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儒家的主要思想内容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复习策略;高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重点是高考常考的考点;难点既是高考常考的考点,又是学生容易出错的知识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是高考的重点,也是复习的难点。那么我们在复习备考中怎样才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呢?
一、依据课标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依据课标,因为课标是高考命题的依据。课标有关本专题的知识点在现行材中都有具体呈现,列出课标并加以阐释,让学生理解课标内容,如百家争鸣,从含义、背景、概况(时间、代表人物、主张)、性质、地位和影响去把握。用课标指导高考专题复习,是保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正确方向。
二、把握线索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准确把握线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它贯穿于本单元的四课内容,儒家思想的演变是本单元的主线,同时这条主线又分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演变的重要阶段:春秋时期形成,战国后期发展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成为正统,宋明理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产生。这样知识点就被提纲挈领地编织起来,穿线结网,构成儒家思想的发展轮廓,而且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学生很容易把握本单元的线索。
三、围绕原理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围绕原理。贯穿必修三的原理就是思想文化现象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思想文化现象又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学习必修三,必须联系政治经济的相关内容,并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以儒家思想为例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探究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儒家思想出现的历史背景,应结合春秋时期大变革的时代特征分析。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私田出现,井田制开始瓦解;政治上,分封制开始崩溃,奴隶主阶级衰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崛起;文化上,私学兴起,到战国时期大变革表现更为明显。其次,探究思想文化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促进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出现后产生的影响: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基,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推动了社会进步,也为以后儒家思想发展成为正统思想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奠定了基础。
四、理顺关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理顺关系。理顺本单元四课之间的关系:这四课以时间为序,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来设置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勾勒得特别清楚。主要应理顺下面几个方面的关系。
1.理顺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同时儒家思想又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起基础。
2.理顺先秦儒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汲取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学派的思想,发展了儒学。他增加了君权神授,通过政治途径方式推崇儒学,使儒学实现独尊。
3.理顺宋明理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是新儒学,“新”在发展了董仲舒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家在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教、道教的思想,重新阐释儒家的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
4.理顺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关系:它们都是儒家思想,但早期启蒙思潮批判宋明理学,批判宋明理学中的不合理部分,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的民主色彩。早期启蒙思潮不是要颠覆儒家思想,而是继承了儒家思想的某些精神,以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专制皇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是对儒家思想的改革和发展,是儒家思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完善阶段。但是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这种完善并没有完成改革儒家思想的历史使命,形成思想解放潮流。
五、形成体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统一课标、线索、原理和儒家思想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生成一个体系,该体系既包括单元知识体系,又包括各课的知识体系。单元知识体系仅从地位的角度简要地概括儒家思想演变的知识体系:春秋时期出现,在当时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宋明时期为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中程朱理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明清之际,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虽活跃,但只是沧海一粟,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程朱理学。各课的知识体系简化为许多历史概念,如百家争鸣、儒家思想的形成、董仲舒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和早期启蒙思潮,每一历史概念都从含义、背景、概况(包括代表人物、思想内容等)和影响等方面来呈现。
关键词:儿童;思想品德;家庭教育
家庭,作为社会中最基本最稳定的构成单位而存在。家庭教育是我们每个人自儿童起所接触的教育,是每个人逐渐实现自身社会化的必经之路。狭义的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广义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中的父母及其成年人对未成年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结合现代观念,家庭教育是包括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家庭教育既是初始教育也是终生教育,它开始于孩子出生之日(甚至可上溯到胎儿期),是整个大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奠基的作用。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具有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渗入每一个家庭教育之中,长期以来为我国很多家庭所传袭和借鉴,成为我国家庭教育的主流,对于我国人才的培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家庭教育是人所接受的最初的启蒙教育,自幼而起,对儿童的思想品德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教育思想于今的教育来说既有精华亦有糟粕,对儿童思想品德的教育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一、良好的传统家庭教育对儿童思想品德形成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践行以早教观念,使儿童得到及早教育
家庭教育是在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的,主要是长辈对晚辈进行的,传统家庭教育观念之别注重对儿童思想品德的及早教育,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①。人处于幼年时期,心性未定,且儿童的学习方式大多是仿效类学习即对学习家长表现出来的行为或思想的观察和模仿,因此儿童具有更强烈的可塑性。此外,儿童记忆力强,大脑发育迅速,学习过的知识不易遗忘,更有利于儿童良好思想品德和接受知识的能力的培养。
(二)倡导以德教为先的教育内容,使儿童能及早获得更良好的品德教育
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提倡以德育为先,强调从“人伦”着手,以注重培养儿童的思想品德为核心,力图通过道德观念的灌输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让孩子学会做人。对儿童的教育首先着眼的是“成人”,于此之后才是“成才”,其目的首要是培养君子,重视儿童个人品德修养而轻视智能技巧的培养,认为做人第一,谋生次之。
(三)实行言传身教、家风陶冶为主的教育方式,使儿童能获得良好的学习对象和成长环境
家庭教育是父母对子女自觉或非自觉、有形的或无形的教育行为,中国传统教育倡导家长以身立范、立教,从而潜移默化地陶冶儿童的品德和情操。所以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主要有言教和身教,尤其重视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行为坐卧以及接人待物的情形都为儿童耳闻目睹。儿童成长初期的学习方式大多都是仿效式学习,模仿是幼儿的天性,他们会通过模仿父母来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二、不当的传统家庭教育对儿童思想品德形成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奉行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教育观念,实行“明刑弼教”
传统家庭教育在“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教育观念下,实行“明刑弼教”,主张以家法、族规等形式,对儿童品德行为的养成进行规范、惩戒和约束,这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核心即儒家思想中“德主刑辅”的教育观念相符合。传统家庭教育观念认为父母体罚子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子女对父母的责打非但不能产生怨恨,责打后还更应该孝顺父母。现如今,这种传统家庭教育观念在现代家庭也普遍存在。从传统家庭教育倡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教育观念来看,父母对子女成长的期望是无可厚非的,但随着后来家庭教育对这种观念的继承和演变,逐渐演变为“逼子成龙”、“逼女成凤”,家长变得更加理所当然的对子女进行强制的教育,强迫性的促使儿童学习家长所要求的东西,日渐将家长自身对未来的期望放到子女身上,忽视了儿童品德的教育,这种方式非常不利于儿童思想品德行为的良好养成,形成儿童成长中的阴影,不仅使儿童遭受皮肉之苦,而且压抑儿童个性的发展,造成儿童精神上的严重伤害,一定程度上还会导致父母与子女关系僵化,从而更加不利于儿童思想品德的引导和培养。
(二)封建纲常思想残留,教育内容缺乏科学性
从教育内容来看,传统家庭教育内容以封建纲常的道德规范为主,在“三纲五常”的指导下进行教育,其教育的思想内容无不带有浓烈的封建主义色彩,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②、“男尊女卑”③、“明哲保身”④等思想,这些思想内容是中国封建社会以家作为天下之本,以小农经济作为社会生活重心的产物,它贯穿于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之中,将家族利益放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儿童视为家庭的私有财产,这种小农意识的思想观念成为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严重影响家庭教育的成效。传统家庭教育用封建纲常伦理等思想内容来教化儿童,使其成为封建思想里要求的“君子”,这样不仅禁锢了儿童思想品德的自由全面发展,还将带有一定程度封建色彩的思想内容融入儿童思想品德行为之中,易导致培养出儿童谨小慎微、自私狭隘的性格,亦不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
作者:张茜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注释:
①《汉书•贾谊传》.
②《神童诗》.作者汪洙,字德温.北宋年间著名学者.
③旧时社会风俗,《列子.天瑞》:“男女之别,男尊女卑.”
④《诗•大雅•烝民》.
参考文献: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中语文教学;借鉴;应用;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最早期是由孔子提出来的,有一定的封建传统意义和影响,教育人们从道德的角度看待事物,高中语文教学中应用和借鉴儒家思想是想教育学生能够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家思想有一定的可传承性,在高中教材中被应用和借鉴不仅是教育学生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还要教育人们能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要以道德的良好品行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一、儒家思想在现代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应用和借鉴
(一)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而孔子和他的弟子的传世之作就是《论语》,《论语》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后人称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作,孔子将自己的儒家思想教育给学生,而学生因为受孔子的言行举止的影响,耳濡目染,也就成就了后来的经典。
(二)儒家思想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成为谦逊好学的名言代表,几个人一起,其中必有我的老师,也就是各有所长,要谦逊好学的意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说如果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惘,而如果不学习只思考就是怠惰,教育人们学习与思考要双重并用,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儒家思想对后来的一些经典之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屈原列传》以及《师说》中都存在儒家思想的风范。在学习儒家思想时,教师应该先让学生根据字面意思进行逐词翻译,掌握文章的大体含义,然后再从道德修养的角度看待文章,教育学生要借鉴儒家思想和应用儒家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四)儒家思想的教学方法上应该进行改革和创新才能够使学生对其认识更加深刻。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去理解儒家思想,学生可以就不理解的地方向老师发问,这样学生就能够培养爱问问题的好习惯,还能够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逐个对文言文的概念进行翻译,让学生掌握大意,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了解说说文言文讲述的道德或者是思想内容,科学、合理地引导学生受儒家思想的感染。
(五)儒家思想不仅从学习上教育学生要谦逊好学,不耻下问,还从生活上教育学生做一个怎样的人,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则是生活中要重视朋友之间的友谊,朋友从远方到来,不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吗?
(六)儒家思想中一个对高中生很有影响的思想就是“克己”,儒家思想教育学生不管是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是在学习中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应该放任自流,随波逐流,做事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准则,该做的事情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要克制自己的言行,以道德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千万不能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二、高中语文教材能够被应用和借鉴儒家思想的有效性
高中学生的思想相对其他阶段学生的思想有很强的特殊性。
儒家思想虽然对后人的警醒和影响很大,但是很多人还是不能够加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思想都不是很成熟,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还很弱,对文字的接受能力都有待提高,更不要说儒家思想这样比较深刻的思想了,但高中学生的思想意识已经渐进成熟,已经能够克制自己的言行并且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思想觉悟也很高,高中生学习儒家思想是非常有效和可行的。
三、高中生的语文教材内容的结构符合儒家思想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的逻辑性很强而且完整程度很高,儒家思想能够将精华融入到语文教材中,儒家思想的传承需要巧妙的手段,既要符合学生成长的需要,也要有必要的精华文化的伴随。儒家文化会对高中生的一生形成影响,因此在高中生的性格、人格魅力和思想中都要受到儒家文化的感染,儒家思想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被借鉴和应用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
四、结束语
高中语文教材中能够融入儒家思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时代在不断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也在不断改变,但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是应该被传承的。儒家思想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被应用和借鉴,不仅表现了儒家的文化素质和知识,还能够使学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处处以儒家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儒家思想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被应用和借鉴表现了儒家思想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表明儒家思想也会一直被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陈娟,教师,现居江苏盐城.儒家思想与高中语文教学.文教随笔.2009年02月第3期第08卷总第136期.
[2]高胜国.教师.儒家思想与高中语文教学.文教随笔.文学创作园.2010年09月第09期第13卷总第247期.
(1)《易传》的成书年代不晚于孔子说。持此观点者以郭沂为代表。郭沂在《〈易传〉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2一文中利用排除法对《易传》作于战国后的几种观点进行否定后,得出了“《易传》的时代不可能晚于孔子”的结论。(2)春秋末期说。此说为传统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易传》为司马迁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3汉班固也说:“文王……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4王充也认为:“孔子作《彖》、《象》、《系辞》。”5班固、王充所持观点乃据司马迁而来,自古及今持此观点者大有人在,其行文方式也大致雷同,成为中国古代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但据研究者研究成果显示,《易传》中记载叙述的一些内容显然晚于孔子时代,传经者只是为了论证作为儒家经典的《易传》的权威性而把其著作权归之于孔子而已。从司马迁的话语中,并不能得出《易传》为孔子所作的结论,而事实是,现存最早明确说孔子作《易传》的文献不是司马迁等人,而是纬书《周易乾凿度》:“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易》作《十翼》。”由于该书为伪书,故其所言并不可据信。后人多不注意该书的存在,故把司马迁模棱两可的话当作了孔子作《易传》的依据。(3)《易传》非孔子所作。在宋以前,没有人怀疑《易传》为孔子所作。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宋欧阳修。欧阳修认为,《易传》的思想内容颇有相抵牾之处,“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易》字当系笔误),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6。假如《易传》真为孔子所作,那么其思想应前后一以贯之,不应有言外之辞。故欧阳修得出结论说,《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7但欧阳修还是做了保留,认为《彖》、《象》为孔子所作。到了清代,崔述在总结前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对孔子作《易传》之说进行了全盘否定,指出不仅《系辞》而下非孔子所作,《象》、《彖》等也非孔子所作,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观点。他的理由是:“孟子之于《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于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不遗余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8当代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也持相同看法。9(4)战国初期与战国中期说。刘大钧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详密的考证,将《易传》各篇文字与老庄、思孟的传世著作相比勘,认定“《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易大传》之《彖》《象》《文言》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10把《易传》的成书时间限定在了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5)战国中期与战国晚期说。持此观点者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张先生曾批评将《易传》成书限定在秦汉之间的说法是“疑古过勇”,经过缜密论证,张先生指出“《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11(6)秦汉时期说。此说以李镜池先生为代表。据李镜池先生在《易传探源》一文中指出,《易传》七种十篇皆成书于秦以后,“《彖》《象》二《传》大概作于秦汉间,《系辞》、《文言》则作于史迁之后、昭宣之前。"李先生用大量论据论证了自己的观点。12
(1)认为《易传》与思孟学派有关,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这一观点认为,《易传》非一人一时之作,其各篇章之间亦有先后早晚之分,但从《易传》内容的思想倾向看,《易传》的创作年代在思孟学派的形成和兴盛时期,其为思孟时期的作品则是可以肯定的。(2)认为《易传》与荀学有关,成书时间在荀子之后甚或更晚。如郭沫若先生说:“两者(指《荀子·大略》和《彖下传》)之相类似是很明显的。……《易传》显明地是把荀子的话更展开了。它把他的见解由君臣父子的人伦问题扩展到了天地万物的宇宙观上去了”,“《系辞传》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也明明受了荀子的影响,从思想系统上可以见到它们的关系。”13李泽厚先生也说:“《易传》讲了许多人类历史和宇宙事物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从整体上说,它更近于荀而不近于孟”,14“(《易传》的思想)就总体实质言,……与荀子无神论思想接近。《易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与荀子神道设想的思想便完全一致。”15(3)《易传》属于道家学派的作品。陈鼓应先生通过对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四经》、帛书《系辞》与易传的比较研究,通过老庄思想与易传的比较研究,通过稷下道家、黄老学派与易传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易传》属于道家学派作品的观点,打破了千百年来学术界形成的传统看法。16
以上所列《易传》成书时代、学派归属等问题自唐宋以来至今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尽管20世纪以来已经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易经》、《易传》,学者们通过比较研究,否定了一些传统的观点,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可以说,在更新更多更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发现之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还将长期进行下去。笔者在此只是依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得出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易传》各个篇章的写作年代有早有晚当无争议,其基本部分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或秦汉之际,也就是说,其中,《系辞》、《说卦》的基本内容约形成于战国中后期,而《彖》、《象》、《文言》、《序卦》、《杂卦》等可能是秦汉之际或汉初的作品,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观,在大量吸收和借鉴道家思想及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把它们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纳入儒家思想的体系中去,以建构儒家形而上本体思想体系为目的的儒家思想学说,从而达到为儒家思想寻求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
《易传》吸收和借鉴了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观点,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在更高的层次上建构了儒家的天道观17和人道观。
自殷商以来,对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到战国末期,经过荀子对天所做的自然性回归,思想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如何寻求天道之规律以更好地为人类自身服务这一轨道上来。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最早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8“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9“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老子构建了中国早期的宇宙生成图式。《易传》在借鉴老子自然哲学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宇宙生成理论,初步揭示了宇宙万物何以生成的根据。《易传》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彖传》、《系辞传》、《序卦传》诸篇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21“天地之大德曰生”,22“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3“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24《易传》所说的“万物”是“天地交感”的结果,“天”或“天地”是《易传》的最高范畴,万物乃天地交感之结果,否定了神创造万物、主宰万物的观点。除此之外,《易传》还提出了一个与天并列的太极概念来阐释宇宙万物的生化过程,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25这种宇宙衍生模式与老子对宇宙衍生的态度在运思取向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太极这时成为产生万物的总根源,并且提出阴阳的互动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体现。反映出这一思想注重以自然本身的面目来探讨天地之道,从而得出天地万物的生长变化都是自然界自身运动发展的结果,为后来《易传》之人道观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依据。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 儒家 道家 墨家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在与西方所谓专业音乐体系的对照与比较中,呈现出了鲜明而特有的审美特征。纵观整部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其问出现过入、道、墨、法、佛、阴阳等诸多美学流派,但大体都被儒道两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却独立存在的价值,儒道两家美学思想从先秦产生至今,始终贯穿音乐发展中。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善、和
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音乐在动荡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以礼相代。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理论还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的途径。
《乐记》是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间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篇》)。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就给我们一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孔子认为音乐家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情感要有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乐而不,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238年)荀子在哲学上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生性的恶习的必须教育才能变善,因为更加强调礼乐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然需要。他主张音乐从实际出发,并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变化,但在音乐思想上仍有崇雅贬俗倾向。
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音乐文化揉合到了一起,它的核心是自然、虚静,渴望达到“大音希声”的境界。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
道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他们也不提倡音乐,甚至是否定音乐。老子的思想具有很多辨证的观点,如“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对统治阶级主张无为,对被统治阶级主张无知,因此,他反对一切欲望,而声音、颜色、味道正是引起人们欲望的根源,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第十二)所以要统统取缔。
而庄子对社会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希望能够过一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理想生活,因此他对一切科学文化艺术都是抱着一种排斥、否定的态度,他说:“五音乱耳,使耳不聪”,(《庄子·天地》)对音乐也是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
道家既然崇尚清静无为,爱好当然在题材上就偏重于山水美,它的“天人合一”观必然向往宇宙和人的合一,历史上凡道家思想浓厚的人,大多是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寄情山水、自然或借助于自然景物来自我观照,琴曲《梅花三弄》就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她借用了梅花的自然属性,钢筋铁骨的性格,不畏严寒的精神,隐喻知识分子的人格美,用清虚朗畅的泛音,三次出现梅花主题B,穿插A、C、D音乐作为烘托陪衬。梅花的洁身自好,清雅高旷,是作者对人格美的物(乐)化表现,此曲是一首小型套曲,后部带有戏剧性,似梅花笑绽枝头,笑弄风霜,其韵昧令人回响不遗。道家不仅主张自然之美,而且追求境界无限,因此在音乐上就追求“神余言外”和“弦外之音”。同一时代一首咏梅诗句,可和此曲对照,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南朝梁、陈人何逊)。这首乐曲使我们不仅可以见到道家崇高自然,更可以体昧到道家主张自然和人的统一,以自然观照人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的组成部分。
三、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非乐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与儒家的音乐思想相对立的乐派墨子名,生于鲁国。伟大的思想家、博学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在音乐上竭力反对儒家以礼乐治天下的主张。墨子禁止音乐。墨子再三强调:“为乐,非也!”意思是,“从事音乐活动是不应该的啊!”
一、 精细梳理,优化存储空间。
高效的复习一定是要建立完整的知识网络和清晰的能力维度。首先是根据考试内容和要求对自己的语文知识进行认真的梳理,使之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和能力板块,并通过专题复习或者综合训练不断地对其进行整理和完善。例如,成语复习,一方面需要多积累,做到咬文嚼字求甚解;另一方面,要对积累的成语进行二次整理,合理分类,尤其关注成语使用的感彩、对象范围、特定语境等方面,在积累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这些成语进行适当的归类,既可以减轻识记上的负担,又可以灵活掌握成语的使用方法。再比如名著阅读复习,一方面,我们必须全面掌握《考试说明》中规定的十部作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名著中的重要人物、情节以及关键点等重点内容,进行科学的归纳整理。尤其关注作品中能体现人物典型性格及思想内容的情节,作品中能体现艺术特色及促进思想内容展开的重要章节以及能起到“关节点”作用的细节。比如2008年考查《三国演义》中曹操败走华容道,哭的是荀还是郭嘉的判断,就是重要章节中的一个细节;而2010年考查《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一句名言,则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主题。
名著复习依然要把重点放在《红楼梦》《三国演义》两部作品上,以人物为线索进行归纳整理,形成对作品的完整认识,是目前复习一定要做到的。当然,对重要人物和情节进行重点备考,十分必要,比如《红楼梦》中贾府的几位小姐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探春。
二、 巧妙融合,升华语文思维。
语文从来不应该是以孤立的字词句出现的,而应该是语言、文学、文化与思想的综合体。“一花一世界”用来形容语文学习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词语背后有广阔的文化背景,一个句子后面是深邃的思想,语文是用语言沟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我们在语文的复习中,也要善于抓住语文最显性的元素――“词句”,并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将语言、文学和思想融合起来,提升学习语文的效率。比如积累名句,不仅要反复朗读、背诵,在识记层面上过关,更要对名句的内涵进行深层次的思索,对其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甚至现实意义进行分析,让名句不是作为别人的思想成为自己的“拷贝”,而是成为自己思索问题的一种角度、一种视野、一种思想。当我们积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句时,能否思索一下,作为儒家思想的一种重要表达,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演绎。如果这样思索的话,那么诸如“三军可多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脉相承的思想,自然就会呈现出来。多做这样的思考,识记名句的目的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名句本身了。
1、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主要思想内容
1.1以人为本的保障理念儒家的根本理念便是“立人”,在民本主义的基础上号召保障人民的基本利益,尊重人的保障权,主要体现在强调“仁者爱人”,爱人和敬人是社会生活保障的基本前提。在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要尊敬长者,孝敬父母。《论语为政篇》中有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仅仅是几句简单的道理便能够让我们充分的体会到对人的精神权利的尊重,这也是区别于今天的某些片面的注重人的生存权的理论。
1.2注重保障的质量儒家不仅仅是在口头上强调要进行保障,更是参与到实践中,特别在意保障的标准和质量问题。像《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过言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是一次间接的提到社会保障的标准问题,在今天的保障标准看来也不是一个低水平的问题,由此可见孔孟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十分重视社会生活的质量,保障不仅仅是为了苟延残喘,而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一直持续追求的目标所在。
1.3以弱势群体为核心的保障思想这个理念的提出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的必然要求,是历代统治者坚持的重要措施,社会保障的主要人群是以老年人为核心,并兼顾幼儿。孔子便提出了“安老怀少”的主张,像《论语公冶长》中有对话:“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也十分在意那些鳏寡孤独者,在意对这些人的关注。在《孟子梁惠王上》的:“老而无妻曰鳃、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在孟子看来,鳃寡孤独几类人是社会上最贫苦无依的人,需要给予特殊的照顾,只有这样才能够得民心。而且孟子还强调要对那些受到了自然灾害的饥民、那些因为不幸事故而暂时生活困难的人多给与帮扶,从而彻底的保证他们的生存权利,所以保护弱势群体的生存利,是历代儒学所倡导的。
1.4社会互助与家庭自救相互结合在节用和爱人这些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就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也就是一种社会互助和家庭自救相结合的思想,具体说来就是要将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家庭这个单元之上,国家给那些贫弱者以帮助,除了国家政权之外还要结合乡族组织,孟子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经济思想理念像“恒产论”与“井地方案”都有着这种思想的萌芽,《孟子尽心上》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的思想实质就是以家庭养老为核心,以家庭自给为保障基础,最终的目标是保障全体成员的安定富足。这种观念和思想对中国历代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思想家都从这进行阐发,对于我们现代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也有提示。
2、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哲学自然也是以中国人的精神终极关怀为起源,以追求无限智慧为目标,以解决中华民族发展中的永恒问题为特征的。因它产生于以农业为生计手段却又文化绵延至今的大陆国度,因此它以提高人的心灵境界和道德水平培养“内圣外王”的人格为任务,而形成了它独特的兼容性与时代性。
1、兼容性。
中国早期哲学有百家之说,百家都以自己的主张去解释社会和人生,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百家思想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却也看得出它们之间存在着兼容性。如儒家哲学中以“仁”“义”为核心理念,而墨家哲学的核心“兼爱”也以“仁”“义”为主要观点,《墨子》中提到的“仁人”“义人”就是实行兼爱的人,这说明作为第一个反对孔子的人,墨子也并不是完全孔子的观点,而是有所保留,有所借鉴的。汉武帝时儒学成为国家官方学说,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当然这时的儒家思想已从其它各对立的学说中择取了许多思想内涵,而道家复兴形成的新道家不但接受了重要的儒家经典,而且也承认了孔子是最大的圣人的地位,这都说明百家学说是在相互渗透、相互接纳中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发展的。
2、时代性。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政权的更迭,战争的创作……都会令许多人从精神的角度出发,用哲学的目光去审视它,中国哲学的时代性日渐清晰。
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乱之中,百家争鸣的局面之下,各国都需要一种思想体系指导它摆脱弱势,谋求强大,在对各家学说的体验中,法家得到了各国的认可,战国后期各国推行法家思想,变法图强。这其中对法家哲学利用最为彻底的秦国实现了华夏的首次统一,可以说这是各个国家的选择,更是时代的选择。而在汉初要废除秦的苛法与民休息的大背景下,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又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待到汉朝元气恢复,道家哲学出就不再适用,维护君子与小人区别又根据德、才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新儒学被推到汉代历史的前台,同时也被推到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当儒家哲学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以后,它的内容与深意就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完善、充实,且名声远播,倍受珍视。可以说它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2009年央视的开年大戏《走西口》中,落泊书生田青为求重振祖业,心怀以儒家思想精华汇聚而成的祖训“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踏上了走西口的征程。当时主人公的目标非常明确,心态非常平和,他只求通过走西口能挣到钱,让娘过上好日子,收回祖上的田家大院。所以祖上的家训就是他全部的精神依托,最稳定的世界观。当他认识了一些革命人士,接触到革命思想以后,对于革命志士为他修正的“祖训”“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他没胡反对,他接受了,并把它做为自己所开办的“志同贸易公司”的行业准则。而当他几番奋斗重归于零,引领他走上革命征程的人死于非命,面对母亲的期待的训问,他又道出了自己心中对祖训的新的诠释:“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这是主人公对于军阀混战的乱世的鞭挞,也是对祖国强大,人民自由的渴望,更是主人公人生观、世界观的真正升华。在这个升华的过程中,兼收了许多儒学以外的更为宽泛的思想内容,也体现了当时动荡时局下要统一民族思想,振奋民族精神的民族心声。
时至今天,虽然不能说已实现了世界大同,但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特征,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认识到了吸收别国优秀文化并用以创新自己文化的必要性。世界的目光瞅准了中国,盯在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百家之说上,甚至他们也如中国人尊敬地称它为“国学”。全世界掀起了国学热。儒家的《论语》、道 家的《老子》、兵家的《孙子兵法》……都成为了人们的必读书目,人们都在以自己的需求如饥似渴地汲取其中的文化精髓,以中国哲学培养自己适应时代的能力。而从国家的角度上讲,我们的治国方略讲求“以法治国”,同时也强调“以人为本”,这是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的进一步融合,它打破了中国古代“儒表法里”的模式,而是两手抓,两条腿走路。即以法家的“法”“势”“术”观点实现对社会秩序、统治方式的规范化,让人们知法、守法、用法,确立法制化社会,建立法制化国家;同时以发展充实至今的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水准,提升人们的精神意识,使人们形成并认可新时代下同一的民族精神,唤起整个民族为中华复兴而努力的信心与责任。
既然民族复兴是当今中华的时代主题,就要让应该承担这一主题或准备承担这一主题的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当如何为完成这一任务做准备。我们的职业是教师,我们承担这一主题的做法就是帮助那些准备承担这一主题的人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们就应该从中国哲学的智慧背囊中求取丰富的给养,让学生有针对地选取适合自己发展的、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价值的、能为未来承担这一主题做出最大贡献的成分,把自己塑造成为真正适合未来发展的人才。
一、中国哲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哲学”的“名实之争”和“言意之辨”由来己久。从、冯友兰等人以“中国哲学”之“名”来指称中国思想中(主要是子学、经学、玄学、佛学和理学)类似于西方哲学的思想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和“哲学”一词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或“全球化”进程中的产物。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在翻译“哲学”一词时,曾对“中国哲学”一词做了明确地界定:“哲学一词的原语……是从希腊语的Phil〇—爱‘智’者之意、'opy一贤的意思传来的。在爱贤者的意义上,其学叫做'Phioohy是周茂叔所说的所谓士希贤之意,后世习用上专门指讲授理之学问,直译为理学理论。但这一译法引起许多其他纷争,现译为哲学,以示与东方儒学的区别。”111(P1)正因为如此,西周在《百一新论》(874年)中进一步地“把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PhilascPh3译名为哲学。”所以,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哲学”也就是以“知人”为旨归,以“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学问。
现实地看,“中国哲学”一词,在现代哲学的学术语境中又具有多重的含义:其一,是指涵盖古今的中国人的哲学;其二,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按照西方哲学范式建构起来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其三,是指古代的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就其作为涵盖古今的中国人的哲学而言,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传承,并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和强烈地未来意识,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观点和思考方式,是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的一个未完成或正在完成的思想体系。而就其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而言,其“合法性”随着西方哲学主题的历史转换和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解构和颠覆,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和拷问。不过,这种挑战和拷问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而不在实质性的思想内容上。所以,就其作为古代的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又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身份:其一,是指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其二,是指作为历史存在的中国思想或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而就其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而言,它生产于20世纪初年是追求着现代性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客观地存在和现代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学科。不过,与作为现代学科门类的“哲学”一样,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之成为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学科,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学科体系、理论和方法建构和组织起来的、与西方哲学体系、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相近的思想材料的有机整体。
按照刘笑敢先生的观点,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是20世纪才出现,是仿照西方学科体系而建立的。其直接对应的是西方大学中的哲学学科,其设置背后的理念则是西方式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方法。根据这种理念,中国哲学应该是现代学科,是纯学术研究的科目基本上应该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不必涉及现实、社会、人生及个人信仰。中国哲学的这一角色,我们姑且称之为“现代学术”身份。而如果就其“实质上的系统”而言,即从普遍性观照之下的特殊性视角来看,其作为对自己民族生存境遇的理论回应和终极价值的形上之思,所体现的这一角色,可称之为“民族文化”的身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主要是指中国的古代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并且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因为,从“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来看,所谓中国哲学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历史。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范式和形态是我们进行古今、中西比较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古代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外在于现代的中国哲学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是现代的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而这也正是我们的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既与何为中国哲学相联系,更与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相联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除传统的“思维和存在”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说外,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三:其一,是“天人关系说”。“天人关系说”以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以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滥觞,而以董仲舒的“天人相与之际”说和宋代哲学家邵雍所说的“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为依据,正可谓传承有序。其二,是“性与情关系说”。“性与情关系说”常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不过,梁先生所说的是“情与理”关系,而不是“性与情关系”。他说:“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11“情理,离却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物理,则不离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物理得自物观观测;观测靠人的感觉和推理;人的感觉和推理,原是人类超脱于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亦必要屏除一切感情而后乃能尽其用。因此科学家都以冷静著称。但相反俩者)之中,仍有相同之点。即情理虽著见在感情上,却必是无私的感情,同样也是人类超脱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2|(P50)其三,是“义理之学”说。从重写一部“自己讲”、“讲自己”的“中国哲学”的视角出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义理之学”是“中国哲学的原型”。所谓“义理之学”就是一整套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积极人生的意义体系的理论,意义追求始终是义理之学的根本目的。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义理之学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体一经学中发展起来的,经学是义理之学的学术母体与知识依据。尽管每一时代的义理之学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学术特色,但由于义理之学均是一种注疏、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故而决定了这些具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义理之学都得依赖于同样的儒家经典,都得通过探索圣人的本义为其推崇的义理寻找合法性依据。作为知识依据的经典总是源源不绝地为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义理”提供最终的知识准则与权威依据。中国义理之学通过诠释经典而追问、寻求“义理”,是基于一种强烈地社会忧患和人文关怀,希望从经典中寻求此岸世界的意义,建立起和谐社会与积极人生的永恒目标。
然而,在我们看来,上述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又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其最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就是:他们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而道家,尤其是先秦道家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事实上恰恰正是道家在“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涵盖或统摄“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心性”关系、“性与情”关系、“义理”关系的一个以“道”为本原、本根、本体和境界的“道论”哲学形上学体系,从而不仅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突破”,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思路历程。可以说,无论是《易传》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还是玄学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抑或是佛学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和作为儒家“道统”的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综合创新,其实都是在老子及其道家所创建的“道论”哲学的框架下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天人关系”关系问题虽然也是先秦时期各派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并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就其作为一种“教化的哲学”或“生活哲学”、或“道德形而上学”的思想主题,在先秦儒家那里并没有达到本体论的高度。事实上,从孔子开始,儒家的这一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则是经由了道家本体论哲学、《易传》、玄学、佛学本体论哲学的洗礼而由宋明理学家来实现的。而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和综合创新,既与经典文本的转换有关,又与经典诠释方法的改变密切相联,而隐含在经典转换与方法改变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由先秦道家所创构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成熟与“得意忘言”的经典诠释方法的理论自觉。所以,无论是从本体论,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儒家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建构,都与先秦道家的本体论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地内在而必然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心性”关系或“性与情”关系、“义理”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显然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那么,哲学的思想主题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哲学的主题是哲学作为哲学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是一定实践基础上的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问题。哲学主题作为对自己时代问题终极关怀和形上之思,既是哲学作为哲学价值指向,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13而所谓“时代问题”,即一定时代的人们的生存境遇问题。哲学的形上之思域现实实践基础上的生存境遇问题的双向互动,既是哲学作为哲学存在的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也是哲学以其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人们的生存实践、引领生存实践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可以说,在形而上学的追思中,完成对人之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哲学建构哲学之为哲学的使命,也是哲学之为哲学的主题。
哲学主题是现实实践中的安身立命问题,而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哲学主题与哲学基本问题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哲学主题是哲学所要解决和回答的“时代问题”,即人的生存境遇问题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这既是哲学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也是哲学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机制。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哲学作为哲学始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内在于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展开构成,也就是哲学理论体系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建构构成。哲学基本问题对于哲学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哲学之所以区别于宗教和科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一是不同的哲学体系之所以不同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而如果说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言道悖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则无疑是“礼崩乐坏”基础上的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
中国哲学是面向中国人自己的生存境遇和时代问题的形上之思,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是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中国哲学的突破和主题的确立肇端于先秦的“礼崩乐坏”时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其所面对的生存境遇和时代问题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而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之所以是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生存境遇基础之上的“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事实上,正是基于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原因的理性反思,而有诸子的“百家争鸣”和学派分系;而有中国“哲学的突破”和中国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以及中国哲学的原创建构。尽管诸子百家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归因不同,立说不同,但思想主题则是相同的,这就是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
事实上,正是从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等时代问题和思想主题出发,而有人的问题提出和在中国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中国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人,核心也是人。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着重的是人。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发挥人学,着重讲人。”15(46〇)而之所以如此,正与“礼崩乐坏”的现实归因密切相关。按照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理解造成“礼崩乐坏”原因,既不在于作为外在必然性的“天”或上帝,也不在于礼乐制度本身,而在于当下的人心、人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