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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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库恩：科学革命的阐释

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那就是：自然科学是否存在有方法论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传统的看法认为：自然科学家说明自然现象；而社会学家则是理解社会现象，一个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一个是关于价值的判断，两者之间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是以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为代表，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没有原则上的区分，自然科学在进步和发展中建立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理想模式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另一派与此相反，狄尔泰、泰勒等人认为，在阐科学意义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说明（explaination），人则必须理解（unelerstanding）”〔2〕库恩从科学史角度反对实证主义的教条， 同时又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区分不以为然。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同样需要阐释，也与文化相关。1988年库恩与泰勒为此展开一场大辩论。泰勒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人文科学的对象本质上是自我解释的；而自然科学的对象则不必，也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解释。如果说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解释的，那么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基于对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或进步的动态模式，对库恩的区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认为，“自然科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现代实践者从他们的前人那里继承来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个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现代实践者通过训练模仿得来的，而这只有通过阐释学的技巧，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响社会的其它成员。”〔3〕在此， 库恩已意识到我们所接触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过的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知识，是对先天知识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败的一种反应。如电池、共鸣器或电子振荡器以及化学反应等，都属于人类活动的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处于历史中并具有与历史不能分割的意义。在他的《从必要的张力》一书序言中，库恩使用了“释义学”这个词，是为了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书作释义学的理解。库恩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自然科学的释义学特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实在论问题。实在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某些领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赖于对象在该领域里的真实特性即它们所拥有的特性，而不管人们的信念、实践或标准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学对象这一意义来说是实在论者，库恩则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实在论发起猛攻。在库恩看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人们对自然会作出不同的科学说明。他引用泰勒《阐释与人的科学》一文中同样的“天空”例子说：“虽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天空与日本的天空相比较”，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的天空与古腊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 我们和希腊人对天空的分类也不同，因为我们的天体分类学与希腊人的天体分类学截然不同。库恩立论的科学革命，他坚持相互竞争的科学的实践和标准的不可通的约性，并且否认我们能够立于科学历史而达到对世界真正认识。这在人文科学领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库恩和我（指罗斯）站在一边”〔5〕始终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两人则出现了分歧。这个问题即：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来说，是否在认识论上存在有区别的解释活动？泰勒坚持一种强的观念，在那里，诠释是人文科学独有的；自然科学独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诠释的。库恩反对泰勒的区分方式，但仍然承认两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特别是在实践中，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时，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必须经常进行诠释，而物理学家或经济学家则根本不必这样做。罗斯反对库恩的这一区分，把科学的解释范围界定为实践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学同其他文化领域区别开来的普通的方法论或合理性的标准，都是不存在的。罗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库恩的这种区分同罗蒂曾经在阐释学与通常的演说之间所作的区分是相似的〔6〕。

罗斯与库恩的分歧是从他阅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始的。首先在他对库恩的“两种理解”中，罗斯比库恩本人“更乐于把他的科学陈述观点远远地作为一种实践，”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加剧两个库恩的明显区分。”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诠释，而为了发展科学的解释，而这在库恩那是经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与库恩不同， 罗斯把范式看作实践活动的共同领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领域。其次，语言与世界实在的关系，在库恩那里没有得到有意义的说明。罗斯强调语言和社会实在的不可分离性，认为语言的区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们社会实践情境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实践情境，离开了合适的语言来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础上，罗斯提出了他对科学知识的批判分析。

罗斯：科学批判理论

如果说现代阐释学最初是人文科学阵营内部，以理解作为人文科学独特方法开始去反对实证主义科学认识论的“称王称霸”，那么罗斯与库恩出发点相同，都是从自然科学出发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进行分析的。一方面与库恩一致，罗斯看到泰勒为建立人类科学唯一性所作的论证恰恰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并没有阐释学方法论的区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库恩，罗斯否认阐释学或阐释学的解释区别于其它质疑形成。他认为库恩对此所作的区分“是不成立的”。〔9〕

罗斯的主要哲学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作为实践活动领域的科学的关注。第二，我们不能把科学的认识论范围和科学的政治范围截然区分开来。正是说明科学知识增长的实践，在政治范围内，也必须理解为贯穿科学本身和对我们其它的实践和团体产生重大影响的，进而最终影响我们自身理解的种种权力关系。

在罗斯看来，“在人文科学中存在有一种与其自身的实践背景的合法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物理学或生物学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识与权力》一书中罗斯谈到，科学家经常联系实践的敏感性、精确性、有效性以及技术技能从事科学研究。他声明，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们“创造”，而在于我们通过实践在一定的场境中与自然交往是恰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在实践方面比库恩走得更远。罗斯把库恩科学革命的思想发展为激进的库恩—库恩。不同于库恩：把科学团体当作信仰者的共同体，“对于库恩来说他们是实践伙伴的共同体”。（11）前者认为共同体不能容忍基本的异议，后者认为科学共同体充满了不一致。科学共同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问题和技巧以及由对相同成果的说明规定的，而不是独立地由共同舆论决定的。异例不是理论之间的冲突，而是实践的困难。而危机的到来，则标明科学家们不再有共同的活动领域。区别于库恩，库恩并不是强加给科学历史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和危机并不是历史的过程，而是实践科学的方式。那种通常认为在某一范围内科学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论变化是同一的观点，对于库恩未必是事实。新的设备、技术或现象，能够在某一确定的研究中发生同样的基础性变化。

罗斯用“实践理性”代替了长期以来统治科学的“理论理性”，进一步阐明了科学知识与政治和权力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科学实践以及自然世界通过实践呈现的方式，是语言与实践构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实践属于副科学称为“统治”的领域：“统治并不是仅仅指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统治就是去构造其他人行为的可能范围”。（12）一个行为领域，是由材料背景，技术能力和在该背景中的共同理解这两者组成的。罗斯认为，科学实践在它有助于以两种方式构造我们的行为领域这一意义上是政治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材料背景和技术能力；也有助于规定（及被规定）表明行为的概念和实践。他说：“我们同自然世界的联系……在广泛的意义上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观点”。（13）罗斯是从两个方面阐明科学解释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学革命改变了旧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个无限的宇宙，同时也是改变了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包含了政治观点。因为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及其评估包含了客观的理性，这种理想反过来又与我们作为行为者的自我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客观性是揭示对象的一个主观的特性”。罗斯强调，无论如何，客观地理解自然的恰当观点是什么，并不能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够和应该怎样彼此联系这些政治问题中分离出来。

对于怎样理解权力和知识，最近大多数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解释是：权力和知识是人类关注的不同领域；但两者仍以某种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罗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权力关系，知识的产生和评估“不代表不同的领域”，而是以某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关注同一领域”。（14）在《知识与权力》中，罗斯对权力和知识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权力从狭窄的社会相互运行，展为包括实践及事物过程变化的更丰富的内涵。同样地，科学知识也是能动的，知识不是一种拥有或可交换的东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共同体思考获得的一个过程。因此，“一个陈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识，在对它的认识过程中依赖于其它许多的实践和能力关系，特别地依赖于再生产的改变的和扩展的关系”。（15）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实践领域，罗斯称之为“场境”（fielel）。它包括了一个比信念网络更多的内容：技能和技术，可供操作和使用的仪器及物质系统，可用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信息及职员等）、团体结构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实践或政治关注，等等。

对于权力与知识、科学的关系，罗斯察觉到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是传统哲学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对象领域精确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权力与知识趋于一致。第二，社会运动或变革可能同时在认识论和政治上产生影响。罗斯总结说：“权力和知识既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又不是同一个东西”。（16）两者代表我们认识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没有对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关注，就不可能达到对科学知识正确的批判性的认识。

几点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库恩与罗斯对科学的阐释，科学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科学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着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时也有分歧。

（1）库恩与罗斯批判地分析了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 从方法论与本体论方面打破了科学理性的一统天下。不同在于，库恩是从科学革命的角度展开这种批判的。库恩不满意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撇开科学史孤立研究科学著作时，能够让历史发挥更大的作用”。罗斯也反对实证主义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从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科学实践（包括技术设备，物质条件等）的角度进行批判的分析。

（2）罗斯与库恩都关注于自然科学领域， 关注自然科学的阐释特征，责怪泰勒等人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阐释学区分，认为自然科学也同样需要阐释。尽管如此，库恩还是承认在认识论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他说：“虽然自然科学可能要求一个称作阐释学基础的东西，但它们本身并不是阐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则经常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18）它彻底需要阐释学的阐释。这是因为人文科学缺乏范式，没有自然科学式的常规解疑研究。罗斯反对库恩上述区分，认为它“预设了科学理论的一种构想（19）”

（3）罗斯与库恩都反对自然科学的实在论， 强调科学本质上不是一项一成不变的事业，反对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和规范方法论。但是对于范式及科学革命等，两人仍存在着分歧。作为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创造性地在科学哲学中引进了心理学与社会学，为突破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

〔1〕〔7〕〔8〕〔10〕Rouse， Joseph.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filst published 1987 by lornelluniversity 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尔泰《狄尔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eience，in the Interpv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 in Human and Notual Science;in theInterpr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 subject and Power;In Dreyfus and Rabinow 1983，P221.

第2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第3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主流心理学；科学主义；自然科学取向

分类号：B84-06

1　引　言

心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对立的流派。代表前者的构造主义、行为主义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接受“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量化方法五个原则”(高峰强，2001)，，以较大的影响力，在心理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主流心理学借鉴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理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以机械自然观为基本世界观，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方法论，吸收了经验主义、客观主义、操作主义、价值中立等自然科学原则，并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技术、设备和成果，建立了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来指导自身的研究。这种自然科学取向，尽管促进了主流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造成了“心理学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社会责任的迷失”(Bakan，1996)。

那么，为什么主流心理学选择走自然科学之路呢?近20年来，尽管不少学者对这一取向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它产生的原因，尚未做深入分析。作者从历史、社会、经济、时代精神、学科建制的背景下，考察了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的原因，其中包括：历史上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具备成熟的方法论和有利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促进、主流心理学研究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作者提出，随着心理学科的成熟、社会的发展和科学观的演变，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2　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历史影响

2.1　自然科学帮助心理学独立

人类心理一方面作为哲学思辨的主体和过程，另一方面又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种主客体的双重角色，使得心理学同哲学相互交织，难以分离，无法跨出哲学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始终无法独立。近代自然科学首先提出了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要求，并贡献出方法论、仪器和测量手段，帮助心理学摆脱了附庸哲学的地位，实现了独立。

19世纪初期，天文学家被反应时间差异所困扰。贝塞尔总结了“人差方程式”，提出了反应时间这一研究课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神经生理学、感觉生理学、脑机能研究涉及到了心理学领域。以医学家布洛卡、维尔尼克和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研究了大脑机能、神经冲动和知觉等，创造了临床法、切除法和电刺激法，促进了生理心理学的产生。19世纪30-60年代，生理学家韦伯研究了物理刺激与心理感觉之间的关系；物理学家费希纳利用物理学和数学方法，创造了均差法、正误法和最小可觉察法，创立了心理物理学。1879年冯特借鉴自然科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研究终于具备了客观性、实证性、经验性和可操作性，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2.2　自然科学推动主流心理学发展

主流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成果。艾宾浩斯以实验方法控制记忆条件、观察记忆结果，首次研究了高级的心理过程，推动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铁钦纳吸收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秉承原子论，对注意、联想、情绪和情感进行了研究，创立了构造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采取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还原论，吸收了条件反射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以刺激一反应模型对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实证性研究。新行为主义接受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和物理主义，采用数学和逻辑语言来描述人类行为。认知心理学吸纳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把人的思维看作物理符号系统来进行研究。尽管它反对行为主义对意识研究的忽略，但仍然继承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当今的主流心理学出现了生物神经学化的趋势。它吸收了认知神经科学、生物遗传学、习性学的研究成果，从生物决定论的视角，以基因、神经和激素等生物层面上来解释心理现象。

如此看出，在心理学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科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立和发展，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比较晚。加之这些学科本身就不够成熟，其对于心理学的影响也较为次要。

3　自然科学成熟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

3.1　原则和方法论优势

自然科学方法论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自然观和客观性原则上，追求普适性真理，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较，自然科学具有原则和方法论的优势。

1)决定论：决定论假设存在着普遍的因果规律。这就意味着，一旦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人们就有能力对事件进行预测和控制。因此，决定论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与决定论概念相对的是自由意志，它较多出现在人文社会研究当中。自由意志排斥因果关系，然而没有因果关系，学科的实用性就大打折扣。

2)机械自然观：机械自然观把宇宙比做精密的机器。这种世界图景具有简明性、精确性、规律性、可预测性和可控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人文观点承认心理的主观能动性、复杂性和易变性，这就造成了研究的困难。

3)客观性原则：自然科学家坚持客观主义，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观态度、信念和偏见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以期发现客观真理。客观性原则还树立了一元的真理标准，有利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成果的评判。

4)普适性：自然科学追求普适性的真理。自然科学家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方式，来探索个别现象和普遍真理的联系，这种方法有利于理论的产生、检验和推广应用。

5)实验方法：在实验方法中，自然科学家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相关或因果关系，产生的结果具有必然性和较高的可信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论具有较大的或然性，可信度较低。

以上原则和方法的应用使自然科学具备了客观性、普适性、准确性、一致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方法论体系。

3.2　有利的时代精神

科学的发展是特定的社会阶段和时代背景的产物。因此。“对心理学发展史的理解必须考虑这一学科进化的背景，考虑学科中的流行观念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时代精神或时代的思想氛围”(Schultz&Schultz，2007)。近几个世纪的多数哲学思潮、时代精神都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

唯科学主义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开始，天文、数学、物理、生理、医学等自然科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科学取

代宗教成为最为突出的理智的权威，成为文明世界的世界观的定义者、审判者和护卫者”(Richard，2007)。唯科学主义随之诞生，它认为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其他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主流心理学作为新兴的、具有争议的学科，采取自然科学的定位是明智的选择。

从物理属性来阐释人性的机械主义人性观也随着科学革命而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机械化，工业化和技术化代表了机器变成社会中心这一过程”(Griffin.1998)。在机械主义人性观和机械化社会的影响下，主流心理学走自然科学的道路，是符合社会思潮和需求的。

19世纪开始流行的实证主义崇尚理性，强调经验，提出科学研究必须采用假设、演绎、验证和数学方法，以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这些思想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通过这些主张，实证主义提高了自然科学的权威，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

经验主义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它主张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自然科学正是通过经验性研究来实现的。与之相对的理性主义否认经验的可靠性，也就贬低了科学的价值。在两种哲学思想的交锋中，经验主义自13世纪开始占据上风，直至今天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现代工业文明由理性文化主导，这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前提是一致的。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基本活动都体现了理性精神，这一精神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创造了有利于自然科学的文化氛围。

除了刚提到的唯科学主义、机械主义人性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文化之外，西方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联想主义、客观主义、身心交感论、物理主义、操作主义，以及达尔文主义等哲学思潮，都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吸引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相比较之下，人文取向的思潮，如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则影响力较小。

4　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

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具有较多的实践性优势。这些优势即吸引了主流心理学，也成功地推动了主流心理学的发展。

4.1　研究对象的性质

从研究对象的性质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具有客观性、机械性、普便性、同质性和易操作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进行重复验证。因此，自然科学易于积累、比较和评判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发展性、异质性、历史性、文化性、伦理性和不稳定性，操作性也较差。人文社会学者很难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很多人文社会现象随着历史推移而变化或消失；伦理性原则束缚了对研究对象的控制：社会现象、文化和人类个体较难作化研究。

从研究对象与外界联系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孤立的，较容易确定因果联系。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则处于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交互错杂的关系当中，较难寻找到规律。因此，主流心理学偏重研究具有自然科学品性的心理现象。

4.2　研究方法

实验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实验方法有固定的程序，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容易得出较明确的结论。因此它也赢得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在《四十项改变心理学的研究》一书里，40项心理学研究中，有28项采用了实验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观察法、调查法、临床法、总结性研究和思辨方法全部加起来，才占了12项研究(Hock，2004)。

自然科学应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以求客观性、精确性和可操作性。主流心理学追随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化趋势，以对其重要思想进行严密的阐述(Thurstone，1986)。数学方法的引用为心理学带来“简洁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数量分析和计算方法，推理工具和逻辑证明工具”(陈宏，2006)。相比之下，人文取向的研究则较少采用数学量化方法。而采用定性方法时，其定性的标准又多为主观，难以确定。结果就造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难出成果，却更容易产生理论分歧。

另外，技术、设备的应用帮助自然科学家更好地观察、测量和控制研究对象。主流心理学采用了大量类似的技术和设备：从记忆鼓、棒框仪、闪光融合器到迷津、斯金纳箱、测谎仪，再到磁共振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研究技术等；近年来还出现了计算机化的研究趋势。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使自然科学成果产出稳定，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较难应用技术、设施来辅助研究，故显步履艰难。

4.3　研究成果的物质转化

自然科学与物质进步直接相联系，多数研究成果可以迅速投入到工业生产、生活消费当中，社会贡献是外显的。在实际运作当中，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和农业、生产制造业、商业等联系在一起，以研究成果换取资金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则更多是非物质和隐性的，不直接贡献于物质资料，较难投入商业运作，只能应用到政府、管理、学术界、艺术等有限领域，获得的资金、政策支持也比较少。

4.4　社会认可度

自然科学研究具备客观性和精确性，为社会作出显而易见的物质贡献，因此比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更多的社会重视。从社会心态来看，由于自然科学距离生活常识较远，大众缺乏专业知识对自然科学进行批判。而人文社会科学贴近现实生活，大众经常凭生活经验对其进行批判，因此，它在大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不如自然科学。

5　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的促进

科学的发展受社会需求的推动。“科学已经有意识地并直接地指向具体的领域，而且这些具体领域的选择已经越来越不由科学家决定了……科学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受科学以外的机关或团体――工业和政府部门所组织起来的研究机关或团体所控制”(Mason，2005)。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历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大战、信息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这种社会经济状况对心理学的需求，更多表现在物质建设的层面。工业、商业、教育、医疗、军事、科学等领域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心理测量等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发展。

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是由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提出来的。主流心理学回应自然科学的需要，强调人的机械性和生物性，先天地与自然科学联系到了一起。为了解决狗的腺体分泌遭遇干扰的问题，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转向了对条件反射的研究。行为主义建立在条件反射原理上，与生理学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1903年法国政府对智障儿童的关注，1905-1913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时大量征兵，都需要检验人们的心理素质和能力(Gregory,2006)，有力地推动了心理测量运动。现代社会的多个领域――教育、医学、企业、行政、学术研究等，都大量应用测量技术对人的心理进行评估。

美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大量涌入美国的移民需要接受训练，以适应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地区、群体之间的思想分歧需要被调和，以巩固统一的国家观念；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培训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使得强调行为塑造、社会控制的行为主义被广泛应用，占据心理学统治地位长达几十年。

二战后，战争的推动、计算机与航天科技的发展，都要求对人类认知进行研究。随着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发展壮大，推动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车文博，2007)。

纵观历史，心理学独立之时，正是工业化、社会化生产蓬勃发展及社会制度完善的时期。工业社会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的目标，而非人文的、精神的关怀。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中，“心理学服务于这些机器的设计，使得机器最大程度地符合人的能力和特征，同时确保人最有效地使用这些机器”(Denis，2007)。国际竞争造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般倾向：“工业不大发达的国家总是在大力开展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则把大部分拨款用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Mason，2005)。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迎合了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需要。

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挑战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当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为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开拓了空间。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将更加重视自身文化性、精神性的存在。人文取向的心理学也会随之发展。

6　研究者的心理因素

6.1　研究者的学术偏好

库恩指出，科学中的一些决定并不是出于逻辑思考。而是基于个人的喜好、价值、政治信念和科学共同体中的共识(Kashdan&Steger,2004)。Karl Lashley和Gregory Kimble分别提出，心理学家的学术取向更多是出于性情和世界观，而不是理性思考(Hergenhagnn，2004)。Lashley把心理学家划分为柔性思想和刚性思想两种，以此解释了他们选择不同学术取向的原因：“这些纯粹是由性情决定的。是基于性情而不是理性的选择”(Lashley,1923)。Kimble选取APA成员和大学生进行调查，得出结论：不同分会的APA成员、不同学术水平的人士分别倾向于不同的学科取向(Kimble，1984)。

主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学术队伍组成的影响。在心理学早期的学术队伍中，大批著名的心理学家，比如冯特、铁钦纳、詹姆士、高尔顿、卡特尔、麦独孤和伍德沃斯等，都是从医学、生理学或物理学转向心理研究的。在心理学研究中，他们把大量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成果带入了主流心理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主流心理学也大量吸收了生理学、医学、计算机、数学等领域的人员。即使在今天。很多大学都鼓励有医学、数学或计算机基础的学生报考心理学。接受自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人员，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人文社会取向的研究者，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方向的偏倚。

6.2　研究者的顾虑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成为了无数研究者的梦想。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心理学诞生艰难，科学地位不巩固，以至于研究者对心理学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心。由于心理现象的主观性和内隐性，早在17世纪，伽利略就指出心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由于心理现象在过去不能被实证研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拒绝把心理学列入科学的名单。由于不能采用量化研究，康德也认为心理学无法成为科学。心理学是否属于科学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辩当中；近20年还出现了关于心理学合法性的危机论。

根据流行的英美科学体系，只有自然科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科只能勉强算是科学，而人文研究则只是“学科”，不是科学。因此，为了确立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多数心理学家选择了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取向。很多心理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心存顾虑，于是尽力遵循自然科学方法论：“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一(马斯洛，1987)。

哲学式的思辨成了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大忌。Teo指出，“在20世纪，对哲学式思辨的指责成了对心理学家的死刑宣判”；在建立自己理论的时候，冯特、华生、斯金纳和乔姆斯基纷纷批评前人对哲学思辨方法的依赖(Teo，2008)。为了避免哲学化之嫌，华生否认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心理现象还原为肌肉活动和腺体分泌的物理、化学现象。在斯金纳的激进学说中，理论研究甚至被完全抛弃(Hergenhagnn，2004)。主流心理学家服从自然科学的权威，忽视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造成了自然科学化的取向。

7　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7.1　早期的自然科学取向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复杂的属性：物质性、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并存。这四个范畴之间有依存性和时间性的递进关系：在依存性上，序列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由前者演进而来。在时间上，存在无机物、有机生命、社会、意识先后发生的时间关系。由于这四种属性中占据前位的相对客观、机械、静止和外显，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容易。这就决定了学科自下而上的发展规律。学术研究从基础性的对象开始，这样不仅有利于进行根源性的探索发现，也有利于知识在由低到高的层次上积累和发展。另外，这种研究顺序也符合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从而顺应了社会需求。

由于人类机械性与主观能动性、生物遗传与社会文化影响、物质性与精神性并存，心理研究面临很大困难。刚诞生不久的心理学不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展开全面研究，只能从低级的心理现象入手。所以，机械性和生物性的心理现象受到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

7.2　未来的整合趋势

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尽管是明智之举，但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理论和方法通过忽视不能被数量化的现象来获得流行”fLalvor,2003)。心理学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律：从机械性到能动性，生物性到社会性、精神性，静止到动态，外显到内隐，由片面研究到整体研究，决定范畴到自由王国，功利追求到审美追求，从服务经济到以人为本，从关注人的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当心理学逐步成熟时，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进行整合。Henriques指出，心理学面临的困难是整合关于人的不同层面的知识的困难，并且提出了一个与上述观点相似的树形知识结构(由四个维度：物质、生命、思维和文化组成)，来整合知识系统，从而解决心理学分裂的问题(Henriques.2008)。

洪晓楠从科学哲学角度阐述了科学与人文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科学只是揭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个维度或几个维度，……人对世界的把握并不仅仅限于科学认知，意义的追问和探求总是多向度的，这就需人文的探索和揭示来完成。只有科学与人文的互补整合，才能完整地表达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和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洪晓楠，2008)。主流心理学将人机械化和生物化，忽略了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维度，是不足以穷尽心理现象的丰富内涵的。一个更为宏观、整合的范式才可以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8　结语――个宏观的范式

由于以上原因，主流心理学在发展初期走自然科学化的道路，有其必要的学科建设意义。但是“近年来，我们已经观察到逐渐上升的对科学心理学方法论，以及其相应的理论思考的不满”(Toomela.2007)。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被批评为“解答问题的方法论与所提出的问题之间的不匹配”(Toomela，2007)。心理学中有很多问题并非经验性问题，而是关于意义、理解、道德、文化等宏观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因果关系的描述上(Stam，2006)，自然科学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心理学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是由哲学规定的，并且在提出假设、建构理论和解读数据的时候，哲学思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哲学思辨不应该成为心理学的禁忌。

第4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一)自然主义的研究框架

客观范式视人、人的心理与行为为自然的一部分，具有与其他自然物相同的先定、普遍、凝固不变的本质或规律。在心理学中，人被等同于动物或者机器，正是这一研究框架的体现。与此相适应，心理学被看作了一门自然科学，物理学成为心理学效仿的榜样，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顺理成章地成为心理学的研究模式。可以说，坚持客观范式就是在心理学中坚持以自然科学为最高价值标准的研究取向和理论建构的模式。

(二)逻辑主义的研究路线

逻辑主义认为知识本质上是逻辑思维运动的结果，始终呈现为某种必然性的联结，知识陈述的是客观事物本身。坚持逻辑主义，意味着心理学研究必须排除己见，禁止使用科学之外的以及带有主观性的概念，并尽可能排除所有价值因素和个人因素，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三)还原主义的研究原则

 根据逻辑主义的原理，凡事皆有因果，人们可以根据原因推知其结果，达到解释与预测的目的。对心理学而言，意味着可以将心理现象与行为还原到其最初的水平上，并从低级推知高级、从元素获知整体、从简单推知复杂。在对人及其心理本质的理解上，还原主义将人还原为物，认为人是由最基本的原子(元素)构成的。在研究路线与研究方法上，主张还原分析。其基本程序是:先将复杂、高级的东西简化为基本的、无法再分的元素或低级的东西，再将元素、部分从整体中抽离出来进行孤立、静止的考察，然后以线性因果观或“算术和”说明元素或部分间的关系及事物的性质。

(四)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客观范式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借助数理统计的方法，形成了一系列以客观实证为主要特点的研究方法，包括了观察法、条件反射法、实验法及测量法等。另外，个案研究、言语报告等作为上述方法的补充，也时常出现在客观范式的各心理学研究中。

二、客观范式的缘起

心理学客观范式是在对科学主义主观范式的批判中萌生并不断发展的。科学主义主观范式形成于心理学初创期(1879-1913，它坚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定向，保留了意识这一带有主观性的研究对象，强调客观实证的研究路线和还原主义的研究原则，以获得客观知识为目标，同时也保留并采用了以主观思辨为特征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冯特的内容心理学、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以及机能主义心理学中。

    冯特和他的学生铁钦纳，均以经验实证论为哲学基础，确立了中立一元论的世界观，认为意识、心理与自然物作为一种统一、集合，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经验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可共证的经验还是不可共证的经验。因而研究可共证经验的客观方法(实验法)与研究不可共证经验的主观方法(内省法)均是有价值的。如冯特所言，“在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内，我们所研究的经验现象只是以不同的观点来考察同一经验的现象。在自然科学内我们把经验看成是客观现象的相互联系，由于抽去了知觉着的主体，它也被看成是间接的经验。而在心理学内，我们则把经验看作直接的和非派生的。这样，心理学可以成为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来研究作为直接经验的意识。然而意识现象带有主观性，为了更加契合科学主义对客观性的研究，冯特将客观实验方法与主观内省方法相结合，用实验技术来控制内省。铁钦纳则提出了严格的实验规则来尽可能地使其达到客观性的要求，譬如实验内省法的被试必须是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实验必须排除内外刺激的干扰等。格式塔心理学家赞同冯特和铁钦纳的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观，也并不反对他们对主观意识经验的内省研究，但他们强调对意识、心理的整体研究原则，反对用实验法来改造内省法，认为借助纯粹的现象学的内省，也可以获得客观知识。

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詹姆斯认为人类经验中所有得到一致的报告的方面都值得研究，哲学方法、科学方法都可以运用，而无需考虑是否带有主观性。在心理学中，他强调既要研究动物、儿童、变态者，又要研究健康人，既要研究客观的行为，也要研究带有主观性的认知、情绪及意志，甚至是宗教体验等。相应地，在方法上，既可以使用实验法，又可以使用内省法和比较法。并且较之于实验法，内省法具有重要的价值，“内省观察是我们不得不最先、首要和始终依赖的东西”

第5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　复杂性，社会科学规律，合理性，反面理论，特征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26-06

通常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有两种进路：一是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只有能发现规律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然而社会科学不能创立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的规律。另一是通过坚持规律与社会说明和预测无关，即反对规律在普遍意义上具有说明和预测的功能，从侧面保护了社会科学不被边缘化或被划定为非科学。这两种观点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认为社会科学中不存在规律。〔1 〕 （P299-307 ）复杂性科学在此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强调异质主体和基于主体的模型的作用。同时，复杂性科学的出现开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视角，即正视社会现象的非均匀性、非恒定性及价值负载性，并把它当作一种真实的方法论优点，建立在系统复杂性和非线性的辩证动力学基础上，探寻一种特殊的分析和处理复杂性的深度。〔1 〕 （P7288-7295 ）本文试图从复杂性视角对社会科学规律问题进行分析以阐明这一观点：社会科学中不仅存在规律，而且其研究主题与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丰富，应用也同样广泛；社会科学规律不仅可能，而且发现社会科学规律的方法同自然科学规律并无多大差异。

一、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

一方面，在几乎每个对社会科学规律的怀疑说明中，总有一个原因是普遍认可的，即社会科学主题的复杂性。以下将从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等经典自然科学的具体类比中，澄清这一问题。

1.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的类比。通常认为，数值计算和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科学家相信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的数据，在对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真实可信的。而在社会科学中，一些社会因素并不能像风力、风向、温度或气压等变量一样可观察和检验。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通过对社会要素的统计分析得出可靠结论，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一般的社会科学规律。

虽然在经典物理学中，以牛顿力学为例，使用近似和收敛方法是普遍存在且无伤大雅的。对哈雷彗星周期运转的预测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1961年气象学家洛伦兹使用一台旧计算机对描述天气的简化方程进行模拟仿真，以期实现天气预报的计算机化时得出的意外结论，恰恰挑战了我们这种认识。为了考察的简便，洛伦兹在实验中直接把上一次四舍五入后的结果作为其后的计算初值进行输入，但令人意外的是，从几乎相同的出发点开始，计算机模拟出的天气模型差别越来越大，以致最后毫无相同之处。这种做法的前提假设很明显是受到牛顿时空观和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影响。因为科学家们普遍相信，只要近似地知道一个系统的初始条件及其运行规律，就会得出近似准确的结果。在物理定律的作用下，世界只要运转起来就会按照牛顿定律按部就班地运行。正因为如此，洛伦兹实际的计算结果如此意外，以致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就说明了自然科学中的变量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可靠”，初始变量的微小差异都会引起结果的大相径庭，而不是在一定的初始条件和规律基础上按照固定模式运行。同样，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数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一个明显且残酷的例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值计算是不可靠的，而是有一定的作用域，因为数值计算现在也逐渐发展成复杂性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可以描述和计算那些隐藏在复杂组织中的确定结构，这一方法对于理解社会行为的非线性特征，发现指导特定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而言至关重要。

2.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类比。格兰特在其1986年出版的《生态学和达尔文雀的进化》一书中指出，社会科学面临的很多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与生物学极为类似。

格兰特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达尔文雀进行为期十年的观察，深入研究并记录了这些达尔文雀的演化变化。这些雀鸟几乎是同样的体形，不同种间最大的差异是鸟喙的尺寸和形状，因为它们是对食物来源的适应结果。这一结论是在格兰特区分并排除了各种复杂要素后得出的。如从雀鸟规模的宏观层面看，漂变的作用力是很小的；从包含在微小的基因累积性变化过程中的鸟喙大小进化的微观层面上看，达尔文雀内部的约束力也是不重要的。他将这些因素排除在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之外，认为这些雀鸟就是在对不同食物来源的适应过程中直接被选择出来的。

第6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人文科学实验 科学性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2-0067-04

实验作为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教学和科研方法，最早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中开始运用，20世纪以来逐渐在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中得到运用，而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在关涉人文科学实质内容的所谓“形而上”领域内，运用实验的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作为一种体现科研和教学规律的实验方法，是否可能在人文科学得到运用，需要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给予理论梳理和经验总结。

一、不同学科的实验性基础

科学实验的可行性前提首先是该学科必须具有一定的实验性。按照实验科学的基本理解，所谓实验性就是某种学科理论或知识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能够通过实验的方法来验证或描述的属性。学科的实验性既与学科对象以及学科的方法论特征直接相关，又与具体的实验技术密切相关。

1 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基础

最早的实验完全是自然科学实验。科学家们有目的、有意识地选取自然中的典型过程，并通过仪器、设备等媒介对这些过程加以控制或改变，以便进行观察分析，从而把握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辞海》对实验科学的解释是：“实验科学亦称‘经验科学’，同理论科学相对。一般指19世纪以前的经典自然科学或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科学。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伽利略的动力学、牛顿的经典力学以及后来的热力学、电学、化学、地质学等等，都是实验科学典范。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科学的高度综合性，数学和理论思维在科学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故一般只把一些实验性较强的科学称为实验科学。”即在科学史上，乃至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实验，这主要取决于自然科学拥有的“较强的实验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摆脱各种外在影响，科学家的个性、爱好、性格、或政治倾向等因素并不会影响到他所研究的物质对象。一种物理结构与化学现象，并不因为观察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自然界本已存在的各种规律，是独立于人的主体意识而存在的，同时也是人可以逐渐认识并发现的。尽管这种认识与发现的正确程度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越来越接近真理的过程，这主要受制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认识方法，而与其他主观因素关系不大，研究者只要遵循正确的研究过程或研究程序，都可以达到共同的认识结论和结果。自然物质世界所具有的这种内在规定性、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重复性，为自然科学实验提供了客观前提，而这一点恰恰是人本身和由人组成的社会所难以比拟的，因而也是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应用迟滞的主要原因。

2 社会科学的实验性基础

大约从19世纪下半叶起，自然科学所采用的包括实验在内的科学方法逐渐被社会科所学采用，并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和社会学家涂尔干等人为代表，发展了一套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宏观地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规律当然是人的规律，但却不是个人的规律，而是构成社会的无数个人和各种团体、集团、阶层、阶级、机构等社会因素合力作用下的规律。社会体系与结构的运行发展，它的经济、政治、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变迁，公共制度与公共政策的选择与调整，都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其内在规范、过程与法则。因而社会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物质世界那样的独立于个人主观意愿的客观性规律，这种规律是可以通过实证的方法（包括实验的方法）加以认识和把握的。微观地看，社会科学实验所表现的人和人的行为，并不是从人的主观意愿、个性特征、情感世界等个体性因素出发的，而是从社会关系和公共政策选择的角度，从社会的结构、体制、功能、作用的角度出发的。从这种角度出发，个人不过是社会的一个“角色”、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一个社会有机体中的“分子”。因而在社会科学实验中，人和人的行为可以表现为政治学中的“一张选票”，或经济学中的一种“资源”，或社会学中的自杀行为统计数据，或管理学中的“管理对象”，即人和人的行为是一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具体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符号”存在或“信息”显示，这种去个性化的实验对象既提供了实验的客观依据，也提供了实验技术的实现可能。正因为如此，在目前的社会科学实验中，除了少数学科专业（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等）采用实地实验之外，在现代实验技术条件下，更多的社会科学实验是借助人和人的行为的“符号”存在或“信息”显示，主要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实验室实验，并集中在金融、财会、工商和行政管理等学科专业领域。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计算机应用技术实验，如金蝶财务系统、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财务分析系统等；一类是情境模拟实验，如股票实时交易模拟实验、ERP（企业资源规划）模拟实验、集装箱运输业务模拟实验、人力资源管理沙盘模拟实验等等。

3 人文科学的实验性基础

人文科学包括了诸多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同的知识性或事实判断问题，比如关于文学史、哲学史中的许多知识性内容，关于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基本的历史事实，关于道德行为的经验性判断，关于艺术特点的描述性分析等。因此，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人文科学领域，许多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认识工具、认识手段甚至概念术语，诸如结构、程序、编码、概率、反馈等等，都出现在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的研究过程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验的方法开始被引入到人文科学，并主要通过计算机技术运用于人文科学的一些技术操作性领域和某些知识性整理、考订工作，突出集中在语言、文学、艺术、新闻、传播等学科专业领域。如多媒体写作工具、应用语音实验、计算机图文处理高级应用、文献检索与利用、inter-net应用技术、图形标志设计、电视摄像、数码编辑、新闻摄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脑报纸编排等。其中，应用技术类实验占主要部分，情境模拟实验相对很少，而且主要限于对一些技术手段或技术环境的模拟实验，如“网络新闻实务课程实验”等。

客观地说，上述实验并未触及到人文科学的实质内容，即使是在知识性问题或事实判断的领域里，实验的适用范围和程度也受到很大限制。我们知道，人文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更是一个价值体系，是关于人的信仰、信念、道德、宗教、文化、善恶、美丑等方面的意义体系。这使得人文科学不能以事实判断、经验陈述以及技能训练来代替应然性问题，它一定要有主体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说明，这是人文科学的实质内容，而这恰恰是上述实验所缺少的。这也意味着信念、情感、善恶、美丑等主观判断和应然性问题很难用某种抽象的“符号”或“信息”来显示，这也是目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较，其实验性相对薄弱的原因所在。

二、人文科学实验的技术路径

实验科学的历史表明，实验是一种历史范畴，其范围和深度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在传统实验技术条件下，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较强的人文科学，其实验性较弱，很难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检验、解释和描述；但在现代实验技术条件下，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这种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变。

1 “人”的“出场”与情境模拟

在计算机技术背景下，目前人文科学实验主要是以辅“工具”类即应用技术类实验为主，而实质性“价值”类实验几乎没有，至于基础性“知识”类实验则与社会科学的模拟实验类似，主要是针对少量能够作为“符号”存在或“信息”显示的个别人文现象进行模拟实验。人文科学在实验科学的这种“边缘”状态是与人文科学对象的基本特点直接相关的。如上所述，人文科学的核心是“人”和人的精神世界、意义世界，这里的“人”既不是自然科学中可以被解剖的具体的“生物人”，也不是社会科学中可以被“符号”化的抽象“社会人”，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情感现实的“人”，这种“现实人”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实验对象。当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离不开人，也与人密切相关，但其出发点和实验呈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自然科学是对“人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或自然条件”的研究，因而实验可以直接通过自然物质方式来呈现；社会科学是对“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的研究，因而实验可以通过某种“符号”或“信息”来呈现；而人文科学则是直接对“人本身”、对“人的存在、精神、价值、意义、情感等”这样一些“内在的”、“形而上”或“终极性”问题的研究，因而实验只能通过“人本身”才能较完全地呈现。

这意味着，要通过具体的人文科学实验表达抽象的人文科学内容，必须要有富有个性的、鲜活的“人”的“出场”以及相伴随的“情境”表现，这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特点是相呼应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事实判断、必然性问题倾向于客观性和普遍性，所使用的主要是逻辑与实证的方法。而人文科学的价值判断、应然性问题却倾向于主体建构性，具有明显的主体选择性和个体感受性，所使用的主要是情感体验与心灵感悟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具有活生生的“人”的“出场”的情境模拟实验，恰好提供了以主观性、个别性、多变性为特征的互动平台，因而更有助于主体亦即实验者更好地进行体验和感悟。

2 多媒体技术及其提供实验的可行性

实验离不开技术，所谓技术就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所采用的工具和规则的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被应用于实验科学和实验教学的实验技术的水平，决定了实验的范围、深度和水平。如果说在传统实验技术条件下，实验还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那么在计算机技术条件下，实验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而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实验中“人”的“出场”和相应的情境模拟的实现，实质性的、更广泛的人文科学实验越来越成为可能。

以往的计算机技术主要是对文本、数字、图形等相对单一信息的处理，还很难做到“形声兼备”，因而要实现鲜活的“人”的“出场”和相伴随“情境”的表现还很难做到，但在多媒体技术条件下则完全可以实现。多媒体技术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广泛的综合性，它将计算机、声像、通信技术等合为一体，是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音响、游戏机、传真机性能的大综合；二是充分的互动性，它可以形成人与机器或人与人通过机器的互动，且互动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这两个特点恰好满足了人文科学模拟实验的基本要求。对于“人”的“出场”和相应的情境模拟要求，以往只能在影视片中实现，但却完全是单向的，无法进行互动，且制作成本较高。现在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些不足。多媒体的综合性特点，可以将所需要的人物、场景、物品、图形、图象、视频等元素按照要求进行设计、组合和呈现，并较方便地创设出二维或三维动画形式的“人”和相应的情境。实验的本质在于操作，多媒体的互动性特点，可以很方便地进行人――机或人――人的互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实验的操作性要求。

三、人文科学模拟实验的相关问题

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人文科学模拟实验不仅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实验完全不同，而且也与以往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计算机模拟实验迥然相异，实验中有人物、有场景、有情节，有实验者的个体感受性和主观选择性，甚至有情感色彩。人们或许会质疑，这是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吗？抑或应该属于艺术的范畴，甚或还是一种电子游戏？

第7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 键 词：体育文化；中华民族体育；单一研究范式；多元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4-0025-05

On 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s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CHEN Qing

（College of Physical Cul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Researches on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which are not conducive to fully explaining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today’s world where scientific technology is highly developed， when facing the change of research subjects， especially complicated body behaviors in national sports， the 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hould be necessarily deconstructed， while discipline crossing and blending type research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fully referring to research paradigms for natural scienc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overcome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hinese sports culture， which bases mainly on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exert the advantages of 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s in which natural science is blended in， 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tudy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therefore gradually enrich and perfe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cientization.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Chinese national sports；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中华民族体育不仅表现出特色鲜明的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玄妙、神秘的特征，如导引养生、气功。由于对中华民族体育研究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经验研究相对于理性研究，难以清晰说明研究对象的结构、功能、表现和价值。在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仅依托单一的研究范式会制约其深入发展，应借助自然科学的优势共同探索，使中华传统文化中举世瞩目的理论，以及生动、形象印刻这种文化的民族体育焕发时代光芒。在中国知网以“武术”为主题，搜索历年研究成果，20 224篇武术学术论文中，涉及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内容则十分有限。鉴于民族体育中核心构成――身体行为是多元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复杂的研究对象需要多学科综合分析等因素，实现多元的研究范式研究具备可能性。关于研究范式的研究近年来逐步被国内学者重视，不过，对中华民族体育的研究范式的研究才寥寥几篇，如李龙、杨海晨等学者的成果。范式理论倡导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宣称范式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由此可见亟待完善的中华民族体育学科状态。

1 中华民族体育研究的局限性

中华民族体育很多内容不宜用现代科学理论解释，与中医等文化现象相似。比如，中医通过疏通经络治病，但经络在哪里？中华民族体育技术掌握需要“悟性”、技术风格依托“意境”、功力水平重在“气度”。那么如何评判习练者的掌握程度？显然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在人类文化全球化、文明共享的当下，这些内容与西方竞技体育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国人尚且不易理解和掌握，何谈对外传播、交流和推广。其实，中华民族体育可以通过科学理论给予清晰表述，只是在以往的中华民族体育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单一的人文社会科学论述，忽视自然科学理论的介入，由此形成中华民族体育研究的局限性，进而影响中华民族体育的发展。

中华民族体育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隶属于文化领域的中华民族体育独立性不强，使研究者对这种人文现象认识不充分。中华民族体育与共生文化尚未完全剥离而自成体系。比如祭祀、节庆、游戏、娱乐等活动中，肢体活动与体育中的身体行为总是交织在一起，人们极易混淆日常生活与民族体育中的身体活动，因此难以确定研究切入点。第二，人文现象似乎只能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但是研究中又较少涉及民族体育，阻碍民族体育学科研究体系化。第三，中华民族体育是特殊社会文化熏陶的结果。研究者多以人文学科方式认识民族体育的背景、起源和功能，主观臆断人体文化的结构和本质。第四，强大传统思维制约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正如张岱年[1]在《中华文化概论》中表述的那样，“中国古代的科学中也的确形成一些杰出的理论，如天人学说、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但这些理论是功能普适型的理论，普适于天地万物以及人事和人身。这种高度普适性的理论，虽也可以用来笼统、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可当它一旦成为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律条时，也就成了人们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有分析的探讨的束缚力量，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形成科学性专门理论的障碍。”第五，科技水平不高地区，普遍存在着研究者掌握自然科学理论有限、研究手段、设备和经费不足等情况，因此难以对复杂的人体文化进行必要的自然科学研究。

2 改变中华民族体育单一研究范式的条件

第一，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决定多元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华民族体育领域拥有共同的关注对象，那就是人的身体以及身体运动。其中身体行为是民族体育的核心结构，是肢体活动转化为体育的关键环节。因此，两个学科在研究中华民族体育时，完全可能进行跨学科多元研究。

第二，身体运动的复杂性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决定多元研究的必然性。人文社会学科多是感性的定性研究，而自然科学则是以理性的定量为重，两者可优势互补。特别是对复杂的身体运动和民族体育的研究，应该在感性认识之后进行理性认知。对中华民族体育的认识，以往多以感性为主的界定，认为民族体育是以肢体活动为手段去达到某种目的的活动。这样的认识难以解释生活、生产中的肢体活动与民族体育的区分。

第三，研究对象的转换决定多元研究的可行性。从研究范式演变中发现，研究对象发生转化之后，研究范式必然发生转换，该趋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华民族体育以往更多依附在各种社会文化事项之中，如今已经逐步走向相对独立，特别是成为一种对人生命塑造的文化现象后，民族体育已不是体能阶段的生产准备过程，智能社会阶段的民族体育的生产性已经被生活性所取代，逐步具备自身框架，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完全必要和可行。

3 构建中华民族体育多元研究范式的思考

3.1 研究态度的转变

中华民族体育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式和方法以及相关理论。中华民族体育的研究必须充分认识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克服单一的研究范式对自身发展的制约。

人文现象可以借鉴和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融合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会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刻。现实中，学者对定性研究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习以为常，有意无意忽视注重分析、注重理性的定量研究，这种态度误导学者的研究行为。关于经验研究和理性研究，可形象地将经验研究比喻成为“正向的金字塔”，理性研究是“倒置的金字塔”。从经验金字塔任何一个地方抽取一块基石也不会立即影响其稳定。恩斯特・卡西尔[2]146-147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一书中明确地阐述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否在人文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关键在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们的态度。卡西尔说：“如果文学科学和艺术科学要成为可以用真正的科学方法加以处理的科学，那么首先要放弃它们所宣称的自主地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它们都不可自认为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们必须完全融合于自然科学之中。由于一切科学的认知都是因果的认知，因此，如同根本不存在两种不同层次的因果系列――‘精神性’的因果系列和‘自然性’的因果系列――那样，根本不存在自然科学之外的‘精神科学’。”其实，这两种因果关系相互制约和影响，在某一个阶段自然因果发挥更大的作用，旋即人的自由意志因果性表现突出，但是自然因果链并未消亡，人的理性力量是对自然因果的不断解读和对规律把握的表现。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需要借自然科学的帮助和支持，卡西尔所强调的“只有数学性的原因才是真正的原因”[2]163有其深刻的道理。

3.2 研究范式的探索思路

1）演绎与归纳的结合。

反常态研究，即改变以往常态的研究方式的方法。通常学者们以归纳研究为先，随之再进行演绎。如果运用融合式、反常态进行研究，会得出更切合实际的结论。根据艾尔・巴比[3]在《社会研究方法》中提供“先推论”的演绎法能够给研究提供合理的假设提前，然后再进行以观察为主体的归纳法进行验证或修正假设，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研究方法，这是中华民族体育研究可借鉴的研究范式之一。沿此思路，发现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中，有许多文化现象彼此间存在着隐形的函数关系，需要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论证和解释。比如，从普遍性的理论理解出发，推论（演绎）一个期望，提出假设：中华民族体育有益于人的健康。因此模拟绘制量化的数据如图1。以此主观假定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Y=F（x）。仅仅运用演绎尚不能解释实际，需要进一步借助归纳法进行分析。归纳法将具有一定离散程度的，非线性相关的现实进行科学修正，得出图2结果，于是出现符合实际现状的理性结论。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条非线性的曲线，研究过程中必须借助各种方法归纳，并使用自然科学的方式予以具体分析，以便于更明确地说明问题。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特别是对活生生的人，难以完全使用自然科学理论进行刻板分析。但是能够使用具有规律性的数据表明趋势，如人的一生中存在着客观的内缘性机能下降，以及生存环境等外缘性因素影响的机能降低等影响趋势。其中，社会环境中机械化的工作方式、优越的生活方式改变导致人的体能降低，如人在12 min内跑的距离随着特定年代的推进而减少。由此得出人的有机体体能随着人的衰老、社会环境的改善而降低的结论。对于这种现状，人类绝非束手无策。相关归纳研究表明，通过合理、科学、周期性的体育活动可以有效促进健康，帮助人类延长寿命。从而验证、推导出中华民族体育作为体育的有机构成，自然也能够促进人的健康。这种方式弥补先归纳后演绎，以及白描推理的不足，科学的数据图示形象、生动展示了蕴含其中的规律。

演绎向归纳推进，归纳完善演绎，两者相得益彰，从而使研究从经验走向科学研究。如李宁[4]有关太极拳练习速度中的脑电变化研究，采取的便是脑电检测的科学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修正人们原本认为入静的太极运动者脑神经不宜受到外界影响的假设，经过归纳和再演绎，可以看出人的意识始终能够作用于客体自身，使之产生相应的改变。那么，可以推测有意识通过太极拳等中华民族体育项目的练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健康状态。从研究到现实，民族体育具有健康促进作用，民族体育科学健身如何实现应深入思考。李文川[5]发表《身体活动建议演变：范式转换与量的积累》论文，为民族体育健康服务提供了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文中提及目前由于身体活动的不足已成为全球范围第4位致死因素。2008年，全球15岁及以上成年人约有31%身体活动不足，每年约有320万例死亡与缺乏身体活动有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中国在2010年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仅有11.9%参与有规律的身体活动，83.8%的人不参与身体活动。由此导致从1993到2003年10年间，心血管疾病发病从31.4%上升到50.0%，糖尿病从1.9%上升到5.6%这样持续恶化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李文川根据各类研究成果，认为中等身体负荷的多次积累能够发挥“量剂效应”，有益于促进健康。受此启发，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体育以何种运动方式和运动量为各个民族提供适合本民族“口味”的疾病预防和有效的健康保障，必须进行“从经验到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对涉及身体负荷的各指标进行“药剂学”分析，提供具备科学原理的民族体育健身处方。

2）量化与质性研究的结合。

量化研究重点在于获得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数据，通过具体的数据来表达现象的集中趋势。然而，量化研究所获得数据却容易抽空客观存在的生存情景，从而损失对具备丰富性和复杂性现象的真实反映。质性研究则是一种注重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意义理解、交互影响、生活经历和现场情景，在自然状态中获得整体理解的研究方式[6]。必须有机地结合，从量化向质性研究过度，使具体的数据变得生动、真实。质性向量化研究靠拢，使繁复的现实明确地展示其集中趋势、运行规律和特征。

（1）融会贯通式研究，是一种以跨学科理解方式，侧重运用量化指标说明客观实在的研究。用这种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对最具民族特色的武术进行研究，其成果远比运用中华民族文化“律条”的解释更能够深入人心。武术运动之美令人叹为观止，溢美之词充斥各类文献。然而武术之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至今很少美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被运用到武术美学研究之中。人类对美的感受在于人的内在体验，当然被审美的客体也必然具备着美的客观存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对具备黄金比值（0.618）特征的客观存在产生美感，比如人们普遍对花卉、树木、书籍、人体等产生美感。因为，这些存在物的各种比例到达黄金分割论中的所谓“黄金比值”，该比例能引发人的愉悦感觉。人体的形体美自然也与此密切相关，以肚脐为黄金分割点，其下长度与身高比接近0.618――黄金比值者就会给人以美感。黄金比值与心理审美耦合，从而产生审美体验，而且有价值的存在强化着美感。武术项目虽未注重形体美的客观存在的美学原理，但在武术套路演练中则通过技术动作节奏弥补这个缺憾。计算武术运动员处理技术动作节奏中的快与慢、动与静、轻与重、急与缓等的比值，如果演练者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使套路中各个组合韵律处理接近黄金比例的节奏变化，必然会引发人们的审美享受。武术发展至今天，已经从实用的征战、搏杀技法为主转变为富有艺术性的套路演练为主，所以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决不能脱离武术发展的现实社会背景，以及时代审美情趣。只要能够恰当地站在特定的场域，有效地运用量化数据方能帮助中华民族体育切实的发展。对此，武术套路的韵律与意境研究必须向着融会贯通式的方向发展，使研究成果能够提供武术套路演练的具体节奏参数，使研究具备应有的实践指导价值。

（2）质性落实研究，是在量化研究基础上，通过质性研究对人类行为进行文化的解释、理解，以及价值实现的研究方式。在众多的研究范式中，质性落实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独特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意义和价值，以此指导实践。在武术教学中，如何解决套路记忆问题，需要通过量化研究成果说明100%规范完成技术动作能够轻松记忆套路，即大脑对某一技术动作的神经冲动所释放的定量神经递质引发相应数量的肌纤维运动，只有规范每次练习，才能使神经递质的释放量保持定量化，以及与引发的肌肉纤维数量保持一致，从而快速地形成所谓的“动作肌肉记忆”，如同学习游泳、骑车技术，一旦学会终身不忘的科学原理。量化研究可对学生晓之以理，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为进一步的教学打好基础，然而，量化研究难以动之以情，即使学生明确道理，对套路记忆的教学任务关键还在于教师的技术权威、教学艺术引导、教法有效性、教师生动形象的文化灌输，以及和谐的教学氛围等。这些因素难以量化，唯有质性落实研究，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从文化意义上强化套路记忆。因此，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易于以质性落实研究为主。但是，重视质性落实研究，绝不能忽视量化研究的基础性作用，避免再一次回到传统研究范式的窠臼。

（3）数学思维研究，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基础上的量化与质性结合研究方法。在侧重于质性研究过程中不能脱离数学思维的支撑，运用数学思维是有效提高质性研究深度的关键。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哲学与数学保持密切联系，其他学科也必然存在着联系。“哲学在希腊开始萌芽的时候，数学就一直是引起哲学家特殊兴趣的科目”[7]374。中西方的体育文化分别是等式两边的内容，但是两边的体育文化意义却截然不同。该规律的启示是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完全循西方竞技体育的发展之规。比如，中华民族体育竞技程度有限，中华民族体育竞赛模式难以在域外与西方竞技体育抗衡。那么通过中华民族体育特有的内修养生模式则可以弥补西方竞技体育外练强身格局的缺憾，使等式的两边文化分量达到平衡。中国特有的养生内容缺乏可以量化、重测、验证的数据事实，难以被世人接受。对此，通过对传统养生、传统文化理论的数学思维研究，以数学注释形式向全球推广已经成为迫切的任务。在解决社会问题，解释文化现象时最好不要远离数学的诠释。比如，人们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运动员或体育工作者，对此如何回应？数学成为体育最好的帮手。董进霞[8]撰文综述一系列的数据，充分表明体育活动对大脑的发展和认知能力发展有积极的作用。理性地纠正被社会普遍误读的所谓“常识”。再如，在描述中国春秋文化思潮涌动繁荣景象时，使用“百家争鸣”表述方式。中华民族文化虽然很少这种近代数学的清晰介入，但是中国早已广泛应用的阴爻与阳爻理论就是一种经典的数学思维基础。如今需要将中西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进行融合，运用现代言语形式加以表述，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智慧功效。

单一研究范式是人为所致，只要明确的科学态度，主动运用科学的研究范式，多元研究范式便能够很快构建起来在人类社会有许多看似难以表述的事物，这可能是惯性思维制约的结果，如果转换思路和方法，必然会有更多惊喜等待着我们。尤其是对过于集中人文科学领域研究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强大的自然科学体系支撑下，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充分融合、借鉴自然科学的成果，一定会是古老且经典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焕发勃勃生机。张平中[9]对中国过去1 810年的高精度、高分辨率降雨量变化曲线、钟乳石生长曲线与历史朝代的更替进行对比，发现降水量大幅度减少的年代与朝代的衰亡年代基本一致。其结论是钟乳石生长的速度与社会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原因是钟乳石在风调雨顺期间成长较快，社会发展也在这个期间处于国泰民安、稳定发展的状态。那么，可以继续深入一步研究一番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此阶段的表现，一定会弥补各种体育史料、考古资料的不足，并且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绘制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曲线。

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相对封闭环境中滋生出顽固的内敛倾向，为保全其自身地位，人为制造玄虚，保持神秘，其结果是作茧自缚。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打破这种局面。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应突破单一研究范式，建立融会贯通的多元研究范式。合理、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充分运用多元研究范式，不断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构建自身科学化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9.

[2] 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M]. 沉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M]. 10版. 邱泽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0.

[4] 李宁. 太极拳不同速度练习者的脑电比较[J]. 体育学刊，2014，21（3）：137-139.

[5] 李文川. 身体活动建议演变：范式转换与量的积累[J]. 体育科学，2014，34（5）：56-65.

[6] 熊欢. 中国城市女性体育参与分层现象的质性研究[J]. 体育科学，2012，32（2）：28-38.

[7] 伯特兰・罗素. 西方的智慧[M]. 马家驹，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第8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一、实验设计要符合科学科特点

一切自然科学都来自实践，都是从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中总结发展起来的，小学自然科学也不例外。教师在教学时，要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培养学生探求自然科学知识，兴趣、爱好，增强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

认识自然始于观察自然，让学生用观察的方法认识自然。如“四季星空”的教学，由于教学内容分散、抽象，学生很难形成对四季星空的整体认识。教师在实验设计时，要科学地安排学生观察四季星空，保证观察的持续、完整。指导学生用正确的方法观察，写出观察日记，积累有关四季星空的感性认识和材料。并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出：不同季节星座交替出现，北极星始终停留在原位置不动，周围的星座绕着它逆时针转圈，且一年转一圈等有关四季星空的变化规律。“水的循环”的教学设计则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教师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对水的感性认识。如：天上有下不完的雨、雪，淋湿的衣服会干，冬天关在屋子里洗澡窗玻璃上会有水珠等。引导学生通过实验归纳总结出：水或冰受热变成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变成水或冰的循环规律。让学生通过实验的方法认识自然现象，总结自然规律，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为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创造条件，增加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爱好。

二、实验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教学活动是教师教、学生学的双边活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实验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实验得出结论，达到认识周围自然现象的目的。低年级学生年龄小，注意力不易集中，感知世界往往从兴趣出发，抓不住事物主要特征等特点。设计实验时要采取多种方式，调动他们的各种感官有意识地直接观察事物。如：“植物的根”的实验设计，教师可通过提供大量的可供学生观察的有代表性的实验材料──植物的根，让学生在观察、比较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植物的根有直根和须根之分。常见的萝卜、胡萝卜等直根，土豆、红薯等须根，它们可以储藏养分即贮藏根。学生可以通过观察直接获得知识，而中高年级学生已初步具备了观察事物的能力，且能自己动手做一些实验。他们对神秘的自然界充满了好奇，对探索自然奥秘充满了自信。这时教师设计实验，主要是以一种引路的方式让学生多动手，多动脑，自己动手实验获得结论，并自己设计实验验证结论。设计“水的浮力”的教学实验，就可以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实验材料放入水中观察现象，并动手将浮在水面的物体用手向下压，产生水有向上的浮力的直观感受，从而得出结论。然后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证明下沉物体也受到水的浮力的作用。并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利用水的浮力，使不平衡的杠杆达到平衡。这种设计可满足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实验设计要联系当地的自然条件

教学大纲规定：“自然课要密切联系当地自然条件。”我县地处鄂西山区，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这些抬头可见、垂手可得的实验材料，为丰富自然科学教学实验提供了方便。教师在设计实验时，充分利用这一自然优势，通过多种形式，使原本生动的自然科学课教学更加丰富多彩。

“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小学生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们渴望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弄清为什么有的树到了秋冬季就会落叶，而有的却抽出了新芽，动物靠什么越过寒冷的冬天等问题。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这一兴趣特点进行实验设计。如昆虫是小学生常见的最易引起他们兴趣的一类动物，在山区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爬的应有尽有。教师在设计实验时可先安排学生到林间、树旁、小河边捕捉各种昆虫，并将各自捕捉的昆虫有选择地带到课堂，进行认真观察、研究，看它们都有一些什么共同特征，从而达到认识昆虫的教学目的。

第9篇：自然科学的特征范文

一、 共性突出

本单元4篇课文均属于知识小品文，以浅近、生动的语言给学生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地球和它的七个兄弟》以浅近的语言介绍了行星各自最突出的特点及“不停地绕着太阳转”等共同特征；《水滴的旅行》以自述的方式介绍水的不同形态；《会睡觉的植物》以三叶草、蒲公英、胡萝卜为例，介绍植物睡眠的状态及作用；《南极的主人》以形象的语言，介绍企鹅的体态、习性等知识。这几篇课文知识性强，阅读文本，学生能了解许多自然科学知识。

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例话》中说：“说明文不一定就是板起面孔来说话，说明文未尝不可带一点风趣。”教材编者充分关注阅读对象特点，在内容准确、科学的基础上，力求表达方式的趣味性，文章结构层次清晰，叙述形式活泼生动，语言浅近形象、通俗易懂，贴近儿童，有生活气息与情趣。《地球和它的七个兄弟》《会睡觉的植物》《南极的主人》采用拟人化写法，将行星、植物、企鹅人格化，赋予其人的行为、心理、情感等。太阳系是一个大“家”，而行星是“兄弟”；植物会有不同的“睡觉”方式；企鹅或伫立眺望，或派头十足地走路，或羞羞答答，或交头接耳，情态可爱。《水滴的旅行》以自述的形式，通过水滴叙述“旅行”见闻、经历，介绍水的相关知识，可以说，寓自然科学常识于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中，充分激发了低年级学生阅读兴趣，为其打开自然科学知识之窗。

二、 个性鲜明

本单元4篇课文，既有文体共性，又有篇章个性。

《地球和它的七个兄弟》共3个自然段，第1自然段简述地球和七个兄弟都住在太阳系这个大“家”里；第2、3自然段介绍行星之“最”，即最突出的特点――金星最亮，木星最大，水星最小，火星离地球最近，土星会转呼啦圈，天王星温度最低，海王星是淡蓝色的，地球是我们的美丽家园；还介绍其“不停地绕着太阳转”的共同特点。因为考虑到一年级学生阅读特点与需求，所以知识介绍力求精简，着重讲述最显著的特点，言语表达也力求浅近。如用“个头”大小来介绍木星和水星的体积不同，同时巧妙地将二者放在一起作比较，让学生印象深刻；土星有一个显著的行星环，主要成分是冰的微粒和较少数的岩石残骸以及尘土。编者没有将科学术语直接搬入文本，而是巧打比方，用“转着呼啦圈”将抽象的科学知识形象化，读来趣味无穷。

《水滴的旅行》共4个自然段，第1自然段以水滴是“旅行家”开篇，引发好奇心；第2、3自然段主要介绍水滴在不同地域、不同温度下不同的形态，“美丽的雪花”“嬉戏”“奔跑”“聚在一起”等语言，把水滴的情态写得生动活泼；第4自然段交代了水在气温升高情况下形态的变化，“开始我新的旅行了”一句最为巧妙，既呼应了开篇，又给予学生无限的想象与探究空间。

《会睡觉的植物》带有聊天交谈的话语方式，第1自然段以人们需要睡觉休息为话题，自然地引出对植物睡眠知识的介绍，一个问句，引发学生阅读期待。第2、3自然段，作者列举三叶草、蒲公英和胡萝卜等3个事例，介绍草、花“睡觉”的时间、样子与特点等，有详有略。“只要天一黑，它就睡了”“……折叠起来，好像人闭上了眼睛”等词句，用拟人化写法，形象写出三叶草的睡眠特点；“向上合拢”“向下低垂”则通过比较，写出两种花儿“睡觉”的不同姿态。第4自然段简要写明植物睡眠的作用。全文层次清晰，“睡觉”切入点选得巧，贴近学生生活经验，利于学习、理解知识。

《南极的主人》共4个自然段，分别介绍了企鹅生活的环境、名字的由来、体态样貌和对南极的独特作用等，条理清晰。第2、3自然段，用较为生动形象的语言描写企鹅的形态、面貌等，如“经常昂首挺胸，眺望远方，好像在企望什么”“胖胖的企鹅披着黑黑的羽毛，挺着白白的肚子，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派头十足”“它们或羞羞答答，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或东张西望，交头接耳”等语句，通过摹状貌（形象描绘），把企鹅的形态、活动等特征介绍得栩栩如生，读来如见其形，饶有趣味。

三、 价值多元

把科普小品文作为一个单元集中呈现，在小学低年级教材编写中，是一种大胆且有益的尝试。教学中，教师需准确把握编者意图，基于文体特征和学情需要，多角度挖掘这类文本的教学价值，研制较为合宜的教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