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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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 检验 评价 认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问题凸现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和根源，体现了人类对近代文明实践造成的反主体性效应的自觉反思和检讨。近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的规律，经过人类的实践和利用，为人类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危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这些危害迫使人类不得不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问题正是由此而显得格外紧迫和突出。

1 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当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发展困境和生存危机，看起来是“天灾”，实际上是“人灾”，是以“天灾”方式表现的“人灾”。这就使得检验与评价问题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践问题显得格外紧迫和突出。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巨量增加与环境的恶化以及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贬值、失落成为西方社会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当代社会中将自然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所呈现的“正负效应”同步增长的事实使得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的检验与评价问题不得不重新关注和思考。

自然科学发展寻求的主旨是“合规律性”，而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寻求的主旨是“合目的性”。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角度来看，要求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必须基于“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双重标准的统一。

2 对人文科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人文科学方法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哲学普遍关注的一个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根源在于当代人类生活对人文科学的需求与人文科学的实际发展状况之间极不相称”。当代社会中的宗教淡化、技术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疏离使得当代人陷入普遍的精神困惑之中，特别需要一种人文关怀、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出境使得人们对人文科学寄予很高的期望。从而也就赋予了人文科学的特殊重要地位，促使人文科学成为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一大主导学科群。但另一方面，虽然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已成为一些人文科学学科思考和探讨的课题，但人文科学作为一个主导学科群在当代的实际发展状况远不能和自然科学相匹敌。当前，人文科学不仅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未建立起与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方法论基础，甚至其科学性也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和否定。这就使得对人文科学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性意义上实现二者的统一，也是检验与评价问题受到关注的重要缘由。

3 对科学决策的意义

首先，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研究有利于决策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所谓决策的合目的性，就是决策与人及其实践的现实需要相符合的性质。人们之所以要进行决策，就是为了寻求其目的的实现。所谓决策合规律性，则是决策与实践及其对象符合、一致的性质。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联系角度看，判定一个决策是否合目的性，就是要看它能否在实践中达到决策者预期的目的；判定一个决策是否合规律性，就是要看决策与实践及其对象符合、一致的性质。要达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决策者不仅要了解对象方面的状况，也取决于决策者决策的能力以及决策的客观环境。因此，决策者只有在妥善研究了这些条件之后，在这些约束条件之内作出决定，才能实现科学决策。

最后，有利于决策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将合理性分解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两种。他认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工具合理性行动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价值合理性行动全力关注的是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由于工具合理性仅考虑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不考虑目的本身合理与否，因而易于导致张扬工具、手段而遮蔽目的、意义的工具主义。价值合理性注重对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反思，忽视了对达到目的的工具、手段的关注，易于产生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式价值理想主义。从检验与评价的关系来看，科学的决策必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5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的要求，判定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否合理，标准在于“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双重标准的统一。任何割裂二者，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会最终导致不合理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在理性意义上沟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促进人文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相统一，实现科学决策的合目的与和规律、合情与合理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欧阳康.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第2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什么是科学精神?长期以来,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不少学者将科学精神的蕴涵概括为如下几个精神气质: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竞争精神、执着精神、献身精神、批判精神、全人类精神等(戎章榕,1998;徐志远,2001;吕前昌,2002;刘国建,2003;边玉芳、任碧翔,2003;李醒民,2005;金俊岐、宋屹东,2009;徐莉,2009;王金福、宋新康,2009;许永祥、刘学求,2009)。很显然,对于科学精神的概括,学者们突出了科学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学精神所具有的独特的品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客观的自然界,审慎地总结自然运行规律,立足创新、善于质疑,最终将科技成果服务于全人类。

然而,我们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的内涵时,必须首先把握四点基本要素。其一,科学精神的生发点亦即立足点何在?其二,为什么要培育科学精神?亦即秉执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点何在?其三,科学精神的涵盖范围,事实上,目前对于科学精神的探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仅限于自然科学精神,然而,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是否就足以代表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精神?其四,科学精神的运施,须要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和方向、寻求特定的准则和宗旨,换句话说,这种轨迹和方向、准则和宗旨才真正指引、培育乃至代表了以上诸种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科学精神的基始点是“人”。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探索整个自然、人类社会过程中所培育、积累而成的精神品质,它立足于“人”,生发于人的实践和认知,产生于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第二点要素事实上是第一点要素的进一步延伸。很显然,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探索、认知,其最终成果还是要服务于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于人,人类对于科学精神的培育、积累和传承,最终恰恰是要依凭这种精神气质,规范人的实践和认知,促进科学成果的顺利研发和运用。正如默顿所言:“科学精神是带有感彩的一套用以约束科学人士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

对于第三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谈论科学精神是什么,就必须避免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科学应当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统一体。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就批判了那种把自然科学理所当然地视为科学的狭隘的科学观,明确指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同样是科学。因此,本文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这一领域之内,把科学精神简化成自然科学精神,而是要从整个科学总体出发,探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共性,以进一步提炼科学精神。

如果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向度出发,探讨人的本质问题,那么自然科学与前两者有没有共性之处?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为我们作出了解答:“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因此,事实上自然科学也是探讨人的本质之实现的科学,是通过对自然界的探索、通过人的实践及其对象化而确证人自身、展现人本质的科学。

我们认为,对于以上三点要素的回答,最终都将归结到第四点。既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事实上分别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的发展这三个向度出发,以探讨、确证人的本质,那么,在科学实践过程中,什么样的科学精神才能够保证这三个向度按照既定的轨迹运施?我们认为,恰恰是“真、善、美”的彰显与展示,实现着科学精神的本质――自然科学力求探索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实现的是对“真”的追求;社会科学力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期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实现的是对“善”的追求;人文科学体现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确证的是合乎伦理的美好生活,实现的是对“美”的追求。毋庸置疑,文章开篇所列举的诸种精神,如求实、怀疑、执着和创新精神等,事实上都体现了“真、善、美”的蕴涵。

2 如何培育海西所需的科学精神

随着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颁布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意见》中“总体要求”部分指出,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六个“着力”为要求,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更加繁荣、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和谐区域。可见,“总体要求”凸显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举措。那么,如何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出发,以“真、善、美”的精神品质,推进并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子问题,其一,“真、善、美”的科学精神如何指导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其二,如何在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培育“真、善、美”的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应当首先意识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首要目标在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而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当中,以能源、制造、基建为主的第二产业恰恰处于主力军的位置。而第二产业亦即工业的发展,事实上需要自然科学之“真”的科学精神的带动和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3]。”也就是说,人类借助自然科学这一认知手段,追寻和把握自然界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和实现人对于自身发展的诉求;而对于这一追寻和把握的最本质、也最能贴近人之生活的实践手段,是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工业。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应当立足于区域内的实际的工业状况,如地理环境、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因素,以此奠定经济发展的坚固基石。

其次,我们还应当意识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两极分化,是社会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社会科学之“善”的科学精神恰恰为这一目标的达成提供了精神旨趣。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为主的社会科学,探索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着力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和谐,亦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3]。”我们认为,这里的“对象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界,还包括人类社会,正是在对人类社会的不断构建和完善的过程当中,人确证自身的类存在。当然,“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又势必需要人文科学之“美”的精神品质,以保证人在处理与自然界、社会、他人乃至自身关系过程当中,遵循着合乎伦理的价值准则。

针对第二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除了加强教育与宣传之外,更应当把“真、善、美”的科学精神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内予以把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包含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形式,决定于经济基础。很显然,这里的意识形态更具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意义;此外,哈贝马斯结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现状,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重性――实践形态是第一生产力,观念形态是意识形态。可见,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理应通过知识分子的认知和实践,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在社会诸结构中“凝化”“真、善、美”的科学精神,以此发挥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正面功能。

3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与此同时,以“真、善、美”为主旨的科学精神亦能够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提供独特的助益。而要加强对“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建构和培育,则应将科学精神上升为意识形态的范畴,以期从总体上影响实践者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准则。当然,“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确证,最终体现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罗伯特•K•默顿.唐少杰等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北京:译林出版社.

[3]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学习读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4]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杨晓明.论梁启超的科学精神[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6] 杨渝玲.文化情境因素之生存和实践论意蕴――兼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连续体.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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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吕前昌.论科学精神[J].江汉论坛,2002年,(1):52.

[11] 王金福,宋新康.论科学精神[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

[12] 刘国建.论科学精神的层次[J].江汉论坛,2003,(3):88.

[13] 朱红文.论科学精神的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108.

[14] 边玉芳,任碧翔.论科学精神的培养[J].当代教育科学,2003,(5):38.

[15] 戎章榕.浅论科学精神[J].理论学习月刊,1998,(7):35.

[16] 徐志远.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J].广东社会科学,2001,(6):32.

第3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人文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肯定人的价值、探寻人的意义，为人类的经济与技术行为提供价值规范。发挥人文科学的功能，对于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繁荣发展人文科学。

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有利于促进和谐文化建设。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提供技术支撑，而人文科学的发展可以提供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蕴涵着许多有利于和谐文化建设的优秀文化传统。比如，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美德，对于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和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具有借鉴意义；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强调把矛盾保持在非对抗的范围内，主张通过承认和尊重“不同”以寻求统一，对于培育和谐理念与和谐思维具有借鉴意义；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于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借鉴意义。因此，通过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深入挖掘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可以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有利于保持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人文科学的核心内容——人文精神对于保持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作用。人文精神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而成，并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当代人文精神，强调引导科学技术的正向发展，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主张尊重科学和理性，但又不迷信科学；注重引导人们求真向善，赋予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科学活动本身以意义和价值；等等。这种人文精神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应当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影响了社会和谐。而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一部分就是由于缺乏人文精神所致。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为指导，大力繁荣发展人文科学，积极培育和传播人文精神，让自然科学承载更多的人文关怀，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有利于促进个人心理和谐。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个人的心理和谐。促进人的心理和谐，需要通过繁荣发展人文科学来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包括许多内容，其核心是让人们“学会做人”，做一个有良知、有智慧、有修养的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心理不适正困惑着一些人，进而带来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不利影响。而人文科学的繁荣发展，可以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促进人们的心理和谐。因此，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应大力繁荣发展人文科学，借助人文科学的智慧，引导人们正确把握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第4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生命；理解；生命解释学；二难困境

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人文科学遭受着自然科学从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肆意侵扰而举步维艰。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年)，一位深怀历史使命感的德国哲学家，一方面根据康德批判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启示，努力凭据其研究方法与对象的特殊性来拯救人文科学，尤其从精神生命这一根本性的研究主题方面，充分关注贯穿人文科学研究过程始终的生命倾向；另一方面，经由一种奠基性的哲学研究，他又试图证明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以维护人文科学作为“科学”而应有的地位与尊严。

也就是说，狄尔泰既强调人文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生命倾向以破除自然科学的枷锁从而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又在辩护人文科学之地位与尊严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然科学在认知成果方面的衡定标准。然而，人文科学在其研究主题的生命倾向与其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沟壑。我们看纠，狄尔泰有生之年的绝大部分哲学思想都致力于解决这一矛盾，即在充分顾及人文科学研究之生命特性的同时，力图满足其对“科学”身份的要求。1900年以后，他对生命解释学理论的着力探讨正是以上意图的充分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生命解释学依然陷入了二难困境：要么充分注重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生命倾向而放弃其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要么接受人文科学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而抹去其研究过程的生命特性。这一困境不仅揭示了人文科学研究中上述矛盾的尖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建构目标的流产、甚至于其毕生哲学探究努力的最终失败。

狄尔泰生命解释学既是其人文科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西方解释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从方法论向本体论转变中一个必要的过渡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启发了海德格尔对理解活动的本体论阐释，以至于扭转西方解释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文试图深入剖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中二难困境的成因，这无论是对于理解其本人的人文科学思想还是对于把握西方解释学的流变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为一种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以讨论理解活动为基本内容的生命解释学在狄尔泰后期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解活动涉及理解的对象、理解的主体以及理解的过程三方面。我们认为，正是对以上三方面的独特阐释使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最终陷入二难困境。

一、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历史哲学之父”，意大利人文科学家维柯(G.Vico，1668～1744年)早在1725年就指出：社会历史世界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所以人类能够认知自己的创造物：相比而言，人类认知历史世界甚至比认识上帝的创造物——自然界——更有优势。维柯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

17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卓越成就展示了人类理性前所未有的认知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近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学试图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主导人文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根据维柯的上述观点，自然科学又反过来给人以启示，即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尚且能成就斐然，那么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就更应该充满信心。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从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上看，关于解释的方法与理论自始就与西方的人文科学研究紧密相联。在狄尔泰之前，无论是法学解释学与神学解释学，还是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的普遍解释学，它们致力于解决的都是如何对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或是权威法典，或是圣经文本，抑或是一般性的文本——做出有效性认知这一问题。狄尔泰沿着先哲的足迹，将解释学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拓展为整个社会历史世界，“把历史世界理解为某个要解释的文本”。然而，作为理解的对象，历史世界这个广义的文本在其存在上有何特点?其特点对历史理解的目标有何影响?

自18世纪70年代赫尔德(J.G.Herder，1744～1803年)开创德国的历史学派以来，历史主义在德国的信徒队伍日渐壮大，“历史意识”广泛地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态度与理路。承认历史的流变，强调历史现象的特殊性与唯一性，历史主义的这一特点要求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语境与历史关联作尽可能全面的把握，尽可能恢复研究对象的历史原貌。正是心怀这种历史意识，施莱尔马赫提出，我们对一般性文本不仅要作语法上的解释，还需要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即通过全面还原作者的创作背景而从心理上进一步理解其原初的创作意图。

注重理解对象的历史关联，无疑这是先哲给狄尔泰心头留下的一道深深烙印。在狄尔泰看来，不论是自己先前考虑的心理事实或心理状态，还是后期偏重的生命表达、乃至于由客观精神构成的整个历史世界，所有这些理解对象无不相似于以下诸点：它们均为一种历史性的实在，都从历史个体的内部心灵被给予出来，因而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某种精神生命。他指出：“人文科学的确比自然科学优越，因为它们的对象不像后者的那样是在感觉中给予的表象，不单纯是在意识中对实在的反映。它们的对象首先和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实在，一种在内心得以体验的关联。”显然，我们不能、也不应把历史认知的对象简单地等同于那些没有多少内在精神价值的自然对象。各种社会历史实在，当作为理解的对象而被呈现时，我们必须注意其原始的生命关联。这意味着，历史实在不仅是历史个体精神的创造物，而且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历史对象的理解，我们侧重的是领悟其所体现的内在精神生命，而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将之演绎式地归附于某种普遍的因果规律之下。只有尽可能充分地挖掘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历史关联，我们方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领悟历史中蕴藏的人类精神生命。

然而，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就如狄尔泰所作的维柯式断言，“精神能理解的，只是它所创造的”，由于历史实在均由人类自身所创造，所以我们应该能对它们做出准确的认知。另一方面，狄尔泰本人也承认正是理解对象的这种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生命关联产物，社会历史实在均都由独特的生命个体根据特殊的思想意图在特定的生命关联中所创造，因而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但历史理解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把对这些特殊物的认知带入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层面?历史理解首先是针对个别物，力图对它们作一种客观有效的把握。理解和解释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狄尔泰深以为然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完全依赖于对个别物的理解能否被提到普遍有效性(dieAllgeme-ingultigkeit)这一高度。正因如此，人文科学中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认知的特殊问题：在理解特殊与个别性的历史实在时，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换言之，我们怎样才能普遍有效地理解他人的生命表达、进而获得关于历史世界的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归根结底，我们如何确保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可以说，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性特点是造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二难困境的一个首要因素。

二、理解主体的生命本质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自从赫尔德提出“要沉浸到全部历史中去，要在万物中感同身受”的历史研究要求以来，19世纪的西方人文科学家们在历史认知活动中将集注的目光主要偏向理解的对象，而理解主体作为生命存在的历史性特质却未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施莱尔马赫在其普遍解释学中主张，为了消除文本与读者在时空上的距离以避免对文本的误解，理解者应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文本由之而出的历史语境，尽可能充分地掌握作者原初的创作心境，以实现对文本的“重构式的”理解，甚至达到“比作者本人还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那种理想境界。

然而，真正的历史意识指向的不仅仅是历史理解的对象，其实还有理解的主体。尽管稍后的兰克(R.vonRanke，1795～1886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历史学家不可能在毫无预设的情况下展开工作，但他依然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忘却自我，并“依照其原样”地、客观地重构历史。19世纪的人文科学家愈益意识到，“依照其原样地”重构过去，这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狄尔泰就已较为充分地注意到历史理解主体本身的历史性特质。美国学者巴姆巴克先生就指出，在狄尔泰那里，“历史性”概念不仅指对象而且也指主体，不仅指主体的认知方式，也指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历史的。

历史理解的主体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早在1883年的《人文科学导论》第一卷中，狄尔泰就严正批判了康德等人对认知主体纯然抽象的构想，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对此，狄尔泰提出了所谓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把理解主体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看待，人的精神生命不仅具有理性这一基本成分，而且还包括不可或缺的非理性因素，理解主体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这意味着，不再可能存在一个清除了情感与意志成分、挤干了真实血液、因而被人为地抹平了各种棱角而无个性差异的抽象主体。理解主体必然在情感与意志等方面存在多种主观差异，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狄尔泰指出，我们每个理解主体都受到自身意识的限制，个人独特的意识将其主观性赋予我们所理解的一切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如何可能抹去自身的主观性而客观地去理解对象?

其次，历史理解的主体还是一个具有历史存在性的生命个体。这即是说，一切理解主体总是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关联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他既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偏见和先前假设，也无法脱离当下的风俗习惯和舆论导向，更不可能对当前的时代精神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

历史个体，无论所作为历史实在的创造者还是理解者，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世界，展现为诸多相对自足的莱布尼茨式的“单子”。美国学者林格指出，“解释学起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生命解释学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归根结底就是诸多生命个体相互间的沟通。尽管狄尔泰相信生命个体普遍拥有共同的人性，然而主体对历史实在的理解毕竟是两个相对自足性世界之间的相互沟通。个体怎样才能把那些经由感官而获得的独特的生命表达提升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理解层次?简言之，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理解主体怎样获得关于历史实在的普遍有效性知识?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生命特性决定了两者间的完全重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难解之题。理解者应该“依照其原样”去理解历史，兰克曾经提出的这一要求现在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认知中的“乌托邦”。三、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社会历史实在是人文科学研究的直接对象。由于历史实在具有内在的生命意蕴并牵涉到某种历史性的关联从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对象，所以对历史认知的方式也相应地有所差异。狄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说明的是自然，而理解的则是精神牛命。”理解是人文科学中把握历史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认知方式。对人文科学认知方式本身的规定直接制约着人文科学的认知结果，影响着对人文科学之“科学”身份的认同。

自17世纪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以来，人类针对外在世界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先后遭遇了两次严重的危机。在我们看来，无论是经验论者着力强调的观察实验与经验归纳方法，还是唯理论者极力推崇的理性演绎方法，它们其实仅仅是人类理性的不同方面。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在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的前提下，休谟的怀疑论从经验归纳方面表明人类理性能够扩展认识范围但缺乏普遍有效性。与此同时，以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哲学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也渐次从理性演绎方面暴露出人类理性的另一局限，即它虽能保证了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却不能拓展认知的范围。以上两方面困境首次展现出人类理性这一主导性认知方式的危机：无论凭据经验归纳还是依靠理性演绎，人类理性似乎都无法提供普遍有效的知识。令人振奋的是，康德在其批判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中，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解析与建构，他将人类理性认知能力中经验论与唯理论曾各执一端的两方面有机地整合，最终宣告“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这表明，康德从先验哲学层面成功地克服了人类主导性认知方式遭遇的首次危机。我们看到，沿着康德先验哲学的思路，德国古典哲学所讨论的人类理性认知能力最终在黑格尔恢弘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极度张扬。

然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随后的崩溃表明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业已穷途末路。另一方面，由人类理性日渐促成的扭曲的现代社会生活也使人越发意识到理性本身确有其局限。理性并非万能!作为对传统绝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抗，非理性主义哲学在狄尔泰生活的世纪应运而生。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者们认为，不仅是某种非理性之物构成了世界的基础与本质，而且我们也只能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把握外在世界，理性的认知方式不适合、至少不能深入地而准确把握世界的本质。从认识论角度观之，非理性哲学的兴起可以说给传统以理性为主导的认知方式带来了第二次危机。

如果说，上述第一次危机揭示了人类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对经验归纳能力与演绎分析能力进行综合的必要性，那么第二危机预示的则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对自身意识活动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予以综合的必然趋势。它意味着，要对外在世界、尤其是对已然深深留下了人类精神生命烙印的社会历史世界进行全面而深入地认知，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更周全、更妥当的认知方式。

施莱尔马赫在建构其普遍解释学过程中曾着力探讨了心理学的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解释方法需要一种心灵上的预期(dieAhnung)或预感行为(cindivinatorischesVerhahen)的参与。正如洪汉鼎先生指出，施莱尔马赫论及的预感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转换，一种把自己置于作者的整个创作中的活动，一种通过想象、体验去对作者创作活动的模仿。”显然，某些非理性因素构成了这种预感和心理转化过程的必要成分。而稍早于狄尔泰的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Droysen，1808～1884年)则更明确地指出了理解过程中的非理性方面。在他看来，对于历史世界，“理解可能是适合人类的最完美的一种认知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的、突然的过程，它并不需要对那些活跃于其中的逻辑机制有所意识。因此，理解活动就像是一种直接的直观……”德罗伊森和施莱尔马赫的理解观表明，理解活动虽然主要表现为一个理智性的过程，但从根本上说，它毕竟融合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因素。

狄尔泰无疑受到了上述哲学发展理路的影响，从而较为充分地注意了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理解主体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还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物，主体的精神活动表现为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具体包括了知、情、意三种基本成分。生命个体的一切活动必然带有生命的特性。狄尔泰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三种成分在生命个体的不同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与身居的地位并非处处都能等量齐观，但它们总是内在地相互关联。故而，理解主体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同时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历史认知活动亦毫不例外。

为了“从生命自身”、在其“原初状态”中把握精神生命，1900年以前，狄尔泰较为重视内省和直接的自我观察等心理学方法的认知性作用。但是，这种认知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受到广泛的质疑。1900年在实施解释学转向后，他开始探讨较为理解这一认知方式。具体说来，狄尔泰对理解活动的本质性构想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由于信奉施莱尔马赫关于人类本性同质的浪漫主义思想，狄尔泰在早年就曾保留了前者提出的心理预期这一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认为预期有助于文本理解。其次，在后期的《对他人及其生命表达的理解》一文中，狄尔泰指出，要从众多复杂而零散的生命表达中把捉到内在的精神性结构关联，一方面我们必须借助理性的归纳推理，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到生命表达由之而出的那种特定的生命关联，也即是需要考虑特定的环境因素对生命个体从非理性方面对其生命表达活动的影响。只有从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着手，我们才能从归纳所得的内在精神关联出发而推断生命个体在未来相似的境遇中的生命活动。狄尔泰明确表示这种推断根本说来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与客观有效性，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预期。最后，狄尔泰在对理解的最高级形式的讨论中进一步发挥了施莱尔马赫重构式的理解观。在他看来，我们需要把在自身中体验到的知情意之间的结构关联移入到对他人的理解中，并据此按照事件之进展顺序在我们心中完成一种重新体验和重新构建。此过程完成的理性根据尽管在于那近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一种非理性的想象活动，甚至在那貌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中，也绝非理智成分的纯然存在，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据此，理解主体试图重新体验与建构的绝不仅仅是他人生命中的理智过程，而是同时关涉理智、情感和意志三方面。显然，狄尔泰吸纳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解释方法，只不过把该方法以一种更具技术性的方式予以了贯彻。也即是说，在狄尔泰的后期思想中，心理学和解释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解释学更直接地先行铺垫了心理学分析道路。正如美国著名学者马克瑞尔先生所言，狄尔泰后期并不是放弃了早年的心理学设想，而是在构建生命解释学的过程中把心理学与认识论和方法论联系起来，重新考虑心理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问题。

以上可见，从理解对象与理解主体的生命意蕴出发，狄尔泰在构想理解这一历史认知方式时，较充分地注意到了其生命特性，从而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融于其中。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像传统理性主义者那样完全从绝对理性的角度透视理解性的认知过程，而是在剖析理解活动中理性因素的同时，也辩护了非理性因素的合法地位。但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认知结果的普遍有效性必须获自于理性对认知过程的绝对监控。以这一标准来看，那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理解性认知方式怎么能够确保历史认知的普遍有效性?显然，这又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认知主题的生命倾向与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的二难困境。

第5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医学是“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其载体是人的生命，其目的是无限地接近人类生命过程的真理。医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命过程，并且医生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与经验来保护人们的健康，消除他们的疾苦。医生赖以进行工作的基础是医学科学技术，但由于他的工作对象是人，而人是自然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因此医学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

1医学的属性

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都必须坚持“客观性的原则，坚持可检验性、可证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在临床实践中，医学的自然科学精神以求真、求实和推崇理性为特点，强调尊重临床客观事实、尊重医学规律、遵循实证方法和规范的程序；强调临床发现的客观性、精确性和效用性；强调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作用。同时，医学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

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阿拉木图宣言中对健康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健康不仅是人体的生理健康，而且还包含个体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健康等于身体、智慧与心灵的和谐统一。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为患者的疾病痊愈提供物质保证，躯体的健康是一个人整体健康的物质基础，没有躯体的健康，心理和社会的完满状态无从谈起。医学仅仅解决患者躯体病痛是远远不够的，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为患者的身心康复提供精神支持。人是躯体和心理的统一体，疾病过程同时体现在躯体和心理两个方面。在躯体受到侵害的同时，心理也遭受到恶性刺激，而心理状态的好坏又会直接影响疾病的转归和预后。在不同的疾病过程中，心理疾患和躯体疾患的关系可能有主次地位的互换，但不可能是有无状态的取舍。患者心理问题处理是否成功，直接关系着对患者躯体问题的处理结果。医学技术手段解决的是患者的生理痛苦，医学人文方法安抚的是患者的心理冲突，医学科学将患者从病魔的阴影下挽救出来，将活着的希望带给患者，使患者获得有限的具体的满足；医学人文精神将患者从心灵的煎熬中解放出来，将生命的价值赋予患者，使患者获得无限的永恒的生活激情。

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成就在医学领域高度渗透，使医学获得了长足进步，从而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持续了大约400年，从生物学角度真正科学地认识、诊断和治疗疾病。应该承认生物医学模式在人类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在人类对抗疾病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生物医学模式主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看问题，往往忽略人的社会属性，追求的是疾病与治疗的线性因果关系。生物医学模式是将疾病从人体中分离出来，作为自然界的一种实体来研究的。对于疾病机械性的认识导致了医疗服务的“机械化”，对疾病的诊疗亦进入了流水线式的作业程式。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形成了“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往往把患者的躯体从生命的整体中剥离出来，医生眼睛里只有病原体、症状、病灶……活生生的、整体的患者渐渐地从医生的视野中淡出；医生更多地是关心这个病是否可治、能治，关注检验报告上的客观数据，而不是这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命的价值体现。

2新医学模式的内涵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以及疾病谱的变化，生物医学模式和“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首先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探究到社会层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重视生物因素，也同样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它认为人类健康的维护取决于医疗技术、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卫生保健政策、经济发展等因素，也起着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作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人的属性的认识，包括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医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统一体。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临床诊疗模式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要求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全面接触患者，要在情感上和实践上体现出对患者整体人的理解。不仅要对患者的生理机能完全掌握，而且必须深入了解患者的非医学问题，如心理问题和社会处境等，并作出充分反应，综合分析，从而提高医疗效率，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3新医学模式下青年医生的培养对策

在5年的大学本科学习过程中，《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医学人文课程给学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就是“现代医学模式已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印象深刻的原因主要是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很难理解，医学是一门很客观实在的学科，而这句话让人感觉“看不见，摸不着”，不象解剖学、生理学等课程，每一个理论都有实在的物或者是实验结果证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以后，才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而工作时间越长，对这句话的理解就越深。例如，一个患者从住院治疗开始，作为主管医生就得要开始询问患者病史、做体格检查、开各种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然后综合这些结果做出临床诊断，拟定治疗方案，进行对因及对症治疗。这些医疗行为的目的主要是运用目前已知的检查治疗手段来尽可能的发现患者的病因、恢复患者的躯体健康，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生物部分”。在治疗的过程中，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作为医生都会或多或少地接触到患者对疾病的焦虑、恐惧，对治疗的意愿、信心、态度，患者的文化修养，患者的性格等个人人格特点，同时患者的家庭状况、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等等都会介入到治疗过程中。这些工作可以被称之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心理—社会医学部分”，尤其在肿瘤临床工作中，这些因素尤其突出。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入院时都已不能治愈，而只能是通过药物治疗尽量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因为癌症在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印象仍是“不治之症”，因此许多患者及其家属对病情都有一个从难以接受到逐渐接受的过程，治疗过程中假如治疗效果不好，怎样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正确接受病情、积极乐观地接受治疗是内科治疗的重要部分。这时候单纯依靠症状、体征、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都已无能为力，只能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间建立互信的基础上，依靠医生对患者心理的掌握、性格的了解，采取患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谈话，才能让患者从容地接受病情及治疗效果，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进行治疗，才能尽量避免患者产生消极悲观甚至轻生的念头，从而有利于下一步治疗计划的实施。无视患者的人格特征及心理特点，粗暴的谈话方式只能适得其反，对治疗产生不良后果。#p#分页标题#e#

记录患者的病史及书写反映诊治过程情况的病程记录是临床医生日常工作的重要文书工作，医疗文书既是患者的治疗日讠志，同时也是发生医疗纠纷时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据。病史记录包括现病史、过去史、个人史及婚育史、家族史等，现病史、过去史主要是着重于患者自身生理特点寻找疾病的线索；个人史及婚育史、家族史要求记录患者文化水平、性格特点、所从事的职业、社会活动范围、家庭状况、家庭成员患病情况等，这些无非都是希望从心理、社会方面能够提供患者发病的原因，诊治疾病的线索。病程记录不仅要记录患者病情的变化、诊治过程，而且也要记录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的重大心理变化，与家属及其工作单位的重要谈话内容等。这些工作无一不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医疗实践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所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渗入到医生的日常工作中。深刻体会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是人性化医疗的要求，同时也对防范医疗纠纷、规避医疗风险起着重要作用。

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可以把自然科学看作身体，而医学的人文科学特点给这个身体赋予了会思维的头脑。自然科学性质是医学的自然属性，人文科学性质是医学的社会属性，两者的结合赋予了医学鲜活的生命。动物和人都会生病，但只有人才会对疾病赋予某种意义。野生动物患病只有依靠身体的自然恢复力，而人患病，不管能否治疗，都需要情感关怀。医学的人文科学特点在医学临床实践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医护人员应该具备医学人文精神。热爱生命是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救死扶伤，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目的，关爱生命和维护生命的健康则是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人道主义的切实体现。医学的使命是消除人类的疾病及其痛苦。医务人员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活生生的人。这就决定了医疗技术和人文关怀是医疗服务的两个方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1]。

自古以来，东西方医学均赋予了医学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大凡思想圣洁、德高望重之医家，无不具有丰富的医学人文修养[2]。“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给医学下的定义，医学不但是“救人生命、活人性命”的技术，还强调医者要有一颗同情患者、真诚地为患者解除痛苦的“仁爱”之心，尊重生命，关爱患者，充满人道主义，做到“仁心仁术”兼备。

可见，“医乃仁术”是医术与医德的统一，是医学职业精神的写照，要求医者必须具备医学人文精神。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具体明了地阐述了“仁爱”信念:“吾将竭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与妄为……吾将以纯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无论何时登堂入室，吾都将以患者安危为念，远避不善之举……”。热爱生命、关爱生命应当是一名医生应当具备的人文精神，也是医生职业道德的核心。

第6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生物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主题,也是建立科学发展观的一大要素。和谐社会当然应该突出和体现人文精神。生命科学为了顺应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不仅需要实施以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科学教育,也需要实施以可持续发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及团结协作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教育。科学本身是有灵魂的,这就是科学的人文性。

一、对科学教育的人文性的认识和分析

科学教育的人文性是指在科学教育中,不仅应当向学生传播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更为重要的,应当使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形成科学态度,具有科学精神。科学发现艰难曲折的过程,铸就和提升了科学家百折不挠、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坚定信念等优秀品格和精神,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人文情怀和人格魅力。我们应当引导学生理解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的作用,体会科学过程对人性的精神境界的提升。

无数事实表明,人性是随着科学发现而一步步地提升的。科学,作为一种认识真理的探究活动,是培养民族新观念、新精神的催化剂。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的自然属性作了最深刻的揭示,使人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上帝的创造物,而是由生物进化而成的,人的原罪也由此而不复存在。人们毋须在人间赎罪,而必须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科学的发展,并不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所发生的进步和变化,它总是要提出新的概念,开拓新的传统,使原有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以至整个文化传统发生巨大的变化,使人类能重新定位自己,进而拥有一个逐渐进步、更为深刻的人文观念,为人的生命寻找更有意义的人文价值。我们可以断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一样,对于人的精神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也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是人类最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在不断追求和发现真理的同时,它也在不断追求美和发现美,给人的心灵以莫大的快慰,使人变得更加纯粹和高尚。这也反映了新课标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列人教学目标的可行性。

二、生物学与人文视野的重合

生物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人文科学有密切的联系。

第一,生命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人类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密不可分。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中,就记述有几百种动植物,并对一些生命现象进行了描绘。当时的人文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中也多有建树。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既是人文学家,又具有丰富的解剖、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直到十四世纪以后,生命科学才从人文科学中独立出来,并迅速崛起。

第二,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弘扬人文精神的目的,是要理解和把握人类生存的意义,追求崇高的理想,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文因素和科技因素都能给予一种人文关怀。而生物学正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

第三,生命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生命科学除了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以外,创造性思维和逆向思维也同样重要。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的提出,孟德尔的遗传规律的发现,无不闪耀着创造性思维的光辉。

三、生物学教学中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目标人文素质教育是以传授人文知识为主,以发展学生对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物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能力,影响学生形成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生态观和审美观等为目的的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在生物学教学中人文素质教育应从培养学生关爱自我、关心他人、关怀社会、关注自然的态度入手。

1.关爱自我

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人。在生物学教学中应要求学生独立解决问题,乐于保留自己的不同观点,并有批判意识、创新意识和探索意识。要敢于质疑,善于反思。作为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对充满好奇的生命世界及其成果应给予深刻而理性的引导,对学生探究过程中的新思路、新方法应给予表扬、保护和推广。

2.关心他人

人文精神所关注的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而且还要关注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发展。人作为社会存在必须学会合作,即丰富多样的人际交往互动。交流合作,就是与不同的人打交道,通过交流、请教、咨询可以获得知识信息。合作,或为加强力量,或为取长补短,要的就是通过不同方式,都有助于完成科学任务。要尊重、理解他人,并乐于与他人合作。要承认人的个体差异,并对不同认识持宽容态度,尊重不同的观点和生存方式。

比如,能耐心听取他人意见并从中发现问题或受到启发,理解合作的互利性;在活动中表现出合作的愿望,给他人协助自己的机会并主动配合别人。

3.关注社会

通过生物学教学,可使学生集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心境和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将生物学知识、技能迁移到社会活动的参与中,指导其生活实践。生物学还能传授环境保护、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的系统知识,使学生明确公民的社会责任,认识科学技术的非人道后果,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间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一致的观念。

4.关怀自然

第7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键词：科学观念；实践观；辩证唯物主义

一、科学的进步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当展

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是人类哲学思维极其重要的基础。科学发展既反映并推动着实践的进步，又要求和促进着哲学的发展。恩格斯早就指出，随着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从中提炼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哲学问题，促成了哲学形态的变革与发展，形成了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一百多年来，随着人类实践不断深入，科学也在迅猛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当代科学体系。今天，关注人类科学的时代性发展，提升和概括当代科学的哲学意蕴，建构当代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和科学观，是当展哲学的重要前提和当然内容。

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在经典作家那里把科学界定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科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者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时，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的进步必将导致人类实践观的时代性发展。

20世纪以来，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标志的经典自然科学到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主干和基础的现代非经典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领域的重大创造，近现代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则是科学在实践领域的具体体现。而在当代，科学呈现出整体化地趋势，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是当代科学的突出特征。与此相对应，当代新技术革命在实践领域的反映就是诞生了以电子计算机所带来的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当代自然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关系表现为自然科学成果的取得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因此，自然科学的突破性发现必将导致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变革。

人文社会科学的可能性表现为人应该成为科学的对象，而人是实践的主体。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必将对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当展带来影响。

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标志是维科《新科学》的出版，在本书当中，作为“新科学”研究对象的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维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标界，是因为在他之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倾全力研究自然界，而忽视了对人类世界的研究。维科创立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创造”的哲学原则，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和人的历史，因为这个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本来就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新科学》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条规律：即“以己度物”（“人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和类概念（即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代表一类抽象性质，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由此可以得出，人文社会历史科学的客观真理性基于“主客同一”、“知行合一”。在此基础上，他解决了人类如何由野蛮发展为文明这一问题。

作为维科《新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发展，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中说：人文科学“这个认识体系把作为经验存在的人当作自己的客体”。他进一步说，只有在特定的认识类型中，人才会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物，成为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反过来说，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科学才会真正的出现。也即是说，人真正作为科学的对象出场，以及人文科学的真正出现，均与科学理念的进步和知识类型的转型密不可分，而与我们是否一般地研究了或者谈论了人没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是社会的人这一命题。

认为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门科学（把自然和人两方面统一起来），认为人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的自然化”（这里的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有机的身体”――人的肉体和具有受动性的人的感觉和外部自然，即“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和“自然的人化”（这里的人是是历史（自然）形成的，是通过对象化活动实现与自然的统一）的过程，得出“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的结论。

在当代，人的主体性条件即是当代实践的结果，也是当代实践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其中，人的主体性需要和利益是当代实践的强大内驱力，人的主体能力是当代实践得以展开、实现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主体思维方式是强化当代实践的重要精神力量，而以当代科技为主干的工具、方法、系统是决定当代实践效率和效益的关键性中介。

二、科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当展

认识与实践在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相得益彰，彼此促进、共同发展。思维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是科学观念的载体，哲学思维必须诉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化作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物质力量。一百多年来，的每一步重大发展几乎都是伴随着科学实践观的发展并以它作为理论先导的。因此，科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必将对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当展产生积极

影响。

通过“一个民族想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等一系列经典作家的描述，可以得出：创新型思维对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发展与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地位。

主体对世界的观念掌握，是通过思维活动实现的，而思维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思维方式中进行的。在当代，大力发展思维的创造能力是科学思维方式转变的应有之义。主要表现为思维独立性和想象创造性，创造力是一切创造之源，创造力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主体活动水平的重要因素。当代的竞争在于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在于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又在于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竞争。因此，只有具备了科学性创造性思维能力，主体才能不断地创造出新知识、新创造，在竞争中获胜。

在当代科学思维方式变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反映当代科学发展整体化趋势的新的科学思维方式，即系统思维、互补思维。这种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破除了阻碍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屏障，客服了经典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狭隘、片面的机械决定论，确立了当代科学发展共同遵循的观念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是科学的认识论，科学观念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信念方法的集合。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是人类哲学史上唯一真正科学的实践观，它不仅批判地吸收了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优秀成果，在哲学方法论上实现了对旧哲学实践观的合理超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深植于人类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之中。在今天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仍然是一种科学的实践观，即使在将来，它也不会过时。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如实地反映了人类实践的客观性本性及其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实际地位，体现了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事物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些都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立足于当代科学，建构当代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是当前研究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的一项重要任务。立足于当代科学，不仅是指应当将当代科学作为当展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的客观依据，而且还意味着当展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当代科学的合理理解来规范和促进当代科学的未来发展。建构当代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是指为了实现当代科学的合理理解，我们在考察当代科学时必须确立起与当代科学的时代特点相适应的视野、观念、思路和方法。总之，通过科学及科学观念的时代性发展来对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进行科学的反思，当代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必将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其形态也必将随着科学及科学观念的发展而实现整体更新。

参考文献

[1]陶德麟，汪信砚主编．哲学的当代论域[M]．人民出版社，2005．

[2]王贵友著．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人民出版社，2005．

第8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摘要】  目的 探讨道地药材的属性及研究对策。方法 文献分析加理论探讨。结果 道地药材具有科学和文化的双重属性。结论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是道地药材研究的必由之路,与地理标志的接轨有利于揭示道地药材的文化属性,连续变异的理念是揭示道地药材科学内涵的钥匙。

【关键词】  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人文科学；连续变异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overy the attributes of chinese geoherbs and find it’s study strategy. metho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ory model structure. results both natural science and literae humaniores are attributes of geoherbs. conclusions natural science combined with literae humaniores is the necessary way to study geoberbs. the concep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was favorable to discovery the literae humaniores properties. the theory about continuous variation was the key to found the scientific properties of chinese geoherbs. 　key words：chinese geoherbs；geographical indications；literae humaniores；continuous variation     道地药材的理念根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来源于生产实践,它是一项古人评价中药材质量的独特标准。谢氏[1]指出：“道地药材就是指在特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产的药材,且生产较为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致较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者品质佳、疗效好、为世所公认而久负盛名者称之。”近年来,不少学者就道地性的表现形式及科学内涵、道地药材的形成机理、道地药材的质量评价及鉴别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并已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结果[2-9]。    作为中医药的精髓,药材的道地性既有来源于历史和文化的属性,又涉及到遗传、环境及生产实践等方方面面。笔者从药材道地性所蕴含的科学内涵和文化属性相结合的角度,对其研究对策进行探讨。

1  道地药材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典范  

  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道地药材的优良品质,除了中医临床疗效外,还包括药材的外观性状、采收加工和贮藏运输方式,甚至可能也可以包括它的传播方式、市场口碑等能让道地药材增值的任何因素。为此,肖氏[9]根据中药系统演进的三大动力——遗传变异、环境饰变和人文作用(含生产技术、临床选择、文化传播、市场交通、社会政治等),及其对道地药材形成的贡献大小不一致这一事实,将道地药材形成模式分为生境主导型、种质主导型、技术主导型、传媒主导型以及各种多因子关联决定型。可见,道地药材不是个纯粹的自然科学概念,它除了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还同时具有它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有学者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比做人类的一双眼睛,指出它们是认识世界的两大工具。承认道地药材具有人文科学的成分,就不能完全套用自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研究道地药材。只有尊重道地药材这个客观事实,分清道地药材这一概念所涵盖的自然科学问题和人文科学的问题,并采用相应的手段去研究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认清道地药材的科学本质。

    因此,必须要承认道地药材是个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论其化学组成的特征是什么,目前药理药效学能否证明其良好疗效,也不论其遗传上的特异性是否被揭示,环境对道地药材的影响是什么,它作为一个被广泛称誉的地理产品,其经济价值、市场信誉及产品的号召力都已使它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优质”产品,既道地药材的身份无须怀疑。一个道地药材的产生可能起源于特点产地、特定加工、特定遗传背景、特定文化背景、特定传播方式等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原因的共同作用,甚至不排除来源于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它成为道地药材的原因可能会被最终揭示,也可能会永远遗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它作为道地药材的属性却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这个特定的属性就是它产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并被广泛承认具有优良的品质,而且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为此,道地药材的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科学研究规律,不论是使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手段,都应尊重学科本身的要求和规范,最主要的就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结果去揭示和怀疑道地药材的人文科学内涵。总之,只有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完美结合,才能更科学更客观地揭示道地药材的本质。

2  与地理标志的接轨有利于揭示道地药材的文化属性

    地理标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s)和原产地命名制度在国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法国一开始主要利用该制度对其国内生产的香槟酒和其他一些酒类进行保护。wto成立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明确将地理标志纳入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地理标志成了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一项知识产权。我国自1999年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以来,已对500多个地理标志产品实施保护。2005年7月,国家质检总局新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正式施行。

   

trips第22条第1款将地理标志明确定义为“地理标志系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领域内,或来源于该领域中的某一地区或地方,而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标志来源相关联的标志”。简单地说,地理标志具有如下特点：①在汉语地理标志通常的结构是“地理名称＋商品名称”,如绍兴黄酒、镇江香醋、(河南)道口烧鸡、(辽宁)盘锦大米等；②结构中的地理名称具有真实性,能够说明所标示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原产地；③地理标志所表示的商品或服务具有独特的品质、声誉或其他特征；④地理标志与其所标示商品、服务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地理标志的最本质特征。一个普通的地理产品名称之所以能够发展为地理标志,关键是因为商品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与该原产地内的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因素有密切关系。这里的自然因素是指该地域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土壤、水质、物种等；这里的人为因素通常是指独特的传统生产工艺、配方、秘诀等。如新疆葡萄、西湖龙井茶等,都是当地独有的地貌、气候、土壤、植物等自然生态环境,加上千百年来独具特色的采制工艺,形成其独特的品质特征。

    分析地理标志的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道地药材与地理标志的关系。从形式上看,不少道地药材在药名前多冠以地名,以示其道地产区。如西宁大黄、宁夏枸杞、川贝母、川芍、秦艽、辽五味、关防风、怀地黄、密银花、亳、宣木瓜、杭白芷、浙玄参、江枳壳、苏薄荷、茅苍术、建泽泻、广陈皮、泰和乌鸡、阿胶、代赭石等[1],这一点与地理标志有异曲同工之妙。更重要的是,地理标志协议强调产品原产于某一地域,且其主要品质、声誉或其他特征与该地理原产地密切相关,这一点与道地药材完全一致。中药道地药材从选种、育苗、栽培、收获到加工成品,无不是当地人民数百年来辛勤的充满智慧的劳动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因此,其药材优良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天、药、人合一的作品”,即道地药材是自然的恩赐与特定地域人民聪慧大脑完美结合的产物。由此可见,道地药材的内涵里包括地理标志所要求的所有本质特征,即道地药材是一类典型的地理标志产品。

    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其具有的巨大的经济价值,体现为促成该商品具有某种独特的品质、声誉或其他特征的人的智力成果。与一般产品相比,地理标志产品是具有高质量、高知名度、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地理标志与其标示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密切相关,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功能。可见,将道地药材的概念与被世界广泛理解并接受的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产品的概念接轨,不但有利于提醒人们重视道地药材的文化属性,还可以借鉴国际上地理标志产品研究的理论体系及思路方法,来研究和阐述道地药材的科学内涵。同时,利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通过地理标志产品命名及其控制手段,确定道地药材生产条件和生产标准,保证药材的质量和特色,不仅有利于保护中药道地药材的文化精髓,促进道地药材研究和发展,也是道地药材走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已有不少中药申请了地理标志,长白山人参、长白山的“中国林蛙”油、云南的“文山三七”等,为中药道地药材地理标志的推行积累了经验。

3  连续变异的理念是揭示道地药材科学属性的钥匙

    越来越多有关种内变异的研究表明,种内变异对中药材表型性状、遗传变异及质量变异有巨大影响[10-16]。如中药中所含化学成分是道地性的物质基础,但不同产地同种中药材中的同一个化学成分或有或无,或多或少,甚至存在数量级的差别,如甘草、龙胆、乌头、黄芪、大黄、麻黄等[6,17],有时种内化学成分变异会远远超过种间的变异,如苍术、关苍术[13-16]。对此,黄氏等[2]指出,道地药材包含的遗传变异越多,产生外部形态、组织结构及化学组成差异的基础越厚,其居群间的分化越深,这种分化又会随着居群地理分布范围的加大,表现为“地理宗”的分化,当“地理宗”间出现进一步趋异时就可能导致新种的形成。而道地药材在生物学上就是指某一物种的特定居群,是由一定的土壤、光热及阴湿等生境所决定的,有着比较稳定的边界,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居群”(loca1 popu1ation),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里生活着的自然的或人为的同种个体群,即道地药材的生物内涵是同种异地。

   

而作为一个种下的特定居群,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居群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过渡性和模糊性。肖氏等[7]指出,中药的优劣是源于种内居群的连续变异,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间既连续又间断,是量变、渐变。道地药材本身的模糊性与质量评价工作的明晰性、品质变异的复杂多样性与品质评价等级的阶层正是道地药材质量评价产生困惑的根本原因。黄氏[18]进一步分析了道地药材的分子机理和遗传本质,指出“道地性”所表现出来的连续性,如性状特征、次生代谢产物等的连续性是多基因控制的结果,即“道地性”是多基因性状,表现为连续变异。并指出道地药材性状变异、化学成分变异所呈现出连续变异的特点,是其长期进化过程中适应地理环境的连续变异的结果。

    针对多基因的表达容易受环境影响,以及环境连续变异的特点,道地药材研究中应高度重视尺度效应(包括遗传学尺度、生态学的尺度及由此引起的药材质量变异的尺度)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同时,只有借鉴数量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利用频率、均数、方差等统计学指标,同时,配合适当的多变量分析手段或模糊综合评判手段,对道地药材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在居群水平上研究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才能充分认识道地药材居群内和居群间(组内和和组间)的连续变异,并最终揭示道地药材的品质特征和生物学本质。郭氏等[19]针对苍术种内的连续变异,利用单株取样大量的方法,结合均数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揭示了苍术道地药材挥发油组分的特征,即总挥发油含量显著低,其归一化百分含量大于1%的组分数目显著高,苍术酮加苍术素的含量极其显著高,而茅术醇加β-桉叶醇的含量极其显著低,苍术道地性在挥发油组分中的表现主要为苍术酮、茅术醇、β-桉叶醇及苍术素呈现出的一种特定配比关系。作者同时采用居群遗传结构的分析,通过随机扩增多态性(rapd)方法,证实茅山苍术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已经发生遗传分化。类似研究,为道地药材的居群生物学研究探索了方法。

   

总之,道地药材的优质性具有连续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它只是个量的概念,表现为适度的含量,特定的配比等,而非质的差别。连续变异作为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和必然结果,在某个特定的域值表现为药材的“道地性”,因此,连续变异的研究必将成为揭示道地药材生物学本质的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 谢宗万.论道地药材[j].中医杂志,1990,40(10)：43.

[2] 黄璐琦,张瑞贤.“道地药材”的生物学探讨[j].中国药学杂志,1997, 32(9)：56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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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 强,徐国钧.道地药材图典[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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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世林.中国道地药材论丛[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74.

[7] 肖小河.中药材品质变异的生态生物学探讨[j].中草药,1989,20(8)：42.

[8] 胡世林.中国道地药材[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89－92.

[9] 肖小河,夏文娟,陈善墉.中国道地药材研究概论[j].中国中药杂志, 1995,20(6)：32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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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葛 颂,洪德元.泡沙参复合体(桔梗科)的物种生物学研究ⅲ.性状的遗传变异及其分类价值[j].植物分类学报,1995,33(5)：433.

[12] 葛 颂,洪德元.濒危物种裂叶沙参及其近缘广布种泡沙参的遗传多样性研究[j].遗传学报,1999,26(4)：410.

[13] osami takeda, eiji miki, makoto morita,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lancea growing in mt. maoshan area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j].natural medicines, 1994,48(1)：11.

[14] osami takeda, eiji miki, susumu terabayaslli,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lancea growing in china[j].natural medicines,1995,49(1)：18.

[15] osami takeda, eiji miki, susumu terabayaslli,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chinensis growing in china[j].natural medicines,1995,49(1)：543.

[16] osami takeda, eiji miki,susumu terabayaslli,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lancea(thunb) dc. growing in sh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china[j].natural medicines, 1996,50(4)：289.

[17] 胡世林.现代道地论概要[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995,2(7)：7.

第9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文

关 键 词:音乐教育 大学生 科学素质 培养

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是培养音乐基础教育师资的摇篮，今日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就是明日基础教育战线上的艺术教育主力军，他们的综合素质将直接影响到音乐基础教育的质量。而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其综合素质与社会要求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大学音乐教育在培养学生较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注意培养具有较为完善的人格的与时俱进的音乐人才。

一、要着力培养音乐专业学生的人文科学素质

人文素质的培养教育旨在通过知识传授和环境熏陶，使人类优秀的人文知识成果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品格、气质修养、处世哲学。因此，在注重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一是注重培养音乐专业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二是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三是注重培养学生道德素质。音乐本身就是文化底蕴相当丰厚的艺术门类。加强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特别有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增进对音乐的理解、表现和创造。因此，我们在大学音乐专业教学中，应该突出师范性特点，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减少专业必修课，增开专业选修课，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培养学生多元的文化观，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合格

的音乐基础教育工作者。

二、要着力培养音乐专业学生的自然科学素质

音乐专业的学生从上高中起就远离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素质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而现代音乐人才不能不具备一

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音乐教师更不能是科盲，提高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科学素质已成为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开设科学技术教育课，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达到良好的效果。现学校开设了音乐声学、计算机音乐、电脑动画与音乐课件制作、电脑音乐创作与制作、信息技术在音乐教学活动中的应用等课程，对培养学生自然科学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要着力培养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艺术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艺术创新能力，是大学音乐教育专业重要的教学目的之一。学生具备了艺术创新能力，就能够在艺术实践、艺术活动中，将创新意识贯穿到理解、分析、处理艺术作品和表现艺术作品的整个过程中，运用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能够从不知到知、从不会到会、从未知到已知的艺术探索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巧，并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产生新的艺术观点和见解。 因此，我们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创新素质列入到教学内容中，结合音乐教育学科的特点，以专业课程为基础，以加强实践技能训练为重点，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教师导学与学生自学、考试与检测检查结合起来，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四、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途径

1.重建适应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课程架构课程架构，是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的前提。对大学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架构的设置，要与音乐教育专业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目标相协调、相一致，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充分体现当代人文艺术、音乐艺术发展的大趋势。

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素质，应该包括教育专业学生所应有的思想品德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人文素质、专业知识和能力、专业水平以及教师职业素质。大学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内容应该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思路来设置。一是设置哲学、外语、计算机应用、大学语文、体育等公共必修课;二在保证学科体系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规划、发展和建设四个系列的课程群，即音乐理论与技能基础课程群、作曲技术与指挥课系列课程群、声乐表演与教学课系列课程群、钢琴演奏与器乐课系列课程群;三是将教育科学课程，如音乐教学法、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学科教育论作为必修课;四是设置比较宽泛的选修课程，如美术、写作、教师语言艺术、电化教育、意大利语、德语、音乐美学、童声合唱训练、东西方音乐文化史、音乐学概论、MIDI技术与制作、现代录音与录音技术、舞台艺术、教师口语、中学音乐课程设计、音乐教育管理等。

2.改革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模式

一是因材施教。我们采取讨论式、诱导式、问题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二是科学施教。我们改变那种一讲到底的单一课堂结构，采用心灵感受式、直观感知式、启发讨论式、反复讨论式等方法，使课堂教学出现和声立体美的效果，使学生保持持续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三是注重学生的艺术教育实践。我们重构教育教学见习、实习计划，在第一学年就安排一周见习，从第二学年开始，每学年安排二到四周时间到各学段实习，使之了解从幼儿园到高中各学段教育教学的实际运作情况，让学生尽早明确做一名合格的音乐教师所应具备的能力，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全国器乐、声乐考级活动，把考级作为原动力，以提高专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