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

一、儒家思想的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二）简说儒家思想的历史变迁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第2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又称四子书，为历代儒客学子研习之核心书经。四书增删注释包括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孟子、程子、朱熹等，其编撰时间间隔达一千八百年。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蕴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华思想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精华。

作为儒家学派经书的《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精华。但《四书》中也存在着先人思想的的局限性。

（来源：文章屋网 ）

第3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

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知道百家争鸣的基本事实，结合政治和经济史的内容，掌握百家争鸣的产生的历史背景、概况，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培养学生分析概括比较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社会原因，认识到一定的思想观念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理解孔子的思想核心“仁”及精神内涵和教育上“有教无类”思想的历史影响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百家争鸣”是时代的需要，体会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境界和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重视民生精神，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重点难点】

重点：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意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和韩非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难点：儒家思想形成的原因。

【教学建议】

1.结合初中所学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如政治、经济、阶级、教育）的史实，帮助学生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

2. 百家争鸣局面形成意义的理论性强，适度引入材料，从政治集权、传统文化等方面，启发学生思考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3. 以列表的方法，从时代、主要观点、影响等方面，指导学生归纳孔子、 孟子、荀子的主要内容。

4.课后以百家争鸣为主题，编辑一期小报，让学生谈一谈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感受。

5。可以围绕 “你知道几位儒家代表人物”、“你知道哪些儒学思想的价值观” 组织一次调查和统计活动，以便大体了解儒家思想在当前的影响力。

【课前预习】

1. 儒家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思想即在此氛围中产生，并在吸收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发展成长起来。

过程：孔子——仁、为政以德、有教无类孟子——仁政、民本思想、性本善荀子——仁义、以德服人、性恶论、法治2.知识体系一、“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1.出现的原因：

（1）经济上大变动：春秋战国时期 崩溃， 经济迅速发展。

（2）政治上大变革：周王室衰微， 崛起，。

（3）阶级关系上：“士”受到各 的重用。

（4）思想上：学术逐渐下移，从“学在官府”发展为“ ”。

第4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

2、但一个合格的文明人，礼仪并不是唯一的，什么是德?即“礼、仪、仁、智、信”，固然，礼在首位，儒家思想统治中华文明两千多年，即是中华文明的源泉，也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和结晶，这是一门精深的文学，它不是宗教，而是学派，更是一种思想，根深蒂固地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即使是没有系统受过儒学教育的人，也一定会严格遵守必要的礼节，除了礼仪，还有仁，仁是什么?

3、仁即是仁政、仁心，孔子一直建议君主施仁政才能得民心，孔子的思想早已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领域。智、信都是儒家的论说，是做人的道理，更是中国人做人的道理，除了儒学，中国古代还有很学派，他们的精华都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都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4、但是，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自从19世纪欧洲人炮火叩响中国的大门，中华文化受到一定的冲击，甚至曾一度被西化，后来，中国人站了起来，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中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更为科学、严谨、健康，文明的观念也天翻地覆，做一个文明的公民，即是做一个健康的公民，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现在的文明已从多个方面出发，更为广泛，从中我们捡出一个核心的文化----爱国主义来说，其实爱国是古人一直拥有美德，因为爱国，才会遵纪守法，明礼诚信，有公德，做人得先做一个爱国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促约束，一种自律，因为爱国，所以注意自己的仪态，形象，不丢国人的脸，因为爱国，所以勤学，所以好学，因为爱国，所以有理想，有抱负。可以说，爱国就是一种资源，一股力量。如果一个国家能做到全民爱国，那它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国家。

第5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

1、伦理本位是最主要的特征

所谓的仁义说的是最崇高的思想道德观念，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而孝顺是仁义的最基础的层次，所以说儒家的思想道德理论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注意家庭观念，伦理道德开始于家庭，从家庭到国家，家庭和国家是一个结构的，非常注意家庭和国家的理念。而且，就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儒家学派的思想道德教育还注重礼仪的教导，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克制自己，恢复礼制。这里面所说的礼制说的就是社会政治体制和道德的规则。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达到政治和道德的相辅相成；法律和道德的相辅相成。这就让道德同时有了政治和法律的特点，让传统的道德理念变成治理政治、治理国家的引导。

2、崇尚理想的本质

我们国家最基本的思想道德教学中是非常注重理想主义的，儒家也提出了理想人品，认为培育有着仁义两种美好品德的君子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我们国家的儒家的人品的培养，道德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最基础的品德，而一个人学了多少东西是外在的陪衬，政治往往是一个人从里到外，用品德和知识来改变实际中的社会，或者是让实际中的社会更加美好的方式。所以说，这样的思想对于我们国家人的理想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国家的古代的教育怎样能够做到我们国家的思想观念中所认可的比较理想的人格呢？达到就是克制自己养成良好的个人修养。主要说的是道德素质的培养的过程中一定要通过自己和自己的反省，这折射了儒家学派对道德素质培养的主体意识，也可以表现出来一定要借助人的心中的信仰来外化，是一项借助自我反省和自我关键为基本的要求。但是假如这样自我反省的方法成为了比较刻板的制约，在它自身中也就丧志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最后反倒变成了制约人发展的原因，变成了抑制人性格的发展、创新性和追求未来的精神枷锁。

二、韩国传统道德教学的特征

韩国在以往的古代的道德教育一般来说代表的是从我们国家借鉴来的儒家学派的道德理论观念，注重的是古代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传承和弘扬，尽量避免非人性化，做到了以人为本，体现了人和最终价值，培育全世界所有的公众成为主导统治位置的传统道德教育，对往后不一样时间的道德教育都产生了比非常大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可以这样总结：

1、以忠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教育

韩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不一样在于，韩国不注重仁义，而最注意的是忠诚，忠诚是韩国儒家学派单独具有的特点。忠诚和孝道在本质上都是儒家学派道德的中心理念，但是中韩两个国家的详细的解释和偏向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的儒家学派注重忠诚和孝道都必须兼顾，但是韩国即使也把孝道当做最主要的社会品德，但是对于孝道的解释单纯的是对父母的孝顺。在我们国家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孝道是所有家庭体制的基本条件，只有凭借具有血亲联系的人才能够互相同心的帮助，这就是孝道。反之韩国的在社会中对于孝道的理解是最高领导者的义务比具有血亲的人的高。公民之间凭借注重不是血亲关系之间的同心协力被当做是美好的品德。韩国的这样的想法，首先和民族精神的培养联系的非常密切，注重对封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顺应和忠诚；而且在不同的角度还可以看出，在韩国的传统文化中，从家庭到整个国家，注重对于长辈和领导者的小孝敬和忠诚。这样的思想已经深深的驻进了韩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以各种韩国民族的想法，对以后的韩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以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学思想为中心的信仰教育

韩国是一个非常注意民族文化的国家，在很长的发展时间中，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非常的推崇。在韩国这个国家，儒家学派是一个最终的信仰，而且已经深入人心，是民族精神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在韩国，非常注重儒生，更是注意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所有的值得纪念的地点都保护起来了，而且被破坏的也已经逐渐修复。可见他们的民族意识非常的强。在很久以前的韩国人的最让人满意的形象就是儒生的形象，那么什么是儒生的形象呢？概括来说，儒生有以下集征：概括来说，儒生的形象是在脑海里必须有文学的知识，否则就不能够称这种人为具有文化的人，但是具有文化的人也不一定要有十分深刻的专业水准，要能够看懂自己国家的文字，而且要在所说的话中使用一些古代的文章；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应用的现实社会当中，注意在现实中的实践；要有健全的品格，比较优秀的气质，将在内心中的朴素体现在外观可以表现出来的素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斯文有礼。这样看来在韩国非常努力的想要教育全国人民都具有儒生的形象。另外，韩国人十分的注重对于自己国家古代文化维护，自己国家的文化不管是大的文化还是小的文化都要为维护起来，由于以前保护不当现在已经有着很大破坏的，韩国人都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力量将这些破坏的遗址都修复好，而且在传承古代文化的同一时间也注意在精神文化的维护，非常主动的把所有是自己国家的不是自己国家的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文化不流失。韩国人所说的阁民精神，指的是要确定民族的精神和自我进行民主的观点，培育大韩民国早日复兴的职责，确定这个民族的主体，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三、中国和韩国道德传统的共同点

借助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和韩国两个国家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有着自己国家文化的本身的特征，但是在一样的亚洲东部的传统文化的制约下让两个国家的道德教育又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1、注重道德教育的以往的规律

我们国家刚好是借助这样的道德渠道，为自己、家庭、整个国家来继续服务的。而且同样的在韩国也是受到了儒家学派的熏陶，道德教育也变成了他们国家的主要意识。中国和韩国两个国家的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有着不一样的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注重道德教学的一直以来的传统还是没有变化的。两个国家都非常注意道德的培养，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很好的传承。

2、注重团体的力量

我们国家的具有特点的人文主义偏重点在功效的方面而非在本国文化的方面。儒学以往的文化在思政道德教学中的主要的价值往往体现在让社会的价值的方式让人们认可。儒学的道德关心的是所有人、所有团体的文化特点。这样的团体对韩国来说也是一样的。韩国的团体主义在很多方面体现为团体注意的倾向，注意在团队中的其他人员一起工作的观念。注意团体轻视个人也是中韩量过共同都发现的问题。

3、政治化的道德教育

中国进行品德教育的注重的地方是思政教育而不是单纯的道德教育的培养。这种教育的优势是对于国家民族的文化的联合起来了发展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可以保证社会的平稳发展，让社会的行为都能够受到道德的制约。而不好的一面则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之间的联系一般都是借助道德伦理关系而发展的，有着非常大的连带关系，造成了正式上用人都用亲属的现象。韩国也深受我们国家的影响，也有着这样的问题。

四、在文化的视野下简析中国和韩国道德教育的差别

中古和韩国的道德教育的差别有很多，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来了，我们单单从文化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和韩国两个国家道德教育在长久时间内如何进行发展的，和发展的原因。

1、道德品质遵照文化条件的差异性

我们国家从古代来说就有着单独的文化体制，有着原发性的特点。而韩国这个国家一般来说都是依赖参照别的国家的文化来提升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我们国家对比来说，韩国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们古代文化的创造性不是很强。不单单借鉴我们国家的文化，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还参照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但是韩国没有把别国文化拿过来就用，而是从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和韩国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仁义和韩国的忠诚。

2、道德品质教育理念的差异性

中国和韩国的品德教育的观念和思想也不是很一样，韩国一般来说是岛国，外患非常的少。但是中国旁边的国家，有很多威胁。所以说我们国家历史很长，民族非常辉煌，也以为旁边的文化都赶不上自己国家的，所以说有了封建社会的产生。但是韩国学习能力非常的强，最后的文化是多种形式的。

3、道德现代化变迁的差异性

因为我们国家排斥他国的特点，让我们国家的古代的文化非常的封闭。而韩国的特点是学习化，就是吸收了其他国家文化的好的一面。我们国家历史文化根深蒂固，所以说面对新文化的时候显得不自如。而韩国的文化都是学来的，很轻易地就能突破传统文化的制约，接受最前沿的文化，同时稍加改变，变成了自己国家的文化。

4、中国和韩国进行教育最终目标的差别

第6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

墨子，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生前担任宋国大夫。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提出非攻，兼爱等思想，主张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且身体力行，以一夫之力维护天下百姓之利益，成为历代墨家巨子之榜样。他知人善任的品格，并且主张平民教学，想问题能够一分为二，能够看见事物的本质，从而更好的解决问题。

（来源：文章屋网 ）

第7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

关键词:法律传统;法律起源;法律思想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1-0098-01

一、中国传统法律起源概述

(一)中国传统法律源于何时

一是认为起源于五帝时代。如《管子・任法》有:“皇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皇帝之治也,置法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二是认为起源于夏代。这种观点是基于公共权力的设立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学说。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利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三是认为起源于商代。我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学者根据考古发掘的殷墟甲骨资料推定,汉字出现于商代,因此中国传统法律也应当源于殷商时期。例如,陈顾远认为,“《中国法制史》之始页,惟有断自殷代”。

四是认为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现代法律被定义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讨我国传统法律起源的时候,从国家的起源作为探索点。我国古代法,早在黄帝时期就已见端倪,《皇帝李法》作为法的胚胎已孕育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母体之中。

(二)中国传统法律何以产生

关于中国法律何以产生,目前学术界还存在比较多的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刑起于兵”和“源于祭祀”这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刑起于兵。在原始社会末期,战争使军纪、号令成为规范;战争促进了最早的审判制度;战争促进了惩罚手段的诞生。二是认为源于祭祀。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逐渐制度化,进而固定为一整套行为规范体系。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洞悉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以儒、法、道三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儒、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后对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特点这篇文章中有必要对这三家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儒家法律思想

“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人的道德发展为基点,论证了因人的道德成就而形成的道德等级的合理性,设计了“圣、贤、民”的道德等级秩序,并说明礼教是实现这种等级秩序的主要途径。当然,这种等级秩序是以服从于道德成就最高的‘圣人王’为归宿点的”,强调王要修德,以德市民众归顺。他论证了君威的合法性以及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汉代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也起到巨大作用。并且为后世“纳礼入律”奠定基础。

(二)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学派创始人是管仲。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依法治国”。法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文法运动,在成文法运动中,法家学派的首要思想是经济,并且全面否定西周的立法、反对原先的政治结构。

在法家学派观点中:人性本恶。所以在法家法律思想中非常重视预防犯罪,主张统治者应当通过赏罚安把人民纳入法治轨道。商鞅说:“民之性,饱而求实,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利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悉以论自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之所禁,而不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第二,法家提倡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最早有管子提出,他认为“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韩非子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第三,以刑去刑。商鞅说:“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三)道家法律思想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是东周时的史官,出身贵族,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点,这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理念。道家提倡的“无为”和“自然”,对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国家强制力提出了挑战,具有朴素的反专制和反对法律一元化的因素。

第8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美学思想的源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礼乐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并以此实践着自己克己复礼的追求，成为影响整个中国文化和审美意识的重要部分。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在诸多的希腊神话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些神话的主题，最能集中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和谐”的观念上，中西方音乐美学观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虽然都还没有完全成熟，但这一观念却决定了中西方音乐美学的基础。但是中西方音乐美学毕竟存在差异，以春秋战国的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国音乐追求的是对立而不冲突。

 

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西方音乐美学思想

 

1.1、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空前活跃，学术极其繁荣，不同学派围绕音乐与政治和审美观点等方面展开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音乐思想的主要代表学派，有儒家、墨家和道家，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正春秋战国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诸子百家竞相展开争鸣，音乐美学思想亦获得丰富的发展，从其在古代音乐思想史的地位和影响看，它奠定了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 音乐文化心理的基础。”[1]

 

主要代表人物与观点：

 

(1)儒家——“倡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肯定音乐的政治作用，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其音乐思想建立在“仁”的基础上，提倡“礼治”，在强调“乐”的政治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乐德和乐舞，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认为音乐能从道德上感化人心。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的音乐观继承孔子的音乐思想，以“仁”、“义”为中心，主张乐要体现“仁声”，强调统治者与民同乐，才可以王天下。

 

(2)道家——“大音希声”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在音乐思想上，老子主张“无为”和道法自然，其“大音希声”这种观点的提出，不利于音乐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但在有声和无声的辩证关系上具有积极意义。庄子崇尚自然，为声音有三种“天籁”、“地籁”、“人籁”，其中只有“天籁”才是完全自然、自发的。

 

(3)墨家——“非乐”

 

墨子对音乐持否定态度，即“非乐”，与儒家的音乐思想相对立，主张“圣王不为乐”，这种非乐思想，不是否定乐的本体，而是否定人对乐的享用，这种观点包含着对统治者的批判和对老百姓的关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将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这种思想有失偏颇。

 

1.2、古希腊时期西方音乐美学思想

 

背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音乐、建筑、雕刻、 绘画等艺术的发展都很繁荣，对美的追求和创造促使了古希腊的哲学家开始思考有关美的问题，促使了美学思想的萌芽。

 

主要代表人物与观点：

 

(1)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公元前500年)西方最早的音乐美学家，他认为数就是智慧，和谐就是美。但他把美的本体存在归结为数量关系，不但失之于形式主义，而且离开了美的社会性，这使他的美学走向违反事实、违反科学的道路。

 

(2)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思想家、美学家。将美与善相提并论，认为美的就是善的，其理论研究虽然在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这种论述显然是错误的。苏格拉底美与善统一的观点，标志着早期希腊美学向后期的转进和深化。

 

(3)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在音乐美学领域，一方面保留了在毕达哥拉斯基础上建立的“和谐说”偏重没的感性或物质性的特点，另一面又突出了美的理性的和精神的一面。

 

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异同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审美方面也不尽相同。在比较中西方音乐美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还是西方早期的音乐美学思想，都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和”与和谐是中西方音乐美学始终关注的问题。“人类的音乐艺术在不同地域、民族的历史发展中，都会关心和触及到一些基本的美学问题，如音乐的谐和、模仿、情感问题以及音乐的教育、伦理、治疗等功能。而这些恰恰是中西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所共有的东西。古希腊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同中国先秦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样，都为各自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系统的、影响甚为深远的思想资料。”[2]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美学思想，以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在音乐上表达的是以旷达悠深见长，突出“情”与“景”的交融，主客统一，体现出的是一种“和合”的精神;西方则注重美学和功能性，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形式，体现在音乐上就是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体现出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从“仁礼”的美学思想中提出“倡乐”的主张，道家学派的中的“无”应用到音乐美学上也依然是“无为”。这种中国最早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表现在音乐上，就产生了虚实结合、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意境，是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主张艺术美学的完美境界不是实有，而是虚实统一;而在西方美学影响下的艺术作品主题趋向于表现现实，赋予“意义”，是理性思维，根源就是抽象和理性至上。延伸到单纯的音乐方面，中国音乐是线性思维，西方音乐在于“组合”、“逻辑”思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讲究的是单旋律性，而西方则是复调和声。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观强调人的感受，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也引申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乐论》中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中国的音乐美学将理性融入感性之中，这便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之美的核心：意境。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则注重“情理”，重视理性、强调现实，西方以毕达哥拉斯为最早，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美学家为首的美学思想则是重视理智、数学、思维，强调人与宇宙，研究自然的规律，强调审美是主观意识，几乎否定音乐表现本身以外的美。相比来说，我国传统的美学观念更偏向于感性、和谐;而西方早期音乐美学观则强调理性的、纯粹的音乐。这也就是“道法自然”的审美与强调数理逻辑的审美之间的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美学在审美上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在认知上较为理性，在审美上追求主客二分。

 

三、结语

 

在探求中西方音乐美学的异同上，还有诸如“审美方式”、“审美过程”、“审美追求”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做这些研究不是为了说明哪国音乐文化更具价值，而是为了实现艺术无国界的欣赏。因中西方音乐美学的差异受历史文化以及审美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各自发展的同时一定会存在许多异同点，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开始发展至今，对中国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西方的美学作为世界文化组成的一部分，也对现今社会的音乐美学具有深刻意义，中西审美文化相融合，以传统的、民族的音乐作审美为根基，运用中西优秀的音乐审美方法，建立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美学思想，从而丰富世界文化艺术。

第9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

 

一、 综合法学的发展背景及观点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始终存在着不同流派之间关于“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的争论，各个学派都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各执一词，相互攻讦。其中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并称为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理论最丰富，产生的影响也最为广泛，它们分别强调的是法的价值、形式和社会事实，他们各自站在自己所强调的角度，就一系列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而后对同一问题的研究者不断增加，对原有内容做出继承和发展，最后随着理论的逐渐强大，而分离成相应派别。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科学的发展出现了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也影响到法学领域，即三大法学流派之间开始相互融合，相互向对方靠拢，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实质性改变，只是对原有内容的稍微修改。而综合法学正是顺应这一趋势发展的产物，综合法学家们试图把不同法学派之间强调的不同侧面统一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法学体系。

 

二、简述综合法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

 

霍尔是综合法学的领头人，他强调法是价值、形式和事实的特殊结合，也就是把三大法学派强调的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法理学的完整的结构，他的创新之处在于看到了法律价值、法律规范形式和社会的统一性。

 

斯通也是代表人物之一，他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从三大法学派对法的概念中，综合得出法的概念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得出综合的法概念。此外，还要用逻辑、正义和社会控制的方法来分析法律的结构及作用、正义是什么、为了取得正义而利用社会中法律的适用性等问题。

 

伯尔曼在综合法学的研究中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他则主张建立一个综合自然法学、历史法学和实证主义，并且要超越这三者的一体化的法理学，因此他研究法律所采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和历史观。他还指出：西方法律史的研究者们必须防止囿于某一个流派，应把所有各派当作连续映示历史经验的屏幕而不应试图用历史去偏袒其中任何一个派别，这样做可能是更合适和更“西方式的” 。

 

三、详述博登海默的主要观点

 

博登海默作为综合法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他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这本书中较为详细的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被视为研究综合法学的经典读物。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整个法律思想史的发展以及综合法学派提出的观点和使用的研究方法。

 

该书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关于法哲学的历史概论。从古希腊到20世纪70年代，按照时间顺序，客观而详细的描述了各个时期西方法律哲学发展的概况，并阐明了综合法学出现的合理性。

 

第二部分即法律的性质及作用。这是本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系统的介绍了博登海默本人的观点。他从不同的角度全面的分析了法律所应当追求的价值，即秩序和正义，秩序和正义又包括自由、平等、安全、共同福利等方面，因此法律所应实现的目的应该是“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这是他综合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所倡导的观点后得出的综合结论。

 

第三部分即法律的渊源和技术。该部分从法律概念和核心方法论的角度，对比了三大法学流派和综合法学之间的关系，同时作者提供给读者综合分析法律和运用法律的一些方法与技巧，即考虑法律溯源、法律与科学方法、司法过程中的技术方面等。

 

“真理是任何特定时间人们经验的总和。”“法律是一个带着许多大厅、房间、凹角和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灯照亮每一个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由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局限，照明系统不适当或不完备时，情形就便是如此了” 这是博登海默在他的书中提到的重要指导思想，他的观点也体现了这一点，各个法学派各有侧重点，都有优缺点，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知识范围不断扩大，就不应只局限于某一具体的角度，应该博采众长，充分吸取三大法学流派中合理的成分加以综合，发展成为综合法学的基石，从而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综合法理学体系。

 

四、综合法学的影响

 

综合法学家们认识到了各个法学流派之间存在的优点和不足，试图取长补短，把各个法学流派综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法学体系。他们采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法学，给法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由此看来，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受这股综合法学思潮的影响，又诞生出了许多具有综合元素的法哲学，比如：法律政策学、法律经济学、多元论法学和新修辞学法学等等，从这些学派所提倡的观点中都能明显的体现出“综合”的思想。

 

不仅是在西方，中国的法理学界也是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如在教材的编写方面，注重全面介绍三大法学流派各自的观点及存在的缺陷，而且特别注重从综合法学的角度，介绍法理学的框架结构，这就给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深深地刻上了综合法学的烙印。从以上这些可以说明综合法学的思潮具有一定影响力。

 

但是综合法学派只是在三大法学派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同时综合法学家们使用的对待各家学派等量齐观的方法，导致其内容繁杂，分不清主次，缺乏深度。发展到60年代，在西方法律思想中，似乎已找不到综合法学的立足之地，尽管有些人也能意识到各个法学流派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像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三者之间也出现了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他们只是在各自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并不像综合法学那样组合成新的理论。不可否认的是综合法学思潮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就像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大融合一样，不断在彼此的碰撞中磨合，直到找到一个平衡点，达到和平共处。

 

或许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综合法学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许多法学家也并不看好这一学派，而且由于研究人员不足等种种原因，导致大多数人对这一学派充满了批评，对它未来的发展也并不抱任何期望。

 

五、综合法学思潮未来的发展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法学流派都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被人们所接受，综合法学派由于种种原因，或许到目前为止还不足以产生强大的震慑力，但是我们应该以发展的合理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既然存在就应正视，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会有新的理论新的观点被提出，并且会日臻完善，综合法学也会产生更大的威力。就像博登海默所说的那样，真理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才能被人们所接受。

 

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现象，与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出现的各家学派有一定相类似的地方，都是就某一问题产生不同的学说，这些不同的学说之间相互争辩，互不妥协，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学派的发展和产生的历史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国百家争鸣的结果就是谁适应时代的发展，谁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谁就能得到统治者的重用，这也符合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这一法则。

 

在中国历史上最终生存下来并得以长久发展的是儒家学派，而且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是儒家化的过程，之所以这样，因为它能兼收并蓄，并且根据时代背景和社会变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的主脉络却从未遭到改变，即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这条主线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之久，直到现在有些思想还被人们所弘扬。

 

虽然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文化无国界，必然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所以，综合法学派要想在众法学派中脱颖而出，必须要结合时代背景，集百家之所长，提炼出有深度、有内涵、有思想的新颖的观点，如果只是一味的总结前人的观点，是不能获得人们的肯定的，定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就目前而言，综合法学家们所倡导的“建立统一的综合法学”这一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显得过于理想化，法律综合化的未来并不如综合法学家们所想的那么乐观。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各法学派的繁荣与衰败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西方世界中是存在政治经济冲突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需求是不一致的，这就导致了对于不同的理论的法学派不能同等对待，必须有所取舍。只要这些冲突存在，西方各法学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融合。但是综合的趋势却不容忽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学的融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年轻一代的法律研究者发挥自己的智慧，不断探索法理学的奥秘，提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为综合理论法学的发展增添光辉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