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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韩国;医药企业文化;途径;评析
韩国医药企业发展非常迅速,主要药企的年生产能力已超过世界的30%。在传统的韩医领域,韩国药企占据了这30%份额的多数。而在尖端的生物医药领域,韩国医药企业正在以生物仿制药代工为途径,大力增强产能,成为世界生物医药的翘楚,其中赛尔群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单抗生产商。韩国医药企业的成功,一方面是追求创新的结果,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仍然是儒家文化赋予的正能量。本文主要总结儒家文化对韩国医药企业的影响,从而希望对中国的医药发展有所借鉴。
一、影响的施动主体
儒家文化对韩国医药企业的影响构成了结构关系,其中儒家文化是施动者,而韩国医药企业则是“受动者”。在这组结构关系中,儒家文化是一个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影响的全方位覆盖体,而韩国医药企业则是其中的小受体。
(一)医药企业文化的概念
韩医为主的处方药2008年以来一直占韩国整个药品市场的84%,处方药市场规模近6年年增长率都在12%以上。2008年,韩国药品市场价值为99亿美元,到2013年韩国药品市场价值达到151亿美元。较为知名的韩国药企主要有Dong-A、Dong-wha、Green GrossKorea、YounyJin、YuhanCorp,韩国LG生命科学有限公司、保宁制药株式会社、希杰有限公司、大熊制药株式会社、钟根堂、韩林制药株式会社、韩美药品株式会社等等。韩国的药企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部分,是指全体医药员工在长期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药企的文化具有企业文化的普遍特征,集中体现为理念形态文化、行为形态文化和物质形态文化的有机复合体。该复合体是药企在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以自身的努力贯彻并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以文明精神和风格取胜的群体意识,并且表现为药企特有的人文风采和独特的社会风格模式。
(二)儒家文化的概念
孔子创建的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相述(继承)尧舜,(效法)文武”,崇尚“礼乐”、“仁政”,重视孝、忠等伦理道德教育。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孔子把“仁”作为行为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悌”等一套思想体系。
二、影响的手段路径
儒家文化要对韩国药企发生影响,需要借助一些手段和路径,否则谈不上影响。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的手段路径:
1. 人才选拔的途径。在药企选拔人才的时候,多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被称为SSAT。在选拔的试题中,《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现的频率很高。在测试的高分区域,韩医典籍中注重医德的名句都常出现在考核中。人才选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它能够促使员工重视儒家的品德。
2. 教育职业培训的途径。韩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在内部设置了职业训练中心。位于韩国首尔的医院,韩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医院是隶属于三星集团的三星首尔医院,秉承着三星集团的创业理念事业报国、人材第一、合理追求。三星首尔医院对新员工培训期间是四周,在韩国国内的医药行业内是最长的。韩国的药企和医院不仅高度重视对员工进行能力的培养,也十分重视儒家思想道德的教育。企业员工的培训资料中涉及大量的儒家道德伦理。例如儒家经典中的九思、九容就被长期作为员工的基本教养科目。
3. 高层领导身体力行带有示范的作用。在韩国的药企组织内部,其结构形式和三星等大公司的结构非常类似,都是权力高度集中,决策主导权严重倾向于高层领导,企业内部以权威性管理行为主要模式。由于韩国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模仿,加之韩医特殊的传统性,使得多数的韩国药企都将《论语》、《大学》、《礼记》等儒家经典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而这些药企的经营者都把自己的创业理念、创业之路与经营之路归结为践行儒家道德标准的结果。
4. 内部企业文化的运行具有道德生成的作用。韩国的药企内部家族共同体意识强烈,企业员工群体对企业的效忠程度高。同时企业内部的成员群体具有工作认真,任劳任怨的劳动意识。这些意识之间相互学习和模仿,构成了整个药企运行的文化范围。这种文化氛围对儒家文化的主导作用起到了生成、塑造的作用。
5. 社会的儒家文化影响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如果说企业是“小社会”,那么整个社会文化范围的“儒家化”则实现了企业之外对员工影响的“全覆盖”。韩国学者认为,“在韩国社会,儒教至今也仍然占据绝对的比重。儒教文化是纯韩国人式的思维方式、性格修养、行为规范的基准。即使在今天,儒教也仍然深深地扎根于韩国社会的基底”。
三、影响的效果评析
在西方社会学家那里,东亚社会缺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因而实现现代化转型乏力。然而韩国企业特别是药企的成功证明了儒家文化对于韩国药企的正面促进作用非常巨大。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对韩国药企的正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负面影响则是次要的。
1. 儒家文化的正面影响。(1)政府主导的支持作用。世界经济史证实,在先进的发达国家已经牢牢占据世界市场份额和技术优势的状况下,政府在企业的创始阶段的“扶着走一段”非常关键。儒教传统色彩浓厚的官僚集权政治制度能够发挥集中国家资源的效果。(2)儒家文化内省、诚信和教育的特征使得韩国药企高度重视生产中“人的因素”。员工作为劳动者,其精神状态和是否诚信勤劳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李敦球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家族集团主义、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儒家文化在人际关系中重视和谐与诚信、儒家文化提倡个人道德修养的自律精神”等方面是儒学思想对韩国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的表现。朴昌根还将重视教育归纳“尚文主义价值观”的概念。(3)均富观念对企业员工的动力机制有促进作用。在企业积累原始资本的初期阶段,作为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的均富观念起着阻碍作用。但是如果企业一旦已经形成了优势,那么均富观念“在官僚威权体系体制下却可以由妨碍现代化的因素变为有益于现代化的因素”。(4)儒家道德能缓冲资本主义逐利的负面作用。无论是社会的快速发展,还是社会转型,都容易导致人文精神失落、价值理想颜废、物欲主义泛滥等众多难缠的“社会病”,儒家文化对于医治这些社会弊病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儒教的道德伦理是可以有效地拯救被科学主义的膨胀所‘工具化’”。除了以上这些要素外,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主义、家长制都在药企的不同发展阶段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儒家文化对韩国药企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韩国成为二战后首个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成功孕育出了全球排名考前的电子、生物制药企业,与儒家文化的正面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韩国曾经以惊人的高速度发展和迅速崛起,当然有其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战略,然而,弘扬传统儒家文化始终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当然,儒家文化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要素。
2. 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韩国药企注重儒家文化传统、注重家族管理与人脉关系、多渠道学习、强调共同体和集团主义、教育领先、“人才第一”,但是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一些负面影响。(1)家族管理使得员工有强烈的剥夺感。由于韩国药企注重家族管理,使得员工们有一种为某个家族服务的不适感。特别是随着民主制度的推行,家长制和家族管理越来越与民主观念发生抵牾。集团主义则无法凸显个人在企业中的作用,更是与世界主流的企业文化发生矛盾与心理冲突。(2)儒家文化中的“中庸取向价值观和保守倾向;强调人治,对制度建设不够重视;道德至上主义,束缚个性发展;宣扬贵义贱利,对发展经济有一定阻碍作用;文化观念带有模糊性、粗糙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对企业的影响表现在操作的不规范和动作的不标准;过于注重传统定义下的智慧,在现实面前往往显得空灵和玄虚;重视礼教、等级、身份,对企业创新不利”。在企业内部权力的顺从下以及各式各样培训、规训、训诫、教育、疲于人际关系,使得员工们自由权极为缩减。2006年2月,韩国媒体报道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中,韩国已经连续12年登上自杀率第1名的位置,其中忧郁症等精神方面的疾病是导致自杀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3)儒家文化自身的内部冲突。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的价值,因而尽管企业塑造成“仿家庭”,但毕竟不是真实的家庭。据2016年1月23日《参考消息》报道,从朝鲜叛逃到韩国的医生经常无法在韩国医疗行业找到工作。难关之一是,在韩国作雇员做到俯首帖耳很不容易,相对社会的自由,他们更思念故乡和家庭。据统计,每年死亡的“脱北者”当中有15%是自杀,这相当于韩国自杀死亡率的三倍多。
四、影响的经验与启示
儒家文化对韩国药企发展的优势和弊端给中国的中医药发展很多的经验和启示。
1. 后起国家的政府启动优势。中国也是一个世界医药市场后发国家。中医药要抢占世界医药市场,首先在企业的初始阶段加以扶持。但是该扶持不宜伴随始终。在企业成长壮大后,要由政府主导改为政策性调控。
2. 企业内部的文化强调奉献、团结、诚信是药企保持的诀窍,但同时要对西方企业尊重创新的文化兼收并蓄。将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秩序和西方文化中的不断创新结合起来,挖掘儒家文化中“变则通吗,通则久”的思维为中国药企的壮大和发展服务。
3. 医药企业一方面要注重亲情化的管理,提高员工“以企为家”的感受,注重道德。但是另外一方面,儒家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提醒我们注意,员工作为劳动者拥有平等的状态有助于提高对企业的认知,单纯的服从型管理方式并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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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归纳法,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体育学等多维学科的角度,结合当前“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通过深入分析儒家文化与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而提出基于儒家文化背景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理念。
关键词 儒家文化 校园体育 体育文化 一、研究对象
儒家文化与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二、研究方法 (一)专家访谈法
通过走访、电话与电子邮件等形式,咨询有关儒家文化、校园文化及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专家了解对本课题的看法及意见,指导研究方向。 (二)文献资料法
在知网、万方等数据平台以儒家文化、体育文化等为关键词检索,共有36篇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指导。 (三)逻辑分析法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依照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体育学等的基本原理,对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得出结论。 (四)比较分析法
通过对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理解,与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文化精髓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的融合及其交叉,进而提出了基于儒家文化背景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理念。 三、结果与分析 (一)“仁”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以人为本的建设思想
“仁”的学说在儒家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儒家认为“仁”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为人性修养提供了明确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尊重人、爱人为根源与出发点,表示对人充分的尊重。目前,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因校而异,但是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不是单独一个部门,一个学校,一个机构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全校各个部门及机构齐心协力,同抓共管,人人参与,人人关心。这就体现了“仁”的精神。需要运用儒家文化中“仁”的精神来指导人们建设和谐校园文化。 (二)“礼”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秩序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儒家立足于做人治国,将中和归宿在中“礼”,以礼制中,归仁于礼,以追求人际和谐,实现儒家美好的王道政治和理想社会。在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礼”的功用即是给每个校园人定位,以建立起一定的建设秩序,保证整体的和谐。它体现了建设中校园人自身的和谐、校园人与校园人之间的和谐、校园人与校园的和谐以及校园人与社会的和谐。 (三)“力行”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理念
“力行”意识是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关键。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在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更要提倡“力行”,以身为范,不能仅仅动动嘴就代替实际工作,只有亲力亲为,才能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找到不足之处,以达到及时纠错的目的。这也是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关键所在。 (四)“和谐”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目标
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目标是为了追求和谐。儒家“和谐”精神并不排斥相互冲突,在共同的基础上保持个体的明显差异性,个体间以相互合作、相互依存为主,并保持良好的竞争态势,在统一体内保持动态稳定,以求得系统能量大于个体能量总和之目的。我们在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中,既要“四手都要抓、四手都要硬”又要允许一部分内容优先建设、发展起来,从和谐到不和谐到新的和谐的发展过程,使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始终处于一种有序、充满活力、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的和谐状态。 四、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儒家文化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繁衍发展,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儒家文化在多元文化融合汇通的今天,更是表现出“走向世界”的发展大趋势。学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担负着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还具有知识传播、文化交流传播的功能。 (二)丰富儒家文化的内涵
基于儒家文化背景的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校园人体质,还能加强校园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通过体育精神文化建设加强了学生日益淡薄的爱国主义情感。儒家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传统爱国精神的基础上,在今天被赋予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坚信一个中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的爱国主义的思想。 五、结论
和谐校园体育文化是和谐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和谐校园为特定空间,以校园人为参与主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实现学校培养和造就和谐人才为总目标,校园人在和谐校园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体育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且校园体育文化系统与社会各系统之间以及校园体育文化系统自身各组成部分和各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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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认同现状;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48-02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经过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可塑性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因此,面对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文化因素,大学生极易产生文化叛逆,形成文化认同危机。
一、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现状
本文以对哈尔滨工程大学187名学生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分析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现状,以期引起高校理论界的重视。
1.大学生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且学校资源利用不足
数据显示,被调查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来源依次是书籍书刊、中小学教育、电视节目、网络媒体、学校讲座、家庭氛围影响以及相关课外实践活动。当代大学生很大一部分没有受过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家长大多忽略了文化素质的教育,只有16.1%的学生表示受过家庭氛围的影响。而且,在校大学生没有很好地利用学校资源,187人中仅有46人通过学校讲座了解儒家文化,仅占到24.6%,这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流失;学校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相关课外实践活动,这一项仅有6.42%的同学选择。
2.大学生对大学开设实用性学科认同度较高
大学生对高校开设实用性学科的认同度较高,69.5%的学生非常赞同在大学多开设一些类似《西方经济学》、《证券投资》等实用性强的课程。相反,受调查大学生中,仅有32.6%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大学开设《儒家文化经典导读》这门课程,54.0%的学生认为比较有必要,占了绝大多数;而受调查的大多数理工科学生都对此表示不赞同。
3.对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认同度较高
从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66.8%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有利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其中“孝”的影响首当其冲,70.6%的大学生认为儒家文化对其最大的影响就是“孝”,往后依次是“信”、“礼”、“义”、“悌”、“耻”、“忠”,以及“廉”。关于儒家文化在当代存在的意义为何,64.7%的学生认为是“修身之术”,34.2%的学生认为是“对教育的贡献”,但是仍有3.2%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是陈旧的思想,只会让人呆板。
4.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及传播方式的不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以及传播方式不认同。15.0%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存在的意义是沿袭古老传统,11.8%的学生认为是文人学者做学问的工具,11.2%的学生认为是政治统治。对于当下很多文化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研究并配合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的现象,54.0%的学生认为此现象意义重大,是对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弘扬,42.3%的学生认为这样意义不大,能有正面影响,但多数情况是为了炒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有较强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只是选择性认同。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儒家文化认同危机。
二、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出现认同危机的原因分析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蕴含着很多的精华思想,然而,高校的重理轻文现象、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以及网络媒体的无序失控等因素却强烈冲击着大学生还处于形成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致使部分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出现了危机。
1.儒家文化的思想弊端
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是束缚人们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枷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中较为明显的弊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且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等级观念造就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抹杀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而中国很多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或见证过很多这样机会不平等的事情,这与他们学习的西方人权、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社会里人民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利是相反的,因此难以认同这种从儒家文化中得来的论出生、论血统的思想是有情可原的,对儒家文化也就难以认同。
2.大学生辨别能力较低
当代大学生固有的认知特点使他们对新事物怀有极强的好奇心,但是,在对文化的吸收过程中,他们往往带有幻想的色彩,不切合实际,不能准确、深刻、全面地认识问题;同时,他们的思想观念尚未成型,缺乏辩证分析、冷静处理与自觉抵制的能力,缺乏文化选择和文化辨别能力。加上他们成长于各种观念相互碰撞的时期,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他们往往手足无措,对健康、先进的文化和错误、没落的文化不加辨别,这使得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浅显思想表现得很认同,但是对内在深层次的隐形文化却不尽认同。
3.我国高等教育的惯性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表现出重科学轻人文的倾向,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理工科教育在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文科学教育衰微,直接导致儒家文化难以进入大学校园。从调查问卷也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中小学教育,而进入大学之后几乎不再学习儒家经典,只关注外语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同时,高校中人文学科师资力量也较理工科专业的薄弱许多,教学方式也过于老套,还是以单向的说教、强制的灌输为主,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因此,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的衰微,势必造成儒家文化教育的失落和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疏离。
4.网络媒体的无序失控
互联网使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融于网中,敞开于世人面前,我国儒家文化同样卷入交织着交流与冲突的旋涡之中。其结果是,缺乏辨别能力的大学生很容易被俘获,无序失控的网络文化销蚀了他们对国家、民族、正义、价值等传统文化问题的深度思考,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停留在粗浅的表层理解上。此外,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增加了社会生活的透明度。于是,社会生活不完善的一面更多地暴露在大学生面前,大学生在道德价值判断混乱的情况下,只能随波逐流,盲目追随社会上的一些认同观,因此对儒家文化产生认同危机。
三、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文化认同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已经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当前大学生儒家文化认同中出现的问题,也为了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我们必须提出有力的措施,以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文化认同的程度。
1.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文化是精华与糟粕的并存。大学生在传承儒家文化时,一方面要对儒家文化有自信心和自豪感,充分挖掘其内在的有意义的观点,如“仁爱”思想、“孝悌”之情、“修身”之术等,然后内化为自身的良好品质。另一方面,对其中的“三纲五常”等思想予以摒弃。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儒家思想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出正确而合理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2.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
大学生自身应当增加儒家文化知识储备并提升对儒家文化的认知,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文化的积极意义和重要性,珍惜儒家文化,自主积极地学习儒家经典,明白儒家文化不仅仅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而需要我们认同,更在于其内在深层次的伦理观意义与自我涵养。同时,高校应多举办一些有意义、有影响力的实践活动,如开设诵读儒家文化经典的比赛,又或者学校的各个讲坛可以积极发挥作用,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为大学生讲解儒家文化的精髓,使儒家文化内化为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大学生真正从心底接纳儒家文化。
3.改革高校人文教育方式
为使儒家文化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教育部应督促高校积极鼓励教师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儒家文化概论”等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并以学分制的形式列入教学大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同时,高校应注重人文学科师资力量的培养,引导教师以生动活泼、互动的形式授课,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并且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多带领学生参加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营造和谐校园文化。创设好校园文化环境,以氛围熏陶人,提升大学生对真善美的认知,在耳濡目染中将有助于大学生实现儒家文化经典的内化,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
4.加强对网络等媒体的监督与管理
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必须加强对现代传媒的引导、监督和管理,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网络、电影、电视及书报杂志等现代传媒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有关《论语》的讲座、书籍、电视节目的受欢迎程度,说明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要求,尤其在物质虽然丰饶充沛而精神却相对贫乏困惑的当下,人们更加渴求及时雨露对心田的滋润。相关部门尤其是高校要充分发挥现代传媒作用,加强监管和引导,以形成良好的网络氛围,以通俗、亲和的视角来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
四、结语
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蕴含的深刻哲理和修身养性等观点,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关系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归属感,意义重大。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重视科学的今天,儒家文化缺乏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这一事实我们不可忽视,儒家思想必须得到更新、改变、转化和融通,必须要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将其义理以更为恰当合理的方式体现在现代生活当中。如何进一步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及完成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和融合,使大学生乃至普通民众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提升,是当下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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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剧《大长今》儒家文化
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讲述的是韩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御医――太长今的传奇故事。长今自幼失去父母,为了替母亲伸冤进入宫中,在宫廷错综复杂的权势斗争中,她屡遭陷害,历尽艰辛。但是,凭着坚忍善良的品质,长今最终苦尽甘来,成为深受皇上信赖、人人敬仰的的御医,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这部电视连续剧弘扬了韩国民族文化,从饮食文化、宫廷礼仪、人际关系、医术医德、道德观念、人生理想、从政为官等诸多方面,借大长今的故事,细致入微地展示了韩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中国观众在欣赏本剧的同时,几乎都有一个共识:韩国把我们的文化传统传承发扬了,而我们却丢掉了许多原木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儒家文化。
一、韩剧《大长今》中的儒家文化解读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以道德为根基的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在朝鲜、越南、日本等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据考证在公元前三世纪,儒学己传到朝鲜,但儒学真正受到重视和广泛传播则是在三国时期,这一点在《大长今》中可略见一斑:诸葛亮为了避免“人祭”。曾用面粉制成“人头”馒头抛入江中,韩国文化人选取了《三国演义》中最富人性人道的内容作为考题,巧妙地用“人非人,头非头,衣非衣”这一三国典故之谜面,来猜“馒头”谜底,可见中国文化的痕迹。
《大长今》这部历史剧是一部激情励志片,在作品中充满了受儒家文化熏染的细节。从拆字、药膳、针灸到诗词、官阶、书法等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他把成熟的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催生的典章制度对古朝鲜社会的巨大影响临摹得惟妙惟肖,让我们感受到它的流光溢彩,它的魅力非凡。如:忠孝礼义廉耻,同情忍让责任,这些东西,几乎贯穿始终,例如在争取成为内医院医女的考试中,主考官员为深入测试医女的学识,给长今出了新的题目:孟子初见梁惠王时一人的对答之语,长今对此是倒背如流。该篇的主旨在于力斥功利主义的危害,劝当政者以仁义来治国。用此典故,也显示了李氏朝鲜深受中国儒学影响,以儒学为根本的治国理念。
观众喜欢《大长今》的又一原因,就是剧中东方女性的优雅。《大长今》里的主演李英爱从头至尾眼神平和,神气从容淡定,表现出海洋的胸怀、坚韧的性格。出身在宫女与军官家庭的徐长今虽生活于颠沛流离之中,但她自小从父母那里得到良好家教,性格温婉不失坚强。待人接物,石淡风清,宠辱不惊。太长今之“大”不仅是官职,史在“有容乃大”。长今对待仇人的怜悯,对待爱情的羞涩,对待名分的淡泊,对待友谊的忠诚,对待厨艺的认真,对待医术的诚心,都表明“无欲则刚”的处世哲学。
除大长今外,剧中许多人物身上也能看到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矜持、知性、内外兼修的徐长今;成熟稳重、心系社翟的闵政浩:为人正直、关爱后辈的韩尚m;温柔善良、愿用生命呵护友情的连生,他们性格中的闪光之处跟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二、近年来“韩剧热”的原因探析
2004年我国电视台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有107部来自韩国。是什么原因使韩剧如此吸引国人?其中一个答案似乎可以肯定,就是《大长今》等片背后的汉文化。史书记d,当时的韩国是明朝的附庸国,所有书籍上都是竖排的汉字,大量的文献与权威著述《医药・烹饪》都来自中国,而皇家圣旨、正规考试用字也是汉字。他们的门楹上、客厅里都是汉字书法。汉字美化了他们的文化,在电视镜头里,让人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韩国人非常坦荡地认可这段历史,认同这种文化渊源,他们对汉文化仍保持一种敬仰的心态。
韩国中央研究院的李瑞行教授是研究儒教文化的,对韩剧在中国的流行,他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李瑞行看来,中韩文化有很多共同点,中国人理解韩国文化比较容易。韩剧在中国的影响很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大长今》播出之后,韩国料理,包括韩国的食谱、药补的药方都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
其实,早在《大长今》之前,韩国电视剧己在中国深入人心。1997年,中央电视台引进了第一部韩剧《爱情是什么》,讲述来自开放家庭的女知识分子朴知恩,爱上了来自韩国典型专制家庭的医生李大发,两个对立的家庭成了亲家,自然是冲突碰撞不断,一波三折,妙趣横生。虽然讲的都是家长里短,但是轻松平实的剧情却让人觉得亲切可信,许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喜欢上韩剧的。韩剧努力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过去与现在,表现时代的进步,这是一种自信。对文化的传承,他们有着比中国人更强的使命感,中国人在别人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时,是熟悉也有失落。
三、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我们在韩剧当中看到仁义礼智信等表现伦理道德的东西,感到非常亲切。因为这是中国人和韩国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韩国经济虽然比较发达,但其家族观念、长幼礼节、妇女问题等一系列儒家传统观念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于是,这个问题顺理成章地反映在影视剧中。我们在韩剧当中看到了很多传统美德的影子,比如长幼有序,长辈起床了,孙辈要把饭端到长辈而前。从韩国的伦理剧当中我们看到,韩剧是大胆提倡韩国家庭的道德准则,其实对于韩国社会来讲,韩国政府一直在力图保持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庸之道”到底是什么?
孙先生在谈到五粮液提炼并宣扬的“中庸和谐”之时,对“中庸”做了如下解释,“‘中庸’是什么?是谨守礼制,不偏不倚,在人们印象中多有保守、低调、世故、圆滑、不思进取、不敢领先之嫌疑”,以此推断五粮液被赋予儒家文化是不合适的。
我认为,长久以来我们对儒家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庸之道”的理解有失偏颇,还有待于人们更好的研究和理解。这一点上,我赞同马千里先生的观点,他在《论语的管理智慧》一书中对“中庸”有个简单的解释,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正所谓“义与之比”。义,道义,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就是适宜的,此为义。比,参照、对比。这就是说,对待事物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符合道义,符合道义的就是合适的,就符合中庸的追求。也就是说中庸绝对不是折中主义,而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和孙先生理解的“中庸”有着太大的出入。
只要真的留心读过《论语》的人,都会觉得孔子有一个似乎传奇色彩的人生。孔子一生一直在努力求仕的道路上寻找一个同道的明君,以图实现他推行大道的理想,到晚年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样一个积极的人,怎么会是一个“保守”、“世故”、“不思进取”,“不敢领先”的人呢?相反,孔子“知其不可而行之”的执著、“当仁不让”的气节是与“保守”、“世故”格格不入的。
所以,中庸之道非但不是和稀泥、骑墙派,反而正是严格遵循原则的表现,这个原则就是“义”。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舍生取义”竟然是儒家的思想了。有个可以为了“义”而舍弃生命的人,更像是激进派,而不可能是“世故、圆滑”。
“儒家文化”真的离一般消费者很远吗?
孙先生说,“‘儒家文化’不是一般消费者能张口即来的,应该是有些文化知识的人”,说“文化人不好惹”等,这正是把文化与实际相剥离的观点,显然把儒家文化当成了文化人的专利。
我们现在谈着的“文化”,与读书、写字的“文化”是两个概念,是历史形成下的文化积累。易中天教授说,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有着非常明显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并仅限于文化人。
“文化人”可能更多从书本获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普通老百姓却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戏剧、传说,尤其是言传身教而传承儒家的处世哲学。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的基本思想,即便没有读过书的山区老百姓,也会当作为人原则。中国人在不自主地运用了儒家文化最基本的内容,这正是说明“儒家文化”在世代的流传中,已经和中国人的血脉融为一体,并且因此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道德体系。这种我们默默在遵循的东西,不正是源于“儒家文化”吗?没有这种道德形成的默默中的力量,我们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不用“张口即来”,却已经深入民心根深蒂固,“儒家文化”和我们的距离,在每个人心中自会有一个尺度去衡量。
儒家文化的形成存在一定特殊的历史背景,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着变化,这里面不乏被扭曲和误解,至今看来“儒学”确实有很多不被现代社会认可的糟粕。所以马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总是把儒学和孔学做以分离。实际上,真正被社会接受和遵守的往往是孔学的基本理念。这个接受程度,其实已经带有极大的普遍性,从平民到上层社会,从识字不多的人到“文化人”。我们看不到儒家思想处于象牙塔内,而是存在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孙先生说“表面上,大家基本上都默认‘儒家文化’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承认“还没有更合适的替代文化”。这也说明,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存在于一个多民族文化大国,并且影响整个人类,这正是因为儒家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适宜生存和得到认可。
所以,儒家文化不仅不是离消费者很远,而是很近,近得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正如马先生所说,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只是现象吗?
孙先生还说道:“文化是人类创造万物、创造价值、追求真理中自然遗留的痕迹和过程,只是现象,精神才是实质和灵魂”,这个观点把文化和精神相分离,是极其难以理解的。试想,如果一种文化缺乏“精神”,那将是什么什么文化,还称得起“文化”吗?
中国文化和任何文化一样,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种精神再支配着社会的行为,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现象。企业文化不也是这样吗?总是在一定的企业文化理念的支配下产生一系列的企业行为,这些企业行为的综合成为企业的文化现象。如果没有一定的理念在先,企业行为就会失去原则,而变得混乱无序并且缺乏衡量和评价标准。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文化现象而不是别的文化现象呢?其根本还在于一定的文化理念的影响,这就是“文化精神”。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现象。
我们说一个人很有内涵,不只是说他言谈举止,表现在外的人格魅力。腹无诗书气怎华?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怎么能表现出个人风采呢?所以文化和精神的东西,本来就密不可分,精神是文化的核心,现象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在谈到文化问题,往往很多人只谈文化现象,而忽略文化的精神即核心。对于中国酒文化的理解也是这样,如果持这种观点,就会把酒故事、酒传说之类当做酒文化的全部,其实,正如马先生所说,“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酒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按马先生的观点就是儒家文化,酒礼之类只是酒文化的现象。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没有“精神”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没有“现象”的文化不过是干瘪的口号。
“文化代言”代言的是什么?
孙先生在文中这样说,“如果白酒品牌被赋予了儒家文化,那么儒家文化便成了代言者”,又说:“文化代言正像明星代言。”这种对品牌文化和品牌代言人关系的理解与上一问题如出一辙,都是混淆了实质和现象。
所谓代言人,其实是把品牌文化具体化了,比如选择明星来代言。那么明星来代言什么呢?无非是希望通过明星来表现品牌的内涵,也即品牌文化。代言,顾名思义,是“我不出面,由你来说”的意思。一旦把儒家文化当作品牌文化(姑且这么说吧),那么儒家文化就成了品牌的核心,品牌的核心怎么代言自己、还有必要代言吗?这与孙先生的理论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如果白酒品牌被赋予了儒家文化,那么儒家文化“一定不会”成了代言者,反而是需要寻找一位合适的人选来“代言”儒家思想。
更深层次地讲,这其实是一个品牌文化的作用的问题。如果把品牌文化只是作为“现象”,当作噱头,当作炒作的材料,那自然可以理解为某种文化代言了这个品牌。但是,如果真的把品牌文化这么来运用,那只能成为是品牌塑造的败笔。那么,文化的作用是什么呢?马先生在题为“中国酒文化的实质是儒家文化”的专访中说:“企业文化并不是务虚,就是因为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产生无形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企业向着企业文化倡导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品牌文化,品牌文化的作用,至少是品牌的性格和展示,既有对产品完善的作用,也有市场促进的作用。但无论怎么说,品牌文化本身就是品牌自己,至少是品牌的组成部分,这与代言人是决然不同的两个范畴。
[关键词]伊斯兰文化 儒家文化 培育思想 德 知
一、引言
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都十分注重对人的培育。《古兰经》云:我创造了他们,并使他们的体格坚实,当他们体格强壮、智力健全的时候,我赏赐他智慧和学识……(76:28)(28:14)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恶劣的品行……(41:34)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5:2)《礼记·大学》中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两种文化对人的培育理念可以分为对“德”和“知”的培育两大方面。
二、两种文化对“德”的培育
1.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都重视对“德”的培育
伊斯兰教主张人类“信道且行善”,以“善行”为基本道德原则,说:“我的使命就是为了完善人类的道德。你们中最优秀者,乃是你们中道德最高尚者。”儒家思想认为道德应该是理想人格的最大价值,“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①可见两种文化在对人的培育上都重视对“德”的培养。
2.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有共同尊崇的道德规范
伊斯兰文化提倡“凡信士皆兄弟”,要求人们相互同情,相互帮助,共谋幸福,爱人超过爱己,在日常生活中,要善待亲属,怜恤孤儿,救济贫民,亲爱近邻,款待旅客,宽待奴仆,尤其强调要孝敬父母,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古兰经》在明确提倡人们所应具有的敬畏、廉洁、诚实、公正、忍耐、宽容、团结、孝敬父母、善待他人、赈济贫民等美德的同时,也旗帜鲜明地谴责并否定了人们不该有的狂妄自大、沽名钓誉、饮酒赌博、诺言、欺诈受贿、嫉妒怨恨等恶行。
儒家文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宽以待人”,要“舍生取义”、讲求信用、礼貌谦让,“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述而》)儒家还提倡孝亲与敬老,关于孝,孔于提出,要尊敬父母,赡养老人,以和悦的态度对待老人,这些都与伊斯兰文化不谋而合。
3.伊斯兰文化的“中正”和儒家文化的“中庸”异曲同工
伊斯兰教认为,凡为人处世要做到不偏不倚,不要过分也不要有所不及;即便是在宗教功修方面也不能过分,不能整日沉缅于祈祷、礼拜、把斋中,而忽视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同样也不能醉心于世俗的物质追求而忽略宗教功修和其它精神追求。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都应该做到“守正”,“正己”而“自洁”,反对顺从私欲而“妄行”。
儒家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恰到好处。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孔子主张恪守“中道”,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求人们“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内圣外王”。
4.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第一信仰不同
建立“认主独一”的正确信仰,在伊斯兰看来,是穆斯林思想品德修养的第一要务。穆斯林必须深信:宇宙万物之上只有一个造物主。只有他具有一切最完美的德性。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比拟。人与真主是主仆关系,人应无条件地崇拜,服从,“应当专心致志地敬事他”。(73∶8)除了信仰、敬畏和服从造物主之外,穆斯林还必须坚信六大信条中的其他内容,即信末日、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前定。以上是穆斯林思想品德中的最起码的要求。
儒家文化在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上没有像穆斯林那样的,儒家文化信仰的是“道”是“德”是“仁”。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道德学派,他开创的事业是道德教育。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义高于利的人生价值观,把“仁”看作高于生命的信念,《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认为仁就是推己达人的忠恕之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不能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了仁道;为了仁牺牲生命在所不辞。
三、两种文化关于“知”的培育
1.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都提倡教育,尊重知识
伊斯兰教是提倡教育、尊重知识、崇尚实践的具有鲜明的科学文化意识的宗教。伊斯兰的经训,无处不体现着对穆斯林在知识素质方面的训导与培养。而孔子更是中国私塾教育的创办人,儒家文化对人在知识方面的培育是很重视的。
2.伊斯兰文化认为“求学是主命”,儒家文化主张“学而优则仕”
圣训所云“求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将追求知识与尊奉主命相提并论,从根本上奠定了伊斯兰教重视学习的思想基础;“学者的墨汁,贵于殉道者的血”,把学者的品级升高到令穆斯林敬仰的瞩目地位,突出了伊斯兰教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科学意识;“求知从摇篮到坟墓”,揭示了人生的有限与知识的无限,确立了伊斯兰教的终生学习观和终生教育观;“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则体现了伊斯兰教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所采取的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对外开放观。
“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儒家关于学习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孔子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3.伊斯兰文化提倡研究和探索的科学精神,儒家文化则在乎身心之修养
值得一提的是,《古兰经》在勉励人们探求经典知识的同时,还大力号召人们“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思考天地万物的创造”,鼓励人们广泛研究并深入探讨天文、地理、算术、历法、动物、植物等知识领域中的“迹象”,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这不仅突出了伊斯兰教通专结合的全面知识结构观,而且体现了伊斯兰对自然奥秘的研究与探索的科学精神。
儒家哲学缺乏知识论,儒家重视道德,忽视知识,不在乎科学上之真理,而在乎身心之修养。儒家对人的培育其侧重点在道德修养,而非知识开发。总的来说,孔子所要培养的是从政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他不强调掌握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他认为社会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与小人职责不同,君子不必参与小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他从根本上反对弟子学习生产劳动技术。
四、小结
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体现在育才思想上就有了异同,通过其中最重要的“德”、“知”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从一个层面看出伊斯兰宗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异同。在对“德”的培育上,伊斯兰文化首先要进行的是信仰的培育,而儒家文化所提倡的是“道”、“德”、“仁”,但是它们有着一些共同崇尚的道德规范。在对“知”的培育上,伊斯兰文化是把求学提高到主命的高度,而儒家文化认为求学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伊斯兰文化鼓励探索自然和真理,而儒家文化重视的是身心修养。
[注释]
①孔子对“子路问成人”的回答。
[参考文献]
[1]希缇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伊斯兰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杨朝明等著,《儒家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2000年版。
[4]严元章著,《中国教育思想源流》,三联书店,1990年版。
[5]李信主编,《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6]周立人著,《思想纬度的重构》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7]董秀菊著,《儒家的智慧》,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
[8]傅佩蓉,《儒家与现代人生》,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一、台湾通俗文学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吸收
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最初,儒家文化是在知识分子中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日益深入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之中,而台湾通俗文学自始至终都显示和传播着儒家文化。
在台湾通俗文学中,高阳的历史小说尤其突出地表现了儒家文化传统。方忠在《台湾通俗文学》中指出,高阳的历史小说具有“强烈的文化精神”[2],这种“强烈的文化精神”全面地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化和家族家庭文化。高阳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一代明君康熙、乾隆,还是文人雅士唐寅、曹雪芹,甚至普通人物,这些人物身上都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
台湾武侠小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台湾武侠小说创造了许多的儒侠形象,如古龙小说中的李寻欢、萧十一郎,萧逸小说中的海无颜等。他们气度儒雅,行为举止都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其二,无论是作者的创作思想,还是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台湾武侠小说都烙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主要表现为忠孝观念、仁义思想、入世精神和惩恶扬善的劝世作用。具体而言,“忠”包括对国家、朝廷、师门的忠诚,“孝”表现为对父母、亲长的孝顺。台湾武侠小说描写了许多“忠孝”两全的侠客形象,他们匡扶正义,扶贫济世,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同时又“事亲至孝”。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为父母、师门“复仇”的主题,正是“孝”的一种表现形式,萧逸作品《马鸣风萧萧》中的寇英杰正是代表人物。在这类小说中,正派侠客大都出自正义之门,怀有仁义之心,行侠仗义,除暴安良,重义守诺。“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为了强调仁义思想,新派武侠小说甚至不惜美化正义的暴力行为,将其写得更富有人性化、诗意性,并称之为“以杀止杀”。为了施行仁义、道义,侠客们往往积极入世,甚至不惜为正义而献身。台湾武侠小说往往表现的是惩恶扬善的主题,书写的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情节,其中蕴含的正是儒家“仁义”的道德观。
台湾言情小说也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主要表现为台湾言情小说重家族、家庭观念,重亲情、伦理思想,表现有道德、有良知、有尊严的爱情。
台湾通俗文学在对儒家文化进行继承和吸收的同时,还对其中存在的诸如愚忠愚孝、封建礼教、人性异化等腐朽观念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做到了“去其糟粕”,从而使台湾通俗文学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及现代性。
二、台湾通俗文学对道家文化的继承与吸收
与儒家文化注重现实人生、积极进取不同,道家文化向往一种出世的思想以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其独特的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对于台湾通俗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台湾通俗文学中,新派武侠小说受道家文化的影响最深。新派武侠小说通常会写到道教和道士,武当和华山两大门派及道教中的符咒、剑镜、望气等法宝。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人物的生存空间以及对武功的描写,新派武侠小说都体现了其对道家哲学思想的吸收。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体现了道家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萧逸。萧逸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对道家文化的深刻体悟。在《马鸣风萧萧》中,由“鱼游于水,鸟翼于空”而悟得武功才是武学的最高境界。寇英杰凭借其对大自然的向往,终于悟出了鱼龙百变功,而这套奇门绝功纯粹是从自然中幻化而来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结晶。古龙小说《浣花洗剑录》中的方宝儿正是由于信仰天地,师法自然,才练就了天下无双的“自然剑法”。《甘十九妹》中原本武功平平的尹剑平,正是通过对大自然的深切感受和领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遵守自然规律,最终达到“大道自然”。同时,侠的生存空间,也体现了道家文化的回归本真。侠士们往往拥有盖世的武功、超强的社会生存能力、较高的社会地位,却不愿生活在尘世之中,而是选择退隐山林。如古龙笔下的楚留香、陆小凤等人,按其本真都不愿卷入江湖,只是因为道义才被迫身在江湖,但都会在江湖平定后功成身退。于是,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山林成了侠的“来处”、“去处”,“山林”也成为回归自然、回归人的本真状态的象征,成为道家隐逸思想的产物。台湾武侠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在道家文化影响下,讲究无拘无束,不受世俗礼法羁绊,追求自由人格精神的“道侠”,比如古龙小说中的陆小凤、楚留香、叶开等。他们受到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熏陶,能入则入,能退则退,既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亦可退隐山林,遗世独立。
另外,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武功招式,体现了道家“无”与“有”的辩证关系,而其对“内功”的神化描写,则体现了道家文化强调人的主观精神。道家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致虚极守静笃”,即“无为而无不为”。在新派小说中写到真正的武功高手,都不再拘囿于具体的招式,而是追求“无招胜有招”、“无剑胜有剑”,甚至其中所描写的武功招式也有很深的道家文化的烙印。“无招”,并非没有招式,而是可以包含任何招式,不被既有的招式所囿;“无剑”,并非不用剑,草木竹石均可为剑。可见,“无招胜有招”、“无剑胜有剑”,正是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无”与“有”的辩证关系,这一切都与道家文化重视事物精神实质的传统有关。所以,台湾武侠小说经常写到武功越高者,越是接近自然。而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对“内功”的神化描写,“也深受道家文化强调人的 主 观 精 神,主 张 将 人 的 意 识 返 归 自 身 的 影响”。[3]在武侠小说中,只练外功而不懂内功的武士,只能成为陪衬甚至反面人物,一遇上内功深厚的高手,便不堪一击。
三、台湾通俗文学对佛教文化的继承与吸收
佛教自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在历史的变革中,中国人创造了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三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台湾通俗文学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如琼瑶、华严、玄小佛等的言情小说,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随遇而安,对苦难人生的悲悯情怀,希望到达精神的极乐世界。其中,玄小佛言情小说的佛教思想色彩最为浓厚,其代表性作品《边缘》、《握紧我的手》、《又是起风时》等,都弥漫着浓重的佛教氛围。主人公大都活在别人罪孽的阴影之下,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思想。琼瑶的言情小说亦是如此,主人公往往用佛家天缘机遇及因果报应思想来解释生命,有的人物虽未进入佛门,吃斋念佛,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然受到佛的感化。
一些空泛的概念或被一些具象的事物弄得如坠云里雾里,不知其可。定位失准,就无法让企业文化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那么,酒类企业如何精准定位企业文化呢?为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有着多年企业文化研究经验的我国企业策划专家马千里。马千里说:“企业文化不是企业的根,而是企业成长的土壤。”
“我们没有找到酒文化的真正核心”
华夏酒报:企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组织?
马千里:我常常把企业看作一个有生命的物种,就像养花种草一样管理企业。如果你是一颗草,再努力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但你有另外的发展方式,你可以把每颗草都做茁壮,让它成为草坪,它带来的生态影响不亚于一棵大树。企业必须寻找适合自己成长的土壤,企业的土壤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文化。一个企业倡导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土壤。
企业其实更像人,企业文化就是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这些根本因素决定了这个人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也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和人生价值。
华夏酒报:看来一个企业选择和培育什么样的企业文化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的读者多是酒类企业,酒文化博大精深,酒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上是不是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马千里:中国最有文化的产品就是白酒,但现在的白酒却被做得最没文化!
中国酒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搞技术的会从白酒工艺的特点和沿革来理解,搞文学的会谈“李白斗酒诗百篇”,搞权术的会说“杯酒释兵权”……但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酒的俗文化,比如请客送礼、聚饮酗酒,酒沦落成打通关节的必需品,酒文化成为低层次的“酒桌文化”,李白挥毫的潇洒、文君当垆的浪漫、贵妃醉酒的雅致都哪里去了?当然,这些并不全是酒企业的责任,但在研究和维护中国酒文化方面,酒企业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华夏酒报:我可以感觉到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情结,我对您所讲的“酒文化低俗化”的观点也有同感。但企业毕竟不是文化机构,是很实际的,更关注、倡导健康的酒文化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吗?
马千里:如果你去一个有情调的酒吧,我相信你会点一杯葡萄酒。因为只有葡萄酒才符合浪漫的情调;世界杯期间,酒吧里的啤酒卖疯,因为只有啤酒才能反应和升华球迷的激情;西方贵族聚会,白兰地是必备的酒品,因为它代表着高贵。当一种产品的文化给消费者规定了消费场景的时候,这种文化就会变成一种力量,那就是我们企业追求的“销售力”。世界杯期间,国内的酒类电视广告只有四特一种白酒,但不用调查也知道,四特不会因为这支广告在当时提升任何销量。
这些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酒都是外来酒,我们最有文化的白酒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产生销售力的文化。有人说,即便是现在,也有“无白不成席”的说法,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更多的场合,白酒正被其他酒品所替代,可怕的是白酒并不能在这个时候向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选择白酒的理由!别的不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结婚的时候喝的交杯酒还是白酒,现在的交杯酒就是在农村也必须是红酒了。不是我们的白酒不浪漫,而是我们现在把白酒做得不浪漫了。现在白酒概念的多元化是市场活跃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对主流白酒文化的干扰。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主要的是我们的主流白酒文化多年的不作为,正是酒文化低俗化加速的主要原因。
华夏酒报:如果酒企业认识到文化是销售力的话,就会有维护酒文化的动力。
马千里:确实是这样。现在成功的酒企业恰恰是在发挥酒文化的销售力。比如店小二酒,正是那种诙谐、和气的小平民形象给它赢得了市场;酒鬼酒桀骜不逊、追求个性的文人气质,捕获了一个大的消费群体。这些成功其实都是文化作为销售力的印证。
目前,大品牌白酒也在发挥着酒文化的销售力。茅台、五粮液、剑南春这些大品牌尽管有各自的文化诉求,但根子上还是追求高贵。但这种追求其实是对中国酒文化的无意识延续,而不是有意识地强化,至少不是从中国酒文化角度有意识地强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市场实际表现,如果这些大品牌酒真的代表了高贵,那么为什么还能够在国宴上被红酒轻易替代呢?再进一步讲,为什么不能进入西方国家那些需要体现高贵的场合呢?
中国白酒具有白兰地的高贵品质,也具有葡萄酒的浪漫情怀,还具有啤酒的激情个性,但正是因为它什么都能够代表,反而什么也代表得不那么完整。而我们的酒企业又没有在这方面下足够的功夫,这正是我说“现在的中国酒最没文化”的原因。这不能怪我们的酒企业,因为关于中国酒文化的研究、提炼工作并不深入,一直围绕着酒文化的外延和派生打转,进入不了实质,怎么可能真正利用酒文化产生销售力呢?
华夏酒报:其实这涉及到白酒和洋酒竞争话题,您觉得白酒是不是应该从酒文化角度和洋酒进行竞争呢?
马千里:葡萄酒、白兰地、啤酒已经对白酒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个冲击的实质就是文化上的冲击,也就是说,酒类竞争已经上升到文化竞争的层面了。与外来酒种相比,中国白酒所拥有的文化显得特别深厚,这么深厚的酒文化更应该成为中国白酒无可比拟的市场销售力,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议的。
也正因为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使得酒文化的研究、提炼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我们找不到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中国酒文化的销售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白酒也在进军国际市场,但再大的品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显得反常的低调,为什么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对自己是不是把握住了中国酒文化的核心缺乏信心。
“中国酒文化的实质是儒家文化”
华夏酒报:您说的“白酒被做得最没文化”,其实是说白酒还没有能够真正发挥酒文化的优势。而要发挥中国酒文化的优势就应该先进行酒文化核心的提炼,我现在非常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马千里:谈不上研究,我愿意谈谈我的一点心得。我觉得在酒文化核心的判别标准上首先要有个明确的认识,否则我们将无法判断到底哪些因素是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企业文化并不是务虚,就是因为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产生无形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企业向着企业文化倡导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那么酒文化也应该有这个特征,具备这个特征的酒文化因素才可能是酒文化的核心。
那些听起来很精彩的酒故事、酒传说,还有酒工艺、酒具等都是酒文化的内容,但这些并不具备指导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作用,也不具备多大的销售力,所以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酒文化核心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礼”和“德”。
酒礼突出体现在古代酒宴上,其中一些礼仪、礼节延续至今。如,中国大部分地区还保留“三巡”的习惯,无论待客还是朋友小聚,首先是要通喝三杯,然后再来些别的花样,这是一种不成文但力量强大的礼仪;还有敬酒,晚辈或下级在碰杯的时候,酒杯要低于对方,以示尊敬;与饮酒相关联的,比如酒桌新上的每一道菜都要首先转到主位等等,这些其实都体现了酒文化的礼仪要素。而这些要素的重复、强化最终会对人在生活中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影响。酒桌的长幼有序、以敬为礼既是中国文化的体现,反过来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强化。
当然,其他酒种比如红酒也很讲究礼仪,但白酒在中国人心目中“礼”的地位和作用是异常牢固和强大的,比如,我们搞祭孔大典,是绝对不可能替代为啤酒、葡萄酒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招待客人也是要向客人推荐白酒,以表示尊重。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套话,往往主客双方在稍微交流后就很容易替代为其他的酒种了。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白酒并没有很好地延续和强化“酒礼”这个文化核心要素。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注定了中国“礼”的特殊性,中国的礼其实已经成为不成文的道德规范,是一个具有国家管理功能的体系,并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就叫“祭酒”,可见古人对酒和文化、教育的关系的理解。“祭酒”所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礼,而是通过礼来传播“德”———这就是中国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国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体现,也同时起到对“德”的强大传播作用。这个“德”我们可以暂时简单理解为中华民族所有优秀的品德。有了这层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国酒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以及中国酒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酒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么强大文化功能的产品了。
华夏酒报:中国酒文化是以“德”为核心的,“礼”是酒对“德”的体现,可以这么理解吗?
马千里:可以。“礼”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酒所承载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对中国人而言,白酒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同时会发现,中国酒文化中的“德”和“礼”正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白酒其实一直承担着儒家哲学的载体的作用。中国白酒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传播者,中国酒文化的实质就是儒家文化。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的观点,说儒家创始人是孔子,而中国酒的产生却远在孔子之前。其实,我们并不能够说因为儒家创始人是孔子,那么儒家思想就起源于孔子。早在孔子之前的周朝就已经有了儒家思想,或者称为朴素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一个完善者和推行者。自从朴素的儒家思想产生的那一刻起,酒就被选为“形象代言人”了。从此,德和礼等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就开始反映在酒文化上,成为酒德和酒礼。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则为“道”,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为“德”,而孔子把“德”的推行又具体化为“礼”,这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哲学,也是中国酒文化的“基因组”。当代,中国酒文化正在走向多元化,新的白酒品牌更加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内涵,这是酒文化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的新特征。但其实质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中国人彻底放弃了儒家思想。而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要用儒家文化打造中国酒”
华夏酒报:白酒的确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产品,但怎么做才能把中国酒文化转换成销售力呢?
马千里:其实,目前很多酒企在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上,还处于对企业文化外延部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企业文娱活动、企业内刊、几条标语和视觉形象设计上,并没有抓住企业文化的精髓。要把中国酒文化转化成销售力,首要前提有两个,一是对中国酒文化的认识;二是企业对企业文化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操作能力。
往往在具体企业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麦当劳的产品文化是激情、自由,但他们的企业文化却是精细、严谨。因为企业文化影响的重心是企业内部,重在企业管理,产生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文化影响的重心是市场,重在企业经营,产生的是产品销售力。对象不一样,诉求内容就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未必能够达成相互的作用。对企业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实际操作中实现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的高度一致,而中国白酒正有这样的先天条件。
中国白酒企业,可以提炼、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的企业文化。同时也可以顺应中国酒本身的儒家文化的特点,来塑造产品文化。另外,白酒的风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倡导的人生境界相吻合,都讲究温和敦厚。儒家思想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加,这个大环境也是中国酒走向世界的契机。
而白酒的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谁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无论大家如何争议,目前最好的选择只有儒家文化。不仅在国内儒家文化是几千年的积淀,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际角度认同中国的,也是儒家文化最为鲜明。所以,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企业,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对内对外都是最理想的选择。
华夏酒报:中国酒确实有很多与儒家文化想对应的方面,白酒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可预见的市场力度。但要把儒家文化作为企业文化该怎样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马千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企业管理体系,我不赞成所有中国企业都导入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但在中国这个大氛围里,企业文化必然不能与儒家文化相违背。实际上,在有所成就的企业中,都能从“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中找到对应的成功要素。无论中外企业,违背了这五个字很难说有成功的机会。像国外企业的瑕疵产品召回政策,就显示出极大的企业诚信。可以说,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但成功都是相似的。
企业文化不是万能的,甚至单独的企业文化是不具备直接的销售影响的。企业文化只有成为指导行为的准则,形成企业文化指导下的企业管理经营模式,通过员工认同、企业制度、所有企业行为才能发挥其作用。并且,企业文化作用的发挥,最终将使得企业成为一部具有高速独立运转能力的机器,既具有自身的发展能动性,又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性。不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如此,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都具备这样的功能。
“鲁酒完全可以凭文化代表中国酒”
华夏酒报:中国白酒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发祥地在齐鲁大地,所以,鲁酒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可是,鲁酒近年来的发展为什么一直不景气呢?
马千里:山东有很多名酒,兰陵、孔府家、景芝景阳春、扳倒井等等组成了很有特色的鲁酒群体。我们还会发现鲁酒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善于挖掘历史文化的概念,但鲁酒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仅仅局限在名字上,而没有真正发挥这些文化的真正作用。比如孔府家,本来是很好的品牌题材,但在品牌塑造上恰恰偏离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优势。“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样的诉求重点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特色,也没有和齐鲁大地的文化相结合,名为“孔府”,却对这个概念表现出漠视,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这一现象不是孔府家所独有,“兰陵酒好喝不上头”、“难舍最后一滴,景芝景阳春”、“饮不尽的豪爽———扳倒井”,都是放弃文化优势的做法。
当然,品牌概念可以有无限的选择,但都必须有根有据。如果把这个概念定位成追求目标,那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否则,这些概念就成为空中楼阁,与自己的产品实际上是缺乏足够关联。
我们可以做个测试,把不同品牌的“广告词”互相换位,看是什么效果。比如“难舍最后一滴,孔府家酒”、“饮不尽的豪爽———景芝景阳春”,有什么不同吗?也就是说,强加给自己的所谓“特色”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看川酒的品牌概念,“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滴滴岁月酒,悠悠沱牌情”,反而在切实地挖掘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这些概念就成为其他品牌不可替代的了。
这一总体现象反映出鲁酒自身的深层次问题,说不客气一点,鲁酒其实还徘徊在低层次的经营上。鲁酒的振兴在于发掘鲁酒的历史文化,而鲁酒在这方面有着比川酒更为实在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华夏酒报:如果鲁酒能够按您的文化战略来管理经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呢?
马千里:鲁酒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酒”的代表,成为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所认可的“中国酒”。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企业文化的竞争,产品的竞争最终也是产品文化的竞争。鲁酒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底蕴却是其他地方的白酒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一旦中国酒的竞争态势上升到文化竞争的阶段,鲁酒的文化优势将产生爆炸式的市场效果,国内市场是这样,国际市场更是这样。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学派;动画角色;形象设定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03-0104-03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Chinese Animation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Image Evolution of Na Zha Animation Role
WANG Yang ,MENG Ling-hong( Art and Media Department of Qingdao Binhai University , Qingdao 266555, China)
Abstract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Confucian view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achieving Chinese animation art aesthetic style. As an image of the core visual carrier, animated characters carries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culture in different time dimensions. This paper tries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sequence in expectation of interpreting the cultural aphasia of contemporary animation and inspire the innovation of domestic animation character image taking Na Zha as an example.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Chinese schools of thought; animated characters; images set
Internet :.cn
用“井喷”来形容国产动画在近年的发展态势实不为过,十余年的政策扶持与市场培育使中国动画的制作数量从2010年开始一直保持年产约20万分钟的高位发展态势,尤其是部分动画作品的高收视率与票房神话,似乎已让国人看到一个正在骤然形成的“动画大国” 形象。然而,在审慎解读和理性反思后,现时代国产动画的文化“失语”问题日益显露。2013年10月12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关于热播电视动画因暴力失度、语言粗俗等原因被责令整改的新闻事件,可谓给了近几年被“宠着”的国产动画以及被“哄着”的广大受众迎头一棒。刻意追求“故事性”而不惜歪曲文化历史、追逐商业推广价值而不惜盲目抄搬他国动画形象、贪恋“娱乐性”而不惜放弃艺术教育职能、忽视影视传播影响力的诸多低端动画作品终于被开了罚单。一时间,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大众的审美维权意识也再一次被广泛的唤醒。特别是在于2014年的“六一讲话”与“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即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学精神,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这对于正在审慎思考与积极实践的中国动画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而探寻传统文化观照中国动画发展的轨迹与现时代的传承方法、充分实践动画艺术的审美与社会活动功能、促成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来实际提高当代国产动画的核心竞争力则成为当代动画人责无旁代的中心任务。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动画美学风格形成的影响
(一) 中国动画美学风格形成的文化根基
国人之所以在传统文化与动画艺术领域表现出的种种内心的“失衡”,大多源于中国动画辉煌的过去与捉襟见肘的现实形成的巨大落差。回眸中国动画的骄傲――“中国学派”动画曾以其独特的艺术美学风格赢得全世界的赞誉并被载于《世界电影词典》中。而这种饱含民族文化与情感的艺术语言,其内显在或隐在儒家文化浸润是其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亦是中国动画形成自身独特艺术美学风格的重要因素。此可以通过解读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来得到印证。
与西方艺术不同,我国古代的学科与学科之间是相互渗透、交融的,并无明确界定。对于艺术的思考也仅散见于对各种艺术活动的评价或文论经典之中。而成于先秦并早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则可视为我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其对于艺术的思考主要表现在“象”的论述上:象;意;象与意的对立统一①。这可看做中国艺术对“意象”思考与表达的重要文论渊源。而在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文化逐步成为国学的核心与主体,至今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对于艺术发展的影响也有着远比追求“意象”更为深入的思考与要求。发展不足百年的中国动画,这种综合性较强的新型艺术语言则如海绵一般迅速汲取了这种文化养分,并最终成就了“中国学派”动画的独特美学风格。
(二)孔子对于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
探迹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古代先贤与近代学者均有不同维度的理论探索贡献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其艺术思想则更多的在艺术评价方面左右着中国艺术发展,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②:1.“礼乐” ――艺术的功能。2.“成于乐,游于艺”―― 艺术的教育作用。3.“尽美矣,又尽善矣”―― 艺术评价的标准。4.“乐而不,哀而不伤”――艺术表现的尺度。
孔子的艺术思想至今仍不褪其色,现时代的各种艺术创作均可不同程度印证其价值存在。如现代艺术学理论认为艺术主要有审美与社会活动两大功能,审美功能领域主要由审美认识、审美教育、审美娱乐三种功能组成,社会活动功能领域则由组织、交往、协调、消费四种功能构成。而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在这两大功能中均早有名论。
1. 孔子在艺术的审美功能方面的名论
孔子在《论语・ 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种审美认识论对后世影响极深。而在审美教育方面,孔子强调艺术对于个体的成长,尤其是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谓之“成于乐,游于艺”。孔子还明确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与乐”③,并以“六艺”授弟子,希望以艺术为手段,通过诗教和乐教实现其“克己复礼”的抱负。至于娱乐功能,孔子更是身体力行,可以痴迷到“三月不知肉味”,此言行载于《论语・述而》。
2. 孔子在艺术的社会活动功能方面的名论
“兴、观、群、怨” 是孔子关于艺术社会活动功能的阐述。如“群”在现代艺术学理论中阐释为组织功能,即通过优秀的作品引发人们情感共鸣,认同群体价值目标,进而实现团结欣赏者的组织作用。而“兴”“观”“怨”也均在各类文化艺术典籍中有相关阐释,此不再一一列举。
在孔子之后,各代儒家圣贤又继续丰富完善了儒家文化思想,使得儒家文化在经历两千多年不断自我完善、演化后,依旧可以在多元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现时代彰显精神能量。
(三) 儒家文化对中国动画美学风格形成的影响
回顾中国动画发展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动画开始1926年万氏兄弟创作的黑白默片《大闹画室》。这种对一个纸人的源于墨水又回归墨水的创意表达已有了明确的民族“意象”。在这一萌芽阶段的探索之后,中国动画继续经历了发展、繁盛、动荡、复苏、停滞、新时期六个历史阶段,其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动画艺术成就最为突出。中国动画片的创作数量和艺术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频频在国际上获奖,同时赢得 “中国学派”的盛誉。品评这些取得突出成就的动画作品,均可见其追求“意象”背后的儒家文化观照。如1961年出品的动画短片《小蝌蚪找妈妈》让观者在一种温暖的氛围中,通过灵动而又圆融的水墨表现语言,轻松的感知生命的意义,了解了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等哲学道理,是形式尽美、内容尽善的和谐统一。再如1963年出品的水墨动画片《牧笛》则着重表达的恬淡、清幽的和美意境,片中未有激烈的剧情与人物对白,角色形象依旧可以塑造的生动鲜活,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亦得到完美呈现。还有1982年出品的《三个和尚》更是借助戏剧表演的“写意”手法讲述了生动的道理,巧妙的实现了中国艺术追求的“文以载道”。尤值一提的是1988年出品的水墨动画《山水情》所展现出来的空灵、高远意境,使得观者在一个天、地、人的理想环境中体悟“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并在流动的光影中思考生命的本质。其表现的尺度并不渲染激烈的情绪,而是含蓄表达了人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节制亦可印证儒家提倡的艺术表现尺度。而此类艺术与文化品味超凡的动画作品却并不多见。诚然,对于儒家思想的显在表达和审美教育职能的充分体现更需要如《哪吒闹海》《葫芦兄弟》等剧情丰富的动画长片与剧集才能得以实现。尤其是在经历了复苏与停滞期之后,国产动画仍陆续有《中华德育故事》等较高艺术水准与文化品位的作品出现,与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有诸多犀通关联,倍让国人欣慰。中国动画也正是在这种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语境的解读中接续了其与儒家文化的血脉渊源。
二、国产经典动画形象设定中的儒家文化观照
艺术文化论认为将艺术看做一种文化现象,观照的是艺术过程与特定个人、社群、民族、国家等的文化语境的复杂关联。伴随着艺术学在国内的独立发展与“国学热”的日兴,动画艺术的影响力也在社会生活各领域显见。面对人口近14亿的泱泱大国来说,国产动画有责任积极实践艺术的审美与社会功能。对于动画形象设定领域而言,“中国学派”代表作品中已有成功的经验,悟空、哪吒、蛋生、葫芦兄弟等“小英雄”形象至今仍倍受少年儿童的喜爱,成为学习榜样。而一些明显带有美、日动画形象的影子的“国际范”十足、“中国味”模糊的“现代小英雄”们也同样俘获了众多低龄受众的心,这种生硬“拿来”的副作用很大,是当代国产动画的文化失语现象的重要成因。故而,总结经验教训,探析求存之道是当代中国动画创作刻不容缓的任务。以下主要以1961年出品的《大闹天宫》、1979年出品的《哪吒闹海》与2003年出品的《哪吒传奇》三部动画影视作品中哪吒形象的演化为例,探析儒家文化观照中国动画的维度与轨迹,以期对当代动画角色形象设计有所启示。
(一) 美术风格设定
《大闹天宫》与《哪吒闹海》的美术风格均依托传统手绘实现,诸多国画技法亦均作用其中。前者的形象设计可以说是对古典名著的具象解读,遵从了传统戏曲造型。而后者则更多的融入“中国化”美学原则,在艺术大师张仃的妙笔下也更加突出“人情味”。至于《哪吒传奇》中的哪吒形象则是依托现代CG绘画手段完成,造型上主要借鉴了现代卡通造型原则,颇具个性精神。三部作品在角色造型与色彩设定上都融入了的中国戏曲、中国画以及民间年画的元素。红、黄、青、白、黑等民族装饰色彩的表达,烘托出哪吒善良如水、勇敢似火、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在这种表达中显得更为突出,其自然圆融的笔墨和流畅的线条表达,灵巧的肢体语言少有夸张与形变,与儒家适中、恰当的艺术表现原则相契合。
(二) 角色性格设定
《哪吒闹海》中的哪吒爱憎分明、孝义为先、敢作敢当。可以说在性格设定上基本摆脱了《西游记》原著,活化了哪吒作为神的形象,缩短了神与人的距离感。而《哪吒传奇》中的哪吒除了勇敢善良,好动,直性子,还有许多孩子身上共有的毛病,可以说是更加“人性化”“国际化”的小英雄形象。为了保障主角性格特征的鲜明,《哪吒闹海》与《哪吒传奇》均对《西游记》与《封神演义》原作进行了必要的改编。尤其是对神话题材中晦涩难懂的宗教哲学内容进行了必要的拆解,并重新组合,最后形成了适龄受众群体易于理解的表达样式。比如小说原作有哪吒出于怨愤的“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描述,这种在特殊情势下的极端做法是不会被讲求“仁”“孝”的儒家孝道观所接受的。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为人子必须孝顺。父母也可能出现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这些思想也正是中华道德文明的体现。而“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儒家思想是丰富而深邃的。所以《哪吒闹海》与《哪吒传奇》对此环节的设计均给定了哪吒在“仁”与“孝”,“义”与“利”之间的艰难抉择后,面对被欺凌的百姓与无奈的父母,毅然作出舍生取义的抉择,拔剑自刎。此段堪称动画影视改编的经典,“仁”、“孝”、“义”等儒家思想均有呈现。至于《大闹天宫》则基本遵从了小说原著,其护法神的形象因性格僵硬,戏份极少,故难以得到观者喜爱。
(三) 角色对白设定
对白是角色形象塑造的辅助部分,为表达人物情感服务。而若只是追求通俗易懂则必然导致角色性格塑造的损失。以下继续以哪吒自刎时的经典片段来进行分析。在《哪吒闹海》的剧情表述中,哪吒拿起宝剑时,有为民担当灾祸的大义,有对恩师的眷恋与不舍,还有对父亲李靖的同情与略带怨恨的复杂情感。此时的对白凝练而有力,表述为:“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师父……”。铿锵有力又无比深情的对白在观众看罢许久仍觉荡气回肠,加之巧妙的镜头组接与民族化背景音乐的融合,其悲彩无不让人动容。而反观《哪吒传奇》则过于注重表达人物的情感,同时考虑回避血腥镜头等因素,肢体语言做了刻意弱化“疼痛感”的表达,追求的是英雄人物面对死亡时的坦然平静,对白设计过于“儿童化”。如在第13集《哪吒自刎》中所述:“所有过错我都担了!老龙王,我愿意听你的发落,但你必须答应别再找陈塘关百姓的麻烦了。你得向我保证!哼!你得答应只要我跟你走,你就得退水!”,说罢哪吒走到父母面前,单膝跪拜。趁其不备拔出父亲的佩剑,转身赴死。而看到龙王的不懈后,哪吒又哈哈大笑道:“老龙王,要我跟你走,我得先把自己的生命还给爸爸、妈妈”,说罢转身自刎。这样的情节与对白设计稍显画蛇添足,生命的概念也并未得到强化。这样“温暖”的付出着实毫无痛感,哪吒的勇敢无畏与孝义参天的形象也便打了折扣。
从以上三个角度可以看出,哪吒在中国动画影视作品中的形象演化均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烙印与价值取向。三部动画影视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亦均可视为民族符号的集合体,而其形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儒家文化隐喻仍有待挖掘。需要特别指出,作为一种对传统经典神话进行动画改编的尝试,动画片《哪吒传奇》在故事背景设定、剧情结构设计、角色形象塑造与CG绘画技术等方面或有一些创作上的缺憾与制作上的不足,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其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抵制美、日动漫的文化殖民方面则有效的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敢于挑战经典的尝试更值得称道,《哪吒传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些守旧观念进行了现代语境的解构与重构,使其适应现代社会价值观念。这种批判的继承与创造本身正是对“中国学派”努力创新精神的沿承,是有历史担当的表现。哪吒“小英雄”的形象被成功延续,为被“奥特曼”、“变形金刚”等“超级英雄”包围中的孩子们树立了本民族的可爱、正义的英雄榜样。这在多元文化激烈交汇的当代社会,在美、日动画称雄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对当代动画创作及动画形象设定的启示
当代中国动画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严峻而复杂,美、日动画成熟的产业模式给中国动画造成的强大压力使得国产动画不敢喘息,国人审美素养的提升与维权意识的觉醒更让文化艺术界不敢懈怠。对于这种双重压力,笔者认为:对外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内则应多“师于先哲以启今”。学习动画强国的先进技术与产业运营模式是必要的,而这并不意味着“东抄西搬”。中国动画需要巧用“拿来”,避免“重量轻质”与“文化失语”。美、日动画均有对世界各国文化的“拿来”,取自中国文化的《花木兰》、《最游记》反而从中国拿走巨额利润。这也充分证明了深挖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是中国动画的发展的根本优势所在。
儒家文化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近年兴起的“国学热”已把儒学的现代诠释推向了新高度。作为一种深度的学术觉醒,“转化、重构、对话”已成为当下被学界广为认同的观点。儒学对于现代性人生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和三个重要的现代型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回应,表现出的都是宽容地接受和从容自立的文化姿态。显示儒学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生命力④。
那么,既然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已经成为现代儒家学者的共识。而对于动画这种现代的影视艺术表现形式而言,应更易于实现这种转化并最终作用在自身文化品位的提升与品格的凝练中。依托儒家文化的力量对动画角色形象设定进行审慎研究与理性创新也必然成为民族动画形象的“竞争之本”。在具体方法上可多采用解构与重构等模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家文化通过动画语言与当代价值观念进行巧妙融合,找到可以成功实现动画的商业与文化双重价值的构成要素,进而实现“用文化引领动画,用动画推广儒学”的双重价值。这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时局下具有促进和谐世界发展的深远意义,而这种探索对于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振兴民族动画、提升国产动画的核心竞争力则具有更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 柴永柏、曹顺庆.艺术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6.
② 凌继尧.孔子的艺术思想[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70~75.
③ 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④ 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 ――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14.
参考文献:
[1] 柴永柏、曹顺庆.艺术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景海峰.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 ――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张慧临.二十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M].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