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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子女教育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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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子女教育问题

第1篇: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

关键词:留守子女;教育;寄宿制学校;流动人口

在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就一直呈递增的趋势,随之所带来的留守子女数量也是逐年递增。由于农民工子女的“留守”,外出打工父母对他们的教育出现了或多或少的缺失,农村留守子女在思想品德、学业、行为习惯、身心健康等方面的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探索出适应农村留守子女现状的教育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益突出的留守子女及教育问题要求构建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

(一)留守子女概念及其现状

留守子女,从其内涵上讲,学术界一般将其界定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生活和学习、需要他人照顾的16周岁以下的孩子。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底,中国已有2200万的留守子女,占到农村同龄人口的20%左右。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部分随父母到工作地就学的子女也陆续返回家乡学校学习。所以,中国留守子女的数量近几年都将一直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

(二)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基本分析

青少年阶段的教育不仅是个人接受文化教育的关键时期,更是一个人思想品质、身心健康、行为习惯、兴趣爱好、个性特长等综合素质养成的关键时期。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青少年的思想品质、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等教育大部分由父母承担。而家庭教育一旦形成缺失,子女教育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留守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严重,并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相对于非留守子女,留守子女教育问题主要表现在留守子女的学业、行为习惯、人际关系状态和兴趣爱好的方面所存在的不足(见表1)。通过调查发现,留守子女还存在逆反、偏执、厌学、沾染不良嗜好等问题。

(三)留守子女教育问题亟需构建切实可行的解决模式

对于解决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专家学者们从很多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多种解决模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政府为主导的解决模式,即由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辖区内留守子女进行相应的管理;二是学校为主体的解决模式,即学校建立监测体系,加强教师对留守子女的关爱与引导;三是社会介入型的解决模式,即利用群团和民间力量来解决留守子女的学习、身心健康发展等问题。这些模式在实践中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些模式过于宏观,甚至有的只停留在文件上,难以切实地解决问题。

二、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是解决留守子女教育的必然选择

寄宿制学校可追溯到斯巴达克时代的学校和英国的14世纪英国公学,“公学”(public school)是不折不扣的私立学校、贵族学校。20世纪50年代以来,俄罗斯、欧美陆续开办了寄宿制学校。从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已经成为解决农村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必然选择。

(一)建设寄宿制学校是改善农村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寄宿制学校是从根本上改善农村义务制阶段教育质量的“民心工程”。在《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中,建设寄宿制学校是改善农村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从而真正实现“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变农村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从根本上防范和减少未来贫困人口的发生”的目标。

(二)寄宿制学校是推广农村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的有力保障,是弥补家庭教育缺失的重要途径

寄宿制学校实行全日制、封闭式管理,学生每天24小时在校。校园是寄宿学生的家园,教室、学生公寓、课外活动场所都是他们接受教育的课堂。由于寄宿制学校这些的特点,它成为当前农村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力保障,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家庭教育缺失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通过学生寄宿的方式,有利于真正在农村地区将素质教育全面推广开去。调查中发现,有的山区学校教师的住宿条件差,老师来匆匆,去匆匆。除了基础科目,学生综合素质及能力培养是无暇顾及的。从教育的目标要求出发,学生不仅在学业上,更应在德、体、美、劳等多方面得到全方位的培养和发展。而寄宿则保障了学生在校的时间,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条件。

2、寄宿制学校是弥补家庭教育缺失的较好方式。寄宿学校实现24小时全天候封闭式管理,学生与老师、同学交流的机会多,且他们处在同一年龄段,相互学习与彼此促进的意识强,有利于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及爱好兴趣的培养,从而弥补家庭教育缺失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3、寄宿学校为留守子女提供了最可依赖的亲人。通过调查发现,留守子女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孤独。当他们在学习与生活上遇到困难,最为苦恼的就是没有可依赖的人。比较于非留守子女,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留守子女都更多地依赖于他们的老师。

三、当前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中面临的问题

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是国家“两基”攻坚计划的主要措施之一。自2004年起,国家拿出近百亿的资金建设西部地区的农村寄宿学校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相对于解决越来越突出的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而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仍面临很多问题:

(一)社会对小学阶段实行寄宿制认识不充分,思想上准备不足

一直以来,我国寄宿制学校在初高中以上阶段发展。在小学阶段发展缓慢,甚至没有得到发展。对如何在农村办寄宿制小学这个问题,社会对之关注不够,理论探讨与研究不足。以至于在留守子女早已不是一个新生事物的今天,对寄宿制学校这一途径,社会认识不足,思想准备不够。

(二)硬件设施严重缺乏

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寄宿制学校发展缓慢,为学生提供寄宿的硬件设施严重不足。在调查的地区,有近80%以上的学校没有学生寄宿的基本设施。而有的一部分,条件非常有限,学生住宿、生活、课外活动等场所及设施严重不足。在部分山区的农村学校,不仅没有学生的寄宿设施,也没有老师的住宿设施。

(三)师资力量不能适应寄宿制学校的要求

从现有农村学校来看,师资力量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指导学生的“学”上。而寄宿制要求教师在完成教学的基础上,更多地是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训练学生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发展他们良好的兴趣爱好等。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村小学的师资以大专和师范为主体。他们大多以语文、数学的教学为主要工作,而艺体类知识对他们来说都是空白。不得不说,目前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难以达到的寄宿制学校的要求。

(四)农村学校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亟待改善和提高

一般寄宿学校实行“三段管理”,即把学生一天24小时分成三段,由班主任、兴趣指导老师和生活老师分别负责。但从现有农村学校管理内容来看,除了“学”的指导以外,“住”、“行”、“食”方面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没有相应的制度,也没有相应的工作机制。所以,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心理健康管理、业余生活管理、行为习惯管理、食品安全管理以及相关管理方面的水平和能力都亟待改善和提高。

四、建立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对策与建议

(一)国家应高度关注农村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

在推行《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的基础上,应将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放在首位,加大国家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投入力度,建立起国家投入义务制阶段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寄宿制学校硬、软件建设上不足的问题。

(二)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硬件建设

近年来,各级政府也在加大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力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新建、改建、扩建农村寄宿制学校2400多所。但相对于我国农村上千万的留守子女来讲,只是杯水车薪。按照《国家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学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切实履行好布局、规划及配置的职责,对农村寄宿制学校所需的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进行认真规划和建设,以保障学生寄宿所需的硬件设备。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师资队伍体系

寄宿制学校不仅要有教学质量过得硬的老师,还需要教师对留守子女学生有爱心,能进行生理和心理健康、文化艺术、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社会交往等方的教育与培养,所以应形成文化课教师、课余辅导教师和生活教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可以利用大学师范生的实习、支教等方式进行一定的弥补。对现有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使之适应当前寄宿制学校的要求。

(四)提升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水平和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务制阶段的教育,对学生的管理比教学更为重要。一是应提升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一位好校长,一个好的管理机构,是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关键。应有对实施寄宿制学校的管理人员进行培养的机制,使之适应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要求。二是完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学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从日常生活、学习、课外活动、食品卫生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以实现寄宿制学校发展的要求。三是完善监督体系。寄宿制学校是一项“民心工程”,学校建设、管理、收费等问题将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以保障好事做好,实事做实。

参考文献:

1、陈建平.寄宿制对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影响的调查与研究[J].教学与管理,2004(12).

2、蔡继乐,王友义.思考西部教育:农村寄宿制工程如何做得更好[J].理论前沿,2006(8).

3、沈萍霞.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西部,2007(4).

4、孙玉娜,孙玉艳.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

第2篇: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

关键词: 辽宁省阜新市农村生源 教育 学校教育

学生的发展成长,与家庭环境是紧密联系的,大量事实证明,学生在品德、才智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与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家庭教育是学生成长发展的基础,其产生的作用是学校和社会教育所无法代替的。如何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了广大教育工作者一直关注与探索的问题。

近三年,在对辽宁省阜新市农村生源学生的家访过程中,我对农村家庭子女的大学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也发掘出了困扰农村家庭关于子女教育方面的几个问题,并对问题的产生根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一)农村家庭的低收入与大学教育的高收费之间的强烈反差。这是农村家庭与大学教育之间重要的矛盾之一。诸如大部分农村学生的家庭年纯收入为5000元左右,而大部分学生每年的学习费则近万元。巨大的经济压力,沉重的生活负担,不仅使农村家庭的父母省吃俭用仍无力支付,同时也使子女的求学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多数来自农村的贫困学生极易产生自卑、孤僻等的心理问题,严重影响了学业。追溯根源,国家对于农村家庭子女的大学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各类的奖助学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些也只是杯水车薪,无论是奖助学金的数额还是覆盖面,都是远远不够的。

(二)农村家庭父母对于子女大学教育与就业的认识上存在偏差。这是制约农村子女学业培养的重要瓶颈之一,很多农村家庭父母把大学想象成为一个简单的链条,即“大学=就业=走出农村=高待遇”,这种单纯而片面的思维模式,无论与当前大学生教育情况,还是就业形势,都相去甚远。子女步入大学后,父母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支持,而对于子女的培养情况、学业发展、能力素质提升等方面却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因为他们还天真地认为,现在的大学生还是千金难求的“金字招牌”,只要能使子女顺利毕业就已经十分满足。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是农村所处环境闭塞,信息渠道不多,使农村父母不能对于当今的大学教育与当今的就业环境有宏观的把握,即大学教育经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而大学生的就业环境也是十分严峻的。

(三)农村家庭父母对于子女大学教育投入缺乏理性。在家访过程中,大部分学生的父母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孩子未来的就业发展情况,“只要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好,投多少钱也值”,这里既有父母对于孩子未来发展情况的美好憧憬,却深深隐藏着一种对于教育投入的盲目性。由于受自身的知识层次限制,很大农村父母对于教育投入缺乏理性的认识,谈到合理的策划也就更不现实了。对于他们来说,合理的预期就只有一个:无论代价如何,我的孩子一定要有出息。

对于农村家庭在子女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解决。

(一)国家应该对于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政策予以倾斜。虽然农民的收入不高,但是国家可以通过一些针对农村家庭子女切实可行的优惠教育政策,来努力保障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进一步加大助学贷款力度,放宽助学贷款条件,提高奖助学金的额度,扩大奖助学金的覆盖面,使其能更有力地惠及更多的农村子女。针对严重贫困的农村子女,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如减免学费,提高补助等。对于农村的就业,也应该给予一定的帮扶,减轻农村家庭的负担与压力。

(二)加强农村家庭父母对于当今子女大学教育和就业情况的了解。打通农村的信息渠道,使农村家庭能接触到当今的社会第一手讯息。拓宽多元化的沟通交流方式,使农村家庭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环境能有准确的定位和宏观的把握,这样不仅能保证农村家庭父母对于子女进行经济上的支持,更重要的还能将其的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关心子女素质的培养、能力的提高、修养的提升等相关方面,因为只有全面地发展,才能在未来严峻的就业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投入观念。对于子女的教育投入应该日趋理性,不应该是“要什么给什么”,不仅应该做到清楚地了解每笔投入的用途,而且应该对于这笔投入的价值进行有效的评判。彻底改变跟风的做法,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理财习惯。

几年的调查,带给我的不仅是对于一些真实情况的了解,更是激发了我对于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农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深深的反思。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有千千万万,他们努力刻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知识改变命运”的重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来气。他们很累,他们一张张笑脸背后,很可能隐藏的是难以诉说的心酸。中国大学生再也不是天之骄子,只是中国数以万计的平凡劳动者中的一员。而来自农村家庭的大学生,更是没有一丝娇贵,因为他们没有富裕的家庭,显赫的背景,有的只是一颗积极踏实的心。当然,令我敬畏的还有那一位位朴实的庄稼汉,这些农村大学生的父母虽然挣扎在贫困的边缘,却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为了子女的学业殚精竭虑、耗尽心血,然而他们却很满足,因为他们在子女身上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他们相信子女一定会出人头地,即使提到子女在上大学的只言片语也足以使他们心血沸腾好一阵子。可敬、可爱是我对于农村大学生的父母深切感悟后的概括,一股发自内心深处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前行,虽是举步维艰,却是坚毅非常。

我们应该始终相信,我们的教育工作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聚是一团火,散如满天星”,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尽己所能,改变农村家庭子女受教育现状的愿望并非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1]葛新斌.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弃儿及其前景[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12).

[2]赵伟.中国的城乡差距:原因反思与政策调整[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版),2004,(6).

[3]熊景明,葛新斌.中国农村教育的困境[J].开放时代,2003,(3).

第3篇: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

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有所减轻,教育投资的需求随之释放出来。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到城市实现非农就业,农村社会出现了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农村家庭的经济分化因此引起了教育投资分化。一些农村家庭在支付子女教育的基本费用以外,也开始增加对课外补习等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的投资。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开始增加教育投资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如给子女购买课外辅导读物、聘请家教、上补习班等,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转入城镇、县城甚至大中城市的中小学就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及劳动力流入地教育资源的限制,农村人口中绝大部分青少年依然在农村接受教育。根据2008年全国妇联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子女的数量达到5800万,而且留守子女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近几年来我国流动青少年的增长率为30%,而留守青少年的增长率达到200%。尽管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放宽了一些农村家庭的资金约束,也增强了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能力。他们会通过家庭汇款来增加子女课外补习的教育支出,以此来弥补由于家长角色缺失给子女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增加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替代时间投入。但是,由人户分离所带来的农村家庭亲情关系的割裂,传统双亲教养模式的变化,必然会对留守子女的营养健康和学习问题等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近几年国家致力于改善农村的教育问题,也加大了农村的教育投入,但是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变化以及新的教育需求,才能使配套的政策制度更为有效。

本文尝试在新的教育政策制度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大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考察父母外出务工这种家庭行为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农村家庭课外补习投资为切入点,探讨普通农村家庭和有劳动力流动农村家庭在家庭课外补习投资上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学龄子女学习成绩的因素,探索外出务工行为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的作用机制,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梳理思路,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是一个农村家庭在经济收入约束下,对家庭资源作出合理分配的联合决策。国内外的很多研究对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子女的个数、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子女自身的学习情况、当地的教育供给、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会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有关国际移民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影响国外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认为,能缓解留守家庭的现金需求压力,从而可以更多的用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能改善留守子女的生活与身体健康等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表现。目前国内有关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对农村教育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胡枫等[10]根据5个城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父母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远距离跨省流动会对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但外出务工寄回的汇款能缓解家庭资金压力并减少子女的劳动压力,特别是对农村初中及以上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他的研究中还是没有解决“自选择”问题,而且没有对汇款如何影响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2008年在江苏、四川、陕西、河北和吉林5省开展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子女受教育情况,如学龄阶段、读书的各项费用、学习成绩等;家庭资产和父母的就业情况,包括家里的耕地面积、楼房类型,以及所在乡村的基本特征等相关信息,以及从1995年到2008年间每一年每个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史以及2008年农村家庭主要的非农就业情况。①首先,通过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情况来了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本文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具体界定为在其住户所在的乡镇以外的地点就业,并且不住在家里超过半年及以上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根据笔者对农户家庭十几年非农就业情况的调查,外出务工人数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农村家庭中父亲外出务工的增长幅度高于母亲外出。在农村家庭中,父亲外出务工的人数和比例都远高于母亲,这是由劳动力市场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农村家庭内部传统的角色分工决定的。以父亲承担家庭经济负担为主,母亲则承担照料家庭、照顾老人和管教子女的家庭责任为辅。从他们非农就业的职业分布看,在商业、建筑业、工厂生产以及服务行业的人数所占比例较高,占了64.2%,而在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不到10%(如图1所示)。从他们工作的单位类型看,在企业的占48.6%,占了将近一半,另外,在工程队的占25.7%(如图2所示)。从外出务工的职业和行业来看,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艰难的工作。由于住宿条件受限,很难为全家流动创造合适的生活环境。而且他们大多只拿到工资性的劳动收入,所能获得的相关社会保障是极不健全的,在住房、医疗和教育各方面都得不到全面保障,因此他们大部分只能选择把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也有少部分从事比较稳定的工作,甚至自己当老板的。随着外出务工见识的增长,他们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需求也会随之扩大。

再来看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的总体情况。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大部分农村地区较好地推行了学杂费全免的政策。但书本费的补助只针对部分贫困学生,大部分学生仍需支付购买书本的费用。其中,高中教育所支付的学费和书本费平均值高达2033.5元,这笔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大的家庭负担。另外交通和食宿费在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占了家庭教育总支出的50%以上。交通和食宿费用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中小学教育阶段农村教育布局的调整,许多农村规模较小的小学被裁撤,归入附近规模较大的中心小学,大规模撤点并校的结果是一些学生上学距离较远,因此增加了交通费用或不得不寄宿在学校;另一方面,一些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子女只能选择寄宿教育,由寄宿给农村家庭带来的教育成本的增加是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居高不下的一个很大原因(见表1)。在调查中,笔者进一步了解到,一些学龄子女并没有在本村划定的学校就近入学。在样本农村家庭的学龄子女中,有15.1%的孩子没有在最近的学校上学。其中,小学阶段特别是1~3年级,几乎所有的儿童都选择了就近入学,到了4~6年级,则有11.5%的儿童没有就近入学。到了初中、高中及以上阶段,没有就近入学的比例逐渐增加。从他们不就近入学的原因来看,有50%是因为考取了好学校,有25%是因为通过其他方式上了好的学校,即通过“择校费”或其他关系转到城镇或县城较好的学校去读书。有11.8%的孩子因为某些个人的因素如上了聋哑学校或在家上学而没有就近入学。另外有13.2%的其他原因,包括跟随父母到外地读书的,或最近的学校费用高,或没有考取最近的学校等。尽管农村中没有就近入学的学生比例较小,但由此也可以看到,由于农村教育资源

的匮乏,一些农村家庭为了让子女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选择把子女送到较远但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上学。随着农村家庭经济约束的放宽,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选择把子女送到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去读书。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把是否就近入学视为农村家庭为提高教育质量而追加的一种教育投资(具体详情见表2及图3)。相比较其他教育开支,目前农村家庭在子女课外补习费用上支出的平均值较低,占农村家庭总教育支出的比重较小,和城市家庭对子女课外补习投资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相比较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和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在子女课外补习投资上的差异,调查发现相对于父母没有外出务工的家庭,只有母亲外出的家庭课外补习的比例要高出很多,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课外补习的比例比没有外出家庭也要高出不少,而只有父亲外出的家庭却没有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父母外出务工的家庭会在子女的教育投资上增加课外补习投资的比例(如图4所示)。根据图4的比较结果,能进一步了解父母外出务工是否会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如图5所示,父母外出务工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的比例明显高于父母不外出家庭的子女的比例。其中,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的比例最高,达到19%。相比只有母亲外出的家庭,只有父亲外出的情况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更大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学习成绩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实证分析

通过对以上调查数据的简单归纳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父母外出务工的行为和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与子女的学习成绩间有着较为重要的相互关系,之前简单的描述分析还没有涉及其他因素可能会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课外补习的影响,所以笔者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来研究他们之间的作用机制。考虑到学习成绩和课外补习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来解决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变量设置上满足识别联立方程组中结构方程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这二个方程,以纠正单个方程回归可能带来的参数估计不一致的问题。Y1=f(Y2,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变量,村特征,学费,汇款,地区虚变量)Y2=g(Y1,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变量,村特征,学费,是否就近入学,地区虚变量)其中,Y1表示是否课外补习,Y2表示学习成绩。在第一个方程里主要是一些表示儿童特征包括子女年龄,性别,户口;家庭特征包括父母教育年限,户主性别,父母是否村干部,小孩个数,人均耕地面积和房屋类型等;外出务工变量包括父母外出务工年数和父母自营工商业时间;村特征变量包括村距乡镇的距离和村距县城的距离;用来控制其他观察不到的地区之间差异的地区虚拟变量;以及表示教育成本的学费,表示家庭收入约束的外出务工汇款。在第二个方程中,除了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特征、村特征、学费以及地区虚变量等以外,用是否就近入学作为反映学校质量的变量,来控制学校质量对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在表示家庭特征的变量中没有放入房屋类型,并且没有放入汇款这个变量,因为房屋类型和汇款可以作为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变量,通过影响家庭课外补习投资来影响学习成绩。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学习成绩、学费、家庭中子女个数和外出务工汇款等都会显著的影响农村家庭对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而课外补习投资、母亲的教育年限和父亲外出务工行为则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

估计结果表明: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母亲的教育年限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父亲的教育年限却不显著。说明母亲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由于在农村家庭中存在一定的家庭分工,大部分家庭中由母亲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因此,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子女的辅导和教育帮助会比较大,一定程度上对子女的学习有促进作用。第二,父母的外出务工行为中只有父亲外出务工会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考虑到父亲的教育年限没有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家庭中父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们平时对子女生活上的约束和学习上的管教督促,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而不是通过辅导子女的课业而产生影响。这是由我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所决定的。第三,课外补习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孩子的学习成绩。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多增加些课外补习的投入就可以增加子女升学的竞争能力,对农村教育的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第四,父亲的务工程度和母亲的务工程度对子女课外补习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汇款金额会显著提高农村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这说明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投资上主要受家庭收入的约束。通过外出务工给农村家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会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但是那些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却没有汇款的农村家庭仍然会因为收入约束不会增加对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第五,家庭中子女的个数跟子女是否课外补习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多个小孩的家庭里,父母往往需要在几个子女之间进行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孩子数量的增多,家庭中孩子教育投资的绝对值就呈现减少趋势,每个孩子所能分到的教育资源有限。第六,相对于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在课外补习上都是显著为正。随着年级的增长,农村家庭会在子女的课外补习上增加教育投资。子女接受的教育越多,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越高,就更愿意在子女的教育上追加投资。第七,学费和课外补习之间呈现负的相关关系。学费越高,农村儿童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越小。这可以解释为学费越高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好。学校所购买的教材和课外读物相对较多较好,学费中已经包括了学校组织的课内补习费用。这符合笔者实际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即一些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水平。第八,本村到县城的距离和课外补习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本村到县城的距离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供给。一般距离当地县城较近的村庄和乡镇,受县城地块经济的辐射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好,相应的教育供给要充足些,可以为农村家庭提供较多的课外补习资源。一些偏远的村庄则很有可能会因为教育资源供给的不足而影响到农村家庭对增加课外补习投资的需求。这表明边远农村和近郊农村的家庭在课外补习投资上存在差异。

四、结论和建议

第4篇: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权益;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5)08-0271-02

在大多数农村,中心道路的聚集地往往是人们干完农活之后歇脚聊天的地方,但现今的此地已看不到以往的热闹人群,偶尔看见的几个孩童凸显了农村人口的稀疏。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由此导致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

一、农村留守妇女权益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留守妇女的数量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以某省依兰县某百户村子为例,两年前是六分之一户成年男性外出打工,而现在已经有五分之三户成年男性外出打工,而且这个数字比例还在不断增长中。

留守妇女作为留守的主要劳动力人员,她们忍受着与丈夫常年两地分居的孤寂,守着家中的一亩三分地,挑起了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赡养老人、照顾孩子等家庭重担,已经由传统家庭中的“半边天”,变为家庭的“顶梁柱”。随着农村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队伍不断扩大,虽然她们为家庭、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权益状况却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农村留守妇女民事权利得不到保障

在调研走访中,农村留守妇女民事权利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婚姻家庭权利得不到保障。由于丈夫长年在外打工,夫妻双方聚少离多,缺乏交流沟通,在出现感情问题时不能及时把握一方的情感倾向,修正夫妻间可能出现的误差,因此在导致感情危机的同时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解体。而在最终离婚的情况下,虽然留守妇女尽到了赡养老人、照顾孩子及承担农活劳作的责任,但由于她们不掌握家庭经济,不懂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因此,大多在离婚时不能得到其应分得的份额及有效的经济补偿,其贤妻良母坚强独立的行为多以无奈愤恨为回报。另外,南于农村一些地方男女青年习惯采取仪式婚的缔结方式,在“结婚”后男女双方便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而在此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外出打工由于某些原因导致该种关系终止,留守妇女很难合法合理地保护自己的婚姻家庭权利。

第二,人身权利易受侵袭。丈夫外出打工致使农村留守妇女的人身安全感降低,一些留守妇女常常易受到性骚扰和等危害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的侵袭。由于农村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留守妇女即使受到了侵犯,也常常会因顾及名声等原因而羞于报案,致使她们再次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另外,很多留守妇女缺乏人身安全保护的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对发生的侵袭行为因保存证据不足而无法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第三,财产权利易遭受侵害。由于丈夫外出,家里留有留守妇女、老人或者孩子,他们身单力薄,对所遭受的财产侵害行为不能有力有效地对抗和反击,往往成为违法者实施财产犯罪的首选目标。近年来,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财产的侵夺出现上升的趋势,使得农村留守妇女更加没有财产安全感。

(二)农村留守妇女社会保障权益不完善

由于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有限,农村留守妇女在教育和医疗方面面临着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在养老方面。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是家庭养老,赡养老人是农村留守妇女面对的重担之一。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养老问题已不单单是各个家庭的问题,已经是整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经济窘迫的农村来说,原本由夫妻双方承担的养老任务要留守妇女一人解决,这对她们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其次,在医疗方面。虽然我国农村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该种合作医疗适用条件的有限性,导致农民生病报销的医疗费用有限。因此,农村留守妇女及其家人看病治病仍存在着极大的压力和负担。最后,在子女教育方面。由于我国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由此导致大多数农村公立学校中小学教育学习环境较差,师资力量配置不够合理,而教育教学条件较好的民办学校的费用又比较高昂。另外,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又没有能力和条件对子女进行辅导。因此,为了子女的将来考虑,她们承担着子女教育投入的极大压力。

(三)农村留守妇女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

近几年,虽然农村妇女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和提高,但在实际生活中,诸多原因限制了她们政治权利的实现。其一,农村留守妇女自身的原因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由于她们对公共事务参与管理的兴趣比较低,缺乏参与热情与关注度,因此导致其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权限不足。其二,原有的保守观念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在大多数农村,男尊女卑的观念仍在盛行,认为女子就应该恪守妇道,不要参与大事的讨论和决策。由此可见,上述两种主要原因导致了农村留守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正常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公共事务管理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从而间接地造成其享有的合法的政治权利受损。

二、农村留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

针对农村留守妇女权益存在的上述主要问题,结合各地具体实际情况,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对农村留守妇女的权益予以法律保障和救济。

(一)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农村留守妇女作为新型的特殊弱势群体,虽有《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其提供法律保护,但由于该法律条文的原则性规定较多,因此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缺乏具体的可执行性。由此,建议尽快制定与妇女权益保障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细化对妇女权益保障可操作性的条文。而各地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对农村留守妇女保护的相应立法或者政策,并通过有关部门的有力有效执行来保证该立法或者政策长效有效的实施。 另外,各地应对某些推行农民工定期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予以嘉奖鼓励,以此促进留守妇女和在外打工的配偶组建的家庭关系的稳定性。这是对留守妇女生活权利的保障,也是完善我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的一种现实体验。

此外,要完善各种针对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农业保险制度。同时,要尽快完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相关政策,尽快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和进城落户问题。当然,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必然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从社会长远的发展角度而言,确立和完善这些制度,有利于保障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保障权益,从而减轻她们背负的沉重负担,进而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拓宽司法救济途径

各地农村司法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设立专门的妇女维权法庭,定期对妇女维权案件进行公示,并组织留守妇女旁听案件的审理过程。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案件对人们进行法律教育、用法律的强制性作用来威慑潜在的犯罪人,进而预防犯罪;另一方面,通过案件的公开审理可以提高留守妇女的法律意识,使得她们知道什么是违法犯罪、如何预防犯罪行为,以及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救济自己和家人所遭受的违法行为尤其是犯罪行为的侵害。另外,可以扩大法律援助案件范围,针对留守妇女受侵害的案件,加大对她们的法律援助力度。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对一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且生活极度困难的农村留守妇女提供必要的司法救助。

(三)执法要公开、公平、公正

行政执法机关要依法行政,在解决农村留守妇女寻求行政救济的问题时,要对其实行优位保护。这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强化自己的为民服务的意识,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另外,综合治安管理部门要加强农村综合治安管理,保证农村村民安全。此外,乡里派出所及相关执法部门应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把针对农村留守妇女犯罪的案件放在必须突破和解决的问题之首,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证农村留守妇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到侵害或者较少受侵害。这样才有利于维护农村的治安稳定,维护人民的心理稳定,才更有利于农村的生产生活。

(四)培养和提高农村留守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

农村留守妇女如何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前提条件是她们必须知法。因此,如何让她们知道和理解法律就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各个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作才能完成。首先,有关部门要深入农村开展基本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要让留守妇女知道自己享有的政治权、人身权、劳动权及婚姻家庭权等,逐步增强她们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自觉性。其次,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通过送法下乡、发放法律书籍、法律真实案例表演等活动,增强留守妇女的法律理解力和依法维权的能力,以使其有效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通过普法宣传等活动,鼓励她们依法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村集体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事务,以此保障她们政治权利的有效实现。再有,可以充分利用各个当地开设法律专业的高校精通法律专业服务社会的优势,定期邀请高校教师带领法学专业学生组成的法律服务中心深入农村开展普法活动,为村民提供免费咨询解答等法律服务。

第5篇: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

关键词:家电下乡;内需;农民消费能力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5-0072-01

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额严重下滑。因此,扩大内需已成为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而农民消费能力不足是造成我国内需不振的最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国家出台了家电下乡政策,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刺激农民消费。此政策虽然在特定时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农民的消费额,但是此政策的作用肯定是短期的,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市场消费不足的问题。下面本文将基于这一政策展开一系列研究,调查和分析,并寻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为政府部门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1 家电下乡政策在特定时期的积极作用

在我国出口快速下滑的形势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家电下乡政策,对于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

1.1 有利于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动农村消费

家电下乡政策能够直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迅速调动农民购买的积极性和热情,真正把内需特别是农村消费启动起来。

1.2 有利于促进行业发展和消化家电产品过剩产能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家电生产和出口国,电视机、冰箱、手机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出口依存度很大。最近一段时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严重受阻,企业产品销售遇到较大困难。推广家电下乡,能够促进家电生产、流通和农民需求的有机对接,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拓展了空间。

2 家电下乡政策对提高我国农民消费能力的局限性

家电下乡政策虽然能在有限程度上直接提高我国农民的购买力,并迅速调动农民消费的积极性,为我国应对经济危机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暂时性的,而且存在很大的“挤出效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就此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为了能够对家电下乡政策产生的作用效果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实际数据支持,使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本文作者深入河北省两个县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研。本次进行调研的行政村共37个。从中随机抽取了三百户享受此政策的家庭作为调研对象。本次调研实发问卷300份,收回有效答卷294份,达到研究要求。下面是本次调研的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

家庭经济情况温饱线以下温饱线以上小康以下达到小康水平

户数1123746

所占比例3.74%80.61%15.65%

表2

是否

户数所占比例户数所占比例

没有这项政策是否会在近期购买此家电279.18%26790.82%

购买此家电是否超出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20971.09%8528.91%

购买此家电是否借款18663.27%10836.73%

购买家电后是否打算在其他方面减少开支23178.57%6321.43%

购买此家电是否会为家庭今后增加经济收入134.42%28195.58%

2.1 家电下乡政策存在很大的“挤出效应”

从表2中可以看出,有78.57%的家庭打算在购买家电后减少在其他方面的开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享受此政策的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大部分是小康以下的(表1),按他们平时正常的开销来讲,是没有预留出足够的资金来购买家电的(从表2中可知71.09%的家庭认为购买家电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但为了能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他们就只有以减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来购买家电。

(2)有大部分家庭为了享受此政策存在借款的情况(从表2可知),存在提前消费行为。而购买家电后农民的收入没有变,为了还款只有在将来缩减在其他方面的开支。

2.2 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是暂时性的

增加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民消费能力的前提,而从表2中可知,有95.58%的家庭认为享受此政策后并不会为家庭今后增加经济收入,收入增加不了,那么从长期来看消费也肯定是上不去的。所以此政策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农民消费能力的因素。

3 在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如何从本质上提高我国农民的消费能力

3.1 我国农民收入低,没钱花

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大部分农民还处在温饱水平,经济收入很低,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支出,很难有钱进行其他消费。

3.2 我国农民社会保障低,不敢花钱

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一直处于偏低状态,特别是在农村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在医疗,养老方面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导致有些农民即使家庭收支有盈余,也不敢拿来消费,而是把它存起来,用来预防大病或养老。

3.3 我国农民文化素质低,不会花钱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一部分农民收入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但他们总是把多余的钱存入银行,很少又拿去投资或购买金融产品的意识。

那么,如何利用好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利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1)借国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东风,加紧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力度,确实解决农民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当然在此问题上一定要重视农民信用制度建设,加强对农民的信用意识教育。

(2)在农村建立农会组织,实行规模化经营,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并鼓励农民对农产品进行初加工。由于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国农民大都有自私,保守,不合作的性格。这使得他们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农民权益很难得到保护,农产品经常遭到商贩的压价,导致便宜卖,贱卖,对农民收入和生产积极性造成很大影响。建立农会组织后,农民可以以团体的力量应对市场竞争,成为农产品价格决策者之一,有力维护农民利益。农民对农产品进行粗加工,既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可以使农民通过加工挣到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对提高农民收入有很大帮助。

(3)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仅覆盖面窄,而且保障程度低。农民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还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政府应在这方面加大资金投入,特别是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现在在农村子女教育费用已成为家庭最重的经济负担。在民间有句俗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大部分农民节衣缩食就是为了给孩子支付学费。政府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农民才肯花钱,才敢花钱。

(4)加强对农民的投资理财教育,引导和鼓励农民进行投资或购买金融产品。我国农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一有点钱就往银行存,根本没有把钱拿去投资或购买其他金融产品的意识,这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很不利的。政府一方面应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投资理财水平,另一方面应加强政策引导,给农民引荐投资项目和给予政策优惠。使农民手里的钱能够在市场中流动起来,这既能拉动内需,又能使农民增收,可谓是一举两得。

4 结语

前不久,国家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希望各级政府摆脱大建形象工程,上大项目,路修了又推,推了再修等重复建设。把钱重点用到改善民生上,特别是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使他们也能花钱,敢花钱,会花钱。使他们也享受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只有这样,我国农民的消费能力才能提高,内需才能真正上的去,我国经济才能长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汪旭晖,顾晶.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9,(1).

[2]苏瑜,万宇艳.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9,(5).

第6篇: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

农民工、打工者、外来工、劳务工……称谓在不断地改变,而他们一如既往地沉默。

这个国家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条马路都由他们建造,他们本应是这个国家最被尊重的群体;但现实中,他们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深受户籍制度、子女教育等问题的困扰。

所幸,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一路狂飙突进的大城市终于想起了他们:2008年4月,深圳的劳务工博物馆对外开放;同年5月,打工者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北京东郊皮村成立;2011年10月,中国农民工博物馆在四川成都金堂县正式开馆。2012年9月,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在城中村建成。在鲜花和掌声为主导的官方叙事中,不少博物馆悄悄绕过了“工友们”躲不开的梦魇,诸如冲突、伤痛甚至牺牲。

如果说他们的伤痛史不便被提及,那么农民工博物馆究竟应该铭记什么?

颂扬农民工

广州北部,城市边缘,三层的黄石立交如同巨型机械一般矗立。毗邻黄石立交的马务村,被认为是广州典型的城中村。这里交通便捷,房租低,人口密,20余年来,一直是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点。

30年前,制衣、制鞋等一大批加工厂进驻马务村,同时为这个村子带来了第一代农民工。如今,传统的工厂已经搬走,租客也换成了在市区工作的白领,在“三旧”改造的大潮中,这个谈不上辉煌的城中村原本逃不过被推倒重建的命运,但主政者一个新的想法让它以另一种方式重生。

2012年9月,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在马务联和工业区内开馆,提前开门迎客的农民工博物馆已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是一栋4层高的旧厂房被改造成博物馆的主体建筑,门前立着一个古铜色的农民工群像,这些雕像昂首阔步,目光坚定,往前迈的步伐整齐划一。

“里面有很多好看的。”11月的一天,头发花白的梁伯站在一层的大堂里,笑眯眯地说。他家住附近,开馆至今,他已经是第五次过来了。梁伯已经退休,出于某种不愿言说的原因,他喜欢“没事的时候来这里逛逛”。

梁伯静静地看着面前一块长七八米的电子屏幕,幕中滚动播放着一段颂扬农民工时代功绩的宣传片,整个大堂回荡着一个慷慨激昂的声音:“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称谓:农民工。这一张张笑脸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事业的推动者,他们将与中国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历史一道永载史册。”

在生活中备受冷眼的农民工在这个展馆里被视为一个值得铭记的传奇。4层的博物馆,用各种光影技术、场景布置、实物、文本,讲述了一个关于农民工历经艰辛而最后寻得美满结局的故事。

工伤是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但佛山农民工欧昌群在看到这些跳跃光影时,她只感到一阵不可抑制的伤感,她说:“不全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过得这么好。”

工伤,这是农民工心中的梦魇,但华美的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对此着墨不多。

欧昌群是四川南充人,在2002年,她只身来到佛山南海打工,辗转到过木板厂、五金厂、汽车弹簧钢板厂担任普工,但在打工生涯的第九年,她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工伤。

2010年1月,欧昌群因拖欠工资问题与厂方发生口角。那几天里,她工作时恍恍惚惚,一不留神整条右臂就被卷进了工作的机器里。当时,欧昌群所在的汽车弹簧钢板厂没有给员工购买社保,工伤发生后,担心“出事”的老板连忙自掏腰包为欧昌群治疗。断臂修复的治疗费可不便宜,欧昌群从1月入院,到6月出院,共花费了10余万元。心痛银子的老板在3月的时候就不愿再支付治疗费,频频催促欧昌群在手术成功后赶紧出院。后来,在当地人社部门介入后,老板才不得不为她支付剩余的治疗费。

但经此一劫,欧昌群不愿再回工厂里打工,她加入了一家NGO,把探访工伤、职业病工友当作了自己的新职业。欧昌群说:“我这才知道,遭遇工伤的工友有那么多,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

佛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佛山市(不含顺德区)被认定为工伤者17052人,平均每天47人。欧昌群认为,频繁出现的工伤是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直至现在,依然是许多农民工逃不过的梦魇,但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几乎没有关于工伤的展品,让她感到很失望。

“也许很多年以后,工厂里不需要人来干这些活了,那时候的小孩子还以为农民工的历史很美好,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曾经在工厂里缺胳膊少腿。”欧昌群说。

来自贵州贵阳的农民工安强文也有同感。今年1月,她那在佛山陶瓷原料厂工作了近20年的丈夫,在经过两年治疗后,依然被尘肺病夺去了生命。安强文说,她到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参观,就是想去看看有没有跟尘肺病有关的东西,但有人告诉她,没有。

博物馆不要回避时代问题

祥子,中山大学学生,曾自费“卧底”深圳富士康,一直关注“农民工”的话题。今年10月,祥子得知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刚刚揭牌,就好奇地去逛了一圈。

但祥子发现,博物馆所表达的、所反映的,与他心目中农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有不小的距离:“我只看到国家政策对农民工逐渐改善,以及农民工为我们这座城市所作的贡献等等的美好形象,而没有反映农民工本身遭遇的真实问题,比如农民工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子女的教育问题等。”

祥子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促使广州这家耗资不菲的农民工博物馆能展现更多的真实。他制定了一个“三部曲”,第一步,向政府申请公开博物馆筹建思路;第二步,组织困难农民工进馆参观;第三步,公开递交整改建议书。“没错,我就是希望引起关注,让大家通过关注我,进而关注农民工博物馆,再来关注农民工生存困境。”祥子直言不讳。

在两次寄信申请公开农民工博物馆规划及征集展品的具体信息后,10月21日,祥子邀请欧昌群等8名佛山农民工到广州参观农民工博物馆,同行的还有两家纸媒的记者。

但令祥子一行错愕的是,当天农民工博物馆大门紧闭,门口上挂着的牌子赫然写着:星期天闭馆。而按照原来的规定,广州农博馆的闭馆日是周一。远道而来的欧昌群很不满意,她说:“为什么要星期天闭馆呢?我们这些农民工只有星期天才休息啊!”

此后两天,媒体连续的报道让有关部门感到了压力,10月25日,广州市建委在农博馆会议室里约见祥子。当天,来了广州市建委、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文广新局、白云区委、白云区政府、白云区委宣传部以及农民工博物馆7个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共10多人。

赴会的祥子特意穿上了在富士康打工时的工服,同时,他还带上了包括欧昌群在内3名受过工伤的农民工,同时还有多家媒体的记者。“我想,如果政府否认农民工苦难的事实,就让受过工伤的工友发言。”祥子在赴会时已经准备好了可能发生的争辩。

出乎祥子意料,当天会谈的气氛十分和谐。广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主动对祥子的建议表示回应:“你说反映政策背后农民工的故事,这个建议很好,我们会考虑,而且现在也在做一部分。我们已经委托广州市社科院拍了6个口述故事,你说的情况我们会慢慢完善。”

按理说,祥子收获了一个高于预期的效果,但他仍不满意,11月,他又写了一份《三问博物馆建设工作组有关负责人》和一份建议信,建议博物馆方面“从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教育三方面展现农民工真实的生活状态”。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许辉是祥子的朋友,他很支持祥子的行动。许辉说,博物馆本身有公众教育功能,希望祥子做的事情可以引发社会的思考。

“广州农博馆展出的信息给我一种‘农民工很伟大’的感觉,但你去问一个农民工,你觉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他会回答,‘伟大的话我小孩就不会上不了学。’”许辉说,“我希望博物馆不要回避这些时代的问题”。

有一些苦难值得被铭记

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主展厅里,静静地躺着31份尘肺病鉴定资料,这些资料上写着同一个名字:“张海超”。有人说,要问农民工职业病维权之路有多难,这些不会说话的材料能给出一个最鲜活的答案。

2009年6月,农民工张海超为了维权,以“开胸验肺”的悲壮之举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其实,早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前,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但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张海超愤怒了,他最终选择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自证。

2011年4月,张海超把31份工伤鉴定资料,包括X光胸片、职业病鉴定证明、诊断书捐赠给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因为在2008年4月开馆的劳务工博物馆被认为是中国首家“纪念劳务工群体”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一处僻静的街角,经常有参观者问工作人员:“为何将博物馆建在如此‘偏远’的地方?”工作人员通常会指着这两栋外表普普通通的灰白色建筑物答道:“这是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厂址所在地,这里诞生了中国首批劳务工。”

目前,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已征集了6000多件(份)劳务工史料及文物,其中800多件在主展厅展出。

尽管博物馆以记录农民工历史为己任,但在面对职业病、维权等“敏感材料”时,这家由政府主办的博物馆曾一度犹豫不决。

为“沉默者”记录

989路公交车到达北京皮村西口时,超过半数的乘客会下车,他们大多穿着厚厚的暗色棉衣,身上沾有些斑驳油漆、木屑,还有不少的灰尘。

因政府收回土地,此地方圆10公里都是荒废的草场,还未被拆迁的皮村曾是北京郊区最大的加工、制造厂聚集地之一,大型的加工业吸引了近10万名来自全国的务工者。

大量的打工者催生了浓郁的打工文化,皮村不仅有自发组织的打工艺术团、打工子弟小学,还有一个由打工者与大学生一砖一瓦、亲手搭建的打工者艺术博物馆。孙恒是博物馆发起人之一。

10多年前,孙恒来到北京打工,这位文艺青年把自己的打工遭遇写成歌曲,用吉他弹唱。当单曲《天下打工是一家》登上央视等媒体后,孙恒出名了。一些遭受过不公待遇的工友们会请孙恒帮忙讨个说法。看着工友们展示的老板拖欠工资的欠条、被收容的证明、罚款单等物品,孙恒很受触动,他于是决定建立一个“代表工人历史”的博物馆,给农民工一个“说话”的机会。

2007年,孙恒在皮村的一处废弃的琉璃瓦厂上着手建造他理想中的博物馆。

皮村的打工者艺术博物馆有5个独立的展厅,分别命名为打工者历史、妇女、儿童、打工者NGO和专题调研展示厅。“历史”展厅的一个展柜独立存放了十几本来自广州、广西、北京等地的暂住证和罚款单。孙恒说,这些不起眼的小本本在当年令全国的外来务工者“谈证色变”。

在“妇女”展厅中,一个展柜里存有一封信件和两双拖鞋,3页发白的信纸上写着“我和家人一起编织的拖鞋,赠与打工者博物馆”末尾署名“田玉”。

田玉,前富士康员工,2010年3月17日,她从深圳富士康百合园宿舍楼纵身跳下,制造了富士康“十三连跳”的其中一跳。田玉并没死,她被医生从死亡线拉了回来,但却不幸瘫痪。同年10月,半身不遂的田玉被公司悄悄送回了家乡,为了维持生计,她在网上开设了小店,出售自己编织的拖鞋。皮村一位工友在看望田玉时带回来了一黄一蓝两双拖鞋,打工者博物馆将其收入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