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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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范文

一、用实验创设情境

实验是一项兴趣盎然的活动。创设实验情境，自然课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采取灵活多变的实验方法，巧妙地安排新异有趣的实验，通过学生动手、动脑，创设寓教于乐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动力，主动探索。例如教《气体的热胀冷缩》时，教师先演示一个“喷泉”实验，即把一个带有玻璃管的瓶塞塞到装有少量冷水的烧瓶口上，玻璃管插入瓶底，用一杯热水浇烧瓶，烧瓶内的冷水便会立即从玻璃管口喷出一米多高。学生被这一新奇的现象吸引住，激发了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启发了学生的创造思维，达到了最好的教学效果。

二、用科技史设置故事情境

曾经有一位教育家说过：“故事是儿童的第一大需要。”自然教材中一些著名实验、发现事例，是情境教学的优质素材。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授课内容，穿插讲一些生动有趣的名人轶事、历史故事，看一些科学家的照片或插图，能够使学生终身难忘，他们会追踪科学家的思维，去体验创造发明的境界。例如教《电流》时，结合课文讲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教《生物进化》时，讲达尔文从小热爱大自然，课余时间常到野外捕捉昆虫，寻找矿石，拣拾贝壳和采集动植物标本的故事；教《水的压力和浮力》时，讲阿基米德从浴桶水溢出来的启发而获得一种“直觉的顿悟”，发现了物体的沉浮规律的故事……这些丰富的史料，扣人心弦，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为一体，能够吸引学生进入教学情境，再现科学家们的忘我探索情境，激励学生陶冶情操，鼓舞斗志，培养发现精神。

三、联系旧知识，创设情境

巴甫洛夫说过：“任何一个新问题的解决，都要利用主体经验中已有的同类题。”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巧设悬念，创设多种新情境，让学生把原有的知识、经验迁移到新情境中，使学生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在新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探求。例如在《导体和绝缘体》一课教学中，教师先出示一电路板，紧接着设问“有什么方法使小灯泡亮，蜂鸣器变响 ？”学生答：“合上开关。”进一步追问“假如把电路开关断开，有没有办法在不合开关的情况下，也能使灯泡变亮？”学生即答：“用一金属接在开关两端，就能使小灯泡变亮。”这时教师请他们试试，并让他们说说，是什么物体使小灯泡变亮起来的，这样让学生在这种新情境中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动手操作，通过观察小灯泡亮与不亮来证明该物体是导体，还是绝缘体。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培养了能力。

四、猜谜语、唱儿歌创设情境

猜谜语、唱儿歌是学生喜爱的方式，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浅显平淡、枯燥无味的教学内容转为妙趣横生的学习活动，融知识教学于情趣之中，把课上得有声有色，饶有趣味，使学生百上不厌。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教材内容，把教科书中的知识编成谜语或儿歌让学生学习，有利于概括知识，揭示规律，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教《空气》一课时，教师课前编一个谜语：看不见摸不着，无颜色无味道，动植物一刻离不了。看谁猜得准、快？大家踊跃竞赛猜谜语，好胜心激起了学生强烈的兴趣。

五、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触境

人的认识过程的起步，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自然课是把整个自然作为学生认识对象，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联，有创设学习情境的丰富材料。对于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有的亲身经历过。在课堂上，教师联系客观实际，用强烈、丰富的感性材料，使学生爆发思想的火花。例如讲《雷电》一课时，提问：夏天下大雨时，看到闪电不久，就听到雷声，你们说说闪电、打雷是同时发生的还是非同时发生的？讲到《能源矿产》时，联系生活中烧的煤，汽车、飞机、轮船等烧的柴油、汽油是什么形成的？……用这些自然的、社会的生活实际，掀起学生心头的层层浪花，推动思维的涟漪，引起无穷的遐想和追求，并获得成功的快乐。

六、利用游戏创设情境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游戏是由愉快促动的，它是满足的源泉。”游戏是儿童的天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教材内容，设计各种游戏、创设教学情境，以满足学生爱动好玩的心理，产生一种愉快的学习氛围。这种氛围不但能增长学生的知识，还能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的观察、记忆、注意和独立思考能力，不断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游戏活动一般有比赛、表演、角色扮演等方式。例如在教《怎样认出它们》一课时，在学习了用摸的方法认识东西之后，设计一个摸袋子游戏，给每个小组准备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有铅笔、橡皮、糖、小刀、硬币、花生等东西，要求学生不准看，只能用手伸进去摸，比一比谁摸出的东西最多，最后把东西倒出来看，究竟摸对多少，摸对了的学生开心得不得了，在轻松愉快的游戏中，加深了对自然课的理解，在学中玩，玩中学，学得有劲，玩得开心，增强了学习自然的兴趣。

七、运用想象构思情境

第2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自然科学；心理学发展；积极贡献

心理学的自然科学传统深远流长。从19世纪后半期，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生理学和化学的的影响下，心理学蓬勃发展，最后终于以冯特（Wundt，1832—1920）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心理学正式独立，到现在世界各地心理学越来越普及，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派生出很多新学科，心理学一直在自然科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陪伴与影响下发展。

一、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的成长相伴

（一）物理及数量方法对心理学的促进

古希腊时期哲学和自然科学混为一体，其中的心理学思想已经受到其他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其实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期间，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者即已奠定了以物质现象解释心理活动的基础。15世纪后一段时期科学研究风行一时，伽利略（Galilei，1564—1642）、开普勒（Kepler，1571—1630）、牛顿（Newton，1642—1727）等人在机械运动研究方面成绩卓越，特别是牛顿力学理论得到普遍承认。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的反射论中机械力学观点更是彻底，他将人的身体看作一件自动机器，脑是控制中枢，肌肉是引擎，各种器官是活门和机件，生命现象归结于机械运动，机体活动不是精神支配的结果而是对刺激的回应。19世纪生理学家韦伯（Weber，1795—1878）发现了“恰可辨认的差异”，用系统的实验方法研究各种形式下的感觉阈，寻找心理量（感觉）与物理量（刺激）的关系，并用数量关系把它表示出来，创造了心理学史上第一个定量法则韦伯定律。物理学家费希纳（Fecher，1801—1887）在韦伯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身心之间，或外界刺激与心理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在心理学界人人皆知的韦伯—费希纳定律，创造了心理物理学。

（二）生物学、生理学及化学对心理学的影响

心理活动是脑的高级机能，是生物体的生命现象，故心理学的发展进步必然与生物学、生理学的发展进步相联系。达尔文（Darwin，1809—1882）的科学进化论影响深远，对心理学的影响也甚为广泛。19世纪，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生理解剖学发展迅速。以贝尔（Bell，1774—1842）为代表的对神经冲动和传导的研究，和弗卢郎（Flourens，1794—1867）关于脑生理的研究，为理解人的感受和运动过程打下了重要基础。19世纪后期，生理学家发现了神经冲动的电性质，并测出了神经冲动的传导速度，使心理学家认识到心理过程是可以进行实验和测量的。颅相说及后来的大脑机能统一说，与布罗卡言语中枢、感觉和运动中枢的发现一起，使心理是脑的机能成为共识。

（三）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及原理对心理学的促进

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尤其是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成就对认知心理学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信息论是一门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量度量和信息分析、信息编码、信息处理、信息传递及信息变换规律的科学。认知心理学者借用信息论中信息输入、过滤、衰减、存储等过程模式。自动调节控制系统中反馈系统促进达成有效的控制的思想被心理学家所接受。而从系统理论来看，人处于物理，生物、社会三大系统的交叉处，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主动性，决定了人心理活动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二、自然科学对现代心理学的促进及展望

我们看到心理学几乎是从萌芽时期起，一路走来，离不开自然科学的一路相伴，自然科学的进步总是对心理学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总的来说，自然科学对心理学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一）促进心理学的独立

一般把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作为心理学独立的标志，把在这之后的心理学称为现代心理学。心理学在独立之前主要作为灵魂学说依附于哲学，受一些其他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心理学逐渐摆脱泛灵论和宗教神学的束缚，有了实证研究思想，为心理学走上自然科学的道路埋下种子。冯特正是从物理、化学、生物中得到启示，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运用于心理学，建立了标志心理学独立的实验室。

（二）促进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工具的改良

心理学领域的众多理论进步，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工具的改良。而无论是历史上有名的斯金纳箱，还是当今的眼动仪、生物反馈系统等，包括心理学研究中最常见心理量表，都不开自然科学的支撑。从物理及数量方法被带到心理学中，到现在以计算机科学技术、生物反馈技术等为支撑的各种越来越先进的研究工具，自然科学以其巨大的发展成就为心理学独立和发展在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自然科学拓展心理学研究领域，并推动心理学研究不断深化

随着社会发展，心理学已与其他一些自然学科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局面。计算机信息、电子、分子生物技术、物理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导致心理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促进心理结构的研究逐步深入，如阈下启动效应、知觉的选择模型等，使我们对心理现象实质的认识取得巨大进展。我们看到，自然科学不仅仅给心理学带来了具体的科学知识，更是改善了心理学研究的思维模式，提供了先进的实验条件、手段和工具，为心理学研究的突破提供了可能性。心理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必然联系，利用自然科学中对心理学有益的先进思想和方法，能够提高心理学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第3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范文

对此，有人大呼“堕落”，有人认为“无所谓”，有人觉得“很爽”，“冷眼旁观”者也大有人在。可贵的是，真正的人文学者开始了痛定思痛的反省，试图调整自家的心态、眼光和学术策略，以适应前所未有的人情世态之变故。确实地，回思历史可能是看清现实和笃定未来的主要渠道，而对人文学本身之性质、价值以及它同身处其间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学理关联和现实纠葛所当有的恰切认知，则是历史回思的基本前提。这儿，我们就按照这一思路，从“科学”内涵两次“狭化”的角度，回恩人文学被边缘化的“往事不堪回首”，进而揭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二而一”实质。

这里所谓的“科学的两次狭化”，主要发生在启蒙之后的那几个世纪里。具体说，18世纪末，人们完成了对“科学”内涵的第一次狭化。如众所知，只有当某一套知识构成为一种系统或被体系化时，才可以被称为“科学”。因此，科学既包含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然学、社会学，也包括人文学。在学科的系统中，即在系统知识的系统中，也是有等级层次的，最能代表科学之本义和理想者，当然非数理科学莫属，其中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物理学（尤其是牛顿力学）又是其中的翘楚，并因而在英语世界“霸占”了“科学”这一名词，后被狭化为“自然科学”的简称，终于成为一种正面的价值理想和判断标准。这使得在近代直到眼下，“科学”成了“先进”和“敬意”的代名词，科学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比如形而上学、道德学说、美学、诗学、心理学等，都应当向它们学习――这就是近代实际呈现出来的学科生态。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康德，他们在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学等这些狄尔泰意义上的“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必得向自然科学学习，以及一切科学皆应有的基本特性即科学性、客观性即“确然性”这些方面，没有根本性分歧。

本来秩序井然且只是统称的“科学”一词，完全被“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和数学所独占，“科学”一词本身也因此成了“进步”“理性”和“力量”的代称，并进而使得“自然科学”成了所有人类知识系统和知识追求的“范本”和“榜样”。一然科学独占“科学”之名，并因其对自然世界和物理现象巨大的解释效力――此时的自然科学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产生如今所理解的那种现实效应和物质上的便利而成为各类学术研究仿效的标杆，其后果是非常显著而严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学因自身的伟大业绩而变得“趾高气扬”和“目中无人”，对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无疑形成了巨大而沉重的压抑；另一方面，“不甘落后”和“迎头赶上”的心理诉求和创新动力，使得“后进者”心急如焚， “大力仿效”便成了“众后进”走出阴影并开创未来的不二法门。关键的问题是，“仿效什么”和“如何仿效”，这当然取决于“先进”和“众后进”对自然科学之取得卓著业绩所主要依靠者的理解和认定。

在这一“归功干”问题上，双方的认证惊人地一致，不过，事实也确实如此――那就是“方法”。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主要得归功于自培根、笛卡尔以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方法”的窄前重视和精彩运用。不论是一般哲学史所谓的唯理论还是经验论，没有谁会认为“方法”不是第一位的，从培根的《新工具>到笛卡尔的《论方法》，莫不如是。笛卡尔为自己也为整个近代哲学确立了一个异常艰巨的哲学任务：找到一套方法，以确保人们获致无可置疑的真理。这种对自然科学的艳羡和追慕，具体化到自家园地的耕耘，就变成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单方面推广和模仿。或把解决“他域”问题的成功方法请进自家领域，或雄心勃勃地推广“己域”之成功方法于“他域”之中――“这种企图是人类思想史中一个持久的因素”。正如被誉为“人文领域中的牛顿”的狄尔泰所云：“启蒙运动的本质就在于，将科学方法的这种结果运用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这就是科学的“第二次狭化”，即在把科学“狭化”为“自然科学”后，又把包含成果、性质、精神和方法等诸多面相和层次在内的“自然科学”，“狭化”为“科学方法”。而众所周知的“科学方法”就是经验归纳和量化处理，尤其是“量化”，也就是“通过化一切质为量来研究任何对象”，可谓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的灵魂。就这样，以“量化”为灵魂并以之为自豪的“科学方法”，成了“众后进”想要“迎头赶上”的唯一选择。理解越来越狭，路就越走越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人文学因此就被毫无疑义地遗忘了，最终多少也是有些自我放逐的味道了。

然而，正如科学史家曾经确认的，如果仅仅把自然科学看作是一种探讨的方法，那就如同把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视为画布颜料的组合一样（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导论）。无论是对于数学，还是自然科学，精神都是最重要的。

说起“精神”，有关的讨论可谓多矣，且常把“精神”分为两橛，一曰“科学精神”，再日“人文精神”。有关学术的精神只有一个，无论称其为“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把二者对立提出，很显然是把这里的“科学”理解为狭义的“自然科学”，潜在的可能是对“人文学科”能否成为一般意义上之“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怀疑和犹豫。这是个虽然太大但却异常紧要的理论问题，一两句断难说清。我的总体看法是，两种精神其实是一种精神，之所以被分而言之，究其根源，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尤其是牛顿物理学大行以来，自然科学的如日中天和一统下，导致自然科学成了一切科学的典范和模板，一些深刻的人文学者，看到人文有不同于自然的根本特性和功能，奋而起来捍卫人文学科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最早看出这一点的是帕斯卡（1623-1662）和维柯（1668-1744）。为r护守人文学的独立性，历代学者不得不在对象、方法、特性诸方面不断地思考人文学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人文精神”可能就是在这种理论语境中被大力宜扬的。可“人文精神”（Spirit of Humanism）这个术语在西方的相关著述中，并不常见――与它意思相当的是Humanistic Spirit一词，其意思是人本主义或人本精神――倒是“科学精神” （ScientificSpirit或者Spirit of Sciencc）常常被学者们提及，也在一般的著述中经常出现。

西方知识界所遭遇的这一古今转折的大变关头，同样在欧风美雨袭来的近代中国重现。民族、国家的不堪一击，让国人不得不“瞪”眼西方，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终于深入到了“西方”的“心脏”――哲学的层面，来为中华之崛起寻求出路。1920年代的“科玄论战”正是西方知识界曾遭际的处境之中国化重演，看来也是必然的。玄学一派所提倡的无非就是那种关注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哲学，后来的概括和发展就成了对“人文精神”的推介和高扬。这当然源于他们对西方近代世界自然科学之风大畅后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后来的警惕和担心，前车之鉴当警惕之。但深远者常常都是超前者，这种警惕和机心与当时吾国之情势并不相侔，故而，丁文江等人的看法也不无道理，因为那是最应时且流行的看法。

第4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自然界；辩正自然观；自然科学；辩正本性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228-02

收稿日期：2013-08-19

作者简介：黄柳（1992-），女，安徽六安人，本科生，从事理论研究。

一、运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来研究自然观的整体特性

恩格斯在《导言》中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创立了辩正自然观，辩正自然观的整体性就表明了自然界的辩正本性。也就是说，恩格斯在提出辩正自然观时，首要的是运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考察辩正自然观的整体特性。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任何事物的整体性都标志着事物的根本特性、基本特性或主要特性的，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特性，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或实质。这对于辩正自然观的考察也不例外，从整体论上思考就会抓住辩正自然观的根本特性。

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一方面要考察自然界，另一方面要考察辩证法。而要揭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最终归结为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把自然界与辩证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过程和辩正发展。在此之前自然界与辩证法是分离的，取代辩证法地位的是形而上学，不管是近代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还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哲学，最后都导致在自然界对辩证法的否定。这样恩格斯要确立辩正自然观，从方法论上看就是要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和统一。

二、以自然科学作为中介来达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统一

要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和统一，恩格斯运用了以自然科学为中介的方法，这就是选取了一个中介因素——自然科学，它既跟自然界发生联系，又跟辩证法发生联系。或者说自然科学之所以能成为中介，是由于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所决定。如果说自然科学尚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哲学与自然界是直接发生关系，那么当自然科学独立后并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就产生了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也产生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但是由于自然科学存在于这两种关系中而形成两个层次关系，即自然界与自然科学是一种层次关系，自然科学与哲学又是一种层次关系。而且哲学位于自然科学层次之上，自然科学处于自然界层次之上，于是哲学、自然科学、自然界三者之间形成以自然科学为中间层次的关系，哲学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中介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这样，自然界与辩证法的关系，实际上是自然界与哲学的一种关系，并且要通过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来解决。换句话说，辩正自然观的确立要通过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作用来解决，而这种作用就是作为中介的自然科学的运用。

自然科学的中介作用是由自然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但它不是研究整体自然界，而是研究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它所获得的成果是对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特殊规律的认识。辩正自然观是研究整个自然界的，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这样无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来看，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或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并且直接存在的形式是具体的、个别的所以说一般与特殊或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实际统一于特殊或个别之中。这样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中介作用，就表现为如何从特殊上升为一般，通过特殊的自然科学规律来论证辩正自然观的普遍规律、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自然科学作为中介，把自然界与辩证法统一起来来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三、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及其论证

既然以自然科学为中介，把自然界与辩证法统一起来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那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就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自然界是不是存在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呢？这就要使自然界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统一起来。恩格斯就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论证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揭示出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存在的物体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

（一）天文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755年，康德发表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就提出了天体形成的星云假说。指出太阳系及一切恒星都是由原始星云在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逐渐凝聚而产生的。原始星云的细小物质微粒在引力作用下相互转动着的扁的云状物中较大的团块就凝聚成行星。恩格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中看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1]“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2]但是当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仍受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康德的著作并没有引起注意，对自然科学和哲学也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直到1976年，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出版了《宇宙系统论》，提出了灼热星云假说，并从数学上作了论证。认为高温旋转的星云由于热量辐射到宇宙空间而逐渐冷却收缩，星云越来越成为一个圆盘的星云块，生成一圈又一圈气体环，由于相互吸引形成团块，最后形成行星，星云的中心部分形成太阳。直到这时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占统治地位。以后天文学家获得的一些材料表明假说还不够完善，但是生成和发展的思想却由此在天文学中得到了公认。

（二）地质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渐变论者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参照现在起作用的各种原因来解释地球表面过去发生的变化的尝试》一书指出，通过风、雨、河流、海浪、潮汐、火山、地震等因素说明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认为地球的历史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现状是以前变迁的结果。变化的原因是由一系列微小的、缓慢的变化积累起来的，而不像灾变论者居维叶所说的那样是全球性的灾变造成的。赖尔的地质学成就说明：“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在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1] 对此，恩格斯指出，尽管赖尔的观点也有缺陷，但赖尔却是“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为地球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1]

（三）物理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物理学的最高成就就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恩格斯指出还有英国的焦耳和格罗夫也在这个期间提出。它表明“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相互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1]，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的结论”[1]。对于这一定律的哲学意义，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新的发现、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概括它，那么，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2] 现在“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3]，而且“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2]。

因此，通过这些自然科学成就所揭示出来的自然界的辩证法的整体特性是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产生、消逝、运动、变化、发展、联系、转化、统一之中，进一步概括升华就会得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永恒运动的辩证法特性。表明“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释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

恩格斯通过自然科学及其成就实现了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统一，揭示了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普遍联系——永恒运动，并对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给出了完整表述：“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 恩格斯这一表述是就其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说的，这里的“基本点”实际指的是中心、核心，即辩正自然观的中心、核心是永恒运动。从辩正自然观的整体性质是关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见解中可以看出，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所强调的只是辩正自然观关于自然界的辩正本性的一个方面——永恒运动。之所以要突出这一点，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恩格斯是针对形而上学自然观“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说的，辩正自然观和形而上学自然观截然相反，中心是自然界的永恒运动。第二，普遍联系也是自然界的一个整体特性、辩正本性，但是自然界的这两个辩正本性——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从逻辑关系看，普遍联系应该是逻辑在先的，所以仅仅承认普遍联系还不能最终使辩正自然观与形而上学自然观区别开来，还必须在承认普遍联系的前提下，承认这些普遍联系的东西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永恒运动。第三，自然界的永恒运动不仅仅以普遍联系为前提，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普遍联系，永恒的运动表现为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这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显现。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16.

第5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分类；体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7－3612(2006)11－1453－04

1　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研究沿革

20世纪90年代尽管国家已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但体育科学领域许多专家，还有科学学科研究的有些专家对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问题都提出了异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研究成果。

田雨普认为体育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其学科体系由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专业技术3个学科体系组成(图1)。

熊斗寅认为体育科!学隶属于科学体系中的“技术科学”。学科体系分为体育自然科学类、体育管理科学类和体育社会科学类(图2)。

胡晓风认为体育科学学科体系由体育社会学学科、基础学科、运动学学科3大类学科群组成(图3)。

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体育科学分支学科共有12个，即体育学、运动学、运动形态学、运动解剖学、运动人体测量学、运动局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运动医学、运动训练。对上述学科划分为3个层次和3大类(图4)：第1层次是体育学，第1层次向第2层次过渡的学科是体育哲学和体育情报学，第2层次是体育基础学科、运动技术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3大类，第3层次是下属各门学科。

徐忠、屈世琼认为，体育科学是属于一门综合性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管理科学、交叉科学综合融合而构成了体育科学学科群。从而提出体育科学体系结构为6个学科群：哲学方法学科群、人文社会学科群、自然生物学科群、运动科学学科群、管理信息学科群、交叉边缘学科群(图5)。

王续琨、刘永振认为：“体育科学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众多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介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对体育科学分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将体育科学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区分为5个群组(图6)。

邵伟德、马楚红在“体育学科分类体系的科学性探讨”一文中认为体育科学简单地归为社会科学不够合理，并指出了在体育学科分类时需注意的4个原则：科学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实用、可行、方便性原则，统一性原则，由此而提出体育学科分类体系的构想图(图7)。

罗加冰对体育新学科进行了分类：体育自然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社会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管理科学类新学科，体育人文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综合科学类新学科(图8)。尽管是新学科分类，实际是他对体育科学学科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与意义。 上述关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研究后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科学学科分类研究

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知识体系，是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反映。科学结构与它所反映的客体结构即整个客观世界的结构是一致的。我国对科学学科体系的探索，有二元论、三元论和多元论之争。二元论即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元论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元论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许多学科体系。恩格斯早在1874年提出对科学分类的观点：“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并将科学分为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地理学6类。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根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为整个客观世界从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同时出现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由此而提出科学大厦由自然科学、人体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6大部分组成。陈文化等学者依据“自然一人一社会”的演化次序与科学本身的“固有发展次序”有内在的联系，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门，并构建了现代科学体系――以人文科学为主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两翼的立体结构。由于当代跨学科的广泛研究，出现了许多交叉性学科，如运筹学、环境学、人才学、管理学、信息学等，许多新学科的学科属性属于综合性，难以隶属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3大科学，更难以涵盖如雨后春笋日益冒出的大量复杂性、综合性的新学科，因此，必须有一门科学学科可以涵盖不隶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外的一门学科――综合学科。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学科已发展成约有5550门学科，其中非交叉学科约有2 969门，而交叉学科总量已达2581门，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58％。交叉学科仅在100年左右增加的学科数量就占总学科数量的一半，并继续呈迅猛增长势头。有的学者将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列，并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归属至管理科学内，这是不妥的。追究管理科学，实际它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学科，理应隶属于综合科学。特别现有许多交叉新学科根本没有管理的属性，按科学逻辑性无论如何也不能隶属于管理科学，只有将管理科学和许多交叉新学科隶属于综合科学才比较合理，而不能将交叉性综合学科归属于管理科学。这一隶属关系不能颠倒。本人认为，现代科学学科应分为4大类学科相对比较正确，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科学(图9、图10)。

3　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其分类研究

对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刘仲林在《现代交叉科学》一书中指出，体育科学是一门由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力学等20多门学科的渗透融合，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声像技术、遥控技术等现代技术的一门综合学科。国外专家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成绩的提高是素质、体质、机能、心理、战术、技术、智力等150多个因素综合效应的结果。社会中的体育现象和运动中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体育科学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但体育科学的综合性又不是各个学科研究结论的简单相加，而是运用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取得各种参数进行综合运算，以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随着体育科学的迅猛发展，其综合性属性越来越凸显。俄罗斯体育科研的综合试验台，可对人的运动能力进行学科问的综合性基础研究。遗传学家、教育家、生物力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专家可在统一的试验对象身上进行分子的、亚细胞的、细胞的、各器官的、各系统的以及整个有机体的试验研

究。在综合监督训练过程中可运用近300种检测演技的方法，检测出3000多种训练水平参数，在总训练时间中约25％的时间用于进行各种检测。因此，有人称之体育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窗口。体育的许多方面研究，都走到了科学的研究前沿，如检测运动员兴奋剂方面研究，运动生物力学方面研究，运动免疫学方面研究，运动康复研究等等，都与相关学科或母系学科的前沿科学研究并驾齐驱。可以说，在体育方面通过一系列实证，证实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性科学方面的许多具体学科内容。体育科学学科有十足的理由分为4大类：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类学科有：运动解剖学、人体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等；隶属于体育社会科学类学科有：体育社会学、体育产业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体育人口学、体育传播学、体育教育学等；隶属于体育人文科学类学科有：体育史、体育心理学、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等；隶属于体育综合科学类学科有：体育控制论、体育信息论、体育系统论、体育决策学、体育运筹学、体育环境学、体育人才学等。因此．体育科学隶属于科学学科体系中的综合科学是非常正确的学科归属。

而国家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是否符合科学逻辑?首先要了解分析社会科学是一门什么学科?社会科学是一门以社会为研究的知识体系。我国的《辞海》中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社会科学的性质与其研究对象本身的规定性是直接同一性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揭示并阐明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从学科研究理论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科学的内在的直接同一性和逻辑辩证关系是学科分类的依据与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的母学科是社会科学，体育自然科学的母学科是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的母学科是人文科学，体育综合科学的母学科是综合科学。国家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依据科学学科的内在逻辑，体育科学是难以分化出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体育社会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的，而现实的体育科学恰恰能科学地梳理出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体育社会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这些难道社会科学能包容得了吗?即使硬包容着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等学科，这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的内在逻辑性及其分类原则，产生了严重的自相矛盾和错位现象。因此，硬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是“牵强附会”的，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更是扭曲了体育科学的本质。随着近几年科学理论专家对科学学科分类研究的深入及其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积极影响着体育科学学科研究的深化，逐步取得明朗化的研究进展。

我们研究认为，体育科学学科属性是综合性科学，是隶属于科学学科体系中的综合科学；体育科学学科分类类似于科学学科分类，是“大科学”学科体系的“缩影”，同样分为4大类：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图11)。从图12可清楚地看出4个方面的学科群，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和庞大。仔细研究体育科学下属4大学科，各学科发展“势均力敌”。本研究为什么将田径运动(学)、球类运动(学)、体操运动(学)等运动技术学科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类，这是因为体育自然科学是涵盖着体育的“自然世界”。这些运动技术学科的本质都是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从田径的跑、跳、投到刘翔奥运会得金牌的神速跨栏动作；从篮球、排球、足球的跑、跳、投到姚明的扣篮等以及俄罗斯名将涅莫夫单杠上6个空翻抓杠动作等等运动技术，无不显示出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营养学、运动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特征，显示出运动技术科学的前沿科学知识，都是显示出自然科学知识的属性，应该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中的分支学科。这些学科还够不上资格与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相提并论的一门学科。田径运动(学)、球类运动(学)、体操运动(学)等运动技术学科，这些成熟学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应该规范学科名称，在后面加上“(学)”。

目前，国家颁发的许多文件和权威性杂志里都认为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在2004年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体育科学是综合性科学，实施科教兴体战略包括繁荣发展体育自然科学和体育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离不开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2005年《体育科学》杂志编辑部在第1期版2的序言“开拓创新任重道远”中指出：“《体育科学》杂志记录了这20多年来中国体育科学发展的成长历程。记得在本刊创刊之初，学者们曾就‘体育’的科学属性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而今，这种争论也是不争自明：因为随着科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体育科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研究的手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育既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基因纳米技术等当今世界的热点科学与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又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人文地理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体育科学，已发展成为一门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性的交叉学科。”

4　结论

第6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Отредакции.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93(10):24－26.

［2］СтёпинВС,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овМ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итехники［EB/OL］.(2006－06－20)［2007－08－02］..

［3］РозинВМ,ГороховВГ,АлексееваИЮ,etal.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EB/OL］.(2006－06－28)［2007－08－02］..

［4］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инВМ.Философс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ехническихнаук［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第7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范文

关 键 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 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 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 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 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 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 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 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 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 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 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 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 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 .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 )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 “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 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 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 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 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 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 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 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 ，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 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 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 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 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 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 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 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 ……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 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 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 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 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 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 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 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 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 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 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 生有 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 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 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 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 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 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 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 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 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 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 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 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 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 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 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 。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 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 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 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 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 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 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 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 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 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 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 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 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 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 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 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 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 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 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 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 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 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 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 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 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 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 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 ［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 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 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 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 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 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 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 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 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 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 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 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 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 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 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 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 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 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 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 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 。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 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 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 。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 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 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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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Горохов В Г， Розин В М. Философск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хнически х наук［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 А Н. Математика и техни ческие наук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0(10):81－8 2.

第8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第9篇：自然科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义与本质； 方法论阈限；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1－0008－0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坚持30多年方法创新的产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预示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会出现新的繁荣和进步。然而，由于范式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是“舶来品”，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很多人目前对它还缺乏切实的了解，在理解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特别是在此命题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主张时，容易产生误解和误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义与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是必要的。

笔者通过研读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它相关著述发现，讨论范式之本义、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逻辑前提。

第一个逻辑前提：明确范式的对象本是人类（准确地说是西方人）自然科学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学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是“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1］的产物，属于狭义科学学的对象范畴。①而在我国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看来，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钱学森语），其使命在于”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所发生的作用，研究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于光远语）。［2］

第二个逻辑前提：明确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有别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学研究史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的发展史；自然科学发展史，所指则是具体门类的自然科学亦即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说的“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的发展史。就是说，范式虽然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学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语义学要求，范式的完整语形应为“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托马斯·库恩之前，自然科学家们关注的主要是其在场的门类科学即“常规科学”的发展史，一般并不关注科学研究发展史，范式被发现填补了这项空白，它是库恩在20世纪对科学史和科学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末，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随同科学学传进我国，很快广泛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科学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一个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对范式的学科属性却不予应有的关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当如何“借用”范式、实行“范式转换”这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因搁置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而处于“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振振有词、各行其道的状况。

由此观之，将范式置于唯物史观方法论视野之内进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进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无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历史使命和职业责任。②

一、从范式发现看范式的本义

什么是范式？回答这个“定义”性的问题，需要从范式发现说起。发现范式，缘于托马斯·库恩对自然科学史的精到考察与缜密思考。这可以从库恩以“历史的作用”为题安排《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绪论（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该书第二章“通向科学之路”中，托马斯·库恩说他在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的“共有范式”或“一个基本单位”。他在考察光学研究发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学范式的这些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3］不难看出，库恩在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发现归结于他对“科学革命”之意义的历史考察。

托马斯·库恩在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体叙述了他发现范式的机缘和过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论物理学研究生的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参加了一实验性的大学课程，这是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的物理学，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拥有“无人知晓”的作品的年轻人“置于科学共同体”的观念。在阐发这一观念时，库恩特别述及一些年轻人对他成功发现范式所给予的帮助，他称这种帮助是年轻人的“恩惠”。［4］在此笔者顺便指出：从科学史来看，托马斯·库恩对年轻人所持的这种谦恭态度，不仅是一种尊重后学的美德，也是一种崇尚科学的智慧，应当被视为任何（研究）范式结构“共同拥有”的一种“传统”。

范式发现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如库恩所说的，是“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呈现的两面性。库恩发现，科学史上任何“成熟”的“常规科学”的巨大成就都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因科学的巨大成就而“空前吸引一批坚定的维护者”，维护和巩固科学“成熟”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又因科学的巨大成绩而“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为科学“革命”和创新提供了历史课题。库恩告诉人们：“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由此可见，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对于自身的两面就是科学研究范式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所谓范式并不神秘，不过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而已。［5］只要视范式为“对研究科学发展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基本单位”，那么“常规科学与范式这两个相关概念就将会得到澄清。”［6］

通览《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关于“什么是范式”所给出的“定义”不过如此，既似清晰又很模糊。实际上，仅从范式发现的角度来给范式本义一个定义性的界说是很困难的，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并没有给出“什么是范式”的严格定义。这并不是托马斯·库恩的疏漏，而是合乎科学学和科学史研究者惯用的定义研究之“范式”的。科学学奠基者之一的J·D贝尔纳认为，给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义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实质被的危险”。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借用中国老子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学命题，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科学或科学学，我们也无需下一个严格的定义”。［7］贝尔纳推崇的这种关于“定义”的方法见解，是适用对范式本义的界说的。

从本义看，托马斯·库恩发现和描述的范式不同于方式、模式和模型。库恩说：为了避免“可能误导读者”，不能以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有些无奈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似颇合适。”同时他又明确指出，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也不能“完全表达”他的“范式”通常包含的意义”。［8］

库恩作这样的区分和申明是必要的。他的范式不是人们常说的方式，方式是具体的，多具可操作性，并且多是可以事先设定和安排的。他的范式也不同于模型或模式，模型、模式都是清晰的，确定的，一般是可以用语言描述和表达的，甚至是可以用线形（直线或曲线）图示的，用衡器来度量和测试的。而范式却总是模糊的、宽泛的、不确定的，一般只能“意会”它的真实存在而难以言表它的确切形态，所呈现的是一种经由人工作用促成的不确定的方式，一种经由人工作用却又是“自然形成”的不确定的因而是开放、动态的模型或模式。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学学、科学技术哲学将范式作为形上范畴摄入自己的体系。

概言之，范式作为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的方法论，推崇的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9］之诸要素“结构”状态的真实存在及其重要性。范式本义关注的不是其“结构”要素的固定模式和一致性，不是强调唯有经由“科学革命”实现“范式转换”才能赢得“常规科学”的常态发展。这是范式的本义及其真谛所在。

二、范式的本质与范式“转换”

如上所述，要给范式本义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也许是必要的，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范式本质上反映和描述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真实存在的“自然历史过程”，一种由史而来并由当下而去的永不终结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唯物史观视野里，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中描述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的这种“自然历史过程”时指出：“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这个“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就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及“竖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层建筑。“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0］

恩格斯在这里基于唯物史观描述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主轨迹的最高“范式”，无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一切科学研究发展史的规律与轨迹。

库恩范式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史，既不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文本记述史，也不是与文本记述史相关联的科学研究活动史，而是这两种“史”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交汇、整合而呈现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就是范式的本质。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和把握范式的本质，一要看特定的社会所能给予科学研究的“前提和条件”及社会已经提出的“社会功能”要求。二要看科学研究的范式传统是否存在面临“科学革命”而需要适时地给予调整、重组乃至转型或转向的必要，如果存在这种必要，那也不可轻率地倡导“转换”，而应当因势利导、凭借其“共同体的成员”形成的“合力”，顺乎“自然”地去实现。不然，就可能会违反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违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志，以及范式传统维护和遵循的共同的“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一句话，背离了库恩发现、描述和贡献范式的旨趣。对社会科学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把握，更应当作如是观。

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范式可以为人所认知和把握，因而可以“顺其自然”地促其丰富和发展，但一般不可以“人为”地“转换”。托马斯·库恩在科学学和科学史的意义上探讨过范式转换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学术态度是积极又审慎的。在他看来，“科学共同体取得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对这些问题，科学共同体才承认是科学的问题，才会鼓励它的成员去研究它们。”与此同时，对“其他科学关心的问题”或本学科暂时感到“太成问题而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的问题”，加以“拒斥”。［11］库恩对范式“转换”问题所持的这种科学态度，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观点来看，范式所反映的“科学革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J·D贝尔纳“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所指出的那样：“某些因素的数量变化，导致不同质的产生。当我们开始认识科学发展的某种模式时，科学却又向前迈进了。”［12］

如前所说，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科学革命”，每当这样的“革命”发生时范式就面临“转换”。

但是，库恩并不轻言“转换”，更不刻意鼓动“转换”，范式“转换”不是他著述“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主要目的。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章“常规科学即是解谜”中甚至强调，任何科学研究的结果都是有意义的，科学家在“扩大范式所能应用的范围和精确性”的问题上，应当持“热情和专注”的科学态度，不可随意“转换”范式。窃以为，这种主张本身就应属于范式“结构”的一个要素。［13］

这是因为，“范式转换”的命题容易产生误解。从范式的本质来看，“转换”不过是范式发展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一种表现，是其“自然历史过程”因由“科学革命”而需要调整方向和改变轨迹，实则是“转向”或“转型”。而从实际情况看，“借用”范式的人们对“范式转换”则多不这样看，他们所言说的“转换”是要“换药”而不仅仅是“换汤”。

从逻辑上来分析，视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为“自然历史过程”的转向或转型，是尊重社会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而“转换”却是主观给定的“思想过程”，不一定合乎社会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转换”在“换”了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就可能会“换”了事物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性。③

由此看来，在正确理解和把握范式本质的前提下，如果说范式“转换”是必要的，那么慎言范式“转换”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三、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

如果说，发现和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意义，那么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不然。这就是范式的功能和方法论阈限问题。

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基于适应“科学革命”的“转换”，反映的是社会发展进步对科学技术提出的丰富“社会功能”和优化组织方式的要求，其学说主张显然也不应生搬硬套到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领域。

范式的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隐藏在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之中的规律，进而提出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应遵循的共同理念和规则，实现规则与规律的统一。任何规律都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因而反映规律的规则也都具有普遍的认知和实践意义。范式所揭示的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在一般性的意义上是否适应于我们揭示和描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但须知，揭示与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和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的范式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受社会有效因素的影响与力度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也不可以一样。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转换”较多地受社会需求包括体现社会需求的国家意志（政策和策略）的影响和制约，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关涉经济、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基本制度的研究，就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指导，其范式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共同体”或“学术权威共同体”的“利益集团”，即使这样的“共同体”是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存在的。

由此看来，我们在理解和把握社会科学研究尤其诸如思想政治教育之类学科的研究范式的问题上，不应当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借用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问题。

在库恩那里，范式转换就是科学革命，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是否亟待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在遮蔽和搁置基本原理的情势下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是需要持极为慎重的态度的。因为，人可以认识和把握规律，创建和运用反映规律的规则，以发展和造福自身，却不可以创造和“转换”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有相通之处，但并不相同，反映两种研究规律的范式也不应相同。这也如同自然有生态，社会有生态，但不可将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道理一样。

厘清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应是广义科学学（将所有科学作为自己对象）之研究范式的一种基本要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广义科学学对此似乎还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

范式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一种方法论的理论和认知原则，是否适应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已经多次涉论这个问题，但多为发现和描述范式之“一带而过”的过渡语。

据托马斯·库恩自己介绍，1958～1959年间他应邀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研究，“在主要是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中度过的”，使他感到“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他“未曾预料过的”。［14］在科学研究范式的问题上，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究竟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以及为什么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并没有细说。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从中清楚地看出，库恩已经把两大科学领域存在的这种“明显的差异”问题，明白无误地提了出来。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有助于梳理和总结其有史以来的规律和轨迹之“自然历史过程”，进而把握其方法论规则，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实践丰富，著述纷呈，亟待今天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共同体”进行开发和描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传承和创新。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首先要看到“借用”的范式本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不可照搬照用，必须经过创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神”（功能）与“形”（形体）的统一体。某种科学需要“借用”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借”得其他方法之“神”的情况下，才可能“借用”，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发挥被借用的方法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唯有“借”得范式的“传神”之处，才可能实现方法创新，不然，实际上就成了方法套用或方法移植，毁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应有的逻辑结构。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不同门类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以“移植”，更不是认为方法“移植”与方法创新是对立的，而是强调所“移植”的是方法之“神”还是方法之“形”。④

其次，要区分研究范式与“文明样式”的学理边界。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于在样式的意义上言说库恩范式和“范式转换”，如“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等。这其实是一种学理上的误解。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中，文明样式一般是指某种知识理论体系或精神文化的内在特质、价值目标和意义向度及其显露的形态或形式，如“道德样式”、“文学样式”等，而范式所指则是科学研究方法论，当“范式”搭配哲学、人学时，其语义和语形实则是“哲学（研究）范式”、“人学（研究）范式”。如今一些学者倡导的“哲学范式转换”、“人学范式转换”，所指，实则是“哲学样式转换”、“人学样式转换”。

再次，坚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逻辑结构。

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之结构要素中的“科学共同体”、“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都是具体的，都具有鲜明的国情特质，不仅是历史范畴，也是民族范畴。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论及“第三类科学”时指出，“第三类科学”是“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其间存在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真理的情况更糟糕”。［1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理论一级学科统摄下的一门二级学科，无疑属于这样的“第三类科学”。这种学科属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不可将范式抽象化、一般化，而必须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尊重中国国情、世情和党情。

如此来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就不会遮蔽其与库恩“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不至于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体的成员”尤其是青年成员，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问题上陷落“未曾预料”的迷途和窘境。

注释

①关于科学学的对象，研究科学学的人目前的意见大体有两种：一是“整体科学”或“科学的整体”，包括自然科学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有门类乃至所谓中介学科如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等；另一种专指自然科学。范式是库恩在考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史的过程中发现的，故而笔者称其归为狭义科学学范畴。

②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强调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是否也是一种带有“科学革命”性质的亟待梳理和澄明的“研究范式”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③这个道理如同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自然历史过程”，只能顺乎其发展规律和方向推动“社会转型”而不可强行“社会转换”一样。

④笔者曾用俗语对方法借用和创新作如是比方说：“如菜刀（工具方法），可以用来切菜、切瓜，可以用来宰鸡，还可以用来裁纸，其所以如此，皆因其‘貌’在‘刀’而其‘神’却在‘切’。在这里，‘借刀’全在借刀的‘切’之‘神’即刀之功用。世上的刀有很多种，但其功用却都在‘切’，正是‘切’使刀具有广阔运用领域，同时又使刀作为一种工具方法而存在方法的阈限。”（参见拙文：《略论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问题——兼谈逻辑悖论对于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阈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伦理学》，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7］［12］［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1，2.

［2］陈士俊.科学学：对象解析、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科学学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5）：28－35.

［3］［4］［5］［6］［8］［11］［13］［1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1，9，10，21，34，33，4.

［9］参见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