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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发展愈演愈烈的今天,人们清晰地看到西方文明所倡导的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诱发激活了“人性的弱点”,导致人主体性和主体精神的失落,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严重失衡被形象地称为“伦理侏儒与核子巨人的冲突”。而儒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冲突下日益显露其重要性,有的学者提出的“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就是以儒家伦理为依托。成中英对儒家“中和”思想的现代与未来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是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良药”,“它能为探索后现代化人类服务”。由此可见,将儒家“中和”思想引入现代社会,探讨“中和”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的现实价值,是时代的选择。
一、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遇到的难题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我国基本是在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条件下遭遇市场经济的,这使得我国在体制方面的改革具有明显盲目性。为了尽快融入世界经济,我国的体制改革总体上就是延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一时间“跟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之风盛行,完全丧失了自己在体制改革方面的自主性和特色。其次,西方经济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令人瞠目结舌――利己主义,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世界经济畸形发展导致南北差异悬殊等,面对这些负面影响,怎样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怎样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市场经济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问题。
二、“中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的现实价值体现
1.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要求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经济格局。当下是多元发展的社会,多元性正在取代一元性、二元对立正转变为多元共存,为了适应多元发展的潮流,必然需要一种精神能够对各种异相、异态、异质的事物兼容并包,而儒家“中和”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恰恰是最好的选择。“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一个排除利益矛盾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矛盾并由此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市场经济。
2.克服西方市场经济弊端,促进经济和谐发展。⑴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共生。目前社会上泛滥的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就是经济人思想的具体表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拥有一种宽容、博爱的人文素养,而儒家的“中和”思想正包含了这样一种宽大为怀,博爱大众的精神。“和”思想的具体化就是孔子的“仁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都在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减少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的团结、凝聚和稳定有重要价值。⑵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在儒家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个互动互生的生命系统,人类与大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尊重自然。而这种崇尚和谐圆融的自然观,却与西方理性主义者所坚持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为自然立法”的天人对立的观点大相径庭。当代人类已尝到不尊重自然规律苦果,不仅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被弄得千疮百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受到严重威胁。“西方的生态危机源于西方人的犹太教――基督教观念……这种观念使地球遭受了巨大浩劫。中国文化关于‘人――自然’互相协调的观念,值得借鉴。”西方学者已重视到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挽救生态失衡问题上的重要价值,我国在面对生态问题上就应该在“中和”文化的滋养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⑶增进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西方国家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不断扩张世界市场,这种价值取向牺牲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甚至威胁到那些正处于“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有责任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在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提出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对外经济关系指导方针,这正是儒家“中和”思想在国际经济交流中的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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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医疗保健;伦理决策;访谈;定性分析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国社会经历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儒家思想为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日常行为提供了哲学基础[1]。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郭照江[2]指出,儒家的道德观念,比如仁义,博爱和孝顺,在中国传统的医学伦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范瑞平[3]指出,医疗领域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某种延伸。
本项研究调查了中国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伦理困境,以及儒家思想是如何影响医生和护士的伦理决策。山东是儒学发源、延展和研究的重阵,且相关的研究人员可以组织当地的医务工作者进行访谈,所以我们选择在山东省进行调研。研究在中国山东省的两所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章丘市人民医院)进行了小组访谈(医生11人,护士13人)。
二、分析和发现
以下5个从访谈分析中得出的主题反映了儒家价值观在相关领域的影响:1.病人的经济条件,2.家庭因素,3.儒家文化的影响,4.伦理决策过程,和5.伦理教育(见图1)。
1.病人的经济条件
疾病不仅会给患者到了躯体的痛苦,还会带来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痛苦。社会层面的痛苦可以用疾病经济负担来表示,包括直接的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的经济负担,以及无形的经济负担等。本研究的第一个主题是有关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对治疗的影响,也就是疾病经济负担造成的伦理问题。小组访谈中,病人经济承受能力经常被医生和护士提到,并且将之视为最紧迫的一个伦理问题(占15.2%的访谈内容)。鉴于过去三十年的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改革,原本对城乡居民免费的医疗服务不再由政府全部负担结果,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讲,选择什么样子的治疗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支付能力。因此,经济条件在医疗卫生系统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生和护士的相关伦理决策。在研究中,医务工作者提到的伦理难题包括:是否给病人昂贵的治疗,是否继续治疗(在病人无法负担治疗费用的情况下),如何为病人制定切实可行的医疗计划,以及在病人由于无法负担相关费用而要求终止治疗时该如何去做等等。被访医生做出了如下描述:
在肾脏科,大部分的病人都是老年人。主要的问题是患者的经济条件。对于那些绝症患者,比如说,当没有办法完全治愈时,我们会告诉病人家属实情,由家属对是否继续治疗来做最终的决定。因此,最终决定是由家属来决定而不是由患者。许多患者会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放弃治疗。如果患者选择继续治疗,他们家属的生活水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一点不仅提到了相应的经济因素,同时也提到了儒家观念的照顾病人与医院需要盈利才能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
2.儒家文化影响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山东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从山东走出来的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这个文化资源和伦理思想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本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儒家文化对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影响。在访谈中,13.5%的参与者提到文化和宗教因素对于他们的伦理决策有着不小的影响。根据儒家思想在中国医学伦理中的角色,医生和护士应该遵守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访谈的医务人员做了如下说明:
在山东省,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偏远地区,特别是农村,医生们大部分的伦理决策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儒家思想是主要的道德观,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医疗卫生系统,同时也在其他的社会领域,例如商业,政治以及教育等等。儒家道德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互动。例如,儒家思想决定了医务从业人员的伦理观,而他们的伦理观又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有趣的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道德观与功利主义是相互矛盾的,并且直接导致了医务工作者的相关伦理困境。
3.家庭因素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个以家为核心的有机个人,社会是一个以家为核心的有机体。家庭不仅提供经济支持,而且提供情感支持,不仅承载人的成长和人的再生产等基本职能,更是一个神圣的伦理实体。在生命伦理视阈下,家庭具有关心成长、呵护健康的职责,具有共同负担医疗费用、共同承受医疗后果的功能。本研究的第三个主题是有关病人的家庭因素。在小组访谈中,有大约20.3%的讨论涉及到了这点。医生和护士将患者家属的态度或者是相关的家庭因素视为他们所遇到的一种伦理问题。特别地,家庭因素影响到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以及他们对病情的接受程度,这两点在西方的医疗系统中是很基本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由患者家属作出最后的决定:是否继续治疗或者接受何种程度的医疗方案,医务工作者将遵从患者家属们的决定。在中国,通常情况下医生和护士是不会直接告诉病人们的病情,特别是那些绝症患者,但是他们却会和病人家属讨论病情。本调查的医务人员与护士提供了以下信息:
将真实病情告诉病人,这确实是个问题。比如说,在临床中,对于癌症,医生一般是不会告诉患者实情的。在中国,普遍来说,癌症患者都难以承受这些(实情),特别是对于那些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患者。通常来说,对于病情很严重的病人,我们是不会告诉他实际病情的。
4.伦理决策过程
医务人员在医疗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伦理冲突,需要在道德规范之间、效果之间、规范与效果之间的进行权衡,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是是进行伦理决策,本研究的第四个主题是有关医务工作者的伦理决策过程以及医生和护士们用来解决这些伦理难题的相关方法。在研究中,有13.5%的访谈内容是有关这一点的。当遇到伦理难题时,受访的医生和护士谈到,他们会向他们的上级主管或者所在医院去报告这个问题,或者与自己的同事进行讨论,而不是根据已有的道德规范或者特别的解决方法来独自作出判断和决定。从访谈中可以看出,相关决定的作出是取决于医院内的等级制度,而非医生或者护士个人,这一点也与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是一致的。
被访医生作出了如下描述:
有时侯,病人是在很紧急的情况下被送到医院的。如果病人并没有钱,通常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作出决定。我们会把情况汇报给医院领导,如果他们签字,我们就会继续给病人治疗。有时,当我们面对这类的困境或者难题时,我们会和主管或者同事来讨论。如果科室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把情况反映到更高一级的领导,一般来说也就是医院的管理部门。我们会和他们讨论这个案子,不然的话,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很严峻的问题。
对此主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传统的儒家思维模式。一般来说,相关决策的作出,是由于儒家的管理等级观所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儒家思想倡导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都建立相关的等级制度[4]。而对于中国医院管理的等级制度来说,是遵从基层医生或者护士,到他们的主管,到科室主任,再到医院的领导这样一个顺序。因此,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在解决相应的伦理问题时,都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通常来讲,医院的管理层是最终的决策人。有时候,如果问题非常棘手,更高层级的主管部门会作出最终的裁决[2]。另外,服从上级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在本研究中,医务工作者的伦理决策过程反映了传统的内在的儒家价值观,特别是有关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服从的方面。
5.伦理教育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与人的生存、发展关系越来越密切,医学伦理教育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最后一个主题是有关医生和护士所接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在小组访谈中,有大约7.6%的内容提到了这一点。在(1966-1976)以前,中国并没有系统的生物医学伦理教育,所有的道德教育都是与儒家思想有关。在之后,特别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儒家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复兴,尤其是通过媒体(例如很多公共论坛,教育节目,以及电视和互联网的演讲都在讨论相关的伦理问题。)特别地,在中国的医学院里,虽然提供了一些伦理道德教育,但是却非常的空泛,并且这些教育仅仅是为了满足获得相关的专业认证的条件而已(范瑞平,2006)。另外,在访谈中,医生和护士都提到,在他们毕业之后,在工作单位中,接受到后续的相关伦理道德教育不是很系统。受访医生谈到了以下内容:
如果医生是在很久以前毕业的,那么在当时是没有相关的医学伦理道德教育的。而且,在医院里,也很少有相关的伦理道德培训。
实施医学伦理教育不仅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务人员的重要手段,也是医务人员解决医学难题促进医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缓解医患矛盾。因此需要加强医院医生的继续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发展。
三、结论
从1978年以来,由于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这些改革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医疗系统,并且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也将面临许多新的伦理困境或者伦理问题。除了经济快速发展这个因素外,传统的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继续极大影响着中国医疗从业人员的思维和工作模式。本项研究的结论并不能推广到所有的医生和护士,但它却揭示出一些有趣的观点。第一,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在整个医疗卫生体系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它决定着患者的医疗方案并且直接影响着患者家属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治疗方案的意见。第二,儒家的道德观,例如仁义,礼和孝道,影响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观念和行为。由此,本项研究揭示了山东省医疗从业人员间的某些哲学关系。
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在中国的其他省份展开,也可以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由大样本调查问卷所采集的数据,分析出的结果会更具有代表性。同时,我们也可以就中国不同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为基础,来调研各省医务工作者所遇到的伦理问题有何不同,以及他们是如何来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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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照江(1995).中国儒家文化和医疗道德传统.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21,239-246.
[关键词]儒家思想;东亚;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0-0048-02
东亚经济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下半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制度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对东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富民”思想与“经济优先主义”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礼节”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迹来明己意:尧舜在让位给舜禹的时候,他们都曾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了郑重告诫:“四海困穷,无禄永终!”把富民治国同是否能保住政权联系在一起。孟子也认为“衣食足”和“富民”对王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礼仪哉?”意思是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还哪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丝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儒家认为,衣食足才能知礼仪,强调政治统治秩序要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稳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礼仪”和“富民”的传统理念成为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经济优先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优先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政治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政治第二位;军事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军事第二位。经济优先主义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选择了“经济立国”这条道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二、尊重权威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
尊重权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强调要尊重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在谈到人们渴望权威出现来结束乱世时说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和地区均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其“经济优先”的战略。以强大的政府来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克服单一市场调节的弊端。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
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即直接干预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另一种是推进制度变迁,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设。
东亚国家和地区参与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的经济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决策主要包括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战略、基本经济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发展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和赶超欧美。为实现这一个目标,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决策机构,保证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并通过设立在微观层次的各纵向专业局来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
政府推动制度变迁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政府推动制度变迁具有规模效应,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更有效率、相对收益更大。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强大的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通过法律和制度强制性地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保证市场交易的进行和经济福利的增进。东亚的经济成长始终伴随着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并不像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导致民众、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猜疑,从而不能实现良好的协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忠孝、等级、秩序,强调尊重权威,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观框架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如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任职期间曾提出大胆的改造日本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引导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国民信任政府,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山筑路,大兴土木,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局面。可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建立和运转,这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权威、尊重政府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三、义利观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
《论语》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吾从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提倡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在义利关系上应先义后利。儒家的这种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就是强调道德至上前提下的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倡导人们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以义制利和取义舍利,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因此,围绕着市场经济所构建的各种管理制度,就产生了一个怎样使市场经济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校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健康运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义”要合乎道德,这既适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适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经济活动者不仅要遵循经济法则,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就后者而言,经济制度在实现效率、收益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做到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学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中把“义”理解为合道德,这实际上是要求经济人和经济制度在其活动过程中要保持真与善的统一。用这种真、善统一的思想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制度建设,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张的以义统利、以义制利,这也有普适性价值。对于经济制度而言,也应该体现这种道德精神。因为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各种制度都不能背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制度所以具有规范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为它本身就内含着经济职能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故而,儒学以义统利、以义制利的精神,对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学的义利观对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借鉴意义。现代经济制度作为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所作出的规定,它一方面要维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与私利之间有时又是矛盾的。儒学强调私利服从公利,这就为解决这个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因此,儒学的公私观并非过时了的古董,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仍值得开掘。
总之,儒学的义利观与现代制度之间是具有相容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将儒学义利观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证明。
四、家庭观念和东亚的企业制度
在东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家族中心主义。东亚人的家族中心主义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五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父母的孝,而对企业和国家的忠则被当作孝在更大坐标上的升华。以孝为基础的忠孝合一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行为准则。
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们首先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积极劳动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儒家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被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给家族的利益、名誉和繁荣赋予最高价值。今天家族观念仍然是韩国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这种观念反映在企业中就是,韩国经济起飞时,出现了很多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的管理指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企业对待员工像对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的职工也在共同体意识的驱动下,努力地证明他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心,献身于企业公司。所以,韩国的企业就像是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家庭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也是一样。日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密切相关。财阀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就其起源来讲,财阀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代代继承、维持和发展家业为基本目标,一部财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的发展史。正是这种体现家族功能的独特企业组织形式,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日本第一个在东方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财阀在战后被解散,但财阀的家族式结构与家族式管理仍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存在于现代日本的企业当中。另外,在日本普遍推行“终身雇佣制”和“提建议制度”,也有利于企业主实行家族主义的经营管理。日本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使职工和公司形成像家庭似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公司能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
Abstract:The Chinese Confucianism takes our country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branch, its contains the excellent part has the prominent function to Our country Modern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melts to China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with Confucianism with the factor which repulses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the discussion, spies on some are advantageous to the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enterprise own development figure of merit.
关键词:企业 建构 儒学 斥与融
Key words: Enterprise construction Confucianism reprimands with melts
作者简介:吴选鹏(1980-),男,江西上饶人,助理研究员,南昌大学硕士,工作单位:核工业二七研究所。
现代企业文化管理最早产生于80年代初的美国,由于二战后到70年代末,美国经济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统领着全球经济,但到了70年代末,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日本已对美国经济构成了强大的威胁,这引起了美国经济学家的惊讶和关注,于是在经济学界兴起了美日经济比较管理研究。在这大势发起的比较研究中,最终发现日本的企业管理不单单是一种为管理而管理,它是一种从经营哲学层面来考虑和把握管理,是用企业形成的内在文化来管理企业的,因此,日本企业的凝聚力、竞争力普遍高于美国企业。
由于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所以企业文化是该企业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从属于该民族文化,是由该民族文化所决定的。
一、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构的相斥性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辉煌历程中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深深地积淀于我们的民族性格与民族心理当中。儒家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它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了我们两千多年,并还将继续以其独有的方式对华夏子孙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儒家思想的形成期刚好是我国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因此,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宗法社会的伦理秩序和在这种制度下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和态度。而以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等高度发展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产物,它所依托也正是这种开放的民主政治体制。首先,从价值取向上看,儒家思想是重理想而轻效益即所谓“轻利”的,而现代企业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生产产品和销售产品来到达利益的最大化,是“重利”的,这就是两者产生冲突的原因所在。再者,儒家思想注重“形而上之道”而轻“形而之下器”,造成“重道轻艺”的倾向,认为只有对形而上之道探讨才是有意义的,把对形而下之器的认识和掌握是雕虫小技,为壮夫所不为也,这正好妨碍了对科技理论知识的追求。还有儒家思想中在精神诉求上与现代企业文化所追求的精神不同,儒家思想中注重的是自我内在的精神提炼和过分地强调自我修炼,强调“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现出是一种异常内敛的保守心态。同时,“贵和”的思想与现代企业倡导的竞争精神区别却也甚大。
二、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构的相融性。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有相斥的一面,但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是否也有与现代企业文化相融相继的内蕴呢?它培养和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抵御外掳的精神力量,它倡导与人为善,引人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都彰显出其强大的精神资源。那么,在建构现代企业文化中,能否从儒家思想中攫取两者的相融部分,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奠定深厚的企业文化基础呢?
1、人本主义思想的延伸。孔子首先将人们的视野从“天”转向了“人”,主张“仁”道,提出了“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里儒家所关注的是己与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到了孟子,他发展了孔子的“爱人”思想,提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尚礼”精神的外化。“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论语・颜渊)就是要求人们的视听言行都要合乎于“礼”,目的是通过“礼”的规范来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秩序。
3、“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感召。孔子一生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到处奔走,虽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坚韧不拔、积极入世的精神深为后世所敬仰,时人评其“知其不可而为之”。 “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也曾发出这样的感言。孔、孟所代表的儒家积极入世和对国家、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财富。
4、“为政以德”思想的表率。儒家学说认为“德”是领导者必备的修养,是治国平天下必须具有的品行。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明确指出,在上位的一定要以身作则,足见孔子对领导者的表率作用的肯定。受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限制,儒家所论及的领导者当然都是指君主和官吏,是当时社会的统治者,这些“为政之道”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儒学在中国的影响面之大,历史之悠久,没有哪一家可以比得上,它已渗透到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民族的共同信念。因此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时能自觉的吸收儒家学说中的精华成分,并融为自己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探析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和启示,对于最终在中国企业内部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企业文化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郭纪金・企业文化・〔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是政治权力下移为思想解放提供空间。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我国古代重要的阶级转型时期,由于经济权利的转移,导致政治权力不断下移,由“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政治权力下移至诸侯,并且发展中形成七国争霸的局面。社会政治权力的下移为新兴阶级参政创造了条件,实现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郡县制的建立也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而知识渊博、思维活跃的人士正好可以满足各国发展需求,这就为思想解放提供了空间。
二是经济发展为思想自由提供物质基础。春秋时期部分王室贵族摒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陈规,开始发展私有土地制度,并且鼓励发展工商业,在不断发展中形成新兴阶层。生产条件与以铁器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的改进,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力,使得私有制土地越来越多。新兴阶级的出现让大量奴隶转变为农民,“初税亩”制度的推行鼓励农民开垦土地,也促进了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为思想自由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全新的生产方式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环境中,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加激烈,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促使一大批思想家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三是私学的产生发展带来文化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私学的兴起提升了道德教育的高度,为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动力。随着春秋时期政治阶层的下移,以及社会对文化教育的迫切需求,各家私学从多个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阐述,提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与政治见解。各国诸侯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十分重视培养贤才,一时间私学蔚然成风。其中孔子创办的私学,为德育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主体内容评述
其一,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设定。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是思想家对理想人格的阐释,是特定社会阶层或社会人士的人格典范,也是我们了解某个时期人格塑造的素材。人格思想作为我国古代思想家长期探索的课题,如何培育、设计理想人格是研究的核心,尤其是先秦思想家将人格思想作为主要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引申出不同的学术理论。儒家文化中将“君子”、“圣贤”看做理想化人格,认为个人需加强自我修养,注重自身的正确社会定位、伦理道德与精神境界,并以此为中心加强内外修炼,以得体的言行举止与高尚的品格影响他人。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四端”,即仁义礼智,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根本,并且可以在不断扩充过程中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进而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总体而言,先秦儒家思想的主线就是“内圣外王”,它准确阐释了儒家的理想化人格,旨在通过深入探索实现内外言行思想的和谐统一。“内圣”即要求君子将塑造完美人格作为最高追求,“外王”即在提升道德修养与塑造人格过程中,通过自身行为实现建功立业、济困救民。
其二,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演变。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作为理想化人格,具有恪守中庸、自强不息、兼济天下的特征。孔子认为“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需要具备崇高的思想品质与精神修为,在思想层次上也是至高无上的,非“常人”可以实现。随着儒家思想的补充与扩展,孔子的人格思想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并且将“圣人”作为“人伦之至”,将“贤人”作为次高境界,之后就是“君子”的境界。先秦儒家认为理想人格的塑造不可懈怠,提出以圣人作为最高人格,引导人们通过提升修为实现自我超越。由于“圣人”这一理想化人格难以完成,而“君子”更加具有操作意义,也更容易被不同阶层的人士接受。《论语》中最早对“君子”这一人格思想进行了阐释,详细介绍了君子的精神风貌与言行举止,指出君子“修己以安人”、“君子喻于义”。与“圣人”的人格思想不同,君子属于大众化的理想化人格,它从大众特征角度出发设立精神台阶,凡是在忠孝仁义、爱国济民方面表现优秀的人士,均可以称作君子。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圣贤潜能,并且可以通过模仿圣人实现自我超越,而能否实现在于是否尽心为之,弱化了孔子对“圣人”的论述。同时孟子在揭示圣人理想人格的基础上,提出“大丈夫”的人格思想理论,进一步将圣人理论具体化,为大众实现理想化人格提供了途径。荀子对理想化人格的诠释表现在“全、萃、美”等方面,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他将儒家人格思想进一步外化,提出通过建功立业、济世安邦塑造理想人格。
其三,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践行。孔子提倡理想化人格的塑造应该将教育与自身修养结合起来,即在提升个人内在修养过程中重视外在教化。在自我修养方面,孔子十分注重“内省”,认识到后天教育环境对人格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孟子对于理想人格的设定具有时代特色,弱化了孔子提出的圣贤理论,突出通过“内圣”探索成长之道,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在塑造理想化人格方面,孟子更加注重自我学习,认为“尽其性”就可成人。在孟子看来,个体的人格塑造问题,就是自我发现、自我调整的过程。荀子提倡“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在个体人格塑造方面具有与孔孟不同的特征。荀子认为通过个人努力与社会影响,可改变个体“恶”的本性,使其行为符合礼仪。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对现代社会人格培育的重要意义
其一,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表现。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社会人格培育高度契合,在汲取精华部分的同时值得大力发扬。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倡导的“义以为上”精神,对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个人行为准则的制定具有引导作用。当前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很多人将利益作为主要行为出发点,存在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想,若不能及时利用社会德育教育进行行为规范,将难以维持社会发展的良好秩序。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义以为上”等理论观点,倡导将义与利相结合,倡导自强不息、坚毅进取,通过调整社会经济中的越轨行为,梳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而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其二,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对现代人格培育内容的借鉴。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方面体现在对理想人格养成方法的阐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理想人格内涵的界定。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提倡个体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以及坚强的意志,对于现阶段的主体性教育内容具有借鉴意义。在现代社会人格培育过程中,需要提高个体的独立意志,提高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个体的高度道德自觉性。同时先秦儒家人格思想认为“仁”属于内在的道德规范,当个人利益与道德规范出现冲突时,就存在道德选择问题。而个体的道德选择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是最终选择权取决于个人修养。我们在开展社会人格培育活动时,应该明确道德理想的重要性,注重提高个体的自主选择能力,引导形成道德高于利益的价值取向。
其三,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对现代人格培育理念的丰富。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将宇宙与人类社会看做统一整体,赋予天道以道德内涵,与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高度契合。其中“天道”等思想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启发个体通过实践提升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面对现阶段严峻的生态问题,人们在反思中提高了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视,也深刻认识到人类应该遵循自然界的规律,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诠释了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反对无限制的追求个人利益,倡导“以义为先”的理念。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借鉴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辩证的义利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可以缓解现代追求利益与道德教育之间的矛盾,对于个人的价值选择也有重要意义。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崇尚“仁爱忠恕”,认为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产生冲突,要想消除怨愤就需要推行“仁爱之道”,并且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仅是一种厚德载物的精神境界,也可以通过礼让谦恭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极大丰富了现代社会人格培育的内容。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对现代社会人格培育的路径启示
其一,构建良好的德育教育环境,发挥教育者的示范引导作用。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可以采用先进信息传播工具营造舆论氛围,利用大众传媒高效性、综合性、便捷性的特征,无差异地向公众传递信息,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吸引更多受众,为公众营造良好的思想道德学习氛围。同时,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教育者应该发挥引导作用,体现“言传身教”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在模仿学习中提升个人修养。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提出教育重在“身教”,即德育者应该以身作则,如此才能影响受教育对象。而要想发挥示范引导作用,教育者必须通过亲身实践,让受教育者获得更全面的知识,以及更为透彻的理解,进而获得适应社会需求的良好教育方法。在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教育者必须严格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以个人言行举止影响受教育者,促进他们提升个人道德水平。
其二,保障道德自律与他律的有效结合。自律与慎独都是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理想人格塑造的方法,在形成道德理念、道德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在社会公众人格塑造中,不仅需要采用法律法规等他律手段,也需要培养公众的自律能力,要求他们做到“慎独”与“自省”,真正将他律与自律有效结合起来。自律即以道德规范约束个人行为,与他律存在密切联系,而他律只有转为自律才能发挥最佳作用。法律法规等他律手段要想发挥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必须依靠公众的认可与遵守,只有法律法规等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将他律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才能保障个体的权益与安全,才能真正形成协同、信任的自律行为。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应该将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的自律与现代法治中的他律结合起来,形成完善的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体制。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涵盖了文化、政治、心理等多方面内容,并且在长期演变发展中得到不断丰富。从整体上来看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属于伦理政治,也是先秦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与现代社会公民道德教育完全对应。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经济运维体系,不仅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产生活模式,也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全新人格形态与价值取向。我们在研究先秦儒家人格思想过程中,应该深入挖掘现代公众人格塑造与传统思想的契合点,汲取其中的精髓部分,在对先秦儒家人格思想进行现代化转化基础上,形成现代道德体系与传统人格思想融合的全新体系,进一步凸显我国传统文化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①高晓成:《 孟子“仁义礼智”伦理观之再考查》,《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②张玉奇:《儒家道德思想对教育发展的意义探析》,《兰台世界》,2013年第15期。
【关键词】儒家思想;公司;管理
1.引言
儒家思想出现于春秋战国,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多代表人物都提出来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出现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先秦儒家,后来发展到汉代,为董仲舒的汉代儒家,以及宋明儒家等。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张“仁者爱人”以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孟子进一步拓展了儒家思想,孟子认为以“仁政”为重点的管理理念,后来来着赵国的荀子继孔子和孟子两位哲学家之后提出“礼”、“法”。随着当前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儒家思想在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成为了我们国家重要的文化思想核心,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依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我们当前的公司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儒家思想与公司管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公司管理
首先儒家的人本观与现代公司管理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重要特征。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注意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对人的社会价值给予高度肯定。以人为本这个理念,放在公司管理之中,其意思就是要求公司管理者首先要关心爱护公司员工,这种发自内心的关心爱护能够让员工感受到尊重,感受到公司的团结,在这里提到的团结,同样也是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以人为本的同时,注意和谐发展和团结,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谐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状态,这就是讲公司中的团结问题,公司的各成员要有团队精神,要求其内部的各成员团结一心、齐心协力。一个做人做事讲效率的团队就是每个公司都想要的理想团队,这就要求团队中各成员之间都具有非常好的合作和协作能力,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向心力。一个团队能有这种精神,那么对于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十分有益,也就促使企业在一个激烈且良性竞争的环境里健康发展。孔子一直很重视“人”与“人际关系”,提出要提高人的地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肯定人的价值。现如今,各公司企业文化的建设基本观点都是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作用。人是公司业务的具体操作者,只要充分调动基层员工工作热情,靠其主动性去工作,才能从根本上永久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实现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公司不断学习儒家思想的精髓,付诸于实际工作当中,充分尊重员工的人格和劳动成果,切实保障其收入和应有的权利,不仅要切实解决员工的工作问题,还要关心解决员工的生活问题,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时刻刻为员工着想,成为公司的主人,同时还要选贤任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等。儒家诚信和中庸观与现代公司管理相通。诚信是历史上众多儒家先哲圣贤所推崇和追求的道德情操之一,孔子就曾说:“民无信不立”;诚信指的是诚实守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实是每个体内在的修养,而守信则是其外在的各种表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是各公司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时刻遵守的戒尺,是公司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公司想要在市场中长期生存和发展,其根本的撑力要依赖于公司的信誉,而信誉往往靠长期诚信的合作获得,只有“诚”才有“信”,只有“诚信”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信誉。公司良好的声誉、信誉、形象的建立及维护,往往依赖于过硬的产品质量,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只有生产合格的产品、树立健康的经营理念,解放思想,长远打算,才能做到诚信经营,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提高公司的信誉及知名度。如果在经营中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产品假冒伪劣,那么这个公司终将失去信誉,同时也会失去市场。另外儒家讲中庸之道,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反对“过”与“不及”,主张“中道”,即“适度”,“恰到好处”,凡事过犹不及,要有个度。这对公司高层的管理模式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公司的管理当中,不仅要注重企业自身的成长,员工新技能的培训与提高,同时要不断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做到不守旧不排外,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宏观方向上,不可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更要注重其效果,既要“适中”又要“达变”的原则,才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儒家思想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仁”,儒家思想要求以与人为善,也就是关心和爱护公司员工,有利于协调公司内部员工关系,促进内部和谐稳定。公司员工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更加和谐的发展和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与此同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说明儒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公司是否具有忧患意识,关系着公司能否应对这种外部竞争的能力,公司要保持旺盛的发展能力,需要将忧患意识始终贯穿公司之中。
3.结语
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基础,儒家思想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势必体现在公司的行为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公司管理者应该发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推动儒家思想与现代公司管理的结合,以此来促进公司管理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刘军,黄少英.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公司管理伦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李晓蓉.儒家经典与中国式管理[M].北京:公司管理出版社,2006.
关键词:企业环境管理;理论基础;儒家生态伦理
经济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各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一方面要利用自然资源获得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又大肆污染环境、浪费资源,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如何使企业自觉履行环境责任成为紧迫而重要的问题。目前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于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但是这两种理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很多局限性,儒家生态伦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弥补以上企业管理制度的不足,对企业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具有深刻地启示意义。
一、企业环境管理的理论基础及局限性分析
(一)企业环境管理的理论基础
1、外部性理论
在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时,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负外部性尤其是生产的负外部性是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根源。
经济学家马歇尔(1910)首次提出“外部不经济性”理论,庇古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提出外部性理论。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之活动,对与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他人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企业为进行生产所支付的成本称为私人成本。当企业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时,该企业的活动就产生了负外部性。
外部性理论认为,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把环境污染和开发资源的成本转移给他人或者搭他人治理和修复环境资源的便车,外部性便成为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源。
以庇古为代表环境干预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是有缺陷的,基于环境的外部性,政府干预是有必要的,在干预方式上他们(除了庇古)主张立法或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护环境。此外,庇古还主张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进行环境管理,即所谓的“庇古税”。 基于外部性理论,各国主要采取政府干预及命令―控制型制度进行环境管理,例如我国的“三同时”制度以及排污收费制度。
2、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科斯。产权理论认为外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明晰或界定不当,从而使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经济学认为,纯粹的公共物品具备以下两个特性:消费的无竞争性和消费中无排他性。河流、空气等环境资源属于公共物品,不具备使用的排他性,也没有明确的产权。所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成本效益原则任意使用环境资源,并排放废弃物。环境成本外部化势必会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
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理论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界定明晰的情况下,私人之间所达成的自愿协议可以使经济活动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和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从而排除导致外部性存在的根源。基于外部性理论,各国主要采取市场型制度进行环境管理。
(二)企业环境责任理论基础的局限性分析
外部性理论及产权理论充分论证了企业生产的负外部性以及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依据这两种理论各国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如命令-控制型制度和市场型制度。但是这两种理论及其相应制度在实际的运用中存在很多问题。
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的命令―控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许多企业的抵抗,政府实施面临很多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几乎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迫使每个企业承担相同的污染控制份额或实施相同的技术标准,忽视了企业间的差异。二是此种管制方法缺乏灵活性,增加了企业成本却不能增加企业效益。另外,该规制工具下的绩效标准需要政府承担非常高的监管成本。
产权理论也存在局限性。首先,产权理论的适用环境是高度发达的市场化经济,这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条件是不具备的;其次,外部性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使协商成本非常高,甚至使协商无法进行;另外,对环境资源进行产权界定非常困难或成本很高。
二、儒家生态伦理学是企业环境管理理论基础新视角
基于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的命令-控制型制度和市场型制度都属于正式制度。利用正式制度对环境进行管制有其特有优势:一是正式制度具有实施的强制性,企业必须按规定进行相关经济活动;二是正式制度对企业的规定都是具体而明确的,这样便于企业依法依规进行经济活动,也便于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但是,利用正式制度进行环境管理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正式制度不可避免会存在漏洞,导致许多企业钻法律空子的行为;正式制度是一种外部约束,当企业面临巨大利润诱惑时,它可能就会冲破这种外部约束而污染环境。
要想更好地进行环境管理,需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管齐下”。以非正式制度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通过生态价值观的教育和建设,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进而将这种环保意识内化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信念,使人们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
儒家生态伦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指导企业环境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内容上看,它汇聚了古代先贤宝贵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从作用方式上看,儒家生态伦理是一种内在影响力。它以倡导的方式,通过影响和转变人们的环保理念,使他们将这种思想自觉的转化为环保行为。从涵盖范围上看,儒家生态伦理可以填补制度覆盖不到的地方,并柔化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秩序。
三、儒家生态伦理精髓及对企业环境管理的启迪
(一)儒家生态伦理的精髓
1、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孔子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但其思想中却包含这一观点,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
后世儒家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中庸》有书:“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礼记・郊特性》也有记载:“阴阳合而万物得。”儒家生态伦理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儒家主张自然界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识的支配。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2、顺时节用思想
儒家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正因为如此,儒家认为人类应该节制欲望,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儒家坚决反对滥用资源,明确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礼记・祭义》记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荀子・天论》中有曰:“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3、知命畏天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所谈的天论的命即“天命”。《论语・阳货第十七》记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用八个字揭示天命即“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正是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规律。又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十六)。
孔子认为,“知命畏天”是君子应具的美德。他强调君子应该遵循自然万物变化之规律。孔子认为人不仅要“知天命”,更要“畏天命”――敬畏天命是孔子提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
孔子认为只有君子才懂得“畏天命”,小人是没有敬畏之心的。《中庸》讲“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正是由于许多人不遵从自然规律,缺乏敬畏之心才出现了社会上一系列的“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问题。至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知命畏天思想对于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现在我们更应该秉承孔子敬畏天命的思想,培养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伦理意识,这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
(二)儒家生态伦理的精髓对企业环境管理的启迪
1、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中心主义”也随之逐步膨胀起来,人类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所有者,对自然资源随意开发,对自然环境随意处置。然而,儒家思想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人不是自然界的主人,与自然界一样,我们只是整个宇宙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的无知与贪婪,大自然已经发出了警告,近年来的雾霾、全球气温异常等就是对我们的提醒。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更应当秉承先人“天人合一”之思想,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实行绿色生产、循环经济,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结合,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2、顺时节用思想的指导意义
从儒家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时令的强调,对动植物的惜生。儒家强调人类在利用万物时,要遵从万物生长发育的天理,对万物加以合理地爱护性地、节约地利用。其思想核心就是遵循自然规律, 合理开发使用自然资源。儒家“顺时节用“思想对我国企业地长远发展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企业作为自然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应当树立顺时节用思想,适时适度开发使用自然资源。企业应牢牢树立资源节约意识,改变粗放型资源利用模式,提高资源是使用效率,降低能耗,使用可再生资源,同时加强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农林牧渔企业更应该树立顺时节用思想。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系统,过度地采伐、放牧、捕捞等必定会降低生态系统的可再生能力,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唯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才有“材木不可胜用也”。
3、知命畏天思想的指导意义
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法人主体,只有敬畏自然,才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置自然环境于不顾。而且积极的履行环境责任也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应尽的义务。而只有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才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才可以实现长远发展。在企业中管理者起着领导决策作用,更应该以儒家的君子之德要求自己。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始终保持对自然及环境的敬畏之心,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思想融入企业的各项经营决策之中。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虽然诞生于中国古代社会,但是其对于企业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如果企业能从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中吸取更多有价值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努力践行,这对于解除我们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将会有巨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广.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伦理化的实现[J].理论学刊,2005(05).
[2] 任俊华.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
[3] (美)戴斯・贾斯丁.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 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任俊华 刘晓华.生态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考[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儒家思想 诗章 社会 中国文化
Abstract:In view of Ezra Pound’endeavor to reinforce Confucian values in modern western thought,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his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Canto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ield of Pound studies.This paper studies how Ezra Pound approached to the Confucianism,and how he,finally,constituted his own Confucian though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and how he illustrated his Confucianism in the Cantos.
Key words:Confucianism; Cantos; Society; Chinese culture
作为庞德的代表作,《诗章》展示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困境以及庞德所认为的解决之道。庞德用了将近一生的时间完成的这部作品,晦涩难懂,而其中最难理解的主题则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本文通过对《诗章》中儒家思想体系的系统梳理来分析庞德理想中的儒家社会,分析研究作为诗人的庞德如何为处于混乱世界的人类寻求解脱的途经。
一、早期《诗章》中的儒家思想
庞德的《诗章》以奥德修斯的故事为线索,对充满了神话战乱通奸和谋杀的古希腊历史进行了回顾,之后,在第十二章中,庞德却开始描写现代世界,而且把这种现代的社会比喻成平凡人类幸福生活的扼杀者:
统治者和以及高利贷通过公司,/教会执事,占有了财富,/这种化名为高利贷的事物的实质,/是变相的剥削劳动力(《诗章》 第十二章)
无论是奥德修斯的故事,还是Malatesta的传奇,抑或是对现代社会的诅咒,庞德的描述都毫无逻辑和紧凑性。这种嘈杂的叙述本身就映射出庞德的如同当时的西方社会一样,混乱无序的思想。这标志这庞德对西方社会能够自救的幻想的破灭。
出于对这种混乱无序社会的深深失望,庞德突然转向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为了表示自己无以言表的尊敬,庞德把孔子称为Kung。
孔子经过大理寺,/走进松林墓地深处,/沿着小溪走出墓地,/陪伴他的颜回与冉雍,/同他低声谈论着(《诗章》 第十三章)
这是《诗章》第十三章的开篇,也是《诗章》中出现儒家思想的开端。这章描写的是圣贤孔子和他的弟子在讨论问题的场景。他们在讨论如果帝王让他们提建议,他们应该怎么做。弟子们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但孔子没有评价什么。随后,他们的对话变得更加有序,,人人能够互相尊重。总之,《诗章》的第十三章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教义,庞德用这些理念与混乱的西方社会相比较。尽管没有更加细致的儒家思想的介绍,但这一章中的儒家理念已经可以让处于困境中的西方人民看到希望。
对于处于混乱和无序社会中的人民来说,只有在庞德用儒家思想所构建的理想社会中才能看到一丝希望。儒学的思想则主要通过孔子和他的弟子的交谈中体现出来。
二、中期《诗章》中的儒家思想
庞德在《诗章》中也不是空泛的讲解和分析儒家思想理论。在《诗章》创作的第二阶段,他大量引用中国的传统故事和历史典故以论证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关注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庞德在第四十九章中对这种观念进行了阐述。
《诗章》的前几部分介绍了古希腊历史、中世纪欧洲历和美国史,之后从第五十二到六十二章被称为《中国诗章》,庞德介绍了很多中国历史典故和神话故事。如果说儒家思想给庞德创造了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那么中国历史则证明了儒家思想的有效性。
《中国诗章》描绘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从尧和舜到到18世纪的雍正时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那些繁荣的社会时期都有着深刻的儒家思想根源”。(Pound,1973)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庞德把介绍中国历史当作是介绍儒家思想,他认为当代西方人应以儒家思想中的人物为鉴,受到儒家思想启发和教育。
实际上,第五十二章大部分内容是从《礼记》的引述。庞德在第五十二章中描述这些祭奠以强调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然而庞德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是从第五十三章开始的。庞德从中国历史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秩序”。首先个人要“有序”;其次,家庭会和谐“有序”;而最后,家庭的和谐是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础,儒家思想人为,只有在家庭和睦有序的情况下,人民才会为创建和谐社会、和谐国家而做出贡献。庞德描述中国历史意在让西方人以睿智的中国古代统治者为榜样,用儒家思想建立和谐、平静的世界。
三、后期《诗章》中的儒家思想
二战中,庞德对法西斯的态度是扭曲的,他无视法西斯的各种毁灭性的、无人道的行径而疯狂地鼓吹对美、英进行打击,他认为法西斯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繁荣的社会,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他的这种幻想被打破了。
《诗章》后期,儒家思想主要通过表意文字的方法展示出来,庞德使用了大约六十个汉字,他用这些汉字暗示了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以及处事原则。
庞德的经济观念是:“金钱本身没有价值,它仅仅是财富交换的有效工具,如果这种金钱用于流通而非囤积,就可以准确地衡量出一个国家的财富,这样的话分配就能达到平衡”。他在这段话旁边写了一个很大的汉字“道”加以说明,只有在经济体系正常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繁荣,他对“道”的理解是“道的解释是,脚印和脚支撑着头,而头则指挥着脚的运动,使脚在智慧的指引下有序地行动。”(Pound,1971)。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庞德认为有“道”才能公正,有序。
《诗章》中反复出现的中国汉字以及引用的儒家经典著作的片段都表明了庞德想要构建儒家式的理想社会的迫切愿望。在《比萨诗章》的开篇,庞德写道:
我与世界争斗时,/失去了我的中心,/一个个梦想碰得粉碎,/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没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诗章》 比萨诗章)
而在《诗章》的结尾,庞德还写道“我试图建立一个乐园”(索,2003),这些都表明了庞德要在《诗章》的最后用诗歌构建一个“天堂”。对庞德来说,这个“天堂”是他的精神依靠,尽管他对政府很失望,他仍然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关注人类文明。为了逃离混乱无序的当代西方社会,庞德利用儒家思想,仿照古代中国的繁荣社会,在《诗章》中构建了自己理想中的“天堂”。
随着社会科学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从人类的物质生活转移到精神生活上,开始强调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寻求一种真正可以使人类获得解脱的方法。最终,人们关注到儒家思想。庞德是早期研究儒家思想的几个西方文人之一,分析庞德的作品对于理解中西方文化的互动是很有意义的。庞德,作为一个西方诗人,对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得西方社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开始反思社会的意义、人的价值等等,虽然最终庞德还是没能改变整个社会,但他所付出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Pound,Ezra.Personae.New York:New Direction,1971.
[2]Pound,Ezra.Confucious:The Great Learning.New York:New Direction,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