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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模式的不断发展,资源配置在市场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进而占据优势地位就成为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从市场管理角度而言,一个企业的资源主要包括人、财、物、信息四种要素,各种要素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如何合理协调各种资源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企业创建初期,对于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因此财就成为企业在发展初期所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物和信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财、物、信息都相对均衡的状况下,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与传统的企业发展理论不同,“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性影响作用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就要求在企业的发展和运营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把“人”摆在核心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达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而这也正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对传统企业管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曾说“即使将我的工厂、设备、市场和资金全部夺去,但只要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员还在,四年之后我仍然会成为钢铁大王。”因此,人本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
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科学性和具体性使得人本管理理论迅速转化为实践,并指导着实践的发展,为企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由于中西方固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人本”管理方面,却表现出不同的实践。如西方企业比较注重的是“理性”管理,注重通过制度的构建和个人的努力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企业在此方面则更加注重对人际关系、人事合作等“人性”内容的挖掘。当然,不同模式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依赖的基础文化不同所造成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德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国人思想乃至国家的发展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不能脱离所依赖的社会实际和文化基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恰恰能够为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完善提供有力的借鉴和促进作用,而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之间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导之下将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有机地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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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人本思想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和有利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如何更好地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运用好人本思想就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上文也提及,当前西方国家所建立和运行的企业人本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理性”管理理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有一定差异的。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更好地促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实践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旨在通过以中国传统的先秦儒家文化,尤其是其德治管理思想为借鉴的主要内容,全面客观地介绍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内涵、特征以及主要职能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在结合理论与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探索采取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将两者充分地融合起来,为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2.2 研究意义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以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虽然国内对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研究已经初步展开,但相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研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过多地照搬西方已有的经验,这就无形之中导致相应的理论无法为现实中企业的科学管理与发展提供足够的指导。而本文将中国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这一传统文化与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充分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体系的发展完善。因此本文的相关研究无疑会推动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进步,也有助于相关理论空白的填补,这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理论的发展。
其次,从现实角度而言,本选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现代社会,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也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人在企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任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土壤基础上的,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发展“人本”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不可少,而先秦德治管理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因此通过对比两者的异同,通过科学的制度设置,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和切入点,无疑对于我国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充分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无疑能够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利地位的占据提供有力保障。因此,该课题的现实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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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与理论依据
在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探讨之前,有必要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与理论依据进行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这是保证相关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保证课题研究针对性和全面性的内在要求。
2.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
我国拥有数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而儒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就其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主要分为先秦儒家思想、汉代董仲舒发展的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其中先秦阶段是儒家思想的起步阶段,也是思想快速发展与高度自由的阶段,是 最能体现“以人为本”思想的阶段。因此本课题选择先秦阶段的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作为研究和参考的标准。
2.1.1 历史渊源
在中国的夏商时代,
“德”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但那时的“德”与现代意义上的“德”有很大的差异。夏商时代的“德”主要表现为“习惯法”,这是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同意识的体现,也需要所有氏族成员共同遵循。当然,其并非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直接渊源,但也为儒家德治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然而,“德”却没有帮助殷商摆脱灭亡的不归路,这也给周朝统治者以极大的启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开始认真思考保障政权的有力手段,经过多次比较,找到了天命变易和永葆天命的法宝--“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其认为衡量一个现实政权统治好坏的关键就在“德”,而“德治”也逐渐成为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 到了东周春秋时期,管仲、子产等人也十分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为政必以德”、“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义”,这些都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经过长时期的认识积累,到东周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德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将这一伦理道德推广到政治领域,从而以伦理关系来理解政治关系,进而丰富、完善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德治”思想,儒家学者将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从而将两者融为不可分隔的一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管理思想,其启动的标志就是孔子率先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主张,此后的儒家学者对此思想体系不断予以丰富和完善,如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和荀子的“礼制”思想等,这些思想使德治思想的内容更加丰富、逻辑更加完整,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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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依据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着现实基础而且也是建立在丰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人的个人理解,本文认为,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2.1 人性理论
在儒家学者看来,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先秦儒家也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从整体上来看,人是先秦儒家思想所围绕的核心,对于儒家学者而言,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也是动物界中灵性最高的,因此应该围绕“人”来展开所有的管理活动。同时,儒家学者又进一步指出,虽然人是管理活动的中心,但由于人自身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在对“人”进行管理时必须对“人”的本性进行分析,只有全面地分析人性,才能为管理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确立了“缘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
孔子是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儒家中最早提到人性问题的。孔子在人的等级差异逻辑起点基础上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础的德治思想体系,从而构建了以此种家庭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结构,为社会结构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孔子还抽象出了道德的理论原则,即“仁、义、礼、智、信”,并且根据不同个体对此种道德标准所具有的多少程度,对人作了进一步的道德等级划分,进而对不同登记的人采取不同的德治目标和要求。基于此,孔子提出了德治的核心所在,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由此,孔子将感化作为道德构建的重要途径,也将其作为自己所倡导的德治理念的核心,但孔子这种将德治建立在人的阶级差异基础之上的理念模式,显然无法解释如何仅仅依靠道德等级承诺的差别来解决德治存在的逻辑性。
在孔子研究的基础上,先秦儒家学者的继承者进一步从人性的角度对德治管理思想进行了论述,其中着名的就是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理论和荀子提出的“人性本恶”理论。
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集大成者,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即善端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善端的存在促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向善。他认为,正因为“善端”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器官一样自然存在,那么这个善端就是人的道德本性,即人性。人生来即有“仁义礼智”这四德,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善端,人在后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开发拓展这种善端,进而实现后天道德完善的目标。孟子认为,人性的“善”不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而是在其内心自然存在的,只是在后天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需要指出的是,孟子也赞同人性天生的善端与善的表现并不等同,人天生而来的善端也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进而出现迷失,因此每个人的后天人性会出现各种差异,这就需要在后天的环境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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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13
3.1 德性立身(三达德):总原则........................13
3.2 和而不同:人际关系原则......................14
3.3 中庸为美:做事原则............................15
4. 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基本理念概述.................18
4.1 企业人本管理的产生与发展......................18
4.2 企业人本管理的内涵及特征......................19
4.2.1 企业人本管理的内涵...................20
4.2.2 企业人本管理的特征....................20
4.3 企业人本管理的职能要求.......................22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24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的联系与区别...........24
5.1.1 两种管理理念的联系....................24
5.1.2 两种管理理念的区别......................24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
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适应社会变化和需求的理论创新,也是人才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资源的客观反映。目前,国内企业在运用人本管理理念进行企业管理 制度构建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最为直接的反映就是缺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基于此,本文对中国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管理的一个鲜明特点,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实质也是对人的管理,因此从本质上而(文秘站:)言,两者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当然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5.1.1 两种管理理念的联系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因此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点。
一方面,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人性理论。从两种理论的产生根源上来看,都是建立在人性理论基础之上的。儒家的“缘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就是一个鲜明的特征。孟子和荀子从人性的角度分别提出了“性善论”和“性恶论”,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儒家不同学者虽然在人性的天然本性认识上有一定的差异,在人性改造的内外因素重要性认识上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丰富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上文也详细分析了人性假设理论是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整个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在这一
点上,两者表现出很大的共同性。 另一方面,两者都注重“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人性理论基础决定了两种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势必要将“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一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性,即两种理论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中也提到“仁智勇”、“仁者爱人”、“民惟邦本”等思想,这些思想都将“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人本管理思想也认为要以“人”为核心,将人放在管理的主要地位,两者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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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典型代表之一,其管理思想尤其是德治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大放光彩,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基本要求的今天,也对企业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完善,从可行性和必要性角度研究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都对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家的界线,许多国家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将其予以引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确实为现代企业管理尤其是人本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积极的影响。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在分别研究介绍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具体借鉴内容和措施。
关键词:人性论;道德教育;孔子;孟子;荀子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53-02
儒家思想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人类精神,然而中国20世纪从到“”差不多有七十年时间在批判孔子、儒学,但中国大陆在大批孔子儒学的时候,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深受儒学影响又没有批儒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这是为什么?批孔时将孔子儒学全盘否定,而国外许多发达的国家却对孔子有很高的评价,这又是为什么?儒家思想在中国,在世界的东方,也在世界的西方,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欲治理社会必先认识人了解人,欲认识人必先认识人性了解人性。如何认识人性?人性是否可变化?假如不可变该如何应对?可变又如何进行适度调控 ?什么因素决定或影响人性?这些一直困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头痛问题,是古今人类不断探索的主要问题之一,即使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当代依旧没有令人满意的结论,仍然处于继续探索之中[2]。孔子、孟子、荀子,为人性的探讨做出了有益尝试,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久远的影响。
一、孔子人性论思想
《论语·阳货》载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相近”包括两层意思:第一,从人之性对犬之性,牛之性来看,人与人为同类,所以说“相近”。 “相近”表明人有共性。第二,从人类自身来看,人与人虽属同类,但智愚壮羸万有不同。所以应当说“相近”,不应当说相同。这表明人又有个性[3]。在“性”与“习”中,人的先天本性固然重要,但也离不开后天的习染和教养。刑昺疏:“性,谓人所禀受,以生而静者也,未为外物所感,则人皆相似,是近也。既为外物所感,则习以性成。若习于善则为君子,若习于恶则为小人,是相远也。”[4]人性中都有善与不善两种潜质,其具体为善或不善与后天的“教”和“习”有关,即人性是可以塑造的,习善则为善,习恶则为恶。
二、孟荀的人性论思想
孟子的人性理论是“性善论”。论证了“善”也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并且以此为基础,试图多层次深入发掘人类“善”的潜质[2]。孟子这种认识,也不是全无道理。他为了说明人人都具有“善”质,曾假设了日常生活中一个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事例,即任何一个人突然发现有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去了,都会产生恻隐之心,都会不假思索立刻上前搭救,而不会有任何“杂念”,类似于心理学的“条件反射”。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古今均不乏其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且被持续认为是一种“美德”。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看到了人生来俱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并且特别强调“四心”,这是向善扬善的“四端”,这些“善端”实乃之分[5]。然后进一步“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孟子·公孙丑上》)。
与孟子相反,荀子主张人性恶。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既然作为一类存在物,就不能排斥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相近之处。荀子从人的生物属性侧面,看到的是人生而“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好声色”之本性;认为人生来就有为求个人之利而憎恨和嫉妒他人的特性,如果取消了道德规范,天下马上会出现恃强凌弱的现象。荀子还认为,道德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人性是恶的,需要道德来矫正。人对道德的追求也可看做是人性恶的依据,正因为不道德所以才向往道德[6]。
三、孔子孟子荀子人性论思想对道德教育的意义
(一)从今天的角度看人性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人性是多维度、复杂多变的。我们可以将人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生动刻画;人的自然本性,有善有恶,或者说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比如,人生来就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这些本能并不能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的特殊之性,是人的各种共同属性中起主导作用的属性,即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并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社会性决定了人类生存必须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交往关系[7]。由于人的特殊之性,人与动物有了区别,人的高贵之处也就体现了出来。另外,人性属于生成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知道,社会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人的本质也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生成何种属性以及如何生成这些属性的问题。
生成何种人性以及朝着何种方向生成人性,涉及的是人类的价值与伦理问题。人应当朝着善的方向而活着,人性生成的当然取向是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幸福和公正,符合正当人性并有利于丰富人性、提升人性;而损人利己、害人不利己、害人害己,必然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人性生成应当努力避免的。人是一个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内省从来都是个人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必由之路。通过完善自己,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不管人性本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可以不断向善前进。
关键词:《孟子》 道德观 思想 现实
引言
孟子名轲,是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弘扬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道德思想的建设和肯定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无论是对于人性的思考,还是衡量人的道德规范和品质都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孔子在其思想和言论中也时常倡导对于人道德观的端正和培养,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做到仁义,怎样孝顺父母等等,这些思想历经千年仍然焕发着它本质的魅力。结合时展的特色,将孟子的思想和现代社会发展特点相结合,从而对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畸形行为进行思考和批判,将孟子中的精华思想进行提炼,从而不断促进孟子思想对于现代社会道德观思想的积极作用。
一、《孟子》中道德观思想的分析和梳理
孟子的道德观思想以及对于人格的独立观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到了很大的部分,在古代通过建立道德观思想能够帮助封建统治者维护所谓的宗法血缘关系,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而到了现代社会,孟子的道德观思想仍有我们学习的精髓。
(一)孟子对“孝”的倡导
讲求孝心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的重要品质,在孟子的思想理论中他认为要做到“孝”的基础就是要奉养父母。在他的《告子下》中提到“亲亲,仁也”以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认为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我们也应该为父母尽孝,他认为没有孝心的人是没有道德品质可言的。在他奉养父母的主张里提到要赡养父母必须做到两个方面的责任:首先是对父母生活杂事的照料,要对父母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做到事无巨细;另外就是精神的奉养,这个要求相对较高,也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子女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让父母的精神感觉到丰满和愉悦才是真正地赡养父母。同时他认为做到“孝”还要对父母的丧事做到尽心,在《孟子》中记载着:“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活着的时候赡养算不了大事,对于父母的丧事竭尽全力才能算得上是尽孝,对待父母的遗体要尽心,不能让其损坏。并且他还认为子女要为父母守丧,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在他看来,父母在我们小的时候尽心呵护,那么在父母死后为了表示孝心需要为父母守孝三年表达对父母的关切和爱护。
(二)孟子的仁义思想
正所谓“仁者爱人”,中国的“仁心”倡导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孟子主张“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他的仁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对家人的仁义,他认为仁义是从学会如何爱护自己的亲人开始的,只有学会敬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学会对朋友以及陌生人之间的仁义。对亲人的仁义还体现出人应该拥有人情味。正所谓“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亲情也是需要呵护的,当亲人有困难的时候应该给予切实的帮助,这样才能逐步培养人性的仁义之爱。而第二个方面则是对人民的仁义,最开始提出“仁”的是孔子,孟子在他的基础上提出“仁义”,将爱护自己的亲人的仁义推展到对于天下所有人民的爱护。孔子曰:“仁者爱人,有理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甚至是领导者治国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地爱戴别人,给予别人充分地尊重,才会受到别人的礼遇以及人民的拥护。
(三)孟子的性善论思想
“人之初,性本善”在孟子思想中认为,人人都有不伤害别人的一面,也就是对于别人所存在的同情心。孔子的性善论认为每个人都拥有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以及是非之心等等,无论什么样的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街头小贩,通过性善论的思想积极引导人的善行和善念。他认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他看来,人需要时时保护自己内心的善良,因为人的善也会受到外界的损害和影响,存心养性就是要多多接触一些美好的事物,在实际的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帮助,以善感化他人。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反求诸己,也就是要时刻做好反省工作,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并不是完全的自己,当你觉得自己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别人的赞美和回报,当你想爱护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的时候就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仁义之礼是否体现在这些行为之中,这种自我反省式的道德修养不仅是对别人的关爱,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思考和省察。
二、《孟子》中道德观思想的现实指导作用
(一)孟子思想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
孟子的思想道德观虽然历经千年,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孟子所提倡的“仁义”、“孝心”,还是“性善论”对于人的品格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孟子所提出的修身养性也正是这些思想的总称,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这种所谓的修身养性的寡欲并不是要求人没有欲望,而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下所带来的物质和利益逐渐侵蚀了人的内心,让人们的眼里充斥着利益和欲望,这种相互斗争、纸醉金迷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终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动态,所以我们需要在道德的约束下管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孟子的“知耻”思想得到启示,孟子曰:“人不可以,之耻,矣。”这要求人们在生活中必须遵循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知道羞耻之心,了解到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如果一个人连羞耻之心都丧失的话,那么也就是失去了作为人的品格了。最后在提升个人修养方面借助孔子的思想,人还应该具有人格的独立观,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赛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生活的目标和奋斗的理想,就如同行尸走肉,要做到一个具有修养的中国公民就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认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二)孟子思想对于建设现代家庭的作用
孟子的思想中大篇幅地提到对于孝心的阐述,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典范,“孝”是家庭和睦的基本因素,也是社会伦理道德所必须要求的品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孝”在现代社会显得尤为难得,无论是家庭暴力的频繁出现,还是“空巢”老人数量的增加,亦或是不赡养老人情况的出现,都为现代社会的“孝”增加了重重的压力。正是由于孝道在现代社会的缺失,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通过倡导孟子的道德观思想企图换回人们对于孝的提倡和推行。正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家庭伦理的关系传承了千百年,只有践行孟子所提倡的孝道和孝义,才能逐步培养人们对于孝的深层次理解。“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尤其是对于老人的精神上的奉养,父母需要的不是冷冰冰的金钱,而是自己的孩子,一句问候,一个拥抱,都能让父母感受到温暖。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大力提倡孝道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让每个老人,每个家庭都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三)孟子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提升国家地位方面的作用
无论是孟子所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还是他积极提倡的舍生取义都对弘扬中华文化和建设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体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基础。通过积极宣扬和了解孟子的道德观思想,让我们深切了解何谓“仁义”、何谓“舍生取义”。常常有人感概,钱越来越多了,但是人情味却越来越淡了。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只有人与人之间多一点仁爱,多一分同情和怜悯,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更加和美,才能逐步构建我们的和谐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已经逐渐走向多元化和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通过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和平”和“包容”,让更多的国家看到中国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
结语
孔孟之道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经典之一。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物质生活越来越重视,却忽视了对于精神家园的培育。孟子的思想中无论是对于“仁爱”思想的发扬,还是对于“孝道”的推崇都是我们民族引以为傲和传承的精髓。通过将孟子的道德观思想和现代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不断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培养社会大众正确的道德观,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文章主要从《孟子》中道德观思想的分析和梳理以及《孟子》中道德观思想的现实指导作用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从而细致地分析孔子的道德观思想,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语
参考文献
[1]崔华前.论孟子思想对构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J].嘉应学院学报,2004(22).
[2]戴兆国.心性与德性: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J].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07).
关键词:庄子思想;自由精神;超越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90-02
促进社会的发展、促进个体的发展是教育的两大主要功能,教育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是通过促进个体的发展来实现的。当代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快速前进的社会要求未来的劳动者必须具备创新的能力。因此,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素质就成为了各级各类学校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其中,高校所承担的培养创新人才的任务尤为迫切。个体创新素质的培养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来实现,而任何实践活动要想达到预期的目标,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因此,当前关于创新问题的相关研究就备受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在学者们已经取得的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笔者认为,姚燕平对于创新问题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他这样说:创新是一种综合素质,是一种积极开拓的精神状态,是潜在能力的迸发。它主要由三个方面的要素构成:一是创新人格,属动力系统;二是创新思维,属智能系统;三是创新技能,属工作系统。实质上,就这三个方面来说,工作系统的运作水平归根到底是由其智能系统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构成个体创新的要素可以概括为两大系统,即动力系统和智能系统。我们知道,所有运动器械的运行活动,都是由其动力系统首先启动之后再加上其智能系统来共同操作运行的。这就足见其动力系统的重要性。而在人的创新活动过程中,道理也应该如此。关于这一点,读古代思想家庄子的文章能使我们获得更加具体的认识。庄子在《庖丁解牛》一文中,对于解牛的劳动过程这样描写:“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进行得是这样的轻松而有节奏,在我们的想象中,解牛应该是一项很费力气的劳动,而庖丁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不仅具备“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技艺,还能做到“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庄子·养生主》)在具体的解牛过程中,这两者是相统一的,庖丁之所以能“不以目视”而以“神遇”,是因为他把握的不是现象,而是客体的规律,是该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固然”。在解牛之前,因为庖丁用心领会了牛体的“固然”,作为主体的他就与客体的牛达到了相融相通的境地,这之后庖丁对牛的分解就是有章可循、有隙可入的,因而就显得游刃有余,容易而轻松。这种达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活动,就是创造性的活动,也是体现主体精神自由的活动。所以,庖丁在完成解牛的劳动之后,没有丝毫的疲倦,而是体现出一种心满意足,“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庄子·养生主》)这种创造性劳动的自由境界如何才能实现呢?庄子还通过梓庆作鐻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庄子·达生》)当鲁侯问梓庆这种鬼斧神工的技艺如何才能获得时?梓庆回答说:“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刑体也。”(《庄子·达生》)梓庆在经历了一番精神修养的过程,排除了功名利禄、是非美恶对心灵的困扰,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之时,“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身已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庄子·达生》)也就是说鬼斧神工般的鐻是在心性自然的精神状态下,精巧工艺的结晶,排除了所有外界干扰的心性自然状态,是展现精巧技艺的前提。在这里,庄子对个体为实现创造性劳动所应具备的精神境界做出了具体的描述。庄子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华夏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的关于个体创造性自由境界的描述所揭示的哲理同样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启示我们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首先做到以下两点。
一、要注重大学生自由个性的培养
在专家们已经取得的关于创新问题研究的成果中,我们看到,个性培养问题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虽然我国学生的智力水平极高,但创造力倾向并不出众,因此除了正规教育,还应加强对大学生个性特质的培养。”个性教育,“主要着眼于个体独特的内在潜质和资质的唤醒和发展,其着力点在于个体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培养。”这使我们懂得,个体创造性的培养要以其内在潜能的唤醒为前提,而通过对庄子思想的分析,我们又能够认识到,个体只有成为独立的存在,获得精神的自由,其内在的潜能和资质才能够被唤醒,然后再被导入到创新的活动之中,也就是说,自由个性的形成是创新能力形成的前提。缘于此,在当前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个性培养的着力点应是个体的自由精神的唤醒,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长期以来,影响中国人思想意识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重视群体,忽视个体,主张个体只有把自我消融在群体之中才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这种忽视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养成的传统思想,至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青年人独立自由的个性的形成;第二,“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界在讲到把握世界的方式时似乎只谈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而最终推崇的只是理性认识,只是思维。”这种忽视感性存在,只推崇理性思维的哲学思想,是在“主—客二分”式的世界观指导下形成的,这种世界观引导人们只把自我视为主体,把他人、他物视为客体,主张主体通过对客体的认识与利用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这种执着于自我、对有效用的东西不停地追逐的人生观,只能使主体被异化为外部力量的奴隶,而难以获得精神境界的自主与自由。这样的人生观至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人人格的构筑。
二、要注重大学生超越意识的培养
庄子告诉我们,主体只有在排除了外界的功名利禄以及自我欲望的种种束缚之后,才能使自我的精神达到自由的境界,而这种排除的过程就是自我的精神境界不断超越、不断提升的过程。张世英先生曾经按照在世结构的不同,把人的精神境界从低到高划分为四个等级,它们分别是:“欲求的境界”“求实的境界”“道德的境界”“审美的境界”。创新能力的形成所需要的自由精神境界就是“审美境界”,主体只有达到了审美的精神境界,才能够走进“天人合一”的在世存在结构,才能够获得自由。“超越存在者,进到世界中去,让人与存在者整体相关联,这就叫做自由”。这时,获得了与存在者整体相联的自由主体,就能够把自我作为窗口,使周围的世界得以“去弊”,得以如其所是地显示自己,这种使外在世界“去弊”的过程,就是主体创新能力展示的过程。而要达到“审美的境界”,就必须超越“欲求”,“求实”以及“道德境界”对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束缚。对当代大学生来说,由于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儒家重群体的文化,以及“主客二分”式世界观的不利影响,他们的心灵始终承受着来自于外部力量的种种束缚,因而,培养他们形成超越的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具备了超越意识,他们才能做到,既生存于现世之中,又能超脱于现世之外,既在积极面对以主客关系为主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又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使自己的心灵走进“天人合一”的境域,找到自由的家园,从而使自己与生俱来的潜质得以唤醒、迸发。
参考文献:
[1]姚燕平.创新教育呼唤教育创新[J].教育研究,2000,(3).
[2]王汉清,等.大学生创新能力总体状况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5,(9).
摘 要:道教伦理是中国道教体系中以“得道成仙”为终极理想和目标的伦理体系,是一种关于道德现象与生命现象等的信仰化哲学体系。道教伦理以道家的“道”为信仰根基,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道教伦理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特点,深入挖掘道教的伦理思想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道教伦理;道家伦理;启示
一、道教伦理的主要内容
道教伦理作为一种精神规范系统,有着丰富的内容。作为一种宗教伦理,道教伦理以道家哲学为主要渊源,吸收各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其内容既有传统伦理的基本内容,又具有强烈的神学思想。
1、贵生思想
重生恶死是道教伦理的一大特点,它揭示了人性的最基本的问题是生死问题。生是其教义的一个基本概念,道教的理想就是要修道成仙,长生不死。而修身的主体则必须是有生命的人,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生命是得道的基础。道教生命伦理观的最终目标,是拯救人类脱离死亡的命运,让生命升入永恒存在的境界,主张以无为、不争、寡欲、清净的态度对待生命中的一切。道教的这种贵生思想影响深远,使人追求积极人生,信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强调个人的修养和个性的发展。
道教贵生的伦理是通过神仙修成的方式而实现的,掌握这种方法需要一生苦练。因此,道教修仙者们认为,只有超越世俗的享受,遁入一种清心寡欲、远离尘嚣的朴素山林生活,才能避开世俗中的复杂外部条件,保证生命首先不受来自社会的破坏,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信仰者获得修道自由的一种方法。道教的这种注重个人的修炼,包含有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伦理精神,对于提高个人素质是非常有利的,能培养个人的创新精神。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占主要地位,强调爱群利群,忽视了个性的发展,在处理群体与个人利益这对基本矛盾时,儒家提出先人后己、济众爱人、以公为贵等以他人为怀的高尚情操。道教从宗教出发也是认同这些优秀品德,但更强调社会个体素质的提高,认为只有个体充分发展了,社会整体水平才能提高。例如道教士炼养术,身心双重保健、自成系统,强调个体身心的圆满。
3、承负报应论
道教在治理社会过程中,还提出“承负报应论”,如同佛家的因果报应说,把人在现世事务中的所作所为,以夸张的形式示以身后不同程度的报应。认为多行不义必自毖,以此来惩恶扬善。这个思想对当前如今泛滥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抑制作用。因此,我们要利用道教伦理之中的积极方面,使他律变为自律,把神明的强制性转换成主体内在需要的冲动,把道德动机转换成生存动机,使人们奉行超功利的利他主义,从而调整社会内部各个阶层的矛盾,实现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
研究道教伦理,对于认识传统中国伦理,促进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化精神建设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当前中西方文化交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为规范对传统道德伦理的碰撞,抛弃神秘主义的消极因素,崇扬其体系中的积极、高尚、向上的因素,促进文化升华,是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贡献。
二、道教伦理的主要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启示
通过对道教伦理的认识,可以找到很多对我国现阶段社会,尤其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现代启示。只有把握了这些思想才能更加深入、准确地认识道教伦理的内涵。换一个角度来看,道教伦理中也同样重视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处,倡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宽容。道教还提出,每个人都应该具有慈爱之心,要仁慈、友善地对待他人。其中的关键是做到彼此不嫉妒、不憎忌,从而达到“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理想境界。这些思想也同样被现代社会所继承和发扬。
(1)。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六章提出:“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意思是说,人生活在世间,人与人之间就会有纷扰和矛盾,要排除纷扰和化解矛盾,就要以超越自我的立场来处事,存异求同。后来的道教学者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这种思想,也是道教思想中人与人相处的总的原则。也同时是我们现代社会进行人际交往和世界社会外交的原则。
(2)兼爱相利。道教借鉴了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提出“互帮互助”和“助人为乐”的伦理思想。道教提倡互助互利,关爱穷苦人群,“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反对智者欺负愚者,强者欺负弱者,少者欺负老者,认为这些行为与天心不同,是必定会受到惩罚的。道教还提倡社会公平、人人平等,主张财物共享,反对少数人占有社会财物,主张共同富裕。“此财物乃天地中和共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人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以其取也。”[7]人际交往是双向互动的,爱的反馈是人与人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诚信、友爱的言行,往往会引起对方相应的、积极的情感和行为的回应。用爱来成为联结人际关系的纽带,这也是人类几千年来所追求的善与美。
(3)自利利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互利,双赢原则。道教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要“度己度人”,度己就是要修行自己,修炼心身,这是自利;度人就是在自己修炼有所得的基础上,尽己之力去帮助他人,济世利人,这就是利他。自利利他是道教伦理的重要原则,两者要紧密相合起来。其中,自利是利他的基础,我们度化他人的前提是自己得度,自己还没有悟道,就难以启发、引导别人悟道。自己悟道之后,就要普行教化,因为大道不是一己之私心的产物,只要一己之私心尚存,就谈不上悟道。普行教化的同时也正是在维护自己的深厚德行,自利与利人是互为增进的,利人愈多,则自利亦愈多。
从以上论述来看,道教伦理中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本质上就是要求各种社会阶层之间要互爱互利,和谐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用爱为他人和社会创造幸福,立志建设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人的本质在与各种人际交际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更是和谐社会中的主体,如果人没有社会交往关系,就不能构成社会。而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失去了和谐,也不能称之为和谐社会。人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关键。
关键词:禅宗文化;系统特征;人生观
中图分类号:B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2)03—0018—07
一、禅宗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想要了解中国宗教和文化特点,就必须要知道和了解禅宗文化。这是因为自从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以后,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特别是到了慧能之后,其影响更是越来越大。
第一,禅宗对于中国宗教的影响。禅宗是中国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之后,对来自印度的佛教加以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不同于以往中国的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它具有直指人心、开发自性的思想特点,其修行方法又不拘一格,由此把者引向生活化。
第二,禅宗文化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由于禅宗文化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道家的“出世”思想与儒家的“人世”思想,并与道家、儒家思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禅宗在当时发展到了顶峰。在传统士大夫看来,禅宗“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的追求自然和放松的思想,让他们可以在社会责任之外、在“出世”与“人世”之间找到一种自我解脱和放松的方法。
第三,禅宗文化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在禅宗对中国文化影响日益深入的情况下,禅宗文化也渐渐渗透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中。例如,农历十二月初八要吃腊八粥,以及其他一些民俗活动,最初都是渊源于佛教。佛教的一些道德也对中国百姓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善恶报应的因果说,做坏事会下地狱的轮回说等等。
第四,禅宗文化对于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影响。首先是对于文学方面的影响。唐宋家之一的苏轼,由于他与佛结缘,其诗词中常常有“禅”的韵味;还有王维,他长年茹素,时时追随慧能法师的弟子参悟“禅”道,致使他的诗文常常有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其次是对于艺术创作方面的影响。中国古代艺术无外乎琴、棋、书、画,且这些创作十分注重“写意”,其实质就是“写心”,因为“意”是作者的心态情绪、精神意识等,此皆由“心”而定,心决定意,而禅宗更是提倡开放自性,所有东西不需要刻意追求技巧,境界才是第一要义,一切人性本觉,这种一尘不染的超功利之心,是禅宗的心境,也正是审美心境。
第五,禅宗文化对于中国人思想方面的影响。禅宗开放自性的思想方式,使许多大家都从禅宗那里找到灵感,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如王阳明、朱熹等。并且,禅宗思想对于许多理性思维方式起到一种补救和启发的作用。
二、禅宗文化的系统性特征
禅宗文化系统是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宝藏,无论在历史或是在现实生活中,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认真地发掘禅宗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促进社会的祥和安定,使人们在处理各种纷扰的利益关系时,保持互谅和睦;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时,做到圆融会通;对待各种不同价值理念时,予以宽容和尊重。禅宗思想能在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博大宏赡、系统致密的禅学理论体系及其思想影响,浸润在人们的心灵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禅宗的修身思想与人格培养
在禅宗的许多经典中都反映出其完整的修身理论,如《楞伽经》中的修身理论,不仅展示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也构成了一整套修身的独特思想方式,成为知行兼备、定慧双运的实践和体验,对中国历代文人以及社会文化心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修身理论是以“唯识”、修“心”为出发点的,一切修行方法都要落实到对治“妄心”上。认为如果心平气和,人就如傍临一泓清泉,自然会觉得身心清爽,从而知妄除幻。修身要修心,不断体悟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这反映的是佛教对于人的基本认识。其对治妄心的实证,把人的思维推向了极为精巧的阶段,对理念、思辩、心理探究的贡献难以估量,反省自心,反观自身,探索妄心形态的思维方式,在纷扰的现实世界与物质至上日益凸显的今天,对于教化人生、培养健全的人格独有其思想意蕴。
禅宗不但有系统的修身理论,还有独特的修身实践,即我们常说的坐禅修学,这种修行方法是通过静虑凝神的观想,了知一切形态的真实本质,从而达到思其过、侮其行、净其心的作用。这种作用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形成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理想和目标是一致的。《楞伽经》所倡导的那种万法唯心,反省内心、反观自身、探求对治妄心的修身理念与践行,在纷扰和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有利于教化和培养健全的人格,形成良好的世风。
(二)禅宗生态自然观与和谐社会
禅宗的生态自然观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不独有庞大的理论体系,而且有十分丰富的生态实践。禅宗把自然山水作为佛性的体现,自然成为禅宗境界的最好体现。禅宗的山水自然观,是物我双融,和谐相通,没有法我对立。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互为因缘,本自一体,相互交融,随缘自在的统一体。禅宗认为无情有性之物,皆佛性不失。这彻底打破了物与我分别的“我执”妄念,在自然观上就成为“物我同一”、平等理念的基础。所以爱护人类与珍爱自然无异,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本身。这就自然地导出了禅宗戒杀护生、扬善除恶的理念,对待一切生命都要尊重和珍爱,也因此从古代佛教就开始有护生、放生、舍身的生态实践活动,其内容十分丰富,文化内涵也是多彩多姿的。再是佛教代代相传的植树造林活动,为我们和子孙后代自觉地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生灵积福造德。
禅宗的生态自然观,是实实在在的理论与实践,它不仅仅倡导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人与自身的心灵和谐,更加提倡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它让我们更加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爱护一切有生命的生灵,为子孙积福积德,让整个人类与社会都一团和气,和谐共处。
(三)禅宗伦理道德观的铸就
禅宗的伦理道德在基本层面上,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是相互吻合的,都表现出引导人们祛恶向善的价值取向。在道德实践上,都崇尚理性,重视自身的内敛和修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提倡反观自身、自利利人,抵制个人欲望的泛滥,追求合和共生、平安喜乐。在对待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都具有维护和主张社会稳定、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理念。但从根本上看,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是从基本教义出发,通过对人精神世界的重新塑造来完成的。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还具有对现实伦理道德的批判精神。对现实世界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追逐利禄功名、人生富贵的价值观持否定态度,注重和强调人心的升华和超拔峻洁人格的铸就。认为修行者要善于认识一切心识的表现形态,体察欲、色、无色三界产生的变幻,是由自己内心的妄有而产生的。因此,要通过“戒、定、慧”三学的实践,摆脱心中欲望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烦恼,达到个人伦理道德的完善。
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以“直指人心”的教化方式,“佛性平等”的理论,指导着戒、定、慧“三学”的修证实践,把伦理思想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为社会的平稳发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建立了一整套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
(四)禅宗喻理论证方法的启示
禅宗创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形成了独特的人生价值观。我们通常说:文质合一,深刻的思想内容,必须借助优美的表达方式;同理,出色的表现方法,往往能够反映和传递出丰富的思想内容。《金刚经》是禅宗的经典,佛陀在给弟子们讲解完《金刚经》全文后,用偈语的形式,归纳出人们熟知的“六喻观”。即:“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陀所述意为一切执意于事物各种表现形态,生、死、有、无等观念的人,应修悟出凡此种种都是非本质的,譬如梦境、幻觉、泡影、影像、转瞬之间就会了无一物,又譬如晨露和闪电稍纵即逝,在岁月的长河中未落遗痕,终了也不过是空空如也。应当这样来看待各种事物的表现形式,方可达到消除一切烦恼的彼岸境界。
禅宗佛典之喻,在经卷中处处可遇,初涉者往往会有眼花缭乱、不知喻理之感,由于其譬喻往往是为了论述其修悟中的理义,教外之人难入其旨,也是情理中事,但细细逐层探析,以喻参悟佛理,也就会收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功效。
(五)禅宗行为自律的社会价值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佛教的戒律正是在中国传统儒学“律己”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戒律不仅在思想上与儒家相通,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
禅宗的经典中有大量讨论行为自律的内容,从思想认识方面,要求信众要严于律己;从思维方式上看,其“反观内照”的修行体验,具有内修、自省的基本特征。反求诸己,注重人生体悟的自节、自律,把人生意义的价值,体现在道德的自我完善、心灵的自我调适、以及行为自律的现实层面,具有广泛而严密、规范而具体的特点。佛教通过现实生活细节中衣、食、住、行的内证外敛,达到信仰理念中超越世俗,进入无欲、无我的境界。把戒律与学术文化领域联系起来,使戒律中有思想价值的道德规范,与当代社会文明的发展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戒律“止持”之“诸恶莫作”,“作持”之“众善奉行”,都可以包含现实生活中的众多内容。佛教戒律的基本内容对于社会稳定、道德建设都具有一定价值,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活环境,会起到促进作用。
(六)禅宗处世和交往的行为准则
佛教有关处世的准则和交往的行为对象方面的内容是很有特色和丰富多彩的。佛教学说是对人类社会进行深入考察,认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而形成的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佛教在得出了人生是苦的结论后,大乘佛教选择的不是逃避,而是为了度脱众生于人生苦海,对此岸世俗世界的理性批判,以及对彼岸理想世界的不懈追寻。信仰主义从来都不只是超脱人生,其思想学说来源于对人,生的思考,致力于对现实的超越。
历代高僧大德,都是善解人意,深谙社会,长于教化的宣传家,都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最优秀的人物,他们的处世与交往的行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理性和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宗教对人类世界的影响、精神世界的濡染、现实世界的渗透,历史最久远,影响最深刻,内容最丰富。佛教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影响最深远的现存的世界性宗教,如果没有为人处世的深沉老练、交际往来的特立独行,没有历代精进博学、辩才无碍的高僧大德,深谙世态人心的摄魂宗师,何以使弟子从徒甚众,遍布四海,又何以能延续2000多年,至今信众数亿?
(七)禅宗精进不止的求索精神
佛教追求清净的世界,表现出对人生信仰精进不息的求索,对现实世界的超越精神。要求一切信众,不仅要修证义理,更要戒、定、慧“三学”并举,定慧双运,进行身体力行的实践。用信仰取代对现实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的渴望,用心灵的峻秀超拔脱离现实生活中的酒色财气、苟利私利的泥淖,向心中理想,彼岸佛国的境界升华。这种目标的追寻与设定,求索的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只有通过认知的理性辨析,对现实世界和人生的详尽考察,才能笃定信仰并成为一生的躬身力行。历久弥坚的信仰,是理论与实践,智慧与教义的高度圆融和统一。只有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佛教信众才能在信仰的引导下,舍去对人间的牵挂,对情感的依恋,对身心的各种渴望,进入到“无我”、“无常”、“性空”的超然境地。
佛教对世俗社会的扬弃,并非只是个人的“舍我”境界,而是以仁慈的大悲心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怀者大,感者深,行者健,学者深,从而能够产生一大批精勤永进,彪炳千秋的高僧硕德。弘富研深的三藏法师,要求佛家弟子,十方信众,不仅要以“正见”发“狮子吼”,弘法利生,还要求永不退缩,终生探求“般若菩提”,去妄存真,拔人一切苦,施以无量乐,以一生的真修实证来进行精进不懈的求索。这种以生命主体的自我觉悟,来战胜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声色犬马的贪婪心机,把人类所具有的理性和最可贵的求索精神,推进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高度。
(八)禅宗独具特质的语言观
佛教的语言观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完整而系统的体系。佛教在诞生时就借助了婆罗门教的基础知识,其中“五明”学说中的“声明”,就是语言学方面的系统学说。其传播、弘法都必须借助语言文字,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佛教语言观的特征是,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功能,又进行了超越,认为只是“戏论”、“假有”、“言说”,即不着于语言现象,着力于心灵超越。源于文字言说,利用文字言说,超越文字言说,把信仰主义者的主体意识、心灵感悟升到更高的境地,把语言、文字当成权宜“方便”、“俗解”,把佛教中的有些义理,示为“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在这种舍“相”,即一切外在的表现形态;绝“俗”,即一切心中所念、所计的执着;超越一切现实此岸,到达彼岸喜乐佛国的言说传法的实践中,佛门创造了一整套完整的语言体系。
如禅宗的经典《楞伽经》就有着系统的语言观,其开篇即由弟子大慧向佛陀提出了108个有关佛教教义、修持等问题,涉及了哲学与逻辑、语言与论辩等诸多领域,如长江大河,奔涌而至,佛陀接着大慧所问,对提出的问题在回答时并非一一对应,而是集中在根本教义上着力阐发,如深广的大海,随起随落。佛陀的108个否定句,意在所问非问,万事万物总归于一心,所问并非实有,真实离于名相,所问只是一种灭的形态,只是假设的一种称谓,对佛法而言,一切归于心寂,空无一物。其大起大破的宏观把握方式可见一斑。
(九)禅宗独特的教化方式
中国佛教的八宗法脉,以禅宗影响最大,其独有的教化方式,对于当代教育方法的创新具有启示作用。诸如“不落言筌”、“禅门公案”、“棒喝话头”、“产于机锋”、“五十禅观”、“渐顿四法”、“真言咒法”、“身口意三密传法”等。许多方式,非修持者不能体悟,非真修实证者难究其详。中国佛教不立文字的口授心传,并不等于轻视语言文字在弘法中的作用。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揭示的开示方法,从教学角度看,是师徒之间传播佛教义理,交换修悟参禅的心得,领悟、会通的独特方式。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强调的是师生之间心领神会的沟通与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立文字,是要求传道者要慎于文字,不执着于文字的传播功能,不局限于对字、词、句所揭示的内涵的认知,而是注重内心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的亲躬实践、定慧双运。这也在提醒我们:语言文字只是反应事物的方式、概念、学说,也只是一种言说,并不等于事物本身。我们的教育也不应当拘泥于繁琐的教条和刻板的形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才是我们教育的目标。古往今来,禅门学问僧从来都不乏硕学大德,不胜枚举。
(十)禅宗穷究义理的思辨
佛教在形成和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体现了丰富的人文理念、严谨致密的逻辑以及高度抽象和理性化的特征。这些都使其教义学说,在哲理化的思辨中呈现出新奇魅丽的意象,在追寻彼岸信仰的睿智之中蕴含着灵动的火花,在冷峭清寂的超脱中浸润着忘我的境界,成为所有学人孜孜以求、乐此不彼和津津乐道的思想文化资源。
佛教必须面对现实人生和社会,以及不断向其教义发出的一切质疑,因此,从开始就必然在理性的思辨上能够面对诘难。在弘法传教的实践中,同样也会碰到现实生活所产生的一切烦恼和困惑,也要求佛教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这就导致佛教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穷究义理,阐发智慧,对治人心,极尽玄机,把主观唯心的认识,推向极致,激发出人的无穷联想。在面对世间万物的分析、讨论时,充溢着辩证的思想光辉。
三、以禅宗人生观为例
何为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人生的态度,尤其是对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存在状态等问题的看法。从以上禅宗文化的系统性特征我们不难看出,禅宗在无形中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起着十分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表现为一种人生智慧、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们所应追求的境界。禅宗的人生观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有意义?怎样生活得更有价值、更轻松、更愉快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禅宗关于人生观的修身思想。修身就是要体悟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反映的是对于人这一认识主体的基本看法,是对于人生的认识论的阐发。佛教认为人生是苦,而从对人生观察的“十二因缘”出发,认为产生一切痛苦的最终原因是“无明”。只有消除了“无明”,认识到一切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性空妄有”,才能从现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法二空”、“世事无常”,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都是各种因缘的和合,缘尽则事灭,因灭则物灭,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人本身也是由各种条件聚合而成,产生之因一旦消失,其缘亦尽,并没有真实之我,“我”只是妄有之心的形态。禅宗认为修身应先修“心”,一切修行都要落在对治“妄有之心”上,身心清爽,超脱色尘,“心火已灭,身得清凉”。只有对于外界世界,以及自身的一切现象与形态保持清醒的认识,认识到一切都是人们意识的虚幻空华,从而就多一分宁静,少一份浮华,用慈悲观思想社会人生,感恩之心则多一分,逐角之念则少一分,心平则气平,气平则平安,圆融和谐。参悟自身都是由各种因缘构成、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短暂的现象形态。然后重新审视人生、面对生活。在苦难面前,不再悲观,则多一点冷静;在诱惑面前,多一份矜持自重的把握,任运随缘,惜身感恩。禅宗的修身思想在无形中铸就了完美的人格。
其次,是禅宗关于人生观的伦理道德培养。禅宗认为:“云何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谓如是观:三界唯心分齐,离我我所,无动摇,离去来。无始虚伪习气,所熏三界种种色行系缚,身财建立,妄想随入现,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认为通过戒、定、慧“三学”来实现伦理道德的培养完善。在行为上,要持戒。“戒”即佛律,是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戒”表明了人对于自身行为所进行的约束和改造,是人在伦理道德行为上趋于完善的体现,表现了人类所具有的由完善自我发展到完善社会的本质力量,是伦理道德上充满理想追求和体验的崇高行为。在思想上,要修禅,即“禅定”。“定”就是要定念观止,进行“反观内照”的思维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再认识,要对于外部世界,包括自身的现象形态。要认识到一切现象本自虚幻,一切人生的烦恼皆源于此心,进而产生破妄有万法的智慧,祛妄归真,体悟“明心见性”的义谛。禅观中的慈心观、功德观、自然观等,都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在目标上,要达到“慧”,即“般若智慧”。它是通过“戒”、“定”之后所完成的一种在人生意义上的飞跃。要脱离现实世界的束缚,灭除欲望,行善除恶,生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济世情怀,从而投入到慈悲救世,度世间一切苦难生灵,为众生得安乐的弘法实践。这些禅学理论中所包含的伦理思想,把世间的伦理上升到了信仰主义的理想高度,从思想上极大地丰富了伦理道德观的内容,提升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和认识。
最后,是禅宗关于人生观的精进不止的求索精神。佛教中的精进理论,不是鼓励人们去追逐社会生活中的功名利禄,而是激励人们抵制各种欲望的诱惑,断除烦恼的大愿之心。佛教的精进,主要讲的是主体即个人的精神世界里观念的超越,要求在信仰的世界中奋力跋涉,永不停息。如在《佛所行赞》卷三中讲:“慧者能知,精勤求上进”正好比“钻木而取火,掘地而得水。精勤正方便,无求而不惑。”即智慧的人往往有自知之明,追求知识,不断进步。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努力弥补缺陷,这才是真正强者的人生态度。这就好比钻木取火,掘井得水一样,人只要努力上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佛家亦深深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只有不怕困难,努力拼搏,勇往直前的人,才能够到达理想的彼岸。佛家对于信众并非要求一味的崇信,而是要善于动脑,勤于运思。提出“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彻疑彻悟,不疑不悟”的主张,反对“盲修”。“于静于乱,亦莫恐怖;于假于实,亦莫恐怖”。这种理性的态度,对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对生命而言人生有限,但追求真理和智慧却是无限的,面对纷繁的生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而不断地进取。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