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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伦理 当代社会 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忠恕之道”奠定普世伦理之基
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强调的是一种“忠恕之道”,具有深刻的普世性内涵。同时,“忠恕之道”包含的平等、宽容及理性等精神,也给当今社会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借鉴。
首先,儒家的普世伦理价值观彰显了一种宽容的精神气度。儒家的“宽容精神”强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道德个体应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这同时也展现出了“恕”的价值。“恕”与“宽”往往紧密衔接,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做到平等容人,懂得同情与关爱,儒家的“仁爱”也将宽容作为“爱”的第一要义。“忠恕之道”展现的宽容精神是创建普世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多元的世界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虽然价值观各异,但都积淀着深厚的历史内涵,表达着不同的时代诉求。如果不尊重其特殊性,就不能达成对普世伦理价值观的认同。同时,在各民族获得普世伦理价值观共识的进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一种包容开明的态度去明确自身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其次,儒家的普世伦理价值观突出平等的精神。虽然人和人在经济、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是从人性上来讲,却依然存在着相通之处。当前,全球一体化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而一体化需要通过科学的秩序来逐步实现。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差别较大,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现象。倘若能在普世伦理上达成一致,各国就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国家,不以霸权的姿态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
最后,儒家的普世伦理价值观表现出一种理性思维。道德与理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若每个人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忽略他人,必将引起矛盾和冲突。所以,应当运用理性思维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此才有利于形成社会与人的良性互动。儒家不断强调通过“诚敬”来审视个体的私欲,以求内心修为和外部伦理规范相一致,这样才能在处理事务时,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努力探索“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将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也尊重了自然规律。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对自身能力的认可。从全世界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让人们陷入了工业文明所引发的悖论中。但是从人类文化的发展情况来看,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在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时,要注重发挥个体的价值,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融。在谈及人、自然及社会间的关系时,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整体性价值角度出发,构建和谐有序的国际关系,积极推动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
在努力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仅需要认识自然、创建人类生态伦理关系,同时也需要去关爱自然,实现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宋代的程颢曾在《定性书》中提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而用智,往往容易被蒙蔽双眼,以致于利欲熏心,难有远见。儒家伦理并不反对用智,但是反对“自私用智”,即反对人们为了追寻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而不考虑整体与长远利益。儒家在反对“自私用智”的同时,也强调崇尚“德”。德本身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是至正的理性。目前,科学协调和破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应该倡导整体性原则,依靠“德”去管控“智”,强调理性的重要性。
追求“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与利益上的冲突难以避免。每一个国家都应在确保自身效益最优的前提下,做好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工作,谋求自身的长远发展。儒家也曾提出过“异质文化”方面的具体问题,旨在维护文化的多元性。儒家针对文化并存的状态,表现出宽容与开放的态度,将“和而不同”作为其理论根据,尊重差别、突出和谐。实际上,将这一理念运用到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是在认可差异的同时,突出多元化的一面。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也倡导以宽容的态度去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积极开展对话,汇聚共识,消解分歧,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荣。将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作为科学处置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将有利于消除文明的冲突,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特点及发展历史,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在当前的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传承并推广中华文化,将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圈的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讲,文化形态实现持久发展的关键是拥有内在的精神和个性,能够展现文化的独特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其中高度凝聚的哲学思考和先进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蕴。中华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要依靠我们做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转型,肩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让传统文化再次熠熠生辉。
在对话与整合中打造当代儒家伦理文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文化的全球化也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在当代社会与科技快速发展的局面下,人员交流、信息交换已非常便捷,可以说,当代社会是流通性的国际社会。
文化的发展是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交流的结果,通过中西融通、互为体用,采用开放的姿态,结合我国实际去吸收有价值的文化精华,展现时代精神。我们不仅要立足本国,也要放眼世界,开创新的文化局面,展开不同文化圈的充分对话。文化整合本身是跨越国度的对话,我们既要立足当代,也要穿越历史的隧道,去和传统理念展开深层次的对话。同时,也要积极清除中西对话的阻力,大力探索不同文化的内涵,为其创造和谐的对话语境。全面开展文化对话,需要将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作为起点,深入了解历史,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位。传统价值理念是社会、民族的指示器,只有对传统价值理念展开全面透视,才能寻找到文化之源。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文化间的交往要注重“和而不同”,才符合文化多元的具体要求。科学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通过对话与交往,形成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共识,不断加快推进文化交流的健康稳步发展。在当代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等,也正在经历从冲突到对话的整合过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已经深深融入到当代儒家的伦理文化之中,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重要思想。
儒家的伦理道德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秩序与规则,展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状况,并客观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表现出创造性、包容性与普遍性,拥有持久的活力。在当代社会宣扬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将有助于我们缔造一个和谐、宽容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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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以人为本;管理思想
管理大师帕金森说过:“千万不要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管理学著作的一个章节,完全不是这样,一部管理学著作论述的全都问题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管理究其本质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企业管理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三个方面: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企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以人为本”思想从员工、企业领导者和企业竞争对手这三个主要研究对象出发,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并为当今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同时,儒家的“以人为本”思想对企业的和谐稳定与长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的“以人为本”思想在企业管理中包括以员工为本、以领导者为本和企业竞争对手为本。
一、以员工为本——“爱人”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张企业领导者应该做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儒家“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针对员工与员工、管理者、企业之间的关系给予了以下主张:
从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出发,儒家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思想教诲了我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个企业中,员工与员工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在做事之前都能够为对方着想,事事都考虑别人。那么在企业当中,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和谐共处的局面。
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儒家主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的管理思想。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当一个管理者,不要仅仅认为自己是管理者,就高高在上,不体谅下属。管理者应该认识到,企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利益相关者,大家都是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
从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出发,把这种关系引申到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上,儒家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来处理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要是员工有成就,管理人员就要把劳动力看作是一种核心资源,管理人员承担的就是使人发挥效用的责任。”在企业管理中植入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重视员工的发展,不要将约束及控制员工为企业管理的主要手段,而应用培训及鼓励员工的方法来使员工与企业得到统一发展,不要将员工简单视为单纯的生产工具,树立员工民主的思想。
二、以领导者为本——“克己复礼。”
企业是由人构建起来的组织,因此企业在管理过程当中应该以人为中心,把人的要素放在核心地位,将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在首要地位。领导者作为企业的榜样和旗帜,他的言行将会直接影响企业员工的素养,领导者的素质是企业管理成败的关键环节。儒家管理思想对管理者素养方面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并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里指的是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即各种规范、制度和秩序,用来节制仁民的行为和欲望,协调关系,减少冲突。“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应该严于律己,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给企业起带头作用,助益企业健康发展。下面儒家管理思想当中对于如何做到“克己复礼”提出了几点要求。
(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作为领导者,如果遇到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强加于下属去做。应该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下属的位置考虑问题。这样,才能造就出一个好的领导者。
(2)“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公冶长》)
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做到对事物的反思,多问问自己为什么,往往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当处理企业事务时,才不会手忙脚乱,没有条理。
(3)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卓越的领导者,应该做到以身作则,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做到。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当你下达命令指派下属时,才能够做到上行下效。
企业领导者是企业的关键人物,这关系到企业的荣辱兴衰。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能够带领出一批杰出的员工,并且创造出一个优秀的企业。一个顽劣的领导者也必定不会具有号召力、影响力进而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因此领导者要做到“克己复礼”,达到“仁”的境界。企业也会随之带有“仁”的氛围,和谐的景象。
三、以企业竞争对手为本——“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我们在企业内部应该重视以员工为本、以企业领导者为本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那么在企业外部也应该注重“以人为本”的思想。这里着重介绍在企业管理中的以企业竞争对手为本的儒家管理思想。儒家主张“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论礼》)的辩证管理思想。有天和地相结合才导致万物生存,有阴有阳才使得万事万物周而复始的变化。在当今的企业管理中,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对手一样是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那么,如果仅有企业自身而没有其他竞争者的话,必然会导致企业没有“生”和“变化”——企业创新的动力。
儒家针对如何以企业竞争对手为本,怎样明晓企业自身存在哪些缺点和不足等也作出了相关著述。儒家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的思想正是教诲企业应该把竞争对手比作自己的老师或是“领路人”,这样才能看清楚自身存在的缺陷,对于竞争对手企业自身要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在当今企业的竞争中,企业之间不单单是孰输孰赢的关系,还有互利双方的双赢关系。合作可以使企业体验到自身成功的满足感,也能使双方得到相应的好处,但合作也容易使人产生惰性和依赖性,不思进取推卸责任等消极因素。让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达成互利互惠,双赢共享的和谐局面。要达到这种局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彼此信任,儒家主张“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的管理思想,只有彼此间都做到信任,才能保证合作的有效进行和长久发展。
以企业竞争对手为本,企业自身应认识到竞争关系的客观性,还要认识到这是市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结语:儒家的管理思想也深藏着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在当代企业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其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带给我们一个如何解决现实存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企业中,每一项工作的开拓和维护都需要员工来进行和完成,进行“以人为本”管理思想是保证企业决策实施和完成企业经营目标的重要保障。每一个员工都有其自身的社会需求,这应该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和谐统一的,因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实质是激励和满足,只有在合理激励和满足员工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需求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企业快速发展的理想效果。因此,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应该继续探索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背后所蕴藏的规律与智慧。(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一、树立乐学的思想
儒家典籍中到处充斥着学习的“乐”。孔子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显然,虽然孔子从不以学习为苦,而是在学习中发现了无穷的“乐趣”。
之所以能够在学习中找到乐趣,把学与乐合一,主要是因为能够把学习与自身的生命合一。当一个人把学习与自身的生命合一之后,学习就不再是一种异己性的活动,而是转变为了主体自身的内在要求,即由他律转化为了自律。这个时候,个人的生命将与学习相始终,活到老,学到老,达到了荀子所谓的“学至乎没而后止”的境界。当学习成为人的本性,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主体实现自身内在本质的过程,主体生命的存在成为学习的内在根基和不断学习的内在动力,主体就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取自由与释放自我。
当代很多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感到痛苦,其原因并不在学习本身,而在于其对教育中的空洞内容和形式不满意。为此,教师必须从等多方面发挥学生主动性,使学生乐于学习,实现学习与自身生命的合一。当代大学生见多识广,思维活跃,思想新潮,在教学内容上不能一味地跟他们讲“老一套”,要紧跟时代的步伐,结合社会上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的热点问题。同时,在教育形式上,不一味地拘泥于课堂,要加强实践性教学,激发学生的兴趣。
二、注重实践教育
儒家向来就非常重视道德实践。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教授弟子,而“六艺之学”无不与实践相关联。在《论语》中,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显然,孔门学《诗》、学《礼》的目的在于“立”与“言”,而“立”与“言”则都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在言行关系上,孔子的基本主张是“言行一致”,但当言行不一致的时候,他则更欣赏“讷于言而敏于行”,而且还多次批评“巧言令色,鲜矣仁”,这说明在言与行之间,他更看重“行”,而其所谓“行”主要指的就是道德实践。古人在道德教育上不断强调身体力行,重视道德践履。联系今天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现象在各高校仍普遍存在,教育工作者在传授思想政治道德观点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社会实践促进大学生实现社会化,使其社会角色发生转变,提高大学生的应变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引导他们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看待社会和人生,正确分析和评价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现象和各种社会思潮,以一种理智成熟的视角去感受社会的进步,关心经济的发展,关注世界的变化。
三、坚持自我教育
孔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通过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强调自己解决认知,提升理论修养。克己自律就是要通过行为修养方法达到自制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表明孔子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良好道德的思想。儒家思想中,自省内求,即自我反省,是在思想深处进行的自律修养。
由于每一个学生秉赋各不相同,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教育对象性格和能力等不同,对他们施以不同的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充分注重从学生的个人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不同的思想问题,把“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顺情引导增强学生对道德的判断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四、注重 “身教”
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还特别重视教育者的身教示范作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孔子认为,如果教育者自己不端正自己的行为,却要求教育对象遵守道德准则,是不能令人心服的。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让学生行有方向,用负责的精神和谦恭的态度去感化学生,最终令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占有重要地位,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美丽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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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秦儒家 仁义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6-0048-01
儒家思想虽然发源于中国,但影响了和正在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其从诞生起就蕴含着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
一、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历史考察
“仁”字从人从二,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相亲相爱的关系。在我国古代社会,由于个体自然经济极其落后,个人的生存尚不能脱离集体,因而个人观念比较模糊,集体和宗族比较清晰。人们自然就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便应运而生。
(一)先秦儒家对“仁”的阐释
孔子一直把“仁”作为他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中心,“吾道一以贯之”,并且把“仁”作为人的根本,应该“终身行之”。
首先,孔子对“仁”做出了明确定义,那就是爱人。在答复他的学生樊迟问仁之时,他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爱人。”他指出,仁应该包含忠、恕两方面内容。所谓忠,就是从积极方面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生存、发展和完善,也要让别人生存、发展和完善;所谓恕,就是从消极方面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要的,决不强加于别人。
其次,孟子不但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亲亲,仁也”,更为重要的是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从心性论的角度论述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明确肯定了“仁”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根本。
最后,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孔子主张反求诸己,通过道德的自律和主体意识的高扬实现“仁”的目标。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孔子看来,“天生德于予”,因此,“仁”离我们并不远,只要人有自觉行“仁”的主体意识,就能够达到“仁”,所以他说:“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二)先秦儒家有关“义”的理解
关于义,孟子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他认为,正常人都会有一种荣辱羞恶之心,羞恶之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它也就是“义”的发端。
首先,“义”是人类道德的准则和规范。其实在孔子那里,“义”早已成为评价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如《论语・阳货》中“君子义以为上”,并且“君子义以为质”。即使在义利问题上,孔子也首先要求考虑利是否符合义,认为人们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他甚至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其次,孟子认为“义”应当成为人生的最高标准。人可以不计较利益得失,但是不可以不顾及义,实现义。他坚持认为“义”是评判人类社会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坚信在人生价值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义”,所以他倡导在特定情况下人应该“舍生取义”,为了实现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辩证关系
仁与义互为表里,共同成为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乃是从人的内心情感出发,是主体的主观意识和道德自律,是人的内在道德,也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和精神家园。义,是人通过对如何做到仁的一种反思的结果,是依仁而行的道德准则,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必由之路。
二、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首先,对人的反思。孔子“仁”论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把“仁”上升为儒家的核心道德范畴,还体现在他把“仁”和人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以及对人的思考。孔子用“仁”来规定人,认为“仁”和人具有直接统一性,“仁”存在,人就存在;“仁”德完全丧失了,也就不称其为人了。所以在《礼记・表记》中说到,“仁者,人也。”
其次,对义的重视。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形成了重义轻利的基本传统。例如我们常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主张通过对“义”与“利”的不同态度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这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最后,对仁义的理解。儒家自孟子开始将“仁义”并称,以概括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有一次,孟子拜谒魏国梁惠王,惠王问:“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高见可以利吾国?”孟子答云:“陛下何必曰利?我只有仁义而已。”
【参考文献】
[1]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应用
当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文化环境,不仅会促进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还会有助于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曾指出,“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旧赋新,才能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当代价值。
一、传统文化有益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四有新人”,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道德保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经典传统文化是以正义、礼貌、孝敬、谦让、敬业、奉公、刻苦、自强为核心的,与高校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的目标正好相吻合。传统文化中可借鉴的价值取向、个人修养、家庭人际关系、集体原则、个人生活和事业等方面的先进思想,可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统文化中可坚持的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和以身作则等教育方法,仍是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法宝;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思想和现代精神,强调内心愉悦的道德修养,其中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更容易唤起被教育者潜在的道德情感,大学生更易于接受认同,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二、传统文化有益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
对待传统文化的内容,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必须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并结合现实去积极探索挖掘其价值内涵,才能切实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要借鉴传统文化中倡导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律己修身的个人修养、健康和谐的自身心态、仁爱孝悌的家庭规范、尚群为公的集体原则、崇尚节俭的生活传统、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义重于利的价值观念,“革故鼎新”的改革创新精神,以及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等思想。这些内容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价值观并行不悖,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影响,都是不可或缺的良好素材。实现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文化纲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大学生会在生动丰富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中,愉悦地将其现代价值融合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中。
三、传统文化有益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上,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以身作则、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教育思想,使其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有效作用。
1.借鉴以身作则的方法达到榜样效应
榜样的力量不可估量。大教育家孔子善于以身作则。他重视教师本身的道德品质对学生的重大影响,处处以高尚的品行为学生示范,时时以真诚的人格给学生熏染。他培养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足已证明这种以身作则的儒家思想,是有效的榜样效应和教育方法。
同样,墨家思想也强调以身作则。他们宣扬“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努力让自己成为大学生的榜样,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以身作则,用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带动大学生成长。
2.借鉴因材施教的方法达到个性尊重
孔子善用因材施教。他有“弟子三千”,性格各异。如有人喜欢表扬优点,有人害怕暴露缺点,有人喜欢控制别人,有人喜欢推卸责任……他会根据不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注重心理引导,达到尊重个性、发挥长处的良好教育效果。高校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坚持这一方法原则,借鉴“有教无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传统思想,坚持因材施教,尊重个性,以人为本;要根据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知识结构、心理承受力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把整体教育和个体教育相结合,通过传授内容教育方法的选择,达到尊重个性,挖掘潜能的教育目的。这样既可因材施教,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又可一视同仁,避免教育顾此失彼,欲速则不达。
3.借鉴循序渐进的方法达到润物无声
孔子注重循序渐进。“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2005方案)就是证明。大学前两年的四个学期设置四门思想政治教育公共课必修课,从不同的角度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进行逐步提升。每一门课程要求教师不断吸取儒家求“仁”思想,“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大学生道德从低层次向最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学会刚强、坚毅、朴实、谨慎等优良品质向仁德靠近的过程,就是从基本仁德的学习和培养,达到最高层次的“仁”德的过程。
因此,高校思想教育最根本的方法循序渐进达到如物无声。就是让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学校要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促使学生道德提升,循序渐进,达到德育为先的教育目的。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以古鉴今,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立足民族、时代和学生实际,应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服务于我们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儒家;道德评价;德性;德行
西方伦理学主要可分为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德性伦理学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和休谟的德性效用论为代表,规则伦理学的代表是康德的义务论。儒家伦理学在学术界一直被视作德性伦理学,国内外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仅仅是动机伦理学,只以人的动机来进行道德评价,忽视了对个体的道德行为考察。如有国外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是强调人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的德性伦理学。这些观点虽然点明了儒家伦理学的主要特征,但对儒家伦理的理解并不全面,以最具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论语》为例,孔子对其众多学生道德评价既重视德性也兼顾德行。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家伦理是内在美德“仁”和外在行为规则“礼”的统一,并不是学界认为的仅仅是动机伦理,而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注重内在道德修养又注重道德践履。文章在梳理儒家“仁”与“礼”内涵的基础上,对孔子在道德评价时兼顾德性和德行的思想进行探讨,以阐发其当代借鉴意义。
一、儒家伦理中的德性与德行
“德”字的伦理和道德涵义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不仅包括人的内在的“德性”,而且还包括人的外在的“德行”。即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德字的使用,德目的列表,常常兼德行与德性而言。”[1]“德性”不是看出来的,是人本身特有的德的品性,能看出的只是人的“德行”。德性,道德品性。指人的自然至诚之性。正如《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郑玄注:“德性,谓性至诚者也。”[2]孔颖达疏:“‘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 何为“德行”?谓道德品行。在《周礼・地官・师氏》里:“敏德以为行本。”郑玄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上述说明,德性不是看出来的,是人本身特有的德的品性,能看出的只是人的德行。虽说德行包含了内心品性和外在行为,但德行一词实则偏重于“行”。简单的说,德行就是道德之行为。
在儒家思想中,何谓德性?何谓德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万德之目,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德性。在儒家思想中,“仁”没有统一的具体的概念,“仁”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品格,也是作为内在于心的精神形态的品格,即我们所说的“德性”。在《论语》中有近十处问“仁”,孔子并没有说出“仁”具体是什么,孔子面对不同的人,做出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比如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尽管他没有明确表明“仁”是什么,但是我们也能看出忠恕就是核心的“仁”。《论语》中的“志士仁人,无以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能表明这一观点。
“德行”一词在论语中也出现过。《先进篇》里说到,“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门所重,正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务求禄利、有表现,而遂特尊之曰德行。”[5]这里的“德行”是指能实行孝悌、忠恕等道德,在孔子那里是指道德行为的意思。因此,如何“得仁”,也就是化德性为德行,孔子强调要通过个体作为、个体的道德实践而获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是孔子的“仁之方”。而“克己复礼为仁”也说明了遵循礼是自身寻求或意识到仁的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但践行礼必须是以仁为基础的,如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6]“礼”作为限制行为的外在标准;“仁”则作为塑造稳定道德人格的内在道德。“仁”与“礼”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理由,“礼”是“仁”外化了的形式,或者说是仪式化、制度化了的“仁”,两者统一于儒家伦理思想中。
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中的“仁”与“礼”的关系表明了儒家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的统一。儒家伦理既注重培养内心品格也注重把内心的道德品质在道德规则下表现出来,“在强调美德培养和人格塑造的同时,也强调评价一个人时,应同时考虑其内在动机和所导致的外在结果”。[7]
二、孔子道德评价兼顾德性与德行
儒家道德兼顾德性与德行,这也是由儒学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儒家伦理重修养,重践履,主张积极入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是儒W的突出特点。
1.理想人格培养
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经过长期的教化后具备了优秀而稳定的品格,他自然就会在行为中表现出自己的品格。这也是儒家学者始终强调品格培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论语》中对君子的论述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论语》中君子更多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使用,它代表一个高尚的人,或是一个理想的人。因此,君子则是儒家理想人格。君子必须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都彰显仁爱,“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8]。他具有坚定的道德意志,并且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放弃自己的道德信念。君子不会做任何违背义的事情,“君子义以为质”[9]。“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0]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1]“君子和而不同”[12],与别人合作时,不会为了迎合别人而丧失了自己的原则。
同时,孔子也把“仁人”和“圣人”看做是理想人格。“仁人”是把仁义作为重要的美德,并因此而具备仁义品格的人。圣人比仁人还要高一个境界,圣人就是能达到“内圣外王”的人。在儒家思想中,一个人要成为仁人,就必须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塑造符合“仁”的理想人格。“仁”的范畴充分反映了孔子思想体系的人道理念和人性光辉,是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论语》中,“仁”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方面是对己的,强调如何通过自身修养到达仁的境界;另一个面是对人的,强调如何推己及人。然而对己是根本的,是推己及人的基础。就好像孔子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把自身的人格品质修养好,才能做到推己及人,最终成为“内圣外王”。
2.人格培养与躬行实践并重
儒家伦理在强调美德培养和人格塑造的同时,也强调了在评价一个人时,应同时考虑其内在动机和所导致的外在结果。
孔子评价一个人除了听其言,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即听其言观其行。在《公治长》中有记载: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对于子路,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在评价子路时直言不讳,指出子路虽勇敢果断但又存在性情冲动鲁莽的不足。子贡言语高超、巧口利辞、能言善辩,连孔子也自感不如。然而,子贡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3]子张问孔子何谓仁,孔子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可以看出得仁之道关键在于行,仅存于心,出于口是不能成为仁人的。这也说明了孔子评价他人不仅看重德性,还看重他人的具体行为,兼顾德性与德行。
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颜回所得到的评价最高。孔子对颜回评价如此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颜回不仅把仁内化于心的并能真正将其付诸实践。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说颜回的心能长久不背离仁,其他人只能在短时间做到仁。颜回的贤德品行已经化为行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只有一人独处的时候,同样能做到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的时候,孔子曰:“噎!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对最接近仁的颜回的死去感到万分痛惜。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14]《四书通》也云:“颜子之学勇于力行,故虽燕居独处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且不徒发之于人所共见之时,而能发之于己所独知之地,颜子盖真能发夫子约礼之教而为慎独之学者也。”[15]可见,孔子对颜回的道德评价极高,是因为在孔子心中颜回是一个真正把所学知识内化为内心固定的道德品性,把内在品性外化为德行的人。
三、孔子道德评价中兼顾德性与德行的当代意义
社会公民知而不行,言过其行,知行不一的问题日益突出,有一部分人仅仅是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停留在主观认识或口头上,并没有贯彻落实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上。孔子在道德评价中兼顾德性与德行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1.避免仅谈德行忽视内心德性的修养
仅谈德行而忽视内心德性修养的人并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内心没有形成道德品质而去实践是盲目的或者夹杂着某些功利色彩。比如,老师会让学生回家给父母洗脚作为作业,学生给父母洗脚就变成了完成一项任务,不免带着某些功利色彩。即使学生去具体做了该行为,他们也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相似的事情还有,某些单位机构就着做公益活动的名义,组织人们去给老人洗脚、剪指甲等。也许这些单位机构想通过此种途径让人们去学习和懂得尊敬和关爱老人,但是就单凭一次两次的活动是否能让人们将孝敬老人深入体会还有待考究。因此,意识到德行的重要也要注重内心道德修养。一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即德性,是植根于人的意识属性特别是价值意识属性,通俗的来讲是日常生活所指的良心。而良心是道德行为的发源,一个人去道德实践必定有良心的存在的前提,否则,即使去了也不明白为什么去做。内在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大学》里也有表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天子到平民,人人都要以修养自身的品德为根本,“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又要先“正心”,“正心”是“修身”的前提,如果内心“忿痢薄翱志濉薄昂美帧薄坝腔肌保是不会达到修身养性的目标的。人们的行为是以“心”为向导,如果心术不正,则很容易走上歪门邪道之路,因此,端正心态,提高内心道德修养,以指引自己的行为在正确的轨道上。
2.避免只谈德性疏于道德践履
个体的道德行为是在道德意识的支配下,表现出来的有利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更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考察个体的行为是进行道德评价的关键,行为动机深藏于主体行为内部,除他本人之外,其他人往往无法从外在直接地获取其行为善恶的真实动机。《中庸》也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16]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孝道;有的人通过学习之后启蒙开悟;有的人则在经历困难之后,才领悟做人之道。无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道德认知,形成了个体的德性,通过道德实践外化为德行才能说这个人是真正有德性的人。如果善念即是善行,则一切道德实践便成为多余的了。
社会中经常有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用“道德”掩盖了他的真实内心。正如孔子所言:“听其言观其行”,“行”比“言”更可靠,“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因此,在道德评价时就要以个体行为的效果作为根本的依据。道德评价不仅是社会集体对个人的评价,更是个体自身的自我评价、自我体验,通过评价,褒扬好的道德行为,抵制不良道德行为。当然,道德评价也不能根据个体的某方面的行为而作定论,不能因为小错误而评价这个人为不道德,毕竟,君子也有“失仁”之时。
3.注重知行合一,有助于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
儒家道德评价兼顾德性与德行有利于公民形成道德自觉的品格,公民既明白道德要求对于实现人的价值,做到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也明白道德实践的意义。儒家的道德自觉主要有“格物致知”、“反求诸己”等方式,通过“内省”、“省察”、“慎独”净化自己的心灵,内化为自己的内在品质,即形成德性。在此基础上自觉地进行道德践履,外化为德行。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也就是我们所指的德行。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都知道道德规范上哪些该为哪些不该为,但是真正去亲身实践的只占小部分。
道德评价中兼顾德性与德行有利于人们能自觉地进行道德践履既能充分发挥人们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启发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力和对社会道德问题反思的能力。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得道德认知,并内化为自己的品性,拥有道德自觉意识和自律意识,然后自己的内在道德品质外化为具体行动,在道德践履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提升自己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继承和发扬儒家知行合一优秀思想,在社会范围内营造“德”“行”兼备的道德氛围,塑造人人自觉提高道德修养、自觉进行道德践履的环境,有助于当今道德问题的解决和道德风气的改善。
注释:
[1]陈来.《论语》的德行伦理体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2]郑玄:《礼记注》.
[3]《论语.卫灵公》.
[4]《论语.里仁》.
[5]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第257―258.
[6]《论语.八佾》.
[7]刘余莉:儒家伦理学:规则与美德的统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第85页.
[8]《论语.里仁》.
[9]《论语.卫灵公》.
[10]《论语.宪问》.
[11]《论语.为政》.
[12]《论语.子路》.
[13]《论语.为政》.
[14]《论语.雍也》.
Abstract: Confucian culture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not only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has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It is incumbent on us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im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most suitab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Only by innov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tion industry, creating the platform of Confucian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spreading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socialism to the world can the national soft power be further enhanced.
关键词:儒家文化;动漫;传播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animation;dissemination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7-0217-03
0 引言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时期,弘扬和传承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对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凝聚民族精神实现“中国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 儒家文化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及现代传承价值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来,经过儒家世世代代的努力和传承发展,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1 儒家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启示
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他总结了春秋时期之前的中国文明,形成了经学,从而创立了以“和”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所以说孔子是中国文明史上承上启下的圣人。
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和”,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其核心是仁和礼。从基本内涵来看,“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心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的“仁爱之心”,是通过正_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成整个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这是社会成员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礼”是建立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秩序的行为标准和规则,实质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它的重要作用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有序和谐。“仁”是人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礼”则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它们共同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有序的发展。
儒家文化“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强调“礼”营造社会和谐秩序的价值,目的在于维持并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而践行“仁”和维护“礼”又以和睦为贵,它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就突出反映了“和”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是人类社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传承弘扬这个文化遗产,对于构造国民信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
1.2 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发展,需要回顾借鉴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儒家文化与时代主题相结合的伟大结晶。
孔子倡导的“以德治世”的“德治”思想,强调道德乃政治之本,历经后世儒家的诠释发挥和理论升华,把儒家文化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成为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是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儒家文化中“以民为本”的德治思想与仁爱精神正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源泉。“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它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从“德治”的方式来看,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正像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群臣百姓的心就会朝向你,就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由此可见,以“民本”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实质是,通过实现社会群体价值来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虽然儒家“民本”思想的真正内涵,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民的利益,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现今社会所用,但其思想精髓为当代中国的治国实践提供了借鉴。
今天,我们把“以德治国”作为实现“中国梦”历史进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就是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目标相结合,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传承发展儒家文化是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经过中华民族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域外外来文化的挑战侵蚀,屡遭域内异质文化的冲击排斥,都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内涵,依然凭借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自我修复完善能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发展更新。而今,儒家文化传承创新更是体现在文化的传播方面,截至2015年12月,全球134个国家(地区)建立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190万人。这些机构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引导世人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在增加国民信仰与文化自信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的话语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未来中国向世界出口的最有影响力的产品应该是中国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产品。
当然,我们继承传统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全盘承袭,应根据现实的需要做出价值选择,传承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那些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价值原则,可提取转化为时代精神发扬继承,古为今用,服务现实。因此,儒家文化要实现传承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必须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在不断挑战中进行更新;必须挖掘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要实现古今文化精神上的对接,让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的生活中鲜活起来。我们应该借鉴儒家“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培育民众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借鉴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倡导当今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创新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理念。
正如主席指出的那样,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2 发挥动漫传播优势推动儒家文化传承发展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了能够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应当积极推动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动漫无论在艺术综合表现能力上,还是在融合传播媒介新模式方面,都更具有特有的时代性和广泛的影响力,是儒家文化最适宜的传播方式。
2.1 动漫传播的优势和时代特点
动漫,不是一个独立的词汇,是动画和漫画的合称与缩写。业内一般将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游戏(game)三者习惯合称为ACG,或加上轻小说(novel)合称作ACGN。动画和漫画都是流行艺术,虽然没有多大的区别,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漫画是通过写实、夸张、讽刺、幽默等不同手法,依靠描绘图画配上文字述事的艺术表现形式。漫画是平面和静止的。动画是对许多帧静止的画面,逐帧拍摄之后连续播放形成活动的影像。动画是动态的漫画,是漫画和影视艺术相结合的复合艺术。动漫文化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众多崭新的表现形式,已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造型艺术综合体,随着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动漫传播越来越具有时代特点和独特优势。
2.1.1 传播媒介多
动漫产业进入21世纪后,经过日新月异的发展,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借力于科技新技术,动漫与媒介互动发展,出现了传统传播媒介与新兴传播媒介共存的繁荣局面。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①通过报、杂志、图书以漫画形式传播的出版类动漫;②以影院和电视为传播媒介的影视动漫;③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网络动漫;④以手机、智能电视、公交地铁液晶显示器为传播媒介的新媒体动漫,等等。动漫已经成为一种复合型的文化传播载体。
2.1.2 受众群体广
当今,动漫产品的受众消费群体已由少年儿童小众消费群体发展至青年消费群体,正向成年消费群体迅速蔓延,所有年龄段都有属于自己的动漫产品,动漫已成为大众化全年龄段的共同消费品。伴随着4G网络的发展,手机动漫的受众群体不断扩大,到2015年9月国内4G用户总数达到3.02亿户,包括3G用户在内的移动宽带用户规模已超过7.3亿户,其中18~35岁年龄段的用户群体,95%为手机动漫注册用户,预计2016年手机动漫的消费规模将超过400亿元。动漫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2.1.3 跨国界融合度高
动漫是摆脱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形式,依靠图像要素来表达题材内容的视觉文化。因此,动漫能够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跨越语言文字障碍,轻松地将输出国的价值观念、民族文化渗透到输入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输入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国民信仰,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认同和接受异域文化所传递的道德理念。动漫这种跨国界传播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就是很好的例证。迪斯尼塑造的“米老鼠”调皮又可爱,赢得了全世界几代人的喜爱,观看人数超过七亿人。正是借助于“米老鼠”,美国把其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轻而易举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树立起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形象。
2.1.4 形象周期长
动漫的价值在于通过创意塑造形象,透过形象授权催生衍生产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品牌授权和衍生品销售是动漫赢利的主要来源,这为动漫产业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保障,从而持续延长动漫产品的生命周期。迪斯尼公司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动漫产业所具有的行业辐射广、衍生产品多、形象周期长的特征。自1928年诞生以来,“米老鼠”已经出演过120多部动漫影视作品,发行过130多种语言的动画片,形象授权商品数以千计,迪士尼乐园开创了动漫形象与旅游业相结合的先河,80多年里“米老鼠”历经几次“换装”和“性格调整”,其动漫形象和品牌价值经久不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美国的民族文化和价值取向。
2.2 创新动漫产业发展思路,打造儒家文化传播平台
在当下,儒家文化的传播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结合时代特点,充分发挥动漫的产业优势,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2.2.1 创新动漫发展理念
我国是动画影片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之一,继1906年,美国人詹姆斯・斯图尔特・布莱克顿(J.Stuart Blackton)拍摄完成世界上第一部动画影片《滑稽脸的幽默相》(The Humorous Phase of funny Faces)后,1926年,万氏兄弟就制作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回望历史的星空,我国动画事业也曾繁星璀璨,《神笔》、《小鲤鱼跳龙门》、《大闹天宫》、《铁扇公主》、《小蝌蚪找妈妈》、《哪吒闹海》等动画片独具中国民族特色,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如今,动漫已成为美国第六大支柱产业,近邻韩国也包揽了全球近1/3份额的动漫制作业务,反观我国,动漫产业产值的GDP占比还不足0.3%,大大落后于世界动漫强国。产业落后实际是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多年来,我们照搬了一些美日动漫发展模式,结果落下与中国国情水土不服的病根,迷失了产业发展方向。要缩短与动漫强国的差距,正像刘亚洲上将所说,“只可以超越,不可以模仿。思想观念必须更新”。产业模式纯粹的模仿没有出路,只有创新发展思维理念,坚持中国的、民族的特色,走自己的路,利用产业“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抢占动漫产业高地,才能提升我国动漫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2.2.2 创作优质IP作品
IP,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意为知识产权,在动漫、影视等领域里指的是故事内容和关键角色。优质IP等同于好的故事和角色。好的动漫来自好的创作剧本,而好的剧本源之好的IP。我们应该站在时展的高度审视历史的变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优质IP素材,这也是动漫作品的“供给侧改革”。儒家文化上下几千年,积淀厚重,蕴涵着丰富的故事、角色和名人佳话,沿着儒家文化传承轨迹,在历史年代层面上,挖掘故事素材,雕琢角色形象,形成以点带面以面穿线的、系列的IP数据库,这样才能为动漫剧本原创提供更多富含民族文化营养的创作素材。优秀传统文化是动漫的灵魂,应将培育儒家文化题材的动漫作品上升为国家课题层面,凝聚民族的精神和力量,打造深入人心的、中国品牌的原创动漫作品。
2.2.3 造就优秀的动漫人才
由于勇的多元化复合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动漫人才跨专业复合型的发展方向。从动漫产业链条延伸层级分析,动漫人才的结构是金字塔形的。他们依次是:①漫画形象原创、动画编剧、动画软件开发、动漫产品设计、手机游戏开发、动漫经营开发的创意人才;②三维动画制作、动画游戏营销的人才;③动漫技术制作人才。其中,创意人才是金字塔的顶尖,是动画产业发展急需的人才,而那些能够把握动漫产业研发方向的,既懂创意开发,又懂艺术与技术创作,兼通市场运营的大师级人才,则是动漫产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是动漫产业的灵魂。但是,我们还没有行业内公认的大师级领军人物,我们缺少“中国的迪士尼、宫崎骏”。目标已经确定,动漫人才的培养发展也就有了方向。我们应该实施举国动漫人才战略规划。首先,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教育资源优势,改革动漫专业的教学思路,在动漫理论研究和师资队伍建设上下功夫,始终走在动漫研发的前沿,培养学以致用的学生,使学校成为动漫人才的源头活水,达到高校供给端与产业需求侧的合理资源匹配。其次,借鉴“恒大思维”模式,发挥企业资金雄厚的优势,采取高投入,引强援,严管理的方式,引进国际级高端动漫人才,推动动漫产业产销“短平快”式的发展,达到 “洋为中用”、“借鸡生蛋”的目的,借此之机建立起民族动漫人才孵化基地。从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国内具有文化发展战略眼光的动漫公司,已经着手布局动漫人才培养,动漫巨头腾讯动漫公司已设立3亿元的“聚星基金”,用于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加快本民族的动漫人才培养,鼓励动漫原创。
2.2.4 促进儒家文化与动漫传播的融合对接
把儒家文化精髓注入到动漫作品中,是儒家文化与动漫传播最佳的融合对接方式。这种对接,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对接,而是思想观念精神层面的对接,是把动漫深深地植根于儒家文化沃土之中的对接。通过这种对接,优秀的儒家文化涵养了动漫产业,从而动漫作品有了思想性,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同时也焕发了儒家文化的活力,进一步唤起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回归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尊心。要把儒家文化的历史题材与现代元素相融合,扬中国民族艺术风格之所长,运用我们曾经拥有的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剪纸动画、折纸动画、水墨动画、京剧脸谱、民间年画等艺术表现手法,打造出中国味道的原创动漫精品。要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刻解读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从中汲取养分,找准儒家文化与动漫的切入点,创造出极具民族特色的动漫形象。中国作为经济大国,也应该成为文化强国。我们肩负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神圣使命,要把握时代脉搏,充分发挥动漫的传播媒介功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用动漫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儒家文化,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回顾历史,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展望未来,我们不辱使命发展创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要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担当精神,肩负起传承发展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责任,复兴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1]王京生.儒家文化之当代传播的思考[J].红旗文稿,2014(24):20-22.
关键词:先秦豫商 德性文化 内涵 现代价值
引言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简称“豫”,地域及文化优势明显,上古先秦时期有很多商人从这里生长、起步,后来发家致富。同时,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出现、繁荣及社会的进步,并逐渐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长和内涵价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当属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这是以河南为主体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业活动中的集中体现与现实折射。由此,认真挖掘和仔细梳理其德性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对当前中原经济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时期在河南一带从事商业活动的儒性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经验活动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共性的商业道德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经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语言行为习惯并夹杂多样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内外合一的商业德性文化意识,伴随着古代中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变,并灵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义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文化作为从商的至高境界,明显带有商业伦理的儒化倾向。继而,后世的众多豫商加以传承和极力弘扬,这是一个儒家思想道德文化与古老商业时代文化不知不觉互动共鸣、共融发展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先秦豫商不断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渐进过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贡秉承儒家“仁义”之德,从商富贾,终成“儒商鼻祖”;郑商弦高犒劳秦师退兵,倡导爱国重商;洛阳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强仁勇的经营理念创造了商业致富神话而名满天下;还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惠济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誉。在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显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识和幽深的商业文化品性,其内涵价值丰厚,现实功效明显,为新时期新豫商提供了鲜活的精神食粮,对重塑和建构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崇尚“仁义”之德
中华民族素来号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极其推崇“仁义”之德,这是以完善社会的情感道德为理想目标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会的物质富足为最终指向的,这与现代西方的纯粹物质文化是截然不一样的。此种道德标准更多合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取向,在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中,道德价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质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的。同时,这也是先秦豫商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历来把崇尚“仁德”作为通商惠贾的基本伦理标准,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从商远贾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内进行自我超越。而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则表现为“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主张“仁中取利”、“以义生财”,要求商人正确对待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路径,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基本秉承儒家的“仁义”之道来经商处事,把为人处世的道德理念和从商致富的商业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们致富发家、为民立国的一大法宝。豫商之一的洛阳商人白圭,曾称自己的经商行为是“仁术”;孔子弟子儒商子贡,也极力倡导“博施济众”的“仁德”道德标准。
可见,以“仁义”之德经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显著特征,且内涵价值丰富,折射到他们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则表现为具有高度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大家常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其实说的就是商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商人在从商过程中以高超的商业技巧而大获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义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义”之道的从商理念,主张“为富且仁”、“富而不骄,贫而不谄”,先秦豫商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贡的眼里,富而仁德是从商惠贾的首要原则与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贡,堪称儒商典范,他一生从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实务本,既传播和弘扬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促进了古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值列传》)。子贡是孔子众多弟子中从商致富为民立国的成功范例,他一边学习、信奉尊奉孔子的“仁义”之德,一边利用自己卓越的商业头脑从商致富,他善于学习,重德守义,讲究诚信,立公为民,较好的协调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古代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业头脑,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义利兼顾,将仁义道德、贤智济世融合起来,开启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先河,为后世众多豫商所追随和效法。
而被司马迁誉为“治生之祖”的洛阳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义”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经商的秘诀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夺来发财致富。《史记・货值列传》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为商之道应善于决断和权变,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综合道德素质,所以,他把自己的商业精神和经商之道称为“仁术”。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极其赞赏从商要把“仁义之德”一以贯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奋善良,踏实能干,行商千里,从不忘崇儒重教,乡情浓厚,并为富且仁,常常惠施乡邻,恩泽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婚姻等各个领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们在积极的商业实践和生活劳动中长期培育养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个人情操、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重要的时代价值内涵,是他们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创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实活动、思维模式和道德意识行为,是先秦时期商业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这种经世济民的大爱思想,既是儒学仁爱精神的崇高体现,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标。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业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体现,对古代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影响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严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思想教诲,把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看成自身实现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径。他们大多发家致富立国为民,而不是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消费,而是热衷于赈灾济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为社会、为国家的公益性活动。先秦豫商这种以商为业,兼顾为国、为民、为社会的儒商修养受到了后世以来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像后来的明代巨富沈万三、清代晋商翘楚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华人首富李嘉诚、爱国慈善家邵逸夫等,他们不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苍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华、智慧、仁爱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业的经营与管理不但需要以“仁义”之道来铸就商业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与谋略来勇创商业奇迹。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认清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正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才能稳操胜券,致胜千里,永远立于商业的不败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为经商之道的基本素养,同时倡导勤俭经营,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经商时要眼光独特,坚决果断,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势待时”,以眼疾手快抢占商机,从而赢得主动,获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在上古时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王亥利用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驯养牛马,“牵牛车而远贾”,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来换取周边部落的牛羊帛粟,开启了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对后来商人认识到商业交换的市场规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后世商人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时也出现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时常大规模用牛马羊等牲畜来祭祀王亥的现象。春秋时期儒商鼻祖子贡也拥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认清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商业理论,使他在经商活动中游刃有余,大获成功,就连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市场行情,预测准确,常常“货殖屡中”。还有著名的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一次在经商途中偶遇秦师入侵,他智谋超群,心生一计,用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主动犒劳秦军将士,暗地给郑国报信,最终智退秦军,保全了郑国,他以经商爱国的“仁智”之勇终止了一场战争,被传为商人重义的美谈与佳话。
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终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人是一种有理性的高级物种,“智”是一种道德的认知行为,是一个道德理性的范畴,学习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乐事。儒家所倡之“智学”,是学思与知行结合统一的,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而运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滥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导下,“以智经商”就成为先秦豫商经营活动的突出特性。他们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总结,善于反思自我,不袭旧俗,一切商业实践皆按时、因事、依势而变,好学重智,通达善变,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创新的提升,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获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变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话说的好,“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为三达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这三者在商业活动中运用好、发挥好,才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和铸就成恒久不变的商业之德,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经商境界。
洛阳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为“治生鼻祖”,他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经商之道,他看重“智”、“强”、“仁”、“勇”的经商素质。他强调商人要以“智”学识,多读书,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机,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勇于决断,以“智”取胜。同时他坚守仁义之心,有忧患意识,能深入了解市场和天象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式,保证经营管理发展要有强大的后劲,能守得住财富,白圭虽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简朴,省吃俭用,与家人、奴仆们同甘共苦,共创家业。白圭拥有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把握商业时机的超强能力,商业天分突出,他善于选择商业经营的方向,主张乐观时变,倡导“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保证了自己经营的主动权,轻松获取丰厚的利润,客观上又调节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价格平稳,保护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消费者三者的利益,最终白圭以这样的“仁术”累积百万,成就了“商圣”之誉。豫商南阳范蠡年轻时曾拜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学习理财之道,后来辅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此后弃政从商,隐居江湖,凭借自己超人的生财之道,曾“三致千金,财聚巨万”,后世誉他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认识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风云变幻、尔虞我诈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赖于优秀的经营人才,提升自己的创新智慧和管理谋略,方能克敌制胜,成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别是现代新豫商更应该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竞争残酷的商业实践中,不仅要积极的向先秦豫商那样“修心养性”,更应该深刻的学习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以“智”取胜,并能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灵活善变,充分发挥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显新时期当代新豫商的儒商风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忠恕”之情
“仁义”之德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仁生财”是实现儒性商业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别强调“忠恕”之情,尽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国的胸怀来经商致富,赚取民心,赢得民意,从而立国为民、名扬天下。而对那些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谋取暴利等卑劣商业行为应坚决摒弃。先秦豫商则是真正的仁者,他们超然物外、轻视功利、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忧国忧民,甚至以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是先秦豫商经商之大道。豫商子贡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勤奋求学,孜孜不倦,有辩才,善外交,师从孔子立志从政,虽长期经商,家财万贯,最为富有。但他胸怀大众,博济广施,富而不骄,谦逊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赎在外流落的鲁国奴隶,但从不索要赎金,他坚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别人的眼光和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商业实践,实现自我与大众的互惠共赢,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胸襟而慷慨回报社会而名扬列国。
南阳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聪敏好学,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帮助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成就霸业,人生后期专心经商,成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资协助越王治国理政,富民强兵,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终以铸就伟业。后来,他急流勇退,致力从商,与家人们开荒耕地,兼顾养鱼、饲养牲畜等副业,很快成为当地巨富,但他生财有道,富而能仁,时常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曾三迁“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财于乡邻,可见,范蠡是忠国爱民、社会责任意识强、仗义疏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豫商,堪为后世豫商之楷模。郑国大夫子产执政护商,保护商人的权利,促进郑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这种良好的从商环境造就了很多爱国商人,使得郑国及后世豫商中不断涌现出很多的爱国商人。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中,想方设法智退秦军,拯救郑国于危难,弦高从商为国,带动国家重商风气,提高郑国商人地位,成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
姜子牙,河南卫辉人,也是先秦时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谋略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后人大多认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经商方面却时运不济,生活上时常贫困潦倒,为了营生,他多次提篮街头叫卖,其结果往往十分悲惨,无功而返。为生活所迫,他还卖过竹篮、干面,经营过酒肆,在朝歌贩卖过牛羊等牲畜,大都失败。后来,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赏识任用,得以施展才华,成为了运用经商来治国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对周王朝忠心不二,后来分封“齐候”,看到齐国之地贫穷落后,他根据自己早年丰富的从商阅历,积极带领齐国民众,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种桑养蚕,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丝织业、捕鱼业、盐业等手工业和商业生产。姜子牙是一个聪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奋能干,务实精明,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再加上他善于运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模式,仁义为先,处处体现着豫商乐善好施、以善济众的高贵品质,他关心大众百姓,尽心忠孝,为民为国。由此,他潜心经营的齐国很快就繁荣昌盛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比较有名的商业大都市,姜子牙也成为了以商治国、立国的成功典范,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子贡、范蠡、弦高从商的“忠恕”之情强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业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自强图新的进取精神,把商业的德性文化落实到具体的个体生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完善。这样的从商义举深刻影响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维方式,历代豫商都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忠信仁德”作为自己从商的首要职责,强调正己施人、经邦济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内涵和价值在不同的时期能充分展示,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秦代相国豫商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善于长线投资,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以“奇货可居”从商治国,为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报国,以宏伟之志成就千古商业奇才。西汉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为业集聚财富,当汉朝边患四起,匈奴战争连年不断,他依然顾全大局,以国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产来资助边防,甚得皇帝赏识,皇帝也以此来教化百姓,受此影响,当时还有豫商张长叔、李通等人曾帮助汉室复兴。后来清代河南巩义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百万庄园,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皆体现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还有康家有名家训“留余”思想,也集中体现经商的“忠恕”之道。诸如这些豫商都非常自觉的把自己从商致富生财与服务人民、振兴国家、强盛民族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阐释。
结论及启示
我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映照下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践行过程应该是在我国儒性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下才能正常运作,把经济发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会道德价值的最优化真正的契合起来,进行互补,达到统一。此种道德价值标准和先秦豫商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天的内在涵容性,像上面说到的“富而不骄,贫而不谄”的儒性商人子贡,“天下治生之祖”的商业祖师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来“愿输家财半助边”的汉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唐代商人宋清,还有近代有名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此类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种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并指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好的向前推进,在我国平衡东西部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广、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