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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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武德 伦理

儒家思想背景下的武德内涵

中华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中华民族独有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并从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土壤中汲取营养。作为中国传统文明和道德主流的儒家伦理思想，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武术伦理道德思想的各个层面，并从一定程度上规定其发展方向。武德，顾名思义，就是武术道德。这一概念最早始见于三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一书，他提出：“武德：禁暴、戟兵、保土、公定、和众、丰财者也”。①在儒家思想背景下的武德概念，可以说是身体武术与思想道德的结合，是武术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传统道德标准。武德隶属于中华传统道德体系的精神范畴，其本质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伦理价值凝聚与武术范畴的独特表现形式和结构格局”②。尽管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时代会以多方向、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态势发生着各种嬗变，从而推动武德的内涵不断地补充和丰富，但其本质仍表现为七大方面，即“仁、义、礼、智、信、忠、勇”。本研究认为，“‘仁’、‘义’、‘信’是构成武德最坚强内核的三大支撑性要素”。③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所在，因此也是武德的终极价值依托。一个“仁”字几乎囊括了儒家思想对于人的道德修为的全部伦理责任的投射，自然也是习武之人所应具备和追求的最高层次的道德境界。“仁”的本质含义即用一颗广博宽容的爱心去爱一切事物和人。从价值伦理上讲，“仁”的核心是孝悌，这种孝道拓展到武术领域就是要求武林中人具有师慈徒孝、兄贤弟恭、朋亲友爱的道德伦理规范。而践行“仁”具有两种路径方法，那就是忠与恕。忠诚就是“要求习武者忠于师门，继而拓展为要忠于民族、社稷、正义与事业”④。宽恕，就是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以爱人之心宽恕他人，求得人际关系的祥和宁静。

“义”在儒家思想视野中是“仁”的一个“执行性”概念，是行善之本。而在武德概念框架下，“义”可以理解为是“仁”具体化为人的表层道德行为所依赖的环节。也可以说，“义”是“仁”的实现路径、方法和策略。在武德这个特定概念所构筑的语境下，“‘义’还能够衍生出等级与秩序的含义，对于习武之人而言，也就是要求他们的言行举止、行事准则与自己的内在身份要统一”⑤。

“信”这一概念则更具有实践倾向，是对“仁”、“义”的进一步的执行和功能性表达。“信，诚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做人要诚实守信，一诺千金。武林中也将诚守诺言作为最源远流长的传统，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诚实守信，不顾自身安危乃至牺牲个体生命奔赴险境，是中国古代侠客武者屡见不鲜的先进事迹，足见“‘信’是构成武德体系价值的一种重要概念”⑥。

之所以将“仁”、“义”、“信”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框架中武德的主体内容，就在于这三点从一个系统的角度阐释了武德是习武之人所应具有的连续性和层次性的约束规范。“仁”体现了武德赋予习武之人最终极的价值境界，可以说是武德之魂。“义”在武术范畴内可以理解为“仁”的化现，是武德体系的中枢，是对“仁”的一种实践层面的体验。如果说“仁”是每一位习武之人所追求的那种“仁者无敌”的境界，那么“义”就是每个武者为了达到这一境界的必经之路。可以说，一次次行侠仗义都可以理解为是对“义”的执行并叠加积累，从而实现对“仁”的集蓄和靠近。而“信”是武德体系的动态组织，是对“仁”、“义”的一种更加可视化、具体化和常态化的履行，是反馈“仁”的神经信号和“义”的血液的肢体行为。因此，“仁”、“义、“信”彰显了武德体系中的神、气、骨三个层次，与武术精神所谓的“内外兼修”的意蕴不谋而合。

“仁”： 儒家伦理赋予武德之魂

武术中的伦理观念，武德的形成与发展，均以儒家“仁”为中心。“仁”最根本的含义是“仁者爱人”，它一方面指的是对人要宽、惠、恕，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指的是对人要忠，即待人诚厚，尽心竭力。“武”字从“止”从“戈”，即“止戈为武”。也就是说，武学的本质是阻止战争，彰显和平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讲，尚武精神就绝不是简单的指身体上的杀戮和对抗，而是包涵着中国人独有的“以武收服人心”的伦理观念。武德之“仁”体现了习武之人的一种终极关怀和追求，它为习武之人的自身练武修习、以武会友、闯荡江湖、开门受徒等一系列武林行为铺上了一层底色，让每一个行为环节都充满着强烈的至善情结，使得武术这一原本具有暴力色彩的行为蜕变成为一种中国人独有的行为美学和价值美学。“仁”赋予武德以中国人独有的辩证法思想，即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对立与统一，身体行动与意识思考、武力对抗与理解共识、身体制服与心理征服等等。而这种对立与统一不是简单的互为因果，而是一种具有倾向性、循环性和发展性的陈述，即只有心存“仁”才能“无敌于天下”，心念不杀之心，才能真正俘获人心。

武术作为一种技击技术，特别要求练武之人必须具有仁爱之心，强调不仁者不教，不义者不传。张孔昭《拳经备要》云：“贤良秘授纡危困，邪佞休传害众生，大道等闲若轻授，须防九族尽遭刑。”“仁爱”理念投射到武术领域，还体现为尊师重道，恪守道义礼教，并在武林社交场合以谦逊谨慎的礼仪作风构筑交往规则。习武之人虽然“不打不相识”，但是在比武切磋、较量招法甚至进行实战对抗的过程中，往往强调“点到为止”，即主要体验武术套路的发挥和技术的进步，体会武术方法，而严格反对搏命厮杀。这一伦理发展至现代社会，体现在散打等竞技赛事之中，往往要求竞赛选手手带拳套，身穿防护器具；很多竞赛规则中也都一直规定要害部位为禁打区域，如裆下、脖颈、耳后等位置，并且不允许有伤害对方的动作出现，其目的是确保运动员的身体安全。这些都是“仁爱”思想在武术中的体现。

“义”：儒家伦理赋予武德之血

“义”是传统武德中的重要信条。在儒家思想中，“义”的内涵即事之适宜，是主持正义，思想行为符合标准的道德观念。孔子说：“义者宜也”。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论语》中有24处提到义，《孟子》有108处提到义。其中《孟子》有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这些来自儒家的千古名言所展现出来的“舍生取义”的气节，业已成为千百年来武林人士“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武德境界及追求目标，从而将这一道义发挥到极致，鼓舞了无数爱国武术家发扬其民族精神。血性是习武之人的价值标准，所谓血性男儿，就是要将天地之间的那股浩然正气灌注全身，让武术成为一种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的正义力量，去对抗世间的一切邪恶和不平。而“义”也成就了武德的价值个性，即行为的正当性，武德的框架内容也整体上发端于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

从现代伦理的语境来说，“义”是武德的价值标准，是判断武德与杀戮的根本区别，是区分武林之中善恶荣辱的最高标准。通俗的讲，区分武林正宗与邪魔歪道的根本标准，就在于是否践行“义”，即是否践行对社会正义的信守和护佑。更深一步讲，武林中所尊奉的“义”还是对儒家所推崇的“大义”的一种践行。孔子曰：“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自古以来，行侠仗义且保家卫国历来就是武林中人毕生追求的梦想和信仰。之所以成为“大义”，就是因为这种“义”不再是个体对个体的救济和关注，而是上升到为国家民族荣誉及关乎其生死存亡的至高利益的挺身而出，万死不辞。因此在大义面前，中国传统伦理中的“舍生取义”也自然转移至习武者对自身道德修养的基本构筑和培养上来。习武之人的言行举止按照传统武德的原则要求，就必须与自己的身份符合。“学拳以德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作正大之事，不可恃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这恰恰是传统武德对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体系的一种承袭和集中体现。

“信”： 儒家伦理赋予武德之骨

“信”在武德体系中则更为具体，是在武林系统中最为直接的人际关系的体现，是习武之人对承诺、约定的信守。“信”是儒家伦理“五常”之一，强调的是做人诚实守信，不虚伪，不失信。在儒家伦理思想及其行为规范的框架之中，“信”既是儒家实现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仁”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强调做人要“信以诚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荀子亦云：“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荀子认为在交友上不守信、不讲诚是非常可耻的。在传统武德规范体系下，“信”与“仁”、“义”等一样，都是构成习武之人尊奉的终极伦理信条与道德规范。它通过一些传统习武者的历代拳谱、家训和训诫体现并且不约而同贯彻并执行，逐步渗透到武德修养中，从而成为他们追求武学乃至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信”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往往是在传统武德的有机体之中形成的，而教习武之人如何做人正是“信”的中心任务和整体精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这也恰恰体现了习武之人一直以来所坚信和坚持的最为根本的立身处世的原则和人生观念。可以说，传统江湖概念下的习武之人对“信”这一伦理价值的践行，就体现在对其自身伦理修养和道德水平的全面提高上，从而实现对理想人格的全面塑造和构筑这一目的。之所以称“信”为武德之骨，原因就在于武德正是通过习武之人互相之间对承诺的信守体现出来，是习武之人在行走江湖过程中通过武术对抗、武学交流、武术哲学探讨等一系列的碰撞产生的。也就是说，“信”往往发生于武林之中最为直接的层面，是标榜武德的最外层表现形式。

构筑儒家思想下现代武德的思考

现代社会文化发展有两大趋势：其一是文化软实力建设日益成为一种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其二，民族文化的振兴成为国家和民族崛起的一种精神动力。可以确定的是，首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极富道德感的民族，恰恰是靠其深厚的德育底蕴来构筑起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的。而儒家思想作为曾经的中国主流文化，其伦理价值必然会与时俱进，发挥构筑现代文化思想价值的作用。而当代习武之人，无论是武术运动员还是单纯的爱好者，都应该视自己为中华传统文化和武德的天然传承者和自觉弘扬者，不仅要勤于实修武术技能，同时还要通过对自我觉醒的思考和激发，使个体修为、宏大的民族文化和武学精神实现某种神性契合。其次，要从武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和杰出代表的角度来确立武术德育的地位。究其原因，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式，武文化与中华大文化具有天然的共通效应，这就决定了武术作为一种文化业态所必然具有的封闭专业性和长期稳定性，因此可以说，武术这一文化生态系统即便是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也始终没有被社会世俗和文化大众化效应所侵染和解构，至少可以说，这种侵染和解构并非武文化所独有，而是整个大文化生态的现状。正如《黄帝内经》所言：“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弊，精神不散。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以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武术自成为一种文化并彰显出来至今，在武术界和武林江湖中，任何一个觉悟到这一点的武林人士，往往都能够成功达到精神和躯体和谐统一的境界。在“我法不足法，唯古人是法”前提下，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武德的精髓向下、向外生发，将之日常化、世俗化、时代化，呈现于世间和现实社会，调和自然文化和世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在现代武德的构筑背景下，要深刻认识到作为武术修炼基础的武德既然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背景，也就具有因其封建文化的两面性而呈现出精华与糟粕共存之状，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中的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甚至已成为武术发展的枷锁。我们要辩证分析传统武德学说中蕴涵的传统伦理，重构新时期的武德模式。

总之，武德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范畴，但它横贯古今，至今仍然在为构筑当代的文明和价值伦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华文化概念下，武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实用主义概念，它天然的与中国人固有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一起，因此更接近于一种艺术和哲学，即中国人特有的行为艺术和身体哲学，是用身体来达到大彻大悟的集中体现。因此，对武德的思考绝对不能脱离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而对武德的各个层面的思考和挖掘也就成为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性开发的某种积极的动力示范。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注释

①朱红燕：“21世纪重构中华武德的必要性”，《武术科学》，2006年第7期，第27～28页。

②乔凤杰：“本然与超然论传统武术技击的诡道与圣道”，《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第56～57页。

③程大力：“‘武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兼沦‘武德’在现代武术界提倡之不合时宜”，《体育文史》，2000年第3期，第39～40页。

④杜舒书：“武术人文精神论释中国当代武德的失范与构建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4～35页。

第2篇：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范文

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勤政爱民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孔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要信实无欺，取信于民，节约费用，爱惜民力。孔子提倡统治者治国必须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正身律己，扶正驱恶，奖赏惩恶。《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体现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注重百姓意志，以百姓的意志作为权衡的标准；孔子维护贵族的权益，主张捍卫君权，但更关心百姓命运，以百姓的命运作为治国的前提。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明确的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人。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提出了“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君民关系上，他主张“民贵君轻”，指出人民才是最根本的，君主只有顺应民心，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在经济方面，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征税给人民以物质上的保障。衣食住行得到保障，是安定人民的首要措施。管理内政方面，孟子认为，无论选拔人才还是杀人国君都要尊重民意，并非以国君的意向为标准，而是以国人的意向为依据。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先富后教，兴办教育，教化人民马提高人民道德素质，建立起一个道德、和谐、安定的社会。

荀子是孔子和孟子之后又一位著名民本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吸收了前两位的重要内容，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的著作《荀子•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就是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意思是老百姓可以扶持你做君主，也可以你，故民才是国家的根本。荀子还认为，一个诸侯国要想富强，必须有老百姓的支持。荀子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得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国君对民应该保民如赤子，对民要宽厚，要使他们在有条理稳定的环境下生活。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只有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收取赋税。荀子深知节用裕民和裕民以国富的道理。君主要以民为本，才能国富民安君安。

民本思想提倡：“爱民”“贵民”“重民”，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只有不轻视人民，培固根本，才能实现国治邦宁。民本思想提倡：“富民”“安民”“宽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维护人民的切实根本利益，使人民富裕起来，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财富，且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它提倡社会“公平”“均衡”，建议给民众政治经济权利，防止因社会阶层分离和对立导致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解。它同时也强调生活水平的均衡，反对过大的贫富差距，强调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普遍福利，这种解决社会人民生计问题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借鉴意义。

第3篇：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艺术设计；影响

中图分类号：J505；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86-03

一、当代儒家思想的变化和意义

“儒道同源”是我们对儒家思想比较广泛的认识，然而，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比道家思想要深刻和广泛得多。在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社会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而在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儒家思想在其社会思想体系中也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我国在追求变革的途中，也曾经打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但随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进而使儒家思想得以再度兴起。而目前，受到西方文化等的冲击，我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适应当代社会的境况，而经过一定阶段的探索和发展，现在的儒家思想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取得了广泛的认可。

（一）儒家思想的要义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一种思想的主流要义是应该保持其独立性的。而儒家思想的要义中，贯彻始终的是“仁”，其次是“义”、“礼”、“智”、“信”。这“五常”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之中。而儒家思想的道德制高点则在于“中庸”。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和解释方式呈现出多样化、阶梯性的发展，但是其核心内容仍然在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当代儒家思想的意义

1.当代儒家思想仍是人们道德体系的基石。尽管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冲击，当代的儒家思想仍然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占据基础而又重要的地位，进而形成人们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而“仁”、“义”始终处于大众道德体系的顶端，经过其自身的理解和演变，形成独特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对其精神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2.当代儒家思想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所设立的行为标准并非遥不可及，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其在保持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已经产生多重衍生意义，并且在保持其现实性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因此，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也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或者遵循。例如，“诚实守信”的到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

3.当代儒家思想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儒家思想一直保持着“兼容并包”的特征，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其更加能够“独善其身”。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拒绝承认个文化主体之间的矛盾，而是使其能够并行，进而和谐相处。站在较高格局而言，这对解决民族文化的冲突，构建和谐中国以及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中原地区主要的传统艺术形态及其特征

从五帝时代开始，中原地区的文明就一直带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并且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笔笔浓墨重彩，期间发展起来的广泛艺术形式，至今仍旧受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人民的追捧和探索，并且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原地区主要的传统艺术种类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在我们的祖先努力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的同时，将自身朴素的审美观念与实际的生活需要相结合，并且就地取材，创造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产物，甚至有的艺术种类直到如今，仍旧让人叹为观止。

1.中原地区的工艺美术资源。审美情趣的发展使依靠人民的实际生活体验为基础，并且使之与相应的技术结合，进一步产生精美的成果，继而陶冶人们的情操。中原地区资源丰富，文化发展繁荣，自然风光秀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制造了许多的工艺美术产品。例如在瓷器方面，有洛阳的唐三彩、宇宙的钧瓷；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朱仙镇的版画，将传统的工艺设计与中国的丰富文化结合在一起，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和欣赏价值，更具有较高的文化研究价值。此外，南阳的玉雕也是一门精美的艺术，并繁荣发展至今，据多方考证，开国玉玺“和氏璧”即出于南阳。中原地区也是青铜器的故乡，青铜器的历史比唐三彩更悠久，价值也更高，因而也越来越受到瞩目。作为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其精品也出于中原，加之其上所雕刻的精美图案，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除此之外，仍旧值得一提的还有淮阳的泥泥狗以及中原某些地区发展成熟的剪纸艺术、以及洛阳宫灯即彩灯艺术等。

2.中原地区的其它艺术形态。除了传统的手工艺品等艺术资源之外，中原地区还有较多的其它艺术形态。例如从夏朝开始即形成一门艺术的舞蹈形态，从仅具祭祀性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娱乐欣赏功能的舞蹈，不仅受到了宫廷的重视和支持，也引发了出儒家之外的道家、法家等各个学派对乐舞的关注和评价，促进了中原乃至全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如今已经自成体系。另外，中原的音乐发展也时刻与文化和政治历史等深刻结合在一起，具有是跟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中原地区在服装的装饰方面，也发展了良好的艺术审美形态，例如中国传统刺绣工艺中的洛绣和汴绣等技术，其款式和图案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另外，服装的饰品诸如“荷包”等，不仅体现了古代女红的高超水平，更变大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以及人们之间美好的祝福。

（二）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主要特征

1.传递情感、折射民俗。无论是荷包还是剪纸，都传递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至今看来，仍旧充满了弄弄的“人情味”。同时，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也承载着传播民俗的重要使命。其中的内同与神话传说、时令节气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其表达出来的形式则涵盖了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人物山水等方方面面。无论是传递人与人之间美好而纯粹的情感，还是表达对自然和信仰的敬畏和折服之情，这些传统的工艺品无不向我们展示着曾在这篇土地上生活的祖先以及他们的勤劳品性、智慧以及朴素的审美。

2.结合了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中原民间艺术的形式种类繁杂，内容丰富多样，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主流文化都在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得以深刻的体现。仅仅以一个小荷包而言，就能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重要缩影。例如，荷包的形制千姿百态，颜色千差万别，皆因使用者的性别、等级不同而严格分类，这是传统儒家文化“礼”制中的尊卑、等级等的直观体现。再者，以中原地区的传统民间服饰而言，其中的装饰图案和款式设计都极力依照对称和均衡的形式美法则进行相应的设计，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而具有美好寓意的各种装饰图案，则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善唯美的纯粹思想。

三、儒家思想对中原地区艺术设计发展的新影响

即使是在传统的中原艺术表达形式中，其所在时代对其艺术表达的方式、效果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其文化特征、情感、民俗等都直接作用于艺术表达的过程和结果之中，继而展现出独特而又别致的审美情趣，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范本和线索。而在当代，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儒家思想再次成为影响着大多数人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对于中原地区而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地区。新时代赋予传统儒家思想的新意义势必会对中原地区当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产生新的影响。

（一）对艺术设计理念的影响

设计理念是设计师对产品的概念等进行的构思，它直接体现在产品的设计成果中，并直接作用于产品的风格形成等。而设计理念的形成与设计师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文化都具有重要的联系。设计师灵感的来源需要丰富的文化熏陶作为沃土，而儒学思想中的美学观念运用到如今的社会当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中庸”对设计理念的影响。“中庸”亦称“中和”，是儒家道德体系中的重要标准，运用在艺术设计中，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要求产品的设计效果与其周围环境等具有较高的切合度，尽管设计需要一定程度的创新，但是其产品不至于太过标新立异，从而导致与其应用环境格格不入。同时，产品的设计理念应当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当中，每个细节的考量都应该收到足够的重视，不偏不倚，从而达到完美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外来的先进理念保持平和的态度。在面对外来的优秀技术时，既不盲目追求其新意而导致忘本，又不过分拘泥于中国传统设计理念的限制进而使产品设计理念落伍，而是取两者之精华，并经过自身的感受进行一定的融合，使二者之间形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有利状态，进而呈现出极致、完美的效果。

2.儒家“仁”学思想对设计理念的影响。“仁”的思想，其本意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运用在艺术设计中，它主要体现于对设计理念的考量过程中人文思想方面的运用。一方面是“爱人”。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其设计目的在于增加人类生活的方便程度，或者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因此，在有关的艺术设计中，理应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各个因素所能影响到的人文情怀，与细枝末节中展现“爱人”的良好品德，使其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另一方面，是爱自然万物，以现代的理论而言，即为艺术设计中的环保理念，这是对自然界中生命的珍视和爱护，也是对其保持怜悯情怀。

（二）对艺术设计效果的影响

设计效果直接体现在产品的运用过程当中，这不仅包括对产品的实用效果的影响，也包括对产品的审美效果的影响，体现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其直接衡量标准就是大众的购买度和认可度。

1.“中庸”对设计效果的影响。大多数艺术设计面对的消费者人群是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层消费阶级，其对产品的接受度和认可度直接展示了设计效果。中原的消费者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并且，由于自身购买力的限制，大多数群众会选择价格适中、质量适中的产品，既不愿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购买价格高昂的产品，又不愿降低自身的需求选择质量较差的产品，这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间接体现。

2.儒家美学对设计效果的影响。儒家美学包含的方面极广，传统的儒家美学，以“仁”为本，将文化的智慧与艺术的审美充分结合，大气而不标新立异，并于微小细节之处体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而中原地区的群众深受这一影响，对产品的审美需求既不停留在较为陈旧的审美观念中，又不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方式，而是将智慧之美与产品的设计效果相结合，进而选择既适于自身又落落大方的产品。

（三）对现代设计师的影响

对中原地区的艺术设计师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植根的这篇土地，其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历史可以借鉴和引用，同时其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在这里兴盛和传播，每一件传统艺术品都充分体现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压力也是十分重大的，资源的利用似乎已近极致，这对他们的创新性要求更高。

1.儒学思想帮助设计师保持平和心境。面对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层出不穷的艺术设计产品及其飞快的更迭和淘汰速度，如何抵抗这样纷乱的干扰，而是关注于产品设计的本身，同时，保持自身特有的审美观念，对设计师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考验。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面对压力和诱惑，设计师保持自身的平和心境，专注于对设计的精确考量，不断积淀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修养，继而拿出优秀的艺术产品，才能取得最深层次的广泛认可，这也是儒学思想的积极作用真实的体现。

2.儒学思想帮助设计师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一个成熟的艺术设计师，必然有自己引以为傲，同时广受他人认可的设计风格，这也是将自己及自己的成果与他人进行区分的重要途径。而自身风格的形成，必然需要不断的积累和创新。在保持自身风格稳定性的同时，追求其细节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并吸收相应时代和地域的特点，加以借鉴，进而使自己的成果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更久远的流传。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变化，而中原地区的多种传统艺术形式深受其影响，二者的结合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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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晓予.中原民间艺术的地域表征与社会意蕴[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172-173.

〔3〕周冰.中原地区艺术形态的传播与传承[J].美术大观，2013，（11）：66.

第4篇：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物业人际关系；儒家；“和”思想；契合

中图分类号：F293.3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151-02

一、儒家“和”思想的内涵

从象形文化来看，有“禾”入“口”即为“和”，“和”的基本条件可以理解为满足温饱。站在如今的角度，“和”是和平稳定，“和”是安宁祥和，“和”是和睦平等，“和”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文化，广而言之，“和”是一种人类向往和追求的生活状态[1]。儒家的“和”思想，也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

（一）“大和”――“仁”

“仁”是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也是一个含义很广的道德内容，“仁”“义”“礼”“信”一直以来就是基本的道德准则。而孔子对“仁”的看法和理解却有所不同。“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定义的“仁”为“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义说”，从民生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施行仁政，倡导富民爱民。同时，孟子也提出了“性善说”，指出人性本善，向往“仁爱”，追求和谐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本性。

（二）“中和”――“庸”

“庸”，即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最初的“中庸之道”主要是指人的自我修养，通过自觉地改善自身以求达到人性的完满。《中庸》一书中提出为人处事中的基本要义――“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主要是指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心无二心，了己了人。“忠”是忠实诚恳，“恕”是豁达宽恕，孔子思想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正是在此基础上得来。“中庸之道”也是在要求人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在加强自身修养的同时，对他人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

（三）“小和”――“同”

“同”，即和而不同，春秋时期郑国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就是儒家思想中达到了孔子心目中道德标准的人，“同”不是毫无标准地附和，也不是为了妥协而达成的一致。“同”应当是结合了多方意见，而使大家都能由衷接受的看法。孔子认为，真正的“同”不是建立在暴力或是强权的基础上，而是一种君子协定。

二、物业管理理念的核心――物业人际关系

所谓人际关系，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人们在为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采取的自觉自主的活动过程中，与他人形成的关系。实质上来说，人际关系是一种心理关系，好的人际关系在于满足对方的需要的程度。通常而言，一个人人际关系的好坏，取决于此人的修养和文化；物业管理中的人际关系，既是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又是一个团队、一个企业的人际关系，而这类人际关系的好坏，往往取决于企业的核心思想和文化理念[2]。物业人际关系是人际关系的特殊形式，作为人文服务行业，物业管理品质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业主对物业服务满意程度的高低，因而建立良好的物业人际关系，是物业管理的服务根本和业务目标。物业人际关系包含的内容很多，既有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的人际关系、物业管理企业与员工的人际关系、业主与业主之间的人际关系等服务中的人际关系，又有物业管理企业与社会的人际关系、物业管理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人际关系等公关中的人际关系。本文主要讨论物业管理服务中的人际关系，即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的人际关系、物业管理企业与员工的人际关系、业主与业主之间的人际关系三个方面。

（一）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之间的人际关系

物业管理，管理是手段，服务是内涵。而管理服务的对象是“人”，提供管理服务的也是“人”，因而物业管理就是人和人之间发生服务关系的一个过程。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的人际关系，主要表现在业主对物业管理企业管理过程的支持度上。处理好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的人际关系，更容易得到业主的认可、社会的认同，使物业管理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中国的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品牌化、规模化，除了法律法规方面的不完善之外，企业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许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建立良好的物业人际关系，是多数物业管理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物业管理企业内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

从根本上讲，人际关系是以情感为纽带的，不同的人际关系会引起人们不同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同的情感体验又反过来淡化或加深这种人际关系。在一个物业管理企业中，企业本身是一个整体，而员工是组成这一整体的个体，物业管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就主要体现在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在利益观念和目标认同上的一致性。处理好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能使员工自觉地履行企业赋予的义务与责任，忠诚于企业，同时也使员工产生合作共赢的积极想法。员工对企业有较高的认同度，则员工能自觉完成工作任务，更好地服务业主。

（三）业主与业主之间的人际关系

应该说，大部分业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人际关系，但是在生活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诸多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例如邻里关系、同乡关系、校友关系等等。物业管理面向的是一个业主群体，面对物业服务时，业主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会有不同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个长期沟通了解的过程，而业主之间的交往，是在物业管理提供的物业环境中进行的，因而物业管理企业既是创造交流条件的中间人，也是缔造交流环境的管理者。

三、儒家“和”思想与物业人际关系的有机契合

（一）儒家“大和”思想与物业人际关系的契合

儒家“大和”思想的核心在于“仁”“爱”，强调“仁者爱人”和“亲民贵民”。“仁者爱人”主要体现在物业管理企业和员工的人际关系管理中；“亲民贵民”主要体现在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的人际关系管理中。

第一，物业管理以人为本，契合儒家“仁者爱人”的“大和”思想。“仁者爱人”，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包含着对人们基本权利承认和肯定的内容。“仁”包括两个方面：“内仁”和“外仁”。

“外仁”主要体现在日常服务中，在处理物业人际关系问题时，“仁”主要表现为以仁待人、以诚服人。用包容、博爱的心对待业主，仁爱管理，诚信服务，才能得到业主发自内心的认可。“内仁”主要体现在物业管理企业内部管理方面，是指加强同事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来营造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融洽的内部关系是企业顺利运营的根本，也只有内部和谐才能达到对外的统一。在坚持原则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考虑每个员工的实际情况，只有上下一心，统一目标，获得员工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物业管理服务的工作效率。

第二，物业管理服务群众，契合儒家“亲民贵民”的“大和”思想。亲民贵民是由孟子总结孔子思想后提出的，以民为贵，民贵君轻。在这里，“亲民”应当理解为亲近民众，让民众仁爱敦睦、明理向善。作为物业管理企业，不能脱离实际、脱离业主进行管理，而应当充分考虑到业主的意志和利益，视其为民，爱民如子，才能获得业主的肯定和认可。而“贵民”则是强调在面对利益分歧时，应该以业主利益为重，将服务放在第一位，正因为物业管理是一个长期的服务过程，所以不能只看重眼前利益，而应更多考虑长远的发展空间，而这正需要业主的认同和肯定。

（二）儒家“中和”思想与物业人际关系的契合

儒家“中和”思想的核心在于“庸”“合”，强调“中庸之道”和“知行合一”。“中庸之道”是一种温和的施政纲领和为人之法，“知行合一”则是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手段。

第一，物业管理推己及人，契合“中庸之道”的中和思想。在日常服务中，作为物业管理企业，首先要严格要求自身，敢于发现问题，敢于自我归因，通过不断的自我总结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其次要将业主视为亲友，设身处地，多站在业主的角度来发现、思考问题。同时，应当以德服人，以教育培训为主，促其自觉，面对业主违背《业主公约》和管理条例的行为，企业应当以沟通说服教育为主。以“中庸之道”进行管理服务，不仅能有效提高服务水平，更能体现出一个物业管理企业的形象和气度。

第二，物业管理讲求实效，契合“知行合一”的中和思想。物业管理是一个实践重于理论，操作多于方法的行业，物业管理企业不能照本宣科，盲目照抄，而应该结合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来处理、解决问题。

（三）儒家“小和”思想与物业人际关系的契合

儒家“小和”思想的核心在于“和而不同”“”。物业管理企业在日常服务中事务繁杂，且面对的业主也是形形。每个业主追求的价值不同，需求的服务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面临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大家的思想就很难统一，而这也是经常会导致物业管理纠纷的情况发生[3]。物业管理的对象是群体性的，不可能满足每个个体的个人需求，那么，“和而不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

“和而不同”就是一种有机结合的手段，并不是把意见生硬地归于一起，而是充分征求大家的看法，进行广泛的交流协商，将不同板块的意见打磨整理，最终平和地形成共识。通过这样的方法，物业管理企业才能在事务处理中游刃有余，八面玲珑。具体来说，物业管理企业在面对分歧和争执时应该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和业主大会的作用，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多和业主进行沟通交流，采纳业主的不同意见，考虑业主的个人需求。

参考文献：

[1] 郑红峰.中国哲学史[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86-89.

第5篇：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范文

儒家思想柔性精神中国舞蹈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遗存，是我国丰富的文化中蕴含民族精神最明显的一项，并且有着各个区域之间的舞蹈都具有着共通的神韵和风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式。在中国舞蹈文化的发展中，儒家文化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儒家文化思想的“柔性精神”对中国舞蹈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

一、在舞蹈中追溯文化源流和背景的重要性

在对舞蹈的学习中，对其文化源流和文化背景的追溯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舞蹈是一种以肢体语言来传达精神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对舞蹈理论的探讨也是不容忽视的；理论探讨，是使舞蹈者领略舞蹈内涵的重要依据，能够使舞者对舞蹈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从而将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虽说历年来出现了很多争议，但是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对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在儒家文化中，无论是仁、义、礼、智还是忠、孝、廉、耻，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柔性思想。

从儒学文化的基本理念来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阐述，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精神都是围绕着伦理本质和守诚观念来展开的，追求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和以“仁”“礼”等思想构造出来的社会秩序，以上所提到的内容，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这种柔性精神可以说贯穿在了整个儒家文化思想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柔性精神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主线，并且在中国古典舞蹈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古典舞中所展现出来的外柔内刚、刚柔相冲，以气韵为中心，就是儒家柔性精神的具体展现。通过将柔性精神结合到舞蹈中，从而使舞蹈的表现达到线条柔和，同时也包含了内在的力量，使我国古典舞蹈能够表现得更加唯美。可见，中国的舞蹈文化离不开中国儒家文化中柔性精神的影响，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要对舞蹈中存在的柔性思想进行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对提高舞蹈的表演效果有积极的影响。

二、舞蹈与儒家思想

舞蹈，是一门综合了多种艺术而产生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凡是能够借着肢体动作来抒发内心情感的都可以称之为舞蹈，当人们的情感达到极致的时候，已经无法用语言或者其他形式来表达的时候，舞蹈就成为了最好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舞蹈源自于生活，并且能够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项组成部分，占有显著的地位，儒家学说经过历代 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同时，在我国舞蹈文化中，儒家思想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从我国舞蹈的发展中看，无论是舞蹈的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的含义，无一不透露了人对美的意境的追求，同时也展现出了深层次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我国的舞蹈文化从起源上就与儒家文化有着某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随着儒家文化的深入而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由此可见，研究中国舞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三、柔性思想在中国舞蹈中的教育理念

在对舞蹈的演绎中，所要突出的不仅仅是肢体动作的美，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撞击所产生的美，而这种美就是中国舞蹈中所突出表现的柔性之美，是一种以和谐、均衡、协调统一为特点的一种美的感受，是舞蹈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形态，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相结合的产物，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使人感觉柔和、愉悦、舒适，从而给人以美的感受，使舞蹈的本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中国古典舞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舞是在各个民族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创造和整理，并且加上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舞蹈。在我国古代的文论与画论之中，就有所谓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之分，这二者同样也适用于古典舞的艺术表现中，在柔性的飘逸动荡中，将内在的气韵和生命力充分的展现出来，如掌上舞的赵飞燕，在对古典舞蹈演绎的过程中，将柔性之美表现的可谓达到了淋漓尽致。正是将这种柔性之美恰如其分地融合在舞蹈的演绎中，才能使舞蹈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实现其艺术价值。

柔性之美对中国舞蹈文化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古典舞蹈，在民族舞蹈中，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中，也存在着对柔性美的标准，如人们常用描述自然形态的那种柔美来形容舞者高超的舞蹈技巧和优美的舞蹈动作，柔性美在舞蹈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其中，并且对民族民间舞蹈同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可见，中国舞蹈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将柔性精神合理的运用到中国的舞蹈文化中，能够在很大意义上将舞蹈美充分地展现出来，给人以美的感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舞蹈中，“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特征，鉴于其对中国舞蹈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柔性精神充分地融入到舞蹈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把握舞蹈学科的核心思想，并将其思想内蕴贯穿在教学的过程中，使柔性精神在中国舞蹈中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李玉.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舞蹈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2012，（11）

[2]黄葶.中国舞教学中的柔性精神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10，（9）

第6篇：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范文

“和”是儒家哲学ltl煎要的思想范畴之一。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携手并进，}；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元沦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秋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Il要起列撼础性作用。

(一)“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_r一个最本的价值要索，这就足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已”。在儒者看来，见“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予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沧语·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三的予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恕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所谢：“士皆知有耻，则国家矣；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二)“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

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1|对人生的发腰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予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足“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足不讨’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不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三、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r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巾”，就是按“1l1”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巾正”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巾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巾和”一词的含义为按“巾”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荚的理想化状态。

《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它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和谐社会，以“中庸”为方法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最高的自然法则，在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命系统中，儒者所倡导“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礼乐之文化修仁义之德性，正如明朝王阳明所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一也”(《王阳明全集·大学问》)。

参考文献

1《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2

2《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

3《周易》．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2003．6

4《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汤一介．儒学的和谐观念．《中华文化论坛》，1997第4期

6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第7篇：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 核心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0（c）-0214-01

《乐记》一书是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的典型著作，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全面和完整概况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书籍，在这部书籍中记载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即天人合一思想，这一思想自产生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核心思想。下面就先从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开始说起。

1 天人合一的含义

关于天人合一这以思想的解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天与人本身就是一体的，认为天人应该合一；另一种解释是天人是相通的，显示中国析学在天人关系上的关注，而其中又以“天人合一”最为重要。这里所说的天指的是自然世界中的万物，而人则指的是自然万物中的生命，合的意思是两者之间是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

天人合一思想来源与气的一元论，不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都认为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比如：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这里的一就是气。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为道，有为气、宇宙万物都是气所成。由此可知，气是万物之根源，而天人合一就源于此。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思想中，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就是最早的关于他天人合一的记载。其实在此之前，《周易》及先秦诸子的论述中也有很多天人合一思想的雏影，他们都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协调和统一的，是一种生命的共同体，不论是远古时期还是后来的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引导着人们。

2 天人合一思想在传统儒家音乐美学中的表现

中国音乐艺术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然，从乐器的材质上看，琵琶、二胡等都是木制材质，这些材质都源自于大自然，且这些乐器的构成方式都是直接连接而成，没有任何的金属连接的方式。从中国古典音乐的表现手法及内容上来看，每一种表现手法都流露出对大自然的态度和想法。就表现内容来看，中国古典音乐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描述自然与生命的，这部分内容的形象主要是回归大自然，在风格上往往强调山水以及田园的生活。另一种则是以描述花鸟植物为主的音乐，这类音乐更多的是以田园乐曲为主，重点描述田园与人们生活的紧密联系。

天人合一就是回归大自然，那么为什么大自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呢，其实这与中国长时期的农民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长时期的农业经济是的人们与自然搭成立紧密的联系。中国音乐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诚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般，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应的，人与自然一直都是相互联系，互相关联，共生共存的，而人身为能欣赏万物的观照者，“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昔与子之所共适”，这种将生命回归于自然之中的审美态度，就是中国音乐艺术的精神所在。

儒家思想对音乐美学的核心是，和孔子在评价《关雎》时说：“乐而不，哀而不伤”，其意思就是关雎这个音乐给人的感觉是平和的，是适中的，没有超出一定的界限，因此，就能体现出和的思想。其实儒家思想中和的音乐核心，更多的是强调音乐的中庸思想。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另一位代表人，他认为音乐在动荡时期可以鼓励每一位将士英勇对抗，而在和平年代，更可以让每个人以礼相让，在古典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往往将和放在第一位，其内容往往以不超越和这一思想为基础，而音乐的艺术形式则被摆在第二位。中国传统音乐的这一和的美学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极为重要，儒家思想将和这一理论甚至当做音乐艺术的唯一真理。

受和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主张将人的思想作为影响世界万物的主要动力，《乐记》作为儒家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认为音乐是由间组成的，间是源自于人内心世界，认为人心想到的是世间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源，因此，儒家思想认为音乐一定要以人的主观思想为主。“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记》这句话就恰恰反映出儒家思想中对情感的重视，他们认为一部音乐作品最重要的是情感和品德修养，然后才是技艺，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3 天人合一思想在墨家音乐美学中的表现

与儒家思想中极力主张以“和”“善”的方式对待音乐相比，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学派墨家对待音乐恰好相反，他们将“非乐”作为音乐美学的主要观点。所谓“非乐”就是不承认音乐的价值，认为音乐不应作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人们应该禁止各项音乐活动，他们认为音乐不仅不能很好的治理天下，反而会“其乐越频者，其治愈寡”，就是说长时间的进行音乐活动，会影响帝王治理国家，对国家的管理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表面上看，墨家这一反对音乐的音乐美学思想看似不能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从本质上看，也是符合的。墨家之所以提出这一美学观点，主要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当时的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很多音乐活动的开展都是一些社会高层阶级人们进行的一项活动，而这些人进行音乐欣赏时，就不能“兴天下之利”，更不能治理天下，因此，墨家大力制止音乐的传播。从这一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治理天下就是为了让天与人合二为一，治理天下就是让天与人处理好和谐的关系。另外，由于在当时音乐不可能为全部人民服务，因此，也就不能实现天人合一，所以墨家在自己的思想中大力提倡非乐思想。而这种非乐思想也正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解释，即为了实现天人合一而进行的非乐思想和活动。

总之，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影响非常大，至今影响中国音乐的核心思想美学是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美学思想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动力，作为现代人，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传统音乐中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才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社会上进一步发扬中国音乐艺术，为全球音乐文化作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进.中国不同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J].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12（1）：30-31.

第8篇：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范文

启示：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看待人与自然关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可供发掘利用的资源，这就要求我们企业一方面要尊重自然规律，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谋福；另一方面，保护和谐的生态环境是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立足于当前、更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不二选择。

二、以人为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和谐的主体。以人为本，表现了古代哲人对创造主体的高度重视。天人之间和谐统一，必将突显人在创造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为人民”的终极目标。所以，“以人为本”观念中的“人”是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以人为本”中的“本”是把人当作主体，把人看作最终的本质，把人作为目的。这种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关怀人的价值定位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儒家学说中多有体现。比如“仁”是孔子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仁”字在《论语》中就出现了109次。樊迟向孔子问仁，孔子道出了“仁”的核心含义即“爱人”。孔子讲爱，有着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内涵。这个内涵由儒家亚圣--孟子解释出来，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当管理者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当把人民放置在较高地位，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孟子的“民本”思想都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民心向背”的深刻道理。启示：天地之性人为贵，到今天仍不失价值。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的理念有利于现代企业管理，有利于互助互爱、和谐融洽的团队建设，营造一种宜于激发生产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企业文化氛围，为日常管理提供处理问题的角度与办法。

三、入世有为

中国的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型的文化，他对另外一个世界的真实性余迪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盘锦124010总是表示怀疑，他只相信他活着的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可靠的，这就是“一个世界”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培育了中国人专注人间的实用智慧。执着人生，珍爱人间，奋发有为，是中国人的基本文化取向。这种“入世有为”的思想源于孔子，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是造就君子，君子的使命是做官；读书一定要做官，积极参与到治理国家中去。《易经》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旨在提示人们要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奋图强、永不停息。《荀子·劝学篇》中将“学不可以已”作为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提倡将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作为正确的学习态度。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现实人生中个人与他人及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倡导积极进取和谦虚谨慎的实用理性。启示：入世有为的思想激励着我们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素质提升，勇于参与社会实践，积极推动社会进步。它激励企业员工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人生意义，创造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不朽。宋代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寄托着儒家的人生理想，它同样启示企业员工为了中国梦继往开来、奋发有为。

四、中和之道

第9篇：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美丽旅游环境；两个圈层；构建要素

儒家文化当今社会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但在美丽旅游环境构建中的应用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清华同方网中，查词条“儒家文化在美丽旅游环境构建中的应用”，获八十九篇论文，几无一例真正反映和论述这一内容。再查词条“儒家文化在旅游环境构建中的应用”，得一千零七篇论文，对这一内容的研究也几近空白。即使偶有为之，也多是就某一景区的传统文化特质、或是对文化的某一载体如建筑或建筑装饰、或对某一区域或区域内的某一资源环境保护等展开研究。有个别文章虽然研究了旅游环境，但仅仅是就环境直接研究，并未引入儒家观点或以儒家文化视角加以阐述。由此看来，对于美丽旅游环境构建方面的应用研究，是颇为贫瘠和单薄的。基于这一前提，笔者欲将这这一领域稍掀开一个视点，作浅显尝试。

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于“礼”和“仁”，就是儒学的本质和本源。由本源发展而来，经过数代儒学大师的推崇和发展，对儒学本源的认识不断丰富起来。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主张实行“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①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在人性论上与孟子相对抗，提出了“性恶论”。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儒家学说从源头上发展出“性善”与“性恶”的对抗性理论，对于美丽旅游环境构建延伸应用的启示是：追本溯源，是人类的本能和永恒的追求。显然，旅游环境构建的本质是美丽，这是旅游环境构建的源头和内驱力。旅游环境的美丽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自然美，一是人工美。还未生发人类之前的地球环境，可称之为纯粹的自然美，这时的环境就是一张白纸，是纯自然的存在和世界固有的状态，未沾染上半点人类的印痕。人类祖先生于地球之后，美丽的纯自然就宣告了它的结束，此后的自然环境再也脱不了人的干系。虽然这时候的自然美，同样可划分为自然美与人工美两种，但与人结合后，也只能是指人工影响下的有人的烙印的自然之美。因此，我们当下研究的旅游环境构建的美丽本源，就是指有人时代影响下的自然环境的美丽构建。当然，也包括建筑在自然环境之上的人文环境的美丽构建。

放眼当今，纯自然或纯人文的旅游环境，是不可能存在的了。自然与人文的交织或自然与人文的人为划分，是美丽旅游环境构建的主体环境。这种环境，在美丽构建中又可划分两大类型，或称为两大圈层更为合适。一个圈层是旅游背景（旅游界常称之为旅游环境，指景区之外的旅游环境），一个圈层是旅游景区或景点（但也包括旅游景区点之内的旅游环境）。旅游环境或旅游景区（点），都是属于旅游规划的内容。自改革开放伊始，旅游发展和旅游规划至今已逾三十余年，翻看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库专家成员所做的部分全国性旅游规划案，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旅游规划偏重于旅游景区（点）的规划设计。少量规划案中涉及到旅游背景或环境问题，但只是作为其中一个篇章或一个要点迫不得已的略写，重景区重景点轻环境轻美丽背景的现象，在旅游规划研究和实践中呈现着普遍性，这显然与儒家所秉持的“中庸”之道相违背。《中庸》第一章纲领里讲：“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这一意思是说，“中”乃指不偏与一方，“庸”指常规、不变之理。传统观点认为，孔子孙子子思是《中庸》的作者。他指出：中庸，放开来可充塞天地间，收拢来可深藏与隐密内心，意味是无穷的，是实实在在的学问。附和中庸之道的人是孔子心中高尚的人。儒家宣扬的“中庸”，是着眼于人性修养这一角度的，如包括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包括做人规范：“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三达德”（智、仁、勇），修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至德。后世常将儒学中庸之道的“中”延伸使用，其核心思想就是不偏不倚，不偏于一方。旅游环境与旅游景区是旅游规划的两个核心内容，偏于任何一方都显示出旅游规划这一学科的不成熟。共属于旅游规划“母体”上的两个圈层，也可用儒家所持“中庸”里的“庸”作进一步诠释。“庸”讲的是不变之理，恒常性。旅游环境与旅游景区作为规划两个核心，肯定同样具有恒常性，除非旅游规划学科消亡。但是，从两个圈层之间的关系来看，又与中庸里“庸”的含义存在着极大差异性，这应是对儒家思想的逆向引申认识。两个圈层，并非是具有严格界限的两方，并非是非阴即阳、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从理论上，可以将两者进行绝对的区分，但在规划实践中，这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状况。两个圈层之间，在实际规划中经常处于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互为前提、互为背景或景区点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换句话说，旅游环境可变为旅游景区点，旅游景点可变为旅游环境。如杭州西湖、泉城公园，将院子围墙一拆成为公共休闲空间和场所，名义上为景区，实则已成为旅游的环境或城市旅游的背景空间，这在旅游上已有新的称呼，被称为“场地类景区”或不收门票的景区。还有一例，我国多数城市都建有城市广场，城市广场号称城市大客厅，被赋予了旅游和健身休憩的功能，称之为旅游景点当不为过，但称为城市中的美丽环境中似乎更为恰当。

现实中两个圈层的关系，还会进一步复杂化。所有的旅游景区内部必须得依托旅游背景或旅游环境而存在，旅游环境或旅游背景做到一定质量，可上升为旅游景区（点）。因此，构建好景区内部或景区（点）的旅游环境，不仅可提升旅游景区的品质，同时也必将提升旅游景区（点）所在区域的旅游品质，而这一点恰恰是旅游规划所忽视的。大量的旅游景区尤其是景区环境的低劣和杂乱，使得旅游景区成为一个个杂乱差环境中的美丽孤岛，即使旅游景区做得再优美，也必然导致游客对景区所处区域整体上的评价打折。当然，若景区及景区内部的旅游环境再做得不尽人意的话，旅游效果可想而知。提升旅游环境的优美度，已成为提升区域旅游整体品质和景区旅游氛围的当务之急和关键之举。改造提升或重新打造的思路很多，借鉴儒家思想指导我们更好的构建美丽旅游环境，是众多思路中的首选。

《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是儒家的“和而不同”观，实质是“”。总理在国际外交上所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方针”，实际就是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具体实践。“和而不同”观，从人的修养出发，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管理等若干层面。当今倡导的和谐社会，重在借鉴和倡导“和”。“和而不同”观中的“和”，是指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最终达到和谐。优美旅游环境的创建和提升，也离不开这一观点的延伸指导。优美旅游环境的构建，不是“观念和利益”之间搏弈后的和谐，而是“各种要素有机运用”组合后的和谐。旅游环境构建的基本要素大致有六个：自然地理、交通、建筑、植被、配套设施、文化，六大要素还可分解为若干个子要素，如自然地理，有各种的山、水等；交通有道路、桥梁、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等类型；建筑有中式、西式、东亚、西亚、少数民族、宗教建筑之分；植被有南方、北方、高大与短小、灌木与草木之分；配套设施，如各种工程管线、路灯、广告牌、下水井、弱电等，文化的要素极复杂和繁多，不再列出。总之，要素（包括子要素）无论多少，最终组合的总目标是达到整体上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说，整体上要达到或统一、或均衡、或对称、或动感、或雄壮、或刚劲、或柔和、或流畅、或轻婉、或轻巧、或稳定、或有节奏、或有韵律、或主从分明、或比例适中、或符合黄金定律美感，或几种美感相叠加等。旅游环境组合构建后整体上呈现出的和谐度、优美度、视觉舒适度、完美结合度，是评判旅游环境优劣的主标准之一。反过来说，各种要素组合后呈现出杂乱、无序、失衡、突兀、参差不齐、坚硬、沉重、生涩、单调的环境效果，就是严重的不和谐。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杜维明对“和而不同”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同”与“和”的区别是：“和”的对立面是“乱”。“异”是“和”的必要条件，无“异”就不能“和”。杜先生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和”与“异”是互为前提的，“和”不是无原则的“同一”，是在保持个性基础上的“统一”，“个性”就是“异”。整体上呈现“和谐美”的旅游环境，是有缺憾的美，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钢筋混凝土浇铸成的水泥丛林，虽然整齐划一，但却是窒息压抑的。如何才能达到“异”，是旅游环境构建必须慎重考虑的。对于这一点，荀子的《劝学篇》给我们提供给相应的思路，由思路可沿展成方法。《荀子·劝学篇》云：“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青”与“冰”来自于构成要素，却胜于要素本身，奥妙在于构成的理化方法。这一理念，与美丽旅游环境构建不谋而合。旅游环境是否优美，最终取决于组成环境的各要素之间的组合，这种组合绝不是简单的相加、堆砌、排列或叠加，而是受制于多种技巧和方法。组合方法有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空间、尺寸（如体量、大小、厚薄、宽窄等）、色彩、形状、材料。以上各种构景要素（包括子要素）组合在什么空间内、组合成多大体量、赋予何种颜色、呈现出哪种形状、使用什么材料，是根据构建者的思路和想法变化而变化的。同样一条街道、一个庭院、一个村落等，由不同人将各要素用不同方法组合起来，旅游环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即使同一人所为，在不同时段也会表现出相异。

“和”与“异”是美丽旅游环境构建的两种追求，不能偏颇任何一方，否则又可能出现与儒家思想相违背的局面。《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反映了儒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偏于文，亦不偏胜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李泽厚引《朱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过犹不及”是儒家极为重视的理论思想，实质是要注重“度”。美丽旅游环境的构建很重要，但度的把握更重要。偏重“异”就意味着忽视“和”，重视“和”必须兼顾“异”。这就需要环境构建者对构建区域作深入调研，将所构建区域的各要素包括子要素情况烂熟于心，再恰当运用组合方法，最终达到旅游环境的“和而不同、多样统一”的美。

旅游环境的构建，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环境的再造或重造，二是提升或改造。毫无疑问，再造重造或提升改造，都应追求多样又统一、有个性又和谐的美。但是，这种追求的前提是环境必须得到有效保护，环境的改变提升必须是以不牺牲资源为代价。环境构建不美，只能是功夫不到家。在构建美丽环境的过程中，让环境资源遭到破损甚至灭迹，那就是罪过了，这一点尤为重要，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对这一问题就有过类似阐述。《孟子》中曾论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认为：牛山的树木曾经很繁茂，用刀斧砍伐，繁茂必然不能保持。山上的树木日夜生长，嫩芽新枝长出来，放牧牛羊后，山变成光秃秃，人们就以为这山不曾长过成材大树。人物一理，有些人之所以丧失善心，类似刀斧天天砍树，善心被经常“砍”掉，最终善心不保。

孟子此段话本意是为说明如何保住“仁义”“善良”之心，无意间却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过度砍伐或过度放牧。孟子不仅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也提出了保护的方法。《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粮食吃不完，就得做到不耽误农时；鱼鳖吃不完，就得做到大塘捕捞不放细鱼网；木材用不完，就得按时令采伐。孟子的思想观点不言而喻，与当今时代我们常讲的可持续发展如出一辙。这一思想放之在旅游环境构建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做就必须做好，就得构建出真正秀美的环境。否则，环境构建不好，甚至构建过程中环境还遭到破坏，宁可不做。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旅游景区。

儒家的思想博大精深，难以穷尽，给美丽旅游环境的构建提供了无尽的宝藏，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思想；和合思想；荀子提出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劝学》篇中体现的人要有恒心有毅力的规劝思想；甚至在儒家“礼”的思想上发展为“隆礼”、并成为法家思想源头的思想等，均可被旅游环境的构建广为借鉴引申，生发出有效的方法。“天人合一”与“和合”思想可指导解决当下环境膨胀、环境危机、生态恶化的问题；“人定胜天”与“做事情要有恒心毅力”的思想，可引申说明在美丽旅游构建中，要重视人的作用，更要端正做这一事情的态度，这如同儒家的“义利”观。美丽旅游环境的构建，不仅仅追求利益的驱动，根本上是为了使当代幸福并造福子孙后代。“礼”上升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就是法。礼法，是约束全社会的。同样，我们可以引申应用到旅游环境构建中。旅游环境构建的美丽与否，不是凭主观判断，更不能凭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嗜好，而应交由相应的专业机构和公民进行打分评价，最终筛选而出。专业机构打分和公民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一思想的有效应用。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儒家思想，成为指导美丽旅游环境构建的思想源泉和构建方法的生发库，在此我们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还有待于假以时日坐下来，细细揣摩，认真体味，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思想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