没有完全被担保的情况下，外部融资成本大于内部融资成本，即外部融资溢价大于零，并且企业外部融资所占份额越大，外部融资溢价越大。若外部融资总额固定，则外部融资溢价和企业净资产（企业资产减去负债）呈负相关变化（伯南克等，1996）。这是因为企业净资产越低，企业越需要从外部进行融资，但是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贷款人对企业信任度降低，导致企业借款时的成本加大。反之影响机制则相反。可见，外部融资溢价是理解金融加速器作用机制的关键渠道。外来的经济冲击通常会影响到企业净资产的变化，所以会有以下传导机制：外来经济冲击企业净资产的变化外部融资溢价企业的外部融资规模企业生产和资产价格的变动企业净资产的变化。至于从微观到宏观的作用机制，可以理解为：当经济繁荣时，企业资产净值增加，外部融资溢价下降，更容易获得外部借款，从而得到资金以扩大生产，继续推动经济繁荣；反之，当经济衰退时，企业净资产减少，此时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企业从外部获得贷款的成本也增加，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加剧了经济的下滑。

金融加速器理论所描述的初始冲击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一般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作用更明显，因为经济繁荣时企业利润增多，资产净值增加，企业会用更多的自有资金即内部资本来代替外部融资，使得金融加速器作用减弱。但是在经济衰退时，企业资产净值减少，更需要外部融资来支撑企业进行生产，金融加速器作用增强，并且企业外部融资困难更加剧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另外，小企业相比较大企业来说更能够体现金融加速器效应，因为大企业一般自有资金较充实，在经济下滑时有可能不需要外部融资就有能力抵御风险，但是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不占有资金优势并缺乏融资渠道，当经济衰退来临时，只能降低产量、减少存货，加剧经济衰退，严峻的经济形势又会使小企业雪上加霜。

三、国外关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关于金融加速器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检验。韦尔默朗（Philip Vermeulen，2000）选取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投资为变量，用企业流动负债率、资产负债率、利息覆盖率和流动比率为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状况，利用1983—1997年的数据，运用广义矩阵估计方法（GMM）检验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4个国家的金融加速器存在性。结论认为，企业财务状况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企业财务状况越差，对企业投资影响越大，使经济衰退加剧，经济波动又反过来影响小企业的投资状况。这篇文献很好地检验了金融加速器传导机制的非对称性。福永一郎（Ichiro Fukunaga，2002）检验了金融加速器机制在日本的存在性。他们运用日本的数据模拟了货币政策冲击、技术冲击和需求冲击，并在模型中引入了一个泡沫过程，经过研究发现在金融加速器存在的情况下，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会导致国内投资明显下降，这种波动会持续很长时间才能回到平稳状态。

关于金融加速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吉尔克里斯特等（Gilchrist等，2002）把金融加速器原理运用到欧元区，建立了基于两国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同一国模型相比，金融加速器机制效应更强，并且当外向经济冲击发生时，受影响的国家经济波动趋向一致。这项研究的意义是，使金融市场的摩擦为统一货币区的不对称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国别间传导渠道。随后，吉尔克里斯特（2003）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上述模型中引入金融摩擦因素，并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对各自的金融摩擦效应进行了校准，发现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金融摩擦效应也越强①。格特勒等（Gertler等，2007）结合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经历，在金融加速器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的模型来研究汇率制度和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关系，在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后发现同浮动汇率制度相比，固定汇率会加剧金融危机。

关于金融加速器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青木等（Aoki等，2004）将BGG模型引入了房地产经济中，以英国房地产市场为例，从金融加速器角度研究了房价对于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在该模型中，住房既是消费者的居住场所，也可以作为信贷市场上借款者进行借贷时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越高，抵押者在进行外部融资时成本就越低，而这一关系可以使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对房地产投资、住房价格和消费都产生较强冲击，继而对宏观经济波动造成重大影响。

四、国内关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一）金融信贷及货币政策研究

金融加速器主要分析金融市场（主要是信贷市场）的不完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信贷市场是货币政策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渠道之一，所以金融加速器理论被应用于金融信贷及货币政策的研究比较多。

1. 早期的单纯信贷研究。杜清源和龚六堂（2005）将“金融加速器” 引入RBC的理论框架，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分析技术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模拟出来的结果和传统的RBC理论中数值模拟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加大了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且极小波动有可能对经济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此篇论文中，作者完全去掉原BGG模型中关于价格粘性的假设，这可以说是对金融加速器理论基础分析框架的改善。

2. 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研究。何德旭和张捷（2010）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对金融危机中各国中央银行的做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更应该关注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央行应该把货币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且应坚持灵活的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应对规则。汪川等（2011）在 金融加速器模型中讨论了信贷市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得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性的结论。

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上货币供给总量，来影响宏观经济总产出和投资水平，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改变导致市场上信贷利率的变化，这会影响到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和自身资产结构。如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自身利润率的下降和信贷市场利率上升都会导致企业资产缩水，而企业从银行贷款时要用自有资产进行抵押，抵押物价值缩水导致企业可获得的贷款减少，投资减少，使经济衰退加剧。所以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角度来讲，在讨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时不仅要考虑其影响经济的变动，还要考虑到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进一步的扩张和收缩效应。

（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金融加速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与普通企业相比大同小异，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紧密相连，从而可能导致更大风险。金融加速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大致如下：当正向的技术冲击发生时，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增长加速，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本品价格会随之上升，这样房价的上升会使企业外部融资能力增强②，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贷款进行生产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反之作用机制则相反。

崔光灿（2006）以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为对象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BGG模型基础上，运用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考察了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稳定影响的金融加速器效应。黄静（2010）在对我国近十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和银行信贷数据分析基础上，利用DCC—MGARCH动态相关性分析、脉冲响应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信贷和房地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明了房地产价格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性。另外，武康平和胡谍（2011）也验证了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确存在明显的加速器作用。可见，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金融加速器作用已得到学界共识，但是对于如何防范这种由金融加速器而导致的经济剧烈波动，学术界涉及的还比较少。

（三） 关于金融加速器理论本身的解读及其在中国的存在性研究

何德旭和张捷（2009）在对金融加速器理论的思想源头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资产价格泡沫与产出波动、经济周期的非线性、非对称性特征以及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性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关于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方面，赵振全、于震和刘淼（2007）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从金融加速器理论出发，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该文的研究缺陷在于，作者忽略了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胡杨和张宗新（2010）利用2007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34家上市企业的季度统计数据，并遵循金融加速器理论的3个重要的假设：资产负债状况是企业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在经济衰退时期比其他时期对于企业支出更具解释力，金融加速器影响小企业的可能性大于大企业，研究了中国特色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四）述评

金融加速器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检验大多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检验，其实间接解释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因为由汇率波动而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从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正好和亚洲金融危机相符合。至于将金融加速器理论引入到房地产经济中正好可以解释这次发生的以美国次贷危机为首的金融危机，因为房地产部门经济的恶化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当然，这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五、小结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金融加速器理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以下启示：

一是对宏观调控政策意义重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金融市场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实体经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过程中的房地产业的发展，而银行借贷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是信贷市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两个主要渠道，房地产市场和这两个渠道均紧密相关，所以理解和应用好金融加速器理论，正确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进一步严格调控房地产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完善中小企业金融市场。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更具有金融加速器效应。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矛盾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应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减小小企业金融加速器效应，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宏观经济剧烈波动。

三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经济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加速作用对一国乃至全球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当今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并不明显，欧洲远未走出债务危机的阴霾，导致世界金融市场依然动荡不安。而随着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我国金融市场会和世界金融市场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经济亦是如此。所以应该对经济发展中内在和外来的不稳定因素提高警惕，加强金融监管，有意识地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注：

①在此，金融摩擦反映了外部融资和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②现实中大多数企业从银行借款时均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

参考文献：

[1]Mishkin，F. S.1999.Lessons from the Asian Crisi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4） .

[2]I.Fisher.1933.The Debt- 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J].Econometric，1（4）.

[3]Bernanke，Ben S.1983.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3（6）.

[4]杜清源，龚六堂.带“金融加速器”的RBC模型[J].金融研究，2005，（4）.

[5] 胡海鸥，虞伟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金融加速效应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6）.

[6]何德旭，张捷.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选择：金融加速器视角[J].当代财经，2010，（12）.

[7]何德旭，张捷.经济周期与金融危机：金融加速器理论的现实解释[J].财经问题研究，2009，（10）.

第4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第5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汇率制度分类；汇率制度选择；宏观经济绩效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039

1汇率制度的分类

1.1事实分类与名义分类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文献还是比较注重官方的汇率制度（Alexis Cruz Rodriguez，2009）。然而，大部分国家具体实践的汇率制度与其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有所出入。鉴于此，出现了汇率制度的名义分类（de Jure）和事实分类（de Facto）。

陈三毛（2007）指出名义分类的问题在于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实际汇率行为，而事实分类的问题有分类结果相关性不高、分类数据是事后信息等。胡列曲（2007）对IMF分类、RR分类、LYS分类、Frankel分类等方法进行了比较和评价，认为IMF、RR、LYS分类最详尽，且RR分类具有事实分类的优点。Mustapha、Marian（2013）指出IMF分类方法会降低汇率制度实施的透明度，而且使有效追踪、汇率制度演变的监测和分析、研究绩效及政策含义带有偏见。

1.2汇率制度的言与行

汇率制度的“言与行”是一个国家名义汇率政策与事实汇率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Vladimir Sokolov）。一国汇率制度选择应同时考虑其言与行，根据一国政府在汇率制度上的言行一致与不一致这一角度来划分汇率制度（刘晓辉、索彦峰，2009）。“言行不一致”主要分为两种情况：“难以钉住”与“害怕浮动”。这两种现象是事实存在的，并且还涉及政府的公信力问题。

1.3小结

综上所述，由于分类的标准、角度及技术方法的不同，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法各有可取之处，因此，在研究汇率制度选择与宏观经济绩效的问题上，要视具体情况来选择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

2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回顾

2.1结构性方法

关于结构性方法的理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的理论。Mundell（1961）关注最适汇率制度来维持外部平衡，而McKinnon（1963）则强调汇率制度对物价稳定的作用。Mundell（1963）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冲击的来源，是名义冲击还是实际冲击以及资本流动的程度。在资本流动的开放经济中，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应对实际冲击，如出口或贸易需求的变化；而固定汇率制可以有效地应对名义冲击，如货币需求的变化。

2.2公信力和灵活度之间的权衡

以Barro和Gordon（1983）发展的关于货币政策公信力的理论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文献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浮动汇率制度允许一个国家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可以提供灵活度来应对国内外冲击；而固定汇率制降低了应对国内外冲击的灵活度，但是引入了更高程度的公信力。

2.3两极论

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后，保持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数量连续下降，而采用完全浮动汇率和硬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数量持续上升。这种两极分化使一些学者认为，在国际资本流动开放的国家，中间汇率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应关注汇率制度的两极。（Eichengreen，1994；Obstfield和Rogoff，1995）。

2.4小结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背景不同及关注的重点不同，导致了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发展。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关注经济结构与经济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至80年代，主要关注如何选择汇率制度可以降低通胀，；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泛滥，引起了人们关注汇率制度的选择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每一种理论对于汇率制度选择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仅靠经济理论并不能完全引导政策制定，需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3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文献回顾：基于宏观经济绩效的分析

3.1实证文献梳理

有很多的学者从宏观经济绩效的角度来对最适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梅冬州、龚六堂（2011）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以1997―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有序离散因变量模型对数据进行数值模拟和福利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最合适的选择，既可以避免浮动汇率制度下可能存在的流动性陷阱，又比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福利损失要小。黄海洲、Priyanka Malhotra（2005）选用RR分类法研究了1976―2001年亚洲新兴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的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欧洲发达国家，灵活程度高的汇率制度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相关；而对亚洲新兴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制下的经济增长率较低，而且会使经济增长出现较大的波动。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3）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183个国家为样本，运用汇率制度的事实分类方法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灵活程度低的汇率制度与较缓的经济增长、较大的产出波动相联系；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Dosse Toulaboe（2013）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实证结果显示：固定汇率制下与浮动汇率制度相比，通胀倾向较低。

3.2小结

综上所述，不论是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绩效的研究还是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都没有得出一个固定的结论。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分类下，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绩效不同；在经济体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绩效不同；有的情况下汇率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显著，要结合考虑国家基本面的其他因素及外来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4结论

本文通过对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的分类总结及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实证文献的回顾，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作者研究的背景、视角、理论及样本等方面存在差异，没有一种特定的汇率制度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适用于任何国家。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力度、金融机构的完备程度及金融一体化的程度等都是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因素。在选择一个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合适的汇率制度时，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此基础上考察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何种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绩效更好。

参考文献：

[1]陈三毛汇率制度分类理论述评[J].世界经济，2007（1）：89-96

[2]梅冬州，龚六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J].经济研究，2011（11）：73-88

[3]Mustapha，Mariam，AleksanderChoosing an Optimal Exchange Rate Regime：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cs，2013（1）：11-35

第6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资产泡沫；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4－0001－05

一、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法论问题

在方法论上，要真正认清证券市场的问题，必须把证券市场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中加以讨论，在透彻分析目前为平衡我国经济所能采取的各种宏观政策可能性的基础上，再对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作一合理的分析和判断，而不是根据市盈率等指标简单地讨论股指的高或低。

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一个最为集中的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和市场泡沫问题。随着证券市场指数的不断攀高，不少专家学者和市场人士认为，至少是担心市场已经或者正在形成较大的泡沫，并且认为这种市场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因此，市场对任何影响流动性过剩的宏观政策措施的变动都是异常的敏感，或如惊弓之鸟，或又有恃无恐，市场短期忽上忽下的波动和投资者多空两难的犹豫就是最好的明证。另外，关于市场泡沫的辩论双方也多是从静态市盈率的国际比较和动态市盈率的国内比较等指标来加以分析和讨论。这些关于证券市场的讨论在方法论上是目前最为主流的和传统的，也许这些讨论及其结论在经济的局部范围内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从经济的总体范围内来考察，这些讨论及其方法论却是不明确的。要真正认清这些问题，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在方法论上，要真正认清我国证券市场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不能局限在市场本身来讨论市场，而是要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全局来看待和讨论问题。打个比方，我们站在地球表面上总是感到地球是平的，当我们从外空来观察整个地球时，它显然是圆的。因此，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必须放到宏观经济的全局来加以观察和思考，具体地讲，必须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中来加以讨论，更进一步讲，只有弄清楚了目前为平衡我国经济所能采取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可能性时，我们才能在其中作出合适的选择。

二、宏观调控目标的不一致性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有4个：经济增长、通货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国政府以上4个目标的调控方向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一致的，具有不可兼得的性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多把经济增长率达到4％左右作为经济增长的理想目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率要更高一些，例如我国经济增长率的理想目标希望控制在10％以内，通货稳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又一个目标。通货稳定是指物价不出现连续和大幅度的上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认为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下，即可视为物价稳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这一指标可能会高一些，目前我国政府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3％作为今年全年的调控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到市场需求、结构调整以及技术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存在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就业并非意味着失业率为零，西方各国一般将失业率的调控目标控制在4％以下。除了上述3方面为一国经济的对内平衡以外，国际收支平衡涉及的是一国经济的对外平衡。所谓国际收支，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的统计包括了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官方储备。其中，在经常项目项下包括贸易、服务和单方转移；在资本项目项下包括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其中也就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官方储备的主要内容往往就是外汇债权。所谓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国不发生大量而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或顺差。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一国稳定经济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一国政府以上4个目标的调控方向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一致的。一般而言，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而经济增长放慢或停滞时，物价水平也会随之走低，但就业率水平则可能会下降。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曲线就是从理论上描述了这一两难选择。尽管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以其“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曲线”对菲利普曲线作了重要补充，但这仍然没有改变政府宏观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和不可兼得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往往是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同时兼顾其他。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各种调控手段，包括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使这几项目标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都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以内。

三、宏观调控下的证券市场政策选择

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只不过在现阶段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了证券市场，在市场流动性过剩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缓解的情况下，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以及房价高企相比，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许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当然，这种最合适的选择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状态”，而是博弈意义上的“纳什均衡”。

如果以政府总理任期来划分，我们清醒地记得，在总理任职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在朱铬基总理任职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平衡国际收支，并且同时关注经济过快增长和通货膨胀。应该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和通货稳定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大量的贸易顺差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大量的贸易顺差正成为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和直接来源，也是推升股市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这种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金推动型股市高涨是包含着市场泡沫的，但是，我国能否完全避免市场泡沫、马上化解市场泡沫、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替代的方法，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全局来加以分析和讨论。

如上所述，简略地讲，证券市场的泡沫是由资金推动引起的，资金是由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而流动性过剩又是由大量的贸易顺差造成的。那么，我国能否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大量贸易顺差的格局，我国的宏观政策选择又有哪些呢?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的。

按照经典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国际收支账户的框架下，如果一国发生临时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调整的是官方储备，如果一国发生根本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调整的是本币汇率。在理论上，较早涉及此类问题的首先是二战后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其认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

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并且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此理论的另一个研究路径是持相反看法。罗伯特・蒙代尔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3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由于这3个目标之间的不可兼得，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所以也称为“三元悖论”。

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很有限的，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是不开放的。这一点也被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是中国在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需要在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作出选择，或者进行某种政策组合。从迹象来看，为缓解大量的贸易顺差，我国政府选择了让本币升值的做法，但又不能让本币升值过快，这是因为本币升值过快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劳动失业增加。在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目标始终高于政策，政策的选择必须服从于目标的实现。人民币过快升值的做法尽管可以较快地解决贸易顺差，但由于会危及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的全局，因而是不可取的。那么，目前我们不采取让人民币充分升值的做法，就必然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形成巨大的压力。实际上，目前我国采取的人民币基本稳定下逐步升值的做法，由于贸易结汇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从而释放出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正是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目前的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央行不断地采取数量型的货币工具，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设法缓解矛盾，但是作用并不明显。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局面在短期内是不会得到根本改变的，从而市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也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

实际上，我国宏观经济中的贸易顺差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并不是目前才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了，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按照货币数量理论，流动性过剩只是一个相对过剩的概念，或是相对于社会总供给它会表现为通货膨胀，或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需求它会表现为投资过热，或是在房地产市场表现为房价猛涨，或是在证券市场表现为市场泡沫。其实，上述的种种情况我国都已经经历过，只不过这一次流动性过剩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了证券市场而已。很显然，在市场流动性过剩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缓解的情况下，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出口只能在以下几种情况中作出选择，那就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房价高企和股市泡沫。由于国内的需求升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用内需来化解流动性过剩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用扩大投资来化解流动性过剩会直接引起经济过热，所以也是不可取的；让过剩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导致房价猛涨，那也已在政策上遭到了否定。另外，新近热议的包括QDII在内的我国对外投资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两利取其重”，而是“两害取其轻”。我们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宏观经济调控几大目标同时实现的理想状态，在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接受某种“瑕疵”。在目前的情况下，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以及房价猛涨相比较，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许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当然，这种最合适的选择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状态”，而是博弈意义上的“纳什均衡”。

四、流动性过剩与证券市场发展

我们可以容忍和接受当前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并不等于可以容忍这种市场泡沫的长期存在和无限膨胀，从长期来看，化解股市泡沫的根本途径不是打压股市，而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实现股市泡沫的“软着落”。在大量过剩的流动性从银行居民存款流向证券市场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因势利导做两件事情，一是调整我国的宏观金融结构；二是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产业调整与产业升级来实现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

从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来看，银行信贷是最早出现的融资方式。但是，由于借贷双方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使得银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坏账风险。证券市场的企业融资尽管投资者可以“用脚投票”，但是投资者仍然属于“消极投资”，“用脚投票”的风险损失还是不可避免，特别是个人散户投资者就更是如此。在股票市场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因为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可以“用脚投票”，而且还可以“用手投票”，做一个“积极投资”。在证券市场上，很多人都把美国的沃伦，巴菲特视为“价值投资”的典范，但是，巴菲特股票投资的更为本质的特征是“积极投资”。巴菲特在“用脚投票”的同时，还通过“用手投票”去影响和改善企业的经营，这是他成功投资的真正奥秘所在，也是我国机构投资者应当努力借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从数量上限制公募基金的发行未必是件好事，实际上使大量的资金直接进入个人散户行列。

五、结　语

第7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important literatures about leading economic index system structuring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reflect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is area.

关键词： 宏观经济；先行指数；国民经济；区域经济

Key words: macroeconomic；leading-index；national-economy；regional-economy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5-0135-01

1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背景

先行指标作为一种指数预测方法，在预测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经济本身在客观上存在着周期波动，同时在波动过程中，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指标率先暴露或反映出来。所以，运用这些能够显示经济体运行态势变化的先行指标来揭示未来经济的景气状况是可行的[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预警监测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从80年代以来，我国也一直在研究建立先行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试算先行指数，以期更好地预测国民经济的运行态势。从以往的结果来看，国家一级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省一级，则较少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对地区经济运行态势的把握，主要还是参考经济增长率指标。但是，经济增长率指标本身不具有先行性，而且，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要求，从2004年起，省市一级不再按月地区GDP数据。在这种形势下，编制区域性经济运行监控的先行指标体系，作为地区经济短期波动的监测依据，从而为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2我国先行指标体系发展

我国景气循环问题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先行指标研究起步和发展阶段。我国的先行指标体系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先行指标的研究建立在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基础与西方景气指数方法相结合，形成中国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机构和专家在数据处理、模型建立、指标遴选、指数合成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随后，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机构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促进了先行指标方法在宏观和微观领域的运用和发展。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先行指标研究调整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行指标研究热潮逐渐退去，部分先行指标因预测准确性较低停止，同时一些机构又开始了指标整合、遴选方法、预测范围等方面的新的尝试。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一些基础性工作中，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数据处理方法，建立或完善先行指标信息源等。

3我国先行指标研究成果

石良平对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基本结论：中国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增长型循环波动，但是这种波动不是有规则的周期性波动，也就是说波动的峰和谷不会在若干时间后固定、重复的出现[2]。

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王洛林主编的《经济周期研究》一书，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周期产生的外在冲击与内在传导机制，特别是其中的产业关联机制，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前向、后向连锁效应和阻尼效应，为我们定性分析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提供了理论依据[3]。

先行指标的遴选方面。李宝瑜集中介绍了目前国内关于先行指标遴选的常用统计学方法，包括峰谷对应法、时差相关分析方法、马场法和K-L信息量法[4]。

张守一、葛新权和林寅在《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新方法论初探》中，分别介绍了先行指标遴选的灰色关联度法、模糊贴近度法和判别分析法[5]。

2004年，国内先行指标研究的权威高盛公司合成了中国宏观经济监测的高盛经济活动指数和高盛先行指标。不仅考察出先行指标稳步领先宏观经济运行12个月，而且能够预测出未来经济扩张或收缩的量级[6]。

北京市统计局丁文斌博士引进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做法，合成了北京市先行经济指数，该指数是国内第一个地区经济先行指数，在试运行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7]。

4中国先行指标体系建设展望

如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研究和应用，其中，美国对整个先行指标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相应的基础理论、实际应用等方面一直处在世界前列。先行指标体系的发展几经周折，但其方法日趋成熟。不少专家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以及世界性大衰退危机的逐渐小时等利好因素都与宏观经济的跟踪监测和及时预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内关于先行指标的研究都不失为有益的尝试，但同时也应看到，国内对先行指标和先行指数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内容上，省一级经济先行指标研究严重落后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监测体系的研究；方法上，局限于时差相关分析和K-L信息量两种方法，并且基本上没有脱开景气指数方法的框架，固定在先行、同步和滞后指标三模式联合预测上；成果上，有深度的、比较权威的论文和专著较少，且集中在介绍西方国家的指标体系上。中国的先行指标体系建设起步晚、进步快，但受统计指标规模、口径、时间跨度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曾一度陷入低谷，时至今日仍面临较大的困难和挑战。与美国等走在前面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建设还有相当漫长的路程[8]。

参考文献：

[1]马立平．宏观经济监测与先行指标的设计[J]．北京统计，2002（1）.

[2]马良平.景气循环预警方法的理论思考[J].财经研究，1992（5）.

[3]王洛林．经济周期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李宝瑜．国民经济统计学[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5]张守一，葛新权等．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新方法论初探[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1（8）.

[6]Introducing the CEMAC-Goldman Sachs Coincident and Leading Indicators for China[J]．Asia-Pacific Economics Analyst，2004 (11).

第8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性行为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 三 ）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 二 ）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 三 ）相关性分析 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 四 ）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第9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经济发展；解决措施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3. 019

[中图分类号] F2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23- 0035- 02

0 前 言

宏观经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了解并掌握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很有必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也提升了人们生活质量。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作为其中重要指导方，其运用领域不断扩大，但受到计算机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部分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克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合理判断分析，从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将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控和解决，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1 关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具体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经过两种知识体系发展而来，即统计学知识体系以及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两个知识体系的相互融合，并遵循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能够根据相关数据资料，得出科学的国民经济运行，并对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非常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大阶段主要将其重心归纳为国民经济，并将统计指标划为关键点，以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情况为依据，对经济进行分析探讨；第二阶段为国家经济审核体系完善期，核心经济指标确定，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科学统计得到优化；第三阶段为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相辅相成阶段，形成新局面。上述内容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分别占有地位，其职能依次为分析过程的关键内容与重要基础、对研究问题做出定性认识以及统计局在年初做好上一年度的经济统计分析。以上三个工作内容能够解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并科学预测经济发展态势，针对经济制度或者运行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管理建立。

2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逐渐增多，在促进经济预测准确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2.1 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因素导致缺乏创新思维

受到工作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其缺乏统计过程的创新思维，统计分析方式较落后，在分析时不能很好的遵循统计原则，使得统计分析结果存在误差。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统计分析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但实际运行时，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局限性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时代特征，导致构建出的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无法准确预测经济趋势。

2.2 市场机制被弱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阶段，实行投资补息、国债技改等政策，扩大了投资规模。但与此同时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没有上升的迹象，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一种下滑的趋势，使得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力被弱化。

2.3 出口难以为经济增长起到大的作用

自从2012年以后，净出口已经没有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实际贡献率，相关文献显示净出口不仅没有带来增长甚至还出现负贡献率得现象。分析其原因发现是由于出口量以及进口量减弱，且都出现衰退迹象。在这种条件形式下，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内需，只是从当前来看，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来明显放慢了步伐，影响着出口、跨过企业的积极性。

2.4 消费需求低迷且国民收入分配悬殊较大

很多居民收入主要是用来消费可增长平缓，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收入悬殊较大、资源分配非常不合理，其收入增长跟政府收入增长比较起来要慢，所以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很协调，因此供需矛盾突出。

3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建议

3.1 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型企业存在一定的劣势，其主要劣势为融资困难，在贷款项目上存在较大阻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经过简化银行贷款手续流程及降低银行贷款门槛，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与资金支持。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制度体系为中小型企业出台科学的发展优惠政策。帮助中小型企业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方案，不断推进其发展，引导其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不仅助于企业的发展还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融合多种统计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的特征的发展趋势，因此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顺应时展潮流，对经济信息进行多方面的分析。通过融合多种统计方式，进一步加深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提升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以便更加及时地预测经济发展态势。

4 结 语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政府和相关单位应不遗余力的加强对宏观统计分析的支持力度，制度相关政策，及时地预测经济发展态势，从而让我国经济能够更加稳定也更加良好。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惠.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探讨[J]. 财经界：学术版，2015（8）：18.

[2]李伟. 探索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 现代营销，20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