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思想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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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榆林能源集团与榆林学院产学研合作项目管理研究课题“企业员工心理健康实证研究”成果之一。

引 言

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障碍而退学、休学的人数持续上升，大学校园暴力事件以及有自杀倾向的比率也逐年升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心理教育已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何通过有效途径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已成为当下最主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基于西方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心理健康教育在理论和技术层面均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而从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心理教育思想和方法，则为改进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思路。

儒家思想体系引入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可行性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儒家思想体系里蕴含的丰富心理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这为发扬儒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提供了依据。关淑萍（2008）针对儒家文化对提升大学生心理自我调适的能力问题，指出传统儒家思想中闪烁着许多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对高校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自我维护意识和能力，解决大学生心理的许多困惑和问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周执前、姜巧玲（2009）针对制约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以及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深度剖析，强调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儒家思想运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路径。朱钧、韩建梅（2010）探讨利用儒家的有益思想来解决大学新生面对的主要心理问题，提出了在大学中加强儒家有益思想的宣传和应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建新（2012）针对儒家人本思想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应用，要求高校教育目标确定应该一切以大学生为本;并对儒学中“修仁”思想、“仁德”思想进行了阐释，希望大学生懂得“忠恕之道”;提出“修身”论的思想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方法指导。

由此可见，将儒家思想体系引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是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的。

儒家思想中蕴含的典型心理健康教育观点

1.儒学中的“外推”观

儒学思想具有显著的“外推”特征[1]。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思想，是构成大千世界中进行人与人之间文明对话的基础，包括安乐哲在内的外国学者也高度认同孔子对“自我”的逐步塑造，认为“内向”地调整具体的个人秩序而不是外在地满足“抽象的、先验程式”是儒家思想有别于西方学说的特征。

将儒学阐释的这种“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观点应用于高校心理教育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为己”“修己”和“求己”是“为人”“安人”和“求人”的起点和基础。儒学思想中的“外推”特征对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可鉴意义。

2.儒家思想中的“人格培养论”

儒家思想把人们道德人格的构建和完善基于教育上，将理想中的道德人格塑造作为驾驭的根本目标。《大学》中“明德、仁爱、弘毅人格”就是孔子倡导的“仁德” [2]。孔子将“仁”看成人道德人格是否健康的首要因素。儒家思想强调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还要教学生做人;要教学生如何自律才能做好人的他律。儒家思想体系中基于理想道匀烁竦乃茉旃鄱缘鼻案咝4笱生健康的道德人格培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儒家思想中的“心理行为养成”论

儒家思想中将理想的道德人格者称为君子，并对君子的道德行为准则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儒家思想提倡：“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即君子行事要恰到好处，能做到中庸。儒家思想还强调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首先要严于律己、强化自身修养且具备高尚的气节。

以儒家思想认定的君子准则和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对于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儒家思想提倡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大学生看待问题时更加理性，中庸之道提倡了求真务实和全面客观的积极平衡心态来发展健康的人格，这一点在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更有其独特应用价值。另外，儒家思想还追求修身克己、注重超越自我，这可以帮助大学生通过修身克己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促进坚毅人格和高尚品德的形成，提高意志水平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平衡发展。

4.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论

儒家思想的和谐理论强调身心和谐，追求仁爱谦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强调通过尊重、宽容、谦让来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构建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质就在于能够促进大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地处在共生关系系统中[3]，使当代大学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更加自如地面对生活，自然就能维护心理健康水平。

《大学》中将身心和谐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将修身作为“根本”。孔子也提出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等基于人身心和谐论的阐释。儒家思想体系中基于身心统一、和谐的观念对于培养大学生谦和、宽容的理想人格、实现大学生价值观的培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借鉴儒家思想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也强调了要突出功效性，尤其是强调了方法的应用和内容的多元化发展[5]。但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途径单一，实效性较差。而儒家思想体系中注重的“自强不息”、“仁爱谦和”、“中庸之道”、“修身克己”等理念，对改进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1.借助“中庸之道”有效纠正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失衡问题

随着社会发展，大学生自身心理素质显现出一定的特异性，易造成其心理失衡，如对他人嫉妒、妄自菲薄等。这就需要借助中庸之道加以调节。如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6]。而朱熹将“时中”作注为“随时以处中也”。“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孔子要求学生也能够善于对自身心理进行自我平衡，以实现“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理想人格。应用中庸之道养成理想人格，可解决大学生心理特异性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不健康的心理问题。

2.借鉴“修身之道”促进大学生健康的人格养成

“修身养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体现了民众善于进行心理平衡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出“身心修养”的统一论观点即“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 [7]，这些理论对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以及对人身心健康的意义进行充分的阐释。《大学》中则提到“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这些基于修身之道的辩证思想对于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3.借鉴“忠恕之道”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代很多90后的大学生很难与人处理好人际关系，一些大学生由于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欠缺或缺失也致使这些大学生心理问题不断加重。儒家思想重视人际交往中理解和换位思考。孔子就从人与人相处的原则立场出发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的思想，而子贡从人与人相处的消极原则出发，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两个观点构成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忠恕之道”，朱熹也对“忠恕”进行了阐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儒家思想体系中基于人际交往并重视理解和换位思考的“忠恕之道”，为当代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依据。

结 论

儒家思想中蕴含的内在“道理”和人文思想是当代心理健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儒家思想体系对于高校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有现实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对于解决当代大学生心理平衡、帮助大学生养成和培育良好道德和理想人格的完善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适当渗透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经典理论，不仅利于大学生正确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身心和谐也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淼森：《从〈大学〉〈中庸〉看原始儒学的超越性维度与当代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217-223页。

[2]关淑萍：《谈儒家文化对提升大学生心理自我调适能力的启示》，《继续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33-134页。

[3]周执前、姜巧玲：《儒家思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75-77页。

[4]朱钧、韩建梅：《论应用儒家思想应对大学新生心理问题的理念》，《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28-29页。

[5]马建新：《基于儒家思想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江苏高教》2012年第6期，第131-132页。

[6]王岳川：《〈中庸〉的精神价值与当代意义――〈大学〉〈中庸〉讲演录（之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1-22页。

第2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 传统文化教育 历史课堂教学 民族精神

一、背景介绍

本节课讲述的内容是“中华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有关法律的内容。在课前准备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民族精神教育能否与教学内容不相冲突、不喧宾夺主。怎么才能体现民族精神呢？

中华法系的“以礼入法、礼刑结合”的特点是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礼”的传统在法律中的表现，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这一特色更是鲜明地体现在历代历朝的法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以上特征，这节课的重点设计为中华法系的特点。怎样才能够实现在讲述中华法系的特点时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呢？同时也能够通过对中华法系的学习，产生为中华博大、优秀的传统文明而自豪的情感，坚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努力的信念。

另外，学生在初中的语文和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已经接触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也学习过有关儒家的名言名句和建立情况。因而对于儒家是不陌生的，但是对于中华法系却是全然不知道的。要让学生对中华法系的特点有全面的了解，就要充分运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知识储备，让学生用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

二、教学过程

为了实现课前制定的目标，我首先引用《唐律疏议》中“十恶”“八议”的内容，希望通过对条文的解读，了解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进而归纳这些规范，最终引出“礼”的概念。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忠君、孝道”，也知道这些内容就是“礼”的体现。同时设计了三个案例，第一个讲述的是父亲包庇杀人的儿子，第二个讲述的是为父亲报仇的女子，第三个讲述的是居丧嫁娶的故事。这三个案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法系的特征，希望学生在对案例的讨论和思考中理解“礼”的思想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案例确实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提出：“甲爱子心切，不应该有罪”“乙杀了人因该充军”“判决有罪就太没有人情味了”“父母去世时结婚就是对父母的不孝”等观点，还积极地扮演法官的角色。当听到为父报仇的女子得到丰厚的奖赏的时候，全班同学一片惊叹。但是听了我的解释后又不禁点头称是。

接着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我再一次询问大家“以德服人”“《春秋》决狱”体现了中国古代哪一个学术流派的思想？“儒家思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那么快就能回答出，这说明学生对于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了。

讲述“西汉中期儒法结合”时，我提出第一个问题：“儒家思想是由谁建立的？”学生大声答道：“孔子，还有孟子。”“对！”我心中暗暗赞许，“孟子也是儒家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儒家有哪些优秀的传统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非常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看得出同学们回忆了自己曾经学过的和看过的课文，但是遗憾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却没有提及。然后提出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你们知道哪些？”学生没有回答。于是我按照事先准备的内容介绍了“三纲”，似乎没有能够引起共鸣，一片摇头，还是一片摇头。

三、自我反思

很快一节课就过去了，对于整节课的过程和在课堂中学生的表现值得反思。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这是一节以讲述法系形成过程、特点和影响为内容的历史课，不是以宣扬民族传统精神为主的思想品德课程。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与传播就必须与课文的内容相结合，为课文的内容服务，不能为渗透而渗透。这就要求教师对一节课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找出两者相结合的最恰当的地方。《法系》这节课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华法系虽然是法律内容，但是中华法系本身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映。无论是其内容还是特点，都是建立在儒法思想的基础上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千年，法律中也处处体现。所以让学生感受中华法系的内容，了解中华法系的特点，可以说就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宣扬。因此在课文设计中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尽可能详细地分析与解释，让学生听懂了内容也就是传播了传统文化与精神。另外，全部内容尽可能地使用历史资料，不仅“十恶、八议”取自于《唐律疏议》的原文，而且使用的三个案例全部来自于史籍，三个案例既有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又有当时的审理判决的情况。在向学生展示时，可把三个案例全部用现代语言扩展，让学生了解案情。但是案件的判决要使用原文，从而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法系鲜明的特点，同时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剖析。对案例的思考也是让学生在作出判断的同时对法律的一次体验，让学生认识到是非善恶的重要性。

第3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范文

隋抱朴的这种儒家形象的发展与当代的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品的发表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80年代人们都有着一种发展的渴望，人们是这样，国家更是这样。随着的召开，国家的发展也是走向在一种全新的模式，改革开放也在思想上为我们提供了保证，新的事物的出现，人们的思想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看法。人们开始对社会的发展尽心思考，这也就产生了对社会发展的不同的思想。而隋抱朴的这种儒家的思想就是作者对社会的发展找到的新的答案，也是当时的寻根一派的对社会的不同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寻找不仅仅是对社会发展的道路的一种寻找，也是对我国国民在思想灵魂上的一种寻找，这是起到了双重的作用的。隋抱朴儒家的思想得到认可，也是读者对种儒家的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的一种认可，也在思想上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一种范本。时代的因素在当时是主要的因素之一。隋抱朴的这种儒家思想在深刻的内涵上也是存在于当时的这种社会的基础的，社会已经不仅仅是需要一种新的启蒙，而是在合理的生活的轨道上找到以往合理的生活思想规律，这对于人们来说是相当的重要的。而作者张炜也通过隋抱朴的儒家思想的认可得到新的确立。在当时那个近乎疯狂的80年代，人们的思想经历的是当时最活跃的西方的影响。这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推到作用。而且我们也看到这种新的儒家的思想与时代的发展也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的内容，在一方面这种儒家的思想丰富了社会的存在的思想，而在另一面社会的整体的发展也为儒家思想的存在提供了良好的保证。只有一个开放的社会思想的包容的力度才会得到增加，这是在80年代的一种很好的体现。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文学的发展的，文学的发展更加的离不开社会的发展。而且社会的思想的力度也深深的制约这文学的这种发展。隋抱朴的儒家的思想的也是在这一层面看到的社会的文化的一种显现。在80年代的寻根文学里我们不仅仅看到的这种对儒家思想认同的一种，这仅仅是当时的一个某方面，也是寻根中对社会的发展进行儒家解释的一部分，许多的作家还把社会的发展的看到的是道禅文化，还有楚文化等等。这些都是对社会发展的合理的解释，这也无疑构成了寻根文学的多元化的发展。

二、隋抱朴的儒家思想与自己的深刻的矛盾性

隋抱朴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人。他的名字就来源于“抱扑见素，少私寡欲”的儒家教义。他从小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中国传统文化是最不讲人性的，把人的正常的视为消极的东西，把社会的理知规范视为神圣的完全积极的东西。在这样文化背景下的隋抱扑，注定了成为方面的悲剧人物。隋抱朴首先是一个人，就必然有人的七情六欲。妻子桂桂死后，小葵是第一个闯入他生命的女人，也是他一生钟爱的女人。面对小葵的约会，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他最终“突然转身向着河滩跑去了。他像要扑向一个什么东西，没命地奔跑，嘴里同时还发出谁也听不清的咕囔声。”从他的这几个动作，足可以看出他对小葵的情感是多么的强烈。之后，由于被小葵嗅过手掌，常常睡不着觉，要不就做梦有人来捧他的手掌，他曾无数次偷偷伏在小葵的后窗上。小葵经四爷爷点头嫁给李兆路，使得隋抱朴彻底失望，可他内心的渴念一分未减，受尽了折磨。在李兆路外出当盲流的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抑制不住内心火一般的热情找到了小葵。李兆路的意外死亡，给隋抱朴带来了堂而皇之接近小葵的机会，但是，他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充满愧疚，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情感要求。小葵盼望并期待着隋抱朴走进她的生活。一次在蓖麻地里的相见，小葵渴望抱扑能在众人面前堂堂正正地直面他们的关系，然而小葵失望了。正如书中所写的“：那一天，抱扑没有站起来，也许就在也站不起来了。”“爱是人性天国的核心，是这个王国中最活泼、最美丽、充满生命的根本因素”，然而抱扑与小葵的爱却走到了尽头，不是因为不爱，却因为抱扑的特定文化和特定性格。隋抱朴的心灵深处，强烈呼唤一种火一般的爱情。他有时表现出一股勇于进取的力量，一股往着高处涌流的狂奔不息的热血。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传统文化留下的巨大投影，困扰束缚着他，一种儒家的教益充斥着他的内心。他的出身，他的原罪感，他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背离了自己的情感要求。他的内心世界充斥着矛盾，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使他有时倾向于情感的天平，有时又充满着自责、忏悔的矛盾心态。人类“缔造的文化体系，表现了人类对善的追求，但是，也处处有伪善的部分加在其中，与真实的善的追求形成对抗的力，因此，在人的文化欲求中，总是接受着祖先文化遗产的双重积淀，这种复杂的情况也使人的文化追求体系本身又有两种力的拼搏。”文化的虚伪成分无情地摧残着抱扑的身心，人为地强迫他熄灭自己的欲念。社会理知规范无情地征服了他的情感，这个征服的过程是充满着灵魂的惨烈的战争的。隋抱朴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他可以忍受形而下欲求的折磨而从形而上的欲求中得到些许满足，如苦思冥想。他有一种大爱之心，这使他往往陷于有所爱而不得所爱的深刻矛盾之中。闹闹，一个洼狸镇最妩媚的女人，她心中一直爱恋着抱扑。闹闹对抱扑的火热感情，抱扑这个充满大智慧的男人，他不可能感觉不到；但在几次心灵的颤动后，他以冷静的面孔，不敢直视的目光，面对这位活力四射的姑娘。小葵的再嫁，能否给他一次机会，做一次自己情感的主人，使闹闹不再成为第二个“小葵”呢？传统文化在隋抱扑的世界中，好象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这个幽灵断送了他一生的爱情，一生的个人幸福；但同时，也因为这个幽灵，使他怀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知识分子情怀。从这一点上来看隋抱朴也是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毅力，这也是儒家思想在内在的赋予他的坚毅的品质所在。

三、隋抱朴的儒家文化思想具有的现实的意义

隋抱朴的这种儒家思想对现在的社会具有着广泛的现实的意义。在现在的社会发展的今天，隋抱朴这种儒家的思想是我们所应该具有的，这有利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会更好的发展，因为儒家思想主要的行为是与人为善，这样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才能看到社会的发展的有利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的社会已经改变得太多，这样的社会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们的深层次的交往，隋抱朴的这种儒家思想的善良是我们的榜样。眼看到了自己家里的不幸，也看到了社会的不幸，这样在隋抱朴的身上就埋下下了善良的种子，看的不幸的事情多了就得到了自己内心的净化。这在巴金的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这方面无疑与巴金存在这很相似的方面，巴金在城墙上每天看见杀人，心中也就有了对社会更加深刻的了解。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隋抱朴的这种不幸的发生也为其带来了观察社会的机会，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沉淀。人的生活经历这许许多多的事情，这种磨练也是对隋抱朴这种儒家思想形成的关键的因素，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启迪。作家张炜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我们看到了时候的残忍，也看到了的无情的存在。这些深重的苦难都被隋抱朴所承受下来，善良背后的儒家思想的存在。此外在书中还有隋见素、隋含章、赵多多、四爷爷、隋不召等人物的描写，更加衬托了隋抱朴的儒家思想的情怀。也是作者要深刻表达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粉丝厂的继续的发展，隋抱朴的接管也是一种儒家思想上的胜利。而且这种现实的意义上还表现为那种特殊的大爱，我们可以看出抱扑有一颗大爱之心，普度众生的大爱。而且除了大爱，他还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作为长子，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爱心，在弟弟见素在城里得了绝症后，他来到弟弟身边的第一句话就是“见素，我来晚了，我该早来看你。我是老隋家的长子，不该让你一个人出来闯荡。我没有尽到一个大哥的责任。”一股浓浓的兄弟之情流淌出来；这些都为现在的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四、结语

第4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范文

从庄子的视域看儒家，我们发现庄子对儒家的理解是精确而深刻的，且丝毫不逊色于与其同时代的儒家著名人物孟子。

一、儒家之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自孔子创立儒家始，儒家即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孔子问其子孔鲤“学诗乎”、“学礼乎？”并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要求孔鲤学习《诗》、《礼》。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言诗、礼、乐之于人生炼养的价值，可见其教育弟子离不开《诗》、《礼》、《乐》等。至于《书》，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材。据《论语·宪问》载，孔子弟子子张与孔子有关于《书》的问答：“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是孔子以《书》教育弟子的明证。孔子四十多岁时曾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希望能够活到五十岁，从而有时间学《易》。学《易》之后，孔子即以《易》为教材教育弟子。《论语·子路》载孔子引《易经》恒卦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然后评论道：“不占而已矣”，这即是证据。从《论语》来看，虽没有载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但是，《春秋》由孔子本人所作，孔子视之甚重[①]，想必会以之作教材的。

在《诗》、《书》、《礼》、《乐》等教材中，孔子教授最多的应是《诗》。因此，《论语》载孔子谈《诗》处较多。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是对《诗》的内容、意旨的高度概括；孔子说：“《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篇的评价；“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殉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句的解读。孔子教授《诗》，用力甚多，恐与孔子的“兴于诗”的主张有关。

由于孔子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也由于儒家思想与《诗》、《书》、《礼》、《乐》等关系密切，多是对其解读、发挥和利用。可以说，离开了《诗》、《书》、《礼》、《乐》等，儒家就失去了其根基。所以，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多重视《诗》、《书》、《礼》、《乐》等，并利用其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郭店儒简中的《性自命出》出现《诗》、《书》、《礼》、《乐》并举：“《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六德》出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举：“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而郭店儒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等篇的作者即是引《诗》、《书》以表述己意。

庄子看到了这一点，谓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并且，刻意通过老子与孔子的对话，经由孔子之口，把上述著作称为儒家之“经”：“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天运》）。此处，庄子笔下的孔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儒家之“经”，而与其“对话”的老子也承认这一事实，不同之处在于孔子以为儒家之“经”承载“先王之道”，而老子认为儒家之“经”所记载的乃是“先王之陈迹”而已。

关于儒家各“经”之旨，孔子只以“思无邪”（《论语·为政》）概括《诗》，而于其他诸经并无概括；郭店儒简作者云：“《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语丛一》），虽有概括，却拘限于各“经”的内容或所涉及的范围，且也不甚准确；庄子却以极其精彩而准确的文字概括之，他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这种概括，透显庄子对于儒家之“经”的深入思考和精准把握。

因为把《诗》、《书》、《礼》、《乐》等看作儒家之“经”，庄子在讽刺、丑化儒家时即时常引用之。例如，庄子讽刺儒者极力用《诗》、《书》、《礼》、《乐》取悦于君王，却适得其反：“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武侯大悦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庄子·徐无鬼》）。再如，庄子丑化儒者盗墓还引经据典时云：“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二、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

儒家的经典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六经各有其旨，由六经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深刻而丰富。这深刻而丰富的儒家思想有没有其核心？如果有，其核心是什么？

我们先看孔子。孔子虽然曾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谓其思想有核心，可是，未曾明言其核心究竟是什么，至于曾参所解读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以忠恕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不准确的。忠恕只是为仁的方法而已。后世学者，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或折衷以上两种说法，谓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这些说法各有道理，又均难以说服反对者。再看郭店儒简。儒简中的《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并举，列为“五行”；《六德》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为“六德”，曰：“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忠信之道》则将忠、信并举，集中讨论忠、信。无论是从郭店儒简各篇，还是从郭店儒简总体上看，都难究郭店儒简思想之核心。这表明，要看出孔子思想的核心、郭店儒简思想的核心，并指出其核心是什么，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把握从孔子到郭店儒简的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并揭示出其核心是什么，更是困难重重。

庄子认为儒家思想从总体上讲可以仁义礼乐概括之。庄子在描述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被毁坏时说：“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批评儒家思想是破坏“至德之世”的根由，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与此相同，庄子在解释“赫胥氏之时”的灭亡时说道：“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同样指责儒家思想毁灭了“赫胥氏之时”，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另外，庄子曾云：“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天道》），要求圣人持守道德而脱离仁义、摈弃礼乐，用道家思想否定儒家思想，用道家的道、德否定儒家的仁义、礼乐，这也是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仁义礼乐。

儒家思想主要是仁义礼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庄子认为是“仁义”。《庄子》一书，“仁义”连用处颇多。庄子谈及儒家、批评儒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直指仁义。这些，就是证据。例如，庄子批评儒家时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即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再如，庄子批评儒家的君子时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庄子·骈拇》），也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另外，庄子通过儒道对比论述道的特征时说：“吾师乎！吾师乎！ 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以道与仁义相对，而道为道家思想的核心，由此也可推知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庄子设计孔子与老子相见时大谈“仁义”：“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庄子·天运》）。孔老相见，所谈应是自己学说的主旨。从孔子谈“仁义”，从老子反对“仁义”，可以看出，庄子是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庄子还设计孔子长久未能得道而求见老子，老子批评孔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庄子·天运》）。此处，孔子言其未得道，老子却批评仁义，指出固执于仁义才是阻隔道的根源。可见，庄子笔下的老子是把仁义当作孔子之道，也即当作儒家思想之核心的。此外，庄子还记述孔子师生被困于陈、蔡时，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所谓对话：“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庄子·让王》）在对话中，孔子明确说明其所谓的“道”是仁义之道，把“仁义”看作自己思想的核心。这是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使然。

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写到，孔子欲将自己所著的著作藏于周王室，子路劝孔子先拜见已隐居在家的“征藏史”老子，请老子作中介，孔子赞同这一办法，“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纟番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这里，由于儒道观点、主张大不相同，老子对孔子著作不以为然，而孔子情急之下试图说服老子，明知老子知晓自己的思想还在老子面前谈论、介绍自己的思想，老子不愿详听，希望孔子简介其主要观点，孔子概括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这是庄子通过孔子之口，说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

三、儒家人性之内容：仁义和感官欲望

人性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子贡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有丰富的人性学说。遗憾的是，《论语》所载孔子人性言论仅“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一句话。郭店儒简始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成之闻之》）的划分，有“仁，性之方也”和“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这两种关于人性内容的解读。

庄子认为儒家内部对人性内容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大致包括以仁义为性和以感官欲望为性这两种类型。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仁义”，庄子首先是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在此，孔子肯定仁义乃人性之内容，并以仁义之于君子生存的绝对价值、仁义是君子之为君子的本质所在，论证仁义为人之性的必要性、必然性。至于仁义的内涵，孔子解之为心正和悦、兼爱无私。老子批评兼爱之迂腐和无私之虚伪，破除孔子所讲的仁义的价值，然后指出人性犹如天地之“常”、日月之“明”、星辰之“列”、禽兽之“群”、树木之“立”，乃是人的自然本性，并非外在于人的且制约人的本性的仁义。上述论辩，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是把仁义视作儒家之人性，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论辩。

除却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来表达儒家以仁义为性的观点之外，庄子还通过直接批评儒家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这在《庄子·骈拇》中有集中的表述：“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的意思是人性自然，以仁义为性实是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那种把仁义当作人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里，庄子用道家的人性自然对抗、批评以仁义为人性的观点。其所批评的以仁义为人性，就是儒家的人性论，因为在庄子看来唯有儒家重视仁义并以仁义为思想的核心。

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郭店儒简已现端倪。虽然《语丛二》云：“情生于性”，谓情源自性，乃性的外显；《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解人性为情，包括喜怒哀悲和好恶等，但是，《语丛二》又云：“欲生于性”，言欲出自性，乃性的表现。庄子却认为儒家人性的内容除了仁义之外，还有感官欲望，他说：“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这是用道家人性自然的观点来批评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而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在庄子心中恰是儒家的观点。庄子之前的郭店儒简的“欲生于性”（《语丛二》）的表达，与庄子同时的儒家著名人物告子[②]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界定，均可作证据。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在庄子看来，这感官欲望包括口、耳、目等感官对于味、声、色等的欲求。

四、评判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从庄子和孟、告关系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庄子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乃儒家经典，仁义乃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时还是儒家人性的内容。此外，儒家人性内容还包括感官欲望。我们知道，孔子精通《诗》、《书》、《礼》、《乐》、《易》，又作《春秋》，以此教育弟子，孔子之后，儒者均以上述六书为讲学的基本教材。庄子因之概括之为儒家的“六经”，可谓水到渠成。问题是，孔子思想并不以仁义为核心，郭店儒简的思想也不以仁义为核心，从目前所见到的儒家文献来看，到孟子时才以仁义为核心。一般认为庄子与孟子同时，彼此却不知道对方及对方的思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种可能是，孟子之前，有的儒家人物即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另一种可能是，庄子敏锐地看到了儒家思想发展的趋势，断定孔子之后，儒家必然从重仁转向重仁义，儒家思想必然从以仁为重心转向以仁义为核心。假使第一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不是由孟子所“发明”的；假使第二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是由庄子和孟子同时提出的，虽然庄子不是儒门中人。当然，如果我们设想庄子知道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解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实质上就是对孟子思想的概括。

另一个问题是，孔子本人只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仅言“仁，性之方也”，就目前所见的儒家典籍来看，直到孟子才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这也与庄子所说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不太一样。如果庄子与孟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要么是对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的概括，虽然囿于史料缺失，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我们知之甚少；要么是预见到儒家因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必然会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假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就没有多少原创性，只是对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的扩展；假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认定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与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学发展来说就具有相同的价值。如果庄子了解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以仁义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孟子人性论的提炼。

还有一个问题是，郭店儒简《语丛二》只云“欲生于性”，并未明言欲即是性，就目前所见儒家史料来看，儒家直至告子才始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明确提出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如果庄子与告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可能是对告子之前的儒家人性学说的概括，也有可能是对儒家人性学说未来发展的准确推论。如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告子以食色为性的观点就缺少创造性，仅仅是对前辈人性论的重复；如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同告子以食色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家而言，就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如果庄子熟知告子以及告子思想的话，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质上即是对告子人性理论的总结。

（此文改定于2008年3月10日）

第5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 思政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璀璨明珠，它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考验与洗礼，依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来讲，通过对儒家思想精髓的科学认知与合理借鉴，对于思政教育时效性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是新时期摆在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n题。

分析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现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文化传承性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儒家思想的文化本性始终未发生改变，即通过文化来实现对人的“统治”。而现代思政教育衍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基于历史发展对儒家思想现实发展的审视。儒家思想在时代的变迁中饱受经济、政治、文化的洗礼，在一次次的磨砺中塑造了其鲜明的应变性与融合性，在历史的演进中，儒家思想始终承担着“吐故纳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与精髓所在。三是基于现实性对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就现实来看，部分企业以传统道德作为指导思想来谋求企业的更好发展，部分地区通过开展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和宣讲工作，提升了公民的素质，改善了社会风气。 儒家思想中值得借鉴与发扬的理论

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人的价值肯定与尊严的重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天地之行人为贵”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他认为人的生命力是这世间上最宝贵和最具价值的。孟子基于孔子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即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而道德意识便是这一价值的内在表现。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是因其具备了道德意识与做人的尊严。“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欲有甚于死者”两句名言便是对孟子“人本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一句的意思是说人格尊严比生命更加的宝贵，第二句的意思是说人格的丧失比死亡更加的可怕，深刻地体现出对于人价值与尊严的肯定。中华民族在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行为模式与心理结构被赋予了鲜明的独特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学会自尊、自重和自爱，通过在道德修养上的不断完善，来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开发与人的尊严的获得；二是尊重他人，将他人看作真正的人，通过对人的尊重、理解与关心，来体现出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而这一思想如能够被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领悟，并运用于实际教学当中，便能够形成师生间良性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国家为重、民族为重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整体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整体”指的是国家与民族，而“整体主义”则指的是个人需要服从国家与民族。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对于“整体主义”的强调，才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民族精神，即轻小我，重大我，顾全大局，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贾谊的名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所以为世人所广为传颂，便是因为其对“国家为重，民族为重”这一民族精神的深刻解读。正是在“整体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他们乐于奉献，舍弃小我，而将生命意义体现在国家富强的建设之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国家与民族在经受无数次的内忧外患后不断地获得新生。而“整体主义”恰恰也是现代思政教育的目标所在，由此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抛开传统文化来谈思政教育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对于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发扬与传承，就成为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需要。

重义贵和的思想。在以往的义利之辩当中，重义轻利备受儒家学者推崇，但要想在生活实践中贯彻这一价值观，“贵和”思想就至关重要，其能够提供道德层面上的保障。所谓“贵和”，强调的是在矛盾处理中谦忍与恭敬的态度，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上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儒家思想的认知中，“和”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味调和，而是一种亲和，受到道德制约是其典型特征。儒家思想中讲求的是“和而不同”，即强调的非同一，而是统一，且这种统一是具有差别性的。而“重义贵和”恰恰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追求，其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内容，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极具借鉴意义。 挖掘与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上述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其作为对庞大儒家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是现代思政教育能够借鉴的理论源头。在对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挖掘与探索过程中，可依靠对儒家思想的理论借鉴，来支持现代思政教育原则的确立。

立己立人。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核心是仁爱，“亲亲之爱”是其强调的重点内容，但显然，“亲亲之爱”绝非目的，而是由此作为基础来实现推己及人，“泛众爱”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仁爱不仅体现在“亲亲之爱”，还体现在“立己立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意思就是人既要爱自己、立自己、达自己，还要爱他人、立他人、达他们，且对于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要强行施加于他人。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真正领会“立己立人”的含义，并将其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原则，带着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成效。同时，教师的这种状态与承载的思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学生，这种超脱于课本、说教的教育形式，往往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总的来讲，将“立己立人”的原则贯彻于现代思政教学当中，有利于师生间良性互动的形成，对于确保教学成果极具现实意义。

修己安人。“修己”在儒家思想中备受推崇，将其视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所谓“修己”即修养身心，从本质上说是长期同自己薄弱意志和恶习进行斗争的过程。古人圣贤，很多都将“修已”奉为一生的事情，为之孜孜不倦。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修己”同样十分重要，“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便讲的是“修己”是“安人”的重要前提。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传播者与引路人，首先要做的就应该是“正其身”，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形成榜样的力量。而相应的，如果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到“正其身”，那么其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就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讷于言、敏于行。儒家思想中“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便是对于“行”重要性的强调，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少说大话、空话，多用实际的行动，这对于现代思政工作来讲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思政工作会给人一种相对空泛的感觉，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内容。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必须从自身找原因，来就现行工作方法进行有效的改进，而这一过程中，“讷于言、敏于行”便是极具借鉴价值的儒家思想。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来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学校中，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品质素养，结合实际情况，来选择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实地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课堂等等，充分发挥学校这一思政教育主阵地的作用；社会中，思政工作者也需要采取生动、多样的宣传方式，适时通过榜样人物的影响来形成对学生较强的思想冲击，从而使社会教育的作用得以发挥。总的来说，现代思政教育只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摆脱僵化的教条与说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①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第6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德治；礼治；法律儒家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纵观浩瀚的古代历史，儒家思想从诸多思想学派中逐步发展出来，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存在对中国古代法制发展是深远的，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

（一）维护礼治，要求建立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

儒家倡导的人性向善论，认为善都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和法度制约的途径获得，后天的礼乐教化能让人启发善心、弃恶从善，孔子认为，社会应该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秩序，礼是维持这种社会差异最好的工具。

（二）维护德治，则倡导“以德服人”，要求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来让天下的臣民臣服。

（三）强调人治，维护人治传统

注重人治，则是儒家区别于法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孔子曰：“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这便是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体现，这种“贤人政治”“视法为器”的思想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治传统。

（四）倡导和谐、无讼

儒家信奉“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力图创造一个一切合乎自然的“和谐社会”，结合古代法律，无讼便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有效手段，历来的统治阶级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推崇运用道德教化解决民间的纠纷，一个没有纷争、没有诉讼的大同社会也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社会。

儒家思想对于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于立法还有司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以司法领域展现的最为充分。本文重点讨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朝、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重点法律制度，具体如下：

（一）汉朝

武帝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官方哲学，他将阴阳学说、儒家学说及商周以来的“君权神授”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也利用该学说将节气和刑罚相连，实行秋冬行刑，他认为，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仁慈的君主应该养德，故在万物生长之季的春夏不宜执行死刑，而秋冬有肃杀之气，应当申明刑罚，公平决狱，施行刑杀。“秋冬行刑”在儒家理论看来是“顺天时”，实际又不耽误农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得到以后各朝代的沿用，明清的朝审、热审皆来源于此。

汉朝司法制度儒家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以儒家经典《春秋》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春秋决狱”兴盛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总之，春秋决狱既有其利处，它从主观上调和了立法和社会现实的冲突，但其主观随意也使得庞杂的汉律更加混乱。

（二）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渐进时期，标志性的“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八议”、“官当”、依服制定罪以及存留养亲制度，可谓是体现。通过研究这些具体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对于制度的影响。

为了加强镇压危害封建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的行为，“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始于北齐。“重罪十条”是后世法典中“十恶”，即将直接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最严重的十种犯罪置于律首。《北齐律》所定“重罪十条”，则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予以概括，包罗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把礼法结合起来，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隋唐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八议”制度则是八中权贵人物，他们犯罪后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专断。这八类人分别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议”入律，使得贵族官僚地主享有特权，凌驾于一般法律制裁之上，为统治阶级中不法分子破坏法律打开便宜之门。

“准五服以制罪”是基于血缘关系、亲疏关系远近所制定的五种丧服制度，“五服”包括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涵盖了九族内的直系血亲和旁系姻亲，遵循着亲者服制重，疏者服制轻的原则。这是礼法结合的体现，以后历代法典均沿用此原则，明代更将丧服图冠于律首。

通过上述制度，我们看到了儒家伦理规范转化了成了具体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不仅维护专制统治，倡导礼法融合，也巩固了等级有别的观念，其影响也是利弊兼具的。

（三）隋唐

隋朝《开皇律》以北齐创立的”重罪十条”为基础，形成十恶条款，由于十恶重罪严重危害国家的统治和皇帝的人身安全，也触犯了封建的伦理道德，故被认为最严重的犯罪。隋朝也延续了“八议”制度，扩大了法律的特权，使得等级特权更加明晰。

唐朝可谓是古代中国的巅峰，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法律传统。《唐律疏议》的制定，不仅是唐代高超立法技术的体现，更是“一准乎礼”思想的概括。

首先，唐代统治者为达到长治久安，注重以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来禁锢和教化民众的思想，力图在思想的源头就消灭犯罪，故实行“德礼为政教之本”，以此维护以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制度。

其次，强调亲疏有分、贵贱有序，特别强调官僚贵族的等级特权，强调平民和官贵之间的身份差别，同罪而异罚。贵族犯罪，有“八议”“请”“减”“赎”“当”等制度，而老百姓则无此优待。唐律注重身份上的“上下有异，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贱民无独立的人格，不能从事民事上的交往。良民与贱民通婚则丧失良民身份，良人侵犯贱民，对其处罚较常人轻，贱民侵犯良人，对其处罚较常人重。

最后，唐律建立的五刑体系刑罚均为独立刑种，无附加之刑，且行刑规范，死刑仅固定为绞、斩两种，条款也较后代减省，须经三复奏、五复奏。此外，唐律还基于儒家思想中仁爱精神，对于老有病弱者，实行从轻处罚。

总的来说，法律的儒家化在唐朝更多的融汇了礼教的精神，用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导立法，使其充满了礼教色彩，总结了历代立法的经验，结束了引经断狱的习惯，使法律成为推行纲常礼教、巩固宗法等级制度，谋求封建统治者长治久安的工具。随后的宋元明清大多照搬唐律，延续了这种精神。

本文从儒家思想着手，结合重点朝代的法律制度说明了儒家思想具体对于法律制度的影响，虽然儒家思想有其赞赏之处，如强调礼教，强调德治，通过无形的道德使民众向善、遵守法律，但是它也存在着思想的弊端，如强调固化的等级观念，强调依亲疏远近来断罪量刑，这是需要抛弃的。这对于今天的立法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亦有借鉴意义，立法者的思想决定了法律的良善，故应在制定的时候就避免制定恶法，立法中也应结合道德的无形规制作用，引导人们从思想上抑制犯罪。（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 朱勇.中国法制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第7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酒店管理；应用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0007801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中国的酒店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和宝贵的一部分，在当前形势下，对于我国酒店管理仍具有一定价值。酒店管理者应积极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经营理念的契合点，采取吸收、借鉴、扬弃的策略，从儒家思想中吸收对现代酒店管理有益的成分，提升酒店经营管理水平，提高酒店服务质量，推动中国酒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1 传统儒家思想在现代酒店管理中应用的意义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如参天古木一般根部深植于中华大地，其中所包含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政思想、“民为邦本”的人本思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诚信为本”的企业信念以及“和义取利”的价值观等管理理念，对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有一定参考和借鉴意义。我国酒店企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管理方式和服务质量相较于以往也有了长足进步。但从现实情况上看，中国现代酒店管理仍有诸多亟待改进和调整之处。究其原因，这与中国酒店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多是简单照搬照抄自国外有一定关系。中国有自己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与管理习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简单的移植自然无法结出甜美的果实。同时，中国在漫长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厚重的传统文化，这些都是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儒家思想，它虽然十分古老，但未必过时，这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智慧。酒店经营者应当认真挖掘、积极继承和努力发扬儒家思想中精华部分，使之为现代酒店管理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 传统儒家思想在现代酒店管理中的应用实践

儒家思想在中国延续、发展、完善了几千年，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凝聚成为支撑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思维定式和生活习惯的文化基石。要将儒家思想中民主、人本、进取、诚信等理念提取出来，这对于现代酒店经营管理，有积极的指导价值。

2.1 服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所提倡的处世之道，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方略。只有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现代酒店才能生存和发展。酒店经营管理者必须强化员工的服务意识，提高对员工的服务水平。在对员工进行培训时，管理者可以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优质服务的评价标准，引导员工更加深刻地理解何谓“宾至如归”、“顾客至上”，推己及人，使酒店服务质量真正地得到提升。

2.2 人本：“民为邦本”的思想

员工是酒店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店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都要由员工具体实施。因此，酒店企业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尊重员工的个性与发展、人格与尊严，真正做到“民为贵”，使企业成为员工真正的“家”。唯有如此，企业内部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上下一心、精诚团结、同舟共济，酒店企业才能有所发展。

2.3 进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目前，我国酒店企业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生存与发展成为酒店企业经营者每天都要思考的课题。“狭路相逢勇者胜”，企业经营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酒店企业陷入挫折与困境，经营者应当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把挑战当做机遇，不断改善管理方式、调整经营策略，自立、自爱、自强，奋勇争先、不断进取，才能避免企业走向衰败，不断向前发展。

2.4 诚信：“诚信为本”的企业信念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任何人都要讲信用，无信不立；企业经营之道也是如此，要维护、提高企业信誉这项无形资产。在酒店内部管理中，管理者要守信，“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做到言行一致，这样才能得到员工的信服和尊重，否则任何管理措施都很难实施；在企业经营方略中，酒店必须要坚持做到“诚信为本”，树立酒店品牌，维护酒店信誉，以争取众多客户的认可与肯定，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常青。

2.5 义利:“和义取利”的价值观

企业是经济组织，追求经济利益是企业建立并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孔子虽然强调做人的最高准则“义”，但并不要求人完全摒弃对“利”的追求，只是要坚持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见利思义”，“和义取利”的价值观，绝对切忌“见利忘义”，枉顾道德的约束与规范。儒家思想为酒店企业提供了追求利益提供了思想指导，酒店经营管理中，在对“义”的认可与维护基础上，要积极提高成本投入的使用率，努力扩大利润产出，为酒店经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3 结语

儒家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悠久的发展历史以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其中高度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聪明才智，对于酒店的人文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建立，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和发扬儒家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以儒家文化引领酒店企业和员工，促使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企业文化，推动我国酒店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第8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哲学 古代色彩 审美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如果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那么色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精神内涵影响外在表现，外在表现则折射着精神内涵。特别是色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更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文关怀。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古代色彩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对色彩的影响

1、 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的起源。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主流哲学思想，有其特有的发展过程。阴阳和五行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易经》和《尚书》这两部著作之中，书中具体阐述了什么是阴阳五行以及阴阳五行的作用及意义。总的说来，阴阳五行学说发生于上古三代，发展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时期，最后与儒家思想相结合，被道家思想所吸收，形成了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的社会主流思想并被封建王朝所利用以维护其统治。与阴阳五行相对应的是五色（青赤黄白黑），因此中华文化特有的五色观也随之形成。而五色观一经形成就迅速植根于宫廷和民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和色彩观。五色观源于五行学说，那么就注定要和地区方位附会在一起。《周礼》有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 因此，在古代的色彩观中，自然地就将红、黄、青、白、黑五色定为正色，也叫上色，并分别配以五行为代表，即土黄、金白、木青、火赤、水黑。

2、 五行学说影响下的五色美学。前文提到，在中国古代的色彩文化中五色^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五色观的形成又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和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上古三代萌芽到春秋战国发展再到秦汉兴替确立，五色观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古代中国的色彩观和审美意识已经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转变为独立的审美体系。当时人们不光追求色彩的美艳，并且还用色彩去标明不同的等级制度，创造出独特的色彩美学。例如五色观，纯度明朗、简单清晰，对当时的社会秩序进行了简洁地装饰和统一，这在当时全世界的色彩发展史上也是相当先进的。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教礼仪和等级制度相当严苛的情况下，色彩作为标明尊卑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君王“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

3、五行学说对帝王服饰色彩的影响。既然色彩作为标明尊卑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君王“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因此帝王的服饰色彩和臣民的服饰色彩自然会严格区分开来，历史上第一个称皇帝的是秦朝的秦始皇，秦始皇也是有史可考第一位运用五行学说进行制度设计和执政的帝王。拒《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平定天下，推算出金木水火土五德循环往复、相生相克的原理，而秦朝是接替周王朝统一的国家，周朝是火德，那么秦朝就一定是胜过火德的水德，而与水相对应的颜色是黑色，因此秦朝尚黑。而到了汉朝时期，认为从崇尚水德的秦朝手中接过了天下，因此汉朝就应该是土克水的土德，与土相对应的是黄色，所以汉朝皇帝的服饰从秦朝时的黑色改为了黄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起伏，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四分五裂，因此社会的主流色彩也在不断变化更替，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的服饰色彩大杂烩时期。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隋朝灭北周，统一全国，北周为木德，崇尚青色，因此隋朝就是火德，尚赤色；土克火，所以接替隋朝的唐朝为土德，服饰为黄色。五代时期，后梁灭唐，土生金，因此服色为赤色；后唐自认为唐朝正统的继承者，因此服饰色彩仍为黄色；后晋金德，服饰尚白；后汉水德，服饰尚黑；后周木德，服饰尚青。后周禅让政权于北宋，木生火，因此北宋为火德，服饰色彩为赤色，南宋只是地域南迁，但还是北宋政权的继承，服饰色彩依然为赤色。金灭宋，土克火，因此金为土德，服饰色彩为黄色。宋朝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而少数民族对原属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的五行思想并不了解，因此，元朝没有自己固定统一的服饰色彩。明朝洪武三年，礼部官员提出应效法古代应用五行学说制定官服颜色，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黄，而明朝继承于汉唐，以火德王天下，应为赤色，朱元璋对这一说法表示认可。按照五行学说，清朝应为水德，崇尚黑色，但清朝也是由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对于五行学说也并不买账，因此，五行相生相克的色彩观没能得到满清帝王的认可，所以，五行学说的色彩观在官方思想学说上基本上就已经寿终正寝了。

二、儒家思想对色彩文化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其思想几乎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但是在儒家思想的发轫之际，特别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无主从之分。甚至到了秦朝还遭到了灭顶之灾，那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传至汉朝，儒家思想才算彻底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在华夏大地上扎了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了官方经学，直至清末。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影响。

2、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色彩观。孔夫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周王朝走向衰落，华夏大地四分五裂、礼坏乐崩的时代。因此，为了调和社会矛盾、维护旧的社会制度，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即以仁的观念来对待一切、继承一切，提倡对君王的“忠恕”和为臣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治，重视伦理道德。因此，儒家的色彩观也就是“仁”思想的色彩观。儒家的色彩分类标准则是“礼”的思想，是从“礼”的标准将色彩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例如：青、赤、黄、白、黑就是“上色”，而其他颜色就是“间色”，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色彩上的规矩，即使贵为天子，登朝上殿，车马旗饰也不可混淆颠倒。这一切条条总总，都是儒家思想“敬天事祖，慎终追远”思想的直接体现。

三、道家思想对色彩文化的影响

1、道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有史可查的道家传世经典有《黄帝四经》、《杂黄帝》、《伊尹》、《太公》、《辛甲》、《管子》等，可见，道家思想起源于黄帝、神农的上古时代，与儒家思想起源于周文化不同的是，道家学者多出于宋、楚、秦、齐等国，也足见道家思想和夏、商文化有直接关系。至春秋末年，老子《道德经》问世，标志着中国道家思想正式形成。

2、 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色彩观。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张上都不同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中心主题就是天道自然，因此，政治方面主张“无为而治”，伦理方面主张“绝仁弃义”，思想方面则突出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思想。道家对于艺术的态度则完全和儒家思想相对立，儒家思想充分肯定了礼乐的作用以及文化艺术的社会r值，道家思想却否定艺术，主张“淡泊无为”。在色彩文化方面，道家思想提出了“无色而五色成焉”的理论，“澹然夫极而众美从之”，主张无色才是最美之色。但是，道家也有自己所崇尚的颜色，那就是黑色。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是黑，幽冥之色也”。天色为玄，而“天道”又是道家思想的中心内涵，有产生万物的功能，天之玄色自然也有派生一切色彩的功能。因此，道家思想认为黑色为上色中的上色，为众色之首，并选取黑色为道家的代表颜色，所以现如今道家的建筑服饰也多以黑色为主。道家思想独特的以黑为主的色彩观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色彩美学，特别是绘画领域，奠定了黑色在国画中的地位。对后世色彩文化也有很深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能够涉及和渗透到包括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其思想为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带来了多元丰富的形式内容。特别是在对色彩的理解和表达上，虽然各种思想对于色彩的理解不同，认识不一，但却都以传统文化的形式被保存和延续了下来，穿越各个历史朝代，经历上千年，根深蒂固、延绵不息，为中国现代色彩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与创作依据。

参考文献：

[1]王海燕.原始装饰艺术中的生命意识探微[J].装饰，2003，12（2）：74

[2]邓莉文.“大象无形”美学观下的艺术表现[J].装饰，2003，（8）：61

[3]张雨祺.从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看中国古代的色彩美学[J].艺术科技，2014，（8）：292

第9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范文

一、中国传统造园的自然观

大自然中的山峦、流水、树木、花卉、游鱼、飞禽、走兽等自然景物，皆可组成园景，大自然是一首充满着各种形体、色彩、质感和音调的既丰富而又和谐的交响曲，人类本身也是大自然中的成员，对大自然有着本能的眷恋和热爱。因而园林艺术创作就必然充满自然情趣和诗情画意。中国人的自然环境观，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系统化的自然环境，二是人情化的自然环境。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中国传统正统学派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儒家思想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理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房屋设计、甚至室内设计，都符合儒家的哲学准则。这种具有严格空间秩序的设计手法，也深深的影响到了古典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和部分寺庙园林，如龙王庙、琼华岛、凤凰墩等。

古典文人园林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中国古典文人园林一方面借题寓意超凡出世，另一方对园林景观却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古典文人园林寄托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情感，这种对社会依赖的感情，导致了园林设计还寓含着深厚的社会意义。因此，古典文人园林的设计建造是建立在儒家治世哲学之上，但我们又很难说哪一部分是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应该说儒家思想为园林设计建造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

三、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影响

禅宗思想，遵守佛教中“空”的理念，奉劝人们要达到一种完全平静安祥的精神境界，只因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虚幻的，在这种境界下。人的行为方式将变得单纯和简单。为解决现实与信仰的矛盾，他们或游山玩水、或种花造园，通过感受自然来抵达生活的真谛。古典园林为他们提供了寻求寂静冥思的场所。而古典园林中“有声更觉静”的氛围，也恰好表达了佛教的虚空和静寂，给园林渲染了禅的气氛，引起人的禅思。因此在这样的古典园林中生活，既能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又有助于接近“空”的境界。这样生活在园林中的禅宗信仰者，既求得了精神的解放，又达到了归依佛教之目的。园林为园主依托佛教对人生意义的问题提供了反思场所。可见。这种古典园林生活为佛教信仰与适宜的生活方式的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和智慧海，就表达了封建统治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

四、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的影响

如果我们说儒家和禅宗思想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总体布局和营建目的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造园的技法。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没有规整的行道，树，没有绿篱、花坛，没有修剪精致的草坪，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原始的植被分布方式。种植的花木，三五成丛、散聚自由、野趣横生、景色苍润。在设计种植上完全是树无行次、石无定位的自然布局，山有朝揖之势、水有萦绕之情，体现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自然风光。甚至在园林中的建筑物，也是按山水走势，高低曲折、参差错落、点染着自然山水的艺术情趣。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风格，之所以不同于西方规则几何式的园林，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造园思想是由道家思想决定的。“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道家的思想方法和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正是建立在“道法自然”这一观念之上。古典园林设计的目标，就是将个人的情感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在超越世俗的水平上享受自然之美。这一审美方式反映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即对世界万物给予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