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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互涉 美术史学 考古学 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时代,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学科互涉”的性质,形成了美术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此学科兼具美术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特点,对美术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结构,探讨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交叉关系,对各学科的研究边界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物学对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习惯,中国古代存在着“玉府”等收藏古物的专有机构;外国的皇族对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当时古物学发展的动力。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真正开始交叉渗透的时间是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其著作《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美术的发展历史。该学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促进民族发展的古物和记载美术史的古物文献展开了研究。正是因为该学者将古物学和美术史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才发现总结出美术的发展历程,促使了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成熟,温克尔曼也因此被称为“美术史学之父”和“考古学之父”。无论是温克尔曼的称谓还是其著作的特点,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之间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联系。
二、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和了解
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了边界之后就会产生互相渗透,即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学科互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渗透是必然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主要体现在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和技术问题;与其他学科产生的渗透和交叉性;学科内外的定义等。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互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美术史学,在对相关的方法和对象进行论述和解释时,都涉及大量的说明和阐释,此特点表明了人文学科的鲜明特点。若根据研究对象来进行划分,美术史学属于美术学的范畴;若根据研究体系来看,美术史学又属于历史学。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中,人类的审美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较为浓烈,理性认识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我们可以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质归结为: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来认识美术家或者是史学家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1]。
与美术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直接强调理性在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的发展,通过分类描述遗留的物品来对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并研究遗留物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的功能,此外,对遗留物品的发展和改变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关发展的具体意义。无论是探索背后的规律还是直接将理性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调查中,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和研究都是将探索和研究物质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途径和方向来实现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产生的交叉
考古学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研究地层和器物的类型。20世纪中期的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和记录,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内容就是对地层以及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和总结。直到1960年之后,丹麦的著名学者克里斯丁在对古典的器物进行研究时,融入了情境,并对器物的装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美术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后苏秉琦也利用了美术的图案分类将美术的写实与写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学中。
在美术史学中也有考古学的渗透,例如,广泛应用于年代和类型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对美术的风格进行研究时,法国的夏皮罗采用了层析法进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析分别是对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学科互涉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外国学者温克尔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学科互涉。在我国的古代,学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为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2]。
(三)研究对象的渗透和交叉
从研究对象来看,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渗透。美术史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术的作品以及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对古代的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时,涉及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属于考古学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画、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艺品等等。对人类古代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学科结构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术史学与考古学在自身的学科结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若根据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质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大类:美术基础实践,主要是指对美术的基本技能进行的练习和创作等,目的是加强素描、绘画等基本的美术技能;美术史论,是指对美术的历史和评论等方面的学习,目前出现的课程分类主要包含文物的保护以及鉴定、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鉴赏、文艺理论等方面,其中的文艺理论课程和文物相关的课程都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设了多种美术和艺术史课程,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了800种。这些新设立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并设立的,为学生学习文物的维护和修复提供了一定的美学基础[3]。
从考古学的结构出发,除了对基本的文物展开研究之外,对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术知识。此外,考古学涉及社会、文学、美学等多个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例如地质学、建筑史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对多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学就包含在美术史学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4]。
三、美术考古学的形成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学科互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就目前而言,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时,已经涉及了大量的美术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样的,美术史学家在对美术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使用了考古学中的大量资料,各专家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概念也越来越宽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渗透已经促使一个新的学科形成,即美术考古学。该学科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广泛全面的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信息化的发展为学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的学者必须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加深对各个学科边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平.从“学科互涉”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浅谈美术考古与环境艺术之联姻[J].美术大观,2013(08):71.
一、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 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 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应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在第三章对生物学知识进行介绍。在分类学方面,动物考古学借用生物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力图将出土骨骼鉴定到种或属。在解剖学方面,提到动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为摄食、运动和保护三种,功能的不同导致骨骼形态的不同。分布地域、季节和人类行为等外因和个体发育、年龄和性别等内因导致个体在骨骼上的差异,动物考古学家利用这些差异区别不同种属和年龄阶段的动物。生物不断与外界物质发生交换,体内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含量有变化,生物自身蕴含遗传信息,因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这类科技方法也被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生态学知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种动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和生活史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发生的所有关系;生活史对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它包括动物的繁殖、生长和发育、性成熟、照顾幼崽和衰老等方面。这对古代人类的狩猎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被动物考古学家用来推测人类当时的行为。在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是群落生态学要研究的问题。关于均匀度,我国有学者对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介绍(1),还有学者用分异度和均衡度分析遗址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探讨人类的生业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别谈了动物考古学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研究问题,第八章探讨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狩猎形成的动物遗骸和人类的生存策略。人类在捕猎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约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种动物资源、用多少、什么时候找、到哪找、由谁找等问题。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古代人类在获取动物资源时花费的支出和最终的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古代人类选择居住点、进行捕猎等生存活动需要考虑是否受限于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我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围内持续捕捞对贝类的生长造成捕捞压⑥。当人类狩猎成功后,他们选择价值高的部分带回居住区,开始制作食物。这个过程会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迹,也会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质等微小物质。人类还会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装饰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隐藏在可以观察到的动物遗存的背后,还有当时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或是因狩猎活动形成的交换系统和社会地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动物考古学家试图用物质遗存来探寻这些背后的联系。
古代人类驯养家畜的活动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问题。第九章主要讲人类驯养家畜、利用家畜的行为以及怎样初步鉴定家养动物。狗是一种独特的家养动物,它被驯化的时间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态可以与野生祖先相区别,而DNA研究显示家狗起源的时间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卫居住地、帮助狩猎、陪伴人类,还能帮助人类看守家畜。其它的家养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动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原料,动物的粪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还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动物牺牲等。多数家养动物的体型逐渐变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如猪的鼻子变小。骨骼测量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另外,还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骨骼的长宽之比。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病理现象也能够提供人类驯化的信息。羊毛纺织品、家畜和栅栏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类成功驯化并利用家养动物的佐证。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实践,提出了考古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⑦。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 结 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这本教材从动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入手,分别讲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帮助读者对动物考古学有一个初步了解。然而,《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以美国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为主,没有收录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资料,不利于初学者掌握我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动物祭祀和随葬是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现象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现象可能与社会分化有关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规格遗址祭祀用牲的种类是不同的(11),该书对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为一本入门指导的教科书,《动物考古学(第二版)》值得初学者精细地研读,从而掌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做好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 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⑨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及随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按认识规律和内在逻辑,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系统、全面地揭示出来,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学一级学科内各专业在校本科生
本科阶段非考古专业的考古学研究生
地方文博单位的业务人员
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
以1970年代中期为界,之前,中国考古学处在一个波浪式的发展阶段。
之后,中国考古学则进入一个持续发展时期。
-田野考古规模不断扩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内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来,各文化区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的建构,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轴和中心任务。
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顺应和指导了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这期间,各大区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学文化得以面世和确立。
以五大区系为例-中原、海岱、环太湖、江汉、燕辽地区。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学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国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问题。
此后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和研究逐渐增多。
稍前,张光直在北大、山大举办的系列讲座,介绍了“聚落考古”等欧美考古新观念。
在欧美“新考古学”的影响下,关于国内考古学所处阶段、存在问题的讨论。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办法”正式颁布。
随后,以区域调查和田野发掘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得以开展和实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为主的各大区系,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文化谱系基本建立起来。
此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即从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为中心、以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环境、资源及其互动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考古研究转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会,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门类的新资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进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种有用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续的工作中,获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会的信息和资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内容,就是上述新发展和新情况的具体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转型进展迅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和新进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的理解、支持和实践。
区域系统调查,在全国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实践中结合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予以调整和完善。
考古发掘方面的变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会考古研究,体现在考古发掘的各个阶段和层面。可以获取有用信息和资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发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获资料均为考古学研究之基础。
在上述坚实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综合性的考古学研究得以向更为宽广的领域拓展。
家养动物的起源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出现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古代居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其中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古代居民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引进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为代表。家牛的出现,除了使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来源多样化,在精神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外,其最大的用途是在历史时期广泛应用的用牛犁地,牛耕极大地提高了古代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带动了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正因为家牛的出现意义重大,所以一直是中国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及考古学研究的人员关注的热点。《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一文围绕家养黄牛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传入的路线、喂养的方式和出现的动因等四个方面进行讨论,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家养黄牛的最为全面的学术论文。此文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2013年底中国学者在国际著名的《自然――通讯》上发表的《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开展商榷。那篇文章提出中国在10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对黄牛的管理的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轰动。大家读完《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一文,应该对《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中存在的带有根本性和原则性的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现在总在提倡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走向世界,我们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加强中外的学术交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吸取国外学术界有益的思路、观点和方法。我们认为,依据现象归纳新的发现,尤其是涉及轰动世界、改变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发现,一定要严谨、一定要科学、一定要反复验证、一定要经得起推敲。
二、 《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粟的作物加工实验》
我们强调在研究古代生业时注重“将今论古”的理论。在考古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带有各种形状的人工遗迹和遗物,完全是古代人类的行为所致,在现代很难找到与之形状对应、质地相同、用途一致的物体。相比之下,生业研究中涉及的对象,不少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农作物是古今一致的,在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同样的行为作用于同样的对象,往往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如果对这样的过程开展实验性研究,其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古代的现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证性启示。从这一点看,《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中重点讨论的粟的作物加工实验对于植物考古学研究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在生业领域的研究中,这类将今论古的证据越多,在开展讨论和凝练结论时,考虑得就会越全面。
三、 《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开展工作。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稍显薄弱,而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围绕新石器时代开展工作,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史实往往较多地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关于生业方面的记载较少。《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一文通过植物考古学研究,指出该遗址辽代先民的生业经济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还兼营牧业,首次为我们认识辽代的生业状况提供了实证性的资料。另外,从这篇论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对于植物考古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在植物考古学研究中兼顾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对于全面认识当时的农业状况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 《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
相比考古学研究、动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以形状作为判断的依据,中子活化分析则以对元素的定性定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这种对物体成分的分析一般应用在自然科学中的环境、生物、地学和材料等领域,但是,其在考古研究中也能发挥独到的作用。《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一文就给我们带来了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推测,但是单纯地依靠考古学研究,无法进行科学证明的认识。陶寺遗址贵族使用的陶器和平民使用的陶器出自不同的考古背景,尽管他们在质地上和形制上难以区分,但是通过中子活化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成分上区别明显。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已经对遗址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了明确的认识,而对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结果,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界定陶寺遗址的社会复杂化性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五、 《新疆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
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
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遥感考古的历史
1906年英国军官H.P.沙普在军用热气球上拍摄到的史前巨石阵遗址为遥感考古的发端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古学家在航空照片上发现了城市中的古代建筑遗址及原野上的古代建筑遗址。英国考古学家通过不断的资料积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航空考古勘察和航片分析的三种标志:阴影标志,土壤标志和植被标志。自此以后,随着航空摄影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立体像对技术,从而使人们可以获取更大范围和更多的古代遗址照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大大刺激了航空技术的发展,从而也为遥感考古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使人们进入了从太空看地球的新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通过发射到外层空间的数以百计的卫星,获得了大量的遥感考古信息。诸如埃及的金字塔考古,柬埔寨吴哥古城的遥感研究,用星载成像雷达探测和调查西班牙腓尼基人的海事文化等等。遥感考古通过最初期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考古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科技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1990年,由法国空间局、美国宇航局、欧空局、日本宇宙事业开发团共同筹备的“空间考古研究”国际会议的召开为遥感考古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1997年,第一届“遥感考古应用会议”在美国举行,会议讨论了卫星和航空技术在考古领域的应用,诸如居民地分布格局识别及环境考古研究中应用等重大学术课题。
世界各发达国家开展的遥感考古,现在大多数集中在几个文明古国,如在埃及的金字塔遥感考古,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遥感考古,在蒙古寻找成吉思汗陵墓的遥感考古等。
如何进行遥感考古
遥感考古是以各类飞行器为平台,在高空利用波谱和可见光认识、探测地表或地表以下保存的古代遗迹,并将得到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在室内进行数字化的分析、研究,进而利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整合、虚拟和复原,开展包括资源、社会、人文等全方位的保护和研究。
古代的遗址和遗迹是人们过去生活过的地方,所以必然在当时导致其自然形态发生变化,使其与周围纯自然的环境有所区别。虽然这些变化经过后来的人工扰乱不易察觉,但是毕竟与原来的周围环境存在差异,并通过地表水分条件、植被生长状况、土地利用状况、地貌结构的不同得以保存下来。这些异常表现被遥感影像记录下来,为考古提供判读分析的依据。遥感考古就是利用这些不同,获得最初的数据,进而确定某一地区是否存在考古遗址。
现代遥感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考古中主要应用于古代大规模遗址的勘察,地下遗迹的勘察,水下考古、环境考古和城市遥感考古等几个方面。遗址的调查是考古工作的前提,只有发现遗址,考古工作者才可以对其进行发掘。而传统的遗址调查方法,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效果往往不明显。利用遥感技术,人们就可以对大范围的遗址进行调查,不仅可以节省成本,而且有利于对遗址宏观上的把握。遥感考古中卫星的图像数据,航拍相片的分辨率均可以达到l米左右。美国作为世界上空间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在遥感考古领域也走在世界最前列。美国的地球卫星,不仅可以精确地发现地面上的物体,甚至可以穿透地下20米进行深层次的探测。各种卫星数据图像、航测照片在计算机上分析精度可以达到1200DPI(DPI,指每英寸长度内的点数),图像上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可以在计算机上被发现。地面上的大规模遗址,因为其与周围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在图片上有所反映。同时由于遥感考古具有强穿透性,所以可以很好地对地下的遗址进行探测,我国秦始皇陵就曾经多次运用遥感技术进行探测,从而为秦陵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遥感考古作为一项新的考古技术,在水下考古的运用中也同样大显神通。考古学家利用航空遥感手段对海底水下遗址进行探测,以考察海底的地形,淹没前的特征以及确定海底古代遗迹的真实性和位置范围,进而推测和研究古地理、古气候和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况,这一切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古代环境的变化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已经发展为考古学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环境考古学。古代环境的变迁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同时对于研究古代政治的演变,农作物的分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遥感图像上色调阴影形态的差异,可以清楚了解一个地方环境的变迁,特别是水系的变化,遥感考古正是通过为环境考古提供大量的图片资料来推动环境考古的发展。
城市遥感考古以研究古城和城内古代建筑结构布局为主要内容,在我国已经作为一项成熟的技术被运用。如地矿部航遥中心作的北京故宫航空遥感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古建筑的结构布局。我国是一个古代多城池的国家,但是除去少数被保留下来的,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绝大部分已经被拆毁了,所以要想了解古代城址的全貌非常困难,遥感考古技术通过全方位的观测,至少能够为我们提供某些线索。
在遥感考古调查中,最主要的是获取图像资料,当获取到一定量的图片资料以后,就需要对图像资料进行编辑和分类,人们现在一般借助光化学技术和计算机处理技术对图像进行分类处理。同时,利用遥感考古所获得的图像资料,可以在中央管理机构和有条件的地方机构建立一套文物考古信息系统,用目前掌握的各种图像资料,定期对遗址进行监控,这样文物管理和保护人员可以在遇到经济建设,自然灾害或是突发事件时,在监测室从容应对采取果断措施。
由于遥感考古学在调查的方法和资料的处理上与传统考
古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拥有一些传统考古学不可比拟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遥感考古相对于传统考古学更加节省成本。传统考古学主要依靠人力对遗址进行调查,野外工作量非常巨大。而人的精力和目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小规模的遗址调查尚可,如果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大范围的普查,那么就很难看清楚全貌。尤其是对沙漠,草原,古城址等特殊环境的调查,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实地调查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得到准确的调查结果就更加困难了。而遥感考古通过在空中对地面进行俯视,可以全方位地对一个地区地貌的情况进行摄像,不会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使得很多徒步考察非常困难的地方,都可以通过遥感技术清楚地取得当地的图片,大大节省了考古调查的成本。
其次,遥感考古具有覆盖范围广,光谱范围大,时空分辨率高等优点。遥感图片容易获得一个地区的全局信息,同时遥感图像成像尺度变化范围大,有利于人们对所得图片进行研究。人的肉眼只能观测到可见光部分的电磁波反射能量,而遥感可以观测到从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热红外、微波等能量波范围的全波段电磁波来探测地面和地下的物体。由于卫星技术的应用,使得现代遥感考古可以全天候,不断地获得遗址的遥感数据。
再次,遥感考古对古代遗迹的破坏相对于传统考古学要小得多。考古发掘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一种破坏,但是许多抢救性的发掘又势在必行。遥感考古是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有效方法。利用遥感图像,可以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了解遗址和古代墓葬的构造,尽可能地减小破坏。遥感技术具有的强穿透力,使挖掘无需大面积地进行,既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又不会对遗址造成任何破坏。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有大量有待探明的遗址,运用遥感考古技术不仅可以探明各种大型古代聚落、古城,而且可以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保护。
“遥感考古”是一门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种研究方法。遥感考古虽然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田野考古的工作量,但是绝对不可以代替田野考古的工作。它解决不了遗址的年代,出土器物的研究等考古学的基本问题,所以遥感考古必须与田野考古紧密结合,只有这样,考古工作才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的遥感考古
我国遥感考古技术出现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在国内的许多遗址的考古调查中,遥感考古技术都已经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我国考古工作人员就曾经利用航空照片对库区古代遗址、墓葬的分布进行分析。70年代,又利用遥感技术对秦始皇陵进行过探测。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更是加大了对遥感考古的投入力度,建立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并召开了一些具有国际水平的会议,以对遥感考古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
从比较中认识研究对象
与美术考古学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学科是考古学和美术史学,这里有必要通过比较,明晰三者研究对象的知识边界(参见下面比较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6],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实物资料”中的“美术品”部分;另外,传世品也是美术考古学重要研究对象[7](P17),而它只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平行参考资料。根据美术品的特征,下列两类实物排除在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之外:一是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但“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动物化石、植物孢粉等;二是仅具有实用功能,难以引起人审美感受的人工创造物,如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美术种类[1](P526)。它与美术考古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基本相同,只是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二者的差别在于美术史是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中研究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它的时间范围可以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而美术考古则要在特定的“考古学文化”这样横向的共生关系中,探讨“奠定这种审美意识的经济生产、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受这些制约的一系列的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创作活动”[8](P139),它只限于古代。该学科旨在通过美术遗迹和遗物的视角,深入研究隐藏在那些“物”背后的“人类观念”。例如,在绘画方面,美术史主要研究卷轴画,着重于表现手法、风格流派、画家生平等等,以把握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规律;而美术考古主要研究岩画、建筑壁画和墓室壁画。它要尽可能参考同一时期所有的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以求在全面复原历史的情况下来微观某一美术作品,不但是时代的审美意识(确切地说,这方面要借鉴美术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是支撑这一审美意识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力求达到对该时期人类文化观念的认知和体察。再如,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多是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这些作品因中国“重道不重器”的思想根源,很少有明确的创作者姓名留下,因此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群体作品,具有社会性特征;而美术史则着重个案研究,如对艺术家或者艺术流派的关注,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9](P232)。归根结蒂,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服务于该学科的研究目的的。考古学旨在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美术史在于研究美术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美术考古则是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美术品了解人类的文化史和观念史。
从特征中把握研究对象
中国的厚葬之风体现了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墓室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缩影,他(她)既要继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又渴望在仙境中获得再生;隆重严肃的墓葬仪式和祖先祭祀活动,正体现了活人与死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人往往借着死人的余荫,就是借着祖宗的功德或显赫的威名来在社会上立足。而死人又借着生人的功业而声名得以显耀,已死者和仍活着的人虽然死生之路断,幽明之路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10](P180)正因为此,墓葬的形制规模、布局装饰和明器的使用,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细心思。它们凝结了高度的艺术性,但当初人们在建造和制作时,却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这里艺术之美是服务于功利之用的。这样以来,中国的墓葬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汉代墓葬出土的画像石砖就被喻为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美术考古学正要透过艺术来解码社会。
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还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宗教美术遗迹。宗教对艺术的依赖,使它几乎要把所有的艺术都统以信仰的名义,这一点尤其是在古代美术品中表现比较突出,因而宗教美术就成为美术考古学中分量较重的一个研究门类。石窟寺艺术就是一个代表。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它非凡的艺术性背后,却是古代人们渴望摆脱现实的苦恼,为自己求得福地的功利性目的。古代工艺美术也有一大类是用来作礼器的,它们与政治、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11](P145),由此可见,陶器在郊祭仪式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含义[12](P3);再如,《左传•宣公三年》载,鼎“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13](P437),青铜礼器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政权、神权合二为一的至尊象征;《周礼•春官宗伯》也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14](P193)的记载。其他如绘画中的帛画、壁画,建筑中的坛庙、陵墓、寺观,雕塑中的陪葬俑、象生、造像等等,它们都烙下了宗教的印记。
关键词:夜郎文化;夜郎考古;民族考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151-06
Yelang Civilization and Ethnoarchaeology
SONG Xian-shi
(Guizhou Provincial Ixstitute of Historical relic and Archaeology,Guiyang,Guizhou 550004,China)Abstract:In this article,we mainly discuss on different opinion about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in
the Yelang archaeology research an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Ethnoarchaeology in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s of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Key words:yelang Civilization;yelangarchae;Ethnoarchaeology
一、关于“夜郎文化”的界定
(一)不同学科对“夜郎文化”的审视
关于“夜郎文化”的探讨,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自彼至今,众多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研究所得及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贵州对夜郎文化的讨论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范畴,形成了各自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学科因各自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及整个研究体系的不同,导致在对同一个被称为“夜郎文化”的考察对象做出界定时,自然而然地从本学科的视角,分别给予了“夜郎文化”这一史载千年却又面貌不清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的定义与诠释。
历史学视野中的“夜郎文化”,主要是依据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并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观察分析夜郎国产生、发展、消亡的整个过程。着重点在于夜郎国的国别疆域、政治军事、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因而可视为对夜郎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地域文化概念的战国秦汉时期地方政权的聚焦。在这一层意义上的“夜郎文化”,按有些学者的观点,可以将其定义为“夜郎国文化”。[1]
民族学关于“夜郎文化”的研究,得益于其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并吸纳了考古学、历史学的成果。注重于对创造“夜郎文化”的主体民族即夜郎族的整体研究。从民族史的角度,利用民族志、文献学的资料,深入探讨夜郎文化的民族属性、夜郎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特征及社会组织结构等。这一层面上言及的“夜郎文化”,已经超越了局限于夜郎国时空范围的“夜郎国文化”,应视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夜郎主体民族为主并包含了“夜郎旁小邑”等有关民族在内的共同体所创造的一种地方民族文化。
而考古学对“夜郎文化”的认定,一直囿于该学科对任一文化命名必须遵循的“三要素”原则,即必须具备共同的文化特征,分布与共同的地区,代表同一个时代。[2]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有的学者以此为依据反对提出“夜郎文化”;认为贵州目前只有“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而没有“夜郎文化”;[3]而极个别的又认为不仅具备了以上要件,将“夜郎文化”确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甚至还进一步地把这种所谓的“夜郎文化”划分出了几个不同的文化类型,遭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否定和反对。[4]考古学界对“夜郎文化”研究工作的各树一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夜郎文化的客观认识,阻碍了夜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给整个学术界也造成了不小的困惑,令人无所适从。故此,本人不揣冒昧,提出一点肤浅的认识,以就教于考古界同仁及关心夜郎考古诸贤。
(二)考古学研究中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1、“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论
该论点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1)“根据文献资料和已发掘的遗址、墓葬、遗物综合研究”认为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均系古夜郎国地望。其境内发现的这批墓葬,埋葬习俗特殊,出土各类器物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尤其是奇特的‘套头葬’,独具一格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无法辨识的陶器刻画符号和青铜钺上的符号,为国内考古资料所罕见或少见,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与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2)同时又认为“第一,这种文化发现的地域性不够广泛,要构成一种文化,尚需发掘更多的同类型遗址和墓葬……第二,这种文化的典型遗址、墓葬和遗物发掘太少,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属。”“因此,我们将其定名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5]
这一概念的提出,给夜郎文化研究罩上了一层迷雾:一方面认定讨论的对象是存在于“古夜郎地区”范围内与古夜郎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具有区别于其它文化特征的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一个地方青铜文化。充分论证出土遗迹、遗物的夜郎文化性质,认为“不管上述遗址和墓葬的分布地域、时代、还是葬俗、遗物,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夜郎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有可能就是夜郎先民的遗迹。”同时还进一步分析出“夜郎民族社会经济中,渔猎业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夜郎民族的制陶业和纺织业也是社会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夜郎先民已经开始使用文字”等等。[6]但又从各个方面否认这些夜郎民族的产物属于任何层次上的夜郎文化。因此在此之前早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7]笔者认为,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具体内容分析,“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这一命名都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既然“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熟”那“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又是根据什么文化理论提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概念下的文化?按原观点,既不是考古学文化,也不是“夜郎文化”,只让人理解成是一种分布于“古夜郎地区”并且与同时代的“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殊不知符合此条件的除了关系“极其密切的”古夜郎国之外,还有其它什么文化具备如此特征?
关键词:考古;高中生对考古的认识;意义
对于考古进一步的认识是在初中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经过后期对考古的自我了解,才发现原来历史学和考古学着两者之间是相互融会贯通的。记得初中历史老师对我们讲述商周时代时关于青铜文化,那些经过现代考古人员发掘出来的青铜器和钱币,对于考古的认识也是在历史中一些古老的遗迹和器物上。随着近几年对考古学的研究,对于它具体的内容渐渐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在下面主要是谈一谈我对考古的认识。
一、考古基本概述
我国作为世界闻名古国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对古代文化遗址进行考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我通过相关资料的查询才发现在最初的考古是在北宋期间开始发展的,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金石学”。在19世纪末的时候一些西方探险家和考察队也进行潜到我国边疆地区进行勘察活动。到20世纪我国相关考察队在周口店等遗址进行挖掘研究,我国考古学才正式的诞生。
(一)考古学的含义
通过对考古学书本对考古学的定义翻查,发现它的意思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种解释是通过考古研究所得出的相关李叔知识。第二种是通过考古的方式一次获得相关资料或者是相关的技术,其中包括收集资料、保存资料、研究资料以及对此进行的技术。第三种解释是用以解释包含在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来发现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此含义的解释,我还是认为第三种解释比较系统。
(二)考古研究范围
据我了解,对于考古的研究范围在空间上包含世界各地,但在研究上主要偏向于对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和发掘。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考古于我们现代是没有关联的。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之间的多样性,对于考古年限的界定无法对此进行统一,因此每个国家对此都定有一个下限。
(三)考古研究对象
对于考古研究对象的了解,在我的记忆中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各个朝代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书本知识,重要把它定位在遗址和器物上。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遗物:这里的遗物主要是指人类活动发展遗留下来的可以移动的器物。如:我们所知道的早期的器皿和生活工具。具体的器皿有,骨器、石器、木器等。生活工具主要是工艺品或是装饰作用的装饰品。
2.遗迹:对于遗迹的了解还主要是在现代古墓电视剧中所知道的,如:墓穴、房屋遗址、城墙等。我记忆深刻的是历史老师所教授的长江流域主要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以及秦始皇陵、兵马俑皇陵发掘。
3.文化:主要是人类进行生活生存带有地域性的遗址,一次了解他们生存的足迹。比如我们所知道的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元大都遗址等。
(四)考古方法运用
据了解,在进行考古研究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种方式进行。地层学顾名思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要是运用于对地质层进行研究所要运用的一种方法。类型学主要是运用生物进化论相关的原理对于考古发掘的遗迹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五)考古技术的运用
对于考古技术的运用,我们不要还停留在运用锄头、铲子这种基本的工具,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考古所运用的技术也在日益的更新,如对于年代的测定运用现代的铀铅测年法。勘测技术主要是空中摄影、遥感技术和地下勘探等技术的运用,分析奠定技术的应用主要是X射线荧光分析、热分析等,除此之外还有考古内窥镜技术的应用和现代计算机在考古中的广泛应用。
二、考古认识的意义
(一)增长见识,提高文化素养
作为学生的我们对于考古进行有效认识,主要是促进我们自身见识的增长,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在对考古认识和了解的过程中也包括实际的考古活动,我们对于相关历史资料和信息的收集,长此以往我们的脑海就会对这些历史资料形成一个数据库,也能够丰富我们的人文情感,促进文化素养的形成和提高。
(二)了解社发展历史
我们对于考古进行认识的主要意义就是通过考古对于我国发展的历史资料进行完整的了解,通过对以往的古代历史考古资料,一次触摸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现代的人无法像是电视剧或是穿越小说回到过去,但是通过这些以往古人生存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促使我们像是面对面的进行对话。
(三)促进现代历史发展
我们所知道培根的一句话,“历史使人聪明”。对于考古促使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再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促使我们对当代历史的了解。如我们生活中对于以往经常所犯的错误,在长大后我们对此总结了经验在以后就不会在同样的事情上再犯相同的错误。对于考古的意义,这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意义总结。通过对于我国历史发展的了解和对相关事件进行历史的总结和分析,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好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对此进行吸收,对于错误的经验我们对此注意和避免,一次发展,推动我们国家更好的发展。
结语:
随着上述我们对于考古相关知识和内容的浅要认识和了解,由我对考古认识的萌芽,那一张老师所展示的埃及金字塔的泛黄的老照片开始,再到后来初中学习历史的过程中的积累和明确,再到现在对考古知识通过各种途径的了解,对考古有了一个浅要的系统的了解。在这些途径中,我知道了考古的具体含义、它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以及它的方法和相关技术的运用。对于考古认识的意义的一个了解,从自我的角度上出发主要是通过考古知识的认识可以增长我历史知识的完善和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对社会而言是对于历史的传承延续以及经验的吸取,以此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炳华.加强考古研究深入认识西域文明[J].西域研究,2015,(4):1-5.
[2]关玉文.对考古类型学的一点认识[J].中国民族博览,2016,(22):240-242.
[3]范杨.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历程及认识[J].丝绸之路,2016,(8):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