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中的哲学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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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围棋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1、《易经》

《易经》是我国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最早是由伏羲创制（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伏羲所创的八卦称之为“伏羲八卦”或“先天八卦”，以后，又有神农作《连山易》，轩辕黄帝作《归藏易》，殷商末年出现了《周易》。由此可见，《易经》这部哲学经典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三位伟大始祖伏羲、神农、轩辕黄帝共同开创完成的。《易经》至今已有5000年——10000年的历史。到春秋时期，孔子为易经作《易传》。《易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着作，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古代的哲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易经》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

2、老子的《道德经》

老子，是中国古代春秋末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或聃（因而人称老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人。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始祖，着有《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共81章。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着作，老子的《道德经》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老子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老子的思想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着。老子的《道德经》虽仅五千言，却包含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也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所着的《道德经》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老子的《道德经》是宇宙中的最高智慧。老子的《道德经》一书是老子为中国、为全世界所奉献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财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是继伏羲、神农、轩辕黄帝之后，中国的高智慧圣人。老子也是世界最高智慧者。我认为：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从中国2500年前的老子那里汲取智慧。

3、中医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一般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中医也称为汉医。“中医学”之中包涵“中药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因此，中药源于距今7000年前的神农时代，中药的鼻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着。《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黄帝内经》是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中医经典完成于距今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因而，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轩辕黄帝就是中医的鼻祖。综上所述，中药和中医的鼻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和轩辕黄帝。

4、中华衣装（汉服或华服）

中华衣装，也称华夏衣冠，也就是“汉服”。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汉服是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其由来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明代，连绵几千年，华夏人民（汉族）一直不改服饰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被称为汉服。自炎黄时代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形式，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随后各朝代的汉服虽有局部变动，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均是以汉代为基本特征。汉服（华服）是非常美丽的服装，汉服（华服）最能体现汉族人儒雅内秀、神采俊逸、雍容华贵、美丽端庄的气质。

5、丝绸（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了丝绸（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而做出发明丝绸（养蚕缫丝织绸）这一伟大贡献的发明家，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轩辕黄帝的妻子嫘祖。在5000多年以前，勤劳、智慧、聪明的嫘祖就发明了丝绸（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嫘祖作为中华第一夫人，与黄帝并列为“人文初祖”。嫘祖被誉为“人文女祖”。嫘祖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后世尊为“先蚕”，享誉海内外。嫘祖教民养蚕缫丝，建立了光照千秋的功业，被称为“蚕母娘娘”。由于嫘祖创造了丝绸文明，功高天下，自周代起就被尊奉为“先蚕”，民间尊称为“蚕神”，爱称为“嫘姑”、“丝姑”、“蚕姑”，历来受到各族人民的无限崇拜。嫘祖“养天虫以吐经纶，始衣裳而福万民”，开启了享誉中外的丝绸文明，泽被天下。韩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都隆重祭祀嫘祖。西方国家认识中国是从认识丝绸开始的，因而最早称中国为“赛里斯国”，即丝绸之国。嫘祖发明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堪称在“中国四大发明”之前的“中国第一大发明”。我认为：丝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丝绸，是人类最美丽的发明。

6、茶叶的种植培育加工制作技术、茶叶的饮用和茶文化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是世界茶叶的祖国，这是世界公认的。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饮茶、种茶、制茶都起源于我国。我国第一部药学专着《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在距今7000年前的神农时代，中国就发现了茶叶，并且知道了茶叶具有神奇的药用作用。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是中国的茶叶鼻祖。神农不仅是中国的茶叶鼻祖，同时，神农也是全世界的茶叶鼻祖。茶叶，是最天然、最健康的饮料，也是最具有文化内涵的饮料。茶叶具有健康、天然、文化、文明以及时尚的非凡魅力，受到全世界人的喜爱。

7、瓷器的制做技艺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举世闻名的中国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国发明的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号称“瓷之国”，中国所制造的精美的瓷器，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中国被誉为是“瓷器之国”。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传到世界各国，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也博得了“世界瓷国”的光荣称号。

8、中国画（国画）

国画，是中国汉族传统绘画形式。国画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这种画种被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国画是我国传统绘画（区别于“西洋画”），其工具和材料有毛笔、墨、国画颜料、宣纸、绢等，题材可分人物、山水、花鸟等，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它的精神内核是“笔墨”。

9、书法

中国的文字（汉字）起源，历史非常悠久。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文字开始出现。传说轩辕黄帝命令大臣仓颉造字，仓颉就发明创造了文字。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被后人尊为文字始祖。中国的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的汉字，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朝时的金文、石刻文，秦代的篆书，汉代的隶书，从东晋到唐朝的楷书、行书、草书，到了唐代，中国的书法艺术到达成熟，并且繁荣。中国的书法有五种基本书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其中，楷书也叫真书、正书、正楷。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所以称为楷书。中国的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书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的大书法家。其中，东晋时代的王羲之是中国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流传千古，天下闻名。《兰亭序》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

10、古琴、中国民族乐器、中国民族音乐

古琴，也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代就已盛行的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据《史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琴的创制者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等说，可以看出，古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琴最初只有五根弦，内合五行（金、木、水、火、土）；外合五音（宫、商、角、徵、羽）。后来周文王加弦一根，是为文弦；武王伐纣，加弦一根，是为武弦。合称文武七弦琴。在中国古代，“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必修之艺。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春秋时，孔子酷爱弹琴；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古琴是最高雅的乐器。古琴十大名曲：广陵散、高山流水、平沙落雁、酒狂、关山月、潇湘水云、阳关三叠、梅花三弄、胡笳十八拍、幽兰。中国古代十大名曲：《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又名《春江花月夜》）、《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

11、围棋、中国象棋

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围棋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围棋是中国“五帝”之一的尧帝发明的，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围棋最早被称为“弈”或“棋”。后来，有人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是“围棋”。这样，“围棋”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就固定下来。围棋属“中国古代四大艺术”（琴棋书画）的“四艺”之一。“琴棋书画”之“棋”，指的就是围棋。南北朝时候，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道棋盘，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平的围棋九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课目，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唐代出现了棋待诏官职。中国的围棋在公元七世纪（中国唐朝）时传入日本，很快就在日本流行开来。围棋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黑白世界”。围棋是我国古人喜爱的娱乐竞技活动，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棋戏。由于它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的特点，因而，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竞技活动。围棋的规则十分简单，却拥有十分广大的空间可以落子，使得围棋变化多端，比中国象棋更为复杂。这就是围棋的魅力所在。下一盘围棋的时间没有规定，快则五分钟，慢则要几天，多数时候下一盘棋需要一到二个小时。下围棋对人脑的智力开发很有帮助，可增强一个人的计算能力、记忆力、创意能力、思想能力、判断能力，也能提高人对注意力的控制能力。因此，围棋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中国人所发明的围棋，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围棋也非常符合现代科学（天文学、宇宙学）的原理与自然规律。围棋的规则是非常简单的，在所有的棋类中，围棋是规则是最简单的。但是，围棋的棋局又是非常复杂的，千变万化，以至无穷。中国的围棋包含着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先人的智慧，中国的围棋奥妙无穷。围棋是非常绝妙的发明。

12、文房四宝

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一般是指：笔、墨、纸、砚这四种用具。文房，也就是书房。笔、墨、纸、砚这四种基本用具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人们通常把它们称之为“文房四宝”。在“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最出名的、最好的、质量最优的当属：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因此，“文房四宝”一词也可以是专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湖笔，产于浙江省湖州市。湖州市位于浙江省的最北端、太湖的南岸。湖州自古就生产优良毛笔。自元朝以来，湖州生产的毛笔为天下最佳者。也就从那时起，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一起被称为“文房四宝”。湖州毛笔简称“湖笔”，是毛笔中的佼佼者，以制作精良、品质优异而享誉海内外，已成为毛笔的代名词。徽墨，产于安徽的徽州。徽墨的制造中心在绩溪、歙县、屯溪这三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尤其是绩溪县，徽墨制造业极盛。

“天下墨业在绩溪。”徽墨特征鲜明、技艺独特、流派品种繁多、科技内涵丰富，在中国制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墨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徽墨是我国制墨技艺中的一朵奇葩。宣纸的原产地是安徽省的泾县（今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泾县古时属宣州管辖，所以，泾县所产的纸称之为“宣纸”。由于宣纸有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故有“纸寿千年”之誉。制造宣纸的原料是生长在安徽宣州一带的青檀树的树皮，因青檀树皮的纤维非常洁白，因此，造出的宣纸非常洁白细密。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并有独特的渗透、性。写字则骨神兼备，作画则神采飞扬，成为最能体现中国艺术风格的书画纸，再加上宣纸耐老化、不变色。少虫蛀，寿命长，故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誉称。宣纸的闻名始于唐代，南唐后主李煜，曾亲自监制的“澄心堂”纸，就是宣纸中的珍品，它“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传说宣纸的发明者是蔡伦的弟子孔丹。宣纸的生产中心是泾县，制造宣纸的原料是以皖南山区特产的青檀树皮为主，配以部分稻草，经过长期的浸泡、灰腌、蒸煮、洗净、漂白、打浆、水捞、加胶、贴烘等十八道工序，一百多道操作过程，历时一年多，方能制造出优质宣纸，宣纸是中国古代文人进行书法、绘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中国古代珍贵的文化用品。中国古人有“敬惜字纸”的良好传统，表现出中国古人对文字、文化的尊重和对宣纸的爱惜。中国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端砚，产于广东省肇庆市。广东肇庆在唐代时设为端州，所以把出产于广东肇庆的砚称之为“端砚”。歙砚，产于安徽省古歙州的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等地。歙砚与端砚齐名。洮砚，洮河砚的简称。因砚材产自洮河，洮河源于古时洮州，故名“洮河石砚”，简称“洮砚”。洮砚产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县、临潭县、岷县一带。澄泥砚，是用特种胶泥加工烧制而成的，因此，澄泥砚的制造材料是泥，而不是石。实际上，澄泥砚是一种用泥土烧制的陶器，这是与前三种砚不同的地方。澄泥砚最早产于山西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四大名砚”中的其它三种均为石砚，唯有绛州澄泥砚是泥砚。它与端、歙、洮砚齐名，称为“三石一陶”。绛州澄泥砚始创于唐代，历史悠久，当时曾被列为“贡砚”。后来明朝灭亡后澄泥砚制作工艺就失传，失传了近三百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位艺人历经千辛万苦终将澄泥砚恢复生产后，绛州澄泥砚又重新展露在世人面前，重新成为古城绛州的一大地方特产。中国的文房四宝是中国人的创造发明。中国的文房四宝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保存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13、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也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产生于中国东汉时期，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道教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的创立者为张道陵，张道陵原名张陵。张道陵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第八世后代。张道陵创立了道教门派之一的“正一道”（即“天师道”），因此，张道陵也被尊称为“张天师”，其后代世袭者也被称为“张天师”。道教奉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为教祖，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道教将老子的《道德经》作为道教的理论指导思想。

14、中国建筑、中国园林、客家民居

15、武术、太极拳、气功

16、昆剧

昆剧，又名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昆剧诞生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650多年的历史。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昆曲早在元末明初之际（14世纪中叶）即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昆山腔”属明代四大声腔之一。明代四大声腔：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江苏昆山）、弋阳腔（江西弋阳）、海盐腔（浙江海盐）、余姚腔（浙江余姚）。这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昆剧是在中国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昆剧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结果，在我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昆曲的伴奏乐器，以曲笛为主，辅以笙、箫、唢呐、三弦、琵琶等。昆曲的表演，也有它独特的体系、风格，它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在语言上，该剧种原先分南曲和北曲。南昆以苏州白话为主，北昆以大都韵白和京白为主。昆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昆剧（昆山腔）的创始人为顾坚。顾坚，元末明初戏曲家，昆剧鼻祖。顾坚是江苏昆山千灯镇人（明末伟大的思想家顾炎武也是江苏昆山千灯镇人）。元朝末年，顾坚等人把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的南曲原有腔调加以整理和改进，称之为“昆山腔”，为昆剧之雏形。明朝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取了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曲的长处，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的特点，又吸收了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以笛、箫、笙、琵琶的伴奏乐器，造就了一种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通称昆腔。江苏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终于使昆腔在无大锣大鼓烘托的气氛下能够清丽悠远，旋律更加优美；对伴奏乐器改革原来南曲伴奏以箫、管为主要乐器，为了使昆腔的演唱更富有感染力，他将笛、管、笙、琴、琵琶、弦子等乐器集合于一堂，用来伴奏昆腔的演唱，获得成功。隆庆末年，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创作传奇，习昆腔者日益增多，梁辰鱼对推广和改革昆山腔起了巨大的作用，因而成为昆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昆剧的上演剧目中，有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沈璟的《义侠记》，高濂的《玉簪记》，李渔的《风筝误》，朱素臣的《十五贯》，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长生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其次是孔尚任的《桃花扇》，孔尚任是孔子的第64世后代。昆剧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柔漫悠远见长。在演唱技巧上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场面伴奏乐曲齐全。昆剧的唱腔委婉细腻、新丽流畅，非常好听！有“水磨腔”之称。昆剧艺术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又长期在中国戏曲中占据独尊地位，所以昆剧艺术被尊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对整个戏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地方戏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它的艺术养分，其中还留有部分的昆腔戏。许多地方剧种，如：京剧、湘剧、川剧、赣剧、桂剧、邕剧、越剧和广东粤剧、闽剧、婺剧、滇剧、晋剧、蒲剧、上党戏等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因此，昆剧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同时，昆剧还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昆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17、中国烹饪（中国菜）、中国节日饮食文化、筷子

中国烹饪（中国菜）：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种菜肴的总称。具有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品类丰富、流派众多、风格独特的特点，是中国烹饪数千年发展的结晶，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菜系：粤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川菜、闽菜、鲁菜。中国节日饮食文化：春节吃饺子，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

18、针灸

针灸：针法和灸法的合称。针法是把毫针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灸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病。针灸由“针”和“灸”构成，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针灸理论、腧穴、针灸技术以及相关器具，在形成、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汉民族文化与地域特征，是基于汉民族文化和科学传统产生的宝贵遗产。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

19、对联、灯谜、曲水流觞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游戏。夏历的三月人们举行祓禊仪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并取杯饮酒。曲水流觞这种游戏非常古老，有数千年的历史。晋代有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的流传千古的书法作品“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记录的就是在浙江绍兴兰亭一带进行曲水流觞游戏的过程。

20、中国结、剪纸、刺绣、黎族织锦（黎锦）、

剪纸：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在我国流传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剪纸是我国的艺术瑰宝。剪纸艺术这一中国民间艺术瑰宝，至今仍然绽放着绚丽的光芒。中国在西汉以及东汉时代就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就有了剪纸。剪纸是我国最普及和最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特色。剪纸，也称为“窗花”。在新春佳节时，中国百姓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而且也为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剪纸（窗花），集装饰性、艺术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请参考我以前提的建议：《建议把春节假期确定为十天，把腊月二十八定为“窗花节”》。

刺绣：刺绣是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中国至少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刺绣织物主要是丝绸和丝线。中国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在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常常将产于江苏省的“苏绣”、湖南省的“湘绣”，广东省的“粤绣”、四川省的“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便已达到很高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中国最为突出的刺绣是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四川的蜀绣。除此之外，还有河南开封的汴绣、浙江杭州的杭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汴绣、杭绣，可以合称为“中国六大名绣”。

苏绣：苏绣即苏州刺绣。苏绣至少有2500年的悠久历史。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仍以苏州为中心，现已遍及江苏省的扬州、无锡、常州等地。江苏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蚕桑发达，盛产丝绸，自古以来就是锦绣之乡。优越的地理环境，绚丽丰富的锦缎，五光十色的花线，为苏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西汉史籍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已将苏绣用于服饰。到了明代，苏州江南一带已成为丝织手工业中心。在绘画艺术方面出现了以唐伯虎、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推动了刺绣的发展。刺绣艺人结合绘画作品进行再制作，所绣佳作栩栩如生，笔墨韵味淋漓尽致，有“以针作画”、“巧夺天工”之称。自此，苏州的刺绣艺术在针法、色彩图案等方面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苏绣也成为天下名绣。

湘绣：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带有鲜明湘楚文化特色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是湖南人民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精心创造的一种具有湘楚文化特色的民间工艺。湘绣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从长沙战国楚墓和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大量绣品中，可以窥见当时湖南地方刺绣技艺已经达到令人惊讶的高度。据记载，1958年在长沙楚墓中发现的龙凤图案绣品图案之精美，绣工针法之细腻，令世人叹为观止。1972年又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了四十多件刺绣衣物，说明远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湖南地方刺绣（湘绣）已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粤绣：粤绣产于广东。粤绣是以广东省广州市为生产中心的手工丝线刺绣。广东，特别是广州等珠江三角洲一带，是中国桑蚕业的发达地区。粤绣，包括“广绣”和“潮绣”（潮州绣）。粤绣，有时也称为“广绣”，一般来说，粤绣是广绣与潮绣的合称。粤绣创始于黎族，粤绣与黎族织锦同源。粤绣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粤绣始于唐朝。关于广绣有一段真实的故事。据史籍记载，唐代的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广东南海县一位名叫卢媚娘的14岁的广东姑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一卷佛经《法华经》，字体比粟米还小，而且细如毫发，点划分明，唐朝皇帝唐顺宗嘉奖其工，谓之视姑。粤绣从此名扬天下。这个故事说明广绣历史悠久，技艺卓越超群。宋元时期，广州港的繁荣促进了粤绣工艺的飞速发展，粤绣品开始输出国外。明代广州的刺绣艺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各色丝绒线刺绣，并创造性地使用动物的尾羽缠绒作线，使绣品更加自然生动，粤绣已经成为民间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明正德九年（1514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每年均有不少产品输出国外。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葡萄牙人克罗兹看到珠绣花鞋等一些广绣工艺品而发出“绝妙的工艺品”的惊叹。当时广州刺绣艺人已经达到极高水平，能够娴熟地和创造性运用绒线绣，用孔雀毛、马尾作线缕和勒线，用金线和银线刺绣。

蜀绣：蜀绣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蜀绣也称“川绣”。四川省是中国桑蚕业的发达地区。蜀绣的历史很悠久，蜀绣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汉文学家扬雄诗中。汉末三国时，蜀锦蜀绣就已经驰名天下。晋代常璩《华阳国志》中记载，当时蜀中的刺绣已十分闻名，并把蜀绣与蜀锦并列，视为蜀地名产。蜀绣至少有2200年——3000年的悠久历史。

汴绣（宋绣）：汴绣，也称“宋绣”，汴绣起源于宋代的国都开封，当时开封作为北宋的国都，称为“汴梁”，也称为“汴京”，是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汴绣（宋绣）距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汴绣是中国着名绣种之一，它以绣制中国着名古画着称于世，绣品古朴、典雅、细腻，早在宋代就驰名全国，汴绣（宋绣）绣工精致，针法细密，图案严谨，格调高雅，色彩秀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汴绣素有“国宝”之称。

第2篇：围棋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传统体育文化精神体育史

一、研究传统体育文学作品的原因

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体育文化和精神可以反射出中国古代人民的体育活动生活，中国传统古代体育类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是由于中国自身所具备的独特的体育精神，在中国传统体育中，较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所体现的体育精神更加提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强调的是汉代儒家之道，同时也崇尚道家的顺其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体育内容更多强调的是养生，因此更带有趣味性。具体原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生活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体现传统体育的文章，如：《汉书》中就存在《剑道》《手搏》《蹴鞠》等有关体育项目的专著，此外在《礼记》中也存在一些有关体育活动项目存在的专著，如《乡射礼》，从名字就能看出，《乡射礼》是一次群体性活动，同时与礼仪有关，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都体现了体育活动，这不仅是体育文化的一种独特体现，也是人们对自身的一种价值追求；从这些古代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到古代人民凝结于其中的体育精神，感受古代人民在进行体育活动时的心理活动以及他们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对体育活动的科学设计和思考，包括对人的健康、社会经济效益的思考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体育发展水平，这为我们进行后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可参考资料。

（二）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与其社会发展环境相依

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不仅包括力量型运动，也包含休闲式运动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中的力量型运动，主要包括骑马、射箭、拔河、蹴鞠等比较激烈的体育运动，而放风筝、下围棋等就属于比较轻松休闲的运动方式，在《论语》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文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这里能够看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活动方式，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个缩影体现。本身体育文化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特定的政治、经济、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重叠下，文学、体育也会随之进行发展，在文学中对于体育运动的记载，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在体育观念上的更新程度也就越大。

（三）朝代更迭拉动了传统体育活动的繁荣发展

历史上各个朝代不断更迭，使得体育活动在历史积淀中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盛唐时期，基本上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些比较专门的组织，这使得唐朝的体育文化基本上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围棋赋》《蹴鞠篇》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明清时期已基本成熟。随着文学体裁的形式不断丰富，体育文化在各种杂文、小说中表现得也越来越多元化，也进一步扩大了文学表现的领域，体育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文学题材之中，而文学也在无形之中不断地加深了人们对于体育运动的热衷，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体育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中国传统体育的精神也是无数华夏儿女留下的宝贵财富。

二、传统体育文学作品的文化与精神价值探究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元素不仅是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中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的一种继承，更是对其的一种发扬的媒介。中国传统体育文学作品也是体现了当时自然、社会、人文、经济等多重元素融合而成的社会文化的综合表现，而其中的体育文化更是对当时城市繁荣发展程度的一种具体的表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和精神究竟有何意义？

（一）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于展现中国体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学作品，从中能够感知特定时代的体育精神和文化精神，这对于我国现代体育事业和体育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体育文化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当代体育文化在文学领域的比重。比如：射箭。射箭最早只是原始人类为了谋生，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进行的一种打猎的行为，将所获取的猎物作为自己的食物，因此，起初射箭的存在只是作为生活生产的重要工具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将射箭的使用应用于军事，将射箭作为一种武器来抵御外敌。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小说是我国历史上小说发展的顶峰时期，在该时期的小说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体育文化的素材，如《金瓶梅》中，李瓶儿和吴银儿一起下围棋的部分，就可以看出，下围棋这一体育活动已经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此外，在《金瓶梅》中还有其他体育活动，如荡秋千、踢毽子等，并且对这些体育活动的细节描写十分丰富，为故事的情节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与之前的小说题材中有关体育活动的简单描写不同，明清时期的小说中对于体育活动的描写更加注重细节上的描写，可见体育活动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古代文学作品对体育活动的描写多侧重力量型描述，体现时代价值观

在传统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有诸多片段对人物进行了角色塑造，如其中的一节“拳打镇关西”，讲了金氏一家投亲不遂，郑屠强行将金翠莲纳为妾，后被郑屠妻子知晓，将金氏父女二人赶出了郑府，导致金氏父女二人沦落到流落街头，仅靠卖唱为生，鲁达恰巧碰到此事，得知此事大为愤怒，便跑去找郑屠；鲁达去后不仅打了店小二还将郑屠打死。这一过程对人物的壮士豪情和义气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古代人民对打抱不平和匡扶正义的一种赞美。这种表现在四大名著中均有体现，同时也不止有勇士形象的描写，还包含我国一些妇女形象，比如：女子所做的女红、花木兰代父从军等，都是一些典型，显示出我国古代妇女在体育活动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点从《红楼梦》中就能够看出，就荡秋千一活动来说，在《红楼梦》中的大家闺秀都不曾荡过秋千，而只有秀鸾这一小妾身份角色的人荡过秋千，可见在作者曹雪芹的眼中荡秋千并不是一个合乎礼仪、正经的体育运动，与此类似的描写在《红楼梦》中比比皆是。通过此书就能够看出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观倾向。

（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智力并重”的哲学意味

纵观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从春秋战国至明清之际，中国体育大致包含了竞技、娱乐以及养生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引入了当时所盛行的哲学思想，如：养生方面结合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来指导体育活动的进行，这在一些太极运动中最为常见，后期人们还将道家的思想也融会其中，主张顺其自然、动静结合，不主张去改变自然，而是要求人们学会顺应自然，认为顺应自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自然的变化去调整自身的身体内部环境的变化，从而实现体内的阴阳调和，一些中国古代的医学大家也倡导此种形式的养生。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不仅追求强身健体，也十分注重自我道德修养的提升。

三、如何借鉴传统体育文学作品中的精神价值，推动现代体育的发展

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目的在于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真正走向大众生活,更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体育事业的发展。

（一）加强文化自觉

加强文化自觉，是实现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现代化、继承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目的是使传统体育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实质是使传统体育文化精神与现代对话,并融合到现代中。文化本身是存在好与坏的，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文化可能对其无从下手，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选择、如何协调，但要发展中国优秀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就必须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体育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进行发展，不然只能是一盘散沙，难以实现现代体育文化、体育精神的高度创新及统一。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发展现代体育文化的问题上，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理念，进行历史性和多元化的统一，既要采取优秀的历史进步的观点进行集成，还要深刻剖析当代的体育文化精神哪些是值得进行弘扬和传播的，保证在发扬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道德和人本主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

（二）坚持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统一

首先要做到充分了解我国古代文化中哪些是符合现代文化价值的部分，积极采取保护的手段，保障我国体育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由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是单个国家的发展，更是世界全人类的发展，因此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体育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是否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诉求，是否与其他民族所认可的价值观相悖，这就需要积极推进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进行体育文化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弘扬中国传统的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促进世界体育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三）加强制度建设

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其地位的关键性因素，体育文化也越来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现代各国人民越来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这无不体现了体育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应当重视体育文化的制度建设，应当建立传统体育文化的推广机制，协调各个部门对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保护，比如深入研究和整合中国古典文学中与体育相关的元素，并进行开发；同时要大力宣传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独立品牌的特色体育文化形象。

第3篇：围棋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设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设计教育像雨后春笋迅速成长。这无疑给广告设计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但在日益强调科学技术的当今社会,人文教育的遗漏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当代教育的严重失误。在当今课程改革的同时,挖掘广告艺术设计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创造,也是教师尤其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社会层面上看,社会大众对广告设计的认识过于简单化。经济利益驱动下许多广告设计作品一味模仿西方设计形式或简单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做一些浅层的形式上的挪用、拼凑甚至抄袭,使我们的设计丧失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个性。这对于中国广告设计及设计教育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从学校层面上看,各高校在市场导向下一哄而上,而师资力量和理论研究上又有所欠缺,致使广告教育在根基还不稳固的情况下快速膨胀,必然造成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学校一方面很少提供给学生真正与社会接触的机会,一方面在理论上的研究和建设也很有限。面对广告这个不断变化,重视市场规律和团队合作的综合学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从学生层面上看,盲目重技术,急功近利。学生没掌握好设计基础,没有设计理念就盲目重技术,对自身文化底蕴的培养不够重视。社会上大部分广告公司希望用一些实际操作熟练的毕业生,并不很重视创意、文化、艺术这些层面的需求。他们只是需要更多更快的完成设计生产。这种完全是经济利益趋势的需求对于已经或将要学习广告设计的学生来说是一种误导。导致学生无法安心全面扎实的学习,而是仅仅急于掌握各种设计软件的操作。

以上三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各环节、各层面缺乏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诸多文化要素的复合体。如认知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处世哲学、道德意识、人格理想、审美情趣等等,都是构成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系统的重要因素。人文精神是改造社会和我们人类自身的武器。它能引领我们提升社计理念,提高广告设计作品的文化艺术质量。广告设计需要人文精神的注入使其作品更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广告设计教育注重人文精神则能更好的提升学生的人文涵养及创造力。

一切设计都存在着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即为什么而设计？设计的功能是什么？怎么样的设计才是美的？这一切都需要人文素养为其提供精神指导。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实用性强的综合性学科。是功能效用与审美意识的统一,是现代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设计的目的在于为人类服务,“设计以人为本”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设计人性化是发展的大趋势。

那么怎样在广告设计教育中体现人文精神,注入以人为本新的文化理念,完成“自我实现”,培养创新精神呢？

当前部分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加之对计算机的过分依赖,使得思维上缺乏创新,思想上缺乏深度。从近几年的学生作品来看,对计算机的依赖超出想象,不善于挖掘内涵,机械的从素材库里东拼西揍的完成设计作业,自己的创意思想越来越少。这种现况我认为根本原因是缺乏学生人文精神教育的加强。

(1)教学方式人性化,不要扼杀学生的个性。每一个学生都有潜在的创造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是设计教育过程的重点。要营造创新的环境氛围,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教学方法上多用采用启发、对话、讨论、讲评的方式去鼓励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特别是在广告设计学科的高等教育中,教师应当是“引导者、组织者、指导者”的定位,引导学生专业学习和志向爱好,组织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和专业实践。目前我国的广告设计教育模式主要还是以教师单方面授课,学生个人动手实践的模式居多。我们应探讨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模式。比如以广告项目为中心的方法,学生自组团队,模拟广告公司竞标的流程,或者与企业合作共同完成课程的尝试。教师把握好大的方向和步骤,并给予不同团队一些建议。在这种模拟现实的互动教学中,学生会更加投入,互相协作并且了解自己哪些方面有所欠缺,为自己深入学习指明了方向。在为企业培养有潜力的人才的同时也给同学们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2)加强培养学生的人文涵养。我们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有技术的素养,还要有人文的涵养。其范围博大而丰富,如中国的哲学思想、古典文学、艺术精神、审美境界、书画篆刻艺术、民间艺术、汉字、园林、建筑、陶瓷、石雕、木刻以及音乐、诗词、戏剧、典故、传说、中药、针灸、武术、围棋、饮食、茶道……这些都是现代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文化资源。为此我们在广告设计教育环节中要积极倡导设计的人文精神,树立先进的现代设计文化理念,注重设计对文化的再创造。在每个设计课题中引导学生感悟此项设计的思想内涵,精准所要传达的信息。在建立清晰准确的设计思想、发现并创造独特视觉语言的前提下大胆尝试,用自己的设计语言去表达人文思想,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在创造中体现设计的人文精神。

第4篇：围棋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作者简介：蒋锡武（1948- ），男，汉，湖北武汉人，武汉市艺术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艺坛》主编。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

（武汉市艺术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34）

摘 要：中国文化思想的思维特色使中国戏剧具有充分的模糊性。中国戏剧模糊思维表现在写意、虚拟程式三个相关层面上，从其具体特点分析，又可分为抽离、空白、随机、多义、泛指五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戏剧；戏剧模糊性；虚拟；写意；戏曲程式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鲁迅有一次谈到中医，说：“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遇到了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语见《朝花夕拾•父亲的病》）稍稍揣摩一下先生此段文字之用笔，再看看这文后的省略号，便可知先生是在调侃，以至揶揄中医。

这不奇怪，先生对中医，如同对京剧一样，是有他的成见的。这且不去管他，本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话题，尽管叶天士是有清一代名医，加药引云云，是否真有其事，又有否道理，还是着意加在他的名下，如此等等；而之所以又要引用，是文中有“医者，意也”一语，这意思该是不会错的。不是吗？中医，从其诊断方法，到用药配伍，何者不是落实在这个“意”字上？诊断，是望、闻、问、切，全凭主观判断，得其仿佛；所作断语，也多是“小便清长”、“统体灼热”，如何“清”，怎么“长”，又“灼热”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数据，都是只能“意”会的。用药，一个方剂，配何种药，剂量多少，君臣佐使，均可据病情而调整，或增或减，不妨说，也是随医家主观之“意”来作出的。西医则不然，诊断有仪器，讲求的是精确；用药之配方、剂量有定规，医生动它不得。这里就有了确定（西医）与不确定（中医）之分别。所谓不确定，也就是本文要讨论到的模糊性了。

照一般之理解，艺术世界特具模糊，科学领域则要求精确，但事实上，这都不能绝对。以科学方面讲，在其历史上，的确有过排斥模糊、仅仅认同精确的阶段；然今天从某个学科的角度提出、确认模糊性，则又恰是科学发展的结果，从而形成模糊数学、模糊思维、模糊语言等多个不同的学科门类。而就艺术说，从比较角度看，西方艺术则多是不具模糊性的，而此，又与西方哲学思想中之科学主义特别张扬有关。

即以生活艺术为例。比如穿，西人的服装，裁剪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腰大、裤长、臀围，各有多少，毫厘不爽；中国传统衣裤，则不拘尺寸，总以宽大为宜，比如缅裆裤，为的是不同身材的人均可穿用。另外，西人在着装上，据说还可明显见出身分，像西装，因质料、式样、领带花纹颜色等的不同，即能知是或富商、或学者、或阔少。中国人的一件大褂，则没那么分明。

再如吃，西人的烹调，所重的是营养学，有所谓营养师，各种营养成分多少，都有明确的分配，须作（也可以作）具体分析，而不是任意的。中国的烹调，讲究的则是味道，是所谓“调和鼎鼐”，它是把多种因素，如厨师的技艺，原料的搭配，以至不同的器具、火质等，加以综合调理的结果，而味道各异，不可捉摸。

甚至于恋爱，西方人的情感表达直率、干脆，也表现得确定。中国人则含蓄、委婉，显得模糊。

这些举例，并非是要在价值层面对之进行判断，而是说明，中西方在模糊非模糊、确定非确定上是不尽相同的，即西方多非模糊而确定，中国则多非确定而模糊。

中国的哲学思想，从根本上说，就重的是主体的亲验、亲证，而对客体的纯粹知识体系的建立不那么热衷，也不特别重视概念、范畴的精确性，如“道”，如“气”，如“理”，如“则”，弄的挺“玄”。这当然不利于近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方法的建立，但它却十分有利于作为形象思维的艺术的发展；也因于此，才有我们甚至将一些主要属于科技的东西比如上举之医学，而艺术化的现象，从而干脆以为什么是医呢，是意，也就是非确定的，模糊的，所以才有“十个医生十个方”，“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玄法、妙法等。

中国的这种文化思想、思维特点，既是有利于艺术发展的，也就必然嘉惠中国戏剧，使之具有充分的模糊性，亦即不确定性。中国戏剧的基本美学思想，表现在它的写意、虚拟、程式三个相关的层面上，倘以更高的范畴对之加以概括，便是这种模糊思维。若再从其具体特点上来分析，则又可分为五个方面。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一、抽离特点

与西方戏剧的摹仿生活实际不同，中国戏剧，按照钱穆的说法，是抽离现实的。所谓“抽”，是抽象，是抽物象之具象而在存其神；“离”，是离形，是离生活之原形而仅得其似。中国戏剧通过这种抽离，将实际物象、生活中所具有的共同性、代表性的因素集中、概括起来，使具体的、真实的情状模糊，从而形成共相。比如行当，即是将现实人物中所具有的共同因素，诸如性别、年龄、性格、身分、职业等抽象出来，使之类型化，而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共相人物。

中国戏剧中一个新剧的创作，首先是要根据剧本中提供的人物形象，对之进行行当的确定，并以此为前提，为基准，再对该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行为进行剖析，最终形成行当的表现。一个观众观看某个新剧，也是首先确认其中的行当分配，对之有一个基本把握，再看剧情内容的如何展开，人物命运的如何演绎。

这种共相化的创造，不是依据张三、李四、王五、徐六等不同之别相而分别表现之，它是经提炼、概括后人物形象的“类”的特别凸显，使之格外鲜明，而使观者在接受过程中烙上强烈的感知烙印，而不计较具体的张三、李四之形如何，王五、徐六之象怎样。

稍接触过一点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倘以一个十多岁的少儿去演一个老头，或是六七十岁的老演员扮上一个少女，在中国戏剧中是绝无不可的，但在西方戏剧中则很难成立。为什么人们于之偏偏认同中国戏剧，而不以西方戏剧为然呢？其要点正在于中国戏剧的抽离现实之要义带来了演员年龄和具体角色之间的模糊，观者只问共相，即行当人物的年龄，而不计较表演者的实际年龄。西方戏剧则因求其真实，而观众是被引导的，你求真，他必认真，自然也就难以认可。这就是写意和写实两种不同表现形态的戏剧，因抽象与否而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艺术效果；并因写意的模糊性而致中国戏剧演员在艺龄上有更大的活力，保持更为长久的艺术生命。

还有，就一般而言，戏剧语言总得是剧中人的人物语言，然而，中国戏剧的语言，则可以不必是人物的，而只是剧种的。譬如若剧种“俗”，剧中人物哪怕是“雅”，则也得随之而“俗”；反之，若剧种“雅”，那么，剧中人也得随之而“雅”。比如昆曲《水浒记•活捉》中宋江的老婆，即与张文远有私的阎婆惜，是个十足的“俗人”，但在全出戏的八支曲子中，其所唱者，竟用了三四十个典故。仅上场唱的〔梁州新郎〕，不过七十多个字，就连用了杨妃、绿珠、鸾镜、莫愁、白獭髓、续弦胶、鄂君、章台柳、铜雀台、五色续命丝等十个典故。毫无疑问，这当然不是阎婆惜这个俗子“唱”得出来的，而完全是昆曲这个曲种尚“雅”的结果。再如包拯，龙图阁大学士，“雅”是没得话说的；然而在河南、山东的梆子一类剧种中，他可以唱出“烙饼卷大葱”的俗词来，显然亦不是人物语言，而是因剧种趣味而抽离出来的。其所以能成立，仍是中国戏剧的“模糊”使然。

二、空白特点

中国艺术很讲空白，比如书法就有“计白当黑”的说法。本来，中国毛笔字是墨写的，其间空白只是为区别笔墨之横竖撇捺所用，不然，何以成字？然而在书法家那里，这些“白”如同“黑”一样，也是大有功用的，即其意味正在以“白”衬“黑”之间。中国戏剧，更是运用空白艺术的“大手笔”，它不仅仅是以空白来衬实有，构成舞台布局的精巧画面，更在于它本身即可成为“有”，而成为某种物象，此即所谓之“虚拟”。虚拟能成为实有，且又让人承认，便是借助了模糊性，即它是非确定的，因而也就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

当然，空白的虚拟，须得有实的借助物，它不能凭空而生，以空对空。这里有多种情形。比如景以物生，像雨之于伞，雨是虚的，但有了一把实的伞，那么“雨”便能凭“空”而降。再如物以物生，像船之于桨、马之于鞭、车之于轮，都是以后者之实有，象征出前者之虚拟。

还有景随人生，在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上，只要有角色上场表演，便能生出不同场景。像“走边”的之于陋街僻巷；“趟马”的形诸山地平川等等，均是。

这种因实而生之虚拟对象的艺术方法，所以能成立，甚至为人们津津乐道，其要窍在于，它充分地调动了接受者的想象及联想力，从而勾织出一幅幅幻化的图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一个杨子荣策马行进在林海雪原上的场面，背景写实，满目参天大树，人物行为则虚拟，策马而无马。因有人质疑，何以杨子荣在原地兜圈子，是否疯了？这种处理，所以遭致诟病，正在于一者（马）是不确定的，合于模糊性原则；一者（林）是确定的，违背了模糊性原则。设计者的这种“误置”，事实上是不相信（或低估了）受众的想象（联想）能力，而把该留给观者的“空白”，据实而充塞，从而止息了他们的想象（联想）机制，弄得索然寡味。

三、随机特点

说到这一层，又与“样板戏”有些瓜葛。我们知道，“样板戏”的音乐伴奏，用的是中西混合的乐队编制；而有了洋乐的这么一个参与，便带来了一个需要“精确”的问题，亦即“定死”。比如，调门要定死，是E调，就得永远是E调，无论是谁来演，又演多少场。再如，京剧中有些节奏自由的板式，像散板、摇板等，因洋乐的加入，便也得定死，是多少拍就得唱多少拍。不然，整个大乐队便会乱套。

在中国戏剧的演奏和表演关系中，从来都是乐队服从表演的，故称谓中有一“伴”字，主动权也就大半在演员手里：今天嗓子痛快，可能长半个调门，明天有点不对劲，则降半个调门；拖腔时，亦可长可短，不受限制，以至于过门亦伸缩自如。京剧老旦名宿李多奎擅演《钓金龟》，很多名丑都为其配演过张义，可他最喜欢的是茹富蕙。怎么呢？因为茹在后台，一听李先生扮演的康氏打“引子”，就知道他嗓子“在家不在家”：若“在家”，老旦唱的“小张义我的儿听娘教训”等几段“原板”过门中的插白，就念得简短、精练，好让李先生唱个痛快；倘“不在家”，他就在插白中，添油加醋，把时间尽可能拉长一点，好让李先生喘喘气儿，缓缓劲儿。显然，这类处理穿插都是随机的；而它对于演员表演的尽情发挥，以至形成演员更多的即兴创造效应，都是显而易见的。倘若如“样板戏”那样一种“定死”原则，戏剧的模糊性没有了，都“标准化”了，结果表演者成了乐队的“伴演”。还哪里有一些儿即兴发挥的余地呢？从这个层面上说，戏剧艺术是被“科学”了，“确定”了，其创造的自由度也就同时被扼杀了。

还有化装方面，像女性角色的“贴片子”，其设计理念亦出于随机原则，从而能矫正人的面部缺陷，化丑为美。再如服装，亦具此功能。据梅兰芳先生讲，“同光十三绝”中的昆旦演员朱莲芬身材较长，为掩盖之，除了采取将身子微微下蹲，举步以脚从横里伸出来走等方法外，还有便是充分利用戏曲服装的穿着尺寸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特点，而将裙子系高，从而达到藏拙而保持美感的目的。

总归而言，这种随机特点，仍是在中国戏剧所具有之模糊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不过这里须指出的是，随机，绝不等于没有任何规定性，而从心所欲。即如“贴片子”其为前提，是确定的；而据脸形再加以调整，是不确定的。也即是说，“贴片子”这一方法中，已存有了可变因素，即模糊性，故其才有不确定之可能。此即所谓“有定法中无定法”。用俄国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说，则是“有规则的自由行动”。

四、多义特点

在文字语言中，有一种“非专指性”的名词，其在诗中最为多见，是一些未加限定和修饰的词语。比如王之涣的《登X鹊楼》，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个“一层楼”，便是“非专指性”的。即它肯定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第一层楼，但也很难判断它就是第二层，抑或是第三层楼。说是第二层，应很有道理，因为要“更上”，便得有第二层方能落实。说是第三层，恐怕也不能否定，因为“更上”的“一层楼”，完全可以是诗人的推想；也可以说是其诗之寓意，即“欲穷千里目”者，总得攀登上更高一层的楼，才能到此境界。那么，“一层楼”在这里便是虚指了。这种诗意的模糊，便是这里的“非专指性”词“一层楼”造成的；而其多义的效应，又让人玩味不已。

这种“非专指性”的模糊语言，在中国戏剧中更普遍存在。比如大家熟知的“一桌二椅”，即是典型的“非专指性”语言。桌和椅，其功用人们习以为常，都很清楚；在戏剧舞台上，作为日用之物，自然亦是。然而，当其一旦组合变化起来，其所示、所用，便非单纯之桌和椅了，而是具有了多义性，如充任卧床、矮门、房梁、短桥、井台、山岗等。说到艺术中的这类模糊语言，自然也非中国戏剧所专有。比如，现代派的绘画，其对模糊语言的诉诸，我们每每可见；但其作为模糊语言的一根线条、一个色块，只是一种单纯的抽象符号，自身并不构成为某个物象。中国戏剧不同，它所借代的模糊语言，并不“模糊”，即是实实在在的“一桌二椅”；而人们居然认同，不以为忤，反以为妙，且妙不可言。这也表明了我们这个民族宽广的审美胸怀。

与此相类的还有“守旧”的使用。所谓“守旧”，实际为一种作为背景使用的底幕。据梅兰芳先生讲，过去舞台后边的木板墙（用来隔开前后台）上，挂有大红绣花的单片，称为门帘大帐；新式舞台改用布景后，如仍用门帘大帐，便叫作“守旧”。这种“守旧”，由于没有具体所指，只是一个装饰物，于是也就自然成为一个多义的模糊语言体，无论什么戏，什么场景，便都能使（适）用。

五、泛指特点

这一点与多义特点有相同的一面，即都有“非专指”这样一个特性；但又有不同处，表现为多义特点是在指代和被指代之间可变通，即指代物直接变成被指代物。比如上举桌椅之例，当其变为或山或桥或门或井等时，便已经不是桌椅了。泛指特点，则是只限于指代物自身的，而不能变为它种指代物。比如服装，其可以泛指，却不能它指，不能说服装也有非专指性特点，便可随意变成例如锅碗瓢勺之类等。

所谓泛指，是说指代物自身的可通用性。仍以服装为例。我们知道，中国戏剧的服装，主要是以明代服装为基础而加工形成的,按常识，那么它也就只适合反映明代生活的戏穿用。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从前三皇后五帝，一直到唐宋元明清，全都可以通用，而并无具体朝代所指。这里所要求的，只是身分的明确。比如，作皇帝的，当文官的，任武将的，为平民老百姓的等等，均有相应之服饰，而通用于各个朝代。

说到身分，有意思的是，其所要求的，又极严格，非但式样不能有误，就是穿什么颜色，也极有讲究。为此，戏剧界有专门的警示之语，所谓“宁穿破，不穿错”。这种一方面宽，宽到不分朝代；一方面严，严到宁破勿错，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相反相成，正是中国戏剧的高明之处。即在彼处似有偏失，便在此处加以校正，从而通过中和而保持其完整性。

这“一宽”“一严”又非任意的，而有其合理性。若没有通用于各朝各代的“宽”，戏剧剧目号称“唐三千，宋八百”，一戏一套服饰，那可就费大事了，斥巨资制作不说，存放也是问题呀，谁能承受如此重负？倘没有明确不同身分的“严”，则又乱了套。比如，曹操、关羽同为王侯将相，同样穿莽，曹丞相便须为红，关将军则要着绿，借以区别文职与武将之身分的不同，同时还兼有创作者合着接受者，对二者的庄严贵重和威严英武等的不同主观评价。

这种非专指性的装扮特点，还表现在它不受地区和季节的限制。中国戏剧界有一句俗谚，说是“热不死的花脸，冻不死的青衣”，意为花脸行，多热的天气，也要穿上厚厚的“胖袄”，青衣演员，多冷的季节，也总是薄薄的一袭青衫。显然，这种穿着，与剧中所规定的实际气候没有关系，从而一仍其常地表现出它的模糊性。

六、从接受的角度

中国戏剧的这种模糊性，带来了人们对其认知、把握的某种困难。这里既关乎到台上的创作者，同时也涉及到台下的接受者。

言而及此，又让人想到中医的诊疗。其所谓“十个医生十个方”的说法，似乎其间没有定论；其实不然，中医的基本方剂恰是有说道的。由是，初学者才须有背“汤头歌”的功夫，即背诵经方、成方。问题是这定论之中还有不定因素，即具有模糊性因素的“十个方”；而一个高明的“郎中”，所以能“妙手回春”，其功力更在构成自由运用的那些不定因素中，而妙在“模糊”之间。

无独有偶，中国围棋也大有此种味道。略知棋艺者，都懂得围棋的基本功，要在熟悉“定式”，即对弈双方的基本套路、招数，此为基础、前提，是必须掌握的；然而，更有一要点，系对局中须得知变，亦即掌握其中之无穷变化，方能克“敌”制胜。显然，其关节，又在“模糊”之间。

再说到中国戏剧。前所谓之“有定法中无定法”亦即“有规则的自由行动”，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遵守戏剧的规则不难；难的是“自由行动”，即对戏剧“模糊性”把握、熟稔之程度。中国戏剧也有一句与中国医学相类的话，叫做“十戏九不同”，有造诣的演员，就“造诣”在这“九不同”上。这是因为，这种“有规则的自由行动”，带来了即兴创作的可能性，从而使得那些大家，时有妙造自然的神来之笔。

京剧表演史上的舞台上即兴创造的事例极多，打“祖师爷”辈的余三胜那里，就有演《坐宫》大唱“我好比”、演《凤鸣关》大唱马超身世、唱《取成都》临场大段念白等故事。以后的“伶界大王”谭鑫培亦是。据陈彦衡讲：“老谭每出戏里的唱法，是常常变换不定的”；徐兰沅也说：“京剧音乐是有法度无定谱，全凭演员各运神妙”。

遗憾的是，中国戏剧的这种特性，在日益深入的“戏改”（戏剧改革）中，渐次被禁锢，以至于废除了。一切都是导演预设了的，规范了的；到了那里，更“钦定”所谓“样板戏不走样”，台上倒是“干净”了，演员的即兴创造也扼杀干净了！

再就接受欣赏方面看，人们说到“看戏”，总有个“懂不懂”的问题，或困惑于思想内容，或迷离于演剧样式。就中国戏剧来讲，多半是在后者。这是相较于西方传入的一般话剧而言，其要点在于是否存有接受障碍。简言之，中国戏剧有，外来话剧则无；而有无之间，则在形式的抽象写意和具象写实之不同。进言之，则是中国戏剧所具有的模糊性，带来了接受者须动用理解、想象及联想等审美心理机制的参与，从而形成判断，方能接受、奏效。

中国戏剧虽因其模糊而给受众带来审美接受的困难，然而与此同时，却也带来了他们的审美愉悦，让人咀嚼赏玩，品味不已，从而获得大美、至美，而美不胜收！

Fuzziness of Chinese Drama

JIANG Xi-wu

(Wuhan Art Academy, Wuhan, Hubei 430034)

第5篇：围棋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摘要题】体育研究

【关键词】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内涵……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1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及其特征

1.1植根深厚的精神物质文化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事象。它涵盖生产、狩猎、渔业、商业、交通、服饰、饮食等方面，贯穿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全过程。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民族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为内在的心理特征，是一个民族成员强烈地感到自己属于“这个民族而不属于那个民族”的归属感。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1.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固有的特性

1.2.1娱乐性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是一种以闲暇消遣、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而又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文化活动。它是人类在具备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满足精神的需要而进行的文化创造[4]。从简单易行、随意性较强的项目，到技艺精巧，有严格规则的竞技；从因时因地，自由灵便的嬉耍，到配合岁时节令的大型文体生活广场，把体育融汇于宗教礼仪、生产劳动、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之中，载民族文化艺术形式，同民族舞蹈、音乐相联系，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体现得更加充分。

1.2.2竞技性竞技性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竞争意识的体现。这项最能显示人们的强壮、机敏和征服的活动，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体育竞技的萌芽[5]。竞赛活动是自黄帝以来为报答神灵赐福的宗教庆典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以技击为基本特征的武术已有一定的发展。以民族、以地域构成封建割据时代的国体政体，为生存，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为争夺地盘，兵事纷争；为扩充势力，就得练兵黩武；全民尚武成为弱小民族理所当然的习俗。这种在战争中孕育与创作，在生活中扩大与丰富，在体育活动中继承与发扬，在交往中维系与承传的习俗有着独特的技击、练武和特点，是古代体育竞技精神的突出表现。它产生于该民族，又流传于该民族，使参加者在相互较量的竞赛中，获得心理的愉悦，起到磨练意志、开启心智的作用。

1.2.3广适性民族传统体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与人的生理、心理、生存环境、文化传统相适应，又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需要的属性。男性可以赛马、摔跤、举石锁，崇尚惊险，夸张力气，体现勇武精神；女性可以从事秋千、跳板、抓骨头，淡雅、平静、细腻，推崇心灵手巧；青壮年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生力军；老年人由于自己的经验和声望，可以充当竞赛的评判者，并以曾经是竞赛的参加者身份对青年进行指导；儿童则可充当学习者[6]。这一特点既与各自的生理特征相适应，也与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担负的角色、任务相联系。舞狮、赛龙舟，拔河、叼羊等是群体对抗的竞赛，摔跤、角力、赛马是个体对抗的竞赛，体育活动已不仅仅是生命活动，而是作为一定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在现实中显示的自己的本质。

1.2.4地域性某一地区的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所处的区域环境以及由区域环境而带来的自然条件不同，使各个民族都在自己文化背景之上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方式，这就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地域性特征。北方天高地阔，人们的生产简陋、生活朴野，在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培养了勇武精神，赛马、摔跤、角力、驰逐，拖冰床、赛力竞技较发达；南方山环水绕，气候温和，农业精耕细作，物质条件优于北方边地，游泳、潜水、赛龙舟活动历久不衰。除南北两大差异外，还有风俗习惯、社会进程、文化繁荣、心理素质的差异，即使是同一民族也会因地域关系，其传统体育开展水平又有多样化的特色，并受民族心理意识的影响。

2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科学认识

2.1民族性是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内核

民族性是指民族传统体育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是对于特定的文化类型的最高层次的抽象，它具有沟通特定民族中全体成员心灵的普遍性。

人类从特定的地域中产生出来，自然地形成人种和族别，类聚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民族就创造出一定民族文化，并寓含着民族文化特征上的不同精神形态。但民族性或民族的精神形态乃是为特定民族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因而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民族传统体育经过几千年的承袭、发展、演变之后，已经成为生理、心理、形态、神志的特殊标志，内化在民族体育活动中。同时，民族传统体育又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中演化的，时代的风雨不断地谱写着民族文化的续页，一些已有的文化因素在演化中消失了，有些前所未有的文化因素在发展中出现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应有与世界其他文化相同的规律和内容，而且还应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的民族形式[7]。民族传统体育表现出鲜明独特的民族特性，它是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内核。这种内涵在增进民族团结和凝聚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再现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2传承性是传统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传承性是指民族体育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接性，即历史的纵向延续性，同时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传递方式。它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求而实现。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求规定了人们对于文化遗产选择的自由度，也规定了先哲们对于先进思想进行诠释的性质。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个民族物质与精神的纽带，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被每个民族自觉加以继承的。原始的民族体育活动在生产方式演变和各民族互相交流、冲突及宗教祭祀活动过程中，既保留了本民族原始的活动方式，也借鉴和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活动内容，不断地传承、变迁、回馈、融合并发展成为今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民族体育传统文化得以保留。这种传承既保存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又加入了不少现代成分，民族体育文化既是被传承的，也是被不断发展和创造的，它要从根本上适应民族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也是民族文化得以发展延续的内在规律。一种民族体育一经形成，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发展中变异充实，但其核心和主旨因袭的内涵和形式，代代延续，这种传承性对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趋同意识具有很大的效应[8]。

2.3共适性是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所在

共适性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科学性的体现。它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形态的活化石，又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的源泉[9]。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类别繁多，结构多元，兼具表演和竞赛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同，动作结构不同，技术要求不同，运动风格各具差异，并不受时间、场地、器材、季节的限制，人们可以选取简单易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项目进行健身养生活动。从而表明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所在，决定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共适性，使其为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为人的身心完善展开和全面实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化场所，并为一定的文化内涵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所定势。

随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随着文明向高级阶段进展，民族体育的共适性越来越大，交通技术的发展缩小了世界的距离，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把世界各地从信息上连接为一体，色彩斑斓的现代科学技术已不带有人种和地域的特征，宏观把握和综合思考的思想观念随着劳动频繁的交换而产生，扩大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使民族传统体育这类精神产品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中表现出世界性特征。这一趋向必然导致民族体育文化的共适性不断增大，民族体育文化的价值尺度在文化共适的前提下走向统一。

2.4凝聚力是传统体育发展的思想动力

凝聚力是指一个民族随着历史的演进已逐渐形成一种极具个性，颇有特色的文化形态，成为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推动本民族发展的一种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辅以其他众多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因而，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中国各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内而形成的认同感，也就是由于长期的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与共同的生活、斗争而形成的对于共同利益密不可分的深刻认识，以及在上述基础上产生的各民族平等团结、繁荣发展、建设强大的统一国家的共同愿望[10]。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深深地包含着这种凝聚力的品格。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它重视人的身心需要和情感愿望的满足，不以高超复杂的技艺、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诸条件要求对应公众，而是以普适的、自娱自乐的消遣性与游戏性特征迎合民众。不必具有高水准的文化素质条件就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较直接的令人愉悦的主体情感的抒发和宣泄[11]。民族传统体育这一发展特性，使它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吸附了大量的观众，一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举行，使它成为民族文化的盛会，各民族群体成员相互配合和协作状态往往是民族文化盛会成败的关键，即使是旁观者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涌入到民族群体成员当中，为竞赛欢呼鼓劲或沮丧。这种将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融为一体的竞赛，体现了民族体育活动在态度和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情况下，集聚于一定的文化运动轨迹，整合为一种带有普遍趋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运动的势态，从而激励广大民众释放深层能力[12]。

2.5经济性是传统体育发展的调节杠杆

经济性是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更多地是以生产、生活为根本，与各自的生活、生产方式密切联系，依懒于经济活动方式的支撑。民族传统体育的繁荣与发展，为民族主体强化其利益动机提供了条件。市场经济机制强调公平、有序和守法的原则，而民族体育作为一种体育文化也弘扬公开、公正和平等的精神，它们之间的运行法则、表现形态和内在本质规定的相似性和相同性，加之人们自身的主动介入和不断深化，在步入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轨道中，形成了“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地方民族体育特色。特别是我国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如雨后春笋般得到了极大发展，各少数民族也在不定期地发展各种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的进一步发展，农牧民的家庭收入增多，文体活动多以“家庭为龙头”而举办这一体育形式，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屡见不鲜，它必将带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一个模式。同时，民族体育文化可以借助强大的经济杠杆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民族团体传到另一个民族团体，向上向下，朝前朝后。其间，既有文化大潮的碰撞，也有润物无声的浸，既有压力下的灌输，也有合意中的对抗，使之在经济的建立和成熟的运行过程中，发挥着渗透和精神重塑作用，在改造和创造人类自身的同时，恰如其分地充当了两者结合的天然使者。

3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趋向

3.1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是增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政治统一的象征

我国形成多民族国家已有两千多年，共有55个少数民族，91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8%，民族自治地方面积612万km[,2]，占全国总面积的64%。其中，大部分处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物产资源非常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国力强盛还是贫弱，民族和睦还是纷争，都与边疆的稳定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传统体育以其广泛的社会功能和鲜明的时代内涵，起着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显著作用。人类跨入新的千年，新的世纪，中国正在走向空前的大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在我们朝着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着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时候，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就不可能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胜利。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大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增加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政治统一，实现富民、兴边、康体、强国、睦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所在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走产业化的道路，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积极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族体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按照的观点，人是生产力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首要因素，这个因素能否发挥作用，由人们的最基础的素质决定，即国民综合素质。在多种素质构成的综合成分中，人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是国民素质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除了抓好“科教兴国、科教兴省、科教兴州”战略、抓好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外，重要的一点是抓好人口质量，要求劳动者身体健康、体力强盛、精力充沛，具备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能力，使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达到增值的作用[13]。第二，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可以加速体育产业的发展。如推动民族地区民族服饰、活动器材、运动训练等生产的发展；建设一批大、中、小等不同类型、不同标准的民族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促进交通、邮电、商业和饮食等行业的兴起；组织精彩的民族项目比赛活动，设立竞赛场地的广告和电视转播，既可以增加民族地区体育职能部门的经济收入，缓解经费不足的现象。又可以起到传播商品信息、扩大商业需求和推广生产发展的作用；协调体育与有关部门的利益问题，使民族体育与民族旅游业有机结合在一起，谋求赞助，发售民族体育邮票，开设民族体育网站，咨询结果，这是民族地区通过民族体育产业来提高经济效益的集中表现。

3.3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1953年、1982年、1986年、1991年、1995年和1999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

就56个民族而言，在开拓中华民族悠久的宝贵文化遗产时，与现代体育互相辉映，在人民的体育生活中，构成了五彩缤纷的绚丽景观。民族传统体育对弘扬民族精神的直接作用，就在于它树立了民族形象。以后，屈辱的民族心理，羸弱的民族体质，以致被扭曲的民族外观，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如同阴云笼罩着整个国家，致使民族传统体育所表现出抗击外夷，报国图强，誓死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内涵始终与民族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解放事业有着天然、血肉般联系[14]。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动力来自民族的忧患意识，而反作用于民族的自强意识，加之中国现代体育所表现出来的拼搏精神，极大的震撼了民族的心灵，成为亿万人民社会冲动的结晶，无论在奥运会夺取奖牌，还是在挖掘和继承民族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和凝聚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再现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诸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15]。中国有近千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数量和形式丰富多彩，堪称世界之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我们先后对武术、围棋、象棋、划龙舟和摔跤项目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改造，已成功举行了国际龙舟赛，围棋、武术比赛。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目前，中华武术体系渐成规模，龙舟竞赛走向世界，少数民族运动会定期举办，中国民族体育在实践中走向空前发展的新时期[16]。只有体育文化上繁荣和所蕴涵的内在实力，才会使一个民族在世界体育交流中有真正的尊严和自信；一个民族体育文化实力和体育文化发展水平，不仅是该民族强盛的基础，也是该民族强盛的最终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