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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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着,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

(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第2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进化论；科学方法；汇通中西；体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纪之初总会生出文化向何处去的疑问，回眸百年前的民国文人在世纪之交中国文明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一个宏大的民族心理趋向，中国的学人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的争论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分析参考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宝贵财富。重新认识民国学人在“文学概论”上会通中西的理论探索也是寻求文化变化的轨迹的一种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为寻求文论现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乱世，学术就有了更大的担当和责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了，“《文学论》是刘永济先生年轻时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课的讲义，最早于1922年在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来在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成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1]（214）刘先生凭借深厚古代文论的基础和扎实的西学功底，其融汇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鉴国外的文学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古代文论。其用进化论眼光、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架构中国文论的体系，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进化论文艺发展史观

中国古代文论受儒家思想的制约，信而好古、依经立义，强调述而不作，全力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传统学术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存有以古为尊的文论价值取向，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 “载道”的文学功能主义传统之下，后代的文学必须从前代的权威中获得许可，符合传统的要求，才能被认可。这里面涉及一个文论的发展观和权威性的问题，就古人的文论观来说是认为文学有恒在不变的稳定性，古人已经把文学发展的终极真理认识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来做即可。古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不变的具有恒在价值的认识体系。而进化论的文论观不同以往，把文学当成一种不断进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把文学的终究价值放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学的演进之路和文化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刘永济《文学论》第一章之第一节“文化发展之概观”载：“因人类文化之发展，莫不由含糊而渐近明晰，由简略而渐进圆满，由武断而渐趋精确。今日之明晰圆满精确者，异日或更以为含糊简略武断，亦不可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贻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发展无穷，未可画然自止也。”[1]（5） 刘先生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上，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的由“含糊、武断”而逐渐趋向精确、圆满。不必以为古代的一定比现在的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语中的这里体现了很明显的进化论的眼光。“文学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文学之内容亦极简略，人之对于文学又多武断之论，故未能脱宗教之羁绊。且文学之于宗教，其关系之密切，较之他种学术尤甚，故为之服务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崭然自见于世。”[1]（5）

文学和文化、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先生在这里认为文学最开始时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学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源自西方，刘永济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却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优劣之准体现了其进化论的文论观。在第一章“何为文学”中的第七节“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中，其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我国文学发源最早，周秦已称大盛。而研究文学至魏晋以后，始有专书。然皆浑含立论，无有条理，是非亦参半，不足以为定论。如魏文帝之《典论》，钟嵘之《诗品》，则近于批评。挚虞之《文章流别》，任P之《文章缘起》，则近于分类。荀勖之《文章叙录》，则近于文学史。而总论文体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优劣，成一家之言者，则惟刘勰之《文心雕龙》最佳。”[1]（15） 以时间为经，以观点的进步为纬，勾勒文学演进脉络，展示其纯文学的眼光，这种眼光也在其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刘先生整体统摄中国文学观念：”统观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不可谓于学识、感化之界，无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非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当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间，充斥着一副发展的眼光。刘永济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其观点所依的进化论的线性的时间价值观：“又今日之供少数人用者，异日可渐及于多数之人。人类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广大。群众之知识日发展，文学之功用亦将愈普遍。揆之进化之理，固应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学，一方面必求其真义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广。真义愈明，则表现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广，则人类之幸福愈增进。然则文学之义，虽至难确定，要不出此二点之外。亦如科学之发达，虽不可限，要不外实验之法日精，与物质文明之福日广而已。”[1]（20） 于此凸显了进化论的文论观。

刘先生在“主善之文学所短”一节中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个缺点：不随时变、情趣缺乏。其论证也很详细：“后儒拘泥，故守旧复古之心甚深，而因时制宜之效不显，大失时中之义矣。至其影响文学之处，则尤彰著，以扬子之才，乃不过一摹古专家；以昌黎之杰，亦不过学古能化。以我国文化之早兴，历史之悠久，而进步不及欧洲之速。若以近世欧洲文学变化之率推之，不应有今日之现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旧复古有以致之也？复古之文，间接摹仿古人之处多，直接摹仿自然之处少。少则自然之奥秘，终古不宣，而材料亦陈而不鲜，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语，被古人道尽’之叹也。”[1]（109）这里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古代文论的关键问题是，好古、尊古、摹古、复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论。其解释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了“以示作礼之本义”，是为了正本清源，而非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尽然儒家之说并非全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诠释和发展了六经的要旨，可以说刘先生分析不失为一种洞见，又张目后世，寄希望于未来，彰显了“向前看”的进化论文论思想。

二、借镜西方科学实证方法，

观照古代文论概念范型

西学东来，传统文论获得现代转换的外在动力，“20 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以凸显文学观念的独立姿态为根本的学理追求，缘于传统观念的自新和异域他者的观照，晚清以来的经学中心主义式微，儒学的影响力日渐衰歇，传统朴学内孕的科学因子糅合西学的实证主义，儒学便逐渐退居为一种学术资源，逐渐丧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学革命’所积储的强大势能牵引国人去探寻允符现代境遇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便成为民国学术改弦更张的逻辑起点。”[2] 身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对传统的体认态度便成为新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尺码。刘永济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前夜。曾祖父刘长佑，晚清朝廷重臣，历任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祖父刘思谦，曾在广东、云南担任知县。受到家风的熏陶，父亲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上海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31） 刘先生接受的是正规的中西结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学功底又具备扎实的以训诂、考证、音韵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学功底，刘先生在龙学、词学方面的独到造诣即为注脚。

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每门学科的具体运用都是不同的，对于古代文论来说，西方的科学方法又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民国学人均有各自独特的见解。 叶维廉先生《中国诗学》谈到：“或许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见拙文《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或许是因为是一个抒情诗（lyric）的传统而非史诗或叙事诗传统的缘故，我们最早的美学提供者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而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认为诗‘不涉理路’（严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学批评那样认为文学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的结构，而开出了非常之诡辩的以因果律为据，以‘陈述――证明’为干的批评。在一般的西方批评中，不管它采用哪一个角度，都起码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阅读至认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证加以组织然后阐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结论。

他们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法则，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叙、证、辩、结）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叶先生在这里总结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做法，也就是经过阅读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也就是以抽象的观念为中心，运用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刘先生在《文学论》中也运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为中心的西学研究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观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学概论理论文本。体现在《文学论》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文学的概念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目录上看，其章节设置分别为：第一章“何为文学”、第二章“文学之分类”、第三章“文学的工具”、第四章“文学与艺术”、第五章“文学与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全书以文学的定义为中心，在明确文学定义之后分析了文学的分类，比较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最后分析文学研究者存在的困难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显借鉴西方的系统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国芝加哥大学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理论来尝试建构新的文学概论体系。第二，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刘先生先站在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高度来谈文学，来认识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是因为人类有五种特性：起疑、求真、感乐、慰苦、解纷。而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有感乐与慰苦的需要。具体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首先明确什么是“感乐”：“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时人事、水态山容、花飞鸟语，融和畅适之时，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现。故刻画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赞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壮之建筑、优美之音乐，其始无不以为庄严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饮食艰难，危险尤多。鸷禽猛兽、恶虫巨蛇，以及异族之残杀、病痛之侵害，无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胜，则呼吁以求解脱。宗教遂设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灾，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祷之事以兴。”[1]（6）作者认为人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外物顺应人的心情时人就感到高兴愉快，感到高兴就要表现出来，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学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绪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发，它绘制了文学的雏形生态。

文学是情感流淌的产物，《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钟嵘《诗品序》亦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这种文学发生说认为文学是人在面对大自然四时的变化，而在内心产生的感觉情感的变化而有了文学抒发。钱中文先生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探讨了这种思维特征。他说原始初民的本性，还类似动物的本性，即‘个人感官是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所以他们的宗教、神话、语言等等，都通过想象力来形成的。例如由于无知，他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们想象到使他们感觉到和对之惊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时，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他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 他们看到大自然雷电交作，以为冥冥之中有威力无比的神灵存在，按照的东西，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于是维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维比作儿童的思维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维混沌性、具体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维的产物，诗、神话、伦理、政治、经济观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刘先生认为“感乐”与“慰苦”是人的两大特性，构成文学发生的条件。其“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之论凸显了文学蕴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话思维，文学是人面对自然的本能产物，有效对接中国远古文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参以西方的“模仿说”、“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说”、“劳动说”等文学起源观，刘氏此论侧重文学发生于人自身所拥有的感乐与慰苦特性，彰显了文学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体现了初民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衡以民国时期的理论语境，其无疑是对传统文论的一次继承与超越。《文学论》中随处可见因果分析的话语，展现其援引西方的逻辑分析，寻波讨源的文学实践。其盘点艺术之根本，就论：“艺术者，应人类精神上一种要求而成立者也。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智识、行为、情感，为人类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则名智识，施于动作方面，则名行为，施于感应方面，则名情感，智识正确则真，行为适当则善，情感高尚则美，三者实异用而同体，未可强为区分也。[1]（61）作者以丰富的学养，秉持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明确区分哲学、伦理、艺术诸学术。执因索果、追源溯流，逻辑分析推论贯穿行文始终，体现拥有西方现代学术背景的学者，力求全面而准确客观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体现了其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

三、会通中西以创新说，

建构民国文学概论新体系的尝试

中国文论演进是一个不断拥抱世界文论的过程，外来资源和本土资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铸造了中国文论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种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与他民族相接触，则其文化自具一种特性。及其与他民族接触之时，其固有之文化必与新来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继而各有消长，终而互相影响而融合为一……但当两种文化接触之时，此两种文化仅有异同而无优劣，则其消长之间有一定之理，即能适宜与否而已。适宜者必安而日长，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于是不尽弃其所有以从人，必保守残缺而不变，卒至皇皇然无所适从。若两民族之文化相差甚远，亦不易收良好之结果，而消长之时必失其平。失其平则非融合而为强占。强占者，新文化挟其势而来，未必与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尝抑屈之，驯至丧失而不能自见。如此，则新来之文化亦无新质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态而已，是为文化之大损失也。”[1]（96）刘先生开辟专章来讨论“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在该章第一节中“研究我国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难”中极富洞见地阐明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其所取的态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当见诸实事，如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辞也”。[1]（99） 又认为：“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故亦无甚影响。此则时会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假以岁月，或有可观耳。”[1]（97） 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别，脚踏实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这就彰显了他求真务实的治学观。

刘先生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建构了文学理论的体系脉络，个中关键就是如何体认文学一词。其梳理了中国历来文学观念，从而归纳整理，为“文学”下一清晰的定义：“概括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从文学的功能来界定文学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学识和技巧来实现文学“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论调虽未脱出传统的儒家诗教观的笼盖，确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价值中心”的立场，引领后人侧重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概念的文化实践。就此而论，从传统出发，并在梳理传统之后结合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学定义模式标举了新的学术范式。刘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学分类观，厘定文学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鉴芝加哥大学教授毛尔登（Moulton）的“描写（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学三原质说，对中国的文学重新作了分类并列表图示，兹引如表所示（见下页）。

从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刘先生会通中西的学术实绩，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之成说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希冀建构一种新的文论体系，如此实践仍值得我们大书称颂。在借鉴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原质说之时，刘先生用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路径大体以作者为中心，类似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虽其言不详，但考虑到民国草创时代的文论场域，这种分类实践已经引领后世的《文学概论》书写。在综合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分类还是有针对性的，若例以现在的文学分类之法亦可见出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各种艺术形式、文学体裁依据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对象等的不同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喜剧类三种。”“这种源于古希腊的文体‘三分法’，在西方文学批评实践中广泛而长期流行，从而被欧洲各个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所采用和发展。”[6]（173-174）若简单地搬用外国的成说来剪裁我国固有的文体类型，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在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视野里，小说既可作为学识之文也可视为感化之文，小说还具有反射和描写的双重原质。刘先生融汇西方旧说以创中国本土新说，彰显了其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的实绩。刘先生还一一勾勒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历史、构成之源、变迁的轨迹、文体变迁和文章形式的关系，在这些命题的论述中体现了其“文献考证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即以该著第五章“文学与人生”为例，刘先生秉持现代科学视野，分别考察了文学与道德、文学表现的内容、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关系，突出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已具备了作者中心论的现代特质。要而言之，无论是刘先生的文学界定，还是文学功能的实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论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与判断之力，而后有乐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养，乃文学家应有之工夫，亦即文学家当先具之条件”[1]（9）。这里具备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现代文论范式。刘永济以科学分科的眼光、进化论的视角、文化研究路径建立起了具有民国特色的文学概论体系，其虽未脱传统文论的窠臼，已蕴育现代文论雏形。

四、《文学论》体系建构的综合评价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融汇中西，用逻辑分析法等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古代文论体验式的直觉式的文论评价模式，在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利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论，其“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之用心在《文学论》讲义的行文中随处可见，可谓用心良苦。正如刘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诰，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讥，而远师彦和之意云尔”，[1]（3） 撰著的目的是为了把古代文论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使其符合学科教学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创见，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其积极吸收西方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把“逻辑推论与诗性体悟”结合起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以什么是文学为逻辑起点，全部的六个章节都是围绕文学而展开，用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学中的关键概念。如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历代文学的定义，历代修正文字的轨迹，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刘永济先生传略》一文中评价了《文学论》：“《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来评价《文学论》，允称确评。毋庸讳言，《文学论》的体系书写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其既沿袭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载道功能至上的文艺观，分析了文学的价值，感乐和慰苦，又说审美是文学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毕竟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论观还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两者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言说，但作为一部草创时期的“文学概论”，其能够运用西方的文论框架来建构“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已体现出理论的先导色彩。《文学论》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进化论的眼光，参稽外籍，汇通中西，独立尝试建构文学概论的体系，引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自台湾的林毓生先生的专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发表，1990年代曹顺庆先生提出古代文论“失语”论以来，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转换）”的大讨论已成为学界的聚焦，它也带来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契机。历史是现在的过去，让我们把目光重回民国，刘永济先生会通中创文学概论的新体系，以冷静的态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样发出“未来的世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那样激进，主张脚踏实地的做学问来应对文化的危机，是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其深厚的学养，极有见地的识见给后学树立了时代的精神坐标，标举了一个时代的学者气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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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钱中文. 文学发展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第3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张晓希教授长期致力于日本古典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日本古典诗歌的文体与中国文学》等，具有丰富的日本古代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经验，在此基础上，张教授带领其团队历时五年，完成了新著《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著作以总体观照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依据坚实的史料，坚持比较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立场，分别从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对五山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日本中世文学的研究一直偏冷，尤其“‘五山文学完全是文学界的孤儿、天涯孤独’，说明了五山文学在日本学术界遭受冷遇、被学者们敬而远之的处境” 。本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全面系统探讨五山文学产生的背景、文学特色、与汉文学关系等问题的一部专著。

五山文学是日本继平安时代结束之后，从进入镰仓、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以镰仓、京都的“五山十刹”为中心，以五山禅僧为主体，效法汉诗文创作的文学艺术。作为日本汉文学巅峰的五山文学，具有明显的佛学倾向，崇尚内外典兼通的治学理念，推崇“朝经暮史昼子夜集”的学术风气，偏重诗文功效与禅修表里一致的文学观，创作形式丰富多样。五山文学的出现打破了数百年“白乐天风”独盛的汉诗局面，促进了对李杜苏黄等诗歌的接受，其深深地根植于浓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并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花朵。“五山文化的研究涉及书法、绘画、建筑、庭院、雕刻、工艺乃至饮食等领域”， 由此可见，一方面，在这一领域中尚有大量有待拓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研究者在对各领域相互间以及总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影响进行探索时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五山文化是建构日本中世文化重要的中坚力量，也是日本近世文化的母体” 。因而，对五山文化和文学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著以立体化的多维视角，对五山文学和文化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总体与个案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是其突出表现。从全书的框架结构来看，体现为由整体到个体，再提升、整合为整体的逻辑过程。在内容编排方面，开篇即以《五山文学与五山文化》一章统领全书，详细地阐述了禅宗传入日本与五山文学产生、发展的关系，概述了五山文学的文学特性，尤其谈到了唐式茶会对日本茶道与宋元山水画对日本山水画的影响，“与禅宗密不可分的日本山水画逐渐脱离了对宋元山水画的单纯模仿，形成了清淡雅逸、气韵自然的日本独特画风。” 在对总体特性描述的基础上，以最具代表性的几位名家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相互激荡，糅合历时性的特性与共时性的比较。五山时期的汉诗人几乎都是禅僧，其中多数人在中国的宋、元、明时期都来过中国，学习佛法或论经布道或游历名山古刹，有意无意中肩负起传播中日两国文化的责任。著作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五山诗僧虎关师炼、梦窗疏石、中岩圆月、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景徐周麟、一休宗纯和策良周彦，分章逐节地对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其次，从研究主题方面看，主要集中在佛学与文学、儒学方面，其中甚多涉及绘画、庭园方面的研究，如在第三章《梦窗疏石的造园思想与风格》中，对日本中世禅式庭园的开拓者梦窗疏石的造园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别从自然风景、样式以及主题的表现和思想方面进行了考查，指出梦窗疏石的造园具有形态多样、内容与主题丰富、融合隐逸志趣和禅诗颂庭的特点。又如在第九章《汉诗与文化交流》中，在对策良周彦的汉诗进行研究时，除从影响研究方面着手外，还另辟蹊径从宗教与外交的角度对其汉诗的寓意进行了解读，并认为遣明使实际上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吸收和嫁接了中国文化，而汉诗便是其载体。较之传统单一从汉诗的角度研究，《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从更多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拓展了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较为立体化的视角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成果与启发。

再次，从流散视角对五山文学中的“流散汉诗”进行研究。流散研究最初出现在对非洲裔黑人与非洲的关系研究中，逐渐被运用于对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加勒比人与华人的相关研究。实际上，早在流散研究兴起之前，流散现象就已有之。国内有学者对亚非地区的古代流散文学有详细深刻的分析 。五山文学中的诗僧无学祖元和一山一宁，都是为躲避战乱而东渡日本，却促进了五山文学的发展，兴起了平安时期后的又一次汉文学。在《中日古代流散汉诗及其特点》一章中，作者从思乡性、冲突与融合方面对这一时期的流散者进行了考查。首先，作者分别选取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渡日高僧一山一宁作为研究对象。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阿倍仲麻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贵族出身的阿倍在唐五十余年，长期对故土的思念深深地寄寓在 《望乡诗》与《无题》两首诗中，写下了“输忠孝不全”、“归国定何年”的诗句。一山一宁是元初禅宗高僧，在日十八载，住持过南禅、建长、圆觉等大寺，创立了“一山派禅学”，被宇多法王称为“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其诗中对故国的思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颠沛流离的酸楚之感。其次，作者从身份认同和异质性两个角度切入。由日入元、明的两位僧人雪村友梅和绝海中津在其汉诗中呈现了异质文化所带来的冲突，如在《会昌茂宗》一诗中，体现了其在异乡中所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远离故土而又难以融入汉民族文化，孤寂却又难觅知音。绝海中津的汉诗除同样具有上述特点外，还体现了融合与传播的特点。在《读杜牧集》一诗中，多处使用“赤壁”“阿房宫”等典故，作者细致分析后写道：“多年在明养成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的影响，使作者将中国文化渗入到了自己的内心，经过长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将两国文化融会贯通，最终下笔如有神地写下了这首汉诗。” 实际上，这与中国历代以来的士大夫文人的怀古咏史诗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基于流散汉诗所内涵的混杂性与跨文化的特质，对其丰富意义的揭示也展示出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

第4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就学术研究资源来说，情况也与以前发生了改变，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纸媒学术资源和网络学术资源。相对于以前的纸媒学术资源，网络学术资源虽然已经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悄然利用，但对其较为深入的认识、归纳、研究还没有被提上日程。如一位历史学界专家所称“我们对学术的研究往往落后于学术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行开创性学术研究，不得不对网络学术给予高度的重视”按照百度网的概括，网络学术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信息自由，来源广泛；信息量极大，传播范围极广；信息内容庞杂，质量不一；具有多媒体和超级链接特性以及交互性等。而网络学术资源的主要类型则有：数据库资源；学术网站资源；电子出版物资源；组织机构资源；学术研究相关资源等。现代网络的特点可归纳为：包容性、开放性、自由性。它的出现已经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代著名信息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指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主要功能和方法均是围绕网络构成的，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源泉。”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也称，“所有媒体是一些人类器官的延伸———精神的或者物质的。轮子是脚的延伸———书是眼睛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媒介，随环境而变化，引发我们感觉接受的统一指数。每一个人的感觉扩展，改变了我们的所想和所做的方式———我们领悟世界的方式。当这些指数起了变化，人类也变化了。”因此网络为现代学术研究带来的不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便利，更是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深层研究思维的改变。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网络对学术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袁济喜教授认为的，“网络数据库的推广，打破了图书垄断，但数据库无限制的膨胀，导致了一种数据库写作文体，从而失去了学术原创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利用网络的便利进行学术造假等不良现象的发生等。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数字化建设

第一，多个网络电子数据库的建设就人文学科来说，中国首次大规模将现代网络电子信息技术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尝试始于上世纪末。1998年，世界银行提出了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CNKI工程（即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是在中国范围内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建于1999年6月。由此各种学术资源开始源源不断的汇集到了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并实现了各类资源利用上最大限度的及时、高效和便捷。这些大型数据库包括了人文社科领域在内的多种学科，所涵盖的史料信息量巨大，且不断处于更新增补的过程之中。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它们基本上将多年来公开发表出版的学术论文一网打尽了，并且电子化检索系统对于查找相关资料也非常方便迅捷。此外还有《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原名《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由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负责研制和编辑）、维普资讯网等大型数据库。上述大型数据库都是综合性质的，现代文学史料也自然包括于其中。

第二，网上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当网络时代到来，人们对于图书馆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人们多靠翻卡片到书库寻找所需资料，但随着各图书馆网站的建立，实现了信息查询的电子化。各网站除了介绍本馆概况、服务项目、专题资料以外，多有“馆藏目录检索”一项。人们通过网络检索就能迅速获知所要查询的图书馆是否有所需要的图书资源。对于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电子资源中有些还提供全文浏览功能。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在这里不但可以查询各种图书目录，还可以在线阅读各种图书及期刊。一些重要的现代文学期刊如《现代》、《新月》、《文艺复兴》、《文学季刊》、《万象》等，都实现了在线全文阅读，且可以按照题名、出版者、责任者、出版地、出版时间、目录等多种方式检索。此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当然也还有部分重要的现代文学民国期刊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抗战文艺》等尚未扫描上网。功能相似的网络资源还有浙江大学主持的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合作计划（简称CADAL）的民国期刊数据库子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等。这些网络电子资源在使用上可以相互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普通研究者对民国期刊的研究需要。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超星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数十万种电子图书及近万部学术讲座，在电子书查找及视频史料等方面走在了前列。而超星数字图书馆中的超星名师讲坛，实现了在线听课，更是不可多得的鲜活资源。以上种种网上数字图书馆，借助于缩微、扫描、网络传输等数字化技术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第三，各种与现代文学相关的专题学术网站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还包括一些专题性的学术网站。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网上文学馆、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当代文化研究网、当代中国文学网、左岸文化网、诗生活及很多现代作家研究会创办的专题网站，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网站、北京老舍纪念馆网站、中国茅盾研究网、郭沫若研究中心、巴金文学馆网站、鲁迅纪念馆、穆旦纪念网、徐志摩纪念网等。这些专题性网站都收藏有诸多作家的文字、图片、影像方面的史料，一方面为部分文学爱好者提供相关领域的基本信息，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者查找收集资料的部分来源。

第5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一、传统教育的自身缺陷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以儒家教育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教育有天人合一、政教合一、文道结合、师道尊严等基本特征，其培养目标是造就一批“学而优则仕”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注重对“人”的教育而轻视对“物”的教育。在这种教育背景下，“中国虽不乏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但此类知识仅限于私人授受却没有进入课堂的机会，亦未获得‘形式化’的发展。因而，‘科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始终停留在直觉层面和经验主义的水平上未得独立和弘扬”[1]。这种伦理型教育的畸形发展是以科学教育的萎靡为代价的。中国科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育，然而由于重农轻商等思想观念的影响，致使科学教育发展缓慢，多停留在实用的经验的层面而没有发展成一种系统的科学教育学说。传统教育只注重伦理道德的教化，发达了伦理文化而忽略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中国教育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失落。

总体而言，我国传统教育对于封闭的、非机械化的农业文明有很多合理性，但是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来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大因素，缺失了科学内涵的以伦理教化为主的传统教育在近代西方文明面前，必然会产生危机感。尤其是的爆发，惊醒了晚清朝野的上下，也惊醒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和文化。作为传播封建思想、伦理道德的工具——传统语文教育理所当然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批判。传统语文教育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加速了变革的趋势，主要体现在科学的话语对白话的技术化洗礼，使得以文言为学习载体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白话逐步发展成为语文学习的重要载体。从表现方式来看，科学论文的公式和图表无法用竖排及无标点符号的方式表现，所以必须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从语文知识来看，过去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精神不合，必然会产生新的语法修辞知识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从语文学科目标设置来看，由于科学观的介入，使得目标设置由片面到具体，由笼统到详细，更加符合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从语文学习内容来看，一些反映自然和科学常识的文章被吸收到语文教材中来，成为学生了解现代科学的一个窗口；从语文教学方法来看，严密的、高效的科学方法的产生，必然会促使只重“背诵”、“领悟”、“揣摩”、“抄书”的传统方法发生重大变革；从考试技术上看，科学的测验、实验方法的运用，使得传统的考试方法得以改造和发展。

二、现代教育的深入发展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清朝末年，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传统教育已无法适应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要。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晚清政府采取了“废科举，兴新学”的举措。期间，全国各省大力兴办新式中小学堂，并把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高等、中等、初等学堂，还鼓励华侨兴办学堂。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体的新式学堂发展得十分迅猛，据统计仅在“1895~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4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期间106所，估计全盛时期学生总数达到万人”[2]。科举制度的废除之后，各新式中小学堂大都开设了语文科，然而普遍存在着奖励出身、忠君、尊孔等腐朽的做法，在新旧教育体制的交互碰撞下，兴办实业和办实学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可以说，“制度的改变总比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我国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清朝末年就消亡了，但是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仍有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残存下来”[3]，影响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因此，转变观念，完备教育体制，改善教育结构和布局，已成为民国初年接受西方科学观念的学者（如、黄炎培等）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在积极介绍西方教育理论、观念、制度和方法的同时，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育主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然而，就传统语文教育而言，早已沦为封建科举制度的附庸，重书面语轻口语，重文言轻白话，严重脱离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阻碍着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与科举制度一样成为“空疏无用、禁锢人才”的批判对象。在批判和声讨之中，传统语文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比如，1912~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令，以及“壬子”学制的补充和修订文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废除了“读经讲经”科，把“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两科统称为“国文”，这是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第一个正式的语文名称。该学制使中国教育现代化又有了新的进展。教育性质的改变，教育观念的更新，推动着语文教育稳步向前发展，开始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目标，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这标志着现代教育的巨大胜利，语文学科由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现代语文改革运动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是白话，写的、读的却是文言。由于文言难学，所以文化教育长期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广大劳动人民也只能处于不会读、不会写、没有文化的愚昧状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许多进步的革新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都希望拥有最有利于表达和交流的语言工具，而文言文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面向过去的，远离现实生活的，是不利于学习和掌握的，因此，成了被严重抨击的对象。人们希望自己所学所用的语言文字应该是易读、易记、易写，其内容也应该是实用、高效的，而这些要求都不是古奥死板的文言文所具备的，所以使用以口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白话文就成了人们的追求。经过时期发起的语文改革运动对“俗语”的提倡及爱国志士对文言文的“空疏无用”的批判之后，19世纪末一场现代白话文运动首先在资产阶级改革派中掀起，“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达到。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以文言文为标志的传统语文教育受到严峻的挑战。白话文很快为广大民众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小学率先实行国语和白话文教学。小学国语教科书逐步全部使用白话文编写；初中国文教科书在实践中不断进展，与文言文所占比例相比，白话文最终占据了大半“江山”；在一些版本的高中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约占五分之一左右。现代汉语修辞、语法及各种语文知识开始在语文教学中穿插学习，白话文阅读和写作日益受到重视，文言文的学习难度大大降低，即便是高中也仅要求能读平易的古书即可，高中作文有专作文言文而改为文白兼作或文体不限。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口头语言的学习从无到有，听说能力训练开始在语文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打破了传统语文教育只重书面读写而轻视口头表达、只重文言而轻视白话的局面。学习普通语言文字，提高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以应付社会和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语文教育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得到加强。总之，在现代语文改革运动的冲击下，20世纪早期的语文教育在革新传统语文教育基础上，日渐走上现代化、实用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杨玉宝.论传统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第6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论文关键词：卡斯特罗，《漂泊者》，身份认同，后殖民主义

 

一、理论依据

“身份”，是古往今来众多哲学家、思想家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拉康，福柯，德里达等理论大师都在自己的研究中谈到了“我是谁”的问题，并对“身份”进行了孜孜不倦地研讨。一般说来，身份泛指一个人的种族、血统、家世、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个人经历，具有社会属性。关于身份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先天决定的和后天成就的差别。不管你是否承认，古往今来这些因素和差别不同的身份往往决定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因此引来不同学派、学者对文学作品乃至现实生活中对身份问题的不同见解。

在后殖民理论家看来，“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文化身份都是后天建构起来的，不存在天生的优劣贵贱之分。后殖民主义身份观……消解了以欧美中心论为基础的等级性的种族观念和民族观念，为‘少数族’争取应与的公民权奠定了理论基础。”【1】1978年，赛义德发表《东方学》，这部巨作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为东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认识他者和自我、建构自我的主体和文化身份提供了新的理论“透镜”【2】。

霍米·巴巴认为，在后殖民和后现代语境中，真正的学者必须永远质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后殖民主义，自己的阶级民族立场【3】很显然，霍米·巴巴将文化身份定位于殖民国主流文化以外的非主流的文化。霍米巴巴曾说过：“我一直对自己的边缘而又处于疆界的身份感触良多。不过我比较关心的是从这种身份得出的文化意义。”【4】 他认为，非主流文化显然是处于弱势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它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国主流文化进行“改写”，这种改写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的边缘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

在这些理论的前驱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亚裔或是华裔作家开始关注、讨论、创作、建构有关自身或是祖先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它们多以华（亚）裔个体或族群的生活为创作源泉，以华（亚）裔自身文化与异族文化（即殖民地文化）的碰撞为故事背景，以华（亚）裔的生存模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情感变迁、追求根源等作为探索方向，表现了华（亚）裔对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由疑问-困惑-追求-解脱的过程，这也突显出文化身份近年来受到普遍关注，此类作品层出不穷的事实。

二、文献综述

“近20多年间，文学作品在表现华裔在两种或多种文化并存下的精神模式、价值观念、情感、追求本真生存的困惑和历程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华裔的文化身份问题，”【5】很多文学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对身份问题作了诸多研究和探讨。

美籍华人心理学家Stanley 和Derald Sue 认为“华裔的身份构成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种族主义……影响……互相制约，冲突不断，最终形成较普遍的认同观，即‘传统的中国人’和‘边缘人’。【6】 在笔者看来“传统的中国人”应该是那些第一代中国移民，他们处于不同时间来到不同国家，但是去国怀乡，无论心里的信念还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仍旧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为指导，自身并未能真正接受他国的价值观念。而‘边缘人’就好像夹心人，身处于自己上一代的“传统中华文化”的耳濡目染，但同时受着周围异国文化和环境的熏陶，长相是中国的、语言是异国的、口味是异国的、国籍是异国的。虽然身在异国环境的包围下，但是没有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内心可能充满挣扎，充斥着“我是谁”的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疑惑不解。对于亚裔族群来说，探问自身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就是围绕这类主题进行创作。【7】

而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就是众多此类文学创作者中的代表。他的代表作《漂泊者》中的华裔澳大利亚主人公“遇到了认同危机”，“以一种后现代的、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声音在说话……并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虚伪本质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8】（甘）以往澳大利亚小说在对中国人的表现上，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倾向。欧阳昱在其著作的《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1888-1988》一书中后殖民主义，将这种倾向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主要表现是消极的东方主义，即丑化、污蔑、贬低中国人。积极的东方主义是赞扬中国人，但这类作品很少。而卡斯特罗的作品就是对此类传统的颠覆。澳大利亚评论家David Tacey说过，卡斯特罗讲述的是现代派的故事，提出的却是后现代的问题——文化身份的思考……不仅如此，卡斯特罗还在其他作品中表现了作为一个无根无基、到处漂泊的人对自身文化身份、对作家的创作使命与作家个性的关注。【9】

三、《漂泊者》所体现的身份问题

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漂泊者》(Birds of Passage)发表后，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及其作品立刻引起澳大利亚文坛的轰动，并获得1982年《澳大利亚人报》福格尔文学大奖。至今，卡斯特罗已经创作了 9部小说。《漂泊者》、《追踪中国》(AfterChina,1992)、《双狼》(Double-Wolf,1991)、《随波逐流》(Drift,1994)、《波默罗伊》(Pomroy)、《斯苔珀》(Stepper,1997)、《上海舞》(ShanghaiDancing,2003)和《花园书》(TheGardenBook,2005)，及一部论文集《寻找艾斯特莉塔》(LookingforEstrellita,1999)。 这些小说有5部曾获澳大利亚的各种奖项，其中《漂泊者》影响最大，作品表现了早期华裔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生存经历以及主人公的文化认同困惑。另外《双狼》获1991年《时代》报小说奖，《追踪中国》获1993年度万斯·帕尔默小说奖，《斯苔珀》获1997年班若小说奖，《上海舞》获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斯州总理奖。这些作品的内容往往都是以讲述华裔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来反映中国移民在澳的辛酸历史。

挑战传统的文化身份，是卡斯特罗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他的第一部小说《漂泊者》就清晰而深切地反映了这一特点。作者塑造了一个主人公，西蒙斯·欧阳。他执着于对自己身份的追求和探究。首先，他有一个在别人看来很怪的名字，周围的人总是在不断询问关于他名字的问题，这既让他感到困惑，又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边缘处境”。

“我叫西蒙斯·欧阳。我想找份工作。”

“嗯，好，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西蒙斯·欧阳。”

“一个中国人取这么有意思的名字。”

“我是澳大利亚人。”

“真是这么回事，嗯，你有中国血统。我能看得出来。你爸爸是中国人？你妈妈？”

“我不知道，我是澳大利亚人。”（Castro： 24）【10】

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

“你叫……？”

“西蒙斯·欧阳。”

“你叫这么个名字真够怪的，你说呢？”（Castro：60）【11】

从以上直白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都对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总是在刻意询问，原因在于主人公长着一副中国人的相貌，却拥有一个外国名字。没有人会对这种询问无动于衷，因为它意味着对人身份的关注和质疑。让主人公疑惑的不只是名字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他想知道自己的家乡是哪，这一直让他痛苦不堪。作为孤儿后殖民主义，从小没人教他中国话，然而当他坐在课堂上要学中文的时候，却受到周围外国同学的嘲笑和质疑，中国人还要学中国话？等他到了唐人街，那里都是中国人，此时让他疑惑和感到孤独的是他们讲的是中国话，他却听不懂了。他爱吃西餐，可是养父母认为中国人天生爱吃米饭，所以给他米饭吃，以至于他一看见饭就恶心，被大夫怀疑得了神经性厌食。所有这些都让西蒙斯·欧阳困惑、孤独、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答案，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不仅如此，这种对身份的着迷还表现在西蒙斯·欧阳对他护照的着迷上。“我一直都随身带着它（护照），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可不能让自己的身份从自己的手里丢了。”（Castro，58）【12】护照是证明一个人身份最好的凭证，它充分说明一个人是谁，从哪来。但是普通人对护照远没有西蒙斯·欧阳这么在意和着迷，因为对于他来说，只有紧紧握着他的护照，他才能感到自己是有身份的人。通读小说可以看出，西蒙斯·欧阳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来源于他的孤儿身份，但更主要来源于他自身作为华裔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尴尬处境。因为周围人对他都是怀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观念，或是在赛义德看来的东方主义观念。但是小说最后的结果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因为主人公最终摆脱了对身份认同的追求，具有后现代的意义。

我们来对比一下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塑造、结局的安排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份经历，可以看出，作者很有可能是将西蒙斯·欧阳作为自己的一种原型和理想形式体现在作品中。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作者布莱恩·卡斯特罗的人生经历：1950年，卡斯特罗出生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一艘船上。他身上有三国血统：来自父亲的葡萄牙血统，来自母亲的中国和英国血统。少年时期的卡斯特罗就被父亲送往澳大利亚的寄宿学校，并在悉尼完成了学业。后来，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目前在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大学担任教授。通常情况下，对拥有多种血统、四处漂泊的人来说，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的确有点困难。而卡斯特罗恰巧具备了上述这些特点和经历。

由此可见后殖民主义，讨论身份问题或许已不自觉地成为卡斯特罗创作的中心线。卡斯特罗认为自己被“民族、民族主义、身份、地域……文化创作、流派……传统、后殖民主义、国际主义、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种族……”等等词汇压得透不过气来。（Castro 1999:86）【13】由此可见，卡斯特罗和西蒙斯·欧阳的确拥有极高的相似度，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或多或少都会关注身份问题，而其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也是讨论身份认同。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当卡斯特罗被问到是希望称他为澳大利亚作家还是华裔澳大利亚作家时，卡斯特罗坦率地回答“两者都不是。”他曾坦言，“讨厌‘身份’这个词……一旦一个作家染上了‘身份’，那么他就迷失了”。【14】如此回答，使得卡斯特罗对身份问题的敏感（也许，早先也曾困惑）在我们面前一览无遗，但同时，如此坦率作答也足以证明他意欲应对身份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不过，卡斯特罗的先进性就在于此。一方面他不希望被别人贴上国籍和种族的标签；另一方面，他又基于自己的经历背景具备了一种别人无法比拟的多元身份从而又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多元文化视角。正是因为站在这种高度上，他才得以用一种超脱了狭隘的身份观来阐释《漂泊者》的身份认同。他以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观结束了《漂泊者》，同时也以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观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今天澳大利亚对其他族裔“身份”的关注和禁锢已经释然了很多，这固然和时代的进步是相符的。但是也不能否认，这是《漂泊者》及诸多此类主题的作品带来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琳,生安锋.《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观》[J].国外理论动态,2004(12),48.

[2]李新民.《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J].世界文学评论,2008(1),298

[3]霍米·巴巴.《后殖民与后现代》[M].greatcourse.cnu.edu.cn/wxll/wlkc/kcxx/07/hmbb.htm

[4]廖炳惠.《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M].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4, 27.

[5]李贵苍.华裔美国人文化认同的几种理论视角[J].新国学研究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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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光林.摆脱“身份”关注社会——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J]. 译林, 2004(4).

第7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在全国重点学科遴选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各高校的中文学科应适时调整学科建设目标和具体路径，回归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科研的自身规律。具体而言，在师资建设方面，应着力实现教研团队的梯队化，合理分工;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提升教学质量，夯实学生基础，并树立学术自信;在科研工作方面，应注重学术内涵导向与质量提升，兼顾基础与应用两个维度;在学科结构方面，应整合内部二级学科的力量，并与其他学科实现协同创新。在上述路径的具体实践中，应该结合本校、本系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科建设。

［关键词］

中文学科；学科建设；师资；建设路径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有重点地建设一批一流学科已经成为未来高校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学科建设由成规模的快速发展向常态化的内涵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语言文学作为我国高校中发展历史长、学科分布广的基础性学科，如何全面、合理地开展学科建设，是亟待探索的问题。当然，学科建设的路径本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在尊重学术规律的前提下，结合各自学科的发展历史量体裁衣地进行路径探索。不过，站在学科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在中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历史演进中，在不同地域、类别的高校各自的探索中，也存在着一些可通约的经验和“家族相似”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中文学科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产生的，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笔者以为，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要尊重历史、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

一、师资建设:实现教研团队合理配置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不少高校高薪招聘学科带头人，甚至招聘多名学科带头人在某一个二级学科内细分下级方向。与此同时，中文一级学科的学位点数量较多，各层次毕业生人满为患。而在以往，为了冲击重点学科、增设学位点，不少高校持续引进高层次人才，使得年轻学者愈来愈难在高校就职。这也造成了高校中文学科人才断层、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先导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远见的学科建设规划首先必然要考虑师资梯队的合理搭建，这有助于保持教学水平的稳定以及长远的学术研究、传承和学科持续发展。中文学科作为传统的人文基础学科，更是如此。对于中文学科而言，学术研究的传承性、学术积累的必要性体现得十分明显。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决定了知识积累和传播、学术研究与创新都很难在短时期内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范式转换，而更多地呈现出知识谱系的稳定化和学术研究中的路径依赖。中文学科建设中人才梯队的合理配置本身与中文学术传统的传承密切相关，因此，调整师资结构、搭建有助于学科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教研团队就显得尤为必要。具体来讲，从中文学科教学需要和科研工作的实际出发，建设一级学科时，既要考虑二级学科间师资配备的平衡，也要着眼于在各个二级学科搭建“首席专家———中年骨干———青年人才”的三级梯队，并结合中文学科的特点，使教师在日常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任务区别化、明晰化。首席专家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的是引领与示范作用，既要考虑如何提升学科竞争力，也要积极参与一级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年骨干应承担主要的教学任务与科研实践;青年人才重在积累、学习，进而在继承的基础上谋求发展。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中文学科的教学科研强调的是学术素养在积累中逐渐养成，所以不能为了完成科研制表而对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提出相同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许多青年人才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中，都如章学诚所概括的:“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1］这一方面体现在缺乏积累而将学术浪费视为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使得青年教师的判断力有限，无法在教学中传授真知灼见。基于此，可以看出合理的师资配置将形成一种教研人员成长的良性循环，这也将有助于中文学科发展的持续性。中文学科上承两千年古代学术，近有约百年的国际交流，传统流脉和国际视野在最近三十年的加速融合，使各高校的中文学科更加需要长期的、有序的师资代际更迭，进而形成自身学风、学脉、学派，并使本学科在学术界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二、人才培养:从夯实基础到教育自信

近年来，关于中文学科人才培养质量下降、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专业能力不足的感慨一直不断。研究生培养是导师负责制，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要求，这里重点谈谈本科生培养。在本科阶段，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本应以知识体系的传播和中文能力的训练为主，然而，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一级学科的专业课程被大幅压缩。因此，未来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必然要同步调整人才培养观念。总体来说，中文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上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在通识教育日渐普遍化的背景下，如何既立足厚基础、宽口径的目标，又着力通过有限的教学实践培养学生的中文功底和人文意识。落实到具体培养过程中，中文学科人才培养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教材与教学的质量亟待提升。当代学术所处的体制化的学术生态场以及消费化的社会语境，使得相当一部分高校教师对一时名利趋之若鹜，不惜粗制滥造教材和相关的研究著述，甚至召集研究生拼凑出研究成果。民国时期，朱自清指出:“有人说从前读书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书，常苦于没有系统;现在的青年系统却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统上，系统以外便没有别的。”［2］因此，民国时期的中文学科教学着力扭转了这一空疏风气。事实上，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高等教育体制化、规范化和学科知识谱系稳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教材和相关的研究著作作为学生了解中文学科的“入门书”，显得极为重要。然而，这种教材往往编撰理念依然停留在专业经营培养阶段，并没有与日渐国际化的“通识教育”大背景对接，而且为了“赶任务”，“十年磨一剑”的精品少之又少。在实际教学中，中文学科的“知识”传承有事实和理解两个层面，对于语言现象、文本内涵的理解并不能形成唯一的“知识”。因此，教材和学术著作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学生的知识习得，还影响学生的思维方法和认知能力。以文学类课程教学而言，陈平原教授曾指出:“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3］笔者以为，我们亦不宜苛责学生。许多教材的编撰者“不是为了学术去从事研究，趋时苟容以求一逞，则难免人云亦云甚至刻意歪曲，其成果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暂的”［4］。仅仅是为了编一部获奖的教材，那么难免学生会讨厌条条框框甚至相互抄袭的教材，进而不愿接触文学文本。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不仅要在人才培养方面让学生读到功底扎实、论述净赚而富有启发性的“入门书”，更要在中文“学术共同体”中逐渐培养和形成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自信。中文学科的精义不在于通过几次实验和几个公式来直接解决问题，而在于基础性的学术训练。从中文学科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来看，语言方面从语音、文字、语法到语用、修辞的研究，文学方面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都需要对语料、史料或理论、文本的扎实掌握。正因如此，在中国培养中文学科人才，自然应该有高度的自信。这不仅来自于我们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完整的学术训练体系，也来自于在全球汉学热的背景下，国内中文学科教学有着得天独厚的“在地”文化语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理念随波逐流，对海外经历和海外学历盲目迷恋，仿佛海外的语言文学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更胜一筹。而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在《修辞的复兴》、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对美国的语言、文学教育的流弊有过切中肯綮的批评。自然科学可以无国界，但人文学科，尤其是中文学科，必然有其明确的学术与文化归属。究其根本，中国语言文学的人才培养必须有中国的特色，即便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应基于中国人自身的审美经验和文化立场，以一种比较性的眼光去发现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间的诗学关联。离开了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通识以外的专业教育中盲目追求“全球化”、“标准化”的人才培养理念，最终会使得学生理解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和汉语汉字的能力急速下降。

三、科研工作:注重学术内涵与结构调整

科研应然是高校教师的重要工作之一，而科研和教学的良性互动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也是有帮助的。近四十年来，中文学科体系在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中，短、平、快的建设固然遗留了诸多问题，但从历史层面来看，也奠定了现有的学科架构与发展规模。不过，从着眼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层面来看，中文学科的科研工作建设不能始终处在这种外延拓展的层面，而应该向内涵发展转变。中文学科科研工作需要学者有扎实深厚的学养、深入全面的思考，才能在成果中彰显学术价值。譬如，从《中国语文》上作者的论文注释就能看出，盲审专家对于论文的材料使用经常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亦或者从通行的文学史教材来看，不同学者主编的同名教材中讲的作家作品差别有限，但其中的学术含金量却大相径庭。质言之，人文学科的问题往往是有终极发问而无终极答案的问题。具体到中文学科，其学术研究不仅要有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更要有以审美情感与语言经验为基础的人文精神的传承，它的价值指向不体现在一时一地的学术效益上，而在于表达的严谨、文字的功底、意义的叩问和精神的探索。中文学科的科研工作要更好地为学科建设奠定学术基础，还应明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分与联系。在科研过程中强调基础性与应用性并重不仅仅是从学生就业的角度而言的，也是中文学科科研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所谓“学术”，如梁启超所言:“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者也。”［5］因此，学术必然是明辨治学之道与实现学以致用的统一。在中文学科的科研工作中，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没有语料、史料的整理，没有文献考辩与基础理论建设，学科的学术根基将不复存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学者的学术研究除了书斋式的立言，也可以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文学传播、审美教育、语言应用等。应用性研究不完全是直接付诸实践，还强调要以学术研究的眼光照亮实践本身，总结规律与经验，这也是中文学科学者在科研工作中应有的文化担当。在这个前提下，结合高校自身定位与学科实际，要夯实基础研究、拓展应用研究，形成中文学术的一体两翼，在科研层面拓展学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与人才培养自信相对应，在科研评价层面，不能盲目相信海外的学术标准。海外汉学工作者往往是纸上谈兵，流于空头理论，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他们并不比我们更有优势、有洞见。一个世纪前，美国学界大肆引入德国学术，白璧德就深感忧虑:“如果这方法令我们无法区分单纯的学识与真正的学问，那么我们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6］当前，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已渐成规模，形成了一个古老又年轻的“学术共同体”，而各二级学科的学术话语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也应该成为中文学科学术自信的重要来源。

四、学科结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同

学科建设最终要落实在高校的具体建制之中，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部力量的整合不应该再停留在申报书的成果上，而应发挥二级学科之间内在的学术联系。中文学科未来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注意整合现有二级学科的学术力量，面对并适应二级学科间协同发展的“新常态”。近些年，不断有学者试图将语言学所涉及的两个二级学科从中文一级学科中分离出来，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有损于中文学科的完整性，也会对语言学相关学科的长远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不同的是，学科建制考虑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还包括学科的文化基础和知识体系关联性的密切程度。近年来，有关语言学与文学分离的错误想法不断出现，表明过于细致的学科划分让有些学者守着一个二级学科中的小问题坐井观天。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往往没能看到语言学与文学两个基本范畴在学科建设中强烈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学的语料大多来自于文学文本，或文学理论和批评在20世纪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更重要的是，中文学科各个二级学科共同的文化基础是以汉语和汉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中国学术从古典到现代艰难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转型是“异质同构”的，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应该立足一级学科的长远发展，整合二级学科的力量，激发和密切二级学科间内在的学术联系。另一方面，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要注重处理好与周边学科的学术关系，同时要有开放的国际视野。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引入系统论、控制论、熵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到后来语言学、文献学引入神经科学、语音实验、数学统计等方法，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文学科发展一直与其他学科保持着互动关系，学科间既有各自独立的学术理念与问题意识，又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取长补短、借鉴融通。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多学科的协同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以中文学科为主，引入、借鉴、吸纳其他学科的经典理论和前沿方法，扩大中文学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如，引入脑科学、神经学的设备和方法研究语言的发生、语义的变化和语用的实例，相较于之前的研究，将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的科学品质。但我们引入这些方法，最终还是要解决语言本身的问题，它并不脱离传统的语义、语用两个基本范畴。另一种是积极参与其他学科主导的协同创新工程。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不能只是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只求为我所用，应该秉持“学术者，天下之公器”［7］的理念，积极参与其他学科主导的跨学科研究，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繁荣的同时，也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中彰显中文学科自身的魅力和价值。此外，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中文学科建设的国际化并不是赶潮流、追时髦，也没必要为了避免学科经费回收，就大量聘请一些海外的所谓“专家”来讲一些早已发表或老生常谈的内容。真正的国际化，是要深刻地意识到中文学科发展建设要有自己的学术标准，而非以西方标准取代本土立场;要对学科的历史积累和在地经验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并为世界贡献中文学科的学术话语词典和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纽带，是中国人文化交流和审美精神的集中反映。因此，与世界各种各样的文明对话、交流，是中文学科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最终目的。

五、结语

正如古人所言:“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8］对于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亦是如此。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中文学科历史与现状都有较大差异，本文基于历史经验与当下问题而提出的是开放式和方向性的学科建设路径，但落实到每一个学科点，则更需要在遵循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的前提下，进一步探索自身学科建设的具体方案，形成基础扎实又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发展态势，并通过境内外高校间的对话、交流形成学科互动，使国内中文学科建设的水平和影响在未来实现整体上的提升。

作者：刘杨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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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71－273.

［6］［美］欧文•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第2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6.

第8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作为发现者的新大陆，确实没有可以炫耀的悠久历史。然而，由于美国自身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民族种族的交融，多元文化的滋养，形成了独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哲学观念和教育思想，也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语文教育。客观地说，美国的语文教育乃至基础教育，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完美无缺的境地。正因如此，认识与考察美国的语文教育，会给国内的语文教育带来启示，引发思考。

第一，美国语文教育的总体特征是自主性。美国的教育体制是采取“教育分权制”，教育的管辖权在各州，联邦教育部无权干涉各州的教育事务。因此，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法。各州各学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课本和教学模式，其语文教育总体上呈现出自主自立、包容开放的特点。

由于学校可以自主设置课程，因此各州、各学区、各学校的课程千差万别、面貌各异。如美国北部五大湖区的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中学，高中语文课程就有近三十种之多。写作、新闻、语法、文学、科幻、影视、戏剧、演讲等等。堪萨斯州的捷鹰中学，为学生开设了语文基础课、美国文学课、英国文学课、实用写作课、文学风格基础课，以及供各年级选修的戏剧、新闻和SAT应试等课程。

这种自主性还包括教学模式的自主。在美国的语文课上，教师真正把学生当做教育的主体，教师很在意如何为学生营造一个自主的学习氛围与心理环境，而不是把教师自己当成一个居高临下的灌输者和权威者。因此，美国语文课堂气氛往往轻松活跃，学生的参与意识普遍很强。

其次，美国语文教育的核心特征是实用性。从历史上看，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契合了社会大工业生产对学校教育的要求。美国基础教育主要把学生的就业和步入社会看作办学的根本目标，强调培养学生适应生活的能力。这种“实用”的教育思想表现在语文教育的各个方面。教学内容的选择以面向生活为宗旨，教学活动的安排以发展学生实际能力为目的。如美国一所高中的语文课，讲到政府税务改革的章节时，教师先让学生观看有关最新税改的视频，讨论实行改革后哪些人获利，哪些人受损。然后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去会见银行家、官员、百姓和其他行业阶层的人士。访谈之后汇总相关意见，整理撰写调查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语言文字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观察思考能力，都得到了有效提高。

第三，美国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发展性与创造性。美国人早已认识到语文学科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语文课程不仅是学习其他科目的基础，而对整个人生的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因此，他们能够不断地为学生的未来着想，以发展的眼光制定语文教育规划。美国把从幼儿园、学前班，一直到高中语文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规划和安排，并力求每一阶段的学习都为下一阶段乃至学生的整个人生规划做准备。

这种发展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一，强化早期教育。学生未来能否更好地发展，提前谋划、基础准备十分重要。克林顿政府时期的1994年，就曾向国会提交并获得通过了《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其中就有“所有的美国儿童都要有良好的学前准备”的内容。二，强调中学与大学的衔接。美国要求中小学语文教学，特别是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必须为学生进入大学深造练就基本技能。美国不以考试分数来衡量学生的一切，而是更注重学生的未来发展。倘若考试本身割裂或妨碍了学生持续渐进的发展，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抵制。三，将社会和家庭纳入教育体系。学生的发展不仅要靠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也要依靠社会、家庭与每个公民的参与。因此，他们不仅考虑民众对语文教育目标、课程、教材的接受和认可，还会赋予社会公众更多的评价教育的权利。如威斯康辛州教育厅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指导计划》一书中，就有专门给学生家长的、关于如何帮助学生提高文学欣赏水平、发展演说技能、提高写作水平等内容建议。

第9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赵树理；山药蛋派；晋阳文化；地域性；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关于赵树理与晋阳文化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区域性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在学界重新认定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以及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回暖之后，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再一次得到肯定。本文将从研究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山西晋阳文化的内在联系出发，揭示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地域性文化特质以及探讨这种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并试图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分析这种文化立场中所存在的缺憾。

一、浓郁的山西本土气息

赵树理的创作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这种气息是“从山西大地上的山、水、黄土、泥沙中生生地抠出来的”[1]，饱含着劳动人民的热血与深情。黄修己在《赵树理评传》中曾提到：“赵树理的创作具有严格、准确的时空性，即故事的时间、地点都有明确的规定性，不可以任意挪动搬迁，人物、情节都只能是此时此地的产物，而非彼时彼地所能有。春花秋实，不乱其时，南桔北枳，难易其所。他的故事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2]

《三里湾》中关于“窑洞“的描写十分细致：

文中写到“玉梅离开了旗杆院的大门口往家里走”，先是“通过了一条东西街”，随后“上了个小坡”，就到了家门口。她的家在“西山根”， “大门朝东开，院子是个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短；西边是就着土崖挖成的一排四孔土窑，门面和窑孔里又都是用砖镶过的；南边有个小三间南房……”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玉梅家的窑洞是在山根下的，背靠大山，依势而建，这种窑洞叫做“靠崖窑”。西边一共有四孔窑洞，这四孔窑，从南往北数，依次是“南窑”、“中窑”、“北窑”和“套窑”，这种布局，说明玉梅家的“靠崖窑”是并排修建的群窑式结构，相互连通，形成了北方民居中典型的院落。

除李有才和玉梅所居住的靠崖窑外，山西窑洞还有“下沉式”和“独立式”两种。“下沉式”窑洞最具特色，由于地壳运动，塌陷成一个巨大的土坑，窑洞就建在坑中，也叫“地窨窑”；“独立式”窑洞既不靠山也不在坑中修建，没有天然的地理条件可利用，而是在平地上用砖修葺而成，因山西人把围院建屋叫做“券”，因此这种窑也叫做“券窑”。对于“窑洞”这一黄土高原上独具特色的居所，在赵树理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它的形成与山西特殊的地理条件不无关联。山西黄土广布，百分之八十以上被黄土覆盖，且多河谷河沟，呈现沟壑众多，支离破碎的地貌特征，加之气候干旱，降雨稀少，土质偏硬，不易坍塌的特点，十分适宜“穴居”。且“窑洞”的保暖性较好，不易透风，使洞内基本可以实现恒温，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反映出晋阳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许多地名设置都具有山西当地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当然这些也都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基于自然地形日积月累所习惯性指称的。除“窑”外，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名词还有“庄”（李家庄）、“山”（阎家山）、“湾”（三里湾）、“”（刘家）、“洞”（灵泉洞）等等。

二、赵树理小说中所确立的文化立场及缺憾

相比前一部分对于赵树理小说作品中是如何体现地道的晋阳文化的论述，这一部分的分析之于文学的角度来说具有更大意义，笔者想要研究的是根植于山西这样的地理文化氛围之下，作家的创作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作家本人由此确立了怎样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当然侧重点在于分析其中所存在的文化缺憾问题。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市的沁水县，这是黄土高原上一方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古时称作泽州府或凤台县。这里位于山西的南部，是晋、豫两省的交界地带，也被誉为“山西的门户”，丹河、沁河流经此地，造福了一方百姓，这里的人们勤劳朴实、重利轻义、倔强慎行，但有限的地理条件又促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养成了保守、闭塞的乡土习性。尽管传统的晋阳文化在形成之初，是一种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的，它融合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但“山西因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的缘故，在近、现代是属于疆域变化较少，受近代文明冲击较轻、社会变动也较缓慢的省份之一。后，山西在阎锡山统治下，虽名义上纳入‘民国’轨道，但实为阎氏独立王国。全省除太原略有些文明气息外，其他地区几乎仍处在闭塞落后的状态中”[3]。这些客观条件，导致了晋阳文化在后续的发展中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古老的三晋大地再也没有往日晋商时代天下商贾往来、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

而一再强调自己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的赵树理，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也不自觉地贴上了此种乡土性的标签，“土味”是他津津乐道的创作特色。与京派作家笔下的乡土小说不同，赵树理的文学抒写中渗透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土”，这种“土”是晋阳文化中的务实、保守与顽固，也代表了赵树理自身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纵观其一生的作品，其中也有浓重的“路线”痕迹，这也与他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直接的关系，“实在”、“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这些词语来形容赵树理本人及他的创作是基本符合的。

然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为文学界带来了一条新的创作路线。《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强调文艺应充当教育民众，启迪心智的作用，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这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功利主义文艺观，但当时因为《讲话》发表这个历史契机，赵树理和他的作品几乎一夜成名。有了此种经验的他，在以后的创作中，更是坚定不移地遵照和执行着《讲话》精神，导使他的小说创作无不带有些政策图解的理念与痕迹。《锻炼锻炼》中，塑造的“吃不饱”、“小腿疼”这两个人物形象旨在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应当摒弃落后的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但这种目的言说过于明显，免不了带上些说教的痕迹；《邪不压正》对于“邪”与“正”的划分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中的进步分子与落后代表之间的较量的故事也稍显老套，并且农民中间的某种小农意识倾向在“写不压正”的美好愿望中被隐去和规避了，其叙述再也没有了《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干脆利落。

过于纠结于实际材料的选择再加上功利主义的创作动机，使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审美情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晋阳文化中消极闭塞、保守落后的一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赵树理文化立场的形成，他认为农民是创作的根本，却忽略了文学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也应当站在高于生活的立场上去审视和反思生活。

三.结语

赵树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认为是排除在体制以外的“文摊作家”，但他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文学抒写中的地域性文化特色也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这不仅对于赵树理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晋阳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提供了反思的途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