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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是为改变高校人才培养的专业分割弊端提出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模式,旨在培养既具有宽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基础,又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拥有一定专长的高素质人才。它以补差为特点,对理科学生进行人文科学素养教育,对文科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素养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目前通识教育实践存在一些问题。就学生而言,文科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缺乏科学的认识,容易认为通识教育与自己的专业教育相冲突,对通识教育课程的学习兴趣较低。文科学生觉得自然学科的通识教育课程难度大,很难达到教学要求。就通识教育课程本身而言,目前还存在着课程体系尚未建立、课程资源不足、任课教师队伍不理想、通识教育课程不受重视、大学组织结构中缺乏通识教育管理机构等问题。
例如,数理统计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广泛而深刻的应用性,非常适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对文科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培养其量化思维的理想课程。我国大多数中学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实行文理分科,很多文科学生进入高中二年级以后就不再学习数学,数学基础比较薄弱。他们在大学学习数理统计课时遇到很大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提高文科学生的理科素养,把数理统计设置为所有文科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其教学实验效果怎样,文科学生对数理统计课的学习态度如何,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
二、研究方法
笔者以SF大学(北京的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院校,数理统计课为该校文科学生的公共必修课)3个数理统计课程班的文科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开课3~5周后以匿名、自愿的方式进行态度调查,最后收回有效问卷共计413份。
本研究调查的文科学生来自四类专业:汉语言文学(110人)、历史学(101人)、艺术(127人,包括书法、舞蹈学、艺术设计、音乐学和影视学等专业),以及社会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74人,以下简称“社工思政”)。97.3%的调查对象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少数为大学三、四年级学生,男女比例约为3:7。
笔者根据关于学生课程态度的既往研究,结合文献资料编制了调查问卷。问卷共有四部分: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级、数学基础和专业类别;选课现状,包括选课动机、对课程和任课教师的期望;对课程的学习态度;对课程的建议(开放式问题)。
三、研究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91.5%的文科学生的数学基础居于高中水平,少数居于初中甚至小学水平。
1.文科学生学习数理统计课的动机
文科学生选修这门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课程安排”(82.3%,学生人数百分比,下同),属于外部动机,而“喜欢数学科目”的不到1/4(22.0%),被动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占绝大多数。有一小部分学生(6.8%)坦言自己是“凑学分”。另外,“看重它很实用”的学生并不多(13.1%)。从选课理由来看,学生对这门课缺乏学习主动性。
文科学生逃课,最主要是因为“太难学”(64.6%),有近1/3的学生的逃课理由是数理统计课“对自己没用”(34.1%)。“本来厌学”的比例也很高(30.0%),因为“教师教得不好”而逃课的只占少数(9.9%)。可见,数理统计课本身的难度给文科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
2.文科学生对数理统计课程的期望
关于数理统计课的授课方式,文科学生认为最适合的是“边讲边练”(63.4%),其次是“教师讲授”(40.7%)。可见,这门课最好是小班教学,否则难以指导学生练习。另外,教师要重视讲解,强化对学生的引导和指导,再结合其他方式,如增加媒体资料、安排参与式讨论和指导来增强学习效果。
关于数理统计课的作业形式,文科学生认为最适合的是“尝试实际应用”(53.3%)和“做教材上的练习”(51.3%)。关于如何才能学好数理统计课,大多数文科学生认为“加强应用”(66.3%)和“多做练习”(58.4%)是真正掌握数理统计的根本途径,但同时又不愿意增加课时(97.3%)。可见,学生既有愿意多做练习的倾向和学到实用技能的迫切心理,又有不愿意增加课时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要求,交织着想拿学分、学真本事,但又不愿付出的矛盾心态,这是一种幼稚心理,需要教师加以疏导教育。
关于数理统计课的考核方式,文科学生的态度比较分化,除了选择“闭卷考试”(31.5%)外,“希望考试容易些”和“开卷考试”的略显优势(44.3%),希望进行“实际操作演练”的比例也很高(28.8%),这表明学生对这门课的认识比较矛盾。“实际操作演练”并非首选,可能因为学生担心实际操作考试很复杂,难以顺利拿到学分。
3.文科学生对数理统计课任课教师的期望
大部分文科学生认为数理统计课教师最好是“专职任教这门课的老师”(66.6%),而不是“数学专业的老师”(32.7%)。看来文科学生并不关注任课教师的专业水准,而更关注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熟悉程度和跟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的衔接。
文科学生希望教师“减少比较难的教学内容”(46.2%),“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46.0%),以及“让学生进行更多的应用”(44.1%)。可见,难度适当、教法正确和增加应用是文科学生对这门课的主要期望。
4.文科学生对数理统计课的学习态度
该部分由9个1~7级的里克特评定项目组成,1表示“非常不赞成”,7表示“非常赞成”。内容包括3项:对数理统计课“有用性”的态度;对数理统计课“合理性”的态度;对数理统计课的情绪感受(见表1)。
在数理统计课“有用性”评价方面,文科学生特别认同“数理统计课学好了能够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弥补自己数学基础的不足。本专业教师也较少有负面评价,总体上对数理统计课的功用持很肯定的态度。但是,标准差比较大也揭示出学生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在数理统计课“合理性”评价方面,学生很倾向于“不同文科专业,数理统计的教学内容应该有所不同”,甚至赞成“不应该要求所有文科学生都选修数理统计”。在数理统计课的情绪感受方面,学生都“非常担心考不到自己期望的分数”,并且觉得难和枯燥。
鉴于调查对象来自四类不同专业,为了对比专业差异对数理统计课学习态度的影响,本研究以专业类别为自变量,数理统计课学习态度的9个项目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2)。
在9个项目中,除“学习数理统计能够弥补我数学基础的不足”和“不同文科专业,数理统计的教学内容应该有所不同”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余7个项目都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学生因所学专业不同,对这门课的认识和态度有所不同。
5.学生对数理统计课程的建议
问卷的最后部分要求学生就数理统计课写下建议,本研究进行了简单归类(见表3)。如表3所示,“降低难度”“增强应用”和“教学应该生动有趣”是文科学生目前对数理统计课最强烈的愿望。
四、分析和结论
文科学生总体上肯定数理统计课的价值,认为数理统计课能够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加强自己的数学基础。但落实到这门课的细节,学生的态度又是矛盾的,如,在问及选修这门课的理由时,看重它很实用的学生并不多;在问及逃课原因时,有近1/3的学生认为数理统计课对自己没用。综合来看,文科学生对数理统计课普遍有一种畏难情绪,学生接受数理统计课大多是对教学安排的顺从,缺乏主动学习这门课的内部动机。
四类专业的学生数理统计课学习态度的差异表明,学生因所学专业不同,对数理统计课的需求和期望不同。文学和艺术是典型的文科专业,学生思维方式和素养训练与理科生迥然不同,加上向来对数学就很排斥,基础也非常薄弱,对数理统计课唯恐避之不及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历史学和社工思政专业的学生专业学习中更多涉及社会调查的内容,对数理统计方法有更多的需求。
鉴于学生被动接受数理统计课程,不同专业的学生有着不同的教学诉求的现实,教学管理部门一方面有必要加强引导,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全面了解这门课的特点、功用和实际价值;另一方面在课程设计上要结合不同专业学生的数学基础和培养定位,提供差别化的教学内容,适当划分课程难度等级,从而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的接受和认同程度。
文科学生对降低难度和增强应用的呼声很高。因此,数理统计课教学应该在授课方式、作业形式以及考核方式上都突出实际应用,从而使学生敢学、愿学并且学好。学校应重新调整课程的定位:或把数理统计当作实际技能课,突出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或把数理统计当作知识拓展课,注重量化思维的培养。
数学态度是人们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对数学学科作出是否接受、是否喜爱等行为选择的内部心理状态.[1]学生的数学态度是影响他们学习的重要因素,因此数学态度十分重要.《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就明确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其基本的出发点是使学生获得对数学理解的同时,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都得到进步和发展[2].新课程实施已有十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学生现在的数学态度情况做一些调查研究.从已有的调查研究看[3] [4] [5] [6],还没有人专门对农村初中生数学态度进行调查研究的,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农村初中生的数学态度做一些调查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被试
本研究以重庆市綦江县两所农村中学的206名初中生作为研究的样本.此次共发放问卷206份,收回问卷192份,回收率为932%;其中有效问卷187份,有效率为908%.有效样本的构成为:
(1)性别:男88人、女99人.
(2)年级:七年级58人、八年级64人、九年级65人.
2.2 调查工具
选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吴明隆等人编制《小学生数学态度量表》[7],该量表分为4个因子:学习信心(10个题项) 、有用性(7个题项) 、成功态度(7 个题项) 、探究动机(6个题项) .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法记分,正向题分成非常同意5分、同意4分、不能确定3分、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意1分,反向题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记分为1分、2分、3分、4分、5分.
2.3 数据数理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调查所得数据资料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农村初中生数学态度的总体情况
数学态度问卷及其各分量表的平均得分及等级评定(见表 1),反映出小学生的数学态度情况.
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有用性、成功态度、探究动机、学习信心.
为了了解农村初中生数学态度中具体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关注那些得分相对较低的题项.表2列出了平均值小于3的各个题项,以及在该项目上做出负面回答(分值为1—2)的人数百分比.
从表2可以看出,农村初中生数学态度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学习信心这一维度.
3.2 农村初中生数学态度的性别差异分析
以性别为自变量,对农村初中生的数学态度及其各因子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3).
表3:不同性别农村初中生数学态度及其因子均数比较
从表3可以看出,男、女生的数学态度没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在学习信心因子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有用性因子、成功态度因子、探究动机因子上男、生没有显著性差异.
男生学习数学的信心显著高于女生,可能是由于农村初中生受“男生更适合学习数学等理科,女生更适合学习语文等文科”这种传统观念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农村家长“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观念使得家长对男生的支持多于女生.
3.3 农村初中生数学态度的年级差异分析
以年级为自变量,对农村初中生的数学态度及其各因子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4).
表4:不同年级农村初中生数学态度及其因子均数比较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年级初中生的数学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两两配对Scheffe分析发现:
(1)初一学生的数学态度显著高于初二数学.具体表现在学习信心因子、有用性因子、探究动机因子上都是初一学生显著高于初二学生,在成功态度上初一学生与初二学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了这两个方面的数学态度初一、初二学生一样.
(2)初二、初三学生的数学态度没有显著差异.具体地表现在学习信心因子、有用性因子、成功态度因子、探究动机因子上初二学生与初三学生都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了这四个方面的数学态度初二、初三学生一样.
(3)初一学生的数学态度显著高于初三学生.具体表现在初一学生在学习信心因子、探究动机因子上初一学生显著高于初三学生,在有用性因子、成功态度因子上初一、初三学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了这两个方面的数学态度初一、初三学生一样.
初二、初三学生的数学态度显著低于初一学生,可能是由于中考的影响,初二、初三学生面临中考的压力,据该校老师讲农村初中中考的升学率普遍很低,该校每年能够升入高中的学生只有20%多一点.
4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农村初中生数学态度处于较高水平,其中有用性、成功态度、探究动机的数学态度较高,学习信心处于中等水平.
(2)男、女生的数学态度没有显著性差异,男生学习数学的信心显著高于女生,这一点应受到老师、家长的重视.
(3)初二学生的数学态度与初三学生没有显著差异,但初二数学、初三学生的数学态度要显著低于初一学生,这一点也应受到老师、家长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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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引入SNS能更好地实践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理念,整合学科资源,加强学科交流与协作。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3-0040-03
伴随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读者的信息需求以及信息获取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多样化、个性化、知识化的信息成为读者关注的重点。导读服务是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是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的助推器,是衡量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要标志。如何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学科优势,通过学科导读服务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多样化、个性化、知识化的信息需求,已然成为高校图书馆急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1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导读服务
1.1导读服务与学科导读服务
导读服务起源于目录学,又称阅读指导。从狭义上讲,导读服务是图书馆针对不同类型读者,以提高其阅读意识、阅读能力和阅读效率为目的,主动引导其阅读行为的一种教育活动,是图书馆读者工作中的重点。广义上的导读服务,是馆员在了解读者需求的基础上,有目的且主动地对其导向所需文献信息,从而影响和干预读者利用图书馆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行为。由此可见,广义上的导读服务几乎包括了图书馆的所有读者服务工作。文章中所涉及的导读服务主要指广义上的导读服务。
学科导读服务是高校图书馆为适应新的信息环境,主动按照学科、专业等将读者所需文献信息资源组织、存储起来并提供利用的一种创新、深化的服务模式。其目的是向特定读者群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知识化的信息服务,提升其信息素养,为教学、科研提供有力的信息保障。导读服务几乎包括所有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学科导读服务是一种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导读服务。
1.2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现状分析
1998年,学科馆员制度正式进入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也至此展开。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以读者为中心,以高校图书馆特有的文献信息资源、技术、设备、人力资源和各种免费信息资源为基础,基于高校教学、科研等需求,面向高校教师及学生提供集约化、个性化、专业化信息。目前,各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学科导读服务工作具有以下特点:①各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学科导读服务工作相对比较封闭。②学科导读服务人员主要由学科馆员来承担,少部分高校图书馆引入了教师顾问和学生顾问。③多数高校图书馆只为较广泛的学科或院系提供学科导读服务,只有少数高校图书馆为具体的学科提供全面系统服务。④学科导读信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服务更多依赖学科馆员的自身素养。⑤学科导读服务在沟通、反馈信息方面不畅通。⑥学科导读服务形式多依托于馆内展示。⑦学科导读服务更注重对新到馆文献信息的揭示,而轻视对馆内原有文献信息的挖掘;更注重学科图书导读而轻视学科期刊导读;更注重学科纸质文献导读而轻视学科电子文献导读。
2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
SNS是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的缩写,即社会性网络服务。SNS以人为中心,整合了E-mail、即时通信、BBS、RSS、博客等网络社交工具的功能,延伸了web2.0的功能,并基于“六度分隔理论”在互联网上为用户搭建了一个沟通的平台。SNS具有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内容分享的高效性以及用户脉络的无限延展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正契合了图书馆的服务内涵[1]。
据OCLC2005 年研究报告显示,84%的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来搜索信息,只有1%的人从图书馆网页上搜索信息。用户的注意力已经从图书馆悄然移至被视为“无所不能”的互联网[2]。因此,构建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就显得十分必要。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都已认识到学科馆员对于高校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培养具有本校特色或学科专业特色的学科馆员,这为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2.1能更好地实现学科资源整合
我国目前仍有一些地区在经济、文化上处于欠发达状态,这些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也落后于发达地区,同时,我国一些学科的发展程度在国内各个区域间也不是十分协调[3]。通过开展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可以充分发挥优秀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工作人员的示范辐射作用,发挥学科发达高校的带动作用,整合全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高校图书馆的学科信息资源,相互学习,资源共享,促进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
2.2能更好地实现交流与协作
基于SNS的学科导读服务改变了传统的以学科馆员为中心的导读服务方式,可以加强馆与馆之间、学科馆员与学科馆员之间、学科馆员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思想碰撞。通过这一交流平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科馆员可以交流工作经验、业务流程,从而提高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质量。学科导读服务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深层次、个性化的学科知识服务,读者可以将获取的学科信息到SNS社交网络上,与他人分享,读者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更加完善学科导读服务。
2.3能更好地实现个性化信息服务理念
SNS服务体系主要依靠个体用户建立联系。任何用户都可以享受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一对一的联系,这正与学科导读服务的个性化信息服务理念相吻合。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可以通过SNS实现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的个性化,从而使每一位读者都参与到具体的学科导读服务中,在这一平台上感受到“量身定做”的信息服务。
孙娇: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研究孙娇: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研究3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
图书馆应用SNS的模式有三种,即直接加入、引进、自主开发。三种模式各有侧重,直接加入SNS模式成本低、易于维护;引进SNS模式需要一定的技术实力和相应的服务水平;自主开发SNS模式要求有相对固定的用户群体。据OCLC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50%的民众和图书馆馆长认为通过时下已经成熟的社会性网络软件便足以开展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通过引入成熟的SNS网站来进行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并构建以高校图书馆为核心的SNS网络社区,可以有效加强学科信息资源、读者、馆员之间的沟通。
3.1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基本功能
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平台模型主要由四个模块组成:学科导读资源库模块、读者学科资源库模块、学科馆员模块、读者模块(见图1)。
3.1.1学科导读资源库模块。学科导读资源库是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学科导读服务的电子化聚合。学科导读资源库模块是以各高校图书馆为单位,将通过学科导航、书目推荐、新书通报、学科讨论、学科living library、RSS、学科信息教育、学科咨询等形式开展的学科导读服务聚合所形成的资源库。学科导读资源库模块既包括不同载体形式的文献资源,又包括学科人力资源,还包括各高校的学科专家及各图书馆的学科馆员资源。
3.1.2读者学科资源库模块。读者学科资源库以个体读者为单位,将读者通过博客、微博、RSS等展现的学科信息资源集中起来,基于SNS实现读者与学科馆员、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学科信息共享与交流。读者学科资源库是读者参与学科导读的资源基础,是各高校、各专业的读者实现个人虚拟学科资源整合的基础。
3.1.3学科馆员模块。学科馆员模块主要是基于SNS为各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提供的一个交流学科导读服务的平台,来实现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与学科资源优势互补。根据学科的不同,可以形成不同学科的虚拟学科馆员团队,并针对同一学科的各种问题,展开集体导读。各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各高校的学科优势,邀请权威的学科专家做志愿学科馆员,参与学科导读服务,与学科馆员共同形成虚拟学科馆员团队。
3.1.4读者模块。读者不仅是学科导读服务的对象、学科知识的需求者和利用者,同时也是学科导读资源的创造者和提供者。读者模块基于SNS为不同高校的读者提供的一个基于学科学习、交流与分享的平台,进一步优化学科导读服务,使学科导读服务更贴近日常学习实际。
3.2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构建应注意问题
3.2.1平台管理问题。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需要各参与高校图书馆将本校的学科资源共享到这一平台,这里的资源包括文献信息资源、人的资源,即学科馆员和学科专家。因此,如何处理好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学科资源共享问题,协调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工作,关乎平台建设。笔者建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联合CALIS管理中心,共同管理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做好平台建设与管理的沟通协调,促进这一平台能够早日变为现实,发挥其应有功能。
3.2.2继续加强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需要学科馆员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在读者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向学科馆员求助,这其实也是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向学科知识服务发展的体现。现有各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多以本校师生为主,读者面有限,因而制度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在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上,各高校图书馆不但要继续做好本校的学科馆员工作,同时也要服务大众,因而需要更为详尽的学科馆员制度,以适应这一服务平台。
3.2.3加强用户隐私保护。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技术上的防护,从技术上保护个人信息。笔者建议各高校图书馆派专门的技术人员随时监管各高校图书馆的端口,发现异常,及时解决。另一方面,各高校图书馆应该加强对相关学科馆员、读者、学科专家的网络安全培训,提高其网络安全意识。
3.2.4提升馆员素质。图书馆馆员不仅仅要掌握基本的图书馆学知识,还要不断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术、新理念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以便更好地利用新技术、新理念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高校图书馆馆员所面对的读者都是时代的佼佼者,更应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注重新技术、新理念的学习,这样才能把导读工作做到位,为读者提供更具个性化、知识化的学科导读服务。
基于SNS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读服务平台,整合了高校学科优势资源,实现了读者与馆员、读者与学科专家、读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为读者提供更具个性化、知识化学科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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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师;教育科学研究;素质结构
良好的教育科学研究素质,是广大教师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指导教育教学实践,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研究教师教育科学研究素质的结构、形成规律与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科学研究素质是现代教师素质结构的重要内容
教育的科学研究素质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是教育者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所必备的各种素质的质的要求,是教师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各种素质的集合体,它的作用是各种素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反映。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质是一个时代性很强的课题。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对于教师的素质要求不尽一致。从世界范围看,人们对于教师科学研究素质的关注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我国,人们倡导由“经验型教师”向“科研型教师”的转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事。应当说,重视教师科学研究素质的培养是近几年来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从传统上看,人们对教师素质的论述几乎都不涉及教师的科学研究素质,也就是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具有教育科学研究素质并不是一个好教师的必要条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竞争的加剧,各国对人才规格的要求也显得越来越高,传统的、单一型的教师素质结构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多元化社会的需求,不能培养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于是,国际社会纷纷提出了许多教育改革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一些新概念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如“完整型教师”、“创造型教师”、“专家型教师”、“科研型教师”等,并成为现代师资队伍建设中的新焦点。这些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倡导加强对教师教育科学研究素质的研究与提高,以使教师素质实现完整化与科学化。
教育是一项极其复杂并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教育活动的水平及实践的质量,直接取决于其实施主体的素质。一般地讲,教师的道德修养、知识结构、教育能力等素质,规定着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做什么和怎么做。教师具备了上述素质,可以保证他们在一定水平从事教育实践,并取得相应的效果。但要使教师的教育活动更具有创造性,不断超越现有的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真正做到“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仅靠教师的上述素质是难以达到的。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更新的不断加速,对教育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使教育科学研究素质成为现代教师必备的素质。
二、教师教育科学研究素质的内涵
对于教师具备怎样的教育科学研究素质,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界定。我们认为,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质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素质
1.基础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是教师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基础条件知识,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科学方面的知识。它对教育科学研究最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教育改革实践证明,如果教师没有教育基础理论方面的素养作前提,教育改革很难获得真正的发展,也很难把教育科学研究推向深入,后劲不足的问题不可避免。
2.专门理论。教育科学研究作为一项具体的科学实践,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过程、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因而必然有其特定的研究规范和要求,形成为一门较为独立的学科。教师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专门知识是保证教育科学研究规范性、有效性和科学性的前提和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理论涉及内容比较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教育科学研究原理与方法方面的知识。
教育科学研究原理与方法,是以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规律和具体策略方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门学科。它可以告诉广大教师如何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有哪些规律必须遵循。如果说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是教师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性知识,那么教育科学研究原理与方法方面的知识则是教师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核心知识,离开了这一知识素质保证,任何一项教育研究都不能保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
3.相关理论。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要求教师除了必须掌握教育科学研究基本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知识以外,还须掌握与教育科学研究相关的其它学科理论。如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美学、科学学等。
(二)教育科学研究能力
教育科学研究能力指把教育科学研究的知识运用于教育科学研究情境,解决相应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它是保证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进行的必要条件,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发现问题,恰当选题的能力
教育科学研究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能否选择对教学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问题进行研究,是教育科学研究必须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它关系到教育科学研究的进程和结果。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具有良好的选题能力。
教育科学研究选题的能力要求教师具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性。不仅要能发现问题,而且还应能发现有重要价值的问题,亦即能选择有现实意义的、有预见、有创造性的、有可行性的问题。
2.查阅文献,进行设计的能力
查阅文献是贯穿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始终的一项活动。教师能否有效地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资料,是影响教育科学研究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教师应当具备良好的查阅文献的能力。查阅文献的能力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查找能力,即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二是阅读能力。查找的目的是为了阅读,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教师不可能阅读所有资料,必须能够有目的、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阅读。
教师选定研究课题之后,必须对研究的过程进行设计,如以哪些学生为被试,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以什么形式表现等。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更顺利地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因此,教育科学研究设计能力是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能力。
3.搜集资料,整理分析的能力
教育科学研究离不开资料的支持。资料的丰富与否直接影响教育科学研究的质量。在教育科学过程中,教师认识事实主要是通过搜集事实资料而实现的。资料的搜集通常可采用观察、调查、实验、文献等方法。在搜集资料时,教师应当尽量避免主观意向、态度倾向性影响,力求注重搜集资料的客观性;另外教师在资料收集时还应注意资料的全面性,不能仅仅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不收集不利于证实自己假设的事实。
一般来讲,借助于查阅、观察、调查、实验等方法搜集到的资料是零乱无序的,而教育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透过这些资料,去发现和研究现象中不断重复的、稳定巩固的、同一的东西,找到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也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整理分析能力。整理分析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理能力,即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类、核查、筛选和汇总统计;二是指分析能力,即教师对整理后资料进行逻辑和统计分析的能力,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提示所研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4.文字表达能力
研究成果是研究过程的缩影,是研究过程结论的文字记载。研究工作进入撰写研究成果的阶段,也就是进入了研究工作的总结阶段。研究成果写得如何,关系到该项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教师在研究过程中要想把自己潜心研究得出的新认识、新思想、新办法等诉诸文字,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报告或教育科学研究论文、著作等形式表达出来,从而更好地发挥教育研究成果的作用,若没有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是不行的。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道德素质
教师教育科学研究的道德素质是教师职业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它主要是对教师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的特殊道德要求和应具有的行为规范。其主要内容是:
1.坚持真理,勇于探索
教育科学研究过程是一个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教育科学研究过程十分艰苦,教师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和心血,经常要突破空间与时间的界限进行工作,而且这种劳动和这种劳动所取得的报偿是难以相等的。只有不怕辛苦、不计得失、热爱真理、坚持真理,具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才能投身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真理,找到教育发展规律,完成教育科学研究的任务。
2.实事求是,严谨治学
科学研究是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就应当坚持科学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无论是课题的选择、论证,还是课题的实施、检查,教师都当实事求是,科学对待,如实反映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分析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数据的准确性、论据的充分性、逻辑的严密性、结论的科学性、解释的合理性等。
3.发扬民主,通力协作
发扬学术民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教育科学研究道德的重要内容。科学上有不同的学派,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实践上有不同的做法,这一切都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因此,在教育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民主、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各种不同的教育教学思想和方法体系。要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自身科学研究素质的提高和研究的深入。
教育科学研究过程往往需要教师之间的彼此支持与协作,这既是现代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要求,也是教师科学研究素质本身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特别是学校群众性的教育科学研究,对教师之间彼此相互协作的要求比较高。只有通力协作,互相配合,优势互补,才能保证研究的成功。
4.虚心好学,勇于创新
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科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所谓创新,就是运用已知信息生产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是一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也可以是一项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等思维成果的物化状态。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来说,就是探索教育领域中的未知,发现新的规律,得出新的结论,同时创造出新的更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创新人才服务。要培养创新人才,教师必须首先具备创新精神。那种按部就班、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传统教育运作方式,绝对不会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新人。从这层意义上讲,教师的创新精神,不仅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一名普通教师所具备的基本素质。科学需要创新,科学贵在创新,教育科学研究也是如此。
三、增强科学研究意识,端正科学研究态度,探索提高科学研究素质
教育科研意识即对教育科学研究意义、地位的正确认识和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需要和动机。教育科研意识是推动教育科学研究行为的内在动力。科研意识清晰且强烈,就能产生从事教育科研的决心和行动。要改变长期以来教师只重视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忽视科研的倾向,注意将教育与科研结合起来。首先要从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科研的相互关系上提高认识。教育质量的高低,影响着学生素质的发展和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就需要教师认真研究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更新教育观念,大胆进行教育实验。其次,要从教师成长与科研的关系上提高认识。教师的成长不仅体现在对教材内容的熟练驾驭、教学方法的熟练运用,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心理素质的成熟上,而且体现对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及教育教学规律的把握上。这就需要教师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研究教材、教学方法、提炼教学经验,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研究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教学工作的关系等。进行教育科研工作,其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因此,它需要教师端正科研态度,树立严谨的作风,需要教师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心血。还需要教师革新陈旧的教育模式,大胆探索先进的教育模式。
(一)努力学习科学理论,认真借鉴众家之长
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科学理论包括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科学的基本理论及相关学科理论。通过学习理论,教师可以确立科学的价值观和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同时也可以提高对教育现象的洞察力。教师学习教育科学理论,主要涉及两个层次的知识学习。一是中心层次知识的学习,即教育科学研究原理与方法知识的学习;二是外围周边层次知识的学习,即教育科学的相关知识学习。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应分清轻重缓急,先“中心”,后“外围”,以教育科研的专门知识为学习根本,在此基础上,进行“外围”学习。当然,教师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地制定自己的进修方案。虚心学习与借鉴成功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是提高科研素质的又一重要途径。一个人的直接经验毕竟有限,通过学习与借鉴间接经验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经验体系,而且还可以避免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教师科研素质的修养与提高,同样需要广泛涉猎,博采众长,只有这样,教师的科研素质才能不断提高。
(二)参加科研实践,养成科研习惯
教育实践是教师提高自身研究素质的重要途径。教师应注意把科研与日常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实现科研、实践的一体化。教师要想提高自己的科研素质,必须积极投身到教育科研的实践中去。为此,①勇于实践。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消除教育科研的神秘感,打破教师不能搞教育科研的思想束缚,敢于选择教育教学与班级管理中的问题,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研究;②勤于实践。要革除消极懒惰、坐等课题的思想,积极地寻找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教育教学实践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课题,使自己的教育科研紧贴教育教学实际变化的脉搏;③善于实践。要尽快学会和掌握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增强教育科研实践的有效性。
教师要养成科研的习惯,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抽时间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选择课题进行研究。从简单的、小的课题研究入手,在教育科研实践中提高自己的科研素质。
教师教育科学研究素质形成和提高,是一个逐步积累,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学习教育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只有日积月累,才能真正实现科研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施良方,崔允淳.教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陈伯璋.教育研究方法的新取向:质的研究方法[M].台北:台北南宏图书公司,1990.
关键词:软科学;信息资源平台;平台建设;调查分析;对策研究
随着软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为管理层提供的决策等服务的支持方面做出的越来越不可忽视的贡献,人们对于软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也应当不断的提高,作为推动软科学研究能够顺利进行的基础条件,进行研究信息的资源共享是扩大研究成果,增强研究的科学有效性的重要方法,为了提供一个更为广大的交流平台,建设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平台成为了必要的选择。
一、主要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主要的研究内容为了实现南阳市软科学在研究信息资源方面充分的共享与交流,从而促进南阳市整体软科学的发展,本次调查就南阳市的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平台进行了相关的调查,主要针对南阳市的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目前软科学信息资源在共享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该市为应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当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具体的调查与分析研究。(二)主要的研究方法1.文献调查分析针对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对于南阳市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现存问题以及相应解决对策的文献进行搜集,鉴别以及整理研究,通过对现存相关文献的具体分析,掌握目前南阳市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平台的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2.网络检索以网络为搜索平台,在网络中检索有关南阳市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相关资料,通过网络了解目前该市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发展现状,把握该平台的实际需求,同时为本次的调查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3.比较研究及实证分析该种研究方法主要需要对已经取得的相关资料与数据进行具体的比较与分析。将南阳市的软科学共享平台建设的现状与同类城市中此类平台建设状况进行对比,进而掌握南阳市的建设水平以及需要进行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对南阳市的建设数据进行细致的分析,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平台的内部进行量化分析,把握现存问题。4.综合归纳法综合归纳法主要需要对目前软科学内的各个学科进行综合性的归纳与分析,推导学科间的联系,从而更好地进行平台的内部结构建设。
二、主要研究结果分析
目前,共享平台已经依照知识管理的相关要求,对与软科学有关的信息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分类、整理与划分,建设了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在此基础上,平台依照科学研究的特点与流程,对平台的内部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分别通过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分析,对数据库的结构要求分析等将平台的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分层处理。经过平台的满意度调查可以发现,态度完全满意的比例约为25%,基本满意比例为65%,不满意的比例为10%,绝大多数人对于南阳市的软科学信息管理系统的态度还是满意的。对于目前分享平台存在的问题,从个性化服务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平台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于大众化的服务提供量较多,针对独立式的订单服务,所能够提供的服务较少,平台在进行优化时,需要对个性化服务方面继续提升,逐渐满足独立式的个性化需求。本次研究能够对目前南阳市的软科学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对策,对南阳市的软科学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三、本研究的科学意义以及未来的应用前景
本项研究在进行的过程中得到了政府、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重点批示,对南阳市的软科学研究资源分享平台的建设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调查结果。本次研究依照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对软科学的信息资源进行了搜集、整理以及开发,并对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整合,从而有利于构建资源的共享平台,这样的做法可以使得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减少对于投资以及资源的浪费,从而达到软科学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本次研究在社会中影响方面,由于是从应用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软件研究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进行了深入化的研究,因此对于社会中的广大科技管理部分、科技工作者、软科学研究者、以及各个行业中能够应用到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的企业而言,本次研究能够为其提供较为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同时也对科技、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软科学实力支撑,对促进南阳市的软科学资源共享深入化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与预期计划及目标的比较分析
本次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以及对具体数据的分析,已经按时完成了研究的预期计划及目标,在具体项目的分析上,能够达到初步的要求,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化研究。
结语
综上所述,南阳市在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该平台可以为南阳市的软科学研究提供广大的平台,以此同时平台化也为软科学的相关研究在社会中的应用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南阳市已经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问题将会逐步的被解决,最终推动该平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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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课改高中生物课程教学科学素质
【中图分类号】G63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5-0174-01
在当前新课改的大背景下,科学素质教育是一项备受关注的重要内容。在高中生物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学到生物学科的知识技能,还要注重挖掘学生的科学潜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在本文中阐述了科学素质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从学生的科学思维、科学实验态度、科学实践能力、科学探究能力、科学合作意识等五个方面,探讨了高中生物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主要途径,以期对今后的高中生物教学有所借鉴参考。
一、科学素质的内涵
所谓的科学素质,就是要让学生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学会一些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技巧,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认识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科学实践能力,从而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而提升自身的全面素质能力。可以说,科学素质的养成是以科学知识、科学技能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只有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知识,提升实践能力,才能逐步养成属于自己的科学观念。
尤其是在当前的新背景、新形势下,科学素质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应当必备的基本素质。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素质,才能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大发挥,工作能力得到更好展示。在新的高中生物教学大纲中明确要求:高中生物的教学内容要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着力培养一定科学素质的社会所需人才。所以,在高中生物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特别注重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着力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科学实验态度、科学实践能力、科学探究能力、科学合作意识,为学生走向社会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二、高中生物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主要途径
1.促进学生科学思维养成
在当前的高中生物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握学习重点,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可以说,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科学素质养成的核心,只有具备了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促进科学素质的培养和学生能力的提升。比如:高中生物必修三教材中讲到了“生长素的发现”,这是学生学会研究方法的较好范例。教师要学会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施以良好的教学设计,将教材中达尔文的胚芽鞘生长实验,通过多媒体课件做成动态效果投影,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形成学生自己的推想,然后让学生将自己的推想与达尔文的推想进行比较,进而激励学生大胆的设计证明达尔文的推想。在此基础上,对学生们的各种推想方案进行分析讨论,对学生们的设计给予鼓励认可,让学生们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同时学习和领会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们科学思维能力的养成。
2.培养学生科学实验态度
科学的实验态度是学生科学素质养成的基础。实事求是是学生应该具备的重要品质,也是学生们应该具备的实验态度。教师要引导学生真实的报告、记录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和数据,在学生进行实验设计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选好实验材料,明确实验思路,学会实验对照,实验完成之后帮助学生实事求的撰写实验报告,让学生真正在实验的过程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同时,教师要善于学会利用伟大生物学家的故事感染、教育学生,让学生们了解生物学家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质疑的科学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遵循以及坚韧不拔的科学意志、严谨细致的科学方法,从而为培养学生们科学的实验态度树立良好榜样。
3.强化学生科学实践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是高中生物课程教学的重要原则。比如:教师在讲授“细胞的癌变”时,可以联系实际讲到癌症的预防;在讲授“种群的特征”后,可以组织学生参加课外生物科学活动,去试着调查公园山坡上蒲公英的种群密度。同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各样的调查活动,提升学生的科学实践能力。比如:引导学生与当地卫生保健部门联合起来调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调查遗传病,让学生们推测其遗传方式。这种类似的活动,可以让学生进一步熟悉操作技能,发展个性品质,将学生们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4.提升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高中生物教师要结合生物教学过程,着力培养学生们的科学探究能力,引导学生学会生物科学方法。要培养学生们的观察能力,这是学生们进行科学认识的关键环节,是学生们在参与科学研究中获得感性认知的必备环节。在教学观察中,要帮助学生们明确观察目的、确定观察手段,对观察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和归纳,从而帮助学生学会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及里、从上至下等生物学常用的科学观察法,进而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同时,要着力培养学生们的实验方法,让他们学会了解探索性实验、验证性实验、对照实验、模拟实验等方法,学会“观察现象、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实验、完成实验、得出结论”这一实验过程,培养学生们的探究能力水平。
总而言之,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对学生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笔者相信,只要广大高中生物教师真正理解、准确把握科学素质的内涵,在生物课程教学中创新方法方法、搭建丰富载体,努力促进学生科学思维养成,培养学生科学实验态度,强化学生科学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就一定能够促进学生科学素质的养成,为把学生培养成新时期的综合性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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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蒙绍权,李桂芬;在生物教学法课中提高学生生物科学素养[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5期.
1.1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行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报告》课题组在2011年3月-4月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开展了“中国大学生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调查”。调查采取在机房集中进行网上答卷的方式进行。参与调查的人数为6750人,填写问卷6750份,获得有效问卷6643份,有效问卷占98.4%。问卷包括58个问题,划分为气候变化总体、科技、伦理以及政治经济学认知四个方面,问题形式是多选题和单选题。本研究主要关注问卷中的大学生气候变化科技认知层面。本次调查有效问卷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学科分布特点,将被调查学生划分为四个学科类别,分别是气象学、地理学科、工科和人文社科;各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为16.9%、9.0%、41.4%和32.7%;被调查学生中,男生占50.8%,女生占49.2%;被调查学生中来自城市的占44.9%,农村的占55.1%。
1.2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解释大学生是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科技认知影响因素,因此我们将大学生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参与意愿设置为因变量,因变量为1时表示大学生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因变量为0时则表示不愿意。考虑气候变化科普常识、科技伦理以及科技应对行动三个维度来划分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所有自变量(具体参见表2)。气候变化科普常识维度中,将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CDM)、“低碳经济”概念以及《京都议定书》了解程度四个变量考虑其中,主要因为气候变化了解程度考察大学生对于气候变化概念的总体认知;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出路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清洁发展机制(CDM)则是侧重于技术革新层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取直接有效的技术手段实现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概念是当代具有先进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国家采取的高碳能源走向低碳能源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会催生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的一种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会议中,《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最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全球第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控制气候变暖的国际协议。
气候变化科技伦理维度中,将IPCC报告“气候变暖”结论态度、气候科学研究结论是否应该公正客观、科学家认知为国家利益左右以及富国垄断先进科技手段压制穷国四个变量考虑其中,主要因为青年大学生思维处于活跃期,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公正、公平性关注程度高于其他人群,因此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科技伦理方面的认知对其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应对行动认知维度中,主要考虑了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的态度、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行动的满意程度、对国际节能减排技术扩散以及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发展问题,其根本出路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本世纪中后期,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必将成为一个紧迫并且重要的全球公共治理问题,大学生是国家发展未来的栋梁,对于参与未来的应对气候变化科技竞争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之间气候科学研究的竞争、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够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直接的良性效果进而影响各国的自身利益。因此,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的态度、国内气候科学研究满意度以及国内外节能减排、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的期待程度是否对其参与意愿有影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2计量模型构建
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Y=F(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随机扰动项。本文反映我国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数据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数据,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与不愿意。因此可以采用Binary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Y的取值限定在[0,1]的范围内,将“愿意”定义为Y=1,“不愿意”定义为Y=0。设X1,X2,…,Xk是与Y相关的自变量,一共有n租观察数据,即:Xi1,Xi2,…,Xik;Yi,i=1,2,…,n,本研究中k=12,n=6643。式中,Yi是取值为0或者1的因变量。Yi与Xi1,Xi2,…,Xik的关系为:
3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6643个样本数据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处理,结果列于表3中。该模型的预测准确率达到了80.9%,说明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从模型的整体检验来看,-2Loglikelihood值达到了5512.618,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而NagelkerkeRSquare值达到了0.240,Chi-square值达到了1089.443,说明模型可以较好地进行拟合。根据表3中模型测算的估计参数判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关性,其顺序为X10、X9、X1、X12、X6、X4、X2、X11、X5、X7、X8、X3。通过显著性(Sig值)可以看出,排名前六的变量分别对大学生参与意愿有显著和较为重要的影响,现对此6个变量进行分析:表3科技认知视角下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Table3RegressionResultsofLogisticModelforFactorsofInfluencingRespondingClimateChangeActionWilloftheCollegeStudentsBasedonScienceandTechnologyCognition注:*、**、***、分别表示达到10%、5%、1%显著水平.
第一,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行动的满意程度(X10)对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科学报告。以IPCC第一工作组(物理科学基础组)第四次报告(2007年出版)为例,我国大陆学者被引论文为88篇,只占被引论文总篇数的1.41%。气候科学研究的影响力显然亟需提高。其参数估计值为-1.023,可知自变量对大学生不愿意参加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极大的反向作用。即大学生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满意度越高,则越是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第二,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X9)的估计参数值为-0.629,表明自变量对大学生不愿意参加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较大负向作用。即赞同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的学生,更加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科技进步是人类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所在,对此观点有正确的认识的大学生往往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的整体把握较为客观,因此其参与意愿越高。第三,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X1)参数估计值为-0.507,表明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对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直接负向作用。越是了解气候变化的大学生,其参与意愿越是强烈。这一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作为全球热点公共问题,其作为科普常识的宣传性值得关注。科普宣传工作充分,则大学生对气候变化了解程度加深,对气候变化的实质往往理解更加深刻,所以其行动意愿往往更加积极。第四,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X12)参数估计值为-0.356,表示大学生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越高,则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积极性越大。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环节实现低碳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国内以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技术革新方兴未艾。大学生对这些低碳技术的使用比较敏感,应该通过组织团体活动等方式,使得大学生深入这些进行低碳技术革新企业,增强大学生对我国使用低碳技术的感性认识,从而促进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第五,气候科学研究结论是否应该公正客观(X6)参数估计值为-0.202,表明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完全公正客观认知对大学生意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越是赞同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应该公正客观的大学生,其参与意愿越强烈。时至今日,气候变化问题早已经超越科学界,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往往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扰,这属于科技伦理的范畴。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公正、公平性关注程度高于其他人群,因此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科技伦理方面的认知对其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第六,是否了解《京都议定书》(X4)参数估计值为-0.116,表明对《京都议定书》越是了解,则大学生的参与意愿越是积极。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会议中,《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最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全球第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控制气候变暖的国际协议。由于《京都议定书》的以上重要特性,对其了解程度可以反映大学生的气候变化科普意识,进而影响到其参与行动意愿。
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以现场答卷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6643个样本数据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处理。根据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调研结果表明,大学生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占80.2%,不愿意的占19.8%。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积极。(2)气候变化科普常识认知层面,对气候变化和《京都议定书》总体了解程度越高,则大学生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越积极。(3)气候科技伦理认知层面,越是赞同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应该公正客观的大学生,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越积极。(4)科技应对行动层面,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出路认同度、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行动的满意度以及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越高,则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越积极。基于本文实证结果,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对大学生广泛和深入地宣传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提高其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了解程度。认知是行为的基础,只有使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有广泛和深入的认识,他们才会有去关注气候变化的可能,进而才会主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可能。青年大学生思维活跃,热衷于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是向全社会传播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有重要的推动力量。因此,建议高校要扩张对大学生宣传气候变化知识的路径,以开设气候变化课程以及开设公益讲座等方式宣传教育气候变化科普知识,促使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得到充分认识,进而整体提高我国大学生群体以及普通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
第二,对大学生进行气候科技伦理知识宣传教育应该予以格外重视。气候变化表面是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需求空前,已经普遍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碳排放要求往往是以维护发达国家自身政治需求为出发点。因此,气候变化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往往超越了科技本身的范畴,已经被渗透了多种复杂的因素。青年大学生思维处于活跃期,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的公正、公平的期待高于其他人群,因此,气候科技伦理认知对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很大影响。可以通过组织气候科技伦理主题辩论等方式增强大学生的气候科技伦理意识,进而促进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
[关键词]项目驱动研究型教学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1975-),女,安徽涡阳人,桂林医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孙莉(1960-),女,广西柳州人,桂林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医学教育管理;李荔(1967-),女,广西桂林人,桂林医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广西桂林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新世纪教改工程“十一五”第六批重点资助项目“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医学人才‘订单式’培养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0JGZ026)和2010年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构建服务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0C1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1-0082-01
项目驱动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项目驱动教学法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新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以项目为驱动,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以科研课题或者项目为驱动,采用讨论式、探索式、开放式、调查分析等方法,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到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模式能有效地推动了学生的研究性、探索性、交流性学习,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创新学习的需求,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科学态度和创新品格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的意义
1.顺应了国内外教育改革形势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普遍对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主要围绕大学生应当具备的素质教育,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我国为与国际教育改革形势相对应,也将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本科教育教学体系的构建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作为这一体系的重要内容,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也越来越得到我国高校的广泛重视。
2.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实施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学生可参与科学研究,了解所学专业的学科前沿,可参与社会调研和实践,从社会的角度深入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关注人类与环境和谐发展,增强社会责任感。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模式通常是围绕一个课题展开,通过教师的组织、引导和启发,通过学生自己的探究学习和实践,发现规律,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团结协作的能力。
3.有利于学生科学态度和创新品格的形成。研究型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而正确的科学态度和求实、创新、献身的科学精神是最重要的的一种科学素质。在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模式中,学生的目光和兴趣越出书本,课内学习和课外研究融为一体,学生内部释放出未知的热情、强大的能量和探究的潜质。
二、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模式的特征
1.教学理念的先进性。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是一种崭新的教学理念,使学生不仅获得科学知识和技能,还提高了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了终身学习的本领,适应科学技术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则根据自身的科研经验帮助学生寻找探索的方向,起到组织、引导和启发等作用。
2.教学目标的多维性。首先,不但重视传授知识,而且更重视培养能力。在科学研究中,培养学生的发现、评价和运用学习资源的能力、逻辑思维以及书面表达等方面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其次,不但重视学生对科学研究过程的亲身体验,而且重视在研究过程中学生对科学方法的掌握以及探索能力的形成。最后,学生通过团队和小组分工合作,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作学习及人际交往能力。
3.教学主体的自主性。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倡导重视学生特长、兴趣爱好及个性的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可以自己设计研究课题、自己制订研究方案,也可以自由选择科研课题、课题负责人。因此,可以说在这种教学方式中,学生的自主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4.教学环节的研究性。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模式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起来。通过项目驱动,使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在理论中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知识,从而经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体验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的乐趣,最终使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科学素养得到实质性提升。
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的这些特征,是对现有的继承性教学模式的突破,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现代大学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
三、建构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模式
1.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理念直接决定教学模式的选择并进而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我国国民素质的提升。如今高校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研究型教学来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素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首先校领导要转变观念,只有校领导的观念转变了,重视研究型教学,才会去调动学校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师生转变教育理念,充分认识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使学校本着对学生负责、对教育事业负责的精神,提高开展研究性教学的自觉性。其次,教师将改变了以往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他将同时成为学习者、组织者、协作者、研究者和指导者。
2.教学内容与组织形式的转换。研究型教学倡导全新的教学内容,强调教学内容与学科发展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保持紧密联系,要求教师能始终站在学科的前沿指导学生由已知到未知、并对未知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模式运行时将打破了学科界限,需要学生围绕课题进行主动学习、研究,这就要求教师由传统教学的学科化向综合化转变,进而实现个体化教学向合作化教学的转变。对于教师而言,这是工作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是对自己知识与能力的再造与重塑,有利于高校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3.教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在新的教育理念下,教师的角色不仅只要比学生早一步获取了系统知识,而要在科学研究中积累独特研究体验和科学情感。教师通过科学研究,掌握学科领域的前沿知识,跟进最新研究成果,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和业务素质。在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中,教师不再以知识的传授作为自己教学的重点,取而代之的将是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传授科学研究方法。教师的研究能力直接影响研究型教学的质量,教师树立研究的意识和具备研究的才能至关重要。
4.教学资源的支持。为更好地开展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学校应不断加强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的建设,为学生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硬件支持。学校加强对学生科研的训练、指导,提供广泛的研究机会,也是开展研究型教学的重要条件,如设立大学生科研协会,提供研究经费,进行研究的指导,接受研究活动的咨询;制订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给学生提供广泛、开放的参与研究工作的机会等。学校应利用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的特点,在校园网上建立“研究性教学专题网站”,使其成为师生了解“基于项目驱动的研究型教学”的重要渠道。
5.评价考核机制的优化。由于研究型教学模式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考核机制也应作些改变,这样才能保证研究型教学效果。研究型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评价考核应根据其开展模式,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评价考核,考核方式可采用撰写论文、实践报告、口试答辩、操作性考核等。对教师的评价考核,重点应放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的组织情况、指导频率,课题或项目设计的实际关联性和创新性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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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义与本质; 方法论阈限;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1-0008-0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坚持30多年方法创新的产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预示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会出现新的繁荣和进步。然而,由于范式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是“舶来品”,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很多人目前对它还缺乏切实的了解,在理解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特别是在此命题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主张时,容易产生误解和误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义与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是必要的。
笔者通过研读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它相关著述发现,讨论范式之本义、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逻辑前提。
第一个逻辑前提:明确范式的对象本是人类(准确地说是西方人)自然科学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学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是“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1]的产物,属于狭义科学学的对象范畴。①而在我国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看来,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钱学森语),其使命在于”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所发生的作用,研究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于光远语)。[2]
第二个逻辑前提:明确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有别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学研究史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的发展史;自然科学发展史,所指则是具体门类的自然科学亦即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说的“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的发展史。就是说,范式虽然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学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语义学要求,范式的完整语形应为“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托马斯·库恩之前,自然科学家们关注的主要是其在场的门类科学即“常规科学”的发展史,一般并不关注科学研究发展史,范式被发现填补了这项空白,它是库恩在20世纪对科学史和科学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末,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随同科学学传进我国,很快广泛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科学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一个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对范式的学科属性却不予应有的关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当如何“借用”范式、实行“范式转换”这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因搁置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而处于“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振振有词、各行其道的状况。
由此观之,将范式置于唯物史观方法论视野之内进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进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无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历史使命和职业责任。②
一、从范式发现看范式的本义
什么是范式?回答这个“定义”性的问题,需要从范式发现说起。发现范式,缘于托马斯·库恩对自然科学史的精到考察与缜密思考。这可以从库恩以“历史的作用”为题安排《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绪论(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该书第二章“通向科学之路”中,托马斯·库恩说他在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的“共有范式”或“一个基本单位”。他在考察光学研究发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学范式的这些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3]不难看出,库恩在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发现归结于他对“科学革命”之意义的历史考察。
托马斯·库恩在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体叙述了他发现范式的机缘和过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论物理学研究生的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参加了一实验性的大学课程,这是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的物理学,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拥有“无人知晓”的作品的年轻人“置于科学共同体”的观念。在阐发这一观念时,库恩特别述及一些年轻人对他成功发现范式所给予的帮助,他称这种帮助是年轻人的“恩惠”。[4]在此笔者顺便指出:从科学史来看,托马斯·库恩对年轻人所持的这种谦恭态度,不仅是一种尊重后学的美德,也是一种崇尚科学的智慧,应当被视为任何(研究)范式结构“共同拥有”的一种“传统”。
范式发现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如库恩所说的,是“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呈现的两面性。库恩发现,科学史上任何“成熟”的“常规科学”的巨大成就都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因科学的巨大成就而“空前吸引一批坚定的维护者”,维护和巩固科学“成熟”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又因科学的巨大成绩而“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为科学“革命”和创新提供了历史课题。库恩告诉人们:“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由此可见,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对于自身的两面就是科学研究范式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所谓范式并不神秘,不过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而已。[5]只要视范式为“对研究科学发展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基本单位”,那么“常规科学与范式这两个相关概念就将会得到澄清。”[6]
通览《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关于“什么是范式”所给出的“定义”不过如此,既似清晰又很模糊。实际上,仅从范式发现的角度来给范式本义一个定义性的界说是很困难的,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并没有给出“什么是范式”的严格定义。这并不是托马斯·库恩的疏漏,而是合乎科学学和科学史研究者惯用的定义研究之“范式”的。科学学奠基者之一的J·D贝尔纳认为,给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义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实质被的危险”。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借用中国老子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学命题,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科学或科学学,我们也无需下一个严格的定义”。[7]贝尔纳推崇的这种关于“定义”的方法见解,是适用对范式本义的界说的。
从本义看,托马斯·库恩发现和描述的范式不同于方式、模式和模型。库恩说:为了避免“可能误导读者”,不能以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有些无奈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似颇合适。”同时他又明确指出,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也不能“完全表达”他的“范式”通常包含的意义”。[8]
库恩作这样的区分和申明是必要的。他的范式不是人们常说的方式,方式是具体的,多具可操作性,并且多是可以事先设定和安排的。他的范式也不同于模型或模式,模型、模式都是清晰的,确定的,一般是可以用语言描述和表达的,甚至是可以用线形(直线或曲线)图示的,用衡器来度量和测试的。而范式却总是模糊的、宽泛的、不确定的,一般只能“意会”它的真实存在而难以言表它的确切形态,所呈现的是一种经由人工作用促成的不确定的方式,一种经由人工作用却又是“自然形成”的不确定的因而是开放、动态的模型或模式。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学学、科学技术哲学将范式作为形上范畴摄入自己的体系。
概言之,范式作为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的方法论,推崇的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9]之诸要素“结构”状态的真实存在及其重要性。范式本义关注的不是其“结构”要素的固定模式和一致性,不是强调唯有经由“科学革命”实现“范式转换”才能赢得“常规科学”的常态发展。这是范式的本义及其真谛所在。
二、范式的本质与范式“转换”
如上所述,要给范式本义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也许是必要的,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范式本质上反映和描述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真实存在的“自然历史过程”,一种由史而来并由当下而去的永不终结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唯物史观视野里,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中描述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的这种“自然历史过程”时指出:“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这个“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就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及“竖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层建筑。“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0]
恩格斯在这里基于唯物史观描述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主轨迹的最高“范式”,无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一切科学研究发展史的规律与轨迹。
库恩范式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史,既不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文本记述史,也不是与文本记述史相关联的科学研究活动史,而是这两种“史”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交汇、整合而呈现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就是范式的本质。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和把握范式的本质,一要看特定的社会所能给予科学研究的“前提和条件”及社会已经提出的“社会功能”要求。二要看科学研究的范式传统是否存在面临“科学革命”而需要适时地给予调整、重组乃至转型或转向的必要,如果存在这种必要,那也不可轻率地倡导“转换”,而应当因势利导、凭借其“共同体的成员”形成的“合力”,顺乎“自然”地去实现。不然,就可能会违反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违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志,以及范式传统维护和遵循的共同的“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一句话,背离了库恩发现、描述和贡献范式的旨趣。对社会科学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把握,更应当作如是观。
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范式可以为人所认知和把握,因而可以“顺其自然”地促其丰富和发展,但一般不可以“人为”地“转换”。托马斯·库恩在科学学和科学史的意义上探讨过范式转换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学术态度是积极又审慎的。在他看来,“科学共同体取得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对这些问题,科学共同体才承认是科学的问题,才会鼓励它的成员去研究它们。”与此同时,对“其他科学关心的问题”或本学科暂时感到“太成问题而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的问题”,加以“拒斥”。[11]库恩对范式“转换”问题所持的这种科学态度,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观点来看,范式所反映的“科学革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J·D贝尔纳“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所指出的那样:“某些因素的数量变化,导致不同质的产生。当我们开始认识科学发展的某种模式时,科学却又向前迈进了。”[12]
如前所说,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科学革命”,每当这样的“革命”发生时范式就面临“转换”。
但是,库恩并不轻言“转换”,更不刻意鼓动“转换”,范式“转换”不是他著述“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主要目的。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章“常规科学即是解谜”中甚至强调,任何科学研究的结果都是有意义的,科学家在“扩大范式所能应用的范围和精确性”的问题上,应当持“热情和专注”的科学态度,不可随意“转换”范式。窃以为,这种主张本身就应属于范式“结构”的一个要素。[13]
这是因为,“范式转换”的命题容易产生误解。从范式的本质来看,“转换”不过是范式发展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一种表现,是其“自然历史过程”因由“科学革命”而需要调整方向和改变轨迹,实则是“转向”或“转型”。而从实际情况看,“借用”范式的人们对“范式转换”则多不这样看,他们所言说的“转换”是要“换药”而不仅仅是“换汤”。
从逻辑上来分析,视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为“自然历史过程”的转向或转型,是尊重社会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而“转换”却是主观给定的“思想过程”,不一定合乎社会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转换”在“换”了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就可能会“换”了事物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性。③
由此看来,在正确理解和把握范式本质的前提下,如果说范式“转换”是必要的,那么慎言范式“转换”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三、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
如果说,发现和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意义,那么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不然。这就是范式的功能和方法论阈限问题。
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基于适应“科学革命”的“转换”,反映的是社会发展进步对科学技术提出的丰富“社会功能”和优化组织方式的要求,其学说主张显然也不应生搬硬套到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领域。
范式的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隐藏在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之中的规律,进而提出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应遵循的共同理念和规则,实现规则与规律的统一。任何规律都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因而反映规律的规则也都具有普遍的认知和实践意义。范式所揭示的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在一般性的意义上是否适应于我们揭示和描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但须知,揭示与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和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的范式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受社会有效因素的影响与力度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也不可以一样。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转换”较多地受社会需求包括体现社会需求的国家意志(政策和策略)的影响和制约,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关涉经济、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基本制度的研究,就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指导,其范式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共同体”或“学术权威共同体”的“利益集团”,即使这样的“共同体”是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存在的。
由此看来,我们在理解和把握社会科学研究尤其诸如思想政治教育之类学科的研究范式的问题上,不应当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借用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问题。
在库恩那里,范式转换就是科学革命,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是否亟待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在遮蔽和搁置基本原理的情势下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是需要持极为慎重的态度的。因为,人可以认识和把握规律,创建和运用反映规律的规则,以发展和造福自身,却不可以创造和“转换”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有相通之处,但并不相同,反映两种研究规律的范式也不应相同。这也如同自然有生态,社会有生态,但不可将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道理一样。
厘清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应是广义科学学(将所有科学作为自己对象)之研究范式的一种基本要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广义科学学对此似乎还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
范式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一种方法论的理论和认知原则,是否适应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已经多次涉论这个问题,但多为发现和描述范式之“一带而过”的过渡语。
据托马斯·库恩自己介绍,1958~1959年间他应邀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研究,“在主要是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中度过的”,使他感到“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他“未曾预料过的”。[14]在科学研究范式的问题上,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究竟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以及为什么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并没有细说。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从中清楚地看出,库恩已经把两大科学领域存在的这种“明显的差异”问题,明白无误地提了出来。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有助于梳理和总结其有史以来的规律和轨迹之“自然历史过程”,进而把握其方法论规则,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实践丰富,著述纷呈,亟待今天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共同体”进行开发和描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传承和创新。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首先要看到“借用”的范式本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不可照搬照用,必须经过创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神”(功能)与“形”(形体)的统一体。某种科学需要“借用”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借”得其他方法之“神”的情况下,才可能“借用”,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发挥被借用的方法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唯有“借”得范式的“传神”之处,才可能实现方法创新,不然,实际上就成了方法套用或方法移植,毁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应有的逻辑结构。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不同门类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以“移植”,更不是认为方法“移植”与方法创新是对立的,而是强调所“移植”的是方法之“神”还是方法之“形”。④
其次,要区分研究范式与“文明样式”的学理边界。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于在样式的意义上言说库恩范式和“范式转换”,如“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等。这其实是一种学理上的误解。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中,文明样式一般是指某种知识理论体系或精神文化的内在特质、价值目标和意义向度及其显露的形态或形式,如“道德样式”、“文学样式”等,而范式所指则是科学研究方法论,当“范式”搭配哲学、人学时,其语义和语形实则是“哲学(研究)范式”、“人学(研究)范式”。如今一些学者倡导的“哲学范式转换”、“人学范式转换”,所指,实则是“哲学样式转换”、“人学样式转换”。
再次,坚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逻辑结构。
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之结构要素中的“科学共同体”、“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都是具体的,都具有鲜明的国情特质,不仅是历史范畴,也是民族范畴。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论及“第三类科学”时指出,“第三类科学”是“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其间存在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真理的情况更糟糕”。[1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理论一级学科统摄下的一门二级学科,无疑属于这样的“第三类科学”。这种学科属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不可将范式抽象化、一般化,而必须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尊重中国国情、世情和党情。
如此来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就不会遮蔽其与库恩“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不至于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体的成员”尤其是青年成员,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问题上陷落“未曾预料”的迷途和窘境。
注释
①关于科学学的对象,研究科学学的人目前的意见大体有两种:一是“整体科学”或“科学的整体”,包括自然科学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有门类乃至所谓中介学科如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等;另一种专指自然科学。范式是库恩在考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史的过程中发现的,故而笔者称其归为狭义科学学范畴。
②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强调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是否也是一种带有“科学革命”性质的亟待梳理和澄明的“研究范式”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③这个道理如同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自然历史过程”,只能顺乎其发展规律和方向推动“社会转型”而不可强行“社会转换”一样。
④笔者曾用俗语对方法借用和创新作如是比方说:“如菜刀(工具方法),可以用来切菜、切瓜,可以用来宰鸡,还可以用来裁纸,其所以如此,皆因其‘貌’在‘刀’而其‘神’却在‘切’。在这里,‘借刀’全在借刀的‘切’之‘神’即刀之功用。世上的刀有很多种,但其功用却都在‘切’,正是‘切’使刀具有广阔运用领域,同时又使刀作为一种工具方法而存在方法的阈限。”(参见拙文:《略论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问题——兼谈逻辑悖论对于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阈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伦理学》,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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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