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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拱(1887~1949),字抚五,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曾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校长等职。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作为自然科学家,他有着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有待于我们去概括和提高;作为哲学家,他又深受第二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马赫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争”中,站在“科学派”一边,反对“玄学派”,同时也与的辩证唯物论相对立,有待于我们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而王星拱在哲学理论思维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一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观察和实验。故而自然科学的根本精神是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一致的,并由此决定了自然科学家大多是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者。王星拱也不例外,而且具有典型性。
首先,在自然观方面,王星拱赞成实在论者,亦即唯实家的物质实在观。他说:“依唯实家说来,桌子有二观:其一,是由观察点而定的,叫做心理观;其二,是不由观察点而定的,叫做物理观,桌子的物理观,是可以离精神而独立的”。〔1〕这是自然科学家根据现代科学的成就,对实在概念作出的解释。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同样,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客观实在,对于人类来说也是“无”。正因为如此,王星拱在当时认识到,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既有“由观察点而定”,依赖于观察过程的一面,又有“可以离精神而独立”的一面,确是难能可贵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王星拱分析了物质与现象、物质与能量的关系。他说:“现象界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改换能力表现所生出的。物质、能力两样东西,是不能分开的,物质籍能力而改换,能力依物质而表现。……这些不同的物质,改换不息,这些不同的能力,表现不息。所以在这个无限的时间空间之中,生出这种不同的现象”。〔3〕在此,王星拱坚持和发展了严复提出的“质力相推”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纷繁复杂的现象界的所有现象都是物质变化所产生的,而能量(能力)则是物质的表现。这在当时盛行“物质消灭了”的说法和普遍提倡唯能论的情况下,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基于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王星拱尤其强调,物质总是处在永恒的发展、变迁之中。他说:“自放射化学和火云之分光镜的分析发明之后,我们都知道原质也是进化而变迁的。”〔4〕由此看来,“无时无处没有现象,因为无时无处没有物质改换、没有能力表现,换个名词来说,就是无时无处无有变迁。现象就是变迁,无变迁就不能有现象。”〔5〕在这里,王星拱认识到了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表明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王星拱还认为,运动着的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大千物质世界是受一定的内在规律支配的。他说:“天然界中的异,简直是无穷的。在这个无穷的异之中,我们要找出各现象的彼此一定的关系,然后制定出定律来管理他。于是,在理论方面,才能用过去预测将来;在应用的方面,才能使万物归用于我。总括一句说:我们遵守天然界的定律来统辖天然界。”〔6〕他特别笃信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认为即使发现了象镭那样的放射性物质,也不能使它有丝毫的改变。他明确指出:“鲁滂物质消灭之说,并无科学的根据。……此不过一空浮无着之玄想,非科学家所承认之定论也。”〔7〕
总之,由于王星拱有比较坚实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所以他比较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且使他的自然观带有现代自然科学的色彩和若干辩证法的因素。
其次,王星拱在以上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系统地探讨了认识论的问题。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王星拱认为,人们的器官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感触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他说:“知识最初的起源,都由于器官的感触,但是在这些感触的时候,有一个智慧的我在里边认识他。”〔8〕往往是,“心理的情境,各人不同,对于无机界之鉴别,已经可以生出不同的意见,至于对于有机界——社会问题之研究,更可以生出不同的意见了。”〔9〕王星拱强调,作为认识基础的原始资料的“张本”,必须是真实的。为了获取真实的“张本”,“得确切的结果,不能有主观的偏见。”〔10〕在此,王星拱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在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同时,注意到了认识主体的状况对认识过程的影响,是正确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他在探讨认识问题时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问题上,王星拱认为,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不可能有完全掌握了客观真实的一天。人们“不能把真实完完全全地表托出来,然而可以和真实相逼近。”〔11〕其原由在于,就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来看,“现象无限,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能有几何?况且宇宙间不同的原素,又可以联合换合而生出新现象,我们哪里能观察得尽呢?”〔12〕由此,王星拱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人类的知识“无论如何进步,终不能达到完全真实之所在。……真实是无穷的,我们永远在这条无穷的路上前进前进。”〔13〕
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王星拱非常重视试验或行的作用。他说:“真实之最后的判断,还要靠着试验。……从前的人说,知而不行,知是无益的;现在我们说,知而不行,并且知也不能算作知啊。”〔14〕在这里,王星拱指出,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真实的,最根本的一条是要通过试验去检验,认为离开行不可能有真知,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深刻的见解。
第三,王星拱下大功夫,全身心地致力于方法论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写成了《科学方法论》一书。
在该书中,王星拱把寻求客观世界各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确定为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并为此而阐述了一系列能更好揭示客观因果关系的方法。他说:“科学最注重因果律——科学之成立就是靠因果律作脊椎,当然承认宇宙是有定的。”〔15〕从而坚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反对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这即使在他接受了马赫主义的错误观点以后,也还仍然坚持这一点,说:“同因必生同果。假使没有这个原理,则宇宙之间只有千千万万一点一滴的事实,我们很难寻觅因果关系出来,那么,科学也就无从构造了。”〔16〕为了更好地揭示事物及其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他认为:①要搜集尽可能多的证据,进行多方面地考求。“因为根据不同的证据之数,和‘错误同一方向’之或然数成反比例;换一句话说,证样越多,则‘错误同一方向’之或然数愈小,而可逼近于真实。”〔17〕②要注意从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去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律。因为“天然界既是一个渐变的连续,凡不同的物,都有过渡物介乎其中,各物之性质又多。”〔18〕所以,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也必须适应这个状况,注意事物的变动和变动中产生的中介。
王星拱还系统地探讨了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思维方法问题。他认为,为要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除了要有充分的材料,注意从变化发展中去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外,还要运用一系列正确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假定、比较、推理等等。王星拱比较多地研究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关于分析,王星拱很重视典型分析的作用。他说:“我们解剖植物,每类……之中,分个之数,可谓为无穷的,我们只能取出一二可为表式(即典型)的而解剖之。又如我们分析有机化合物,每类……之中,分个之多,也是不胜数的,我们只能取出一二可为表式者而分析之。即如研究一国一时代之思潮,也须取一二有势力的学说以为表式,为研究之门径。”〔19〕至于综合,他认为,综合是归纳过程的一个环节,是一种推理的方法,主要地就是“从分个推论到共总,”〔20〕即在分析事物各别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事物的共性和内在规律。因此,综合意味着认识的深化。“不然,森罗万象,异不胜异,若将分个记录起来,那就劳而无功了。……所以每次综合,都在科学进步上加一个头衔。”〔21〕
除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以外,王星拱在《科学方法论》一书中,还特辟专章具体地论述了“假定”的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法,都不乏辩证法的因素。
总之,王星拱以上有关方法论的论述,特别是他的《科学方法论》一书,是当时这个领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他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王星拱既是自然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家的王星拱,深受第二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马赫所鼓吹的马赫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从他1921年10月发表《物和我》一文开始,他起劲地宣扬马赫主义的感觉论,并且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站在“科学派”的立场上,参与了1923~1924年间所发生的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的辩论(亦即“科玄之争”)。
王星拱所宣扬的马赫主义,主要表现在他在“科玄之争”中所写的《科学与人生观》一文和尔后于1930年出版的《科学概论》一书中。具体来说:
首先,从王星拱的哲学路线,从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来看,他的哲学思想既因袭贩卖了西方的马赫主义,又与中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心学”一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我们试想想什么是我们所叫做的针,不过是尖锐的形式、白的颜色、金的光泽等等性质。这些形式、颜色、光泽等,都不过是视觉器官所供给的感触(即如盲肠,也不过是如虫的形式、肉红的颜色等等感触)。”〔22〕这既是马赫所说的“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那些东西)”〔23〕的复写,又是王阳明所主张的“心外无物”、“心即物”的翻版。其哲学认识路线是:头脑中的思想视觉器官所供给的感触(尖锐的形式、白的颜色、金的光泽等)物(针)。即: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对此,列宁曾尖锐地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24〕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星拱与马赫和王阳明一样,都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归之于自己的主观意识,并以其主观意识作为衡量客观存在的准则。所以王星拱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
其次,王星拱作为中国的马赫主义哲学家,即作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以“感觉”为唯一的实在,着力宣扬了马赫主义的“感觉复合论”。王星拱在其《科学概论》一书中以不同人所视的毛笔为例说:“一个国民学校的学生看见了它,就构造起来下列的概念:一根长圆坚硬的芦管,管梢有一撮柔软的麻和羊毫。一个生物学家看见了它,就构造起来下列的概念:长圆坚硬的芦管,中间有如星的水管束,柔软的麻和羊毫,每根中间都有洞通的微管。一个化学家看见了它,……这是因为各人过去的经验不同,所以各人的兴趣不同,所以对于同一的东西,可以构造起来不同的概念。”以此论证感觉是认识的前提,是决定言论是非的标准,因而是唯一的实在。这正如列宁所说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25〕王星拱作为马赫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正是由于把“感觉”视为唯一的实在,从而使这本来是人们认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即联系人们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外界的纽带,变成了隔绝二者的工具。为此,他否定客观事物的实在性,鼓吹主观“感觉”可以决定一切,认为主观意识可以塑造出一切事物来。于是,王星拱就裸地断言:“毛笔并不是一件外界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群感触之汇合。”〔26〕甚至,连“迷惑、误忆、妄想,也是现在或过去的感触,它们都是实在的。”〔27〕这与马赫用观念的实在,论证宗教迷信的合理以“物是感觉的复合”,为信仰主义服务;是同出一辙的。
而且,因为中国的马赫主义者毕竟晚出,故而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例如,在中国马赫主义者的西方祖师爷那里,感觉只是单个人的感觉。所以,他们认为世界的存在,是源于个人感觉的存在,而导致了公开的唯我论,认为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大写特写的“我”是实在的、万能的。而中国的马赫主义者则从“感觉”(或经验)是唯一的实在出发,竟连他们自己的客观实在性,也统统否定掉了。王星拱在《科学概论》中就说:“所谓形式的‘我’,乃是随经验分子之增加而变迁的。经验变迁不息,‘我’亦变迁不息,如果经验大致相同,则其所构成的‘我’,也是大致相同,经验是器官的感触,‘我’就是这些感触之集合,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形而上的‘我’,可以脱离经验而存在。”中国的马赫主义者王星拱在这里颠倒了人与其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经验之间的关系,从而最终把自己的客观实在性也完全彻底地否定掉了。
最后,中国的马赫主义者同其西方祖师爷一样,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喜欢在所谓“科学”的旗号下,谈论哲学。
众所周知,所谓科学,就是指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所谓规律性的认识,则是要揭示客观过程和事物现象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给科学提出的任务和要求。但是,在中国的马赫主义者那里,“科学”则不然。王星拱就说:“现在的科学把许多向来所承认为客观的存体,例如时间、空间,都简约为器官的感触。即如物质、能力,也都是从我们所观察的性质(即感触),用逻辑方法构造起来,并不是客观的实在。外而物是如此看待的,内而我又何曾不可以如此看待呢?将这些形而上的存体一概取消,也是合乎奥康刀的规则的。”〔28〕在此,他显然是利用现代科学的高度抽象性来否认客观实体及其存在的形式,实质上是反科学的。
三
学术界一般认为,王星拱在1921年10月发表的题为《物和我》的文章,标志着王星拱的哲学思想由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化。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否定主观的我与客观的物之间的界限,宣扬了马赫主义的观点。他说:物的“形式、颜色、光泽,都不过是视觉器官的神经所供给的感触……若是不幸把针刺到指头上,指头上又有一束神经供给我们一种感触……试问除实用的方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前引的感触,推到假定的针之实体上去,而说它是物;把后引的感触,却留在假定的心之实体上去,而说它是我呢?所以罗素说:宇宙之间,心也不是真的,物也不是真的,另外还有一件东西是真的。这个另外的东西就是感触。”〔29〕而实际上,王星拱的哲学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内在矛盾。是这种内在矛盾和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弱点,驱使着王星拱的哲学思想由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化。只不过,在他1921年前后接受了马赫主义的感觉复合论后,加速了这种转化而已。当然,由于他的哲学思想始终存在着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内在矛盾,又使得他即使在接受了马赫主义的感觉复合论以后,也仍然保留了若干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观点。
王星拱哲学思想中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
第一,王星拱在坚持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有不少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和倾向(特别是他的物质观)。
首先,他的物质概念中虽有若干辩证因素,但这仅是他的物质观中的个别成分而已。在一些带根本性的观点上,他却表现得迟疑、含混而不敢将自己的正确的观点坚持到底,甚至陷入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例如,关于世界的本原,他曾作如下的回答:“我们推求宇宙的原始,有人以为万众之多,是由少生出来的,少是由一生出来的,一是由无生出来的;……我们在这个两难的两只角上,我们都不能得结论的。”〔30〕这里,说“一”是由“无”生出来的,显然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
其次,他的物质观虽然具有一些辩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来,他并不懂得事物进化发展的源泉。他说:“生物有机,矿物无机。无机物之消长由于外,有机物之消长由于内。二者之消长,皆受物理的定例之管束;此近今科学进步中最要之点也”〔31〕这个论断,在正确肯定整个物质世界必然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同时,却不了解“近今科学进步”已经证明了发展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无机物也不例外。王星拱的这一对物质的理解,明显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
以上这些缺陷,使他的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显得很不彻底,是他的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最终倒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内在原因。
第二,王星拱过分看重直觉,甚至把直觉神秘化。
王星拱曾经把知识分为经验的、理解的、证实的、引伸的这四大类。他认为,其中的所谓理解的或理性的知识是由经验的知识发展而来的,而这个过程必须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但是,由于他对整个认识过程缺乏深刻和完整的理解,不能解决证实了的知识为什么不是经验的或理解的知识,这样,他就只好抬高和扩大直觉的作用,把直觉神秘化。他说:在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时,“这综合一层,若是靠智慧理性,是没有用的,我们只能靠直觉去选择。但是既靠直觉,就不是方法所能范围的了。”〔32〕在这里,他把直觉说成是与理性和智慧相对立的,不是属于科学方法范围的东西,这样的直觉就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他认为,在运用综合方法时,不能靠智慧理性,而只能靠那种神秘的直觉。这就违背了他前面所说的“从分个推论到共总,叫做综合”,把综合作为一种推理方法的正确说法。
应当指出的是,王星拱对直觉以及直觉在人们认识中的作用作如此神秘的理解,便使得认识在由感性经验向更高阶段的理性思维发展时,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从而有可能令人怀疑认识由感性向理性发展后的可靠性,在认识论问题上留下一个缺口,成为他在哲学上的一个失足之处。
第三,王星拱不加分析地肯定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从而跌入马赫主义的感觉复合论的泥坑。
王星拱在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使人们的认识在前人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以尽快地把科学推向前进,他就不加分析地肯定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认为经过推论等思维抽象活动形成的认识都是烦琐无聊的,都不能反映客观实在,只有靠感觉直接得来的印象,才是最经济的东西和最可靠的实在。他说:“拿各人的眼光看起来,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桌子存在,可见桌子的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所能存在的,只不过是许多硬度、颜色、形式等性质集合而成的一种现象罢了。这些性质,是直接由感触得来的桌子的本体,也是由感触的张本(原始材料)推论出来的。凡由推论而来的,都不能算作实在。纵令我拿头和墙碰一碰,所得的结果,仍不过是一定痛感,并不能证实墙之物质的本体。”〔33〕这段话的关键在于,他认为“凡由推论而来的,都不能算作实在。”这是由于他对认识过程缺乏深刻的理解,把认识的深化过程仅仅了解为使思维经济或简化,只相信直觉,不相信推理所造成的。
事实上,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首先接触各种各样的现象,形成多种多样的感觉,然后通过大脑对这些感觉或信息进行处理或加工,才形成对事物的比较完整的认识。从逻辑思维的过程来看,这是对各种具体现象进行抽象的过程,推论就是这个过程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这个过程虽然“烦难”一点,但经过这样一番抽象思维和反复认识过程,却能更全面和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更符合客观实在的状况。而王星拱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这就使他由此而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滑向主观唯心主义。
第四,王星拱不能全面、正确地对待科学发展和进步,在科学新成就面前感到迷惘。
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整个世界从宏观到微观都处在不断变动和紧密相联系的状态中,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在认识论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这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给王星拱带来积极的影响,使他的物质观具有辩证因素。即使到了1930年,他还仍然一再指出:“近来放射化学及电子论,发现了原质可变之事实,于是物质之可变之观念,自原质以上的范围,移入原质以下的范围了。”〔34〕他甚至认为,由于电子论的进展,“各原质之原子皆由于电子之集合,故物质一元论,至此而集其大成。”〔35〕在此,他既承认物质一元论,又看到物质处于永恒的变动中。这样的物质观,可以说是达到了辩证唯物论的高度的。但是,另一方面,面对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他又感到迷感不解,而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从包括人的躯体在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断互相转化的科学知识出发,指出:“野蛮人所看做的物和我之界线——他的一张皮——若用分子的眼光看起来,实在是内外交通,一点儿障碍也没有。”〔36〕从而得出物和我是没有根本差别的结论,认为心也不是实在的,物也不是实在的,只有感触是实在的。
综上所述,王星拱哲学思想中积极与消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混杂状态,说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道理,这就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的进展要求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不能完整地接受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则必然会通过种种途径走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邪路上去。王星拱尽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学者,在有些问题上自发地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但由于没有完整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仍然抗拒不了马赫主义的侵袭,滑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以,自然科学家虽然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但若要始终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则必须把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注:
〔1〕王星拱:《环境改造之哲学观》,载《哲学》第二期,1921年出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4〕、〔5〕、〔6〕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7页,23页,18页,23页,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4月出版。
〔7〕王星拱:《答莫等》,载《新青年》第5卷6号通信《鬼相之研究》。
〔8〕王星拱:《什么是科学方法?》,载《新青年》第7卷5号。
〔9〕〔10〕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39页。
〔11〕王星拱:《科学的起源和效果》,载《新青年》第7卷1号。
〔12〕、〔13〕、〔14〕、〔15〕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54页、第243页、第318页、第313页。
〔16〕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载《晨报副刊》第177号,1923年7月出版。
〔17〕、〔18〕、〔19〕、〔20〕、〔21〕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33页,284页,291页,244页,258页。
〔22〕王星拱:《科学概论》第256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
〔23〕马赫《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列宁选集》第2卷第35页)。
〔24〕、〔25〕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7页,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26〕、〔27〕、〔28〕王星拱:《科学概论》第270页,272页,277页。
〔29〕王星拱:《物和我》,载《新潮》第3卷1号。
〔30〕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18页。
〔31〕王星拱:《未有人类以前之生物》载《新青年》第6卷1号。
〔32〕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第316页。
关键词:数学;自然观;科技观;科学技术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9-109-2
0 引言
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的学科。数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 其研究和学习过程中处处都蕴含着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本文分别讨论了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以及数学与科学技术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进而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数学与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人们进一步明确数学中的自然观,增强哲学素养,把握科技发展规律,拓展科技创新视野,熟悉科学方法特点。
1 数学与“两观一论”
1.1 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首先,数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特点。数学是一个系统辩证的自然科学。不同的数学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数学学科。数学作为方法运用于自然科学, 不断加深人们对自然界各个细节的了解, 特别是对力学规律的把握, 进而形成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另外数学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也具有指导科研的作用。数学以自然科学为中介, 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丰富和发展表现在多方面。数学的各种理论常常为物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突破提供绝佳的语言工具,例如微积分是牛顿力学的基础;偏微分方程对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的指导;随机数学是量子力学的基础。总之,数学中充满了辩证法的内容。
其次,数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了新的观点。16-18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数学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充分的科学之一。笛卡尔开辟了“解析几何”的全新领域。我们所熟悉的x,y来自笛卡尔,正是这种代数对几何的应用铺平了微积分发展的道路。解析几何成了物理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常用利器。由此可见数学与自然辩证法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随后,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耐普尔发明了对数,欧拉等人致力研究了微分方程、微分几何、变分法、无穷级数、复变函数等。这些数学成就进一步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通过上述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明确数学中的自然观,培养人文精神,增强哲学素养。
1.2 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
数学是科学中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工具,正因为此,数学才能在科学技术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反过来,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又加速了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促进了数学自身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科学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科学技术在建构假说和理论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逻辑证明和数学推导。科学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悖论和佯谬就是科学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
在数学发展史中,悖论曾引发了三次大的危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数学第一次危机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希帕索斯悖论,希帕索斯发现了数学史上第一个无理数■,导致了无理数的引入,从而使数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数学的第二次危机是微积分的发现,17世纪,牛顿、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发现微积分,许多的疑难问题运用这一工具后变得简单。牛顿和莱布尼茨所创立的微积分理论都建立在无穷小分析之上,这一问题的提出导致了第二次数学危机的产生。第三次数学危机是1902年罗素的理发师悖论,1902年,罗素发现了一个悖论,它除了涉及集合概念本身外不涉及别的概念。罗素悖论曾被以多种形式通俗化,比如涉及某村理发师的困境。为此,数学家们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并使数学在更加严密的基础上得到迅猛的发展。
从20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态势看,首先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要以数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它加速了科学与技术的转化,为人们分析和理解世界上的各种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定量分析和计算方法。其次,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主要的作用还是为其他应用科学提供理论和运算工具。第三,由于数学具有集创造力与想象力于一身的特点,它提供了大量富有创造性并卓有成效的思想,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过来, 数学等自然科学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为指导,科学是数学的解释和模型,是构筑当代物质文明的最底层的基石。由此可见数学等自然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科
技观,二者是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要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必须千方百计把数学研究搞上去。
1.3 数学与科学技术方法论
数学方法是创立科学理论的基本思维方法之一。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认识手段,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简洁精确的形式化语言。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借助数学的方法、观点和语言,有助明确概念的含义,揭示隐含的内容,能够确保把复杂的结构转化为较为简单的逻辑。数学方法的运用把某种精确性带给了科学和技术,没有各种数学方法的运用,科学研究工作将寸步难行。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定量分析和计算的方法。要进行数量分析和计算,就离不开数学方法。数学可以使科学技术更精准,更有效率,更值得人们相信。很明显,数学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数学是科学的后盾。数学推理为科学技术暂时没有认识到的内容――科学猜想,提供了研究可能。数学和科学技术方法论二者形成合力,相互促进,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知识,为改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及智力提供更多的发明及发现。因此我们必须熟悉数学方法的特点,这样才能够将数学方法应用自如。
在当代,随着生态价值观的兴起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熟悉数学方法的特点,这样才能够将数学方法应用自如。数学方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高度的抽象性。第二,严密的逻辑性。第三,应用的普适性。熟悉了这些特点,我们才能在数学的基础上把握科技发展规律,拓展科技创新视野。
2 总结
首先人们要想在数学上取得成功,必须自觉地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这一思想武器,坚持唯物主义的理论。自然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高度的概括,可以确保数学研究方向的正确性,进而获得促进人类进步和幸福的数学成果。其次,数学科学的发展,可以加深对自然辩证法基本规律的理解,丰富哲学内容,为科学思想方法带来重大变革。总之,自然辩证法为数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数学的研究和学习有利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工作司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
[2] 胡春风主编.自然辩证法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
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 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最能体现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著作之~,书中恩格斯理清了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关联,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了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这些先驱者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有着十分深厚的学理根基。反之,也使得我们从中更加理解是如何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成果的进行扬弃和发展后而深刻地解答了自己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又一笔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批判
在《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辩证法思想的讨论是从回顾德国1848年的革命开始的。他指出这场政治革命的前奏是德国的哲学革命,没有这种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就不会产生以后的政治变动。但是恩格斯紧接着提到了法国大革命,并将其与德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反映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他认为在哲学上法国人要远远比德国人表现的激进,他们为了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主张敢于同法国当权者做激烈的斗争,豪不畏惧各种危险,而德国人在哲学上却表现的很保守,在行动也并不积极,但是这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革命的因素深藏在晦涩的言辞之下,而这种对革命有所论证的观点为事实证明对1848年的德国革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恩格斯的《终结》就是从分析在德国出于主流地位的黑格尔哲学内在的革命因素入手的。Www.133229.COM恩格斯认为能够最好地体现这种革命因素的思想就是黑格尔提出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可以是仁者见仁,知者见者的。对于德国当极者而言,这是关于自己合理存在的最好证明,而德国的自由派也是因为如此看待而表达了对这一哲学命题的愤怒,但是,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德这一命题中却包含着正好与此相反的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素,而这一点也曾经被德国诗人所指出。在这个哲学命题中,黑格尔用合乎不合乎理性来衡量现实事物的存在价值,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似乎正是证明了当时德国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后半句又恰恰限制了前者,隐含与前半句可能截然不同的结论。恩格斯指出,正是在这里体现了黑格尔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思想成分,不论现实怎样,用理性来衡量和决定一切现实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正当性,这就必然要受到现实事物所处的特殊环境的制约,在黑格尔看来事物都是出于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的,没有任何事物在限制自身的各种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时毫不为其所动,那么此时被理性证明是合理的事物就不可能在另一时间也被理性如此证明,反而有可能向着先前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改变,由此可以引申出旧事物原先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丧失后就必然会被合理性已然实现的新事物所取代,或者即恩格斯所说的“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在黑格尔的命题中蕴含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而应该是“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人类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凡是现存事物的合理性都只是暂时,因而它们也只能暂时的合理存在,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出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因素。
恩格斯在《终结》里虽然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作为唯心主义的缺点,但是更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而且积极肯定了黑格尔在哲学上的这种伟大成就。认为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所以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采取批判扬弃、为我所用的基本态度的,通过对黑格尔的哲学命题的分析揭示出其辩证法的实质内容,进而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价值。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一个部分里主要是清理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内容,对其哲学体系与辩证法思想之间存在革命性与保守性的内在矛盾进行了透彻地分析,为后文阐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做好铺垫,因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积极成分后创造出来的,总而言之,黑格尔哲学和哲学存在着渊源关系,要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
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二个部分里将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唯物主义之上。他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根据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可以在哲学上区别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这个基本问题在哲学上也可转变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而区分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老,他指出黑格尔哲学虽然是唯心的,但是仍然坚持人类理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以休谟、康德维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却“否认了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随后,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突破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哲学的突破不仅受到了“纯粹思想的力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起到的推动、促进的作用。但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彻底,只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唯物的观点,在进一步运用这一观点到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研究时就停止不前了。而且费尔巴哈没有将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与唯物主义具体的发展形式区别开来,所以在他眼里的唯物主义就只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其他。但是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它将人简单地看作像机器一样,企图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人,而且它无法“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当然这些局限和机械唯物主义所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并非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
恩格斯接着分析了施达克寻找费尔巴哈哲学中唯心主义因素上方向性的错误。施达克只是将一些表面现象当作了唯心主义的表现,比如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中追求“理想目的”的观点或反映在人脑中的“理想的意图”即是唯心的表现,甚至还将费尔巴哈哲学主张人类“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信念”简单的当作是唯心的。
简而言之,在《终结》这部分的内容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黑格尔哲学的突破,这是费尔巴哈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但是也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性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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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主要仅止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已,继续深入下去后就无法坚持这种唯物立场了,更深入的详细分析在《终结》第三部分里得进行。
恩格斯在《终结》一书的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与伦理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唯心主义的局限,他认为这些观点的思想性与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比较起来相差很远。
三、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阐述及应用
《终结》的第四部分是恩格斯所写全书的核心所在,他在这里简要而详尽地阐述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并通过运用这一观点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与宗教发展来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出恩格斯《终结》的主旨,就是从哲学上理清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联系,阐明后者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突破,是适应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最高哲学成果,树立马克思的哲学在德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部分开始,恩格斯就比较了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包括: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他认为这些人中只有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哲学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提出,这种叙述方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生产力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一,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做出了过度的诠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然而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回》中区分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断言现代技术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负面的因素。既然现代技术的革命功能受到质疑,也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新的叙述体系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二,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甚至连阿尔都塞也把理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然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那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出叙述。此外,晚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也暗示我们,由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正确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谈论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来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眼光叙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要使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叙述体系。
其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基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属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者又都是有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实际上,生产者既是社会存在的担当者,又是社会意识的担当者,正如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启示我们,应当避免用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基本命题,即不要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抽象地对立起来。
【关键词】数学老师;培养德育;良好习惯
寓德于教,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长期探究的永恒课题。新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课程要结合自身特点对学生渗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但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语文、品德与生活等学科的事,而数学是自然科学,并不具备德育功能。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作为数学教师,在“授业解惑”――传授数学知识,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运算能力的同时,同样要“传道”――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对数学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途径与方法谈几点体会。
一、紧扣教材,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在我国的文化宝库里,数学的发生与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成果卓著,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打开世界数学发展的史册,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数学研究的累累硕果,像晶莹的明珠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辉。
小学数学教材中有许多的数学史料或插图,介绍我国古代数学家对数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老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利用,作为德育渗透的突破口。如在学习圆的认识时,我结合教材向学生讲解:约1500年前,我国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祖冲之便计算出3.1415926
另外,教材中还有许多反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说服力的数据,如学习百分数应用题里计算增长的百分率时,补充计算家庭收入的增长率,当学生计算出增长率后,联系实际,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教育。
二、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
小学数学充满着唯物主义辩证法,每一个定律、结论无不显示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充分利用教材这一特点加以渗透,使学生逐步了解和掌握一些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仅能使学生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也对解决数学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法。
如:从数学概念的产生及延伸、推广,从四则运算的应用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等,可对学生进行“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等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从数的加与减、乘与除的转化教学中,可对学生进行“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又如:在四边形教学中,通过四边形的四条边位置的运动及长短的变化,可使四边形在梯形、平行四边形、矩形、棱形、正方形之间互相转化,借此对学生进行“事物是在运动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等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对数学方法的熟练掌握,更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和科学的世界观。
三、严格要求,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
数学是一门系统、严密且逻辑性强的学科,可以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和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
例如,老师可以在组织学生观察、操作时,进行有序观察、操作的训练;在描述概念时,进行用数学语言准确表达的训练;在分数、小数的四则运算时,进行整体观察、仔细解答的训练;在应用题的教学时进行认真审题、正确列式的训练等。通过这些数学训练,逐步培养学生专心听讲、认真作业、书写整洁,自觉检查等良好的习惯和迎难而上、追求真理的坚强意志。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是一个重要并且需进一步研究探索的课题。在进行这一课题实践时必须注意策略性,做到自然妥帖,切忌生搬硬套、喧宾夺主,使学科内容与德育内容做到和谐统一,并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及知识能力水平,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才能达到“传道”与“授业解惑”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欧永琛,张明鸣.谈现行数学教学方式的转变[J].中学教学参考,2011(16).
[2]陈体万,刘晓.小学数学教学如何进行德育渗透[J].教育艺术,2006(2).
【关键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感性认识;实践
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形成
出生于拜恩州的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欧洲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也是最后一位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曾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曾醉心于黑格尔思辨哲学,但是随着他对黑格尔哲学理解的加深,他对黑格尔哲学体系逐渐不满,并随着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日益加深,他对黑格尔哲学不满的主要问题是:“绝对观念是怎么演变成自然界的?”
费尔巴哈对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是这样概括的:“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费尔巴哈从信仰上帝到信仰理性,即信仰黑格尔主义。1823 年费尔巴哈进海德堡大学学习神学。一年的学习生活使他对神学感到失望,1836 年起,费尔巴哈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1839年费尔巴哈出版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彻底决裂,走向了唯物主义道路。1841他年发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标志着他的唯物主义的胜利,又在1843年发表了《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全面阐述了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体系。而“人本学”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
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缺陷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打破了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德国,使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走向终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之前唯物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即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一走进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就不能继续在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但是,即使是在唯物主义领域,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仍然有不足之处:
(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自然观的解读的机械性
恩格斯概括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费尔巴哈看来,“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是自然唯物主义,主要观点是自然、物质、存在第一性,精神、意识、思维第二性。事实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是人本主义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把感性存在当作纯自然的存在,在人与自然即感性存在的关系上,他认为人来自于自在的自然,人就是人,他(她)没有一个自我生成、自我确证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反映者与被反映者的关系,人由自然所决定,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费尔巴哈没有从主体出发理解自然界,因此,他没有把自然界看做是与主体具有内在联系的自然界,没有看到自然界在有人之后都会打上人的印记。换言之,费尔巴哈把自然看做是纯化的自然,没有看到自然由纯化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变,他没有认识到自然与社会是一体的,自然是社会(人化)的自然;社会是自然的社会。所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自然观处处显示出其直观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
(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注重感性认识,对理性认识不足
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感性、经验是没有地位的,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与否定。费尔巴哈则把“感性认识”作为认识事物地唯一正确途径,在他那里,感性认识等同于直观认识、感觉,实际上只是用人的五官直接去感触客体罢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的存在是活生生的存在,人的认识只需要把感官投射到自然界上面,只需感性地认识就能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因此,在他那里“意识是一面镜子”,“只有感觉的对象,直观的对象,知觉的对象,才是无可怀疑地,直接地确实存在着的”。 对于费尔巴哈对感性认识的依赖,马克思鲜明的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的感性的活动。”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坚持感性认识的同时,也曾提出理性和实践的认识方式。不过,在他看来,感性认识是各种感官独自地认识事物,理性的认识则是对感性认识的联系和汇总。因此,理性认识只是感性认识量上的增加,而无质的区别,这里的理性认识实际上是感性认识的量的汇总的代名词,即理性认识仅仅是“给本质加上联系,而不是创造本质。”可见,费尔巴哈不了解理性认识和实践的革命意义。由于费尔巴哈对感性认识极端依赖及其对理性认识的错误定位,必然导致他不了解认识是一个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离开实践和理性认识把直观当作认识的基础,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根本缺陷,也使其在历史观中陷入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三)缺乏实践的支撑和对实践的错误理解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同时也是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鲜明区别
费尔巴哈哲学是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哲学。哲学的创立,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划下了一条分界线:在界线的这一边,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界线的那一边,是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开头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里都指出了,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能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客观世界,他只是把客观世界看作认识的对象、直观的对象,而没有看成是改造的对象这同样否定了主体的能动性。旧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实践而不了解人与环境、教育的辩证关系从而走向英雄史观。环境决定论必然导致被动的机械论,也必然导致唯心史观。新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科学的解决了主观与客观、人的活动与环境的外部问题。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时一致的,统一的,统一的实践基础是实践。
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不是形而上学性,而是直观性,即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对于实践,费尔巴哈曾有过颇为正确的论述,如“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但是,他仅仅把实践理解为个人或集体的庸俗的、日常的活动方式,认为实践等于生活,即吃喝之类的行为,这就否定了人的积极的改造社会的能力,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的实践应该是革命的、批判性的活动,应该是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因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消极的、被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的理解是深刻的,是符合费尔巴哈哲学的实际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不了解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意义。不了解实践活动对于人的意识以及整个人类的基础的意义,这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也是费尔巴哈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的根本缺陷,是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分水岭。了解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缺乏科学的实践观,不仅对于恢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来面貌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深刻认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质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并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虽然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可知论的观点,但是他只懂得用感性认识来认识事物,不懂得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发展关系。他不理解真正的实践,不懂得实践是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因此,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只能起到部分的解释世界的功能。
费尔巴哈在用唯物主义打破了黑格尔体系时,只是简单把它抛在一旁,存在着批判地继承上的局限性因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只能是过渡性的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下半截即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而上半截即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这当然可以视为哲学在承前启后的创新中必然会出现的缺失和转型的遗憾,同时也为哲学的诞生提供了突破点和提升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认识论的基础上,坚持了实践的观点,形成了科学、能动的认识论,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而使唯物主义发展到顶点,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版,1959.
[2]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年单行本序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研究在经历了思辨哲学的洗礼之后开始走上科学化之路。当然,这种完全抛开了哲学思辨,过分依赖实证方法的历史研究同样存在缺陷:首先,由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具有局限性和不完备性,因此,单纯依靠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不可能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规律,也不能预见未来,这就丧失了历史研究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其次,过分依赖实证方法必然使得历史研究丧失其应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实证主义态度总是以无批判的方式肯定各种各样的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把实证主义理解为‘肯定主义’。”丧失了批判精神的史学家们只懂得以赞赏和肯定的目光来看待历史和现实,却不懂得历史的发展恰恰源自于批判和否定。单纯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会把当下存在的社会现实当作永恒不变的状况,并从这种现实出发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和论证,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
“哲学”与“科学”的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没有因循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也没有简单复制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在他们看来,科学实证与哲学思辨,对事实的经验描述与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互为补充、互为条件的。通过对以往社会历史研究的批判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哲学和科学交叉互补的方法论空间,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创造性地实现了哲学与科学的联姻。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判思辨哲学,但并不否定哲学思辨本身。他们多次提出要“消灭哲学”,但是,他们真正“要消灭的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那种脱离实际的概念推演和思想上自我编织的幻想”。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哲学是有明确指向的。他们没有否定全部哲学,更不是要否定哲学这个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所要消灭的是那种自视可以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用主观臆造的各种联系强行替代各种客观联系的旧哲学,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是这种旧哲学的典型代表。当然,思辨哲学只是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而不能代表全部哲学,思辨哲学的没落并不代表哲学思辨的价值也被同时湮没。“思辨哲学和哲学思辨之间更没有必然关联;……哲学思辨并不必然导致思辨哲学,思辨哲学的衰落也并不意味着哲学思辨本身不合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以往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划分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界限,试图解决现实世界各领域中的问题。事实上,现实问题不是“以思辨和非实证为主要特征”的哲学所能解决、所应解决的,真正需要由哲学来研究解决的纯哲学问题只是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哲学的作用体现在对相应的经验材料的“处理方式及其前提”作批判的考察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沿用思辨哲学的方式构造虚拟的观念世界,但他们并不否定哲学思辨本身。他们关于哲学反思和批判功能的阐释就是对哲学思辨的充分肯定。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张把历史交还给科学,但同时也强调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曾多次表示,随着自然科学的日趋成熟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社会历史研究应该归入实证科学领域。但是,他们同时也强调了辩证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任何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都要实事求是,并尽可能详细地占有经验材料,“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
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和现实历史的起点相重合,历史研究首先是“对现实的描述”。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实证方法并非完美无缺。马克思曾就19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单纯依靠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做法进行过批判,指出过度依赖实证方法的社会历史研究必然会陷入非批判性和保守性的误区。马克思认为,实证方法存在的缺陷需要由辩证法来弥补。将辩证法引入社会历史研究的优点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所提示的批判原则乃是使科学避开无思想的实证主义和引导到‘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的守护神”。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哲学和科学做了明确区分,但也强调二者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高度互补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就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他们一方面批判了传统思辨哲学从抽象理性原则出发建构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观念世界;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单纯依靠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存在的局限性。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放弃过对现实世界的细心观察,也从未中断过基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考。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超越了以往的一切历史观,在曾经混乱不堪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路径。后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种种误解,“不管是依据马克思学说中的哲学性内容而将马克思解释为自觉发动了哲学革命的哲学家,还是依据他终结哲学并推崇科学的言论而将他塑造成旨在发现铁的规律的科学家,都是对哲学和科学在马克思学说中相互交织的复杂性程度认识不足的表现”。事实上,“哲学”和“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有机融合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哲学—科学二重性”
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从联系和发展变化出发的辩证法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哲学原则进行“科学化”改造的理论成果,是他们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过程中。“从抽象到具体”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p#分页标题#e#
(一)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
唯物主义思想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可谓源远流长。然而,长期以来,多数唯物主义者只能用这一原则去解释自然界,一旦回归社会历史领域,他们就彻底背弃了唯物主义。在旧唯物主义者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最为直接。由于他把客观存在的人引入了社会历史,因此赢得了马克思的高度赞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缺陷也逐渐呈现出来,他虽然看到了人的“感性存在”,却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由此,他也不可能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也不会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现实意义。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现实的个人”,而且看到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重新阐释了唯物主义原则———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原则。实践的世界观的确立使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摆脱了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原则,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原则”;社会历史不再是某种神秘力量统治下的观念世界,而是由“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交织而成的客观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现的实践唯物主义原则重新“输入”了他们的社会历史研究之中。由此,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内在的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中,他们始终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在占有丰富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规律而不是在观念的世界中构造历史。
(二)从联系和发展变化出发的辩证法原则
在古希腊,辩证法曾是一种在对话中通过矛盾的揭示与否定而通达真理、理念的思想或认识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辩证法是一种一般的方法,可以运用于一切科学和知识领域。康德把辩证法同揭示客观矛盾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辩证法具有了客观的含义。此后,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
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进步意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找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即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容纳了一些“事实”,蕴含着批判的本性,但它的目的是构成一个与“事实”相对立的“概念”世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徒有一副“批判的外表”,实质上不过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唯心主义基础的同时也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精髓,并将其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逻辑先于历史,所以需要由逻辑来决定历史据以实现的模式,历史仅仅是逻辑的注脚;对马克思而言,从逻辑出发构想历史的实现模式是徒劳无功的,历史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历史的实现模式只能由历史本身决定而非由逻辑决定。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辩证法原则。沃尔佩认为,的辩证法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对立的“科学”的辩证法,这种科学性来自于它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原则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原则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是事物存在的第一原则,它的纯粹逻辑的发展是现实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现实事物只是思维的外部表现。由于黑格尔“将思维方法的结构本身直接硬化为逻辑本体”,从而彻底落入了绝对观念的陷阱。
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在理论研究的两端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具体:第一个具体是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第二个具体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果(思维的具体)。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就是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再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马克思还认识到,科学研究并不等同于理论构建。理论构建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叙述的方式将理论呈现出来的过程,它只能以抽象作为逻辑起点。因此,从抽象到具体是理论构建活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式和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运动过程虽然表现为概念的运动,但它是在直观和表象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脱离具体对象的纯粹的概念的运动。马克思认为,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应从感性材料出发,通过分析、综合、概括等人的抽象思维活动,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形成一系列反映着对象本质的概念和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历史研究工作业已完成的情况下,社会历史理论的建构才成为可能。因此,研究方法是叙述方法的前提和准备,叙述方法必须以现实的具体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落脚点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实证考察,正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内容为叙述方法提供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虽然也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但却完全不同于思辨哲学对于历史的空想和虚构。
一、组合式选择题
例1 随着高考的临近,不少考生到庙里烧香拜佛祈求高考大捷。对下边漫画《考前抱佛脚》的哲学分析正确的是( )
①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
②不善于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就无法取得成功
③人人都有世界观,人人都有哲学思想
④漫画中考生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解析 漫画讽刺了某些同学不切实际的荒诞之举。其中,为了考上大学,是求神拜佛还是埋头苦读?这是方法论选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归根到底是由其世界观决定的,因此漫画的寓意在于说明错误的世界观决定了错误的方法论,不善于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关系的人是可笑的,①②是正相关关系,故①②选;③表述错误,故可以直接排除;漫画反映的是画中人物怀有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故④可以用排异法进行排除。故本题选A项。
点拨 解答组合式选择题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两种。
方法一:“排除法+比较法”是解答组合型选择题的基本方法。其做法是:第一步,运用排除法缩小范围。在认真审读背景、题干明确其指向的基础上,从最容易发现的错误题肢入手,先确定其中明显错误的观点,然后将含有错误选项的题肢从备选项中排除以缩小范围。第二步,对其余题肢进行比较分析,确定正确选项。
方法二:高频排误法或低频排漏法。就是针对组合次数最多的数字所代表的观点重点攻破,如果能判定该观点错误,则可大面积排除含有该观点的错误题肢;所谓低频排漏法,则反之,如果能判定该观点正确,则可大面积排除未含该观点的题肢,从而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二、“判断哲学派别”类选择题
例2 甲说:“我在故我思。”乙则说:“我思故我在”。从甲乙两人的观点可以看出( )
①两者的观点反映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②甲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乙的观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③甲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乙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
④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物质与意识谁决定谁的问题。
A. ①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解析 “我在”即为物质,“我思”即为意识。因此,甲的观点强调了物质决定意识,乙的观点强调了意识决定物质,故甲的观点属于唯物主义,乙的观点属于唯心主义,故①③④选;甲的观点只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没有体现出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故甲的观点只能判定为唯物主义而不能为辩证唯物主义;“我思”即为自己的意识,因此,乙的观点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故②不选。本题选A项。
点拨 解答此类选择题的关键在于读懂材料,带着“物质与意识何者为本原”这一问题阅读材料。首先,从材料中找出谁是“物质”,谁是“意识”;其次,把握材料的大意,材料强调的是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还是意识对物质的决定;一旦确定材料反映了唯心主义,还要区分材料中的意识是人的主观意识还是某些客观精神,以此确定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唯物主义有三种基本形态: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是将物质的具体形态等同于物质;近代形而上学的特点是将自然科学的原子等同于物质,缺乏辩证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是自然观和历史观既唯物又辩证。判断唯物主义的标准是是否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判断辩证唯物主义的标准是是否同时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和“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哲学上,下列哪项与上述诗句所反映的观点类似的是( )
A. 未有此气,先有此理
B. 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C.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D. 气者,理之依也
2. 下列对哲学的派别判断正确的是( )
①万物都从火产生,也都消灭而复归于火――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②原子是世界的共同基础――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③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主观唯心主义
④人病则忧俱,忧俱则鬼出――客观唯心主义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3.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认为只有能够为人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哲学则是一种“大而无用”的学问。这种观点( )
①没有正确认识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
②看到了哲学本身存在着的局限性
③没有认识到哲学是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
④忽视了哲学源于对实践的追问和思考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①④
4. 2012年9月1日,《人民日报》指出,深入学习领会同志关于坚持科学发展的重要论述,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扎实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我们之所以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因为科学发展观( )
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
③为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具体方法
④作为真正的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①③
5. 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说:“我注意过,即便是那些声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而且我们无力改变’的人,在过马路之前都会左右看”。可见( )
①声称者的“言”体现了其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②声称者的“行”带有自发唯物主义的倾向
③声称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脱节的
④唯心主义在理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在实践上是有危害的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④
6. 学校组织义务劳动,某班班主任老师让学生提出劳动量分配的方案。一个男生说:“所有的人都分配等量的劳动,这样最公平。”一个女生反驳说:“这样不公平,我们女同学力气小,应该有差别地分配劳动量才公平。”为此,大家围绕“什么是公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此可见( )
①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②哲学的智慧产生于思维的争辩
③哲学争论的根源在于思维的出发点不同
④生活处处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