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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思想一直是教育的主导思想,儒家人格思想一直是做人的指导标准。但在现代语文教育中,由于对传统教育过激的批评,导致了儒家人格思想远离了现代语文教学,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语文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的嬗变和断裂。如何在现代语文教育中充分发挥儒家人格思想的教育价值,是摆在语文教育改革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儒家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
从普适价值来看,儒家人格思想重视现实中的个人道德和人格修养,强调伦理道德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对人格构建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具有普遍认同感,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较高的认同度。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教文组织曾多次发起有关孔子的学术会议,给予儒家思想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对当今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特殊价值方面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多元化的文化和思想冲击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民族精神的缺失,这就需要从基础教育上入手,重视儒家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重拾传统民族精神,孕育儒家文明国家,使其成为现代教育体系中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资源。
二、语文人格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嬗变与断裂
(一)语文文本的的嬗变
随着白话文在“文白之争”中的胜出以及科学教育方法的引进,我国语文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忽略了文言文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语文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嬗变。不可否认,白话文与汉字拉丁化在语文教育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对文字认识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进而造成了语文教育中传统的失落。语文文本的嬗变使得语文教育中断了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过激的白话文替代行为对语文教育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使得文言文中所蕴含的深邃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被剥离出来而无法得到传承。语文文本从文言文向白话文以及汉字拉丁化的嬗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语文人文主义教育的断裂,进而导致了语文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
(二)工具性对人文性的弱化
从古代语文教育来看,其注重儒家思想的融入,强调文以载道,主张把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到语文教育中,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这鲜明地体现了古代语文教育的人文教育功能。从现代语文教育模式来看,语文教学更注重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强调语言的实用价值,忽视了语文教育的修养陶冶价值,将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彻底分开来,偏离了“文以载道”的语文教育本质方向。现代语文教育过度体现语文的知识之学、技能之学和训练之学,而语文中的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则被工具性彻底压制,造成了现代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弱化,以及语文本身育人功能的丧失。
(三)科学教学法对传统母语教学法的完全替代
在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教学过程更加注重对人文和精神的整体感知与涵咏体味,强调语文教学过程不仅仅是使学生学到语文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文本能够触动学生的情意和心灵,使其在文本所展现出的精神里得到熏陶和感染。现代语文教育的科学教学法虽然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但夸大的科学教学作用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语文教育中文化与思想的塑造功能。夸大的科学教学法遗弃了母语传统教育的精华,忽视了教学艺术的开发与学生人格培养,最终导致语文教学失去了“育人”功能。
三、儒家经典诵读在语文人格教育中的探索
(一)儒家经典诵读的意义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儒家经典集中了我国学术思想的精髓,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因此基于儒家经典的语文教育是对传统民族精神的弘扬,是传承民族文化与精神的重要方式;其次,从语言的角度而言,以文言文为基本形式的儒家经典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积淀”了大量的、极富表现力与感染力的典故、词语、成语、俗语、词章等,形成了凝练、典雅、纯粹、古朴的语言风格,充分体现了民族语言的特点,对学生语言积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从语文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作用而言,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古典文化在道德伦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将“伦理道德、仁爱孝悌、尊师重道、刚直守信”等理念视为做人的根本。研究表明,人的是非观与习惯不是天性,而是教化的结果,因此从这点来看,儒家经典诵读在构建学生健全人格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传统语文教学方法——诵读回归的必要性
从语文教学的本质看,诵读这一传统语文教学方法在现代语文教学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现代教育理论认为,诵读对于思维能力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同时开发左右大脑,能够增强人的记忆力和陶冶情操。儒家经典著作从文化特征看属于“乐感文化”作品,这个特征使得学生在诵读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能够进入和体验作品情感,体悟作者情思和文本的意义。叶圣陶先生对经典文言文诵读做出过这样诠释:“诵读的时候对于研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最后,从诵读的效果来看,儒家经典文言文的诵读能够增强学生的文言语感,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三)诵读方法分析
从语文教学的过程来看,儒家经典诵读可分为教师引导诵读和学生自主诵读两种方法。教师引导诵读是先由老师亲自吟诵,把文本中的神情趣理表达出来,给学生做出示范,并且要注重吟诵过程中吐字发音准确、清楚,引导学生进入境界。学生自主诵读是在老师进行适当点拨后,学生自主完成吟咏和感悟,与文言文中的情感产生共鸣。通常步骤可分为三步,即初读感知、精读感悟、熟读成诵。
语文教育的两大功能是外在实用功能和内在陶冶功能,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在现代语文教育中应该呼吁儒家经典的回归,增强语文的人文性,为培养全面人才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李艳梅.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人格教育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关键词:李白;儒学思想;出仕思想
李白无论是他的政治活动与非政治活动,还是他的文学创作,都渗透着各种复杂的思想,儒学思想是其主导,道释思想与儒统一于李白的整体思想之中。因此,我们探究李白思想的内核,应注重把握其思想之根――儒家思想并因此旁及其他。
一、儒学思想的核心
积极从政的出仕思想是其儒学思想的核心。陈贻欣认为,其志向虽有如此之多,而且前后又有所改变,然而其中最大最主要,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则只有一个――想做宰相。李白身处盛唐,而大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入世思想。正如他自己说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梦少府移文书》),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李白《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立抵卿相”(李白《与韩荆州书》)。我们分明体味到了一位儒者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二、儒家的理想抱负与社会现实和个人能力之间的差距
李白有“想做宰相”的理想,想建立盖世功业之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他仰慕传说中作过小贩、屠夫的吕望;仰慕筑过墙,后来建立伟大功勋的傅说;仰慕隐于高阳酒肆的郦食其。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着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会不断遭致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李白《赠蔡山人》),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认识到统治集团与社会现实的黑暗,在他的笔下,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当时的心理写照。
三、儒与道释的统一
1.唐的政治时代风气与李白思想
唐代的统治者,儒、道、释三教并用,随着唐朝历代皇帝的需要和爱好不同,虽三教地位各有起落,互有消长,但三教并存是基本国策。唐高祖为李氏利益抬高道教;唐太宗根据统治的需要抬高儒教;武则天为了篡唐而大兴佛教,而唐玄宗则儒、道、释并举,且三教摆得很平。李白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儒、道、释思想与唐的政治、时代风气密切相关。
2.儒道释思想的集中体现与统一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李白《答湖州司马迦叶问白是何人》)总觉得他既自称为“谪仙人”,又称自己为“青莲居士”,同时既想当“仙人”又想成“佛”,岂非自相矛盾?其实对于李白来讲,儒、释、道三家思想均对他有深刻影响,故他的思想比起杜甫、王维来,显然较为复杂。他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接触道教较早,性格旷达,恃才傲物,不拘小节,因此,他的道家思想特别突出。又因他不拘礼教,不事科举,嘲弄俗儒,走的是终南捷径,又被人误认为是非儒叛道之士,这其实是更大的误解。其实,李白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还是济世报国事君荣亲的儒家思想。儒道思想本不相容,但纵观李白的一生,支配他的主导思想是“功成身退”,即“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李白《赠卫尉张卿》其二),这既合于老子“功遂身退”和全身远祸的思想,又符合扶危济弱,不图报答的仗义行为准则;既能施展他的才能抱负,实现他的自身价值,又能保持他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既基于历史的经验:“君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又鉴于现实的教训:“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所以他一再申述自己“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李白《留别王司马嵩》)而主观的理想又不等于现实。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李白的人生理想始终未能实现,愤懑、狂放之情便都产生,于是各种思想统一于李白的一身便成为可能。
一、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把个人的成长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天下为己任”(《南史・孔休源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爱国精神,“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腾文公下》)的英雄气概等,都是思想品德教育的绝好教材。这些教材有助于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培养他们积极向上,努力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贡献的社会责任感。
二、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将别人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有了这一前提,才能超越利己的天性,关爱、同情、尊重他人。这种良好的品格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使学生通过学习,学会关心他人,为社会履行责任。
三、培养学生的刻苦学习精神
孔子说“学而不厌”,强调学无止境。他告诫学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数十年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并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教师要让学生理解这些语言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了解古人做学问的精神,使学生能有所感悟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刻苦学习,努力追求。
四、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
孔子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学思并重的原则,强调在学的基础上发挥思维的作用,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意思就是说,只注重学习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只注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因疑惑而更加危险。这一学思并重的原则使学生认识到在知识获取的过程中思考的重要性,使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敢于创新,敢于质疑。
五、学以致用
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读了诗文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各国,也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隐含的意思就是,教给你诗文三百篇,目的就是要让你有能力去完成政治任务,有能力去出使应对四方。由此可见,他认为学习要学以致用,教育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现代教学中,课堂外的航模、电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兴趣小组活动,暑期的社会实践考察等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适应社会的能力。
关键词:赛珍珠 中国文化观特征
赛珍珠(1892~1973),美国小说家,生于美国,长于中国,发表过《大地》、《母亲》等作品,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尼克松总统誉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桥梁”。在其晚年著作《中国:过去和现在》中,赛珍珠集中表达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没落的光辉――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依恋
赛珍珠前后在中国生活了40年。其父母比较开明,为她聘请清末秀才孔先生为家庭教师,可以说,赛珍珠对中国文化思想的系统汲取得益于孔先生。关于儒家思想的体认方面,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赛珍珠主要涉及儒家学说的特色、君子人格、礼仪内蕴以及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评价四方面。
在对儒家学说的特色把握方面,赛珍珠说:“因为中国没有国家或民族的宗教,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道德秩序,提出了做每一件事的正确方法。”赛珍珠出生于传教士家庭。家庭的影响使得她思索中国有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在长期的体认中。她锁定了儒家学说。其实关于儒家学说是否能被视为一种宗教,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并大致形成三种看法:一是儒学不是宗教;二是儒学不是宗教,但具有宗教性;三是儒学即儒教。赛珍珠明显持第二种观点。的确,儒家学说没有类似于上帝这样的人格神的存在,但儒家学说依然具有超越性等宗教因素。儒家学说充满着对天、道的敬畏,儒者怀着与基督徒相似的神圣感与天进行交流感应。
在对君子人格的把握方面,赛珍珠说:“健壮的、有生气的、有感情的中国人处在克制之中――不是对暴君的克制,暴君们从来不会长命,而是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能产生仅有的维持生活高贵和优雅所需要的气氛。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人才能发展成为君子。”在没落的奴隶社会,君子指社会地位高的人,但身份、财产等皆为世袭。普通人很难跻身君子之列。孔子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重塑君子形象,淡化君子原有的社会地位,确立心性人格的“君子人格”,强化君子的道德内涵,增加君子的知识含量,为没落士子寻求出路。孔子对君子提出仁、智、勇的要求,并通过具体规则规范君子行为。赛珍珠对君子人格的理解偏重于人际关系和道德实践上,倾慕厚德载物的君子风范。
在礼仪内蕴的理解方面,赛珍珠说:“他(孔子)教导说,外部的行为和控制能塑造我们内在的东西和我们的个性,因此礼仪和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礼仪使社会团结为一个整体。”礼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在古代中国,礼与法律、政治无明显界限,它的主要作用是规定社会各等级的尊卑,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赛珍珠以一个文化混血儿的独特视角,深刻透视中国礼仪中超时代的普遍价值。并肯定礼仪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在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评价方面,赛珍珠说:“从孩提时期起。孔子就影响了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个性。孔子是我的参考系。”赛珍珠不仅把握到儒家思想面向人生的特质。而且强烈认同儒家思想,对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被抛弃的命运表示同情,用平和的心态体认儒家学说在没落中的价值。
心灵的慰安――对道家和佛教的体认
对道家学说的认识。赛珍珠说:“他(孔先生)承认,固执的老子,在对他情感、自然和个人的强调下。使已确定了的儒家的严格的封闭性有一些放松。因此,他拥护两者的结合。他说:‘让你的行为是儒家的,让你的情感和思想是道家的。’……(道家)提供了发展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音乐的机会。”赛珍珠对道家学说的体认显然偏重于实践方面。带有明显的个人体验色彩。儒家的乐感带有伦理性质,它在心态平和中充盈大和之乐。道家的乐感则超伦理,在与宇宙契合中享受清虚之乐。赛珍珠在对道家的体认中,暂时摆脱伦理的束缚,在游心物外的境界中享受本然之美,穷尽生命之乐。
赛珍珠不仅在生活中深刻体认道家思想,而且还把它运用到小说中。比如在其小说《粱夫人的三位千金》中就有着道家思想的明显痕迹,小说开卷语即为《道德经》开卷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对于佛家学说的认识,赛珍珠说:“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创新。但只有佛教从印度通过印度佛教传教者对中国的传人最重要、最根本。……事实上,一直到了与中国精神相混合、与中国文化相和谐即直到它成为中国的或禅宗佛教时,佛教才在中国扎下根。”赛珍珠深刻揭示佛教传人中国的意义以及禅宗混血的本质。印度禅学重视内省式修炼,其苦心自守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但它的高妙之处在于通过一种深切的价值关怀使人进入一种彻底解脱的存在状态。当印度禅学与中国玄学结合,远离苦行的禅定方式,呈现出空灵面貌。从而印度禅学变为中国禅宗,对中国士人形成永恒的诱惑。
和谐――中国文明的总体特征
赛珍珠说:“和谐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词:一个人与他周围的人、与自然相处和谐。那么这样的人是有教养的人。……中国人心中具有内在的平静。相信‘存在’而不相信‘变’,既没有罪,也没有邪恶的概念。”从中可见赛珍珠对中国文化和谐特征的把握以及对“罪”的概念的思考。
儒家思想以仁、礼为导向,发展和谐人格,建设和谐社会。在孔子的预想中,社会是个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社会,个人是圆心,在“修己”、“以敬”、“以安人”中君子实现自身和谐,并扩展开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道家学说对人生采取审美观照的态度。物我两忘,让自我与宇宙合为一体。禅宗重视内心理性,在自然中清净本心。达到和谐。
对于“罪”的思考,赛珍珠认为中国人没有罪的概念,在追求和谐中创造辉煌的文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路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提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东方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属于罪感文化,究其原因,东方耻感文化源于儒家思想,而西方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原罪说”。儒家思想注重个人修养,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人没有“罪”只有“错”,但知错能改即可,在宽容的氛围中,中国人能把和谐作为终极目标。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讲,“罪”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上帝面前永不圆满,人与上帝始终存在紧张感。
赛珍珠中国文化观的特征和成因
赛珍珠中国文化观的特征体现为三点:一是深刻的双焦透视。赛珍珠不孤立评价中国文化,而是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中。希望中西文化沟通。她说:“如果孔先生能和我祖父见面,好好地聊聊。他们会相互理解、敬重对方的。”二是注重个人体验,重视中国文化的实践品性,赛珍珠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并非对其作纯学术的探讨,更多的是面向人生,指导人生。因此。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赛珍珠对各家学说概念的阐释与辨析。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推崇。赛珍珠的文化思想同泰戈尔、罗索等人有相似之处,都是在中国落后时期,依然鼓吹中国传统文化,而没有察觉古老的中国文化在面对权力、市场、自然科学的发展三大问题时的尴尬。这由于赛珍珠毕竟不是中国人,她可以无忧无虑地欣赏并享受中国文化的美感。但不用背负古老文化的弊端与沉重。赛珍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往往具有一定的调和性,而这种调和的结果,深刻地影响着她小说的艺术构思。因此,其作品往往带给人过于理想化的感觉,《大地》等作品莫不如此。
赛珍珠中国文化观的成因主要在于其家庭、出身、作家身份及人道主义立场。赛珍珠出生于传教士家庭。她将儒学与基督教进行比较,坚持认为不同的宗教应彼此尊重。赛珍珠的作家身份使得她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多在感悟而不是思辨。从而使她对儒道佛三家的认识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体验的色彩,而不在概念辨析方面争胜。赛珍珠的人道主义立场使得她向往和谐,触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脉动。
总之,赛珍珠以其特殊的经历,深刻透视中国文化,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注释:
1、彼德・康[美]著,刘海平等译:《赛珍珠传》,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2、3、4、5、6、7、8、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第213页,笫213页,第210页,第214页,第216页,第215页。
9、赛珍珠著,尚营林等译:《我的中国世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众所周知,人类认识自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辨过程。这也正如一个人从孩童到成年,婴幼儿不知道自己是谁一样,但有些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种情况,不是认知出了问题,而是做人出了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这四大支柱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但最是基础、最根本的还是学会做人。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于如何做人的论述,不仅使我们耳熟能详,而且感悟颇深。儒家思想在教育目的方面,就是培养个人良好的德行,养成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要求学生能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做到“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儒家集大成者,亚圣孟子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之四端。这应是对儒家“性善论”的最好诠释。同为儒之大家的荀子先把人赞赏了一番,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而人有气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接着又反驳了孔子和孟子,指出了人性向恶的一面,说道:“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性皆恶,其善者“伪”。孔子告诉我们人得接受教育,孟子告诉我们人可以接受教育,荀子则强调人必须接受教育。儒家思想从不同侧面告诉我们,人是环境的产物,无论人性善或恶,都是可以教化的,是可以改变的。直到如今,这些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纵观历史,从文化典籍到家教故事,从颜氏家训到各类家书,无不包括深刻的做人道理,并使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问题却越来越多的情势下,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家教读物,看看“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孩子,如果你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失落与迷茫,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教孩子做人。
苏格拉底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意思是说,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他的灵魂一定是智慧的。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道德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准具有平行发展的关系。道德高尚的人大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反之,知识浅薄、思想偏激,则很难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但知识不等于道德,人要成其为人的制约因素很多,所以学会做人是大学问。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靠什么去书写人生?在竞争日趋激烈的职场,靠什么与人竞争?最重要的就是要靠学会做人。
关键词:中国画;留白;艺术
中国画在世界艺术文化中大放异彩,这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是分不开。中国画中的留白又称作空白,即在绘画过程中预先对画面进行精心安排、设计,留下空白空间或作为背景,或作为空隙,通过墨彩与形体产生的虚实变化来营造独有的意境,同时也留给观者无限的审美想象,使得方寸之地亦显天地之宽阔。如此无声胜有声的留白艺术,通过虚实关系的对比,无与有的相生关系,造就了中国画所特有的空间、简远、虚静的艺术境界,具有极高的审美和艺术价值,一直以来备受各朝各代画家、艺术家的青睐。
1 中国画留白的艺术魅力
1.1 “虚”“实”相生,创造美好意境
“虚”“实”是一对矛盾的存在体,“虚”与“实”相互存在,“实”是“虚”的基础,“虚”是“实”的延展,中国画的虚实意境不能够用肉眼感知,而是用心感悟、领会。中国画绘制于宣纸之上,白色的宣纸是画家无限的创作空间,同时在这个空间中创造无数美的景象,“实”用笔墨表现,而笔墨未到之处则为“虚”。
中国画作品利用空白创造情境,能够深深触及人的心灵,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中国画画讲究画山不画云,空白即为云海;画岸不画水;空白即为江海;画鱼不画水,空白即为鱼儿。如中国著名画家、留白艺术的运用高手齐白石的《虾》,画虾不画水,寥寥数笔,活灵活现的虾跃然纸上。我们并未看到悠悠烟水,但是我们却从虾可爱的、灵动的姿态中感知到了水的存在。此时的水是虚的存在,而虾是实的存在,这样的一对虚实对比的矛盾使画面主题突出,带给了人们的无限想象;有“马一角”之称的马远的著名《寒江独钓图》也是运用留白的艺术使画面主题突出,层次感增强。画面中只有一叶扁舟、垂钓一人,其余画面大面积留白,大片的留白使得孤舟及垂钓者一下子到了人们的视觉中心,并且十分突出,画面空间感极强,令人心旷神怡,同时留白艺术也很好的诠释了江水的辽阔,垂钓者的悠闲自若。
1.2 “黑”“白”结合,增强画面韵律美
中国画中的留白之所以能够产生出色的画面效果,是与纸张、笔墨以及笔墨技法、色彩搭配、布局构图等分不开的。就色彩而言,中国画中最为常见和常用到的是黑色和白色,黑色即墨的颜色,也是中国画的主色,而白色是与黑色对比最为强烈的颜色,正如我们常说的“黑白分明”,这也是中国画中的主色调。黑白线条是最简单的、最概括的、最强烈的,同时,纸张的使用也为黑白增加了好多的层次,宣纸的特性能够使墨汁产生枯湿、浓淡、晕染的艺术效果,变化多端,十分有味。总之,利用黑的墨和白的纸能够创造黑白相间的、黑白相互包容的、黑白相互穿插的中国画独具的韵律感、节奏感,从而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老子有“知白守黑”、“计白当黑”之说,就是指黑白的相互衬托,虚的白衬托实的黑,留有足够的白才能布置好画面的黑,布置虚处空白时,也就是布置黑的实处,所以虚从实而来,白从黑而生。这种以白衬黑、以简衬繁、以无衬有的方法,使画面主体突出、空间感强,虚实相生,黑白相用。虚中求实黑,实中求虚白,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布白是为了取势,而“势”则属于形式美的范畴,因此,形式美的追求也是中国画对画面中的空白、对计白当黑重视的原因之一。画面的深远处、边角处有意识地“虚”一下的布置同样是为了形式美的需求。古画论中有言曰“画幅之空白处,尤当审慎”,恰恰说明了突出主体、表达空间是中国画空白的内涵之一。
2 中国画留白艺术中体现的哲学魅力
2.1 中国画留白艺术的道家思想体现
老庄哲学认为天地之间,“空”是万物之始。生生不息的万物,都是“有”与“无”的交替运动所为。中国画艺术正是这种“有”与“无”的思想的画面体现,“有”、“无”的思想也是中国画留白的最高境界—空灵。老子说“天下万物无生于有、有生于无”,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与“无”的相互统一,“有”和“无”缺一不可,中国画中“留白”就是道家思想的集中体现。“留白”一方面体现了古代文人寄情于景,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也是超脱的、永恒的精神追求。不费笔墨的“留白”体现的是气象万千,给人无穷的回味与遐想。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对中国画美的认识,应该不拘泥于表面物象,而是参透事物内在的本质,追寻画中主人的思想及主人想抒发的情感。中国画最大的美在于视若不见的“留白”画外之韵,在于是似有似无,似虚似实的“留白”意境,更在于可以“生无穷之情,而情了无寄”的“留白”寓意。
2.2 中国画留白艺术的儒家思想体现
以“仁”为基础,“仁者爱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完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自宋朝以来,中国画画家将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并将其视为艺术创作之价值取向,在山水画中体现非常明显。画家在绘画题材选取时、画面留白布局时、画风界定时都从儒家思想的理想出发,将画面中的物象与君子的品格想关联,画面中大量采用“留白”,营造空灵而幽静的画面效果和意境,儒家思想为中国画的气韵的传神提供了更宽阔的空间。
3 中国画留白艺术在现代版面设计中的应用
在版面设计中,黑指的是有内容的区域,如字体、图片、色彩等实在存在于纸面的实体,虚指的是画面空白处,无图形、文字等出现,是版面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对画面编排起着重要作用的一环,是一种特殊的版面编排手法。留白的形式、面积、比例对整体版面的设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决定了作品是否吸引人,是否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能否让人们产生无限联想。在版面构成中,巧妙的留白,并不是对版面的一种浪费,相反能够平衡页面的轻重、虚实,能够更好地衬托主题,能够将人的视线一下子吸引到主题上来,同时能够丰富版面的空间层次。在进行版面设计时,应注意留白的形状、比例,以及留白部分与图形、文字的渗透关系。如一幅节约用水的海报设计,绘于120厘米*80厘米的大幅画面中,在画面纵向黄金分割点处四个小字跃然纸上:节约用水,其余大面积全部留白,我相信这幅海报作品带给人们的深思远比那些面面俱到的版面设计要多得多。
4 结语
中国画画面中的留白看似简单,但并不是单纯的画面的空白,中国画中的空白不仅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份,是绘画形象必不可少的因素,更会诱发观者丰富的联想,增强画面的形式美。这白中体现着无穷的笔墨和丰富的内涵,留白中流动着灵气,藏着无数待人们去感知,去描绘的绝佳意境。中国画处理空间感的手法是虚处理,这与西方绘画是截然相反的,西方绘画用实去描写空间。因此,中国画留白的特殊性在于“空处妙在通幅皆灵”,留白之处或宁静,或悠远,或空旷,或萧疏。这正是中国画最擅长表现的,同时也是其最具无穷魅力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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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子.老子[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我最欣赏的,就是于丹教授对《论语》的这种简单,快乐的感悟。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母体文化。中华民族尊崇皇天后土,以大地为母亲,所以形成了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主体,以平和敦厚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西方国家以宗教立国,中国长期以儒学立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不管多少岁月的风霜雨露,多少朝代的更迭变迁,都没有改变道儒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两千年的农耕文明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仁,义,礼,自,信”的伦理教育,从孔融三岁让梨的尊礼,守礼,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意识,无不显示着儒家学说对国民成长过程中千丝万缕的渗透。几千年来世人仍愿意尊奉孔子,把他的话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我想这与孔子的“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做黜!”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都坚信:明天是正直人的世界!
我喜爱伺茶,每每在茶的面前,我会感到一切都变得平和美好。品味人生,忧患生命是茶道与儒家的共同主题。有人品茶“茶可雅志,茶可行道”,有人品茶“茶烟一塌拥书眠”,道心文趣兼备。过去儒士不能一日无茶,其文也不能不常以茶为喻,我感悟到,这种闲适人生就是儒士茶人的品茗追求吧!于丹教授理解《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子并以此来影响着他的弟子。”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温暖的,快乐的生活?我理解为:平和。
(一)爱情表达的含蓄性在王家卫的电影作品中,爱情始终是重要的主题构成部分之一。王家卫影片作品中的爱情类型包括多角恋、婚外恋、失恋、暗恋等多种形式,而爱情的主角也包括职业杀手、剑客、职员等多样的形象,但是在所有的影片中,爱情表达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内敛含蓄特点,这一特点并不会因为角色以及身份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所以东方美学中哀婉、含蓄的爱情观是王家卫电影作品中爱情表达方面的共同特点。如在影片《东邪西毒》中,桃花与欧阳锋互生爱慕但是却并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也因此桃花负气出嫁当了欧阳锋的嫂嫂,欧阳锋则因为悔恨和痛苦而从白驼山出走。正如桃花所言:“分明是心里想要的,嘴巴却不肯讲出来。”这段爱情并没有产生美满的结果,其原因在于爱情中的主角都在爱情表达方面受到东方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具有内敛含蓄的特点,也正因为这种内敛含蓄的爱情表达,才使王家卫影片作品中的爱情具有的凄美感伤的特征。(二)对儒道思想的表现儒道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千百年来,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和道家所提倡的浪漫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与伦理道德观念,同时影响着我国艺术形式的形成。现实情感性是儒家思想十分重视的内容,心理情感原则是儒家思想进行世界观构建与社会伦理观构建的重要基石,这种原则主要表现为“乐而不,哀而不伤”以及“温柔敦厚”等,这些情感原则的主张使东方人民在情感表达方面具有含蓄美。同时儒家思想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也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了规定。但是道家思想中对浪漫的提倡却与儒家思想表现出了不同,这种思想在电影作品中主要呈现为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由于王家卫的电影作品处于东方美学文化的影响下,所以在王家卫的电影作品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儒道思想的渗透与表达。例如,在《花样年华》中,儒家所提倡的伦理观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影片中的周慕云与苏丽珍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同时又真心的爱慕对方,但是婚外恋在儒家伦理观众被看做不到的的事情,虽然他们之后发现自身的伴侣也具有婚外恋并使他们具有背叛伦理的理由,但是他们仍旧在使用伦理标准对自身进行着不断的谴责。王家卫在影片中并没有对周慕云和苏丽珍之间的婚外恋开展批判,但是却通过这段婚外恋展现出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力,即便是违背这种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仍旧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坎。除了《花样年华》外,《阿飞正传》中的阿飞以及《东邪西毒》中的欧阳锋都属于将自身爱慕隐藏于心的人物形象,而他们所作出的选择正是传统道德伦理观影响的体现。道家所提倡的浪漫主义在王家卫电影中的语言和画面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
二、东方美学意蕴在王家卫电影中的呈现
意境是东方美学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同时也是包含电影艺术在内的所有东方艺术形式所追求的目标。在电影创作中通过写意的手法营造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能够丰富电影作品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电影整体风格的体现。而在王家卫的电影作品中,对意境的营造以及写意的表达都是其电影艺术风格的重要体现。(一)意境的营造在东方美学中,意境是美学范畴和艺术观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意境美的追求也是我国艺术创作中的最高典范,在王家卫的影片艺术中,意境的营造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良好的体现。我国学者刘书亮认为作为东方艺术美精华的意境指包括书画、诗词、园林等诸多艺术门类通过虚实相生艺术手法的运用来进行生命感悟和主观情思抒发所创造出的艺术境界。意向是构成意境的主要内容,如我国的梅兰竹菊等都是经常被用到的意象,这些本身并没有思想感情的事物在被创作者融入情感并开展艺术创作后就具有美感和灵性。这种东方美学强调和追求的内容与西方美学审美注重客观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王家卫的影片所营造的意境十分唯美,这同时也是王家卫电影具有东方美学神韵的重要特征。通过王家卫创作的影视作品可以发现,各种通过怀旧意向构成的唯美意境和暧昧意境是引起观众无限遐想的重要原因。例如在《花样年华》中,画面中使用的暗黄灯光、麻将桌以及人们的上海话、留声机与机器中放出的京剧、张曼玉的20多身旗袍等事物都很好的塑造出了旧上海所具有的意境并很容易让观众沉陷其中,同时也能够引起观众对旧上海的遐想和回忆。另外,《东邪西毒》这部影片中无垠的大漠与黄沙也容易让观众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诗句,同时在大漠和黄沙中出现的剑客再配上悠长的音乐都能够给人以苍凉之美,并且王家卫在拍摄手法上使用的广告镜头以及精妙的摄影角度都强化了这种苍凉之美并体现出了影片中任务的迷惘与惆怅。总之,在唯美画面的打造中体现出凄凉之美,在现代画面的呈现中体现出怀旧情怀是王家卫电影作品重要的艺术风格,而王家卫对这种哀伤、怀旧、唯美意境的推崇与打造也体现了王家卫对东方美学意境的独特认知和极致运用。(二)表达方面的写意性写意手法是对意境进行表达的主要手段,同时“写意”一词也是东方美学中的特有名词。写意和写实是相对的,所谓写意即是在艺术的创造中重视神似,追求虚实相生以及化实为序,重视抒情与主观情感的表达。相对来讲,这种写意手法并不强调形似以及叙事,也不强调惯性,它所追求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纯粹境界。这种手法在东方的许多艺术形式中被运用,如在中国画的创作中,强调表现出绘画客体的风骨和神韵,并追求绘画主体的情感表达和抒发。电影在表达方面具有写意性是王家卫影片的风格特点,王家卫所创作的电影作品中的任务都具有象征性、寓言化和符号化的特点,并且在叙事方面也并不是特别强调情节发展,或者说王家卫的电影在叙事方面具有无中心的特点,无论存在于王家卫影片中的空间还是时间往往都并不是真实再现,他展示空间、时间、故事和人物的过程以及对重复镜头的使用仅仅是为了对主人公所具有的个人情绪进行渲染,所以王家卫所创作的电影作品从本质上来看是抒情与写意的,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反映出了王家卫电影中所具有的东方美学意蕴。例如在影片《重庆森林》中,身为警员的223在家里听着抒情的音乐并玩着模型飞机的镜头就具有浓厚的写意性,其中画面的朦胧暧昧以及音乐的迷离悠然都使影片的画面成为基本上与情节毫无关系的段落,而这一段落存在的主要目的和重要意义则是对人物的情感进行渲染和抒发。当然王家卫所创作的电影作品中所具有的这种浓厚的写意性与影片的摄影师和音响师所使用的创作手法也具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无剧本即兴创作是王家卫在创作电影作品中最喜爱也是最常用的创作形式,这种创作形式为具有写意性特点的影片段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摄影师通过手提跟拍的拍摄手法也能够让影片的画面具有轮流动感,而音响师所使用的光线和色彩能够为影片奠定一个基础的基调,在《重新森林》中则表现为浓厚的怀旧感,这些创作手法的结合让王家卫所创作的影片呈现出了具有浓厚抒情意味的写意性。
三、结语
关键词:儒家;敬畏;道德
一、敬畏之于儒家的道德传统
儒家学说是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学说。敬畏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天道、自然、人类社群、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对象。
儒家的敬畏传统自原始儒家创立时就建立起来了;孔子对此有原创性的阐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对于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则敬畏“天命”。天命在于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即自然的定数,它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赋。较之前者,后一层含义更为重要深刻,因为“孔子和儒家所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类的问题”。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间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担负的神圣使命的双重含义。因此,孔子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敬而远z的态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诚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离。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去对待,因为理性之于自然的现象,完全应该从中感悟出现象以外的真理。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对于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轻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们行事的成败与否,并非人力能够全部控制,还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不过,人的态度应该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惜。
孟子之于敬一良,主要见之于对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维传统,将道德的终极根源归结为上天。“这个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内容的天,对于儒家来说,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孟子借助“天”对于普通民众的无限威慑力量,使道德本心拥有了强大约束力,确立起人们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据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躬行,这样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诚不欺”。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孟子人生三乐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无邪,才能无所愧作。是否愧于天,作于人,其根据全在于心,所以只有无愧于心,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经告知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良心不安,就会有愧,这是有愧于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该做之事,良心则安,不会有愧,这才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心是性善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人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汉代的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的学说,推出了“天人感应”论。他从“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一核心意识出发,形成了一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他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学说在为统治者寻找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为天的宗教性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董仲舒言“阳尊阴卑’,,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带有浓重政治倾向的伦理学。徐复观先生认为三纲之道的提出“是儒家向专制政治开始低头,是伦理思想的一大转变”。这一改变对儒家思想的本身影响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