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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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数字技术；教学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多学科发展趋势的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为主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在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兴技术的引领下，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与此同时，考古学科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质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古代人和社会的全面研究。不仅如此，考古学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一门精细化操作的学科。从研究资料、获取资料的技术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等不同层面，考古学逐渐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2]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应的，在专业教学领域也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入，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实践也不断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考古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术和手段，将日益精密的考古学研究落到实处。无论是勘探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都要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同新时期的新趋势结合，普及和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数字化采集已经发展成为新时期考古学的主流，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遗址和遗迹成图、三维扫描与虚拟重建等技术已经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实践教学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学生对新兴技术不适应、理解和掌握难度大的现象，这既与传统的学科设置和划分有关，也同现行的田野工作状况有关。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术的运用上，多数采取了聘请专业公司的方式，学生缺少实践和操作机会，这也是以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建国.考古测绘、遥感与GI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13.

[2]《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第2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关键词】学科互涉 美术史学 考古学 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时代，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学科互涉”的性质，形成了美术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此学科兼具美术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特点，对美术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结构，探讨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交叉关系，对各学科的研究边界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物学对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习惯，中国古代存在着“玉府”等收藏古物的专有机构；外国的皇族对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当时古物学发展的动力。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真正开始交叉渗透的时间是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其著作《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美术的发展历史。该学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促进民族发展的古物和记载美术史的古物文献展开了研究。正是因为该学者将古物学和美术史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才发现总结出美术的发展历程，促使了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成熟，温克尔曼也因此被称为“美术史学之父”和“考古学之父”。无论是温克尔曼的称谓还是其著作的特点，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之间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联系。

二、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和了解

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了边界之后就会产生互相渗透，即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学科互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渗透是必然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主要体现在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和技术问题；与其他学科产生的渗透和交叉性；学科内外的定义等。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互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美术史学，在对相关的方法和对象进行论述和解释时，都涉及大量的说明和阐释，此特点表明了人文学科的鲜明特点。若根据研究对象来进行划分，美术史学属于美术学的范畴；若根据研究体系来看，美术史学又属于历史学。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中，人类的审美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较为浓烈，理性认识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我们可以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质归结为：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来认识美术家或者是史学家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1]。

与美术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直接强调理性在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的发展，通过分类描述遗留的物品来对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并研究遗留物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的功能，此外，对遗留物品的发展和改变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关发展的具体意义。无论是探索背后的规律还是直接将理性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调查中，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和研究都是将探索和研究物质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途径和方向来实现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产生的交叉

考古学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研究地层和器物的类型。20世纪中期的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和记录，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内容就是对地层以及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和总结。直到1960年之后，丹麦的著名学者克里斯丁在对古典的器物进行研究时，融入了情境，并对器物的装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美术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后苏秉琦也利用了美术的图案分类将美术的写实与写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学中。

在美术史学中也有考古学的渗透，例如，广泛应用于年代和类型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对美术的风格进行研究时，法国的夏皮罗采用了层析法进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析分别是对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学科互涉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外国学者温克尔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学科互涉。在我国的古代，学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为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2]。

（三）研究对象的渗透和交叉

从研究对象来看，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渗透。美术史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术的作品以及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对古代的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时，涉及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属于考古学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画、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艺品等等。对人类古代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学科结构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术史学与考古学在自身的学科结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若根据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质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大类：美术基础实践，主要是指对美术的基本技能进行的练习和创作等，目的是加强素描、绘画等基本的美术技能；美术史论，是指对美术的历史和评论等方面的学习，目前出现的课程分类主要包含文物的保护以及鉴定、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鉴赏、文艺理论等方面，其中的文艺理论课程和文物相关的课程都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设了多种美术和艺术史课程，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了800种。这些新设立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并设立的，为学生学习文物的维护和修复提供了一定的美学基础[3]。

从考古学的结构出发，除了对基本的文物展开研究之外，对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术知识。此外，考古学涉及社会、文学、美学等多个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例如地质学、建筑史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对多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学就包含在美术史学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4]。

三、美术考古学的形成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学科互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就目前而言，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时，已经涉及了大量的美术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样的，美术史学家在对美术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使用了考古学中的大量资料，各专家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概念也越来越宽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渗透已经促使一个新的学科形成，即美术考古学。该学科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广泛全面的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信息化的发展为学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的学者必须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加深对各个学科边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平.从“学科互涉”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浅谈美术考古与环境艺术之联姻[J].美术大观，2013（08）：71.

第3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考古学;音乐学;音乐学学科体系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较之于其他音乐学科而言，音乐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指向于过去，研究历史上的音乐事项，以了解古代的音乐社会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时期，音乐考古学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后，有关音乐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典籍是音乐史研究的两大史料来源。具体来说，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30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4000年左右。从30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夏后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据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8000—9000年;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这方面的音乐考古发现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埙等。可以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史前音乐历史，考古实物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历史的不二法门，也对其后有文字记载的音乐历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2］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诗经•大雅》:“鼍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3．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4．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也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撰写一部有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是音乐史学家的追求，从杨荫浏“音乐史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历史”［3］的治史观到黄翔鹏“曲调考证”研究的身体力行，无数学人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但我们同时也应知道，音乐生活的画面并非仅有声音组成，在三维空间里尚有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组织、器乐的编排以及乐人的服饰和奏乐的场景等，考古出土的遗迹、乐器实物以及音乐图像，包括绘画、画像砖、编织图、乐舞俑、洞窟壁画、器皿饰绘、墓葬壁画、画像石、石刻、书谱等，则可以直观地以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现历史上的音乐画面。例如，文献中有关先秦瑟的形制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有分歧之处，我们如若仅仅通过文献并不能对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关先秦瑟的实物，则能立即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官认识: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再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通过对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汉朝音乐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了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乐器的类型、特征等，并可以对不同省的出土乐器进行比照，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和源流动向。可以说，考古史料让音乐史的研究具有了现场感和亲切感，让人如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之中。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于珊珊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总论•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第4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论证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韩建业说到，“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是个很大的课题，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严文明先生和张光直先生，我只是在前辈的基础上，将这个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他认为，我们每天都在说“中国”，但最早的中国多大范围什么样子，什么时候又如何形成，恐怕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多数人也只研究社会复杂化到什么程度，而不关注“中国”本身的内涵和外延。

受严文明先生的影响，韩建业在2005年就明确提出“早期中国文化圈”及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概念。2010年，他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的过程中，提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于距今6000年前，有着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与祖先崇拜等特质，存在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文化连续发展进程。

梳理全国史前文化谱系

“早期中国”研究基于韩建业多年以来对中国先秦时期文化谱系的梳理。他认为，考古学文化谱系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韩建业在这方面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一开始只是对湖北、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研究，后来逐渐扩展至全国范围内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甚至早期铁器时代。

韩建业在硕士求学期间曾完成的《王湾三期文化研究》一文堪称经典，主要对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类型和对外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和与夏文化形成的关系，他也因此获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颁发的首届“苏秉琦考古学奖”。此外，韩建业于2007年出版的《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被恩师严文明先生称为“关于新疆史前考古的第一本专著”，其中他首次提出“公元前1300年左右新疆已进入了铁器时代”的观点，该书被评为当年的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

提出三大模式

2000年，韩建业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对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地研究，首次提出社会发展的“北方模式”概念。论文在考古学领域内首次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同名专著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003年，韩建业在《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一文中提出，除了社会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外，还有社会分化严重的“东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间的 “中原模式”。韩建业认为，三个模式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对于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绵延不断有很大影响，而“中原模式”井然有礼、生死有度、质朴之中、兼容并蓄，成为了中国文明的核心模式。

探讨北方地区人地关系

气候变化敏感的北方地区的人地关系一直是韩建业关注的重点。他曾提出先秦时期中国长城地带存在着一条陶器北界线――也是农业与半农业人群和游猎与游牧人群的分界线，论证了距今5000年前和4000年前的气候事件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发展和文明起源的重要影响。

2004年，韩建业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他全面梳理了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经济形态状况，深入探讨了西北地区先秦时期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项目结题成果被国家社科办鉴定为优秀，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先秦时期我国西北地区自然和文化发展最全面、最深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同名专著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探索古史传说

韩建业说，在所有研究当中他最钟情的其实是古史传说与考古学的对证研究。他和文物出版社副编审杨新改合著的《五帝时代》一书，建立了五帝时代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对应关系框架，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其关于禹征三苗、涿鹿之战等的论点，已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

重绘中西“彩陶之路”

如今，韩建业正逐渐将目光转向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目前，他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国文化交流”子课题“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就是其中一项。“彩陶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通道之一，这一学术新见在2012年甘肃国际彩陶文化节上已经引起学术界瞩目。2013年，韩建业正式发表《“彩陶之路”与早期中国文化交流》一文，其中明确提出“彩陶之路”是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传播之路，它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并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注首都文化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

作为一名首都高校的教师，韩建业十分关注北京文化的历史地位、发展演变和文化遗产保护。韩建业于2011年出版的《北京先秦考古》一书，是第一本对北京地区先秦时期文化发展、聚落形态、经济形态和人地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

他于2009年开始主持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的研究，其结题成果被《北京日报》整版报道，影响广泛。值得韩建业可喜的是，2012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加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2013年正式颁布《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

引领学科专业发展

作为校考古学学科带头人，韩建业教授以自身的学术影响和个人魅力，实现了考古学团队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使得北京联合大学成为国家第一批考古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并在2012年的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取得与许多重点高校一样的好成绩。2013年，由韩建业带头的考古学团队还被评为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韩建业说，高校的科研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教学，为了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从1994年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工作以来，韩建业历任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见证和引领了历史学专业从传统史学走向应用史学的发展历程。2013年，由他带领的历史学（文化遗产）专业被教育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4年，成功新增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

作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主任，韩建业带领团队坚持“人文综合、文理交融，学以致用、实践育人”的理念，打造出了一个面向全校文科的高水平实验教学平台。该中心于2009年获批北京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2012年正式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该中心团队还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学团队。

传道授业，善为人师

第5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思想史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思想史是否需要运用哲学观念来剖析?有人提出中国思想史应与哲学史保持一定距离，认为参照西方哲学来挖掘中国思想，既不能证明中国思想有西方那样的哲学，也不符合中国思想的特点。其次，如何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化思想史的研究?有学者深感过于主观化的诠释不符合中国思想史的真实，认为传统学术史的方法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仍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正途，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辅助。其三，思想史研究如何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与过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具体背景的做法不同，人们关于社会史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学者提出社会史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以外的其他生活方式。

张岂之教授主持的《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9册本，在继承和发扬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以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独立的看法：

1　明确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该书认为：学科理论与方法创新是在充分消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创新，理解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明晰我们现有的基础和努力的方向。侯外庐对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定位，是在继承中国思想学术研究传统、吸收西方学术理论的基础、参照同时代学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所做出的科学判断。他所揭示的中国文明早熟论、私有观念缺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实践方式的变化不能改变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实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与西方启蒙思想不同特点等种种论点，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创见。

2　勾勒出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的整体面貌。该书共分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共6卷，其中每卷又基本分为社会篇、经学篇、子学篇、宗教篇、科技篇，力图全面展示各历史时期中国思想发展史的整体状况以及每一种思想学说的完整的发展历史，既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思想发展的全貌，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每类思想内容的深度。

3　论述了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许多薄弱环节，推进了中国思想史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例如先秦卷详细叙述了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发展历程；两汉卷详细叙述了经学思潮在汉代的发展历史，分析了经学与汉代政治的结合程度，澄清了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的一系列模糊认识；魏晋南北朝卷详细论述了玄学思潮的曲折变化，对东晋玄学思潮的继续发展以及它与佛、道二教的渗透给予了高度重视，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隋唐卷对于纷繁复杂的佛学理论体系做了精炼而准确的释读，补充了6―9世纪佛教宗派冲突与融合的大量史实。宋元卷充分展示了理学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揭示出理学思潮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明清卷对乾嘉学者的学术理念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讨论。上述研究，充分展示该书立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前沿，具有独立的、成系统的观点。

第6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关键词]思想史；柯林伍德；心理史学

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是英国新黑格尔派的著名哲学家，他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对近当代西方哲学史和史学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自从这一论断面世以来，在国内外学者中都产生了一些争议，一些批评者的声音也十分的尖锐。

一、基本内涵及其评价

从柯林伍德这个命题的字面意思来看，他是在强调任何的历史学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观点。并且历史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它需要历史学家对人类活动背后的思想进行反思，“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1。在柯林伍德看来，熟练运用重演手法获得的历史知识能把人性中的潜在能力揭示出来，使人们能够更有经验的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况。但错误的理论不可能不对实践产生恶劣的影响，所以“历史思想就是帮助我们战胜各种野蛮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关键，它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2。

作为柯林伍德一生思想总结的《历史原理》一书，在他逝世时未能完成，后被诺克斯编入于1946年出版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当时围绕“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在国外就产生了许多的研究讨论，除了一些赞同者之外，很多批评者的声音也不容忽视。首先，他们主要认为这一命题更偏重于意识形态史学。其次，过于强调理性意识，忽略掉了人的非理性方面。如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就指出“凡是精神方面的东西，首先是无意识的；而另外一种性质的心理活动---‘意识’则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3。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命题的研究与评价的观点就相对统一。他们虽然认为以历史学家的主体作用入手的研究方法是对孔德实证主义史学的补充，但指出“把一切历史都归结为思想史”的观点在本质上就与唯物史观冲突，甚至属于唯心史观的范围，如何兆武就认为“即使思想是历史最主要的内容，也没有理由可以引申出思想就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或唯一因素的结论”，“历史事件确实体现思想，但在这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历史仅仅是思想和思想的产物”4。

二、心理史学理论视角下的思想根源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是公认的西方心理史学的鼻祖，由他所开创并由其后继者发展的精神分析理论一直是心理史学的重要理论工具。精神分析史学对个人人生经历（特别是童年）、群体经历比较重视，也十分重视研究对象的由来和在时间发展上的前后连续性，至今仍占据西方心理史学主流地位。下面我们就可以尝试运用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理论的方法，对柯林武德这一经典理论的思想根源进行探究。

（一）首先，柯林伍德深厚的哲学积淀和史学基础，是来自于他童年良好的家庭教育经历。柯林伍德于1889年2月生于吉尔海德，在其父亲的指导下，他“4岁开始学习拉丁文，6岁开始学习希腊文，并学习了绘画、钢琴演奏、英文读写、古代与近世史，9岁时的第一本课本就是笛卡尔《哲学原理》的缩印本”5。他曾在父亲的书架上阅读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英译本，当时他并没有读懂，但却隐隐觉得“有了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那使命的性质虽然还不明确，但只能说‘必须思考’” 。所以他在童年时期经常陷入沉默的思考状态，甚至被同伴和兄长嘲笑为无所事事，但这却是他一生辉煌思考的开端。他的童年就在思考宇宙万物规律中度过，用强大的知识基础形成了一个思维化的世界。

（二）其次，他的问答思维模式是源于在他其成长时期形成的的理性思考习惯，而问答思维模式正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理论根源。在牛津园内，他经历了“实在论者”与“观念论者（格林学派）”之间的争斗，也接触了大量哲学家，如托马斯・希尔・格林、罗伯特・刘易斯・奈特尔希普、托马斯・凯斯等，他的思想也受到了格林学派黑格尔主义者和实在论者的影响。

在他担任哲学教师期间，每个暑假都会去参加一些大型的考古发掘。而且每次发掘工作进行之前，他都会先向自己提出一个模糊的问题，然后再继续发问，同时再把它们一一运用到实践中去。柯林伍德在考古学方面的研究促使他意识到，如果历史学家提不出正确的问题，任何考古发现都无法弄清其秘密。“历史学家必须主动地提出正确的问题，并设计出适当的方法来揭示他希望知道的证据的意义，只有当他了解了当初设计制造物品者的心中在想些什么问题，才有可能知道这一物品的用途及制造它的原因”7。这就涉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也说明了他后来提出的历史学家必须进行重演的原因。

（三）“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观点的逐渐成熟与他在战争期间的经历息息相关，战争使他的思考更为深刻，并尝试把历史学变为一门科学。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事件会在现实世界中留下一些痕迹，历史学家要想去证明事件的存在就要去设想当时的人物状态，去考虑他们的思维方式。在他1939年完成的自传中，他也提出了自己历史哲学的三条定理：“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现实世界中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着的那些思想在他们自己心灵里的重演”和“历史知识乃是对囊括于现今思想氛围中的过去思想重演，现今思想通过与过去思想对照而把后者限定在另一个层次上”8。战争的经历已经使他想把历史学变为能让人学会处理人类事务技巧的人文科学，就像自然科学能教会人们应对自然界各种情况一样，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确成功了，不仅实现了思想者的自由，同时也对人类思想及历史的完整做出贡献。

三、思想根源下的内涵再认识

那么柯林伍德认为怎样才能使历史学变为能处理人类事物的人文科学呢？面对这个问题，他一早就做出了回答，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必须揭示出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历史进程不同于自然进程。在历史进程中，各个不同的阶段不是相互脱离的，思想在更新时，它原有的东西并未消失，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相互交错”9。因此，过去不是死的，而是通过历史学家的“重思”而活于现在。而此种“重思”之所以能够完成，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够“重演”过去，是因为关于过去的证据存在于现在。从这里也能看出柯林伍德也并不是一味的强调思想，对于过去物质证据也十分的重视。

而国内学者在解读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时，总是批评它把历史都归结成了思想史，忽视了物质力量。这一批评其实也是有失偏颇的，罗冬阳就曾对柯林伍德进行辩护，他认为物质力量只有通过思想过程才能作用于人的行为，因此物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柯林武德那里并没有被忽视10。柯林武德在批判中继承了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内容就是纯粹的思想。柯林武德认识到了物质因素的作用，只是将这种作用置于思想的支配之下”11。

注释

1柯林武德：，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9页.

2王宪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09页.

3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顾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4何兆武，《译序---评柯林伍德的史学理论》，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7-38页.

5R.G.柯林伍德：《柯林伍德》，陈静译，范进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3页.

6同上书，第6页.

7王宪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09页.

8R.G.柯林伍德：《柯林伍德》，陈静译，范进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115-116页，第131页，第134页.

9王宪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09页.

第7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一、被调查的六所高校的历史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介绍

1.陕西师范大学。该校本科历史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五类，即通识模块、学科基础模块、专业课程模块、教师教育模块和实践模块。共187 学分。⑴通识模块。该模块又细分为三小类包括公共必修课、公共限定选修课和公共任意选修课。公共必修课有49 个学分，占总学分的26.2%，主要课程为外语、计算机、政治、大学语文、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公共限定选修课共8 学分，公共限定选修课共4 学分。⑵学科基础模块。包括相关学科基础课和本学科基础课两小类。相关学科基础课共5 学分，含高等数学和考古学两门课。本学科基础课39 学分，占总学分的20.9%，主要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史学概论等课程，在第一至第四学期开课。⑶专业课程模块。共41 学分，分为三小类。即专业必修课、专业限定选修课和专业任意选修课。其中，专业必修课开设20 门课程;专业限定选修课开设12 门，分为中国古代史系列、中国近现代史系列、世界史系列、其他系列等4 个方向;专业任意选修课开设53 门。学校规定学生应从限定选修课中至少选修12 个学分，要求每个系列都要选，并且要选修一个完整系列。至于任意选修课，学校要求学生至少修10 个学分。⑷教师教育模块。共17 学分，分为必修和限定选修两类。必修课开设6 门课程13 个学分，限定选修开设两门课程4 个学分且必须全选。⑸实践模块。共24 学分。包括军事理论与训练、教育见习、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实践、毕业论文(设计)等课程。

2.西南大学。该校本科历史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六类，即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发展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自主创新学习。⑴通识教育课程。共57学分，分成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小类。必修课45 学分，开设课程11 门。开课时间安排在第一至六学期，主要有外语、政治、体育、计算机和就业指导等。选修课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根据专业要求自主选择。⑵学科基础课程。共32 学分，全部为必修课。课程主要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开课时间安排在第一至四学期。⑶专业发展课程。共111 学分，也分为必修和选修两小类。其中必修课21 学分，开设课程6 门，开课时间在第一至六学期。主要有中西史学史、史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通论、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历史文选等。选修课进一步细分为八小类。包括专门史类10 学分，5 门课程;断代史类8 学分，4 门课程;晚清史类10 学分，5 门课程;世界史类20 学分，10 门课程;区域史类6 学分，3 门课程;博物馆类12 学分，6 门课程;民族学类8 学分，4 门课程;综合类16 学分，8门课程。⑷教师教育课程。共34 学分，也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其中，必修课12 学分，5 门课程。主要内容为：教育概论、心理学、中学历史教学论、教育技术应用、中学历史课程设计等;选修课22 学分，11 门课程。包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当代世界教育改革、教育美学、班主任工作等课程。⑸实践教学环节。共20 学分，含教育实习、论文写作等五项。⑹自主创新学习，不计入总学分。

3.华中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课程结构比较简洁，分为两大类。即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其中专业必修课主要包括外语、计算机基础、大学体育、政治、教育学等课程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历史文选、历史科学概论、历史教育学等课程。可见，该校的专业必修课实际涵盖了外校通识类、专业基础类甚至实践教学类的课程，体现出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专业选修课大致开设有50 门，涉及面比较广泛。

4.东北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课程结构主要分为五类。即，⑴普通教育课程类，开设有外语、计算机、体育、思想品德、军事理论和综合知识等，学校要求学生应修44 个学分。⑵专业课程类，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系列课两小类。专业基础课共43 学分，专业系列课共58 学分。学校要求学生应修99 学分。⑶教育理论和技能课，开设有心理学、教育学、学科教学论、教育实习和研究中等教育课程等，学生应修18 学分。⑷专业实践，主要形式是文物考察。⑸副修课程，开设的主要是有关学科课，共20 学分，但不计入总学分。

5.华南师范大学。同华中师范大学一样，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课程结构也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⑴必修课。进一步分为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两小类。①公共必修课。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理论和思想品德课程;其他公共课程;公共实践教学;教育理论与教师职业技能课程。②专业必修课。由三个部分组成，共69 学分。分别是专业实践教学计16 学分;学科基础平台计39 学分;专业基础平台课群计14 学分。⑵选修课。有专业限选课和任选课两种。①专业限选课。分为历史教学方向模块和历史研究方向模块，前一模块含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说史、中国文化史等10 门课程，计28 学分;后一模块主要是专题类课程，包括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世界史专题研究等11 门课程，计30 学分。学校要求学生选中其中一模块，修满19 学分即可。②任选课。任选课也分为两类，即专业任选课和公共任选课。专业任选课包括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演讲学等六门课;公共任选课由学校统一安排。学校规定学生在任选课上必须取得16 学分。

6.江西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分为四个组成部分。⑴通识教育基础课程，共46 学分。内含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两小类。前一类课程共36学分，后一类课程共10 学分。⑵学科基础课程，共31 学分。也包括必修和选修两类。其中，必修类开设8 门课程，共25学分。选修类系指跨系跨专业选修6 学分。⑶专业课程，共60学分。分为专业必修课程共40 学分和专业选修课程任选20学分两类。⑷集中实践环节，共23 学分，要求不少于25 周。

二、课程设置的特色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几所大学基本上都能立足自身实际，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需要，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不少学校的课程设置显示出了亮点和自己的特色，下面分别叙述之。

1.西南大学。⑴在通识教育课程这块，比较重视学生计算机水平的培养。为此，在第二和第三学期开设了大学计算机基础I 和程序设计Visual，两门课学分达8 分之多，且课时达144 个。相较其他被调查学校同类课程，无论是学分还是课时的分值都是相当高的。⑵在学科基础课程这块，基本开设的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独特之处。⑶在专业发展课的必修课程安排上，他们非常重视史学理论、史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安排的多是此类课程。看得出该校在这一块比较强调对学生方法论的教育，力争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在专业发展课程的8 类选修课安排上，他们除了做到了广和博外，还兼顾了西南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表现为开设了一些区域史类课程，如川渝地方史、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等;还开设了民族学类课程，如西南少数民族史、藏族历史等五门课程;以及博物馆类课程等。⑷在教师教育课程的安排上，该校非常注意贴合实际，注重对学生教师技能的培训。在必修、选修的16 门课中，紧密结合中学历史教学的课程就占到了11 门之多。⑸在实践教学这块，除了正常的教育实习、论文写作等以外，他们还专门在第六学期给学生安排了一个有1 学分和18 个学时的课堂教学能力训练课。该课正好放在教学实习的前一学期，对实习的开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2.陕西师范大学。⑴在通识模块这块，和西南大学一样，该校也非常重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分别在第一、第二学期开设了计算机基础和VF 程序设计，两门课学分达7 个，课时达162 个。⑵在学科基础模块的本学科基础课这块，除了一门史学概论外，安排的都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课。表明该校对通史课在整个课程结构中基础地位的认识。⑶在专业课程模块的必修课安排上，他们除开设了中西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文选、历史地理学等课程外，引人注目地开设了历史学科专业导引课。⑷教师教育模块，课程特色是专和广的结合。必修课只安排了6 门13 学分，但选修课却达到了29门之多，学生从中选修4 学分即可。

3.华中师范大学。⑴在历史系基地班的教学中，该校压缩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课时和学分，由原来的720 课时40学分减至450 课时25 学分;增加了选修课程，并将选修课分成专门史和专题研究课两类。他们拓展了课程内涵，注重前沿和学术特色。开设了一批新课，如博导专题课、中国文化史、西方文化史、国学元典导读等;设置了一部分有助于提高专业素质的课程，如史学论文写作、史学信息介绍等。⑵历史系师范专业的教学上，该系强调加强基础，注重科研;拓宽领域，提高技能(师范技能);形成特长，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在课程结构方面，加强中外文化史、经济史、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史、国际关系史等课程的开设。

4.东北师范大学。⑴在课程体系方面，在基地班的教学中，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课程设置模式，压缩了专业基础课，增加了专业选修课;增开相应的文史哲、文理科交叉的概论课和技能课。经过系统调整，该系的课程体系已基本与高素质、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⑵该校重视历史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教学;重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教学。⑶还开设了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课程，如东北民族与边疆史、奉系军阀史、中俄关系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专门史课程。

5.江西师范大学。他们在做好自身定位的前提下，既注重拓宽学生知识面，又兼顾课程的现实性、地域性和实用性，力争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为此，在开设了本科生应掌握的一般专业必修课的同时，该校在专业选修课上动脑筋，开设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陶瓷史、万寿宫文化、江西地方史等课程供学生选修。考虑到中学历史课改的趋势，他们还为学生开设了西方经济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科学技术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问题研究、普通自然地理、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等课程，应对课改提出的新要求。

6.华南师范大学。与江西师范大学一样，华南师范大学也是一所省属师范大学。该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也充分考虑了这个前提。在课程设置的特色方面，他们留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在第五学期开设的专业限选课。他们把专业限选课分成历史教学方向和历史研究方向两个模块，规定学生任选其中一个模块的所有课程。历史教学方向的课程主要为培养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而设计，主要有经济学说史、中国文化史、广东地方史、客家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导科学、人生观通论、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历史研究方向的课程则以断代史、专门史等专题课为主，目的在于加强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深度，为学生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做好准备。

三、启示与借鉴

1.把培养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放在首位。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几所重点师范大学身上，在课程设置上他们努力使学生达到学会学习、学会研究的目的，并不过分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在处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时，大多做到了优化基础课淡化专业课，纷纷压缩了通史课的学时和学分。优化基础课就是要使基础课同时满足就业市场需求、个人可持续发展、后续课程奠基、继续深造等多元目标。

2.加强选修课程的设置。进入21 世纪，随着各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边缘学科的不断涌现，在人才培养上人们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即单一的专业知识训练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开设恰当比例的选修课程是尊重学生个性与个人成材选择的重要表现。

第8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摘要：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被奉为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以该项司法原则来指导整个司法活动。但这里的“事实”究竟是法律事实还是客观事实颇有争议。因此，通过对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关系和证据适用的分析，最终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应当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这也是法律之善优于事实之真所蕴含的价值取舍的真谛所在。

关键词：法律事实 客观事实 证据适用 裁判公正

一、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界定

（一）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内涵界定

哲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处于已经存在的客观现象。客观事实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是已经存在的事物、客观现象及自然发展的过程，它应归属哲学本体意义上的范畴，不存在对与错的主观评价。因此，客观事实具有不可雕塑性，不被人们的意志所左右，是一种事物的本真状态。而法律事实，则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①。也就是说，法律事实是人们能够认识或已经认识的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事实，经过法律规范进行法律评价并产生法律效果（法律关系）的客观事实，而不是完全客观的事实。从司法学角度分析，法律事实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依照法律规范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法律事实的重要特征是主观性，主观性也是法律事实区别客观事实的最根本特征。

（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

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是辩证统一关系：客观事实从相对意义上讲是法律事实的基础，而法律事实从相对意义上讲则是客观事实的再现或者反映，法律事实必须以客观事实为追求目标或价值取向。之所以谈及相对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是由于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由于存在诸多原因导致二者可能会产生一些不一致的情形；比如，由于案件发生时的客观事实（证据等）发生毁灭、无法复制或者由于法官自身主观局限及审判时限的强行性规定等诸多因素，导致审理时依据的法律事实可能不是本真状态下的案件客观事实。

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媒介：证据适用

在司法过程中，作为案件的客观事实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案件的客观事实状况，但只要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都会基于自利的角度来遮阴对自己不利的客观事实，都积极的处于战胜或防御对方的考虑下想尽一切办法或诉讼策略说服法官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裁判。此时仍然有可能无法明朗的预见和判断哪方会胜诉或谁说的是真理——“客观事实”，我们包括法官都在竭力追求真理（客观事实）上也都处于“迷惘”的状态。然而，正如德沃金认为“法官如果掌握法律的原则，采用‘建设性阐释’的方法，追求法的整体性理想，他便能在疑难案件的判决中找到唯一正确答案。”②，其主张任何一个疑难案件都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判决）；尤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的“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下，法官都必须做出判决。在此要求下，退而求其次，法官只能追求相对的真理——“法律事实”。

然而法律事实也不是随意认定的，其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坚持证据的合法审查，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与关联性，这才是法官认定法律事实的客观依据；这客观上预设法官的主要职责——审案其实最主要的是审证据。法官必须充分运用证据法则来审理案件，并保障诉讼当事人充分的举证、质证、辩论权利和提供商谈互动的条件，法官在充分听取诉讼当事人的意见后，依法结合案件相关证据做出司法裁判。

因此，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保持联系的媒介应当是证据的适用，是法律事实趋于客观事实的途径，也是一个相对真理实现的过程。当客观事实无法本真的还原或再现时，只有证据的正确适用才最大可能使法律事实趋于客观事实。

三、法律事实的发现：法律事实趋于客观事实的过程

法律事实发现是一个相对化的过程，相比科学发现趋于百分之百的过程而言，法律事实的发现是一种或然率的状态。“法律事实犹如考古范畴的事实，都是由一些碎片或要素组成，都是有一种推断的形式来趋向于反映客观事实，庭审现场就犹如考古现场，法官根据一些既往的证据等相互印证案件事实”③。同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让当时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都充分的参与讨论，给予当事人“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正义，在这种形式平等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实现实质正义——发现案件事实，形成一种案件裁判的认同和共识——法律事实。在这样一个围绕案件事实尤其是围绕案件相关证据的辩论、沟通和商谈的场域里，作为主持者的法官的目标就是在证据的检验过程中让事实最大化。因此，法律事实的发现过程，正是使法律事实趋于最大可能的客观事实的过程。

四、“以事实为依据”的科学内涵：法律事实

关于“以事实为依据”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④，最后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司法公正的体现，应当是在当事人举证、质证后，人民法院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做出裁判。人民法院应当努力做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但由于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收集证据的局限性，人民法院通过公正、公平程序，根据证据、事实和法律做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客观实际不完全吻合。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做到了法律上的真实，裁判结果就应当认为是公正的。遵循和尊重司法活动这一客观规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⑤

这标志着最高审判机关对已被我国理论和实务界探讨很久的热点问题——“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内涵及关系”的重视，明确界定法院据以裁判的依据为“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进一步研究的终结。由于法律事实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难以等同于客观事实。因此，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博弈在司法过程中，最终是以法律事实作为司法的具体指导原则，也是对“以事实为依据”内涵的科学界定，有利于正确、合理、公正的做出司法裁判。

综上所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应当进一步明确其内涵，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事实应当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法律事实所趋向于实现的过程，法律事实是客观事实的一种外观化的具体现象，二者具有密切联系。但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官要依据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官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并严格按照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相关证据规则来认定法律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所做出的裁判就是公正的，这也正是“法律之善优于事实之真”⑥的价值取舍的真谛所在。

注释：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2]转载黄建中：《德沃金的法律确定性思想》，载于《广西法院网》2010年3月8日。德沃金要用“建设

性阐释方法”来得出案件的唯一答案，在此我认为这种“建设性的阐释方法必须依据证据规则来探求判决

唯一的合理性及正当性，为下文穿梭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证据适用埋下伏笔。

[3]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宋显忠教授在主讲《司法学》时提及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发现对本文庭审现场在追求客观事实的过程中关于证据碎片化的处理具有重要启发。

[4]一种观点认为，法官裁判案件时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观事实，只要事实认定上存在疑点的案件都是不公正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官裁判案件主要依据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官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只要能够严格按照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则来确认法律事实，只要适用法律正确，案件就是公正的。

[5]参见200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第9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范文

福柯所著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之一。福柯认为，西方文化中存在四种知识类型，每一种知识类型都与时代相关联，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知识类型中“词”与“物”的关系也不同。为此，福柯在书中深入探讨了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中的知识类型，从“词”与“物”的关系入手阐明其话语观。本文通过对四种知识类型以及知识型转变过程中典型形象的分析，总结出福柯如何看待“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和这种关系在文学中的表现，进而探讨当代“词”与“物”关系的新变化。

一、西方文化的知识类型及其转变

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的知识构造原则是“相似性”。此时，词与物是难以区分的，二者是同一的。“相似性”构造出文本的阐释模型，解释成为知识的核心。符号决定了人们可以知道什么，以及怎样表达知道的东西。这一时期的知识就是发现物与物的相似，这种相似性使得宇宙成为一个整体，而语言仅仅是世界的一个组成要素。因此，语言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比关系，而非指涉关系。因为词与物的不加区分，书面语在这一时期显得非常重要。书面语成为上帝的创造，作为语言的积极方面，它先于转瞬即逝的声音，让词与物的联系更加密切。书面语的主导性使得知识的地位无处安放，观察和语言表达之间存在着无限的交集，这就引发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的模糊。

到了17至18世纪的古典时期，语言的性质发生了整体改变，同一和差别原则代替了相似性原则。此时，“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符号不再因牢固的和秘密的相似性或亲合性纽带而与自己所指称的东西联系起来。”符号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与世界分离开来，不再以“相似性”为依据和物相关。这一时期，符号有确定和不确定两种性质，符号的独立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区分了人和动物，使得人类真正地成为人类，理性的知识就此诞生了，分析重于阐释。同时，知识开始分门别类，其本质变为表象世界、再现世界。福柯认为，表象分析遵循事物的秩序来再现事物，人类不再习惯于将事物联系起来，而是区分它们，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同一和差别。知识的任务就在于给表象世界以观念秩序，它的实质是理性主义，自然科学成为此时最重要的知识形式。

从19世纪初开始，历史的观念取代了秩序的观念，世界的构成要素不再由同一和差异原则决定，而是取决于有机结构和功能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此时，语言开始关注自身的特性，它与其它事物在同一个层次上，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词不是附属于表象的东西，它附属于语言规则，语言成为一种时间和历史的存在。时间概念的强调让现代知识进一步分化，一种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不同领域了。现代知识类型使得同质的知识向数学、经验科学、哲学三个方向分化，基于分析的数学、基于表象的经验科学、基于反思的哲学相互作用，合力构成了现代知识的三个基本维度。

到了当代，在福柯看来，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人类学、语言学逐步代替了人文科学，由现代知识型到当代知识型的颠覆性转变导致了主体和人的消亡。此时，人不再作为认识的主体，人类由知识、语言和历史的创造者变成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产物。福柯在这里所说的“人”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不是具体的人。“人的死亡”和“人的消失”的意思就是：知识形态意义上的人不存在了,人文科学也随之消失,因此，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也就消失了。

以上四种知识型的转变都是以“词”的转变为标志的，具体表现为三个典型形象。第一次转变以堂吉诃德为代表，福柯认为，“它们结束了相似性与符号之间古老的作用；并在那里已经结成了新的关系。”堂吉诃德眼中的骑士生活在普通人眼里十分可笑，其所用之“词”和所存之“物”不再相似，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便就此终结；第二次转变以萨德为典型，“萨德的角色在古典时代的另一终端，在古典时代衰落时与他（堂吉诃德）对应，不再是表象讽刺地战胜相似性，是欲望之晦涩而反复地强力拍打着表象的边界。”萨德的语言俨然成为一种对象，表象世界已经消失了；第三次转变以尼采为典型，他向人们宣告“上帝死了”，否定了形而上学的“存在”，“物”也随之被否定，“词”再也无法指涉“物”了。

二、“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

从18世纪末开始，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动摇了一直以来占据西方文化史统治地位的“摹仿说”，人们逐渐颠覆了“词”与“物”的统一性原则。康德提出的“艺术天才论”认为，真正的艺术得益于天才的创造，这是独一无二的，不需要用摹仿来实现，摹仿并不是艺术家的真情流露。此外，黑格尔所提倡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彻底否定了“摹仿说”，他认为，在自然面前，人的摹仿永远是力不从心且无趣无味的，艺术是人之心灵的表现。19世纪末期，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人类以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人们认为，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非理性主义文化第一次形成了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巨大冲击。到了20世纪，后现代主义更加强调“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超现实的真实”大大超越了“物”的范围，使“词”的表现空间大于“物”，二者的统一性原则被彻底打破。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福柯对于“词”与“物”不对应关系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

比利时画家玛格丽特曾经画出一只烟斗，但画家却说这不是烟斗，使得文字与画面产生了背离，因此，这部作品被称作《形象的背离》。福柯深入分析了这幅画，认为它深刻地说明了“词”与“物”之间的不对应关系，打破了传统的相似性原则。玛格丽特的说明让言语获得了否定的力量，它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阐释工具，形象和言语之间的统一性被彻底颠覆。这恰恰印证了福柯的话语观——“词”与“物”之间本身就不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词”不是为了表象而存在的。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摹仿说”，它认为表象只是为了确证实物而存在的，但玛格丽特在《形象的背离》中建立了“词”与“物”的全新联系，开辟了言语的新功能。所以，福柯认为，语言和人的生存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又指出，当代必然不再像18世纪那样以人类为中心了，进而在《词与物》的最后一章，福柯宣告了“人之死”，其话语理论也随之诞生了。

福柯认为，话语要讨论的不再是“思考的主体”——人，而只是话语本身，话语不再是人类意识的附属品了。他总结出社会控制话语的方式：第一种是“排斥原则”，人们总是由于身份、场合的变化考虑到环境、社交礼仪、交谈对象的“禁忌”；第二种是内在规则，包括不同时期的特定话语、作者求得文本统一性的原则、不同学科领域的限制性话语；第三种是人们在使用话语时受到的限制。可见，话语受到社会和人的双重影响，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和社会权力、秩序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福柯认为，话语已经成为权力竞争的手段，它满足了权力的需要。

许多文学作品也同样说明了“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最突出的就是现代派文学以及萨德对于“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反叛。比如，波德莱尔的作品中“以丑为美”，其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异化关系的揭示本身就是对“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否定，三者的不和谐使得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通常不能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客观地反映。另外，现代派文学还彻底否定了客观世界。如此一来，作为“词”之源的“物”已经被消解，那么二者的对应关系就完全不存在了。再从语言形式上看，现代派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意义模糊，往往不能找到现实的对应物，所以，“词”与“物”呈现出彼此分离的状态。例如，法国著名诗人、现代派文学理论的奠基人马拉美，其诗歌语言晦涩难懂、形式独特另类。他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难以从表面理解其思想内涵的，只能通过“暗示”的方式去传达作家想要表达的内容，这才是文学的真正魅力。文学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展现一种神秘的力量。总之，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语言与事物完全脱离了。

三、对当下“词”与“物”关系的思考

根据福柯的观点，“词”与“物”的关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统一走向分离。从社会方面来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难以通过命名来了解事物，文化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衰落，这是“词”与“物”分离的一大后果；从文学方面来看，以前的文学严格遵照“词”与“物”的统一性原则，作者和读者很容易相互理解、产生共鸣，而在当下，由于“词”与“物”的关系不再对应，越来越多的作品让人难以理解；从人的思维和实践方面来看，“词”与“物”的分离状态使得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走向多样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从客观上说，这些变化也让世界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在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词”与“物”的关系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不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例，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属于一种复合型文化。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也是通过继承优秀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精华而形成的。总之，当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已经发生深刻的改变，人们逐渐摒弃了“词”与“物”的统一。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抛弃“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因为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保证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认同。虽然那些不统一带给人们许多新鲜感和刺激感，但生活毕竟还是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规则作为运转的基础，这是人类发挥创造力的源泉。但是，一味地遵守“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又是不可取的，这会导致时代的止步不前。因此，在当下，人类只有掌握好“遵守”的“度”，才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