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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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范文

摊主：“潘家园是我们打下的天下”

（5月30日、31日，上千商户因不满市场管理方――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要求摊主限期签订租赁合同的做法，选择集体停止营业，要求就摊位的产权和潘家园市场平等对话协商。6月3日，仍有部分摊位空置，摊主未出摊。市场内出现了警车。《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I摄 6月3日下午，记者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合同签订处看到，有三三两两的摊主前往签订合同。“经营秩序已经恢复正常了。”潘家园市场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I摄 潘家园旧货市场张贴的《对广大商户提出问题的解答》《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I摄）

有人说，北京有两个地方永远人头攒动，一个是天安门广场，所有人都仰着头看升国旗;另一个是潘家园旧货市场，所有人都低着头寻国宝。

潘家园，一个曾经荒凉的城郊，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自发形成了一个旧货市场，当地居民在路边摆摊，把家里的瓷器、旧家具等东西拿出来卖。后来，外地的商贩也慕名而来。到1995年，路边的摊贩达到了上千，政府开始介入管理，不久实现了“退街进场”，开发了现址，并定名“潘家园旧货市场”。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古玩旧货市场，年成交额达数亿元。

但5月30日、31日，这里的上千商户因不满市场管理方――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下称“潘家园市场”），要求摊主限期签订租赁合同的做法，选择集体停止营业，要求就摊位的产权和潘家园市场平等对话协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5月20日，潘家园市场贴出告示，要求商户签订合同。根据告示安排，合同签订分区进行，5月30日和31日进行第一批也就是“大棚一区”的合同签订。告示中同时强调，凡因个人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者，“视同您自愿放弃经营权，市场将收回摊位，解除使用关系”。

令摊主不满进而选择停止营业的是合同中“禁止将地摊转租、转让”的条款。

6月3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摊主们大多已恢复营业。“不恢复没办法，人家（指潘家园市场）说了，3天不出摊就收回摊位。”一位摊主对记者说。

对于为何要禁止转租、转让，潘家园市场称，私自转租增加租摊者经营成本，最终转嫁由消费者“买单”。市场方面是为了“切实降低租户成本，维护商户合法权益”。

摊主：“潘家园是我们打下的天下”

“眼看着本来‘属于’自己的摊位，变成了市场租给自己的，原来收取的管理费现在变成了租金。你说我们能不急吗？”摊主郑女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郑女士说，她从1995年来潘家园摆摊，到现在已在此经营了21年。之前，潘家园市场管理方从未要求签合同，大家均以缴纳管理费的形式使用摊位，一开始是一年一缴，后来是半年一缴。这些年，随着2003年潘家园旧货市场改造，他们均出了建设费、押金等。虽然没有书面契约，但摊主们默认这是一种投资，“摊位是自己的”。

这些年也有人将摊位转让、交易，转让金高达数十万，甚至有人花费百万在这投资了数个摊位。每次摊位转让，潘家园市场管理方收取5000到8000元不等的“过户费”。甚至有摊主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目前80%的摊位都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

记者从一位摊主出示的潘家园市场管理方于2002年9月张贴的《经营户入市须知》中看到这样的条款，“市场内摊位不得私自转让，如需转让应持摊位证及票据到市场办公室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因此，一些摊主认为，潘家园市场管理方对摊位转让过户是知情而且是“默许”的。

资料显示，2003年，潘家园旧货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工商信息显示，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成立，注册资本1.8亿元，法人代表崔新未。

2015年底，潘家园市场首次与摊主签订地摊使用合同。在郑女士看来，“就是这一签把自己的摊位签没了”。因为合同中写明潘家园市场是“出租方”，摊主们是“承租方”，原来每年收取的管理费变成了“租金” ，一个摊位半年的租金为7760元，另外交2000元保证金。

合同中规定，如果将地摊转租、转让、转借给第三人， 潘家园市场有权解除合同。其他可能导致解除合同的情形还有，“未经甲方（潘家园市场）同意连续三日未开展经营活动的”“违反国家计划生育相关政策的”等。

郑女士认为，这个合同一签，摊主就变成了租户，以前购买摊位的资金全部打了水漂，损失非常大。

对此，《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于6月3日采访了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一位王姓副总。王副总表示，摊主和市场存在的是租赁合同关系，摊主只拥有摊位租赁期内的摊位使用权，所有权属于市场。市场方面是在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

对于以往摊位过户时市场管理方收取的费用，王副总称属于“优先过户费”，用于市场审查，即审查新承租方的经营身份、商品品质等。“市场有分行划市的管理原则，摊位数量都是有限的，要择优选择。收的费用不是说允许过户，而是允许进场经营，和我们签订新的租赁合作关系。”王副总同时表示，潘家园市场发展到现在，随着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对于这笔费用的说法也曾不一样。

市场管理方称自己拥有产权，但摊主们在接受采访时言语中不无抱怨，他们说，“潘家园是我们打下来的天下”。

郑女士跟记者回忆起她1995年最初在潘家园摆摊时的情况。“都是老乡、亲戚叫着来的。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整齐的货柜，就是泥土地，谁来得早谁就占个摊位。凌晨三四点，还没开门，老乡们就翻墙进来抢摊位。常常为了抢摊位打架。后来市场才弄成一个个摊位，固定下来。”郑女士回忆说，那次分配摊位是通过抓阄形式确定，抓到哪个摊位以后就一直用哪个。

“这么多年，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老乡们说得好，潘家园是我们打下来的天下。”郑女士说。

摊主王先生也对记者说，“不让出租、过户，不合理。大伙都在这投资不少钱，做十几、二十年生意了，有的都70多岁了，哪里还能自己来摆。现在如果自己摆不了摊，市场就要收回摊位，那我们之前的投入和努力不都付之东流啦。”

市场管理方：

不让私自转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

面对摊主们针对合同提出的异议，5月31日，潘家园市场贴出了《补充通知》，表示6月1日至7日为咨询周，市场设置了咨询服务处，摊主们可以就法律、政策问题进行咨询。

6月3日下午，记者在潘家园市场合同签订处看到，有三三两两的摊主前往签订合同。“经营秩序已经恢复正常了。”潘家园市场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当晚，潘家园市场又了公开说明。说明中称，潘家园旧货市场现有地摊4000余户，主要涉及珠宝玉石、仿古家具、文房四宝、古籍字画、旧书刊等，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古玩艺术品交易市场。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私自转租，增加租摊者经营成本。经过转租，有实际意愿摆摊的商户需要付出高出实际摊位费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费用。二是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转租经营者租到摊位后为了收回经营成本，最终转嫁由消费者“买单”。三是存在较大消费风险。转租商户违反市场分行划市原则，并因经营商品的特殊性，再加上转租造成的经营成本上升，存在以次充好隐患，扰乱市场诚信经营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

潘家园市场表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展商户和商品品类等基础信息收集、分析、整理等工作，并于2015年底与地摊商户统一签订了2016年上半年地摊使用合同，约定签约商户不能对摊位进行转租牟取暴利，以切实维护健康的市场经营秩序，提升市场美誉度。2016年5月30日开始，继续签订下半年地摊使用合同。

市场管理方称，合同签订的目的，一是为了促进市场有序发展，明确租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二是为了规范部分商户哄抬租赁价格、私自转租、牟取暴利等行为，切实降低租户成本，维护商户合法权益。三是为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商品品质和潘家园品牌影响力，优化市场环境。

对于一些摊主认为自己对摊位拥有产权，《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的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上述王姓副总表示，“很多人都是‘以为’自己有产权，但事实是在这摆着的。我们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

不过记者也发现，市场管理方提出，“考虑到历史因素”，允许“子承父业”。

潘家园旧货市场张贴的《对广大商户提出问题的解答》中，记者看到，对于“我父亲在市场经营多年，从市场建立以来一直缴纳摊位费，现在我父亲去世了，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市场管理方解答：“您父亲不拥有所有权。摊位不属于您父亲的遗产范围。您父亲去世后，租赁合同其实已经终止履行。但是考虑到历史因素，为了保持稳定，市场将会与直系亲属优先重新定立新的租赁协议，将承租人变更成您的名字。”

“潘家园市场搬迁张家口”是误读

除了不允许转租的规定，“潘家园市场搬迁张家口”的传言也令摊主们感到忧心。他们担心，一旦潘家园市场搬迁到张家口，自己是不是要举家搬迁过去？另外，在北京长期积累起来的人脉和客户是不是就此消失？

6月3日的采访中，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王姓副总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潘家园市场不搬迁。所谓搬迁张家口，只是一个误读。”

王副总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为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我们和其他企业一同去天津武清、承德、张家口等地进行了考察。但考察目的是在稳固北京现有市场经营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开拓新市场，进行潘家园品牌的外拓，而不是所谓的搬迁。外出考察的过程中引起了误读。”

虽然潘家园市场方面澄清搬迁张家口系误读，但记者注意到，此消息却并非空穴来风。

今年2月，张家口市长马宇骏在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主要工作”中提到“全力争取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迁入我市”。

在潘家园市场将与摊主们签订的2016年下半年《市场地摊使用合同》中也明确提到，“乙方（承租方，即摊主）承诺，充分理解目前北京市中心区人口与功能疏解的政策，并表示配合。如因政府功能疏解政策需对现有市场进行整体升级改造建设，此种情况不视为任何一方违规，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在规定时间内向甲方腾退摊位，使用摊位费据实结算。”

事实上，早在2001年，潘家园旧货市场就曾面临一次拆迁危机，拟拆迁到北京四环以外。但之后，在朝阳区政府的努力下，潘家园旧货市场得以保留现址，由“拆迁”改为“整顿”，使原市场更大、更规范，并符合北京市的整体规划要求。

但是，在京津冀一体化、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搬迁仍然存在可能性。今年1月，北京公布了城五区疏解任务清单，其中，朝阳区的任务就包括“启动十里河、潘家园市场聚集区域的摸底调查和疏解方案研究”。

古玩圈人士：旧货市场是整个潘家园商圈的文化基石

如今提起潘家园，几乎成为北京古玩市场的代名词。这里不仅有潘家园旧货市场，还新建了北京古玩城、天雅古玩城等高端古玩市场。这些高端古玩市场里不少商户都起家于潘家园旧货市场。

6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天雅古玩城见到的王先生就来自1992年最早到潘家园的那一批人。在他眼里，潘家园旧货市场是整个潘家园古玩商圈的“文化基石”，也是商业地标。

对于潘家园旧货市场里的摊位转让现象，王先生认为这是古玩行业里不成文的行规。即便在高端的古玩城，甲经营多年的铺子不想再继续租了，乙要接手，除了向古玩城按市价缴纳租金外，还得付给甲一笔可观的“转让费”，有时可达数十万。因为乙将得益于甲经营多年的人气。

第2篇：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范文

自法国19世纪中叶率先进入老年社会以来，“银潮”便以不可抗拒之势席卷全球。人口学家预测，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本世纪中叶我们将面临一个全球性的老龄化世纪。在中国，2005年老龄化人数达1.5亿，2025年将达2.7亿，2030年达3.1亿，2040年达3.97亿，2050年将激增至4亿左右，占到全部人口的1/4。目前的中国社会已处于老龄社会，据统计，45岁以上人口已达3亿人，60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并以平均3%的速度增多，人口平均寿命超过72岁。目前，全球60岁以上人口约7.05亿，50年后，全球老年人将增加到20亿人。正如一位国际投资专家所言：“在商业领域，人类18世纪发现了儿童，19世纪发现了妇女，20世纪发现了老年人”，对此，开发中老年人消费市场的趋势锐不可挡。日本政府为此早在1990年重新制定了《老龄人保健推进计划》，韩国也在曾被称为“夕阳产业”、“不毛之地”的银发消费市场出现了收费养老院、疗养院、老年人用品专卖店和老人服装品牌；民间也认识到这一产业将是21世纪的投资热点，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不断投资；早在1989年，汉城开业的“银手”成为韩国最早的老人用品店，包括生产去除气味的衣服等100多种老人用品；此外各商店总站相继开设了老人用品专卖柜，从1990年起各种老人服装品牌开始登场，当年就有近20个牌子，这些服装大部分肩部和腰部都做的比较宽松，穿起来比较合适，在用料上一般选用比较轻和温暖的纯毛和混纺面料。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老龄委的调查，我国目前老年人消费能力每年达4000亿元，2010年预计达万亿元。在老年消费需求中，34%为服饰穿着，33为医疗保健，33%为其他消费。以每年老年人人均购买各种成衣服装3.3件计算，现在消费近5亿套加之子女馈赠孝敬及保健服装购买，预计今后几年需求量10亿套以上，市场规模1200亿元左右。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引发衣食住行、医疗、精神等多方面的消费，使银色消费——老年经济将成为“假日经济”之后又一经济增长点。

二、中老年服装市场的开发策略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中老年服装市场前景广阔，但国内目前开发现状却是死气沉沉，虽然国内市场巨大，但企业却未赢得主动权。为此提出以下开发策略。

第一、正确分析和把握老年人服装消费心理，开发塑造成熟美的服装。中老年人在服装需求上，不论从外表、美观方面或剪裁多样化方面都和年轻人一样有强烈的需求，绝大多数老年人有能力也有信心接受质价相符的老年时装。据泉州市的一项调查，对当前市场销售的老年服装款式有九成老人不满，理由是20%的人认为款式呆板，近15%的人认为陈旧，近25%的人认为色彩单调暗淡，近30%的人认为缺乏活力。由此看来，老年人已不再回避“如今需要的是服装和时装”这样的话题，而是将衣着锁定在个性化、多元化、品牌化的时装上了。同样，西方就没有中老年人服装这一词语，没有从服饰上区分年轻与年老的概念，在时装店购衣只有号型区别，“中老年服装专柜”闻所未闻。在英国，与素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花枝招展的红装老妇。英国的老太太都可谓“老来俏”，身着鲜艳裙装，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老妇人比比皆是，似乎在跟年龄较劲儿。老年人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打扮，使出浑身解数拼命让自己显得年轻漂亮。韩国《人鱼小姐》、《看了又看》等电视剧里中老年一辈的着装打扮，一个镜头几乎一套服装，其高贵、典雅、得体，不失端庄和尊严的装扮令人赞叹。难怪在中国刮起一股股“韩流”，简直可以说是一台台精美的中老年服装展示！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人们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审美观念日益改善，消费能力有了保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些老年人敢穿、善穿成为时尚。尤其是近两年在国内热播的一出出电视剧，其中老年主人公每次出场时漂亮得体大方的时装令人惊叹不已，不由得掀起一股股的消费热潮。这些虽已白发苍苍，皱纹密布的长者，经过服装装扮得精力充沛，打扮得体，充分体现了老年人的成熟美。

第二、对老年服装设计要注重以人为本。目前国内针对老年服装的设计师缺乏。早在1999年11月23日，巴黎《欧洲日报》就以《欧洲新老人•消费新贵》为题，报到了设计师与行销人员终于将目标转移到成熟、活跃、富裕的老年消费者身上的消息。1991年成立的“设计岁月”组织喊出了“为我们的未来设计”的口号，迎接为老年人设计的挑战，这个组织的研究工作，导致多项产品的发展，例如便于携带重物的装置、让拨下插头时变得较为省力的塑胶条等。尤其是年轻设计师克服了设计中模仿老人行动能力的困难，为银发市场设计了适销对路人性化的适合产品。其中福特汽车公司设计生产的“第三世纪装”解决了开发Focus汽车的难题。开发者认为，人们往往将55岁以上的消费者视为一个拄着拐杖的团体，而成熟的行销者则认为，对老年人的产生重点是吸引他们重拾消费习惯，广告业者应该运用智慧处理，而不是隔离在外。相反，国内设计师在人性化设计中尤其是细部设计中就比较欠缺了。早在1999年6月17日，《西安晚报》曾以《老年服装：成衣款旧受冷落，量体订做成热潮》为题，报到了购买服装难而寻求“老年服装订做”的消费新景观，从侧面说明老年服装从设计源头上的先天不足。时至今日，忽视老年消费群体，开发老年服装订做领域的偏向依然存在，即使设计也难以以人为本，很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不注重开发，认为中老年服装工艺复杂，体形变化较大，导致号型设立困难；再则认为老年人易斤斤计较不易赚钱，就轻易放弃。二是敢于开发但又盲目乐观，导致认识上的错位。仍以传统的眼光分析老年人好恶，认为老年人只喜欢暗色彩，保守的款式和肥大的型号，即是在西安举办的服装服饰博览会和苏杭丝绸展销时也是这样的设计作品陈列，结果倍受冷落。三是设计错位。即是同一品牌，尺寸也有差异。

第三、中老年服装要准确定位。一是价格定位不准，目前，老年服装专柜少，有的与地摊货、减价货同流合污，面料也多为价格低廉的化纤、粗纺棉布或式样陈旧的服装。要么价格偏高老年人难以接受。一般地，中老年人服装应以中等或中等偏上的价格较易接受。二是老年服装消费选择余地少，服装老套，缺少美感。年龄时尚化的消费是保持人们心态平和、头脑清醒、思维敏捷的催化剂。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质地、颜色、做工、款式的要求都表现出来，重质量、做工、设计风格、品牌化观念越来越浓厚，必须引起设计师高度重视。三是款式要适合老年人需求，根据老年人生理特点开发功能性多样化特色服装。目前对老年人来讲，西装不符合老年人生理需要，不实用。由于老年人生理原因，敞开胸口，大领、圆下摆，胃易受凉，加之钮扣较少难以抵挡风寒，尤其是冬季和春秋季节。而选择夹克后，下摆和袖口收紧，又使老人感到不方便，因此设计师要充分研究人的生理心理和身体状况，设计开发适合不同季节、区域、经济条件下的功能性特色服装。

第四、服装生产商和营销商要转变观念，善于发现并抓住市场机会，将中老年消费市场做大做强。目前，商因老年人特殊体型，消费观念陈旧和服装周期超长等原因，无形中限制或削弱了老年人在消费主流中的消费机会，尤其是因部分老年人消费档次低、需求量少，因而不愿开发所谓的“银发市场”。同样，在上游生产中，生产商以老眼光看待中老年服装市场，盯住“快去挣女人的钱”不放，瞄准年轻女美、喜欢购衣打扮舍得花钱出手大方的消费心理，而把眼光偏移开了“银发市场”。2006年春季的西安“高端消费市场风起云涌”，外埠连锁百货服装企业在古城大规模“圈地”悄然进行，GUCCI古姿、Armani阿玛尼、卡迪亚Cartier、DKNY……等一线品牌云集西安，带来其顶级品牌服装服饰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文化，但在提供多样化、选择产品时尚化、服务更加国际化的同时，也留下了老年人的缺憾：高端企业主乐观的心态、繁荣的背后是被高端企业遗忘的关爱，不能不令人遗憾。生产商和营销商应该从中明白，在这些高端消费人群中又有多少消费者是在为父母、长辈寻找得体的中老年人服装，而寻寻觅觅无果而返的结局令两代人多么的尴尬，这同时也暴露出中老年人消费市场空缺和市场机会的流失。

第3篇：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范文

俞兆林品牌化延伸战略

厂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进行招商？以及面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给当今的保暖内衣业品牌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如何走出困境是各品牌运营商的一大难题。

对此，俞兆林采取了品牌化延伸战略，将品牌延伸至渠道上，将品牌终端延伸至三四级市场，进行两翼齐飞占领品牌高地，稳稳地占领战略市场。俞兆林的品牌化延伸突破了以往保暖内衣的常规操作，让经销商做上游做厂家，充分调动经销商的积极性。如今经销商不愿意提前打款到厂家的原因是，市场的品牌竞争力空前的变弱，对此俞兆林采取的大区域品牌延伸贴牌制，特点就是大区域经销商取得俞兆林品牌经营权后，根据自己的区域特点直接与制造商进行订货生产，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从而增大经销商的利润空间。俞兆林总公司不再参与生产环节，由以往单一的生产型转变成品牌经营管理型，颠覆保暖内衣的常规运作模式，经销商以及下线分销商又回到了2000年时的喜悦，各地区争先竞拍俞兆林大区域品牌延伸经营权，取得显著的成功。

此模式对品牌运营商而言，第一，可以大大减轻品牌运营商在每年产品开发品种上的瓶颈，避免多品种多经营。对经销商而言可灵活性的因地制宜。第二，品牌运营商可大大减轻资金压力，避免多品种的库存产生。经销商不会再有顾虑提前半年将钱打入厂家占用自己的资金流，更不用再担心到旺季提不到货，可根据自己实际运作情况，码号、品相随时调整。第三，是减少流通环节，将流通费用直接转化为利润空间。上游空间缩短、下游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整个行业要良性的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必定就要减少流通，每增加一个流通环节就代表着费用的增加，而品牌延伸恰恰可有效地缩短流通环节，此种模式大大有力地刺激了经销商对品牌的运作力度，使经销商保证利空的情况下与品牌运营商共同良性发展，品牌延伸化经营将成为保暖内衣业的发展趋势。

品牌延伸下沉至县

乡镇和农村市场

保暖内衣发展到今天，已由城市走向农村市场，三四级市场是一个可竞争待开发的市场。据官方统计中国城镇人口有5.6亿，乡村人口7.4亿，60岁以上的人口1.44亿，占到总人口的11%，而且是按照3%的速度在增长，保暖内衣适销人群15岁以上的人群有10个多亿，而中老年群体占据较大比重，也正是俞兆林品牌的主消费群体，这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市场契机。按照农村人口的10%购买保暖内衣估算，全国保暖内衣起码有100多亿元的消费规模，那么全国乡镇至少还有四五十亿的消费规模有待开发。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一种必然趋势，保暖内衣三四级市场的下沉，将成为各品牌新一轮的战略要地。

县、乡镇村市场特点

县、乡镇村市场规模小，居住分散，人口普遍在5~15万之间，消费水平低，无太多品牌意识，价格敏感度高，传统渠道占有绝对的比重，批发市场、赶集、服装店、摆地摊等仍是主流，现代渠道处于萌芽状态，商超和中型卖场屈指可数，城、乡之间距离远，交通不便，相对配送成本较高，乡镇与乡镇之间的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较大；乡镇氛围仍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低档价位及劣质产品充斥整个市场，中档价位产品不占优势。

县、乡镇村市场渠道运营方式

目前，行业品牌普遍采取的方式是市级商――县级分销商――消费者。杂牌军通过小车型、小批量、灵活拼装的方式进行直配。县级客户属于粗放式管理，经营意识差，资源截留现象严重，网络没有精耕细作，推广方式严重滞后。

县城及农村市场受中心城市的影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部分客户已经有了浅显的经营意识，表现出了迫切提高的愿望，但执行能力弱，需要得到厂家的正规指导及配合有效的执行。

俞兆林的营销策略

经销商转为物流商

渠道延伸，重心下沉，市场扁平，转化市级商观念，使其由经销商转化为物流商，进行一站地物流配送县、镇乡终端客户，变分销功能为物流配送功能，对县级客户不再进行分销加价，执行厂家到岸价，所配送货品的销售额算在市级其全年销售额度，这样既提高市级商的积极性，又能提高三四级市场销售商积极性，同时降低物流费用及人员费用。

开展巡回促销卖场：鼓励县级市场积极开展周边巡回促销活动小型卖场，只要开展巡回活动总公司权利支持，进行人力、货品的全方位指导，可享受厂家一级商提货价格。

强化客户管理

大部分县级客户均是由夫妻店转化而成，因此对市场操作没有形成与我品牌对接的长远发展概念，执行力度较弱，对于县、乡市场的深度开发显其薄弱，如要按期开展巡回促销卖场，必须进行有利的督导。

对资金实力足、品牌忠诚度高、执行力高、有较强的经营意识、网络区域空白的镇、乡村等地区，总公司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根据当地市场情况进行有效的运营指导，大力推广巡回促销卖场。

每月或每场活动前后召开一次县级客户的营销沟通例会，通过沟通例会加强了厂家与客户之间的横向沟通，使其感觉到厂家的重视，适时调整客户的运营方向，集中讨论市场问题，集思广益，重点解决县城及农村市场深透。进行我品牌其它城市促销案例及竞争策略分析，参观中心城市的样板活动，宣讲公司发展的远景展望，进而增进经销商信心。

重点助销

选拔业绩和能力突出的业务人员，派往赛选出了重点县级市场，进行县级客户的巡回活动督导，指导运营，提供决策。根据当地市场实际情况，为客户量体订做各种运营策略，从内部管理到外部操作都提出合理化建议，帮助客户提高运营水平。

人员助销也加强了与市场的信息沟通，便于区域内针对不合格的客户进行动态的调整，保证了市场良性的发展方向。

游击经销商

现有阶段部分市、县级客户由于人员有限，没有经验，不愿做农村市场，不愿开展巡回活动。针对此种情况，俞兆林推出巡回活动经销商，即选定一部份对市场、活动熟悉的经销商（或业务骨干人员）作为公司第三种经销模式即巡回活动经销商，专做县、镇、村市场巡回促销活动，货品由我俞兆林总部整体配送货品，享有一级价格，即成为游击形式攻占县、乡镇市场。

产品差异化战略

当前县区域内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性，产品推广也实施了差异化。中档价位产品重在进行市场培育，低档价位产品要求销量，冲击低档市场，清扫杂牌产品，垄断三四级市场。根据各地区进行产品差异化配置，结合当地市场特点进行有效的组合。

中心城市与县级市场的差异化主要体现在产品价位比例上。中心城市加大中档价位产品的推广比例，作为重点推广方向，放小低档价位产品比例，低档价位产品只作为主推产品的护翼产品，打击当地竞品的低价冲击。县级市场提高低档价位产品配比，降低高档价位的产品比例。综合中心城市和县级市场的产品比例达到均衡，实现区域内整体的产品推广比例规划。

不同县级市场之间的差异化体现在推广的品项上。根据县级市场的城市特点、消费能力、客户实力、竞争状况、网络情况等综合因素，进行县城之间的品项差异化区隔。

第4篇：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范文

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和作用。建国60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的城市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矛盾与挑战。总体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竞争、攀比，大规划、大圈地之风越刮越烈，全面突击加快城市进程的局面；在城市发展模式上，贪大求洋、严重照搬照抄西方，缺少中国的特色，更不能适应未来中国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建设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思维，才能实现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中国社会的和谐。

一、中国城市化呈加速的趋势不可逆转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中国的城市化增加了持续的动力。未来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展趋势就是城市化。建国60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城市个数由建国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8年的45.68%[1]，中国城镇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达6.07亿人[2]。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年末总人口3.76余亿人，比1949年增加3.36余亿人，增长8.5倍；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总面积（包括市辖县）46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比重达48.9%[3]。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186279.5亿元，占全国GDP比重的62%，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43个，其中20个城市超2000亿元，依次为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广州市、天津市、佛山市、杭州市、东莞市、重庆市、南京市、武汉市、沈阳市、大连市、成都市、苏州市、青岛市、无锡市、济南市、宁波市、哈尔滨市。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16892.7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21296.7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支出的43.4%。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33639.8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138543.8亿元，分别占全国的71.6%和63.5%[4]。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是比较滞后。据测算，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可能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0%以上[5]。尽管中国目前城镇人口比重比1980年的18%增长了许多，但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水平是55%，发达国家是84%，美国更是高达95%[6]。日本50年代的时候有50%的人居住在农村，在2005年的时候，日本的农村人口只占到全国的3%，韩国不到7%，台湾的不到6%[7]。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至少还有近2.2亿农村人口需要进城，未来中国城市化的空间依然广阔。尽管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速度增长（每年有大约1300~14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但通过对历史长时间序列比较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0年、日本1960年和韩国1970 年的水平，未来我国城市化具有很强的潜力[8]。这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表明，我国将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的发展道路看，从起步开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10%至30%以下为早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之间为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为成熟期阶段。城市化中期阶段所耗用的时间，一般比早期阶段所耗用的时间少，如英国在城市化中期所耗用的时间比早期阶段少一半，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将是加速发展的时期[1]。它们之间有一个统计上显著相关的S型曲线关系。根据这个S型曲线和世界各国数据，即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世界平均水平12.8%。这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2]。所以未来中国城市化的空间依然广阔。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超过40%，但与国际相比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可以预料，此阶段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进入发展的最快时期。更进一步地，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将会改变，现行的户籍制度将根本改革，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将基本消除，过去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的城市化潜能将得到释放。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呈加速的趋势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困难与挑战

城市化水平并不等同于现代化水平。因为城市化水平高低不等于现代化，不一定是城市现代化的唯一指标。现代化讲的是一个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整体变革，包括教育、制度、城市化水平、市场体制、政府治理、民主与法制、社会与诚信水平等等。现代化不仅是一组城市所拥有的物质性指标和数据，更是一种合理结构，包括了对自己城市的喜爱，对落后地区贫困人民的关怀，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3]。所以，如果认为只要将我国的农业人口大多数转变成为城市人口，城市得到扩张，城市工业化水平提高就可以代表现代化，是十分片面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1978年为17.8%，2002年为39.1%，(2007年底为44.1%)，对比国际上而达到同样的城市化水平，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就算经济发展迅速的日本也用了30多年，而我国只用了22年[4]。快速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困难与挑战。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对资源的需求远超过资源供给能力，导致资源环境和体制性问题的产生及发展的失衡。我国人口多，耕地少，水资源、能源矿产稀缺，环境承载力较弱，人均资源相对紧缺。我国适合城市化发展的平地面积只占12%，合115万平方公里，人均平地面积和日本一样，等到人口高峰时甚至将少于日本[5]。但全国不少大城市却掀起了一般“大规划”之风，并有越刮越烈的漫延之势，“围地、扩城”、“再造新城”、“新区”的规划设计屡见不鲜。这虽然加快了“城市化”，但由于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造成了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挤、用地用水短缺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比如一些城市地下水严重超采，全国垃圾堆放累积总量已高达70亿吨，甚至有近200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6]。由于城市化高速发展致使城市空间结构长期不合理，城市道路和城市交通流量以及各种管线的消耗大幅度增加，导致生态系统超载严重，从而降低了城市化的可持续性。

另外，一些反映公平与效率的方向性、体制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坚守我国耕地红线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地方政府却执意铤而走险，未批先用，以租代征，化整为零，占优补劣等违法用地花样不断翻新。对于违法用地行为查处力度不强，遏制土地违法犯罪的体制还未理顺，机制不全矛盾十分突出。另外，政府将投资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持续扩大对城市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使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给比农村要好得多；“圈地”产生了大量资金，不少农民却陷入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境地。当然，城市偏向政策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的作用，有可能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实际上，越是将资源层层往上集中，下面就越会被抽空，从而越是失去发展的机会。因此如何选择一种符合中国资源与生态环境实际的健康城市化发展道路，如何使人们能够公平地享有人类发展水平提升所产生的财富，是中国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次，城市化过程中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随着经济的飞快发展，城市改造力度的加大，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对实现城市规划目标，推进城市环境面貌更新，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在监督机制缺位的局部地区，不规范、不文明的拆迁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房屋拆迁本身不仅仅是拆除房屋，还是对历史形成的财产关系的一次强制性调整。这种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动迁居民带来了一些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无法克服和逾越的。特别是2003年以来，拆迁纠纷和群众上访急剧增加，拆迁矛盾越来越激烈，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也致使许多原本支持房屋拆迁的旧区更新的居民，出现了明显的思想变化，由“盼拆迁”转变为“阻拆迁”和“怕拆迁”。在城市化进程中原住民被边缘化，城市化形成两种相向的运动：原住民不断向外搬迁，而他们的祖居地不断被外来的暴发户、官员及精英取代。在上海坊间更流传多年“内环以内说英语，中环以内说普通话，到了外环才说上海话”的说法。部分原居民因此心态失去平衡，这已影响到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城市化过程中与流动人口或外来新移民的矛盾与冲突。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意欲离开农村流入城市，30年来数亿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了就业、创业和发展的梦想，也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由于对城市的生存环境完全陌生，他们聚居的地方，一个是地下室，一个是城中村，还有一些城市边缘地方的一些农村的房子，在极少数地方也出现私搭乱建，成为一种贫民窟的雏形。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带来的所谓“贫民窟悖论”[1]。而流动人口的本质特征带有浓厚的地域性，与当地原住民易产生矛盾，也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增加，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用户籍制度管，这些人都没有户口，用单位制度管，这些又都是流动人口，没有归属，这些东西都不奏效了。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给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区带来了管理上的压力。正是为了破解城市管理难题，1997年国务院法制办进行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改革，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机构而组建的综合执法部门――城管应运而生。但由于目前国内城管人员大多仍采用现场执法、管理粗陋的执法方式，与市民、小商贩的正面冲突的“城管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频繁遭受社会质疑。弱势的商贩在强势的城管突袭面前，小贩大多采取的“敌进我退，敌来我跑”是游击战，但偶尔他们也会在走投无路时争个鱼死网破。而一些市民特别是小商贩批评城管人员普遍素质低，并形象地称之为“三强”突击队，即强拆房、强拖车、强拉财物，城管俨然成为一种连累当地政府形象的“地方团练”。

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和GDP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公共服务的门槛之外。整体的收入水平严重滞后于本地居民，社会保障缺乏，教育培训严重不足，居住环境差，更被排除在公共住宅、参加高考制度之外。农民工及其家庭子女因此遭遇角色认同困境。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就要在家乡保留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奔波于城乡之间，过着“候鸟”式的两栖生活。“城市不开门，农村不断根”，农民工家分两地，付出往返流动的成本，造成家乡建房及生活设施投资的常年闲置，造成社会资源重复与浪费。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也不能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集中，从而加剧土地资源的紧缺。同时，农村青壮年的黄金时间用在城里，而将培养教育他们的成本，以及他们退回农村结婚、生孩子、培养下一代劳动力和自己养老的成本都留在农村，实际是把人口红利留在发达地区和城市，从长远来看，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区域差距的扩大。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他们的流动性的加剧也使企业不能形成稳定的、不断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产业大军，也对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改进和产业升级造成种种不利影响。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他们越来越被边缘化。流动人口问题成为各城市解决城中村问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稳定的共同难题。

目前正处在第一代农民工向第二代农民工快速转换的后期，也就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逐步退出城市，他们的子女，即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调查数据，目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2]。新一代农民工代表着农民工的主流。这些二代农民工子女越来越多在流入地出生或成长，接受流入地学校、社会的教育和风俗、文化的熏陶，对于流入地的归属感、认同感很强。而且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丧失了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技能，对土地的情结弱化，对原籍地的归属感、认同感则比较淡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渴望成为“新城市人”。他们正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寻求谋生”向“追求平等”转变。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城市昂贵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户籍制度中仍然存在的较高的户口迁移落户门槛，又使得他们要求实现本地化的难度很大。这就导致农民工子女对原籍地和流入地都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游离于两地的社会体制之外，陷入角色认同的困境，不平等、被侵害、被剥夺感比较强烈。必须看到，大量农民工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不被城市认同接纳乃至受到忽视、歧视或伤害，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不仅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会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定会累积很多矛盾。一旦这些人没有相对稳定经济来源或常迫于生存压力以及受不良因素的影响，极易滋生违法犯罪念头。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将成为流入地发展的合力和动力；解决不好，必会成为社会压力[3]。

最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及城市化过程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及新情况与政府服务、管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会越来越明显。城市化水平就是非农业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例。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长，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带来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引发了城市户籍问题、治安问题等公安部门管理问题；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社会问题；住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等城市建设问题，而城市建设又带来城市用地选择、管理（收购、储备）问题。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急速、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或转移，又会考验城市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这些所有的新问题、新情况均考验着政府的管理统筹能力。

不仅如此，城市化过程将有大量中产及知识精英以及集团总部、跨国公司的出现，而且为了提高本城市的竞争力，各城市政府甚至往往不惜血本吸引高端人才、高新企业及跨国公司的聚集。但他不仅对城市的硬件设施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交通、城市照明、自然环境、学校、医院、社会治安状况、发展规划等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以及信息网络、科技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社会文化设施建设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对政府的服务、教育水平、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城市化水平、市场体制、政府治理、民主与法制、社会与诚信水平等等软环境要有较高的要求。

一个良性的城市化是使城市真正成为广大市民舒适的家园过程――既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学、休闲等生存需求，还要满足生态环境和精神心理需求，注重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整体素质，致力于创造良好的生产和人居环境，实现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提高，人得到全面发展。

三、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新方向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加速的趋势不可逆转，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亦不可避免。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不应脱离中国国情，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西方。我们需要以全新的思维和解放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首先，解放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统一城乡的社会保障。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不利于人口的流动，不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从而不利于中国的更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完善并统一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崛起成为真正的世界性超级大国。不过，有人问，解决14亿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钱从哪里来？笔者要反问一句，当今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仅次美国最大的经济体，此时还不能解决全体中国人社会保障问题，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是最廉价资源、最便宜、最富活力的劳动力及最稳定国外发展环境。此时最有利的时候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放缓后就能解决？根本就是不可能！那么中国的钱去哪里了？政府心里最明白，大量钱被无效甚至是挥霍而浪费了，这是中国现在或即将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根本与关键所在！解决这些问题说困难也困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政府的机构与体制和公共财政透明化改革。

其次，城市化过程既要讲发展，又要讲国情。人口多，耕地少由此产生的交通模式，必然要求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提倡过度的私人交通；住房模式，也是发展高密度、小户型的住宅，限制低密度的别墅；同样，产业模式必然要求是节能减排的。中国的城市化就是要把现在的14亿，未来的16亿的70%，甚至80%或90%转变为市民，那么政府从现在就要着手考虑他们的生存问题――衣、食、住、行问题。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东京的1/10，而房价已比肩东京[1]。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禀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城市办公和居住条件甚至超过了人均GDP是我们5倍10倍以上的台湾地区、香港特区乃至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2]。房价的过度上涨必然积聚资产泡沫，未来一旦泡沫破灭，房价大幅下滑，不仅会影响与建筑有关的众多实体行业，冲击就业，影响经济增长；资本市场的危机同样是难以避免，首当其冲是银行“房贷”风险，再波及到其他金融领域，最后是实体经济，一场中国式“次贷危机”恐怕就难以避免了。到时天价房市的神话破灭让全国老百姓的所有财富化为泡影，一文不名！与此同时，高房价让许多人沦为房奴，在沉重的房贷压力下，消费无法增加；同时高房价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增加了预防性储蓄需求，人们不敢消费，内需无法启动。在高房价推高下的商务成本，损害了高端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最为根本的是高房价不利于民生和社会保障，甚至人才流失。

居住权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居者有其屋是生存的基础和根本，但高房价的结果会剥夺多数普通民众的居住权，这在民生和社会保障上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还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最终阻碍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房价，保障民生住房成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大规模发展廉租房成为城市发展的必须。英国早在1919年出台《住宅法》便确定了以公营住宅为核心的住宅政策，国家干预住宅市场，即由政府投资建造公房，然后低租金租给居民居住。二战后，政府采取了以集中建设出租公房为重点，增加住房供应的政策，以应对由于战争破坏，英国住房严重短缺问题。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甚至中国的香港均有公共住宅建设与制度。这说明公共住宅制度是可行的，也是政府调控的手段。需要强调的是，不仅要保证农民工、外来人口有房可住，还要保证外来人口及征地、拆迁户生存的空间，也就是有能挣钱的地方。有的地方仅仅局限于规模的扩大，比如行政区升格，但这只是一个“壳”。

城市，不仅有“城”，还要有“市”，才能称得上“城市”。光有“城”，仅仅是个空壳，是个框架，如果没有市场，没有人口和贸易，就不叫“城市”。要形成大市场，必须拥有充足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必须有相当的经济发展作依托。如无二、三产业支撑，过热的城市化建设势必造成“有城无市，有场无市”，最终就会出现“空壳城市”现象[3]。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标志，而城市化应该反过来加强城市的竞争力及其市场规模。而中国城市化是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发展的结果，这排斥了资金不足的个体、私营、外来人口的生存空间，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要求中国的城市规划充分考虑这些弱势者的生存与发展，要给他们留有足够的空间。说得更通俗点，就是要求政府通过立法将大楼、大住宅区的一至三层，或大街、大广场适当的地方留给小商品、小吃部、小维修、小服务的行业来经营。这样，一是维护弱势者的生存空间，二是降低了生活成本，保障了民生，发展了第三产业。这样，城市下层及外来流动人口能依靠自己劳动有尊严地生活，能让城市的白领、城市上层及高端商户有方便、周到的服务，能让外来游客及商人吃好，住好，玩好，从而城市才能达到真正和谐。再从我国产业结构来看，2008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结构比重为3.2：50.6：46.2[4]。不仅远低于200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67.1，而且低于重债穷国（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的46.3[5]。这是我国现代化与世界隔着代差的结构上的明证，也是我国城市化的努力方向。这就是说，一个城市如不能将中下层及外来人口融入第三产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要回归传统。有人说城市化就是水泥化，而城市要经济化就是要CBD化、开发区化。这实际上是中国的城市发展之败笔。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京城商业贸易的繁荣。在画作中，其中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有固定摊贩，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 有尽有。在中国历史各朝各代传统的社会中，大量的流动和固定商贩是不可缺少的，它繁荣着社会的经济和维持着社会的稳定。政府一般的政策都是容忍、允许或是支持的。而在西方早在中世纪的德国有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只要农奴逃到城市里居住超过101天，他们就自由了！这就是说，城市应该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纽约市，目前也有1.2万多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集中在百老汇、唐人街、炮台公园等地。在拉美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的50%―60%，其中流动商贩占很大比例[4]。在新加坡、泰国、法国、韩国等地，也都可以看到流动商贩的身影。中国的邻居越南比较贫穷，大多数人家晚上都要在路边摆一个小摊子，卖点米粉、香烟、茶水等，补贴家用，有的人家甚至全家就靠一个小摊子维持生计，只要摆在街道两旁划定的线内，垃圾收拾好，客人的摩托车停放整齐，就可以放心经营。现今中国，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城市本身的大量职工又成为失业贫民。当下一些地方只关注了城市化“光鲜”的一面，而没有给由来已久的城市“马路经济”一个合理出口。不能根本解决底层百姓的生存危机，摊贩不可能消失，矛盾也将一直存在并恶化。因此，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市民及外来流动人口生计或冲突唯一可行政策就是解放马路经济，地摊合法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也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不是要消灭小商贩、地摊。只搞一些大马路、高楼、霓虹灯等，是一种“变态”的现代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