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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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中庸》；《大学》；成书

“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南宋朱熹《四书集注・朱熹集注》定义的“四书”。《论语》的作者为孔子，《孟子》的作者为孟子，但《中庸》《大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很难确定。四者都为儒家经典，《论语》距离《孟子》大约两百多年。《中庸》《大学》是《礼记》中的篇目，若能将《礼记》进行准确定位，方可有助于判定《中庸》《大学》的成书年代。思想史对于《礼记》的成书年代，也是难以确定的，因《礼记》的思想中已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有点偏，但因其主轴没有偏离儒家思想，例如其《儒行篇》，过于讲究形式。但思想史不愿将《礼记》划分到汉代，因汉代的儒家思想因其时代要求，增溢杂合很多他家思想。所以《礼记》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末期和汉初摇摆不定。《中庸》《大学》因此被限定在此范围内。

朱子将这两篇从《礼记》脱离出来写入“四书”，并将《中庸》作者定为曾子，《大学》的作者定为子思，应有其缘由。

朱子在思想史上要对抗其他学派，在笔者看来，朱子想要对抗佛学。从晋朝开始，佛学就占据首要位置，虽在唐朝，韩愈主张“避佛”，复兴“儒学”，可表明作为外来宗教的佛学，深入人心。经过儒学者的努力，理学（儒学）在宋明再次达到巅峰。可见，朱子想要保持儒学的长久魅力，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论语》《孟子》没有去谈天，论语是“践人知天，践义知命，”重于实践，从下往上。朱子想要在儒家的理论里找到“天道下贯而为人性”的形上学部分，孔子是继承“天道下贯而为人性”，在实践；孟子是“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孔孟相同点，一，都是由下往上谈，先把人做好了，就明白什么是天理与命，并没有谈天道是什么。相同点二，都是重视“仁”。相较孔孟，佛教谈心性谈得更为精准细腻，于是朱子在《礼记》中找到《中庸》。中庸第一章为整本书思想的精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形上，由上往下。虽然只有几句话，但是完善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历来文献无法证明《中庸》的成书年代，虽郭店楚简及上博简成为新的史料，但仍然模糊不清，通过其思想内容进行推断，是一种途径。

《中庸》《易传》都是谈论形上学的部分，为什么朱子只把中庸放入四书里面，且《中庸》谈形上学的部分远远没有《易传》多。《易传》是解释《易经》的，杂合各家，不纯，若放在四书里并不适宜。

《中庸》《易传》与汉代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是道德的形上学，后者是形而上的道德学。道德的实践是儒家，用道德实践去证天理，由下往上，天理也是道德的，称作理序。汉代形上的道德学，比如：董仲舒“人符天数”，道德由天规范，人应该效法天，按着形上的规范的道德就是形上的道德学。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走回天。孔子向前走，跨向人文（人的世界），把天向后推，但保留天，没有触碰天这一块，讲求实践。

荀子是追求理性，没有保留天的部分。先秦儒家“天人合一”透过道德与天一样。消化了老子，也就消化了荀子，靠近战国很末期，会被礼记收进去，靠近汉初。笔者推断《中庸》在战国末期和汉初之间，应该与庄子的天下篇同时。

《大学》由个人之“明明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做起；发挥到“亲民”（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内外兼修。“修身齐家治国齐天下”，向外的这部分佛教没有，“出家”，自净其意。将其放到四书里，填补空白，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这样的排序仿佛没有问题。反映的是封侯建国的时代。

非常清晰的等级序列，是周代贵族政体的反映，汉代表面上实行“郡国并行制”。间接证明《大学》的年代为战国末期。汉代的郡国并行，七国之乱后，诸侯的力量削弱很多，名存实亡，因专制政体和封侯建国基本精神是矛盾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受老子影响，原因为老子强调“明”。

第2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 梭罗 儒道思想 差异性

美国十九世纪超验主义的先驱实践者梭罗，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社会学家、自然主义思想家，在美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二十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享用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悄无声息中破坏着大自然。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开始逐步关注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梭罗的自然哲学也逐渐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通过对梭罗多角度的研究，其在思想层面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性浮出水面，他创造性地将孔孟、老庄学说的某些部分吸纳到自己的思想里，并身体力行，在其作品中多处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国古典儒道思想的印记。无怪乎我国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在他的《生活的重要性》一书中写道：“就其整个人生观来说，梭罗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最具中国情趣。作为中国人，我感到与梭罗心心相通。我可以将梭罗的文字译成中文，把它们当作中国诗人的诗作向国人展示，没有谁会发生怀疑。”［1］虽然梭罗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吸收、融汇对其文学作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者在许多方面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仍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差异性。

一、“道”与先验主义

在自然观上，梭罗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道家思想的基础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明确表达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梭罗在1845―1847年的两年时间里，独居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内，写下了名著《瓦尔登湖》，表露出强烈的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意识。

虽然二者都崇尚自然，但二者在世界观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性。道家思想起源于奴隶社会末期，生产力低下，人类还没有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因此道家思想的世界观带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在自然万物的永恒规律中，老子认为是“道”掌控着世间万物的变化与更替。庄子在其著作中虽也多次提到自然，但也大多是从个人本体出发歌颂山川之美，大地之美，如《知北游》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4］庄子赞美自然是为了强调它们身后隐藏着的“道”，是希望人能领悟“道”的真谛。儒家思想世界观的核心是社会道义的构建，由此便产生了对于人性的判断前提，并要求人作为社会的建设者和改造者在现实世界实现其价值理想。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道出了人类行善的内在根据，并且善性作为人类的本质属性有着必然的先验特征，孟子认为人的善行从先验的必然到经验的事实的转化取决于人对自身本质的不断认知。孟子之后的儒家杰出代表荀子则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认为善并非先验的必然，而是经验的现实。虽然二者在人性的观念上截然对立，但将孟荀二人思想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基础主体，这就是根据先验的规律定义了人的本质，并且这样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儒家强调礼教基本主张之前其人性的价值之源也有着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

美国的先验主义指出：“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绝对必要的形式并不来自经验，相反，人们则是通过它们获得了经验，它们是心灵本身的直觉，康德称之为‘先验的形式’。”［5］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强调环境的变化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由自我意识的改变引起的。他认为自我或者个人能够控制或者主导自然环境的变化个发展。例如他在《湖》一章写道：“据我们知道的一些角色中，也许只有瓦尔登湖坚持得最久，最久地保持它的纯洁。……虽然伐木的人已经把湖岸这一段和那一段的树木先后砍光了，爱尔兰人也已在那儿建造了他们的陋室，……这湖当然是一个大勇者的作品，其中毫无一丝一毫的虚伪！他用他的手围起了这一泓湖水。在他的思想中，予以深化，予以澄清，并在他的遗嘱中，把它传给了康科德。”［6］梭罗的先验主义姿态在这一段文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个人意识占据了思想的高地，湖水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个人观察湖水角度的不同会引起湖水的变化：湖水只是存在于个人意识中。从这一意义上说梭罗笔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意识在客观世界的产物，自然本身的价值必须在个人意识的作用之下才能显现出来，这种观点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

二、入世情怀与个人中心

儒家思想主张贴近自然，如《论语》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7］但是这里，孔子并不是单纯地欣赏自然风景，而是在托物言志，借自然之景来思考和表达人生的意义，在审美层面儒家思想是将社会的理性认知和个体的感性情绪联系起来的，所以儒家的核心思想是积极入世。

《礼记・大学》写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修身养性，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强烈的人世的功利性。儒家秉承的理念是“圣人治世”，即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把个人进化为贤者圣人，重视教化，宣扬道德，依靠个人强大的管理国家，推动社会的前进。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老子，隐君子也”［8］之后，千百年来社会普遍认知老子为一个孑然一身的隐士，然而老子实则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是一个积极入世者而非隐士。郭店出土的《老子》首章写道：“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三言以为辨不足，或令之或乎属。视素抱朴，少私寡欲。”［9］明确提出了修身的理念。老子曾为周朝史官，史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向王侯进言。《老子》提道：“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10］从“天大”开始，到“王亦大”，再到“王居一安”，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的“敬王”思想张本。《庄子・天下》阐述老子思想云:“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4］这是道家思想中社会担当意识的流露。但是与儒家思想相同，老子、庄子把修身和社会担当意识归结于治世者，认为这是王侯将相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因而其积极入世的思想也打上了明显的封建烙印。

梭罗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在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占据了人们的心灵，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社会弥漫着崇尚金钱与利益的气息。作为一个超验主义者的先驱，梭罗与儒家思想一样强调“修身”，不过在他看来，个体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个体的完善依赖于其精神的进化，社会的发展和前进要在个人的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我认为我们先应该是人，然后才是国民。与其培养对法律的尊重，不如培养对正义的尊重。我有权利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说白了，一个组织没有什么良知，但一个由有良知的人组成的组织就是有良知的组织。法律一点也不能让人变得更加正义；而且通过对法律的尊重，即使那些好性情的人也会日复一日地成为非正义的行使者。通常，对法律不适当的尊重的自然结果就是，你会看到一队队的士兵、上校、上尉、下士、列兵、搬运火药的人等，秩序井然地行进，跨越山谷，走向战争，违背他们的意愿。是的，违背他们的常识和良知，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行军，而且令人心悸”。［11］梭罗在社会观上所表现出的观点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型”的理想化人格，梭罗强调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要从人这一个体做起，告诫人们加强自身修养以求精神的完善，他相信“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的生命的”，因此在社会的基本个体――“人”的素质的提高才是改革社会的最好途径。这源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关注个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为资本主义宣扬个性提供了社会学的理论依据，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梭罗所倡导的是一种充分发挥个人潜在能力和自我觉醒意识的资产者精神。

三、“自愿平穷”与安贫乐道

儒、道思想中都倡导一种安贫乐道，少私寡欲的简朴生活。老子所提倡的人生观的主要特点是：出世、超然、常乐。具体表现为：清心寡欲、不与人争、虚静自然、知足常乐。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3］“咎莫大于欲得。”［3］主张人应该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对物质上的要求要尽可能少一些，不要处心积虑地去与人争名夺利，贪欲会招致祸端。而孔子在《论语》中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7］孔子还表示，生活虽清贫，但“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他对大弟子颜回也大有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7］虽然儒、道思想都表现出安贫乐道的特征，但道家思想更加强调清心寡欲，无欲无求，而儒家则在有条件时还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篇》），对父母要“厚葬”，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并没有否定富贵，而是否定以“不义”的方式获取富贵。［12］可以说中国古典思想中所表现出对物质的淡然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儒、道思想的形成时期，中国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仅仅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人民大众被剥削的十分严重，富贵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但人民又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因此，要么如道家思想一般无欲无求，要么在道德的框架内可以赚取财富。

梭罗虽然对这些身处陋室，对于贫而不失其志的贤人十分赞赏，并且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了安贫乐道的思想元素，但梭罗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膨胀的时代，梭罗自愿放弃哈佛毕业生的优异资源，隐居在瓦尔登湖畔感受自然生活，其主张和行为受到的更多是基督教“自愿贫穷”思想的影响。相比于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安贫乐道”，梭罗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在梭罗的“自愿贫穷”思想中，摆脱物质利益后的精神追求占据了核心地位。梭罗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自愿”，更是在“自愿”基础上的“贫穷”。贫穷对于时代而言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语，相比于古代社会更加难以实现，因此所下的决心和毅力也要更大。另外，在强调精神追求的意义和目标的重要性和形式上，梭罗与儒、道思想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解释自己为何离开瓦尔登湖时，梭罗将他自己在木屋和湖滨之间踏出的小路称为“传统和陈规的辙印”，这表明梭罗对于自己“自愿贫穷”的实践并未完全达到目的。他也明确地告诉读者，隐居并非是唯一促成心灵升华的方式，换言之，在“自愿贫穷”的基础上，选择何种方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能意识到精神境界提升的重要意义，是否能主动开拓灵魂生存的环境。

其次，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和尊严与其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还是作为消费者，人都被当作再生产循环的一个环节，丧失了独立的、与经济算计无关，与成本、利润和交换价值无关的独立价值。梭罗强调的“自愿贫穷”是想让人们跳出这种框架，冲破商业意识形态的重重包围，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不被流俗所左右，选择一条与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对抗的精神道路。［13］

最后，受到其个人中心主义的影响，“自愿贫穷”是梭罗宣扬社会改革的重要途径，在抑制无欲的前提下，他将人类精神水平的提高作为终极目的和唯一标准。“自愿贫穷”可以在人的大脑里建立一个潜意识，相信这一观念的人们会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心灵境界上，而不是物质生活上，当人们普遍将注意力从个人的物质得失中转移出来，他们才可能有精力、有意愿去关心精神生活，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从而由个体到社会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总之，梭罗的思想虽与中国古典儒道思想有深刻的渊源，二者在热爱自然、注重道德修养、主张安贫乐道等方面有着某些共通之处，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再加上梭罗本来为我所用的原则，只是借鉴了思想的精髓，因此二者仍然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差异性，对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清楚。

参考文献：

［1］林语堂.生活的重要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2］陈应鼓.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张松如.老子说解［M］.济南:齐鲁书社，1987.

［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爱默生著.孙宜学译.美国的文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2.

［6］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7］［宋］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95.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0］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1］丁兆国.从自我改革到社会改革［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1）.

第3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管理国际化；中国式管理；西方管理

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一度的风靡中国，但是不久就发现这些管理理论在中国大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同时近期在法国出现了要以法国本土化来抗击所谓文化多元主义的国际化浪潮；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承认多元化的国际文化在德国的失败，倡导德国新移民要学习德国文化，适应德国的生活方式。由于中西方在种族起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对比性的文化差异，最突出的是表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对人们现代生活、企业管理等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有此形成的中西式管理差异着重体现在“和谐管理”与“竞争管理”、“粗放式管理”与“精细化管理”、“以人为本”与“以事为本”的不同选择上。中西方管理思想与方法在多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深，经济发展在全球开始企图形成一个范式时，管理的深层次融合或分歧开始体现出来。管理的国际化选择何去何从？人固有两只眼睛，但只能看一个方向，中式、西式究竟以哪一个为主？由此，也展开本文对中西式管理的差异进一步研究。

一、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回顾

中华民族在其5000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为人类的发展贡献了众多管理方面的智慧结晶。中国的传统文化管理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也包含其他学派。其核心的内容是“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这些也一一在各时期的管理思想中体现出来。

首先是先秦时期的管理思想。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管理思想分别是来自儒家、道家、法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代表的有孔子的“贵和”的管理思想，主张利用“仁”、“爱”来达到“安人”管理目标；强调“德”、“礼”之治，而辅以法治；认为管理关键在于“举贤才”，需选拔正值的人进行管理；提出用“义”来规范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的行动，用“惠民”的方式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等。道家的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流派之一，也是极其具有影响力的。道家的管理思想的基本特色是“守柔”，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倡导“守柔”，以柔制刚的思想；以“无为”为管理思想准则，即人的行为及其指导思想不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应顺应自然的要求，不随意地蛮干；主张“有无相生，以退为进，欲夺故予”的辩证的管理思想；提倡 “无弃人”的用人思想等。法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商鞅、韩非、管子等，他们主张依法治国，注重人才的任用，提倡“任人惟贤”的管理思想。除此之外还有墨家、商家、兵家等在各自领域的管理思想，共同构成了先秦时期丰富的管理思想体系。

其次是秦汉时期至宋元中期的管理思想。代表的是李斯、司马迁、诸葛亮、曹操、韩愈、沈括、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提出的管理思想。这个时期，儒家、道家的管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李斯的注重人才的思想，诸葛亮的“任人惟才，德才兼备，德重于才”的思想，曹操在各方面的决策思想和后勤管理思想，人才管理思想等都是儒家、道家管理思想的继承。明清时期的管理思想表现为儒家的“贵人”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只是在评判标准上有了新的发展，如张居正实施“考试法”的改革措施。而经济管理思想、军事管理思想等也逐步完善，如康熙的“仁者无敌，此是王道”是传承了儒家以“仁”为管理方式的思想。

二、中西式管理差异体现

（一）“中庸”、“无为”与“有为才有位”

中庸之道是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的，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该思想作为儒家提出的道德修养和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行为有这根本的影响。在管理方面，其应用广泛，体现的是适度、顺道、和谐、整体、权变的管理思想。“无为”，是道家思想的代表，是指没有违背规律办事的意思。“无为而治”被看作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要求人们淡化功业欲望，提倡功德观念，提升管理者自身的精神境界。其内涵与中庸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即是中庸也要求“有所为有所不为”，无论是“为”还是“不为”，都要做到不偏不倚、不温不火，从而使得事情“顺道”发展。

西方由于其重功利，崇尚竞争，故在管理风格上强调“有为”，有为才有位。重视领导者、管理人的知识、才能、业绩，这样也就有了财富崇拜、业绩崇拜，为体现财富，业绩竞争的结果，发展出重法治、权利分配、层级控制，重激励措施和方法的采用，处处表现出领导者的作用和影响的管理思想。

（二）“和合为先”与“竞争至上”

“和合”是指和谐与合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一是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体现在“人道治理应与天道运行相和谐”，也就是说在国家社会的管理上必须要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从而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二是“尽人事以应天常”，指人应该也可以在领悟、尊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顺应自然法则去做事情，实现人类行为与大自然的谐律同步共振，与自然圆融和谐地发展；最后是人与人的和谐。强调一个组织里要使上下和谐，才可以“克敌制胜”、“和战”，强调事物整体内部各部分的联系，强调整体的发展。三是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以“合作”取得，而不是靠完全的竞争来获取。

西方由于其“天人相分”的根本文化特质决定了其在管理上的基本原则也是分门别类的思想，即把所要研究的事物或过程分解成各个部分，单独地进行分析、研究，把研究对象细化，倾向于孤立地研究事物的某一部分，比较不注重对整体的研究。如公司内部形成严格分工的职能部门，分别对各部分的工作进行单独的研究，虽然研究深入，但是对于整体的研究则相对比较少。

（三）“粗放式管理”与“精细化管理”

中国的粗放管理方式，一方面与其过分注重从整体着手处理问题有关，过多地从整体的思路出发去研究问题就容易忽略对细节部分的仔细考量；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对事物的描述用词倾向于含糊、笼统地陈述某一事，加之中国人重人情、同情心重，管理中就会经常出现“大概”、“差不多”这样的词。缺乏精细化的管理标准与人情双层作用的结果是，计划执行得不彻底，慢慢地，粗放型的管理方式形成了并难于改变。

西方的精细化管理与其“天人相分”的文化底蕴是密不可分，而实际展现在管理上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的，分解现场工作工人的动作提出流水线生产的生产方式；再到戴明的质量管理，从影响质量的各方面入手去改善服务、提高唱片质量、实现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的目的。这些都是西方精细管理思想的极致代表，与中国式管理的有着显著差异。

（四）“修身安人”与 “正人”、“法治”

“修己”指管理主体对自身的管理，孔子等中国先哲认为，只有管好了自己才有能管好别人，即先“正己”而后才能“正人”，强调内在的自觉性；“安人”是指自身管理好后的影响，包括对他人和社会形成影响的“他安”和对自己形成影响的“己安”。“安人”既是管理主体自身管理的目的，也是管理的过程，由己及人，由内及外，管理是一个内外兼达的动态过程。“修己安人”无疑是中国文化“向内追求”在管理思想上的最明显的体现，也解释了中国崇尚“德治”的原因。

西方的管理思想则是很少涉及管理主体自身的修为，如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管理大师对管理的定义有泰勒的“管理就是确切知道要别人去干什么，并注意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法约尔的“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些思想都没有对如何管自己做出探讨，而都是针对如何管别人的，也即是注重“正人”。于是很顺其自然地，西方就不会像中国那样提倡“安人”了，因为“安人”需以“修己”为前提，而注重法治也就顺气自然，要管好别人，剔除了内部的因素，就只能从外部约束去尝试了，提倡并实践者通过诸多的条款去管人，也正是“正己”思想的必然结果。

三、未来研究展望及启示

不论管理将发展成一个怎样的模式，是否中西合体抑或背向走得更远，管理的本质只是一种手段，是我们实现企业经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各种目标的手段，不管其存在多少种表现形式，管理国际化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而且总处在一个动态变化之中，我们要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合适自己的管理方式。就中国式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西方管理在本国的水土不服情况，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给予现实的指导。本文在此尝试就中国式管理的选择路径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发展中国式管理无法依赖简单的“拿来主义”，要求我们在找寻中国自身的管理方式时要避免流于形式，换汤不换药地将西方的管理思想冠上“中国式管理”的帽子。二是发展中国式管理需要“知行合一”。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不仅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抽离出适合现代本土企业发展的管理思想，而且要对受着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进行标杆企业研究。三是深入“细化量化”中国式管理。改变中国的粗放式管理，要坚持以量化为导向的“精细化”管理的思想，使得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细化到管理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面，从而使得中国式管理对管理的各个方向有着具体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程嵩仁.中华传统管理文化精神——中西方管理思维方式比较论纲[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2、黄如金.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3、陈成稳.中国式与西方式管理差异[j].企业科技与发展,2009(9).

4、高玉娟,王龙建.浅析中国式管理的“中”“合”“和”之道[j].科学教育家,2008(4).

5、黄如金.中国式管理的灵魂[j].管理理论前沿,2008(18).

6、李国英.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及融合趋势[j].中国集体经济,2007(8).

第4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英语教学 文化 意义

中西方文化背景

“文化”这一名词最早由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提出。然而，直到现在对文化的定义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从广义上来讲，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从狭义上讲，文化指的是非物质性的本质，主要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社会主旨和方向。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主要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为主流，儒家思想主张中庸，认为人性本善，道家思想则主张无为和无欲无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来源，因此，中国的思维模式倾向于集体主义，间接性和内向性。

然而，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希伯莱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三个主要源流。希腊文化宣扬个人自由，强调科学研究。罗马文化强调的是民主和法制，鼓吹向外扩张，美国文化中的好胜的，积极的一面正是这一点的体现。希伯莱文化是宗教哲学文化，强调互助博爱的精神，让人做善事。西方的传统认为要想保持本国的兴盛和强大就必须向外侵略和扩张。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喜欢用明确直接的词语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大胆而坦率的表达他们的情感。因此，美国的思维模式倾向于个人主义，直线性和外向性。

二、思维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1、思维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当今社会，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个企业若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高超的经济和技术手段，而且需要深入了解对象国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里，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的怪物。 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

发展交际能力是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基础，然而具备了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具备了交际能力。通过对中西思维模式差异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不是语言本身，而是思维模式造成的。当中国人学英语时，往往只是强调词汇和语法的学习，而忽视对英语所属文化的学习。学习者只是在辞典中找到某个词汇的意思，而对这个词汇所体现的思维模式一无所知，那么他们所掌握的英语只能说是中国式的英语。

要克服思维模式的不同所带来的障碍，首先，学习者要想克服交际中的文化障碍，他必须培养出对目标语所处的文化的兴趣。如果学习者跨越了文化的藩篱，那么在语言学习中他就会取得显著的进步。其次，培养出兴趣之后，学习者还要大量的阅读。要想掌握一门语言，必须对这门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历史、地理、风俗和艺术等有所了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阅读，尤其是文学作品的阅读。此外还可以通过读报，看电视片等方法获得相关的知识。最后，学习者必须善于观察。通过观察找出不同文化间的社会态度，社会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差异。这样学习者才能真正掌握一门语言。

2、英语教学的现状与思维文化改革

中国开展英语教学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能够运用英语的高等人才。当时教学目的主要还是让中国人能够尽量熟练地把英语当成第二语言来使用，方便与世界的交往。可以说在整个社会英语水平较低的环境下，这种教学模式是可行的，也达到了提高中国英语使用水平的目的。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英语水平和学习英语的目的正在悄悄改变，中国现有英语教学在内容上依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一提到英语教学改革，人们考虑的范围依然是加强学生听、说、读、写等基础应用能力的培养，都过于专注基础技能的训练。传统教学理念产生惯性，并且英语教学模式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虽然很多教育工作者不断在探索改革的道路，也逐步意识到文化对它的推动和变革的作用，但是主流的思想依然把它视作一种语言工具教学，英语教学改革还是没有跳出语言工具教学的模式。将英语教学从单一的语言工具式教学提升为综合英语素养教学，这不是修补和改进式的改革，而是一种垂直换代的改革。在新的英语环境和社会需求下，改变思维、了解中西方文化显然是英语教学成功转型和拓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3、思维文化对中国英语发展的影响

中国式思维文化的改变影响着英语在中国的发展，主要包括使标准英语本土化、中国化：一是物质文化方面，包括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生活器皿等；一是精神文化方面，如政治制度、法律形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宗教、文学、艺术等。

由于中西方文化在以上两方面的显著差异，使得英语国家的英语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人在接待外宾、外贸洽谈、对外宣传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中国特有的社会和文化；使用英语的中国人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中成长生活的，难免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这种文化渗透到英语中去，进而使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并得以再生。

因此中国英语变体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使用的英语。这种语言虽然没有书本化，但已经广泛被大众甚至英语母语国家的人接受，在日常生活、交流、翻译教学中都可以看见这种承载着中国文化、具有汉语特点的中国英语变体的痕迹。虽然某些英语表达方式并不符合英语语法，而是以汉语为基础，但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在英美等国家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在交流中没有任何理解障碍。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大，必然会有更多的中国特有的“说法”译成英语，从而使标准英语受汉语的影响不断丰富。

结语：文化是独立的，通过交流方可融通，而即便是融通，因为文化修养和理解的不同，文化还是有差异的。在英语教学的不断发展中，，改变思维才是英语教学向又好又快发展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杨柳,唐德根.试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03期.

［2］顾曰国.变化中的英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第5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古罗马；西汉；思想；雕塑

对于西方人来说，罗马始终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它既指一座名城、一个帝国，也代表着一个文明、一个时代，而且是他们心中可作典范的、伟大而光辉的文明和时代；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周秦汉唐的影响则超过了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至今人们提起汉唐气象，还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之情。在艺术方面，同一时期两个国家的审美艺术由于背景不同差异甚大，下面我们就审美思想和艺术门类的比较去了解它们的艺术。

一 审美思想之比较

说起古罗马时期的美学，肯定是和古希腊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古希腊的一个延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模仿”说的代表人物，强调艺术的模仿是再现“应当有的事”，认为模仿自然是一种认识活动，处于求知的目的，人们把自然模仿下来，创造为艺术，从而提升了艺术的地位，使艺术高于自然。

在提出模仿说的同时，柏拉图提出著名的“理式”论，他用和谐，对称，比例等形式来描述“理式”的特点，这也能推断出当时柏拉图所说的和谐是在形式上的和谐，而并非侧重于内心的和谐，是一种理性化了的形式。[1]所以这种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美是以现实世界为模板，模仿的越惟妙惟肖就越美，用模仿的态度去再现这世界的美，强调了形式上的和谐，重理性而轻情感。

而不同于西方，在中国西汉时期，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盛行，其中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主张自然美的追求，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渐渐将对内在审美人格精神追究转化为对广阔大世界大自然的审美追求，这标志着汉代美学的一个新的转变。在当时的西汉，儒道思想占主体地位，儒家思想强调中庸，把“成教化，助人伦”作为艺术的最高目标，从而抵达内心的和谐容纳显现实情感的“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中庸理想境界。[2]而道家思想强调的是依附于大自然世界的心与物的统一，虽然与儒家思想有些不太相同，但他们共同的思想都是追求天人合一的一种心灵上的和谐。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诗画在于赞美自然，赞美大好江山。这一思想在诗画的上面的表现在于，对于内心情感和整个画面的一个融和，表达人物处在静谧的山水画中天人合一的感悟，追求情感的抒发，用笔墨传达的韵外之旨，不求相似，只求神似，这就是“表现”说的体现，强调情感的表现。

上诉对于古罗马和西汉时期的思想对比尚不能完全的表达出中西同一时期的审美思想差异，中西美学思想上的差异给两地带来的影响也岂非是这一些所能决定的。但是中西哲学思想的差异是造成美学审美思想差异根本原因是可以肯定的。

二 艺术门类（以雕塑为例）之比较

当我们面对汉代的那些雕塑，比如汉墓出土的精美陶俑，或者来自面对来自同一时期的古罗马的艺术雕塑，如著名的《奥古斯都像》雕塑时，不仅赞赏，我们还会惊叹为什么在同一时期的雕塑会它们的艺术特征竟存在那么大的差异。

（一）题材

古罗马追崇神人同源的宗教观，在题材方面，古罗马的雕塑更多为人物雕塑，大多数的人物题材都是统治者，贵族阶级和神，把罗马帝王与神相提并论，体现了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奥古斯都像》这件作品中，表现的就是神人的结合，既是神也是人，是当时个人崇拜的体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古罗马时期，政治的权威在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比而言，西汉时期的雕塑题材大多也以人为主，并且动物和一些想象出来的神兽也是人们表达艺术的一种方式。

但与罗马时期不同是，西汉时期的人物大多以平凡的人为主，还有一些神兽也是人们为了除邪避患，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如西汉出土的杂技陶俑盘，生动展现了杂技演员同台演出的其乐融融的场景，传达了那时国泰平安人民幸福的思想。

（二）造型

古罗马民族雕塑继承了希腊雕塑上的原则和技巧，在人物面部表情的处理上惟妙惟肖，出于求实的性格特点，雕塑家们要关心和注意观察人物所具有的的细节并真实的塑造出来。[3]同时这种求实也显现出了一个帝国所具有的严谨，高贵的审美情趣。

而中国西汉的汉佣并不太注意细节的刻画和神情的具体描绘，而是突出夸张人物的姿态形式，拥有手舞足蹈的动作，却又是异常简单的一个整体形象，追求力量、速度的神韵所在，但又由于简单的刻画，显得汉代的雕塑的古拙，在古拙中又不失神韵，这就是汉佣的神奇所在。[4]

总体来说，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风格都是来自于生活，雕塑家们也不例外，古罗马的雕塑家们一般在创造作品时都是观察实物实体，但西汉的雕塑家们往往没有一个固定实体进行观察，而是凭借自己的生活实践进行想象创作的。因此东西方的雕塑差异也由此而来。

（三）用途

由于古罗马当时的政治影响，追求个人崇拜，神人同一的思想观念，雕塑强调为帝国政治服务，强调歌颂帝王的伟大，之后再普及到普通的贵族阶级，往往为了彰显雕塑像的威严高贵，它都会被陈列在各个公共空间，这样就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名誉。同时，他们也是希望通过大理石的雕像希望自己和大理石一样永垂不朽。

在西汉，乃是整个中国古代，雕塑大多作为陵墓雕塑艺术，一般都是陵墓之前的看守和一起被埋入泥土中的陪葬品，世世代代的帝王和贵族都希望自己死后像生前一样风光。汉代社会和古罗马社会相似，都开始弥漫了人神共存的气息，所以即使是陪葬的用品，人们出于人神共存的思想，所以在制作墓葬陶俑时候会依然展现出对于世俗的留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风格。

所以，汉佣的封闭性就自然而然的和古罗马开放性的雕塑形成鲜明对比，也体现了中西文化和背景的差异。

结论

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宗教背景下，古罗马与西汉时期的艺术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这对以后的艺术发展也无疑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总体来说，古罗马艺术崇尚形式美，注重表面的艺术美，而中国西汉的艺术崇尚情感的抒发，侧重中真正内部的表达情感，不注重表面，而更要求神韵。这些些种种的不同，可以简单概括了中西美学的一个异同，这在后世的绘画，建筑等艺术作品中都可以得以表现。

第6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鬼谷子 儒家 思想

《论语》《孟子》等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之作，在先秦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有了“独占鳌头”之势，因此不可避免地对其他思想派别产生影响，其他诸子派系都从中汲取过营养，以此建立自己的学说，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之下拥有立本之据。以《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虽受到过很多不公正的评价，包括儒家代表，例如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在《鬼谷子辨》中指出：“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胡应麟《四部正讹》有曰：“《鬼谷》，纵横之书，余读之，浅而陋也。”[1]但是《鬼谷子》与儒家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外也有很多借鉴和吸收，亦有相同之处。

一、《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相同点

（一）积极入世

面对大变革的时代，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是百家争鸣所有思想派别的抉择。儒家积极入世，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人民的安危，圣人聚徒讲学，奔走呼号，游说诸侯，振兴王室。孔子本人是提倡积极入世的，所以他的很多弟子都是春秋诸侯间的外交大使和纵横辩士，史记文献记载子贡就有很重要的三次外交活动，而最为人称道的是救母邦鲁国，他的游说之辞、纵横之术足见其智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传》赞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孟子曰：“子贡善为说辞。”[2]更有将子贡推举为纵横家的，如《韩诗外传》。另外有子思之门人孟轲，儒学亚圣，其本身反对纵横家思想，却先后用“德治和人治”的思想奔走游说齐国与魏国，希望两位君主统一全国。他长于论辩，逻辑严密，说服力极强，常常使对方无以言对。《鬼谷子》代表的纵横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继承者。鬼谷子弟子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悬梁刺股，后博取功名，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之时，父母郊迎十里，妻侧目而视，嫂匍匐而行，前后对比如此鲜明，终成“合纵连横”，不费一卒一兵。鬼谷先生的另一高徒张仪先游说于楚国不成，反受鞭笞之刑，其后积极开拓进取、坚持不懈，最后凭三寸不烂之舌在秦国艰难进取，终究获得了秦王的赏识和重用。而道家面对周室衰微，朝纲败坏，诸侯异政，天下纷争的风云时代，选择了消极避世，明哲保身。老子愿望功成身退，然而“今之从政者怠而”，前路漫漫；庄子一生浪漫逍遥，大智若愚。

（二）“仁”的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仁”是他们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具体表现是爱人与推己及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认为为政者首先是仁人贤君，要“以民为本”，必须“重民”“爱民”“惠民”，以“德治”和“仁政”创造大同社会，然而，孔子并没有提出可以实行的具体政策或措施。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也主张对人民施行仁政，“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 修其天爵以要人卿。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通过比较《鬼谷子》与《论语》《孟子》，我们不难发现，《鬼谷子》所体现的思想是继承了儒家以四书五经为纲、以忠信仁义为中心的思想。《鬼谷子·内楗第三》：“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这就是说，进行游说时遵循“道德、仁义、礼乐、忠信”的准则，尽量使言辞中蕴含的计谋产生正面的效应。因为这样更容易被君主所接受。[3]这里还提到《诗》《书》，我们都知道，儒家很是推崇这两本著作，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外交场合往往要引用《诗经》《尚书》里面的一些诗或者话来委婉地表达双方的含义，这样的例子在《春秋左传》中不胜枚举。《鬼谷子·谋第十》：“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可见《鬼谷子》并不排斥仁义忠信的思想，然而它又说要“中正”，意思就是不要过了，这个思想又与儒家的“过犹不及”不谋而合。

二、《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不同点

（一）价值观

春秋战国之乱，诸侯并起，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世人找不到赖以依靠的圣主贤君，内心凄惶无比。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寻找救国救民之道，如此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他们也从以前单一的从政生涯中得以解脱，有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在那动荡的岁月中，积极入世的诸子派别对于从政又有着不一样的选择。儒家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他们有自己兴邦的政策和理论，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这样的谈话俯拾皆是，政治清明就去从政，期望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把权力和地位放在了后面。“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如果政治昏暗，便脱身而去。孟子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甚至可以为道而牺牲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同上），无道的时候也只能独善其身。《鬼谷子》所代表的诸子同儒家一样是积极入世的，但是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却与儒家有区别，“是以圣人居天地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国之所多所少，次先以知之，与之转化”（《忤合第六》）。纵横天下的策士们，必须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掌握天下的大权，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教化群众，发扬声威，使天下人及后世人都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重要的是观天象时机之所宜，预先知晓事物的变化，而学会随机应变地处世。[4]《中经》篇中又说：“盖士，当世异时危，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那个战争频仍的岁月中，环境险恶，生命是那么脆弱，这些纵横策士们想要“扬声明名”是何等困难？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何等艰难？因此才有了权术，才有了谋略，才想在希望渺茫中寻找机遇，不论什么样的机遇，一旦把握住，便将从政与自己的人生事业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去建立不朽的功业，所以他们积极入世的态度和价值观相比较儒家就显得更坚定。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背后，像苏秦、张仪等大批纵横家游说各方诸侯，希望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成就一番功绩，除了纯粹的名利争夺外，还隐藏着浓烈的自我肯定的理想抱负，或者说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可。[5]

（二）教育思想

鬼谷子与孔孟在聚徒讲学、积极入世和门人弟子整理著述等方面是极为相似的，相同之中却各有差异，我们就拿教育来看，在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结果方面的不同。

一说到儒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柔敦厚、中庸之道。孔子是一位改革家，他首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兴办私学，“有教无类”。他想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就要培养出自己理想中的学生，他们必须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德才兼备的君子。如何才能把他们教育成理想中的君子，就要看所教育的内容了，它是关于“人性”“天道”“仁”“礼”“中庸”等的学问，如何学做“君子”的问题，这些学问又有主次之分。孔子教育的首要内容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注重德育，然后才是知识。孔夫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特别看重，并做过高度的评价，涵盖的内容很广，所以儒家用这些典籍来教授学生。除了《六经》作为专门的理论知识外，他还开设了“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培养学生从政以后战争中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军事教育。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是因为他很欣赏音乐，很重视音乐，所以音乐也在教授之列，等等。儒家采用“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启发诱导”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把学生打造成很精致的商品，不仅有华丽的包装，而且很有使用价值，其中就有著名的七十二贤人。然后，他们走向市场，寻找能让自己发光的地方，可历史告诉我们，虽出现了像冉求、子贡这样的出仕者，但是儒家的思想与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现实是不相适用的，其政治理想也根本不会实现，这是因为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理论等，自说自话，不了解游说国家及其有关人员的具体情况，不考虑其国君、主政卿大夫的真实想法。[6]

《鬼谷子》这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和内容不像儒家那样单一，它融合了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一部以纵横家为主体的集大成的思想著作。它和儒家一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但在看到先前各个派别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后，他们进行了总结，成就了《鬼谷子》这样一本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就其内容来看，涉及面非常之广，有哲学、文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社会学、情报学等，直到现代它还是很多行业的必修书。从篇目名来看有捭阖、反应、内健、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都是纵横家游说的技巧和方法，是教授一个人如何择主共事，“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忤合第六》），不会像儒家“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也不会像屈原那样固执于楚国；而是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方法和策略建功立业，可以说《鬼谷子》及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运用这样的思想和策略才能参与政治，说服人主，统一六国，谋官取爵。

相传鬼谷子在教学中极善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其方法别具一格。[7]和孔子一样，鬼谷子也有很多弟子，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兵家孙膑、庞涓，道家茅蒙、徐福，谋略家毛遂和尉僚。鬼谷子的这些弟子在当时入相出将，坐而议论风生，起则叱咤风云，是战国诸子百家中直接对当时社会释放能量最大的一家：张仪相秦，诸侯震恐；苏秦合纵，六国亲附；尉僚谋略，六国统一。无怪孟子感叹他们是“一怒而诸侯恐惧，安居而天下息”[8]。

三、《鬼谷子》思想的影响及后世的评价

孔孟思想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得到很好地应用，也没有得到很高的重视，然而自汉代始，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多年，而在战国时期起到“对症下药”作用的纵横家思想在后来却销声匿迹，还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主要原因在双方的价值观上，儒家“忠君”“舍利而取义，杀身而成仁”等思想，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而鬼谷子他们受时代所迫，以自我为中心，择君处事，有很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没有儒家的那些准绳规矩，在后来大一统的朝代自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说他们“朝秦暮楚”“品行卑劣”，唐代柳宗元《辨鬼谷子》：“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惬，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险坠”。[9]《鬼谷子》一书中确实有些地方应该摒弃，比如利用对方的缺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等，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先秦其他各家著作中没有的思想资源。[10]比如心理学、辩证法思想、写作技巧等，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代的高似孙、清代田雯都对之有高度的评价，所以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它独到的品格、思想、内蕴和智慧， 把它放到时代应有位置去评价，并取其精华。

注释：

[1]梁伟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2]杨天才：《与战国纵横家之关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许富宏：《鬼谷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4][5]黄森：《鬼谷子文本研究》，广西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6][10]赵逵夫：《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中国古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

[7]梁言顺：《鬼谷子与创新式教育》，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1期。

[8]刘海文，刘海诗：《战国时期的使用谋略教育家鬼谷子》，史学月刊 ，1996年，第4期。

第7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天人关系；文化支柱；园林景观

中图分类号：TU986.1 文献标识码：A

日本园林与中国园林同属于东方园林，但绝不等同于中国园林。日本园林通过对中国园林有选择、有发展地兼收并蓄，产生具有自己风格的园林形式。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两大园林体系，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

我们必须明确，日本园林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它不象中国皇家园林那样从实用的园、圃、囿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园林形式，而是在极端原始的生产力的状况下，在全盘接受了中国文化之后，照搬而去，然后进行吸收同化，固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文明在日本国土之中的园林方面的体现。

一、天人关系

中日园林定位于山水园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总体看来，中国古典园林在天人关系的处理上，偏重于人的成分，越到后来人工味越浓，把诗词歌赋、文联匾对、亭台楼阁、廊榭宫馆过分夸大，以至于江南园林都有点拥挤的感觉。在置石上，多用立石，表明顶天立地的思想。建筑则精雕细刻，珠帘花栋，极尽人工之能事[1]。

同属山水园的日本古典园林，以山水为骨干的池泉式园林一直贯穿于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之中。不管它是舟游式也好，是回游式也好，表现天地成分的山水林石一直是园林的骨干和重点表现的东西。池泉式园林中的树木用量远远超过中国园林的用量，使得日本园林显出中国园林所没有的天然和野趣。即使是枯山水，也是全部用石块、石砾和沙子。在置石上，多用浮石，表明臣服于天的思想。建筑多不加雕斫，不加彩绘，极尽自然之能事[2]。

二、佛学思想

佛教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传入中国，经过与我国传统思想和宗教的冲突和融合，以及理论形式上自我调整，自四世纪在中国扎根，并发扬光大。这时，它宣扬的世事无常和因果轮回，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吻合，对园林产生了影响。相当一批文人弃世从佛，遁入空门，隐逸于自然山水之间。于是，园林形式由秦汉建筑宫苑转变到自然山水园[3]。其中山水园的形式从此固定下来，直到今日。其时的寺院园林兴盛一时，其后的寺院园林基本上保留了这种山水园的风格，与世俗园林同步发展，没有新的创造。

在日本，大约是六世纪，推古朝时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大力支持引进佛教，而且他们自己往往首先成为佛家弟子。佛教东渐的初期是以标榜“镇护国家，劝人为善”而获得朝廷支持，而后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融合，渐渐脱离政府，独立出来走向大众和贵族，引导人立地成佛。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佛家园林的形式，佛教大师们对宗教园林的定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寺院园林的形成，对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的影响也很大，以至于在皇家园林中也出现了枯山水的茶室[4]。这一点与中国园林相比，独立性较强。

三、儒学思想

中国文化的基石之一儒学，在春秋孔子开山之后，一直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境界的一个高层文化支柱。儒家的兴奋点在人，即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提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宇宙观上提出气理两说，在伦理道上提倡三纲五常，在政治上提倡仁正和爱民，在教育上倡导开办学校。在魏晋时儒学与老庄融合为玄学，对自然山水园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5]。园林布局的和谐即是儒家中庸思想的表现。园林中的书屋书房作为教育的学馆之用。置身于园林相当于治国平天下之前的准备运动，即正心和修身。如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承德避暑山庄的淡泊敬诚殿等等，无不透出儒家与民同乐和勤政爱民的思想[6]。

日本的儒教是在公元三世纪后期传入的，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伦理观念，为此后不久的大化革心奠定了基础，儒家思想从此成为日本社会的政治原则和教育方针。儒家思想常与佛老思想融合，共同在园林中表现出来。如日本园林在平安时代创造的寝殿造园林，在室町时代由于对正心、修身的进一步需求，而把园中的寝殿群变为书院群。而且，皇家园林的创造，就是因为皇室不满于武人集团的擅权而沉没入园林之中，以寄情山水作为避世和出世的幌子，其实最终是为了儒家的入世目的：治国平天下。日本园林中比比皆是的茶室是修身之所[7]。其实茶道即是讲究秩序，与儒家的思想相合。皇家的修学院离宫的周围都是农田，而且与农田之间的分隔只是一人高的低矮生垣，表达了天皇与民同乐的儒家思想。

四、道教思想

道家以先秦老子和庄子的“道”的学说为中心，封老子为教主，内容上以自然天道观为主，强调人们的思想行为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政治上强调“无为而治”，“不尚贤，而民不争”。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在园林上，表现在崇尚自然山水，沉醉于自然山水之中，达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三国到隋立的360年战乱之后，被称为“三玄”的《周易》、《老子》、《庄子》受到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周易的阴阳变化，老庄的无为思想，款款走入园林，从而创造了自然山水园[8]。中国文人对自然山水的歌咏也是源于老庄的自然观。

随着徐福东渡，以及中日官私交往，终于在盛唐期形成第一次中日文化交流。其实，在这次之前，日本人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已经形成的隐逸文化、无为思想和表现自然的园林创作原则。在这之前，日本已有自己的神道教，尊崇天照大神。从奈良时期起，日本神道受到佛教的影响出现了神佛融合的趋势。于是，在皇家园林中，至今仍可见到各式各样的神社的踪影。随着在奈良时代的皇权旁落，将军跋扈，天皇成了名誉上的皇帝，实权落入大将军的手中，天皇的衣食住行皆受到大将军的控制，连其婚姻也受到大将军的控制，道家的思想与天皇的思想不谋而合。社会的战乱，将军的更替，特别是日本的南北朝和战国时期，各地大名各据一方，我行我素，人民惨遭战乱之苦。这又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产生和形成的道家文化和在魏晋南北朝产生的隐逸文化的背景是何等的相似。于是，不管是园林的主人，还是园林的直接设计者，都对无为、隐逸、沉醉、麻木等抱有偏爱倾向以至情有独钟。桂离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仅掇山引水，遍植苍木，而且设茶室行茶道清修。宫馆内更是竹林七贤，以及各种各样的山水画卷和不拘一格的狂草，表达了对社会的厌恶和对自然的回归[9]。

道教对园林的影响，在中国和日本可以说大同小异，采用自然山水园的创作是大同，在园林的建筑上中国采用道观，而日本用神社，形式不同。另外，中国的园林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以入世治世为目的的园林作品的形象是人工味较重。而日本园林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以无为和出世为目的的园林作品的形象则是自然味较重。

五、园林文人的行动

中国的园林文学，最早应从《诗经》开始。如《诗经》写的灵沼、灵囿、灵台都是中国上古园林的形式。从周朝到魏晋时期的园林文人主要停留在以诗和赋的形式来描述园林之上。除了《诗经》之外，还有战国时宋玉的《高唐赋》、汉朝司马相如的《上林苑》等等，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皇家园林的辉煌。从两晋以后的文人的行动主要是按照园林诗画表达的形态和意境来影响和创作文人山水园。文人的行动主要包括文学和绘画两种。许多文人不仅以诗文，而且以绘画的形式直观地表达园林的构成，更有甚者，许多文人都直接参加了造园。象白居易、杜甫等都有实际的园林作品[10]。

清代以后的文人行动表现为观望和赞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入，文、理、工分科，文人更少参与造园活动，甚至连评论也少参与了。最后由于现代公园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文人行动对园林的影响日趋减少。在唐代形成文人写意山水园的时候，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开始兴起。作为文化载体输入日本后，历代天皇皆对汉家的儒学有很深的造诣，儒术是作为皇家的家传法宝在皇子皇孙之间代代流传。很多天皇象宋徽宗一样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直接参与设计和建筑园林的大师们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深造诣。日本的和歌集《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中有大量的诗是描写园林风景。成书于1001年到1008年的小说《源式物语》也有几十处提到园林，并有专门的园林景物描写和园林活动描写[11]。

六、园林美学

中国人的园林美学，是综合了孔夫子儒家理性主义和道家非理性主义，到了魏晋时期，在玄学的指导下形成感伤主义，其本质还是主情与主理的平衡。主理的理性主义强调一致，主张园林联系现实，重视园林的外部影响，目的在于维持秩序。主情的非理性主义则强调差别，主张园林表现个人的情感和个性，重视园林的内部联系，目的在于追求理想的境界[12]。越到近代，由自然主义走向人文主义，诗情画意越来越浓。

日本的园林最初是从中国传入的，大约在中国两晋时代。这一时代中国自然山水园形成的年代，正是园林美学正处于感伤时期。在唐代，日本的汉文化传入是经历了全盘吸收和日本化两个阶段，在园林中表现为模仿唐意山水园的形式，特别是白居易的《池上篇》对之影响最大[13]。园林的美就表现为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到了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武家的统治促进佛教的盛行以及园林中追求茶道的秩序美、枯山水的苍凉美。到桃山和江户时代，主情意识抬头，在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中更多地表现为主情与主理的协和上，但诗情画意不多，以苦行参悟为主。于是，总体看来，日本园林感伤意识较强，中国园林诗情画意较多。

对中日园林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传统，吸取精华，取长补短，彼此交流，以便创造出更精彩、层次更高的新园林，使中国园林成为世界园林的奇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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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巧丽.中日园林的历史关系[J].中国园林，2000．

[3]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4](日)重森三玲.日本庭园史图鉴[M]．日本京都：有光社，昭和十三年(1938).

[5]刘庭风.中日园林文学比较[J]．中国园林，2003，(2)：45-49．

[6]刘庭风.中国园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主办，2004，(2).

[7]安怀起.中国园林史[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

[8]张蓉，韩鹏杰.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9](日)中西进和，王晓平.智水仁山[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0．

[11]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M].中国建筑史出版社，1982.

第8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范文

中美商务谈判风格一：谈判策略的差异与思维方式中美谈判策略的差异是由各自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是综合性思维和线性思维。中国人重视综合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西周初期的《易经》提出了有机整体的初步图式，为中国传统综合性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进一步发展了综合性思维模式。儒家把自然人性化，道家把人性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相互连通的整体。后历经两汉的宇宙论、魏晋玄学、隋唐佛教的本体论和宋明理学体系，综合性思维渐已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一(连淑能， 22)。受其影响，中国人倾向于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即将宇宙视为一个整体，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研究。虽然中国人也习惯于把事物分成对立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对立面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谈判中，中方代表凡事先谈原则，后谈细节，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

美国人倾向于线性思维方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其哲学思想密切相关。西方哲学对世界的构成问题是从元素论起步的。水、火和空气等多曾被视为宇宙的构成物。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后，伊壁鸠鲁和卢克来修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建立了西方古代宇宙观的中心学说。原子论学说体现了古希腊哲学对元素、结构和形式分析的注重，是其线性思维方法的体现。15世纪下半叶后，以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事物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了主导地位。此后，笛卡儿明确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把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开创了西方近代哲学。线性思维方式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因此，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就成了是美国人思维的特征之一。由于受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因此，美国人往往对具体细节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讲究实际，一开始就急于讨论具体款项，他们认为合同是一套完整的、应被遵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

中美商务谈判风格二：.谈判决策的差异与权力差距文化不同决策机制的形成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中国文化属于高权力差距型文化(high power distance)，即人与人之间由于阅历、职位、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上下级式的纵向关系。人们比较看重地位的差别，以及自己在上下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这种纵向的上下级关系时刻影响着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国文化着眼于伦理本位，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中国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为儒家思想滋生和成长造就了丰沃的土壤。这是因为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加强了个人对家族的依赖，使得血缘关系进一步巩固。而建立于血缘关系之上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其中，父对子，长对幼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在他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平等。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的血缘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摆脱和超越的。建立于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儒家学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孔子思想的影响加强了社会等级制度，在中国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始终有某种程度的盛行， 并影响着个人的言行举止。总的说来中国人也接受了在社会生活包括商务谈判中缺乏自主权或自主权不高的情形。中方谈判组成员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内行事，最后的决定通常由未参加谈判的上级做出。

美国文化属于低权力差距型文化(low power distance)。在美国受平等观念的影响，人际关系一般是呈横向状态的，交流的双方是平等的。谈判人员之间是业务横向 (平等) 关系。他们不拘礼节， 平等相待， 对正统的商务礼仪、客套、座次等关注较少。美国文化中的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古希腊商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商业文明，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迅速解体而为新型的利益关系契约所取代。契约关系的建立意味在此关系中人人平等，因为契约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保护商业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使商业真正按照经济规律运转。同时，随着建立在平等和契约基础上的古希腊民主制的城邦制国家的确立，服从权威被公民民主政治所代替。社会组织的变化标志着社会组织结构不再以等级身份为核心，而是人人平等。1776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把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视为人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享有的三大权利，人人平等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体现。由于人人平等，加上又有各种法律肯定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的权益，造就了美国人的强烈而突出的个体意识。所以在美国文化中人们以个人自我的实现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则，形成了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张力，他们崇尚自由、平等、竞争。谈判时美方突出个人的作用，往往会指定某个人全权负责谈判，有其负责制定必要的决策和完成必要的任务，同时行使其相应的权利，在其职权范围内自行做出决策。

第9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差异范文

一、中国历史建筑哲学———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的哲学定理是中国建筑哲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对我国建筑营造观念的各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这一观念一直指导着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传统的古代师徒制度将建筑工匠们的经验以及技术口口相传，加之灵活使用和思维的拓展，古代设计、规划与施工等营造活动则显得更为丰富多变，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智慧形态。如战国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叙述了有关城市建设的完整规划思想；在建筑规划的选址、布局、规划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水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如“辨方正位”、“相土尝水”等理论的流传，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独立建筑中，我国特有木架结构将建筑本身的结构相互“锁住”。使整个框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并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独有结构特性，达到“墙倒屋不塌”的建筑水平，可谓独树一帜。在整体的建筑中，中国建筑多以组合而有序的排列为多数，讲究各个独立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廊柱等结构联系起来；而在建筑色彩、建筑方位以及建筑形式及空间等结构方式中，也常常杂糅“天干”、“地支”、“八卦”、“五行”、“阴阳”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充分显示出华夏子民对整体构思的重视，而并不是注重条分缕析的思维特点，将人与自然、建筑等构成有机的和谐整体。难怪李约瑟在游览和研究清代皇陵后由衷地赞叹道：“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深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会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历史建筑美学之和谐

中国建筑的和谐美，同时体现在建筑形制的和谐上。儒家学派的思维特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浸透于生活中的每个领域，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与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尤其体现在宫殿、坛庙、陵寝等皇室建筑形态之中，这也变相地表明中国古代建筑用自己的“身躯”与“血液”写下了当时帝王社会的“政治伦理学”，并通过建筑形式的尺度、均衡、对称等形式美学原则以及色彩、线条、体块等手段将本是抽象的伦理道德符号的演绎，变为具象化的“礼乐和鸣”。

（一）“中正无邪”的布局构造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对称形体的构成体现了尊严和重要的特性。从结构与功能上区分，大致分为正堂区、休寝区、苑囿区三个功能区域。根据传统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价值观，在建筑领域里也能看到强烈的“尚中”情结，表现了我国建筑领域的设计者们清醒的世界理性精神，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统理念之一。集中体现在中轴对称的运用和强化以及中心对称的以攒尖式屋顶来强调的建筑形式。正如《乐记•乐论篇》所言：“中正无邪礼之质也”［4］。在周代时期，中国院落空间布局已经呈现出对称的建筑形态，重要的建筑空间处于中轴线或中心点上。这种以方正的院落空间为基础，于其中营造各式对称秩序园林建筑形态的方法，已然成为城市、宫殿、坛庙、庭院建筑布局的主要模式。中轴线南北贯穿，建筑物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左右交轴线则往往被忽略。西方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曾从人的视觉角度说明对称对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对称所以投合我们的心意，是由于认识和节奏的吸引力。当眼睛浏览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每隔相等的距离就发现引人注目的东西之时，一种期望，像预料一个难免的音符或者一个必需的字眼那样，便油然涌上心头”［5］。

（二）“高大为贵”的审美态势

中国传统建筑中，功用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体量。在王权建筑中，常常通过巨大的体量感来突出王权的尊贵和震慑力。所以建筑物本身的体量感便成为华夏传统建筑艺术的又一个和谐美的重要品质。只有通过强大的体量感，才能彰显王权的秩序性和人与当时社会的礼制的“和”。作为古建筑中重要类型的宫殿、都城、陵寝等建筑形式多是通过“高大为贵”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建筑本身的恢弘气势。《周易•彖传》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者，阳刚、威壮、雄大、壮美之谓也。就是传统建筑“高大为贵”之观念的深刻反映。建筑的尚“大”之风，在建筑史上一直保持着一脉相承态势。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这一描述将阿房宫的体量之大、气势之恢弘、面积之广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再如唐都长安，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唐长安都城的外郭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其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的10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万里长城的建造无疑是中国建筑的卓越表现，它蜿蜒盘旋的身姿如同飞舞磅礴的巨龙，盘卧在中华大地上，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舞动着，向人们传颂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故事。

（三）打破绝对对称的“均衡之美”与“礼乐韵律”之美的呈现

传统建筑中的均衡之美是与中轴线或中心点建筑形式相关的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又一基本美学特征。“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的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2］12。均衡感从建筑形象上来讲，具有安慰、灵境、坦然、持重之感。但是，建筑布局的整体效益还受制于很多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等，如具体的场地、交通、地形、山势等因素。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往往通过多变的艺术处理形式，将建筑在绝对对称形式被打破的情况下使设计依旧保持良好的均衡性，使建筑仍然具有良好的均衡审美效果。如我国著名传统帝王建筑十三陵，其中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中心，本在神道的设计中用纵深笔直的道路铺设才能合于中轴观念，但由于神道两侧远山布局体量变化所致，便将神道走向做了偏东北方向的艺术处理，使神道在略有弯曲的基础上靠近东部形态较小的山峦，远离西部形态较大的山峦，这样便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更符合均衡之美的建筑构图。“礼乐韵律”之美是中国建筑美学中的重要语汇，是塑造意境美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自然中，韵律美随处可见，起伏的山峦、荡漾的波纹、绵绵的细雨都是韵律美的体现。而建筑艺术中的韵律美则是通过相同或相似的构件装饰等按照一定规律规则排列成的。整齐的韵律美将建筑的外在或内部在布局或形态上获得完美统一，进而达到和谐的境界。“韵律是使任何一系列大体上并不相连贯的感受获得规律化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方说，一些散乱的点，我们要想记住它，虽说不是不可能，那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点所仅有的效果，是混乱或单调，别无其他。如果把同样数量的点分成组，这样一来，整体效果就是可以认识的一种重复了，这些系列马上就变得有了连贯性，我们说它已经图案化了。眼睛常常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感受归类成为一个有韵律的系统，所以在看星星时，人们常常趋向于把那些距离大致相等、光辉大致相当的星星看成一体，从而建立起一种星座图案，一种美学上的满足就会应运而生。”［6］在传统建筑布局中，中国建筑韵律是通过建筑群落以横向铺排布局而在平面上展开的。如故宫的部分房屋设计，用统一的柱子等距离排放，柱后窗门样式相同或相近，每隔一段距离便是一间屋室。屋室多为左右对称，或是在柱边放置大小齐一、数量齐一的台基。有序不乱的固定模式定期重复，宛如音乐的不同声符的和谐交织，既显示出了王权的壮观景象，又不失庄严中的韵律感与节拍感，在心理上使人得到统一排序的震撼效果。

三、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的和谐之美

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必然对中国建筑哲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其所表现的美学意义依附于“礼”的特点十分明显。而中国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建筑美学中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对中国建筑艺术也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在哲学范式中，儒家与道家学派都讲求“天人合一”。但究其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情理统一的审美理想被宫殿、陵寝、庙宇所呈现，那么道家的心物相通、追求自然和谐的审美之道便在我国古典园林景观中淋漓地体现了出来，更在文人士大夫中获得了自由的升华。在古典园林中，建筑是被赋予其中的，构成园林所必要的条件就是建筑。山水中的亭台楼阁，小河边的拱桥轻跨，百花中庭院点饰的美学意境随处可见，它们都是园林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林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建筑美的光辉。道家将“无为”作为“天人合一”的道法，人只要以“无为”的态度回归自然，便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强调自然与返朴归真的情怀，也正是这种情怀奠定了中国建筑美学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园林是人们亲近自然，从“内”向“外”的重要媒介，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之所。它把建筑变相地运用于现实的自然环境，是建筑向室外空间的有机延伸和拓展。中国园林美学讲求意境之美，意境之美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灵魂。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和谐为美的审美意境，意境为中国园林美学之灵魂，是中国园林追求的对美的事物的审美的创造，其和谐是由多元化和不同差异杂糅而成的优美。在园中，只要角度稍作变化，就能将庭院的景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进入“人动景变”的情景中去，产生一种虚实相生、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也是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审美意境，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将无限的景致囊收其中。在传统园林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造园者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将空间组织调整，圆满地解决了“无限于有限之中”的矛盾，将美的感受不断丰富完善，创造出园林艺术的意境之美。在传统园林中，造园者以景观为物质基础，以“天人之际”为表现形式，以“心与境契”为理想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创造出了无穷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意境。

四、历史传统建筑中“和谐之美”的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