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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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

关键词：社区规划 社会学 城乡规划

前言

随着单位社区的解体，社区规划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社区规划不能停留在物质空间规划，需要通过调查，发现社区资源，探究社区需要，达到社区资源公平配置、社会空间合理分布。

我国城乡规划学科对社区规划的研究比社会学晚几十年。但实际操作中，城市建设由城乡规划管理部门负责，社会学家的研究不能直接影响社区规划。梳理社区规划的社会学研究进程，能够发现社区规划发展中存在的障碍，使社会学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导社区规划实践工作[1]。

正文

1、 社区与社区规划概念辨析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具有以下特征：一定的地理区域，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意识和利益及较密切的社会交往。我国城市规划中，社区大多与居住联系在一起，一般指城市规划中的居住社区。

社区规划：包括物质形态规划，但这只是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真正的社区规划”是基于自下而上理念、综合考虑社区各方面发展需求的综合发展规划，是通过物质规划手段实现社会学目标的规划。

2、 中国社区规划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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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范围

我国的社区规划研究，开始从单一的居住社区布局研究扩大到对社区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的研究。王子奇分析了影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变量，提出了社区公共设施建设的步骤[2]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增加，使针对弱势群体的社区规划研究也逐渐增多，包括老龄社区、亲子社区、农村社区、安置社区等。宋言奇、梁玮男研究了老龄社区的构建原因及方法[3]；李媛提出了亲子社区的理论支撑系统[4]；赵淑玲、辛亮等分析了农村社区规划的内容特点，提出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建议[5]；代晓利以实际案例提出了安置社区的相关问题及解决办法[6]。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城乡规划师们也希望能从规划的角度解决环境问题，可持续生态社区研究兴起。金涛和张小林从生态社区的运作层面，探讨了规划思路及操作流程[7]；鞠鹏艳介绍了北京长辛店低碳社区规划，提出了低碳社区规划存在的问题[8]。

2.2 主要运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社会学在规划的三个阶段介入社区规划中：

规划前期——社会调查、社区文化分析、社区问题发掘；

规划中期——居民互动、公众参与；

规划后期——规划效果评估；

我国社区规划主要集中在对规划前期及中期的研究，对规划后期效果评估的研究较少。以赵民、赵蔚为代表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初步构建起城市规划领域的社区发展规划理论。程新友、徐鑫、王剑云、杨卡等研究了如何促进住区邻里及社会交往[9-11]；于文波、李志刚等分析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性[12， 13]；王媛婷抽查了上海徐家汇社区的老年人，建立了社区规划评估体系[14]。张纯、吕斌等研究了社区规划的公众参与方法[15]。张晓霞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促进社区参与的具体对策和建议[16]。

3、 社区规划社会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学者在社区规划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研究范围增大，研究方法推陈出新。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主要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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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社区规划研究处于初级阶段，不成体系，未能充分利用社会学研究成果

我国社区规划社会学研究还很薄弱，没有形成体系，许多基本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规划学者缺乏社会学的背景，不能充分利用社会学研究成果。

3.2 重视前期研究，忽视后期评价

目前的社会学方法主要应用在规划前期、中期的社区空间环境营造分析和公众参与模式讨论，缺乏对社区建成后的评估分析。为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台湾等地设立了社区规划师，使得社区规划能与社区共同发展、成长。我国目前的社区规划仅注重前期宣传，后期使用情况无人问津。

3.3 社区参与不足

社会公众参与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及其辖区有关单位和居委会作为基层公众角色参与规划的制定与管理，我国非政府的社区组织发育还不成熟，社区规划建设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和开发商，公众参与薄弱。存在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a） 公众参与范围小、程度低、途径少、方式简单被动，参与的广度、深度不足。

b） 公众参与没有制度化，随意性大；缺乏可操作的程序、规范；没有明确的公众参与范围、方式、途径、保障措施等。

c） 专家意志指导社区规划，公众参与效果弱。公众参与没有成为社区规划决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规划活动与公众分离，公众参与难于影响社区规划。

4、 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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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强城市规划人员的社会学素养培养

城乡规划学科应增设相关社会学课程，提高规划从业人员的社会学素养。城乡规划单位不能仅招收规划学科专业人才，也应当有一定比例的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人才，形成完整的规划研究机构。

4.2 积极应用社会学研究成果，加强规划实践对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检验

社区规划应多关注社会学研究进展，使用社会学新研究成果，与社会学专家合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规划设计，加快形成社区规划的理论及研究体系。

加强社区规划的效果评估，通过社区规划实践，检验规划研究的准确性，增强理论的可操作性，推动社区社会学研究发展。

4.3 设立社区规划师，使社区规划与社区参与法制化。

规划思想由理性向以人为本转变，社区规划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适应社区发展的需要，应将社区规划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将公众参与纳入规划法律体系、建立社区规划和公众参与的法定地位及工作程序，通过制度和法律保障社区规划的实施效果。

设立社区规划师，从而能够及时、充分地向规划管理部门反映社区居民意愿，成为居民与管理部门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赵宝林. 对城市社区规划的初探[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3（6）：48-49.

[2] 王子奇. 对都市社区公共设施规划的社会学思考[J]. 湖南社会科学， 2004（6）：83-85.

[3] 宋言奇. 城市老龄社区构建问题三议[J]. 城市规划汇刊， 2004（5）：81-84.

[4] 李媛. 基于中国传统情节构建的亲子社区规划研究[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8.

[5] 赵淑玲.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规划探索[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10（1）：96-100.

[6] 代晓利.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安置社区规划的思考[J]. 建筑与文化， 2010（7）：16-19.

[7] 金涛， 张小林. 国际可持续社区规划模式评述[J]. 国外城市规划， 2004（3）：47-50.

[8] 鞠鹏艳. 创新规划设计手段 引导北京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以北京长辛店低碳社区规划为例[J]. 北京规划建设， 2011（2）：55-58.

[9] 程新友. 城市社区邻里和谐中的新楼组范式_以上海市A社区为例[J]. 上海城市管理， 2010（02）.

[10] 徐鑫， 王剑云. 网络时代城市社区邻里交往趋势探讨[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282-285.

[11] 杨卡. 新城住区邻里交往问题研究_以南京市为例[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3）.

[12] 李志刚， 吴缚龙， 卢汉龙. 当代我国大都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对上海三个社区的实证研究[J]. 城市规划， 2004（6）：60-67.

[13] 于文波. 城市社区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D]. 浙江大学， 2005.

[14] 王媛婷. 基于原居安老思想的社区规划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1.

第2篇：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

内容摘要:近代社区规划理论始于花园城市的构想,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近代社区规划理论做了述评:社区的概念、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和社区规划的基本原则,并指出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应当在邻里单元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更侧重于把个体家庭作为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更加注重人文主义在社区规划中的应用。

关键词:社区规划 社区 邻里单元

问题提出

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以群居的方式在地球上生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群落与城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原有设施出现不足,居民的生活环境受到影响,如何规划好社区,为居民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问题,由此便产生了许多社区规划理论。

综合已有的相关研究,社区规划理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社区”一词来自于国外,英文里称之为“community”,英国思想家威廉姆斯(Williams)认为社区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泛指实质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另一方面是指一种抽象的关系性质;自19世纪开始,社区的概念得到了不断的延伸,进入21世纪后,社区被定义为,由不同特性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它通过社会关系将不同人格特质互相连结,并分享共同的观点,甚至是活动的参与;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则认为“社区”是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是以住宅区为依托的、以社区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为界的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单元(陈眉舞等,2004)。

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

霍华德(Howard)的花园城市。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花园城市的构想,标志着社区规划理论的发端(郑凯仁,2000)。后人把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称为“Howard”,一个Howard包括160英亩的土地和大约5000的人口,六个Howard组成一个城市,通过对农业、工业、居住、公共空间的分区规划,一个较小的计划性社区组织可以被创造出来,各项生活功能都能在这一社区组织内独立运行。

Perry的邻里单元。邻里单元(Neighborhood Unit)概念是Perry于1929年提出的,他认为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应该是邻里单元,邻里单元具备以下特征:人口规模应能足以维持一所小学(约为5000人);面积大小约160英亩,居住密度每英亩约为10户,学生上学的徒步距离不超过0.5英里;主要干道和通过通道路不会穿越邻里单元内部;内部街道系统采用囊底路、弯曲设计以及明亮的表面来提升邻里单元的安全性及舒适性,减少邻里单元内部的交通活动;学校是邻里单元的中心;邻里单元设施如图书馆和社区服务中心等靠近小学,公园及其他休闲区域应适当的分配在整个邻里单元内。 Perry的邻里单元模式认为未来的人们应该以教育设施及邻里单元中心组织作为新的生活中心。邻里单元理论是后来许多相关理论的主要依据。

Stein的邻里单元。Stein在他的邻里单元理论中主要加入了超大街区的观念,他主张,邻里单元的中心除了学校外,还应有小型购物中心,三个这样的邻里单元组成一个超大街区,它里面再设置高中和一到两个主要的商业中心。而这些设施的步行半径由Perry所提的0.5英里增加到1英里。这样的一个超大街区才是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

Jose Sert的邻里单元。Jose Sert同样主张邻里单元应当是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6,但他认为的邻里单元与前人研究不尽一致:小学应该是邻里单元的中心,6到8个邻里单元组成一个城镇,人口约为5.6万到8万人;由家里到小学的最大步行距离应该降到0.25英里。

新都市主义下的邻里单元。二战以后, “新都市主义”规划理论便应运而生。新都市主义较突出的思想在于以下两点:邻里单元的混合多样使用。邻里单元内要包括住宅、商业、工作、娱乐等不同性质的建筑物,提供不同的住宅形式使不同收入的人也能混合居住在一个邻里单元之中;以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为优先。运用公共空间及公共建筑特有的公共性,来加强社区识别,配合有等级的街道、街廓、广场,加强社区中心的角色,成为社区地标。

相比以往的邻里单元理论而言,新都市主义的邻里单元更强调邻里单元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结构,并考虑到区域成长的概念,解决过去随着郊区发展而衍生出的边缘城市;其次,新都市主义缩小了邻里单元的范围;此外,新都市主义更重视私人领域与开放空间的边界,鼓励以公共领域引导居民互动来形成城市生活的模式。

社区规划的基本原则

自霍华德提出花园城市的构想以来,社区规划领域产生了许多的理论,每一种社区规划理论都提到了社区规划时的基本原则,有些基本原则也被很多理论所共有。综合来看,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 群聚发展

群聚发展原则最早来自于霍华德所提出的花园城市构想,他的这一构想始于如何构建一座城市,但最终的落脚点就在于如何让居民住宅群聚发展,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公共空间用于城市绿化。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土地开发如果能群聚式的发展住宅,使得人们更为密集的住在一起,缩小住宅本身所占的土地面积,就能节约土地开发,从而提供出更多的公共空间,保留更多的自然环境,或做其他的用途。

(二)郊区扩散

1960年,美国开始有私人到郊区去兴建新的市镇,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资助郊区新市镇的建设,大量新市镇的开发使得郊区生活成为美国人主要的生活方式;美国宾州大学葛拉尼(Golany Gideon)教授将新市镇定义为:“结合城市与乡村环境,新建或扩大城市集居地,成为一个有计划的社区,绕以绿地或农地等开放空间,共同形成新市镇的整体,新市镇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自足性、自持性及自制性。往郊区兴建新市镇的目的在于缓和大城市人口、住宅,交通的压力,促进区域之社会与经济均衡发展,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创造有创意且舒适的生活。这种将人潮往郊区扩散,依靠汽车联系城市与郊区的作法虽解决了城市中心人口增长的压力,但也使城市无限扩张,市中心不断衰败,造成了大量的治安问题,交通问题,税收及污染问题;此外,驾驶汽车虽然改变了日常生活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但也使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减少,人与朋友、社区的互动减少,人情冷漠、社区关系淡薄等问题也开始凸显;最后,开发者往往热衷于独栋住宅的建设,很少考虑到使用大众交通工具,这就使得年长者、青少年及小孩等不会开车的居民失去了行动自由,而形成了年龄和族群上的隔离。

(三)计划单元整体开发

计划单元整体开发原则最早由美国学者Babcock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土地使用分区管制上所施行的僵化的规章制度,这一原则使得开发商在开发社区时,可以在面积大小、房屋形式,房屋密度等政府有所限制的领域更加富有弹性;计划单元整体开发原则的应用比群聚发展原则更为广泛,除了住宅区之外,也可应用于商业区,工业区等,它的特点在于:计划单元整体开发通常包括大面积社区的开发,有时甚至可以为一个新市镇进行开发;计划单元整体一般包括建筑形式和混合的使用,而非单纯的发展;计划单元整体开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采用阶段式开发的模式。

(四) 邻里单元为先

除了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构想外,其他的主要社区规划理论都以邻里单元作为规划的基本单位。以上3条原则所代表的相关理论也是如此,但它们在具体的规划操作中更加强调“从社区到邻里单元“的由外而内的顺序,而Andres Duany(1998)提出的传统邻里单元规划理论(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TND)则以邻里单元为先,强调首先应当进行小尺度的规划,然后再向外扩展去进行整个社区乃至城市的规划。

(五)大众运输导向

采用大众运输导向的社区规划被称为大众运输导向规划(TOD),由Calthorpe(1993)提出,他主张社区的土地配置应该采用混合使用形式(mix use),社区的中心应为大众运输场所及核心商业区,混合了住宅、零售、办公、开放空间及公共使用等各种使用类型,采用开放空间的形式,它鼓励人与人在这个开放空间相遇,共同组成一个紧凑、健全的社区结构,并力图营造一种适合步行的居住环境,使居民与上班族能方便的在地铁、公共汽车及自行车之间进行选择。

此外,Calthorpe还认为,大众运输导向规划包括两个层次上的规划:都市层次和邻里单元层次,都市层次强调社区应当在运输干道上,以轻轨、地铁、铁路或快速公交路线为主要交通方式,社区中有高强度的商业使用区,并适当提高住宅密度;邻里单元层次则是沿着次要的公车支线发展,提供住宅及地方服务性商店。不管是哪一个层次上的社区,都有着四种主要的土地使用类型:核心商业区、住宅区、公共用地及次要地区。小型核心商业区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便利零售及地区业,大型核心商业区则综合了超级市场、餐厅、商业服务、娱乐、就业及轻工业,二楼以上可以作为住宅使用;住宅区必须设置在与社区中心便利可及的步行距离内,住宅形式多样化,主要有独户式住宅、单人式住宅及公寓等;公共用地用来服务当地居民及上班族,包括公园、广场、绿地和公共建筑等,主要在于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居民的需要;次要地区为规划步行距离半径外的区域。

结论

社区规划理论的落脚点都在于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居住品质。近代社区规划理论始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构想,之后伴随着由“美国梦”带来的郊区扩散,最后回归到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都市主义”。纵观所有的社区规划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居民在社区内的生活构成了紧凑、多样的生活环境,应当是未来城市规划的方向,而以“家”为出发点的生活路径,是影响社区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以往按照平面的土地使用分区来规划社区的做法稍显不够。可以预见,今后的社区规划理论,应当会在邻里单元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更侧重于把个体家庭作为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更加注重人文主义在社区规划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1.MacQueen, Kathleen M. McLellan, Eleanor, Metzger, David S.Kegeles, Susan, Strauss, Ronald P., Scotti, Roseanne, Blanchard, Lynn, Trotter Ⅱ, Robert T,What Is Community? An Evidence-Based Definition for Participatory Public Health [J],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91, Issue 12,2001

2.陈眉舞,张京祥,曹荣林.我国城市社区规划的理论构架及其实践机制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4

3.郑凯仁.以新都市主义观点进行住宅社区规划之研究[M].(台湾)成功大学,2000

4.Owen, S.H. and M. S. Daskin.Strategic facility location: A review[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 Research,1998(111)

5.David, A. Models implementation:A state of the art[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 Research,2001(134)

6.John Morris.Urban Spaces. Visual Reference Publication,1995

7.Batty,M.Agent-based pedestrian modeling[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2001(28)

8.Duany Andres.Our Urbnism[J]. Architecture,1998,87(12)

9.Peter Calthorpe.Next American Metropolis:Ecology,Community,and the American Dream[M].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3

作者简介:

第3篇：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

关键词：需求；公共文化资源；规划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219-04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资源是社区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是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重要场域，是文化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构建所依托的载体。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社区的发展和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不同阶层构成的异质性社区所引发的多元需求及文化冲突、社区人口增多以及流动性增加带来社区成员的不安全感、高层住宅和狭小的公共空间使居民交往减少给社区共同体建设带来诸多困难、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的是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传统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生活的特征是由空间、文化等因素决定。所以，城市社区公共文化资源不仅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是和谐城市社会构建的基础。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服务主体是社区居民，城市社区的人口构成决定了社区文化空间资源建设要满足多元的社区需求。本文以北京市某街道为例，通过26个社区520名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资源需求的调查，探讨需求视角下城市社区公共文化资源规划实现的路径。

一、社区文化公共文化资源使用现状

社区公共文化资源文化的构成：（1）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会所）包括：文化康乐设施（多功能影视厅、文娱艺术、康乐健身活动）、图书阅览科技活动设施、老年人活动设施、青少年之家；（2）体育场包括环形跑道运动场，建筑与室内场馆；（3）文化广场包括户外健身场地、集会、露天表演、救灾场所等。调查显示（见表1）：有41.8%的居民表示会使用文化资源，其中经常使用的为23.6%，18.1%的居民表示只有周末会使用。差不多58.3%的居民表示不经常使用文化资源，除了有些居民表示没有时间外，总结原因主要有三：一方面大多数居民认为文化体育设施不够用，都是些老人和孩子在用，适合年轻人的不多；另一方面很多居民表示现有的一些文化资源形同虚设，如阅览室书籍少而陈旧、硬件设施缺少维护等；三是很多文化资源都是针对社区老年人的，适合其他群体的比较少。

表1 文化资源使用情况（单位：%）

二、社区居民对文化资源的需求

有关文化资源需求的调查结果显示：有406人次选择了室外活动场所，占调查人数的78.1%；268人次选择了室内活动室，占调查人数的51.5%；有258人次选择了增加体育设施，占调查人数的49.6%。社区居民将相关文化资源按需求的程度排序，分别为室外活动场所、室内活动室、图书室、娱乐设施、体育设施和健身房。从文化资源的需求结果表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尤其是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方面的活动，因此，社区居民对室内外活动场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急需对文化体育活动场地和活动室的增设。

（一）不同性别对文化资源的需求（见下页表2）

第一，室外活动场是男女居民选择比例最高的公共文化资源。总体来说，女性对文化资源需求排在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27.9%、社区体育设施17.6%、社区室内活动室16.4%；男性对文化资源需求排在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27.8%、社区室内活动室19.3%、社区体育设施17.1%。

第二，用性别变量和文化体育设施、最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所需设施等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对室外活动场、社区图书室、社区体育设施以及社区健身房等方面的需求没有差别，差别较为明显的是：社区室内活动室的需求――女性16.4%，男性19.3%；社区娱乐设施的需求――女性15.2%；男性13.9%。

（二）不同年龄居民对文化资源的需求（见表3）

第一，社区室外活动场是不同年龄段居民选择比例最高的公共文化资源。总体来说，年龄小于18岁的居民年对文化资源需求前三位的是：社区室外活动场25.7%、社区娱乐设施18.8%、社区室内活动室18.1%；19～39岁居民对文化资源需求前三位的是：社区室外活动场27.8%、社区体育设施18.3%、社区室内活动室17.5%；40～59岁居民对文化资源需求前三位的是：社区室外活动场27.4%、社区体育设施18.3%、社区室内活动室17.7%；60岁以上老年居民对文化资源需求前三位的是：社区室外活动场27.6%、社区室内活动室19%、社区体育设施15.6%。

第二，青少年偏重社区娱乐设施，中青年偏爱体育设施，老年人偏爱社内活动。年龄差别相对来说有差异的选项分别为：娱乐设施――18岁以下青少年18.8%，60岁以上的老年人12.8%；体育设施――19～39岁，40～59岁的居民分别为18.3%、青少年和老年人分别为15.3%和15.6%。

（三）当地居民、流动人口对文化资源的需求（见表4）

第一，室外活动场是选择最高的公共服务设施。总体来说，当地居民对文化资源需求排在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27.4%、社区室内活动室18.1%、社区体育设施17.3%；流动人口对文化资源需求排在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29.4%、社区室内活动室17.2%、社区体育设施17.8%。

第二，相比较而言，当地居民更偏爱室外活动室和室内活动室；流动人口比较偏爱室外活动场所和社区体育设施。用是否为当地居民变量和文化体育设施、最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所需设施等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发现不同居民对体育设施、社区图书室、社区体育设施以及室内活动室等方面的需求没有差别，略有差别的是：社区室外活动场所的需求――当地居民年27%，流动人口29.4%；社区娱乐设施的需求――当地居民14.4%；流动人口15.6%；健身房当地居民9.3%，流动人口7.2%。

（四）不同职业对文化资源的需求（见表5）

第一，室外活动场所选择比例最高。机关干部对文化资源需求排前三位的是：社区室外活动场所27.7%、社区体育设施20.3%、社区图书室18.8%；企事业单位职工文化资源需求排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所28.9%、室内活动室18.9%、社区体育设施17.6%；个体经营者文化资源需求排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所28.6%、社内活动室和体育设施均为17.5%；外来务工者文化资源需求排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所28.7%、室内活动室18.6%、社区体育设施16.7%；学生对文化资源需求排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所25.8%、室内活动室和娱乐设施均为18.2%；下岗工人对文化资源需求排前三位的是：室内活动室、室外活动场所和体育设施均为20.8%；离退休人员对文化资源需求排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所26.3%、室内活动室18.6%、社区体育设施17.8%；自由职业者文化资源需求排前三位的是：室外活动场所30.2%、室内活动室16.8%、图书室和体育设施均为15%；其他职业者文化资源需求排前三位的是：社区室外活动场所23.3%、体育设施18.6%、室内活动室和娱乐设施均为16.3%。

第二，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下岗职工需求室内活动室，而机关干部却需求不大；自由职业者更需求室外活动场所，而下岗工人则相对需求较小；机关干部对社区图书室的需求最大，其他职业者较小；学生对社区娱乐设施的需求最大，个体经营者对娱乐设施的需求相对较小；下岗工人和机关干部队社区体育设施的需求最大，自由职业者对娱乐设施的需求相对较小；其他职业者对社区健身房的需求较大，企事业单位职工需求相对较小。

（五）不同文化程度对文化资源的需求（见表6）

第一，室外活动场选择比例最高。不同文化水平对社区文化体育设施需求的前三排位情况：初中以下――室外活动场26.7%、室内活动室18.7%、社区体育设施17.6%；高中或中专――室外活动场29.1%、室内活动室18.8%、社区体育设施18%；大专――室外活动场28%、室内活动室18.3%、社区体育设施17.2%；本科及以上――室外活动室27.4%、室内活动室18.2%、娱乐设施和社区体育设施均为15.1%。

第二，相比较而言，本科以上者较为需求社区图书室，其他项目差别不大。

三、需求视角下社区公共文化资源规划的实现路径

（一）以社区居民需求为本的社区公共文化资源规划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规划需要根据社区构成特点并在评估社区居民多元需求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实现城市社区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一是社区居民逐渐从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向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发展，原来社区的公共文化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较高层次的需求，出现文化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短缺。二是城市社区成员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出现下岗工人，自由职业者，同时老年人增多，流动人口增多，不同的群体构成对公共文化资源的需求不同。三是“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由单位文化向社会文化建设的转变，更强调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政府也从经济效能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规划既要满足大多数人目前社区生活中需求，也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需求，如心理咨询室、社区图书室以及老年人的各种文化服务机构，尽管在社区公共文化资源规划中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以大多数社区居民并兼顾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为规划标准成为必须。

（二）践行科学的公众参与社区公共文化资源规划

一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途径邀请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资源规划。信息渠道不畅是社区居民参与文化建设规划的障碍因素之一，可以通过社区工作中一些专业动员参与的方法，如给社区居民写信、打电话或登门拜访等方式进行宣传、说服和建立关系，可以采用社区咨询站点、向过往的居民宣传介绍，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如建立社区网站、展板和广告宣传、招贴海报以及小区广播或者流动宣传车等进行宣传和动员。当然也可以通过召开居民代表会议，选择家庭代表或楼道代表的方式改变过去居民参与环节薄弱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听取意见和建议，以获取社区居民的对文化资源的需求。二是通过构建互助合作的参与式文化管理模式构建新型的社区文化资源规划机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资源规划决策和过程的介入旨在打破原有的专家和政府规划思路，由社区生活的主体如当地居民、居委会以及辖区内的文化机构共同协商，针对社区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建设、社区文化管理的相关内容以及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评估等问题进行讨论，形成由社区主体参与决策并做出选择的高度介入社区文化资源规划形式，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身所在社区文化规划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也只有通过沟通和交流才能实现共识；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一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化和单位化的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社区文化规划模式很难适应现代较为复杂的混居社区类型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构建的新型社区文化建设目标。因此社区文化规划应该从自上而下的“被动参与”向参与式的现代文化资源规划模式转变。社区文化规划中可以运用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方法，在现有社区文化规划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另辟蹊径，通过动员资源协助社区创设各类有社区居民参与的社区文化资源规划组织和机构。通过公共参与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实现社区文化资源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利益分享，建立多元化的、互构共建的社区文化资源规划模式。

（三）建立开放型社区，促进社区内外文化资源的共享

城市化进程加速，在带来城市发展的同时也让城市人口密度大增，现代城市社区普遍面临空间狭小，可以利用的公共文化资源越来越少，因此整合社区内外文化资源成为解决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协调社区内部文化资源促其相互开放，最大化的利用文化空间资源。YT街道所辖的地域内有很多机关单位，它们的公共文化资源如各种室内外活动中心、停车场等是不对外开放的。建议与这些单位进行沟通协商，错开时间段的相互利用，可有效改善公共文化空间资源的一边空置不用另一边不够用的现状。其次，建立对外开放的社区，促进社区与周边社区以及临近地域的公共文化空间资源共享。文化资源共享是解决不同社区文化资源分布不均的有效途径，以地域为基础的社区总是镶嵌于一定的区域系统中，该区域系统所辖范围不仅指与其隶属于同一街道的其他居委会，也指其他街道及隶属于其中的居委会，或者是一些公共的文化社会资源，如城市区域的图书馆、文化广场以及其他机构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在城市规划中建立开放社区促进文化资源共享是必要的。考虑社区周边文化资源现状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并促进文化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第4篇：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

关键词：国外城市 社区管理 模式 特点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的问题与矛盾越来越突出，适时推进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紧迫任务。西方国家的社区管理具有较长历史，社区管理模式已日趋成熟和完善。综合国外城市典型的社区管理模式共同的特点，需要在学习他们在社区的管理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完善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法律法规，学习他们的服务理念。

一、国外城市社区管理典型模式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社区治理与社区建设，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社区管理有三种较为典型的模式。

1.自治型管理模式。自治型管理模式尤以美国最为突出，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以下特点是：一是城市社区发展绝大部分依靠非赢利组织；二是社区规划较为严格合理；三是依靠社会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四是强调法制功能，实施依法管理。自治型管理模式下政府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政府主要职能为协调以及提供保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协调社区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保障社区成员参与民主的权利，以间接的方式对社区行为进行干预。社区内的具体事务的管理则由居民选举产生的组织来行使，实行自主自治。社会组织具体承担社区服务，政府作为辅助资助，根据其成本和效果予以不同幅度资助，私人化的市场服务和政府购买的公益利服务由社区企业为居民提供。社区自治组织在享有对社区发展规划与目标、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决策权与管理权的同时，还享有对政府的社区行政管理以及专业机构的社区服务管理的建议权、监督权。

2.行政型管理模式。新加坡作为行政型管理模式的代表，具有以下特点是：一是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结合密切，政府对社区采用较为直接和具体的干预方式，并在社区设有各种形式的派出机构；二是社区组织具有非常完善的管理体系；三是公众很少主动参加社区管理，社区居民民主观念淡薄。行政型管理模式的显著特点是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结合较为紧密。政府对社区进行具体、直接且明显的干预，并在社区设计各种形式的派出机构，社区管理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且行政性强。政府为社区把握活动方向，为社区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和行为指导，并引导社会组织、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给予社区自治组织充分发育空间。同时建立社区服务网络，对社区群众的存在问题提供有效援助。由于政府与社区的紧密结合，使群众权益得到维护，形成了积极的社区风气。新加坡不同于中国，社会管理区域性基本单位是选区，不设市、区政府，“人民协会”是最高社区组织机构，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也是主管社区基层组织的机构。“人民协会”通过选举产生，对社区事务进行组织、领导和协调，进行上传下达，一方面负责把居民的需求反映给政府，另一方面也把政府的政策信息传达给居民。人民协会下设组织机构，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联络所、居民委员会等，负责社区治理基础工作。

3.混合型管理模式。日本是混合型管理模式的代表，这种模式是自治型与行政型的综合：一是政府干预，进行规划、指导、支持和监督，并提供经费支持；二是城市社区管理趋于民主自治化；三是建立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以及居安思危的意识。混合型管理模式政府和自治组织在社区治理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且分工合作。政府制定各种政策、制度，并提供基金保障，社区自治组织则是政策与制度的主要建议者。全面负责社区工作的“社会部”由市政府设立，具体执行社区事务的“地域中心”由基层区政府设立。另外社区居民自发建立“住区协议会”作为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辅助地域中心对社区的管理，其主要任务是对区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任务进行讨论，把居民意见反馈给区政府，针对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这种混合型管理模式，不仅能够使政府宽松有序引领社区建设，住区社区组织与居民也可以积极响应参与，通过政府与社区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共同为社区建设服务。

二、国外城市社区管理共同特点

国外城市社区管理虽有不同模式，但总体来看，不同模式下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些共同特点，主要是：

1.组织体系完善，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密切合作。国外社区工作组织体系是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自治组织组成的，他们分工合作，职责明确，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形成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密切合作的城市社区管理格局。政府各职能部门参与社区治理主要是行政性指导，地方政府的政策则需要取得区域内各种组织、团体的认可方才出台实施。政府各职能部门在社区工作体系承担的主要职能是宏观控制与管理，制定相关政策与立法，并通过规划来贯彻执行，提供财政支持并监督、检查社区各类社会的工作等。社区各类组织（包括居民）在社区管理中广泛参与。社区内的社会组织、驻区企业都广泛参与到社区管理和服务中来。社会组织是社区管理中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是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具体执行者。他们在政府的组织、协调下独立开展社区内各种有偿、低偿或无偿服务，以自己的服务争取政府、社会各界和居民群众的支持。

2.法律法规健全，社区管理依法律法规和制度运行。在社区管理中，法制建设与民主自治是两大特色，城市社区管理中通过制定各项法律法规来协调社区中单位组织、家庭以及个人在城市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社区行为不仅受法律、法规的规定约束也受法律的保护。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企业，参与社区管理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行事。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政府自1960年以来相继制定了几部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如《住宅和社区发展法》、《社区再投资法》、《国家和社区服务合作条例》，等等。除此之外，各个州、市政府和立法机构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法律，这些法律法规成为各类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行为准则。

3.服务理念突出，社区设计、设施建设强调人性化。为了方便居民，社区设计根据地域来划分，形成网格化和扁平化的管理，使社区管理和服务做到全面、全方位。新加坡和日本都是根据地域来划分管理。新加坡则根据地域范围划分社区管理层次，每个区域建立社区发展理事会负责本社区工作，在社区发展理事会下，以选区为单位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其最基层组织的社区组织是居民委员会，全国社区的总机构是人民协会。日本社区管理采用地域中心，地域中心作为行政管理机构，是区政府根据人口密度和管理半径划分，其隶属于区政府地域中心部。

4.资金渠道较广，政府购买和公益捐赠成为主渠道。在社区管理中，作为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购买。政府除了在宏观上为社区发展制定政策、对社区进行管理、指导监督社会组织工作，还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给予社区经费资助，对社区进行建设及改善。政府支出按照政府预算以及政府条例规定执行，且必须有明确的使用要求，有完善的评估、检查和监督措施。公益捐赠也是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资金来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除有政府拨款以外，也享受公益捐赠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其大量的资金来自公益捐赠。美国社会组织约有150多万个，占美国各类组织的6%，平均每12个就业人员中就有1人为社会组织工作。这些社会组织通过接受个人和企业捐赠及服务收费，能筹集大量社区建设资金，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便利，在提供就业、缓解矛盾和维护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总体规划、机构设置、基层设施、资金投向等强调以方便居民活动、满足居民需要为出发点，对社区内的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则进行重点扶持与帮助。此外，防灾机构和设施，公共场所指示，居民防灾演示和演习等方面，也成了社区建设和服务的重要内容。

5.专业要求较高，社区工作人员具备较高专业素质。国外从事专职社区工作的人员，无论是在行政管理组织中，还是社会组织中任职，都要经过专业训练，一般要修完“社会工作学”课程，有的还需要严格的行业准入和执业资格认证。这些专职工作人员能熟练掌握从社区政策到组织、动员、宣传等技巧，能提供专业化的社区服务，在收入和待遇方面，政府工作人员与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大体相同。

参考文献：

第5篇：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

要解决目前大居出行难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推进：

一、尽快完善基本配套设施建设及实现部分职居平衡

按照2009年7月试行的《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规划设计导则》，大型居住社区应当包含城市社区中心功能、住宅、产业、公共游憩绿地等不同功能。因此在大居建设时，应按规划同步甚至超前建设与居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商场、菜场、超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院诊所等。由于有些大居这些配套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大居市民最基础的生活要求都需要远离大居之外得到满足。此外在大居周边应配套一定的产业，大型居住社区范围内应提供占总人口15%以上的就业岗位数量，预留相应的用地空间，以保证社区内居住与就业平衡，减少跨社区的通勤交通。

二、同步并适当超前建设交通设施

同样按照《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规划设计导则》，应在大居建设时同步并超前进行交通设施的建设。同时大居规划选址时应与既有交通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设施布局结合起来。大型居住社区一般居住人口规模会达到10万人左右，特别需要依赖于公共交通，尤其是准点快捷、大运量的轨道交通的服务，因此大型居住社区首先应围绕着轨道交通站点进行建设，可以以轨道交通站点500米范围内形成商业、文化等公共设施和小户型相对集中的中心街区，作为大居的公共核心区间，并应根据轨道交通站点覆盖范围的近远，进行从高到低的开发。离开轨道交通站点较远的街区应布设接驳公交线路，并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设置公共自行车以及自行车停放设施，以方便自行车的接驳。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还应考虑一定规模的出租车服务站点。

对于部分轨道交通不能直接服务的大居，更应注重公共交通的大力建设。应加快研究BRT、有轨电车、轻轨等中运量公交系统，有条件的应尽快实现大居中运量公交系统的直接服务，连接邻近的轨道交通站点、新城或区级活动中心；暂时没有条件也应辟设与最近的轨道交通站点衔接便捷的公交线路，同时也可考虑利用进出大居干道辟设高峰公交专用道，发送大站公交快车或直达快车进入外环线以内的交通枢纽。

对于大居衔接公交线路，应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规划、运营和管理。公交线路站点布设应尽可能靠近大居的居民居住区，使大部分居民到达公交站点步行距离不超过100米，并可参照新加坡做法，在站点连接居民区布置遮阳挡雨的步行廊道，还要根据无缝衔接的要求，早晚高峰加密发车间隔，并能保证接驳公交服务时间涵盖整个轨道交通运营时间。

三、完善内部交通系统

第6篇：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

【关键词】 产业集聚；资源；循环经济

一、新型城镇化与社区建设

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道路。

“社区”这个概念是个舶来品，并不是我国自有的。早在西方社会学者形成社区这一概念之前，社区这种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就已存在。我们这里所说的社区，是指一定地域空间内居民社会生活和生产经营的共同体，是城镇构成与管理的基本单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平台。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建设与管理所面临的形势

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区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社区已成为承载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全面构筑真正的和谐社区，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实践中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矛盾。

1、社会结构形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社会结构形式主要是单位制，人们的工作、生活主要依靠单位安排。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传统的单位职能逐渐弱化，产生了大量完全不同于传统单位的各种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表现得愈加明显。社会的结构形式逐渐从原有的单位制结构向社区制结构转变，人们不再以单位为核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社区成为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重要依托。

2、社区人员构成多元化。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把业务职能以外的社会职能转移给社区。经济体制改革使“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人员进入社区，从“单位人”变为“社区人”；大批外来白领、商贩、打工仔和农民工进入城市，从“外地人”变为“社区人”。城市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差距加大，社区内高、中、低收入人群同时并存。原来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社区人员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上社区成为各种矛盾的聚集点。

3、社区的发展也要适应家庭结构变化的需要。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是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家庭人口呈现出由多到少的趋势，“二人世界”的家庭数量在上升，包括无子女的丁克家庭和子女不与父母一起居住的空巢家庭，同时单亲家庭数量也在上升，家庭服务功能的弱化必然要求社区服务迅速发展。

4、人们的物质、精神需求日益多样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不仅总量增加，而且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精神文化需求增长的同时，群众对医疗保健、就业、济困、照顾老人、家政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5、各类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和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都在促使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不断产生利益诉求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每一个新形成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排斥甚至对立的状态。不少城郊结合部的土地被征用，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也随之转化为市民，从而引发了社区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做好社区建设与管理

新型城镇化能够引领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但是城镇化不可避免地会打破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引起很多新的社会矛盾，甚至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所要建设的社区，不管是城市社区还是新型农村社区，都应当是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社区，因此城镇化进程中应加快推进社区建设与管理。

1、转变观念，树立大社区意识。要把强化社区建设和管理作为城市各项基础工作的总抓手，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社区建设纳入城市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从管理体制、政策导向、考核办法等多方面推动社区工作重点向社区建设转移。

2、高起点、高标准搞好规划布局工作。首先，应根据区域性规划和社区建设规划，统筹考虑人口、基础设施、发展前景等诸项因素,合理确定社区规模，实现功能、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其次，要充分调研论证，根据各社区内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网点等公共事业布点和公共资源整合，制定科学、合理的社区布局方案，有目标、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社区建设，搞好农村新社区规划。

3、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社区服务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为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等。

4、塑造良好的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建设主要包括社区教育、社区群众文体活动、社区科技知识的普及和培训活动、社区文化服务、社区文化管理。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社区文明创建工作。

5、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要加强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分类指导工作，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管理和共享利用，建立完善社区财力保障机制。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社区经济，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搞好三产用房等渠道，提高社区经济实力，为社区建设提供财力支撑。

6、进一步完善以社区自治为基础的组织管理体制。首先，要在完善社区现有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社区各方参与、合作共事的社区事务议事协商机构，提高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水平，努力使社区真正成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组织。其次，应教育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学校和社会中介组织等积极参与和开展同创共建活动。最后，要理顺党的组织设置，形成全覆盖的组织、工作体系。

7、加快村改居和农村新社区建设步伐。要广泛做好宣传引导工作，使各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村改居及农村新社区建设是城镇化推进工作的必然结果，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抓手，并及时制定村改居及农村新社区规划，做到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同时，认真做好村改居后续工作，引导农民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向市民转变，要想方设法帮助过渡社区农民实现就业，使他们在村改居后得到更多的实惠。

8、完善管理办法，建立一支灵活高效的社区干部队伍。要明确社区干部的职责，建立动态的管理办法，对社区居委会新进人员一律实行聘用合同制，按企业劳动用工管理制度进行管理，并加强社区干部培训，提高社区干部综合素质。此外，还应建立居民民主评议社区干部制度，通过居民的评议和群众的意见，使社区干部真正“能上能下”。

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必须遵循城镇化的发展规律，通过采取社区建设规范化、社区服务人性化、社区管理民主化、创新机制市场化等措施，全面提高居民综合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现代城市社会生活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黄文、佟丽萍：社区建设与管理[M].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第7篇：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使用状况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目的是为了对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综合利用找到长远的发展出路。本文认为发展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加强武汉市社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社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社区有偿体育场地设施的管理，进一步提高使用率，向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社会化、社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多元化、社区有偿体育场地设施特色化、人性化方向发展，最终使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总体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武汉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使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社区体育在我国蓬勃兴起，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大城市开展，随后向其他城市如武汉开展，目前正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作为城市社区体育存在的重要物质条件，社区体育场地的使用是一个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它反映了社区体育运行过程中政府及社区的体育管理职能的完善性，是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一环。社区体育场地的建设与使用问题的探讨，对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武汉市的体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武汉市的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关系着武汉市整体体育水平的提高。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极大部分依赖于所处地区场地设施，所以对武汉市体育场地建设以及使用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武汉市目前的体育场地使用的现状进行分析，以寻求更好的充分使用这些场地的方式，包括各个体育主体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相互配合的过程，最终促进武汉市城市社区体育的进步与发展。

一、我国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开展社区体育的场地主要来源于社区单位的场地和社区内公园、空地、广场之类的非正规场地[2]。街道一级的社区机构中，90.4没有体育场地，100的街道反映社区体育场地严重不足。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匮乏不足的现状，直接限制了社区体育活动的内容和时间，影响了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严重的制约着社区体育的发展[2]。

比较国际上体育发达国家，我国城市社区场地设施则差距较大[3]。近年来，世界上的体育发达国家深入发展社区体育，积极投入大笔资金兴建各种功能齐全的体育场地设施，不仅重视新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而且注意大力发掘已有的体育场地设施的潜力。我国则逊色很多。但是近年来，已逐步将建设规范的体育场地设施纳入城市基本建设中。一些文化、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珠三角地区多功能的体育场地的建设预示着未来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场地良好的发展前景。

根据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我国城市体育场地设施目前还处于艰难的发展过程中，其建设水平远远落后于体育发达国家，社区体育设施资源极其匮乏，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对现有场地设施潜力的开发和新的多功能的社区体育设施的兴建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政府管制与市场投资相结合作为发展的基点来进行市场化运作以及学校体育场地的社会化利用也将会成为社区体育发展的主流方向。

二、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基本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状况

武汉市社区内的体育设施的数量不多，人均占有率较低，有些器材损坏的程度比较严重，总体损坏率超过20%，由于种种原因而使这些体育设施在短期内难以修复，严重影响它们的使用，进而制约着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影响社区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4]。而现在武汉市社区体育的组织和规模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且存在严重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经济不发达地区严重滞后。

（二）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使用的主要问题

1.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严重不足

武汉市包括周边郊区在内，目前已有两千多个社区，近几年来由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大力投入，陆续在社区及公共场所修建了一些场地设施，到06年初，已有80的社区安装了体育设施。但离国家体育总局的要求，到05年省会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安装率要达到100，还有一定的差距[5]。很多社区规划不合理，体育场地器材少，场地设施大多集中在学校，学校一般不对居民开放，这就影响了居民日常体育锻炼。居民因工作、生活、学习等各方面因素，大多局限在社区这个有限空间内进行日常的体育锻炼活动，这样社区体育锻炼的需求与社区现有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反差，进一步反映出社区体育场地的缺乏[6]。

2.社区内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质量和利用率不高

武汉市社区体育活动主要在4种场所进行:在辖区周围场所活动的人占总人数31.8%，其次分别为在公园活动的占26%，单位体育场所活动的占19%，公共体育场所、空地、江河湖畔活动的占15%[7]。由于单位、学校、社区所拥有的体育设施相对封闭，部分场馆开放又带有盈利目的，城乡居民体育活动主要场所主要依然是公园、街头巷尾、江河湖畔等非正规体育场所，能利用的单位、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较少，造成大量的体育场地闲置。

（1）武汉市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利用率不高，没有与社区锻炼有效结合起来

据统计，全国现有体育场地的66.7%在学校，而有关部门一方面没有相关政策指导，另一方面顾及学校学生安全、教学秩序等因素，使学校体育场地一直未能向社区公众开放，导致场地的利用率偏低[8]。武汉是全国三大高校城市之一，有近千所学校，尤其是综合性院校和体育院校拥有大量的体育场地设施，包括高端设施如网球场、小球馆及大型标准游泳馆等。但考虑到安全管理等因素，这些场地仅限于承办重要赛事和日常教学需要，较少对社区开放，使得附近社区居民难以利用这些专业的体育设施进行锻炼，限制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社会化利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资源的浪费。虽然社区居民的多数锻炼时间集中在清晨、傍晚以及双休日，这些时段又正好是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使用空闲期。但是学校的封闭也给这些场地设施的利用带来了阻碍，也造成了社区居民锻炼的不便。

（2）武汉市居民小区的布局有缺陷，健身场地设施陈旧简陋，无法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

现在武汉市大多数社区居民休闲健身基本是依靠一些免费的公共健身设备，如简易的健骑机、跑步机等，这些设施只能满足社区居民一般健身需求，而喜爱球类运动的居民的锻炼要求就无法满足，影响他们锻炼的积极性，不利于社区体育的发展。

目前，武汉市社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处于布局不合理的状态。政府对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没能跟上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①社区体育配套设施不齐全。城市社区体育的配套设施分为服务设施和管理设施。武汉市很多公共社区体育场地设施都只有可供选择的餐饮设施和休息座椅，不能使社区居民在体育健身过程中享受应有的配套服务[9]。

②社区体育设施管理机构不完善。社区居民普遍反映体育活动开展受到一些管理因素的限制。其一，许多小区的体育设施维护和保养不及时，破损情况严重，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使用。[9]其二，社区体育管理封闭，体育资源统筹不够。新建社区为了便于管理和维护小区的治安，很多都采用封闭式管理，这减少了运动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联系，相对的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3）武汉市社区内的有偿场地设施数量不多、质量不高，难以满足社区居民对一些专业运动项目的需求。如下表所示：

表三 武汉市健身俱乐部地域分布特征[10]

总数 社区会所 高级酒店 大型商业百货 其它

40 15 10 10 5

从表中可知，武汉市的商业体育俱乐部主要分布在高级休闲娱乐场所，通常作为商业圈的必要配套设施，相关的运营成本较高，投资收益较高；相比之下，社区内的这类健身俱乐部所占比例较少，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一些需要专业场地的活动。

这类型的体育场地在社区的使用有限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很多健身俱乐部存在内部配套设施不足，场地狭小，教练员水平不高等问题。社区居民对健身俱乐部的信任程度因此而下降，进而影响他们进入俱乐部健身锻炼的效果。二是一些社区有偿体育健身场馆都属中高档场所，主要消费对象是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居民，这无疑增加了中下层次居民体育锻炼的负担。这也大幅度减少了社区有偿体育场馆的消费人数，降低了社区商业化体育健身场馆的利用率。

（4）武汉市社区附近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率不高。一些大型体育馆市场化程度还不够，例如洪山体育馆、沌口体育中心等大型场馆，在赛后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够，缺乏有效的利用，造成体育资源的浪费与闲置。

3.社区内体育场地设施经营管理不完善

武汉市社区场地设施的建设经费主要来源有三类：一是政府拨款，二是赞助，三是街道、社区自筹。政府拨款主要用于大型场地设施的建设、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管理；赞助经费主要用于小区小型健身点和室内体育活动场所的建设与维护；街道自筹经费除了用来补充小型健身点和活动场所的建设之外，还用于添置一些体育活动的器械。但是由于武汉市是大型的重工业城市，政府的大多数财政税收收入都重点投放在经济建设上，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也多集中在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管理上，忽略了对社区体育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加上对社区体育的投入未能有计划的进行，从而导致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经费不足，无法有效地对已有设施进行好的规划和维护。

三、提高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使用效率的对策

（一）加大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经费投入，进一步扩大筹资渠道

1.政府应积极地将建设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纳入到城市基本建设规划中来，努力按照国家有关规划标准进行城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优化配置，逐步改善设施场地不足的情况，不断的提高这些场地设施的质量，并最大限度的减少闲置和损害。

2.逐步建立相关主体的多元化建设经费筹集方式。在武汉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基础上，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采取社区与单位及个人共同出力的方式，增加社区健身场地器材的投入，并且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赞助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兴建与维护。

（二）整合社区现有体育资源，提高场地设施利用率

1.加大武汉市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综合利用，并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与社区体育锻炼相结合，以缓解武汉社区休闲运动场地设施不足的状况。

从根本上来说，要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与社区体育的发展相结合起来，就是要实现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社会化利用问题。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社区化经营。大部分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都是由学校内部进行管理与经营，这不仅加重了管理阶层对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管理量，还容易造成场地闲置，浪费资源。我们可以从社区化经营这方面考虑，引进一些信誉好、资金多的商对这些场地进行管理，并且有偿的对社会大众进行开放，这不仅减轻了学校的场地维护资金问题，也便于附近民众有效地利用这些专业场地进行锻炼。学校体育场馆向社区开放，实行有偿服务，可以减轻国家财政和学校办学经费负担，增加体育设施的维修投入[11]。二是制定合理的社区化经营策略。学校要在保证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和商对开放时间、服务内容、管理方式等内容进行协商，以便更方便的对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体育服务。三是充分利用学校体育教学与社区居民锻炼的“时间差别”提高学校现有体育场地的利用率。一般来说，早晨、傍晚、双休日和寒暑假是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最佳时期[12]。由于居民一般的锻炼时间是在清晨六到七点和傍晚后，而这段时间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是处于闲置状态的，学校可以将这段时间合理的利用起来，对周边社区居民进行开放，既能充分利用现有的体育资源方便社区群众的体育锻炼，又可以减轻学校自己经营管理维护的经济负担和政府修建公共体育设施的财政负担。

2.进一步合理武汉市居民小区体育健身场地的建设。

（1）努力推进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人性化设计，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目的在于满足社区居民不同层次的体育需求，而不是以培育竞技体育选手为目的[13]。在场地设施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对社区居民的构成情况深入调查，还要对已有的体育设施及市场情况进行调查，以做出适合大多数居民需求的建设方案。

（2）加强对武汉市的住宅小区内基本体育场地设施的多元化投入，在原来的一些基础体育设施的基础上，实现社区运动场地设施多元化的利用。通过政府及赞助修建多用途的体育馆、健身房、游泳池等，可以开展乒乓球、羽毛球、游泳、舞蹈等体育活动。

3.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提高社区内有偿健身场馆的质量，并且实行大众化的平价路线方针，使社区内俱乐部的存在真正发挥作用，为推进社区体育的良好发展尽一份力。

（1）进一步完善内部基本设施的配备，提高社区体育指导员、教练员水平，以增强社区居民对俱乐部的信心。在目前我国健身教练缺乏的情况下，除要求教练人员加强自身的素质学习外，可以采取“请进来”的方式，请国内外有名气的健身教练或专家到场馆进行讲解、指导，对教练员进行专业水平的培训，使教练人员的专业水平逐步提高[14]。

（2）发展社区特色体育健身俱乐部，最大限度的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武汉市现有的社区体育俱乐部大多相似度高，独特性差，难以引起社区居民对这些体育俱乐部的兴趣。开展特色经营，发展自己的品牌特色，是武汉体育健身俱乐部所要遵循的发展模式。

（3）收费与建设标准应与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实现“因地制宜”，尽可能的根据小区居住群体的类型收入等因素综合考虑健身俱乐部的建设。大众化才是社区有偿体育健身俱乐部所应该走的路线。社区体育消费也不应只是有钱人参与的，我们要始终把基点放在面向大众消费上，提高大众消费水平。[15]对商业化场地设施来说，人气才会带来效益，最重要的就是开设平价项目来吸引社区中低档消费者，以量创收，这也有利于其不断完善与改进。对于一些中高档住宅区、别墅区内或者周边，应依据地理位置，修建高档的例如集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高档的商业体育健身会所（如高尔夫会所），使社区高端消费者更为方便。

4.社区附近一些大型体育场馆应实现多元化、多功能经营。这些体育场馆应该对社区开放，一来可以满足社区大众锻炼的需求，二来可以为维护这些体育场馆提供充分的资金。另外，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停车场、餐饮、酒店、体育器材服装等）要齐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吸引社区民众，提高场馆利用率。

（三）进一步加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管理

1.政府应加强对居民小区免费体育场地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并增加新品种的运动项目设施。通常小区的公共体育设施场地的维护需要大量资金，光靠小区本身是不够的。政府应定期对这些体育设施进行检查，对损坏的及时修理，以减少报废率。增加新品种可以解决社区体育设施单一的状况，改善社区居民的锻炼环境。

2.社区应加强对居民爱护公共设施的教育。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维护不能光依靠政府的定期维修，还应该靠社区居民自身来保护并合理使用。社区的管理大部分依靠居民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所以物业公司要与居民委员会相互沟通协调，定期做好社区居民的公共道德教育工作，提高居民正确使用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思想意识，使居民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保护社区有限的体育资源，这也是完善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管理的重要手段。

四、结论

（一）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普遍不高，很多处在待开发的状况，数量和发展程度有限。

（二）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主要包括社区周边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社区内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社区内有偿体育场地设施三个部分，它们是发展社区体育的重要主体。完善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提高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使用，从根本上来说，要从这三个主体的管理使用着手。

（三）社区周边学校体育场地要从社会化方向发展，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要从项目多元化以及管理人性化方向发展，而社区有偿体育场地设施要因地制宜的与社区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发展。

（四）提高武汉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使用效率关键是要从加大筹资力度、整合社区现有体育资源以及加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管理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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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

20世纪70年代开始，规划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逐步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关问题展开了持续的研究，其中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配置模式、设施的可达性和配置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是关注的焦点。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是选择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模式、进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置的前提。FriedlyPH（1969）研究了公共投资政策选择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状况的影响，提出收益和成本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资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8]。GreenhutML（1980）等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需求、成本和设施配置福利等[9]。BelerErkip（1997）等人对安卡拉城市居民对于公园和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感知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设施的使用群体特征和需求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有较大影响[10]。JohnICarruthe（rs2003）等人在对城市蔓延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成本的关系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美国283个郡县1982～1992年间城市发展对城市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化区域范围的空间延伸、行政区域碎片化等因素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有较大影响[11]。空间可达性是度量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合理性的最有效工具之一，19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类型、影响因素以及可达性测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BachL（1981）对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配置模型中的可达性聚合和分散问题进行了探讨[12]。英国MitchelLangford（2008）等学者运用两步移动搜寻分析方法（two-stepfloatingcatchmentareamethod，2SFCA方法），研究基于GIS可达性空间分析的交替性人口分布对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影响的测度模型，并以威尔士南部的卡迪夫地区为实证区域，检验城市里若干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分区密度模型倾向于显示可达性较低的分数，但具体模式取决于地方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模型假设和方法论[13]。RashedAl（2004）在社区正义、分布正义和社会权利的理念框架下，尝试对阻碍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城市贫困地区居民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贫困阶层来说，无论是普通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还是服务于个别集团、个别阶层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都受到金融环境、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影响[14]。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研究为评判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提供了借鉴，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衡量标准，随着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逐步进入配置后效益研究阶段，可达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模式与机制。MichalosAC（1999）等人于1997年夏天对英属北哥伦比亚乔治王子城的公民信仰、对公共服务的态度和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并运用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型分析出公众对市、省和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分别为32%、20%、19%，表明自下而上的配置模式优于自上而下的模式[1]。WolpertJ（2001）对纽约市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进行分析，发现即使是纽约市地价最高、可达性最好的地段，也可以为非营利公共服务设施提供配置的空间，但是，由于可达性和办公空间的成本约束，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在选址方面，主要选择位于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地段[15]。KeithM（2001）等人对发展中国家除政府以外的机构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的“非政府、非营利”（NONPRO）机制进行研究，发现非政府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有效供给的经典模式有以下要求：协作、透明的供给记录、有责任心的建设人员、适度的设施规模、专业化的管理和外部监督[16]。Ho-SeopCha（2009）等人对城市交通设施中的公平性问题及其对现代交通设施系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优化模型，设计了一种基于网络点集的面状交叉口模型（PINPS）来配置连续道路网附近的公共交通设施，以确保面域需求目标的完全覆盖[17]。伴随着高度的城市化，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建设进入稳定发展期，城市公共服务配置研究也随之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学术界开始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后续效应即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究。McAllister（1976）提出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心的设计中，规划师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建立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效率与公平的评价指标，如：配置规模与空间区位的选择，他还指出，公平原则在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实践中显得更为重要[18]。NjohAJ（1994）等人从居民对于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设施满意度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基于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评价模型，对喀麦隆（cameroon）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供机构的服务效率进行了评价。Ko-WanTsou（2005）等人认为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配置是城市规划师要实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结合GIS和空间分析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相对公平性的综合评估方法，以建立综合平衡指数，为规划者分析现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相对公平状况[19]。LiaoChin-Hsien（2009）等人认为一个准确的公共设施服务范围可以改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他们运用GIS网络分析和空间句法来分析道路整合下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出一种基于GIS和空间句法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范围勘测评价方法[20]。TOMCarlson（2011）等人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创建一个选址模型，用来评价建立在华盛顿皮尔斯郡的一个社区老年人预防设施项目，结果表明，GIS技术可以用来决定确切的行程时间，同时可以促进社区预防设施选择地点的可达性和利用目标人群达到最大化[21]。

国内研究进展

受西方学术思潮和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设实践的影响，国内学者从1990年代末开始关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21世纪以来，随着“服务型”政府、“友好型”城市建设理念的流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影响因素、规划布局、配置标准以及配置评价等方面。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现状情况进行分析，找出现状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提供借鉴。学术界主要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分类、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空间分异研究方面，高军波（2011）等人以广州市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社会生态学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社区地位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及可达性之间呈非完全一致性[22]。应联行（2004）通过对杭州城市社区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杭州城市社区存在社区建设与规划脱节、社区建设与管理脱节、社区配套设施与需求脱节等问题，提出要加强社区规划的编制与实施[23]。李薇（2010）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研究对象，结合北京市的案例，通过规划指标对比和现状剖析的方式，分析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指标和实际规划建设中，存在规划指标配置相对较低、针对性和前瞻性不足、缺乏公益性和便民性、规划单元与行政单元不对应以及规划、管理、执行部门分割等问题，从明确项目、统筹规划、完善机制等方面提出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建议[24]。李曌（2010）通过对西安市中心城区社区内为老龄人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情况进行调研，提出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层次、细化项目设置、完善政策法规、推动各种政策法规的立法观念及完善老年人福利政策等城市社区老龄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议[25]。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是进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布局规划的前提，总的来说，目前影响我国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要因素有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也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住区人口规模与结构等经济社会因素。吕勤（2009）根据苏州市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集宿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分别从使用者对设施的满意度和需求度调查以及对相关部门和集宿区管理者的调研入手，发现集宿区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选择多样化、管理人性化和使用便利化等需求特征，其需求影响因素有人口结构、价值观念、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等方面[26]。张帆（2010）在对西安曲江新区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安曲江新区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新区的功能分区、收入差别、消费结构和信息网络化的兴起等方面[27]。覃文丽（2011）对重庆市大型聚居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影响重庆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社会、经济和科技因素等[28]。张少伟（2011）等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演变及组成的分析，总结了影响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指标主要有：城镇规模、居住人口结构、居民生活水平、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规模等方面[29]。蔡靓（2007）通过阐述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与公共设施配套的关系，提出影响科技园区公共设施配置的要素主要为人群要素、地方要素、发展阶段要素[30]。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是决定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位置、设施配置数量、规模和具体设备配置的过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优化布局则是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进行调整的过程，可以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合理调整、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平合理地配置。规划学界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念方面，周志清（2008）提出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应融入更多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思考，遵循“以人为本”的配置理念，统筹的配置原则、动态的配置过程，促使城郊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良好运营[31]。从集约用地的角度出发，通过整合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结构，可以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实现成熟公共服务设施的多样性和层级性[32]，巫昊燕（2009）等人从规划导向和规划方法两方面探讨了基于城市分级体系的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整合规划方法及其策略[33]。陈弋（2009）提出确立空间上网络化混合、功能上需求层次演进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念，强调从开发区不同发展阶段人群的需求层次演进出发，提供网络化、富有弹性、有机增长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体系，并以杭州湾经济开发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引导开发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沿着“公平”和“协调”的方向发展[34]。翟坤（2011）指出关注规划背后的市民精神、人文关怀，实现城市的平等与关爱，营造和谐社会，是滨海新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需强调的重要理念[35]。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方法上，越来越多地注重计算机信息技术、计量数学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运用。伍少坤（2008）等人将基于GeoCA（地理元胞自动机）的城市扩张模型引入到传统的Location-allocation选址模型中，构建一个动态的公共服务设施选址模型框架，探索如何将选址结果建立在动态的、科学的城市形态预测基础上，促使选址结果更具有客观、先见[36]。林康（2009）等人基于所开发的公共产品空间布局决策支持系统，从定量角度深入探讨了不同布局方案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以优化公共产品的空间布局[37]。刘萌伟（2010）等人基于Pareto多目标遗传算法，构建了Pareto多目标遗传算法选址模型[38]。陈旸（2010）提出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引入到社区体育服务中，利用GIS的空间分析与辅助决策功能进行社区体育服务设施选址和布局优化[39]。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标准和规范规定了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类别、数量和规模等详细内容，但是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需求特征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用整齐划一的配置准则进行配置，因此，国内学者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需求客体的城市、居住区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进行了广泛探讨。张大维（2006）等人在梳理了各种社区发展规划理念和居住政策导向后，从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和居民对其的需求现状分析入手，参照住建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规范，研究了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项目、标准和实施单元，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和实施单元建议[40]。王亚钧（2008）等在分析现有有关公共服务设施国家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中心城调整优化和北京市旧城保护，促进新城发展的目标，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别的公共服务设施节地标准[41]。武田艳（2011）等对各个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标准规范的制定思路、设施种类划分、设施规划标准指标调整以及规划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详细分析，基于不同社区属性、社区居民的需求变化和需求发展趋势探讨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的设置准则：适用性、动态性和弹性[42]。宋岭（2011）等人通过对居住环境的需求分析，概括出以必要性、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为主的活动类型，并结合不同年龄组的居民，有针对性地探讨各自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特征，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原则[43]。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评价研究主要有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评估、空间公平评价和设施配置质量评价等方面。韩传峰（2004）等人以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系统为例，给出了对城市现存的旧公共服务设施的价值进行评估的计算方法，包括标量评估计算法和向量评估计算法，并指出应用这些计算方法可以对同类型的一大类公共服务设施做出总体价值评估和详细的分类价值评估[44]。陈秀雯（2007）分析了城市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特点和居民对居住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同时对国标和国内部分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指标项目进行分析研究，构建了以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如安全性、舒适性等）的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性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5]。高军波（2011）等人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46]。马慧强（2011）等人构建了我国市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用熵值法对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除拉萨）进行系统评价，发现我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总体不高，空间差异明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城市规模存在对应关系且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47]。

结论与展望

第9篇：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

摘要：当前，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积极广泛的社区参与己经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动力源。以S社区为例，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力图阐明在社区建设中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

关键字：社区建设；社区参与；社会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建设，单位制组织体系的弱化使得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正在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城市社区将逐渐成为社会成员个人和家庭日常生活、活动以及满足各种需求的主要场所，所以城市社区的和谐发展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中就凸显出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无疑要从培育和构建和谐社区开始。

从学科角度看，我国的社区建设作为一种政府探索的社会整合机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目的是实现社会团结以避免出现无序乃至解组的危险。在这一机制发展过程中社区参与成为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动力源，也成为衡量社区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学术界对城市社区参与的研究是与城市社区建设分不开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假设为：居民个体的教育程度与职业是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职业与社会资本拥有量呈正相关；社会资本拥有量与社区参与度呈负相关。

（二）研究内容

（1）居民教育程度与职业；前者是指居民所接受的正式的学校教育。后者是指受调查者目前职业，其操作化定义参照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的划分。（2）社会资本；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行动的共识等方面。（3）社区公共事务；指与整个社区有密切联系的事务，通常包括社区居委会选举、社区生活环境改善建设、社区文体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等。（4）社区参与度；指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程度，包含居民社区参与的频度和深度。

（三）研究设计类型

文章在研究类型上属解释性研究，目的是深入分析影响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因素和作用机制，探索可供解释的有效途径。在研究方法上属抽样调查，调查总体为目标社区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社区居民，抽样单位为居民个体。本研究共发放297份问卷，回收293份，其中有效问卷290，有效回收率97.64%，样本信度效度较高，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三、研究描述

（一）社区概况

S社区位于东部某沿海城市，总人口约6583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的比例为3.5:1；居民文化水平较高。社区内部管理组织主要有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S社区是典型的混合式居住小区，东区为一期“失地农民”换购房，南区为二期商品住宅房，西区为三期独立式别墅区，北区为商业用房，因此各社会阶层人员在S社区均有分布。同时，在调查样本中，居住时间最长的达46年，最短的为5个月，平均居住时间约为8年。可见，受访群体基本熟悉社区内部环境，可以对社区内部事务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二）S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度

1.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作为一种心态的信任感是与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程度密切相关的。从样本数据看，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对社区居民及社区组织抱有较大的信任感。值得反思的是，尽管有76.1%的受访者认为“社区内的大部分人值得信任”，但问及“是否接受陌生调查员的入户访问”时，却有87.3%的人回答“否”，这就折射出了转型期城市居民在社会抽象信任上的矛盾心理，即内心愿意相信他人，但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又拒绝他人。

2.居民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居民对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是与信任感密切相关的因素，很难想象一个对社区生活不满意的人会对社区充满信任进而参与社区事务。从样本数据看，无论是对于物质环境、社会环境还是组织环境，S社区居民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满意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府绩效和居委工作两项指标感到满意的人数都达到了90%以上，这无疑将为社区建设进一步深入推进的良好群众基础。

3.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从样本数据看，S社区居民经常参与单位集体活动的占50.4%，参与社区居委会会议的占35.1%，参与同乡聚会的占32.7%，参与行业协会的占22.7%，参与寺庙或教会的活动的占14.4%。以上社团从性质上看，只有居委会为组织性的公民团体，其他的社团都是自发性的公民团体。同样， S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和参与物业管理指标上体现了较高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78分、6.42分、5.56分，而在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和社区规划指标上得分相对较低，分别是2.15分和1.36分。这种差异表明，居民更愿意参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而对社区组织建设兴趣不足。

（三）影响S社区居民参与事务的因素分析

1.居民教育程度对社区参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居民教育程度的提高，社区参与率则不断下降。在教育程度和社区参与度的关系中，教育程度为小学程度及以下的居民的社区参与度平均得43.18分，初中文化的居民得43.60分，高中文化的居民得43.38分，本科程度的得40.23分，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的平均数为42.77。考查居民教育程度与社区参与度两变量之间的关系， Pearson相关系数r=-0.189，呈较弱相关。判定系数R2=0.04，因此教育程度对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负向影响是相当弱的，用教育程度来解释居民社区参与度的差异能消减4%的误差。可以说，个体的教育程度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度，即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他们往往更不关心社区内部事务，但这一影响较弱。

2.居民职业对社区参与度的影响。根据陆学艺教授按照职业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的方法看，样本中处于下层或没有职业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处于中间阶层职业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较高，处于上层职业居民的社区参与率最低。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为，个人由于职业的不同而导致其个人社会资本量拥有多寡方面具有很大区别，这就造成居民对社区产生不同的功能性需求，因此，部分居民一般只参与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社区活动，而对整个社区发展建设比较冷漠。

3.居民教育程度、职业与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关系。从样本数据看，测量教育程度与职业的关系二者的相关系数r=-0.501，呈中度相关，这表明职业在较大程度上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判定系数R2=0.251，即职业的差异有25.1%是因为受到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引起的。对教育程度、职业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测量可知，教育程度与社会资本量的简单相关系数r=0.468，判定系数R2=0.219。居民教育程度的差异可以去解释其社会资本量差异的21.9%。而职业与其社会资本量的简单相关系数r=0.453，判定系数R2=0.205，即用居民的教育程度解释其所拥有社会资本量可减少20.5%的误差。从中可以看出，居民的教育程度、职业两变量都与社会资本量呈正相关。

4.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与社区参与度的关系。传统的社会学理论认为，个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将导致个体社会参与活动的差异，其中个体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是影响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本文通过对教育程度、职业与社区参与度之间的分析发现，教育程度是通过职业而对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间接发生作用。居民的教育程度与其社区参与度并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而统计上显示的线性弱负相关，主要是因为教育程度作用于职业，同时职业又作用于社区参与所造成的。考查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与社区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存在很强的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r=-0.625，即居民社区参与度之间的差异约40%是因为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量的不同而造成的，这就验证了居民的社会资本会影响其社区参与的程度，社会资本拥有越高，则社区参与水平则越低的假设。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教育程度、职业、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度的作用程度不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度的影响最大。教育程度在一部分上对改变社会资本起直接作用，另一部分是通过职业这个中介变量来对社会资本起间接作用。所以，在职业和社会资本的相关中，含有一部分伪相关。职业对社区参与行为的直接作用小于职业通过社会资本这个中介变量而对社区参与产生的间接作用，而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的关系因为职业和教育程度有带来的伪相关使得在统计过程中被一定程度的降低了。

四、结论和讨论

根据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从规范、信任、网络等主要方面来检视，S社区的建设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社区规范。在社区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正式制度建设滞后，容易造成两个方面的后果：其一，“向上负责，下管一级”的行政科层制本质上必然使得最底端的居民委员会不堪重负；其二，虽然S社区的建设在实践操作中已然积累了一些较好的方法，但不能上升到法律层面就决定了它的短暂性和脆弱性。同时，在社区建设中存在的传统道德约束削弱现象会使个人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取向。

第二，社会信任。目前的公共行政格局仍主要以政府为核心，这种体系延伸到社区这个管理末梢上就表现为执行上级的任务而缺少与民众“信任”的社会资本。同时，居委会存在的“科层性”特征容易弱化其自治功能，许多社区委员会也习惯于将自己看作是政府机构的“人”，缺少与居民的沟通交流，从而难以建立充分的互信关系，进而影响到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

第三，居民参与。S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性事务的参与意愿不强主要体现为：从参与实质来看，多是被动式、动员式参与；从参与内容来看，往往是由政府设计项目，号召居民参加；从参与目标来看，多是为了完成任务，如居委会选举具有的“应景式”特点。

综上所述，从社区建设目标的实践解读看，社区建设是一个国家权力向公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协商、共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这一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即公民社会中社会资本量的多少，这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