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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个性化;生活化;幸福化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价值内涵
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体现为我关系,所表明的是主客体关系的重要概念,以客观对象的需求对人的需要满足来衡量。在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关系中,客体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主体主要是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广大受教育者及身处其中的个人和社会。因此,广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可以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实践活动满足广大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需要的效用,是作为客体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实践教学活动同作为主体的社会的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在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主体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狭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可以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实践活动满足广大受教育者和社会需要的效用。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主要包括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是第一要义,使发展承载了科学的内涵与人文意蕴,彰显了人文关怀的时代价值。“坚持以人为本,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核心价值就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和核心价值。所以以人为本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定位是必然的结果。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文关怀价值层面相契合。
二、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基本原则
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那么如何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体现人文关怀的基本价值,大力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就成为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面临的重大教学问题。由于人文关怀内涵丰富,其教育的方式方法多样,笔者认为应主要把握三大基本原则,才能达到以上的教学目标:个性化原则是内容、生活化原则是核心、幸福化原则是目标。
1.个性化原则是内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那么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也就不例外,必须让它具有个性化。一切的管理条文、规章制度都应该从培养学生的人格角度出发,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思考,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尊重个性至上,培养健全的人格至上,要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满意,要让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特点去发展自己,关怀他人,发挥潜能,超越自己,走向世界。个性化教育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下,以社会法律为行为底线,以自己健全的人格为核心,尊重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学会自己负责,关心自己、爱护自己、照顾自己,树立基本的、健康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基本的处世原则,克服缺点、发挥优点。当然,也应该容忍别人的缺点,给自己和别人提供发展的空间,使自己形成独立高尚的品格。
2.生活化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核心,生活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
高校的大学生活也不例外,这也是人的本质,只有把一切融入自己的生活,个人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必须生活化才会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化、生命化。高校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注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建设者。
3.幸福化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目的
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归属和目标,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例外。从某个层面来说,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人生的主题,幸福是需要教育的。以育人为崇高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幸福。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要目标内在统一起来,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人文关怀教育的平台和着力点,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方法,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文关怀素养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要把这三个基本原则贯彻下去,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人文关怀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当代价值;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4-0300-01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代表着整个华夏文化的精神方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仪、仁、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所倡导的口号无一不相吻合,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企业的管理和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思想源泉。
1 儒家思想的当代核心价值
“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价值追求,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儒家思想文化中重要价值体现。“仁学”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仁爱”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首要价值。作为道德范畴的“仁”,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此时“仁”的基本规定即为爱人。如《左传?成公九年》曰:“不背本,仁也”,《国语?晋语一》:谓“爱亲之谓仁”,《国语?周语下》曰:“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中》谓:“仁所以保民也”等等。
在儒家看来,“以和为贵”是管理社会活动、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标准。“和”在儒家文化管理活动中的运用,一方面用来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达到二者的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则用来调节君主与官吏之间的关系,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总之,“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更凸显出其特殊的精神文化气质,饱含深刻的儒家思想内涵。
“诚信为本”是儒家思想中强调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儒家思想中所倡导“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说明“信”的地位极其重要。孔子在谈到为政之时强调具备三要素: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无兵,国亡;无食,人死;国亡、人死均不足惜,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这个“信”字在儒家看来,是立民、立兵、、立国之本。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
2 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价值体现
2.1 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员工的价值
儒家主张“以民为本”,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把人置于核心部分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充分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儒家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当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充分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作为事物发展的主体,人具有主动能动性,在处理事务和人际关系中能积极体现出“以人为本”理念。
2.2 继承“诚信为本”,充分树立企业商业信誉
当代中国企业经营以“诚信为本”,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论语?卫灵公》中讲“诚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一个企业想做大或者立于长久不败之地,首先,就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只以营利为目的。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最后,就是要“守信”。信,即诚实、讲信用,与公众交往言行一致,守信不移,童叟无欺。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诚信使企业得到公众的认可。讲诚信是讲究商品质量,货真价实,不短斤少两,即企业对顾客应该坦诚,注重企业道德。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2.3 发扬“以和为贵”,建立企业长期合作关系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和为贵”。“和”是儒家思想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前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曾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和”的精髓和教义已然成为人们争相追求的精神境界。《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执中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以和为贵”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还成为考察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标准,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极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正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3 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3.1为当代企业文化提倡“忠于职守、勤奋敬业”提供理论依据
当代企业文化最看重的部分就是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这与儒家人本哲学所提倡的“忠”不谋而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竭力。当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强调“尽忠职守”无疑是对儒家思想中“忠”的延伸和升华,传统人事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是员工对企业的遵从、服从,而现代企业文化所寻求的是雇员对组织目标的“忠诚”,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3.2 促进当代企业文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
和谐的人际环境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是对公司员工的最大支持和鼓舞。“人文关怀”是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企业必然走不长远。尊重人、肯定人在当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步骤。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及忠信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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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芳.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当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1,(9).
〔关键词〕哲学 古代色彩 审美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如果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那么色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精神内涵影响外在表现,外在表现则折射着精神内涵。特别是色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更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文关怀。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古代色彩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对色彩的影响
1、 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的起源。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主流哲学思想,有其特有的发展过程。阴阳和五行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易经》和《尚书》这两部著作之中,书中具体阐述了什么是阴阳五行以及阴阳五行的作用及意义。总的说来,阴阳五行学说发生于上古三代,发展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时期,最后与儒家思想相结合,被道家思想所吸收,形成了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的社会主流思想并被封建王朝所利用以维护其统治。与阴阳五行相对应的是五色(青赤黄白黑),因此中华文化特有的五色观也随之形成。而五色观一经形成就迅速植根于宫廷和民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和色彩观。五色观源于五行学说,那么就注定要和地区方位附会在一起。《周礼》有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 因此,在古代的色彩观中,自然地就将红、黄、青、白、黑五色定为正色,也叫上色,并分别配以五行为代表,即土黄、金白、木青、火赤、水黑。
2、 五行学说影响下的五色美学。前文提到,在中国古代的色彩文化中五色^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五色观的形成又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和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上古三代萌芽到春秋战国发展再到秦汉兴替确立,五色观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古代中国的色彩观和审美意识已经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转变为独立的审美体系。当时人们不光追求色彩的美艳,并且还用色彩去标明不同的等级制度,创造出独特的色彩美学。例如五色观,纯度明朗、简单清晰,对当时的社会秩序进行了简洁地装饰和统一,这在当时全世界的色彩发展史上也是相当先进的。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教礼仪和等级制度相当严苛的情况下,色彩作为标明尊卑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君王“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
3、五行学说对帝王服饰色彩的影响。既然色彩作为标明尊卑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君王“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因此帝王的服饰色彩和臣民的服饰色彩自然会严格区分开来,历史上第一个称皇帝的是秦朝的秦始皇,秦始皇也是有史可考第一位运用五行学说进行制度设计和执政的帝王。拒《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平定天下,推算出金木水火土五德循环往复、相生相克的原理,而秦朝是接替周王朝统一的国家,周朝是火德,那么秦朝就一定是胜过火德的水德,而与水相对应的颜色是黑色,因此秦朝尚黑。而到了汉朝时期,认为从崇尚水德的秦朝手中接过了天下,因此汉朝就应该是土克水的土德,与土相对应的是黄色,所以汉朝皇帝的服饰从秦朝时的黑色改为了黄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起伏,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四分五裂,因此社会的主流色彩也在不断变化更替,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的服饰色彩大杂烩时期。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隋朝灭北周,统一全国,北周为木德,崇尚青色,因此隋朝就是火德,尚赤色;土克火,所以接替隋朝的唐朝为土德,服饰为黄色。五代时期,后梁灭唐,土生金,因此服色为赤色;后唐自认为唐朝正统的继承者,因此服饰色彩仍为黄色;后晋金德,服饰尚白;后汉水德,服饰尚黑;后周木德,服饰尚青。后周禅让政权于北宋,木生火,因此北宋为火德,服饰色彩为赤色,南宋只是地域南迁,但还是北宋政权的继承,服饰色彩依然为赤色。金灭宋,土克火,因此金为土德,服饰色彩为黄色。宋朝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而少数民族对原属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的五行思想并不了解,因此,元朝没有自己固定统一的服饰色彩。明朝洪武三年,礼部官员提出应效法古代应用五行学说制定官服颜色,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黄,而明朝继承于汉唐,以火德王天下,应为赤色,朱元璋对这一说法表示认可。按照五行学说,清朝应为水德,崇尚黑色,但清朝也是由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对于五行学说也并不买账,因此,五行相生相克的色彩观没能得到满清帝王的认可,所以,五行学说的色彩观在官方思想学说上基本上就已经寿终正寝了。
二、儒家思想对色彩文化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其思想几乎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但是在儒家思想的发轫之际,特别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无主从之分。甚至到了秦朝还遭到了灭顶之灾,那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传至汉朝,儒家思想才算彻底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在华夏大地上扎了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了官方经学,直至清末。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影响。
2、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色彩观。孔夫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周王朝走向衰落,华夏大地四分五裂、礼坏乐崩的时代。因此,为了调和社会矛盾、维护旧的社会制度,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即以仁的观念来对待一切、继承一切,提倡对君王的“忠恕”和为臣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治,重视伦理道德。因此,儒家的色彩观也就是“仁”思想的色彩观。儒家的色彩分类标准则是“礼”的思想,是从“礼”的标准将色彩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例如:青、赤、黄、白、黑就是“上色”,而其他颜色就是“间色”,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色彩上的规矩,即使贵为天子,登朝上殿,车马旗饰也不可混淆颠倒。这一切条条总总,都是儒家思想“敬天事祖,慎终追远”思想的直接体现。
三、道家思想对色彩文化的影响
1、道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有史可查的道家传世经典有《黄帝四经》、《杂黄帝》、《伊尹》、《太公》、《辛甲》、《管子》等,可见,道家思想起源于黄帝、神农的上古时代,与儒家思想起源于周文化不同的是,道家学者多出于宋、楚、秦、齐等国,也足见道家思想和夏、商文化有直接关系。至春秋末年,老子《道德经》问世,标志着中国道家思想正式形成。
2、 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色彩观。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张上都不同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中心主题就是天道自然,因此,政治方面主张“无为而治”,伦理方面主张“绝仁弃义”,思想方面则突出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思想。道家对于艺术的态度则完全和儒家思想相对立,儒家思想充分肯定了礼乐的作用以及文化艺术的社会r值,道家思想却否定艺术,主张“淡泊无为”。在色彩文化方面,道家思想提出了“无色而五色成焉”的理论,“澹然夫极而众美从之”,主张无色才是最美之色。但是,道家也有自己所崇尚的颜色,那就是黑色。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是黑,幽冥之色也”。天色为玄,而“天道”又是道家思想的中心内涵,有产生万物的功能,天之玄色自然也有派生一切色彩的功能。因此,道家思想认为黑色为上色中的上色,为众色之首,并选取黑色为道家的代表颜色,所以现如今道家的建筑服饰也多以黑色为主。道家思想独特的以黑为主的色彩观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色彩美学,特别是绘画领域,奠定了黑色在国画中的地位。对后世色彩文化也有很深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能够涉及和渗透到包括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其思想为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带来了多元丰富的形式内容。特别是在对色彩的理解和表达上,虽然各种思想对于色彩的理解不同,认识不一,但却都以传统文化的形式被保存和延续了下来,穿越各个历史朝代,经历上千年,根深蒂固、延绵不息,为中国现代色彩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与创作依据。
参考文献:
[1]王海燕.原始装饰艺术中的生命意识探微[J].装饰,2003,1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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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管理;儒家哲学思想;启迪
中图分类号:B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8-03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其二,设定条件,制度保证。任何思想、制度的运用,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为保障。对于儒家管理哲学来讲,探寻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进路问题,则需要设定相应的条件。一方面强调社会认同,为儒家管理哲学的推行营造氛围;另一方面规范社会制度,尤其作为企业来讲,严格的经营制度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运用儒家管理哲学理念,首先要通过企业制度、社会制度来克服儒家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减少企业管理与发展的阻碍,其次要通过制度来发扬儒家管理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儒家“仁”“信”等哲学理念,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合归一处、充分融合,成为企业长效发展的不竭动力。
总之,儒家管理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干,以其独特的价值和内涵,影响中华民族两千余年。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新常态发展环境下,儒家管理哲学仍然凭借其特质,成为中国企业改革、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核心。尽管其在当代企业管理应用中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存在异质同构、互补互助的多重关系,但只要做到“去糟取精”,并构建完善的社会制度,即可使其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高悦敏.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4(16):155-156.
论文摘要:作为西汉时期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有选择地借鉴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有利于搞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急需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进行创新,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思想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稳步推进。但是,思想文化的创新并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必须有所继承,才能发展,而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恰是我们思想文化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精神财富。
一、关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
董仲舒是秦以后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传统的“天”的哲学、“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和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并对其家里改造,从而形成了适应时展和需要的新儒学。关于仁,董仲舒立足于天人感应论.吸收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并作了扬弃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新仁学思想,他赋予“天”以仁的品性,并且要以爱别人为根本法则,否定了只爱自身的思想;关于义,董仲舒对“义”从新的视角作出了新的解释:从人与我的角度提出了“义以正我”的法则;关于仁义之分,董仲舒认为仁与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仁之于人,义之于我”,同时还强词指出了仁义之分的不容混淆性和意义所在。认为仁义所针对的对象是千万不能混淆、颠倒的,只有明于仁义之分,才能“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实现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关于义利观,董仲舒在明于仁义之分的基础上对义、利关系的阐述,是其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其德治思想主张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另外,董仲舒吸收了先秦阴阳家及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吸收了法家“三纲”思想及先秦正名学说,提出“大一统”论,吸收了先秦人性论思想,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论,提出“性有善质”论及“性三品”说。
二、德育思想史研究类
董仲舒的德育学说是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思想,以“三纲五常”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并且提出必须要建立“教化堤防”,并且提供了“显德以示民”的方法和“明于天性”的价值激励法。丁钦波阐述了董仲舒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并且为我们简述了董仲舒关于德育原则和方法的思想。指出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三品说,德育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并且简要的介绍了德育的方法,如“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明道重志、行道养志”、“必仁且智”等。孙文胜主要从董仲舒“三纲五常”理论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论述对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启示作用,并且提供了相关的道德教育方法。游庆国、崔华前指出董仲舒的德育方法刻意分为四个方面,即德育基本方法、德育施教方法、德育受教方法、环境育人法,这样就从不同的角度更为详尽的分析了董仲舒的德育方法。
三、教育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为代表的汉代教育的基本特点,把教育与德政、人性论、天人感应、实践等结合起来,也论述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封建王朝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主张实行“德教”,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的儒学化了,他主张以“六艺”(《诗》、《书》、《礼记》、《乐》、《易》、《春秋》) 培养人才,这虽然有利于人们思想的统一和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其他学术的传播和发展。以为人性是“天”所赋予人的一种先验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向善或恶的两种可能,教育则就是要通过人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兴废治乱都应取决于礼乐教化,对于教育的社会作用。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统”,大一统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思想上的大一统两个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统,指的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把君权至上作为统一的关键。思想上的大一统即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的儒学从显学而成为官学。书中也简要阐述了董仲舒的治国方略,但是只是做了一般性的论述,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董仲舒看来,“王者”只有实行“仁政”,“爱利天下”,才是通天道、法天意的表现,也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实现统治的长治久安。赖红卫指出董仲舒为了强化统治者的廉政意识,他对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为都进行了批评,他说:“使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业,乃天理也。”提出“不与民争利”的廉政思想。董仲舒提倡德治,很重视内在仁义德性的觉醒和培养。任“德教”是对秦王朝“严刑峻法”的批判,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理想政治的实现是通过思想的一统,从而形成—个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还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
五、伦理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认为天赋予了阴阳五行道德属性,因此,他把德、刑、爱、乐、严、哀等等这些本来是社会现象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属性硬加到阴阳、五行、四时等自然现象上去,从而把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描绘成非常神秘的有意志的东西了。同时董仲舒用儒家伦理思想神化君主,将君权神授理论化,从而为汉朝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论证;以天人关系为根据把三纲五常进一步系统化,把儒家伦理由家族伦常贯穿到政治领域;董仲舒还着力借用阴阳的一切知识来构筑君臣、父子、夫妻的具体行为准则,董仲舒把伦理关系中的贵贱尊卑原则提到了专制的极端,春秋战国时期伦理观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内容在这里消失了。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核心:“大一统”。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以政治一统为核心,以君权至上为关键,以文化一统为保证。所谓“君权至上”,董仲舒是在君权天授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重点:一是神化君权,维护君主在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约束和规范君权,使君主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同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说,使儒家伦理真正发展为政治伦理,并被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纳。
六、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人性中有善的质而实际未善,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之成为善人。他的这种教育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书中并没有涉及到董仲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等等与之相关的内容。唐国军指出董仲舒以“大一统”理论为武器,倡导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的统一,以“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汉武帝采纳了“独尊儒术”的提议,“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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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心雕龙》 儒学 人文精神 表达
《文心雕龙》作为古典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论专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主张“原道”精神,强调“文而明道”,以圣人为榜样,以经典为旨归,提出“原道”是所有文章的根本立足点。毋庸置疑,《文心雕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是中华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之所以能够成为千百年来不变的经典,不仅是因为它气势恢宏的结构,而且还由于它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自西汉以来,儒学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始终占有文化统治地位,它所形成的丰富人文内涵,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灵魂。“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
一、儒学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
我们知道,“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内核,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文化。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体验以及道德人格的实现等内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最早的儒家典籍中便已经出现了“人文”的概念,并已经具备丰富的道德内涵。群经之首的《易经》中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代表社会人伦,“化”表示教化,是道德教化思想的开端,由此可见,一开始的“人文”便是一门“化成天下”的大学问。儒学人文精神在肯定个体价值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人的地位,将人视为“三才”之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指出在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要做到“不违天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学强调人的本质,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人的尊重,这也是儒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在个体修养方面,儒家主张要达到“仁”“智”的双重境界,同时还不能丢失理性。仁义礼智圣是德,属于天道,仁义礼智是善,属于人道,上顺天,下合地,中适人,最终达“天地人和一”的至高境界。此外,儒家天下为先的精神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激发了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个体价值和尊严一直是儒家强调的重点,儒学认为人与天地等齐,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具有鲜明的人本精神。因此儒家在个体人格修养方面主张知行合一,与道家消极遁世思想不同,儒家具有刚健向上的精神,充分激发了人们忧患意识。由上可知,以人为本的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渗透在儒学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历史沿袭
对儒学人文精神的沿袭首先表现在宗儒的传统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以宗儒为创作思想进行构思成书,而全篇又始终以儒家经典为论证依据。刘勰认为儒家圣人所撰的经书是不变的“至道”,不仅“旨远辞文”,而且是“不刊鸿教”,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他认为儒家经典揭示了世间最为普遍的道理,是不变的真理,是人文精神的媒介,主张要以儒家经典为后世典范。《文心雕龙・序志》有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里的古来文章,实际上就是指儒家之经典,刘勰对儒家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表现在创作出发点上。自东汉末年以降,儒学逐渐势衰,直至魏晋,玄学成为主流思想,在文学创作上开始以辞藻华丽为美,尤其是齐梁时期,文章庸俗华丽,形式盖过内容。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形式之美,完全忽视了内容之丽,刘勰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并认为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完全不符合儒家文学创作理念,已经背离了文学发展最初轨迹,是齐梁文学的一大诟病。为了扭转这种文风,刘勰主张文学创作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借此来矫正这种浮华萎靡的文风,而他所说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儒家典籍。从创作出发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忧患意识是刘勰创作的根本思想和指导理念。
三、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表达
(一)“原道”精神
以人为本是儒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而《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精神正是体现了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一种内在观照。《文心雕龙・原道》作为首篇,全面阐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观念:文原于道。这里的原就是本,而道便是自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不难看出,作者所阐述的思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温和,并突出了儒家“自然为文之本”的人文精神特征,这种创作理念同儒家的“原道”精神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理念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谈到人文的发展史时,刘勰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化集成方面的重大贡献,并指出《六经》的根源便是道,圣人遵循自然之道来进行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又揭示和阐明了自然之道,进而赋予了圣人之文以“鼓天下之动”的功能。而要想“鼓天下之动”,就必须具有真和善的内容,换句话说,文章要充分体现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能够对社会起到道德风化和伦理教化的作用。
四、树德建言的人文精神
刘勰将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和树德建言的儒学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明确指出创作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流芳百世。“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又说“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只有儒家经典才有助于道德教化,这充分体现了儒学人文精神。此外,在《文心雕龙・诸子》中有云: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圃。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三不朽,一是要建立品德,二是要建功立业,三是要著书立说。刘勰感叹人生如草木,匆匆而过,所以树德建言,实乃“不得已也”。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的人文精神,所以,在有生之年要著书立说,建立功德,以便能够流芳百世,这无疑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五、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
风骨是一种文学风格和诗学境界,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儒家刚健中正的人格精神。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儒学观点来讲,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最为宝贵的一种人格品质。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应该具有像松柏一样不畏严寒的坚毅品格和高尚品质。《文心雕龙・风骨》篇对“风骨”进行了全面探讨和阐述,而这无疑深受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影响。从《文心雕龙》开始,风骨一词正式成为一个诗学概念,刘勰在开篇伊始便肯定了风骨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文章的生命之源。而风骨精神强调的“刚健有力”恰好符合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可以说,“风骨”精神离不开传统文人对高尚情操、正直不阿的人格追求。
六、结语
《文心雕龙》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是对儒学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承,作者刘勰的创作理念和价值诉求都充分体现了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历史沿袭。“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作者以《文心雕龙》为儒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媒介,以自身的人格品质为依托,以原道精神为支撑,主张立足于儒家经典来激活文学生命力,彰显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进而探究文学之道,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和精神人格。
《文心雕龙》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丰碑,是第一部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著述,是一座难以跨越的理论巅峰,千百年来,对它的研究从未中断过。毋庸置疑,儒学人文精神是其思想核心和整体纲领,“宗儒”、“原道”是其创作的根本立足点,儒学人文精神具有深层润泽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文心雕龙》深厚的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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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法律 中国社会 礼
儒家与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其分别只是在于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和达到这种理想的方法。在第六章里,作者阐述了儒家思想和法家的异同以及二者在后来的合流过程与原因。
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别”,即别亲疏贵贱。儒家根本否认社会是整齐划一的,认为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分,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一切享受与社会地位成正比例也是天经地义的。贵贱上下的分野,是基于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才能情性的,可以说是以社会优异或社会成功为条件的社会选择。此外,还有一种分异则是存在于亲属关系中,一辈份、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贵贱上下决定每一个人的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亲疏、尊卑、长幼则决定每一个人的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卑事尊,幼事长,二者之间形成优越与从属的关系,生活方式互不相同,彼此间之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然而如何是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自是最切要的实际问题。礼便是维持这种社会差异的工具,礼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用以达到“有别”的手段。礼因人而异,而合乎礼与否,断不能离开行为人的社会地位而言。礼既能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能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伦常的理想,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而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所以,儒家极端重视礼,欲以礼为治世的工具。
法家却认为一切的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律的重要更重于社会差异之存在,法律如为这些因素所影响,则应坚决摒弃。法家认为国家之所以治,在于赏罚公平,为此,必须有统一的法律,赏罚的标准应是同一的。儒家主亲亲,以之为人之本;法家的努力却在于去私任公,亲亲爱私恰与明法的精神背道而驰,自然为法家所不容。
因此礼治法治只是儒法两家为了达到其不同的理想社会秩序所用的不同工具。儒家用道德的方式而达到礼治的目的。即便是人民偶有违犯,儒家也不主张以法律来制裁。儒家否认法律有救败之功。法律既不能劝善禁恶于前,习俗已经薄恶之后,想以法律来补救,只是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更无益处。而且人民有过失,罪不在民,还是因教化未施,或施而未彻的缘故。法家则完全与儒家立于相反的立场,否认社会可以借助德化的力量来维护,更不相信一两个人的力量足以转移社会风气,决定国家的治乱。根本反对有人治无法治,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办法。法家所需要的是必然之治,使社会长治久安,而不是这种渺茫不可期,时治时而乱的办法。自然而然,法家主张以重刑治国,认为言行重罚有“以刑去刑”的功能。
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的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对抗,礼治、德治、法治之看似不两立,但并非没有调和的可能。
欧阳教授认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最大特点和基点是在‘正心诚意’基础之上的‘修身’,而儒家政治哲学理论正是在这样一个原点上从各个层面释放出了令人敬仰的闪光思想”。(参见第6页)通览全书,我们发现他对出土简帛思想文献的分析正是贯穿这一观点。与此相应,作者在《引言》中指出,全书主要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出土简帛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修身”理论所包涵的平等思想及“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孝道、妇女观的联系等八个方面。这也就是说,欧阳教授的大作紧紧扣住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对从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到政治哲学的宗教属性,从美政到美俗,从人的本质到政治的本质,从国家权力的界限性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从政治理想追求到政治理论的建构等多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该书有以下五个特点,值得读者注意:
第一、作者始终致力于打通新近出土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力求找到相互印证的若干环节,并努力揭示出先秦儒家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政治思想的系统。作者在阐发相关简帛文献的政治哲学思想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思想内容和探讨相关政治哲学问题时。一般都会通过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参证、比照,探求二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共通一致性。力求打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找到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思想系统。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二节中讨论《容成氏》的思想倾向时,就通过《容成氏》与《尚书》、《论语》、《孟子》等传世文本的相互比照,从文本的风格、文章的结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揭示出其与这些儒家文献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就文献内在的思想性质指出,《容成氏》从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儒家的政治哲学具有深刻的联系。而作者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探讨《三德》中的儒学思想时,也是通过比较《三德》与《黄帝书》的差异性,并致力于发掘《三德》与《尚书》中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从而揭示出《三德》的儒家思想倾向。诸如此类,在该书的许多章节中都有体现。
第二、作者阐发郭店简与上博简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往往将其置于先秦儒学发展史甚至整个先秦学术史当中来加以考察和把握。立足于一个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去解读文本、讨论问题和阐发思想。如作者在第六章第三节“从‘反古复始’到‘反善复始”’中,就是从先秦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手,依据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来探究《性自命出》中“反善复始”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者指出,“从‘反古复始’到‘反善复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却代表了儒学发展的两个时代”。(参见第321页)而“‘反善复始’的‘善’字,完全扭转了这种以宗法祭祀为内核的理论导向,而走向了人的内心德性,它的侧重点在于德性的内在超升,是人自我最原初本体的体认”。(参见第322页)并且作者还指出。“‘反善复始’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它给予人自身以丰富的内涵和主体性的地位”。(参见第322页)从而认识到“反善复始”的观念原来是对“反古复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此将《性自命出》中的“反善复始”观念置于先秦儒学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反善复始”的内涵及其价值。另如该书第四章之第二节与第四节、第五章之第四节、第六章之第二节和第七章之第五节等的内容皆可体现出作者重视从整个学术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来把握和评定文本及其思想的特点。
第三、该书在写作方法论上,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运用于传世文献之间,且运用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以及出土文献之间。往往通过比较以探明不同文本思想之特质及其思想之间的关联性。作者不仅注重考察不同文本思想内容上的差异性,且致力于发掘其思想之共通性,尤其注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参照、印证,着力于整合先秦学术思想,揭示出先秦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先秦儒家思想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系统。如作者在第三章第二节中就直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礼记·缁衣》与郭店简《缁衣》思想之异同。通过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二者在文章结构、文字表述和思想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指出“从郭店简《缁衣》到《礼记·缁衣》的变化,正体现了先秦儒学在血脉上的走向,更反映了先秦时期儒学与初汉时期儒学的重大差距”。(参见第138页)又如作者在第四章第一节中合论《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性》的思想时,则通过比较发现这四篇简文形制相同、字体相近且内容相关,推断出这四篇文字的学术视野以及所面临和探讨的问题也是相同的。于是作者打破它们各个独立的篇章的局限,把它们在思想上整合起来,揭示出这四篇文章共同的思想主题:“使民相亲”,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打造诚信社会。从而较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组文章共有的思想内涵。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该书诸多章节中大量运用,又如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内容皆可显出此写作特点。
第四、作者往往将文本及思想观念置于时代背景、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加以具体地历史地考察,力求客观、准确地把握相关文本的思想内涵和评定其思想的优缺利弊得失。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论禅让制的兴起与衰亡当中,对禅让制兴衰之缘由的分析,便是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加以进行的。作者依据王夫子历史哲学中有关“理”、“势”关系的论说,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探究禅让制之所以兴衰的原因。他指出,“晚年孔子及七十子的某些人物在春秋战国各国诸侯巧取豪夺的硝烟战火之中已经看到了各国政治权力父传子受模式的严重危害,所以就极富针对性地提出了禅让制的政治理想。禅让制所提出的政治哲学理念确实是对当时政权更替形式的一种特殊的批判”,(参见第27页)“也就是直接面对中国先秦诸侯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实所开出的救世良方”。(参见第15页)而同时作者又指出,“但在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宗法血亲制面前,禅让制的兴起,简直是以卵击石”,(参见第28页)设身处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乱局面,“禅让制”完全没有现实的土壤可以落到生活实处,最终只成为高玄的政治理想而存在。另如该书第一章第四节对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的论证、第二章第三节讨论孔子的宗教思想、第二章第四节探讨《仲弓》的思想史意义、第七章第五节从《司马法》、《曹沫之阵》到《孟子》的发展看孟子战争思想的得失和该章第六节论述《孟子》的战争思想等都尤为注重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文本和思想并评定其价值与不足。
第五、作者在讨论简帛中的儒家政治哲学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十分注重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即对现代政治理论建设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作者在该书《引言》中即指出:“先秦原始儒家政治理论由于是从中华民族原始母体中流淌出来的政治智慧,具有任何一种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并不具备的肥沃土壤,因此,只要我们善于吸取千百年来的儒学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种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努力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国民性和民族性,创造出一种既不失原始儒家政治理论的精神,又广泛吸纳世界各国政治理论的精髓,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建立一套现代化、新时代的儒家政治理论体系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参见第4页)他尤其希望儒家政治理论既不丧失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学自身的根本精神,而又能够海纳百川。广泛吸纳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理论以丰富完善自身,从而有效实现现代性的转变。具体而言,如其在该书第一章中探讨禅让制,其用意便在于通过对禅让制的思想发掘,一探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进而寻求中国先哲们在政治哲学上的理想追求以及这种理想追求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设的借鉴意义。又如作者在第一章第四节中关于先秦儒家君权合法性的论证、分析亦颇为注重现实效应。而同样在其他各个方面,作者都是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去探究问题和阐发思想的。从先秦原始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到当代政治理论的建构,作者著书立说之出发点即为当代政治理论建设的现实服务。
关键词: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管理思想;借鉴;凝聚力
五千年中华文明,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统文化作为最为宝贵的财富,经过长期的积淀,深深扎根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知行合一观,重视人的精神生活;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追求真理;团结互助。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对传统文化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清除那些过时的东西。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辩证关系看。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个国家民族作用的结果,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给世界文明以重大贡献。当代西方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热,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中国古人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岳母刺字”等民间传说,都是在倡导一种为国家、为群体献身的精神。因此,素质教育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将会激发爱国热情,增强爱国情感。
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的继承与发展,上下五千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历经了多少次浩劫与磨难,但却薪火相传永不灭,这就表明了传统文化也有其普遍的意义。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现代生活不可能建立在虚无之上。否定传统文化也就等于否定历史,人为地把自己的根割断。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是可怕的。
英国文化学家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孕育的果实。否定传统文化,就必然抹杀了民族精神。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要发展,就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地阐释,赋予新的内涵,使其摆脱传统文化的弊端,更加适应现实生活。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
第一,心力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遗留,其包容性不可小视。这种包容性是超越时空界限、超越民族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兼有“大一统”精神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了民族认同感。传统文化有这样的力量,用一只无形的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将民族的感情化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第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发展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两千多年来,尽管后期逐渐成为束缚思想的工具,但其也曾经为我国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发达、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爱国主义与忠:社会成员愿意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提倡愚忠。家庭与孝:家庭式社会组成的最基础部分,而且家庭是社会的雏形,在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对社会精神、文化活动中起到一定的传承作用。自我奋斗:《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我的奋斗意识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个人创业、创造、突破、创新,也有利于激励整个社会发展。
第三,人格的塑造与价值观的形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而不是道家。儒家提倡的入世精神,面对社会的不公,选择的是愤世。而不是道家,提倡出世精神,选的是弃世。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有利于书里更加积极的生活观念。
中国文化向来关注的是现实人生。不会像西方那样,认为自己有原罪,认为自己这辈子是来赎罪的,是为了下辈子能在天堂过上好的生活。我们最多考虑的这辈子的事情。传统文化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都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一种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十分务实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
第四,品德、道德理念和天人合一。《易经》:“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传统的道德从孝悌引发出来的社会伦理关系仍在发生极大作用。天人合一,这是一种对于生态理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这种理论化解了传统观念中人与自然对立的思想,努力促成了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这才有了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三、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的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传统文化管理思想总结为:其一是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下面从儒、道、佛、兵、法学管理思想借鉴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中国文化建立在人与人的协调关系上,持之以恒地进行着一个“礼运大同”的运作,从而构造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环境。其思想盘根错节,追本溯源,则与儒道释有关。
儒家思想蕴育于“仁爱”。“仁者”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兼济天下,要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兼善则必须泛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老安少怀的志愿正表现了“仁者”的胸怀。
儒家认为,社会为个人的集合体,有群体的存在方有个体的活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修己与爱人成为经世哲学。儒家言爱,由亲而疏,由小而大,由近而远,适合人性而又富有人情味。“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简言之,儒家思想侧重伦理道德,目的在于建立人与人的协调关系。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
第二,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道家思想其最终目的在于寻“道”,是一种玄默深藏心企自然的哲学。何谓“道”,即自然之本源。应用于世,则主张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真善一体。这种涵盖天地,兼容并包,强调有机整体的运思方式,目的在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职位低微,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也称《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第三,佛家管理思想。佛家的思想主张清心寡欲,见性成佛,与心的觉悟来认识宇宙与人生的究竟,目的在于建立人与精神的协调关系。儒、道、佛三种思想泾渭分明,但从实际看来,又都是以人为本,关爱生命,让人的价值,让人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实难绝对划分清楚。三教合流,互不排斥,这也是形成中国文化提倡百家争鸣,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开放特性,因有王道文化之称。不可否认,以上这些思想至今仍葆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的意义。特别是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积极因素仍然风采依然,不失为万世师表。
第四,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率军伐楚,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
第五,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尚法不尚贤”,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著有《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对于现实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适应性和凝聚力
第一,“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多样性、包容性决定了他的广泛适应性和同化能力。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仕以“平天下”为己任,民以“天下太平,四海归一,安居乐业”为思想境界。它包容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思想,以“仁”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思想,重人轻天、以人为本的思想,德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积极救世思想,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等等。不可否认,“大一统”思想,以全局为重,维护整体利益,这对构筑中华各民族的大团结,对稳定国家的统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传统的道德观念,抑制和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稳定了社会秩序。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崇高的道德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道德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生一世,首先要做一个正派的人,有道德修养的人。”强调重义轻利的风尚,不以贫贱为耻的精神,言行一致的作风,修己以安百姓的品质,使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道德的风尚,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功不可没。
第三,人际关系的“群体意识”,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文化渴望建立和谐美满的人际关系,它对人际关系的和谐,群体力量的发挥,民族文化心理的融合,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它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君子谋道不谋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旧的价值观的否定,从而增强人们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实际上,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离不开利益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