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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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对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期望与要求越来越高。深人解读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状况，指出学科门类的交叉性，学科研究的引领性，研究质量的波动性构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特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才队伍、实践研究、智慧层次、利益追求、学术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应对方略: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性;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研究认为，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才能体现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体系性与实践性。

    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呈现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剧增的兴盛的局面，但又呈现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状态。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如何走出这一“矛盾”阶段，对进一步深人理解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与内涵，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功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简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策。

1对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解读

1. 1学科门类的交叉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各门学科通过加强多学科的渗透与融合，促进本学科发展，已成为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诸如:哲学与历史学与文化学与政治学*体育史学与奥林匹克学、教育学与教学论与课程论、学校体育学与竞技教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与经济学与管理学、体育社会学、社会学与管理学与行政学体育管理学等等。运用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互补，重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加强学科间的整合。然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多学科融合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门学科与相邻学科内容“重叠”的现状，缺乏学科体系性与独立性的问题，如《学校体育学》与《体育教学论》与《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与《体育教育学》等学科课程，都包涵着体育过程、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设计等内容。甚至在性质不同、名称不详的体育社会学科中存在内容体系雷同的问题。如:《体育经济学》与《体育产业学》、《体育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内容都有相当比例的“重叠”。再如:《社会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学科名称既相似又有区别，但就所涉及的内容同样存在“重叠”现象。这一现状反映在一定范围和特定条件下，多学科“融合”作用容易导致各门学科设置缺乏学科自身发展的结构牲与主体性，“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学科之间的“混沌”与“模糊”状态，便会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与成熟。

1.2学科研究的引领性

    作者查阅并粗略统计了2005—2008年被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体育社会科学”、“奥运”、“社会体育”、“体育管理”、“体育心理”、“体育哲学”、“学校体育”、“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为题名的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文献。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属于宏观理论研究的课题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远瞩的、整体性的、战略性的、规划性的、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体育学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宏观研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事，学校只能进行微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较重视体育社会科学某一理论与实践的微观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观研究的空间，客观上反映出忽视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的倾向，以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与突出，有待形成目标明确、方法科学、内容实际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1.3研究质量的波动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数量剧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的研究成果的估价，用的都是数量语言叫。就高校而言，申报体育类硕士点与博士点、重点学科、各级研究基地等都应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学术专著与各级科研项目数量上的要求。就个人而言，国内各高校对体育教师个人学术成果也有数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虽然反映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语言，“但这并未根本改变语言的数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属于一般描述性、简单整合的研究“文体”占有相当比例。能够运用哲学、系统科学、逻辑学、文化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深层次与不同视角分析与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根本体现。如果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升，其结果只能是数量越多，质量越低，产生伪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队伍

    “研究质量是人才质量的标志和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单从数量上看，应该说是比较庞大的，如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中绝大多数是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但也应看到“精英”队伍建设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对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培养制度不完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领军”人物不多，许多具有“知名”头衔的“高级”人才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国内影响力不大;硕士点、博士点培养机制的问题间接导致优秀体育研究人才不能脱颖而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存在近亲繁殖现象等等。反映出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函待提升的现实。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质量的提升，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

2. 2实践研究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问题，是关系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研究价值的问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运动技术教学实践活动，就是在运动场上进行的各种身体练习活动。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了解情况，收集一些事实资料而已。所谓体育实践研究，就是按照个人的主观意图让别人填写调查表”等等。上述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认，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涵盖上述实践活动，但就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内容、组织、方法与手段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上述研究体育的实践活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要着力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同时，更好地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还未受到重视，“距离”主体的人甚远，只是在体育书本或相邻学科的教科书中寻找体育实践的“答案”，造成很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深度与质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2. 3智慧层次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必须依靠学者个体的哲学智慧的功底与科学思维能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促使研究过程的“优化”，更加精确地反映研究结果与结论的可靠性、准确性。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比较注重体育经验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综合知识与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体育知识的“接受”与“整合”，因而在科学知识体系的框架下，出现了许多体育社会科学中的“体育十某某学”二“体育某某学”、“某某学十体育”二“某某体育学”，不断地重复进行己经确定了的知识体系重新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体育“客观事物”抽象出来的理论或“思想”。以至出现许多“形而上学”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如“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二体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体育社会学=社区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是对立的关系”等等，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缺少哲学智慧的引导，习惯用知识范畴下的“线性”思维方式去理解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容易受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

2. 4利益追求

    所谓“利益追求”，反映到体育学术界，也就是为获取物质资料而进行的各种生存活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职称评聘、人事分配、成果评奖、晋升导师、学科建设、学位评审、项目申报、工作调动、年终评优等，无不与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有关。绝大多数的体育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对体育专家、学者和体育教师都有科研业绩要求，普遍实行数目量化管理。规定不同职称的论文篇数，发表“层次”，并将篇数“赋值”，发表篇数越多，论著字数越多，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越高，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不同，“赋值”不同，得分不同，获得的“利益”不同。学术界盛行的个人“利益”与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长了盲目追求数量与速度，轻视质量与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学风，甚至导致学术腐败的产生。体育界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与社会的整个学风和道德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个体在社会环境所处的地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社会对体育学术成果价值评价导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实用性、教育性与社会性，而这种实质性的转变所产生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追求功利的少数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学术个体与群体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为了个人利益、小群体利益、本位利益，不惜败坏体育学风与学术道德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污染了体育学术环境。

2. 5学术环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期望营造一种宽松、健康和谐的学术氛围，需要营造有利于学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环境。优化体育学术环境对广大的体育工作者努力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会积极的意义。然而，缺乏健康学风的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体育学术“垄断”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各级体育课题申报中“行政”干扰所产生负作用的辐射，使得体育学术“行政化”的倾向占领上风。这种“行政化”的体育学术氛围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体育学术规范体制功能的逐渐削弱，不利于优良“文风”与“学风”的塑造，长期下去，便容易产生体育学术腐败的土壤。再如体育学术评价中的非理性化倾向，“由于公正、认真的学术评价被人为地引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领域，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评价的轨道”。再如学术霸权现象，“就几个人搞学术统治，他们的研究左右着整个学术领域，使其他人没有发展空间”。这种学术“垄断”现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极大，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具体方略

3.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

3.1.1拓展体育社会科学实践领域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与其它的实践活动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最终保证理论与社会互动的意义是实践”，通过设计、调查、模拟、体验、运动、测量、实验等实践活动形式，获得各种体育研究素材，并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判断、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强现有体育社会学科的实践活动，促进各学科深人发展，避免学科之间和个体学科内容的过多交叉与重复，逐步完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独立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如:国际体育、奥运经济、区域体育经济、体育文学、老龄社会体育、农村体育发展等。通过体育学科系统理论之间的互动，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促进体育学科理论的“生成”与创新，保持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具有独立性的特质。

3.1.2倡导体育社会科学实证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实的本身，而是事实所蕴含的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现实中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实践标准进行解释，很容易产生于体育事实本身相背离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研究由于主观意识性较强，人为的因素较多，其研究结果大都缺乏说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于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有关领域，通过脚踏实际的努力，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对描述体育事实的真实性与精确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体育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在加强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要主动获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信息与技术，探索与促进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3.1.3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

    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运用电子计算机、网络设计与交互、微缩与传真设备、录像与电视，建立具有文献复制、数据分析、体育技术、体育语言等功能的实验室。通过理性认识与实践探索把文字、声像、信息、数据处理成图形化、数据化，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精确的和比较全面的结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经济性和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必须通过加强实验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实验室的师资队伍质量，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资源，提高利用率，促进实践研究的深化，把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 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

3. 2. 1重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批判

    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研究应该重视对各门学科自身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批判，因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价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为的、主观的、利益的与权力的制约，容易受到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影响及其控制作用的约束。开展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他批判”与“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辩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真伪，阐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对批判的理论进行检验与反思，促进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创新。

3. 2. 2定位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理论导向

    体育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以实践理论为导向，要用发展的、全局的、战略的眼光，分析体育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科学指导作用的渗透，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形成语言层面的实践理论与指导现实过程的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动态系统。确立以体育社会科学实践为视角的认识观，阐明体育社会科学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之上为个人与社会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只有在充分发挥宏观研究的导向作用与微观研究的具体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创新奠定坚实的实践理论基础。

3.2.3挖掘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

    开发与利用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知识资本扩张与智慧教育，为更有效地进行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指导性需要经过严密的、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过程，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系统的、超越的、能动的理论体系。通过建立学科整合、体系构建、理论创新，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智慧进化与智慧更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以正确的发展观、价值观、实践观为指导，站在宏观研究的角度，从微观人手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功能，正确认识体育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

3. 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

3. 3. 1坚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推动学术进步。勇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精神与民族精神。从学风建设上可以通过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约束，展现个体与群体行为示范，鼓励体育学术创新。

3. 3. 2形成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个性特色

    所谓个性特色就是和别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从主体出发有个体研究、小群体研究、团队研究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都应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点。必须依靠自身的体育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研究的相对优势，敢于探索别人未涉足研究的领域，生产具有个性特色的体育学术精品，凸现体育精品的学术地位，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向高层次方向转变。

3. 3. 3打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精品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树立学术精品意识，通过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形成学科优势。“学术创新，可以打造学术精品;打造学术精品，又可以推动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精品的“灵魂”，要学会运用各种思维方式，潜心钻研，推陈出新，敢于超越，提出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只要把学术创新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就可以出现《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奥林匹克学》、《体育基本理论教程》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精品。

3. 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

3.4. 1制定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战略规划

    体育社会科学“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要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就必须提升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各级体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社会体育机构要把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制定相应的人才战略规划，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数量、培养层次、培养梯队、培养机制、培养评价等。

3. 4. 2优化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

    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需要出发，重视培养中青年优秀研究人才。通过体育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建设、体育社会学研究基地建设、体育社会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学术梯队，通过培养体育重点学科带头人、体育学术带头人、后备体育学术带头人、体育学术骨于、青年体育学术优秀人员，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梯队结构。注重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加强体育社会科学人才的档案建设。

3.4.3营造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环境

第2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关键词：SSCI期刊 文献计量指标 分布模型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073-04

1 引言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发表和学术信息的重要载体，在科学学理论研究、编辑出版以及科技管理实践中，期刊及其载文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日益受到学术系统中诸多主体的重视。期刊的文献计量指标表现高低既是期刊自身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投稿者选择投稿对象期刊的主要依据。在一个专业（学科）期刊集合中文献计量指标的总体表现状况，一定程度折射出对应学科的发展水平及其态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国内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把发表SSCI和A&HCI期刊论文作为重要的激励手段和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之一，这一举措无疑对提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具有深远意义。但是，科研管理部门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即SSCI期刊的学科、语种、出版国别等分布极为不平衡，而且不同学科指标的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1-2]。为此，深入学科内部，探究不同学科文献指标分布的状况，对于全面了解不同学科和学科期刊群的整体结构和发展特征，指导学者有效投稿、提高科研管理的效率、效能和科学性均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样本

科学计量学指标的排序-频度分布模型通常用来探讨不同计量单元指标频度随其位次变化的规律。我国学者梁立明教授及其学生在她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系列成果中，分别用这一模型对科技指标模型分布及其政策意义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3-6]。排序-频度分布模型通常呈现负幂分布y=αx-（α>0，>0）或负指数分布y=αe-x（α>0，>0）。前者在双对数坐标中曲线可化为直线，后者在半对数坐标中可化为直线（见图1）。通过判断表征直线斜率大小的值，即可了解某一计量指标分布的相对差异。值越大，指标的相对差异越大，反之则越小。

SSCI是汤姆逊路透公司旗下的Web of Science的一个子数据库，与SCI、A&HCI并称为国际三大索引，是国际最为权威的社会科学数据库之一。主要收录英美等国高质量的54类社会科学期刊文献，少量收录非英语文献。SSCI每年收录的每一学科期刊的总量都做动态调整，并利用其副产品JCR（期刊引证报告）定期年度期刊的主要文献指标值，供图书情报部门、期刊编辑、科研管理部门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参考。我们选择JCR中的管理学、经济学、图情学为目标学科，选择2007～2011年共五个年度的指标数据为研究样本，来探讨排序—频度分布模型问题，以期寻找并发现指标分布的差异。

在JCR社会科学版公布的期刊文献计量指标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指标是影响因子指标。某一期刊影响因子的大小反映了期刊载文被数据库来源期刊平均引用的程度。经典的影响因子是以两年为引用窗口的，通常又称为加菲尔德影响因子。这一指标在期刊评价和科研管理实践中应用的最为广泛。但是，这一指标在使用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不同学科被引用的峰值时间及其引用周期（引用趋势先升后降的过程）存在较大差异。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基础性学科如历史学、哲学等学科达到引用峰值的时间较长，远超过2年，而对于应用性、交叉性学科如管理学、心理学等达到引用峰值的时间则较短，一般在2年左右。因此，2年并不适合对所有学科领域期刊评价的时间窗口。为此，JCR近年引入了一些新的期刊评价指标，如5年影响因子，来适当拉长评价的时间窗口。本文主要讨论2年影响因子和5年影响因子的排序—频度分布问题。所使用的统计软件均为SPSS17.0。由于本文对于缺省数据不予考虑，所以JCR收录期刊数与报道的文献指标数不完全一致，分别对三个学科领域五个年度的影响因子排序—影响因子频度点列做回归拟合，得出拟合回归方程，并提取值。

3 结果分析

从点列曲线拟合优度看，点列的负指数分布均明显优于负幂分布。因此将这些学科的回归方程两端取自然对数后，曲线化为斜向下的直线，x的系数绝对值亦转化为直线斜率绝对值。表1给出了三个学科的2年和5年的影响因子排序-频度拟合回归方程、拟合优度、样本个数及其值。

单个学科纵向比较看，对于经济学期刊，测度期刊短期和长期影响力的2年和5年影响因子分布有差异。5年影响因子的期刊影响力相对差异要大于2年的期刊影响力差异。随着年份的变化，2年和5年影响因子相对差异都在下降（除2008和2009年未变），越晚的年份相对差异则越小。对于管理学期刊，在五个年度内，2年和5年的值都呈递减态势。对于2007、2008、2011年，5年相对差异大于2年的相对差异，而对于2009、2010年，5年与2年的相对差异相同。对图书馆情报学科，2年和5年的影响因子相对差异呈逐年递减态势，5年影响因子相对差异均比同年的2年影响因子相对差异大。上述结果表明，随着引用时间窗口的拉长，期刊影响的区分度增大，即5年影响因子的差异程度大于2年的差异程度。部分有着持续生命力的文献被引次数将突破2年峰值限制而持续高频被引。可见，我们通常使用的2年影响因子并不是区分期刊影响力的最佳指标。

从三个学科横向来比较，对于2年和5年影响因子，相对差异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图情学、管理学和经济学。这说明，相比较而言，经济学作为一个古老的相对成熟的学科，有相对规范的学科研究范式，期刊整体发展较为均衡；图情学是一个既涉及偏定性研究的图书馆学科，又涉及与定量研究、计算机技术、管理信息系统等硬科学的情报（信息）学科，收录的期刊范围相对广泛，这些属于不同子领域的期刊被关注的程度和学科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前者影响因子普遍低于后者。此外，通过深度分析期刊的出版信息，发现语种差异也导致期刊影响力的较大不同。英美等国出版的刊物在SSCI中的显示度远超过非英美国家母语出版的刊物，即使这些国家以英文出版期刊，其影响力也难以匹敌英文为母语文字的期刊。如2011年《MIS QUARTERLY》的2年影响因子为4.447，而排名最后的巴西出版的葡萄牙文刊物《Informacao & Sociedade-Estudos》为0.015，日本出版的多语种刊物《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也仅为0.040。本年度影响因子极差达4.434。5年影响因子的极差达到7.463（MIS QUARTERLY与排名第64位的德文刊物ZEITSCHRIFT FU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之差）。管理学和经济学的情况也与图情学类似，不举例赘述。

4 几点启发

4.1 有助于拓展科学学理论研究的空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夏禹龙先生的《社会科学学》出版为标志，社会科学学作为大科学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在我国得以播种。但是，相对于狭义的科学学而言，无论从学会建制、研究力量、人才培养、期刊建设等方面，社会科学学的成长性均不能与其分庭抗礼。即使在国外，建制完善的社会科学学也只是初露端倪。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认为，科学学就是科学计量学。即用科学的手段来研究科学的整体。如果借鉴这一思想，社会科学学则可视为社会科学计量学。尽管国外科学计量学界研究对象仍以自然科学为主，但是已有包括普赖斯奖获得者格兰采尔、莫德、雷迭斯多夫在内的多位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文献的分布、统计与评价指标、被引模式、已有数据库的适用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科学计量学重镇之一的荷兰CWTS的一批学者也在坚持社会科学的计量学方面的特色研究。欧盟委员会、英国经社理事会、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等机构也组织开展了基于社会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并研究报告[7]。

国内社会科学学的研究可借鉴国外思路，从科学计量学入手，利用国内外数据库尤其是国内已有数据库，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国报刊索引、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等，开展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结构、文献指标分布特征、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等问题研究，丰富和夯实我国社会科学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基础。

4.2 有利于提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合理性

通过计量学方法来了解社会科学文献分布的特征，不仅深化了对社会科学若干学科特征的认识，而且为各级社会科学科研管理部门制订政策与实行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已有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在项目管理、人才遴选、成果评价等方面的工作更多依赖定性方法和经验总结，较少使用社会科学学，尤其是社会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成果，也不太关注这方面研究的现实意义，这对提升社会科学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相当不利。以上文研究结果为例，假如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国际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用2年影响因子评价，论文的区分度就较小；而如果用5年影响因子为衡量指标，则论文区分度大。每个学科都有合理的引文峰值年龄，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引用时间要长于社会科学，因此整齐划一的确定评价成果的时间节点无疑有失科学性。这一问题在当前国内的社科评奖中尤为突出。另外，国内社科管理部门均把重奖SSCI论文作为一项激励的措施也值得商榷。且不说社会科学成果蕴涵了意识形态的差别，SSCI数据库主要以收录英美国家期刊为主，以心理学、经济学期刊为主，即使我们在SSCI期刊发表文章了，也不能说这些论文完全代表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那些最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也未必一定发表在SSCI期刊上。当然，如果从提高研究成果的国际显示度的角度来看，这一激励措施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还有，社会科学成果更多以著作形式表达，期刊论文只占较少比例，这与自然科学显著不同。所以从社科奖励政策设计上就应该较合理地分配好著作、论文、研究报告等成果形式的比例。

4.3 有益于推进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有效性

SSCI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是与期刊主办方、编辑团队、同行评议、出版等各方严谨工作密不可分的。尽管不能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入SSCI期刊阵列是未来期刊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些期刊在编辑出版方面的经验仍值得我们学习。SSCI期刊审稿方式坚持国际范围的同行评议对于我国社会科学整体质量的提升尤为重要，尽管我国社科期刊界当下最紧迫的改进工作不是国际化审稿，但即使完全实现国内同行专家审稿有时也难以推进。我国社科期刊编辑工作不仅要打造高影响力的名刊，还应在整体提高学科期刊群的办刊质量上有所作为。影响因子不是衡量刊物水平的唯一指标，但都是国际期刊界公认的有效指标。因此，期刊编辑应学习和研究国内外社会科学计量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定期关注刊物影响因子的变化，做好同类刊物影响因子的比较和分析，找出差距和存在问题的原因，并寻求改进和提升策略。尤其在选题方面，既要注重选择刊登那些研究学科热点问题的论文，以提升期刊短期的影响力，也应锤炼作者学术坚守的能力，对那些对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论文，也应有所偏爱，因为越是这类论文对期刊长期影响力的贡献越大。建立学科期刊群的定期协作交流机制，在选题策划、审稿专家选择、载文量、出版时滞等方面做好分工和协调，逐步缩小学科期刊之间的差距，以整体提升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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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第4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一直以来，学术界习惯将社会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抑或“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一般认为，基础研究基本上是研究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在习惯上也主要是做文本研究。根据多年的科研工作实践，特别是基于在政治学研究所的工作经历，我逐步意识到：国情调研，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国情，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是政治学者的基本功。基础研究并非仅仅了解学科的基础知识，理论研究也绝非仅仅研究理论文本。当今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当今中国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实践，要求当下社会科学、政治学的基础研究首先从基础做起，而这个基础首要的就是：了解实践，认识国情。

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的“解剖学”

医学院培养学生要教许多课程，学生从医学院毕业后会从事许多不同的专业工作，如外科、内科、儿科等等，但所有的医学生都要学一门基础课——解剖学。国情调研，就好比政治学以及政治学者的“解剖学”。之所以如此强调国情调研的基础性、重要性，应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一曰时代要求。不同时代做学问有不同的做法。我国古来就有两大做学问的传统，一是司马迁所言“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二是商鞅所提倡的“以吏为师”。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成型的年代。承平年代需要的是“统一思想”，自然是要拾遗补缺，完善体系，所做学问是总结性、整理性的，研究“知识”自然多些，文本研究自然多些。后来更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那时起应算是实行“以儒为师”了。商鞅所处时代则是大变革的时代、变法的时代。变革年代，实践走在前面。官吏是政治实践的参与者、制度法规的创造者、社会的管理者，这种时代的新的政治知识往往在他们手上，自然要强调向他们学习。

今天，我们也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以往各种理论都不足以直接描述、解释丰富多彩、迅速变化的社会实践，各种理论本身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需要发展。因此，在这个时代做学问，主要方法是要贴近现实，总结实践经验，然后再提炼理论。我们要多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请教。向干部学习，并非“官本位”思想作怪，而是意在强调贴近实践、贴近生活。

二曰学科特点。政治学是门“海纳百川”的学问。世界上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在原有社会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寻求一种强制性的解决，这便形成了政治活动。列宁把这种现象归纳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伊斯顿则将其抽象为政治系统，是社会系统中负责“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子系统。既然政治问题来自各个社会领域，研究政治、寻求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然就要寻根溯源，研究政治问题、政治现象产生的背景、根源。因此，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这是政治学的学科特点使然。政治学者应当是视野宽广、知识渊博的人，好的政治学者应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

三曰辨别能力。20世纪初以来，人类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知识大增长的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奔涌而入，琳琅满目的西方学术常常搞得人头晕目眩。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学术，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学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必要的。但真理是相对的，所有理论都有其产生的背景与条件，都有其适用范围，也都有其局限性。这就产生了一个对于学习者、研究者来说十分重要和棘手的问题——如何辨认一种理论与学术，了解其背景条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这种辨认能力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以逻辑鉴别逻辑、以理论识别理论，只会陷于纯粹的思辨，没有现实意义。

理论的辨别能力来源于研究者的经验系统。研究者在长期实践中获得的对现实世界、政治体系的感知与经验，据此形成自己判断的依据。一如我们在上海访问长江证券研究所时谈到的一个例子：一家上市公司年报中利润奇高，证券分析师马上指为错误。虽然分析师并不知道年报为什么错，但他根据自己常年研究获得的经验与常识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往往能将种种理论讲得烂熟，但未必真解其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理论的“俘虏”。真正的学者不能总是透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而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这就需要脚踏实地下工夫，扎扎实实地跑路，做调查研究，获取经验、知识与才干。

学问是看出来，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也不是凭自己聪明的脑袋想出来的。学问跟着见识长，见识跟着路程长。研究中国，必要先了解中国；热爱中国，更应了解中国。岳飞的老师周桐常常携弟子徜徉于中原的名山大川，后来才有了岳飞气吞山河的壮举，才有了那印在炎黄子孙心中的“还我河山”。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下个决心，踏踏实实地跑它十年路。在我看来，舍此并无其他捷径。

国情调研要看“三法”

在调研时，常有人问：国情调研有何方法？甚至有人直言：你们所到之处，接待方早已有所安排，带着你们走走看看，然后宴请，最后走人。你们能调研到什么呢？！作为专业人士，调研是我们的职业技能，我们必须有本领了解到需要了解的真实可靠的情况。总结起来，调研实际上主要是了解“三法”，即调研对象的“做法、说法和想法”，将“三法”进行对照，并在广泛调研积累基础上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便可得出比较有价值的结果了。

“做法”是指调研对象（地方、单位或个人）的客观状况，如资源环境等基础条件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实行的政策措施等等，也应包括存在的问题或遭遇的困难。了解“做法”主要是尽量了解一些客观情况。

“说法”是指调研对象对于自身情况的描述，对于成绩、问题、缺点的叙述，以及对于工作指导思想方针的论述，对所实行政策措施的解释等等。了解“说法”主要是了解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与阐述。

“想法”是指调研对象的意图与愿望。客观现实与主观意志之间永远会存在差距，人们的想法也主要产生于这种差距。一般来说，想法是对规律的认识，是对未来的规划。“做法”、“说法”是现实中的“想法”，“想法”也许是未来的“做法”和“说法”。

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的做法、说法和想法总是不一致的。做法与说法的不一致往往是：做的不说，说的不做；或少说多做，或多说少做；甚至是只做不说或只说不做。想法与做法、说法之间的差距则更大。调查研究首先要注意分析了解“做法、说法和想法”之间存在的差别。了解实际情况、得出正确判断，往往就产生于对“做法、说法和想法”之间差距的正确分析。比如说，一地实际做法与官方说法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距，是言过其实还是留有余地？为何如此？这是判断当地领导部门真实想法的重要途径。对“做法、说法和想法”三法之间差距的判别要以调研经验为基础，根据对相关经验的横向比较得出相对可靠的判断。这就需要积累，不具备经验，缺乏必要参照，则难于作出有价值的分析和判断。因此，国情调研要长期进行，经验越丰富，积累越雄厚，就越能作出正确的比较，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5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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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冬生，高志强主编.生态学概论[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3～6.

[3]邹冬生，高志强主编.生态学概论[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2.

[4]曹凑贵.生态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5]庄悦群.从生态位到可持续发展位:概念的演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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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J].档案与建设，1998(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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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金波，汤黎华，何伟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J].档案学通讯，2010(1):54~57.

[20]张东华，鲁志华.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J].湖北档案，2010(8)：12~14 .

[21]百度百科.文化生态[[2011-7-13] .baike.省略/view/897522.htm.

[22]百度百科.生态管理[2011-7-14] .baike.省略/view/3601184.htm.

第6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1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2

2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布、学位授予、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统计基础上，结合研究文献和统计报告，考察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培养计划及本科专业课程，提出分层、分型、联合的“二分一联”三维人才培养方案，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和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古典文献；古籍数字化；研究生；中医医史文献；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对古书的雅称。古籍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蕴藏着无穷的知识、智慧与财富。古典文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新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1 数字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问题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称为数字时代。

古典文献学是有关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文献学”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提出，但是以“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立名，则创始于郑鹤声、郑鹤春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献”作为学科，则始于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而所谓“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显示，34％的网民更倾向于数字化方式的阅读。走出书斋，使学术研究有益民生，贡献社会，是人文研究的本义。

古籍数字化作为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新增长极，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而是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文献及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可还未与人才培养微观结合，尚缺乏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

2 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2．1 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概念

学科有两个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有西方学者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如物理学）、纯软科学（如人类学）、应用硬科学（如临床医学）、应用软科学（如教育学）四个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GB－T13735－92则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第二种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大类：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疗卫生、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传播与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我国现为13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及其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的学科声誉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2．2 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2个目录外专业；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颁布新专业目录，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整合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三个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基本专业和应用语言学、秘书学2个特色专业。2005年以来，中文本科专业点快速增加（主要是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2014年度已达1 089个（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2个点，才有6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十一五”期间，与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数量相比，“古典文献”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3个后，近5年再无变化。

3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组织了三次评选工作：共评选出6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见表2）。

博士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分5批批准54家单位具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见表3）。

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目前有151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其中2010年增列84个）。以郑州大学的博士点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为例，印证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缺失。

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原与中国古代文学为同一学科，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养目标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须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应用、并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等，实为博士生共同要求。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著研究、文化学概论；专业课：国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思想研究、“文选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选修课：中国文学经典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目录学、中原文学文献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主要与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相关，对古籍数字化课程还缺失关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古代文献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能够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进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专业方向为古白话文献研究、域外汉学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宗教文献研究、辞书文献研究等，虽强调专业外语，但无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仍较为传统。

4 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三维方案

中国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国古典文献学科要多元化发展。

4．1 分层培养的维度

4．1．1 办好现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高校首批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积淀很深、专业度高，应发挥优势。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虽然设置较晚，但依托该校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颇具实力。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三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点，特色鲜明。总体而言，本科阶段还是按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办学为好。

4．1．2 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招生（只有9个本科点），本硕结构倒置，虽可广取英才，但大量生源专业基础不牢。因此，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编辑出版、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鼓励跨学科报考，改革考试科目，并增加技术型导师。

博士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但博士、硕士的区分度还不够明显。而就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人才而言，还没有一家培养单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招此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除外），学科新增长点不多，创新不足。对照国家“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当前的情况是政策鼓励、教育需要、产业要求。

4．2 分型培养的维度

研究生有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等不同培养类别，一般以学术型为主。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兼顾其他行业需要；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匹配的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国古典文献学除跨学科招生、建设双师型队伍、设置古籍数字传播或电子文献学方向之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与数字化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业招收从业编辑人员，以提高古籍数字出版人员的学术素养。

可以借鉴相关专业中医医史文献的培养模式。首都医科大学等24所高校设有硕士点；北京、黑龙江、辽宁、湖北、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点招生。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更为创新，设信息化方向。

4．3 联合培养的维度

无论是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试点工作专项招生计划，还是联合培养单位招生计划，尚未见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见与古籍数字化出版企业的联合培养。也就是说，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电子古籍数据库开发企业，还未进入中国古典文献学高端人才培养范围，“研究生计划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要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切实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

面向出版企业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研究生，“走出书斋”，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新知识结构，引领社会需求。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较方便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从而有效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渗透和结合，使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了解历史客观实际的必要，而且成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养方案应考虑以下内容：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学术带头人与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并取得重要研究与实践成果；能开出古籍数字化方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课程；拥有培养古典文献数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时间创新中心和产学研基地。

5 结语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大型数据库、图书编撰、出版和阅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国古典文献学三维人才培养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将带动“古籍电子文献学”的兴起，为古典文献学增益全新的研究领域。未来，与数字出版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共同构成现代阅读形态的两大体系。因此，学术转型不可矫枉过正，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古籍数字传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标识。

参考文献

1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 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3 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4）

4 达恩顿著．熊祥译．阅读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公布［N］．光明日报，2014－04－22

6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著．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 庞青山．大学学科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第7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关键词：形成性评价；中学英语；应用

一、 课题研究的背景

   传统的英语评价伴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愈来愈凸显其局限性，面临更多的挑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提出；改革现行的评价制度和评价方法，逐步建立起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能够促进学生不断发展的，促进教学不断提高的、促进课程不断完善的课程评价体系。所以，进行英语教学评价的研究和实验深远的意义。

   形成性评价是促进课堂教学有效进行的重要手段。形成性评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帮助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信息反馈。

   我校英语教师自身素质较高，工作责任心强，加上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学校教科研工作，2008年4月英语教研组在县教研室的悉心指导下，申报了我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一、 理论依据

   1.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加德纳于1983年在《心智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该理论所主张的教育评价，是通过多种渠道、手段，多种形式，多种不同的实际生活和学习情景下进行的，确实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行动研究理论

   行动研究是美国社会工作者约翰·柯立尔（J.Collier），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Lewin）等人在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中提出的。行动研究广泛而被接受的观点是学者卡尔与凯米所界定的定义：”行动研究是在社会情景中（包括教育情景），自我反省探究的一种形式，参与者包括教师、学生、校长等人，其目的在于促发社会的或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正义性，帮助研究者对实践工作的了解、情景（或组织内）之实践工作能够付诸实施而有成效。”

   3.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维果茨基认为，教学区至少要确定个体的两种发展水平。第一种水平是现有发展水平，第二种水平指学生在其发展的现阶段还不能独立解决问题，却能借助成年人和同伴的指导与合作或其他具有相关知识达到解决问题的水平，其主旨在于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有效指导下逐步发展的过程。

   4.后现代主义理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它给我们课堂教学评价提供的新视野是：每个学习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教学不能以绝对唯一的尺度去度量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发展程度，要给学生的不同见解留有一定的空间。教学不能把学习者视为单纯的知识接受者，而更应看作是知识的探索者和发现者。

二、 课题研究原则

   1.坚持科学性原则。课题研究的生命线是它的科学性，坚持树立用一定的现代化外语教学理论和科学教育理念来指导，使用正确的方法，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做好英语教学评价工作。

   2.坚持发展性原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发现和发挥学生多方面的潜能。

   3.坚持激励性原则。关注学生的情感，尊重每个学生，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去唤起学生的学习激情。

   4.坚持合作性原则。与他人合作学习是新理念下学生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为此要大力提倡教师与学生的合作以及同学间的合作。

   5.坚持开放性原则。让学生在英语教学评价中敞开心扉，放飞心灵，能正确评价自我，同时也能客观地评价他人，在课程评价的发展中真正成为评价的主人。

   6.坚持多维性原则。从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文化意识等5个层面多角度进行评价，把学生作为完整人来看待，客观地，科学地对待学生并做出正确评价。

   7.坚持多元性原则。在英语教学评价研究过程中，不仅研究内容要多元化，而且评价对象也要多元化。始终坚持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多维主体、多元评价。

   8.坚持多样性原则。在形成性评价体系内部构建多元的评价方式，以增强评价实效方式；在评价标准上，既有课程目标的唯一标准，又有学生发展水平的个体标准。

   三、课题研究的方法

   1.采用教师观察法。观察是评价学生学习行为的基本方式。通过观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学会了什么，哪些学习策略对学生有帮助，学生喜欢哪些活动和材料等。观察记录可以采用日常记录和评价表的方式。

   2.采用访谈/座谈。在与学生的交谈中，教师可以发现学生对自己学习情况的感觉和看法。

   3.采用问卷法了解学生学前、课后学习情况以及对教学评价的看法和对教师教学的建议。

   4.采用教学案例分析法对课堂教学进行研讨与反思，促进教学实践的提高。

   5.采用档案袋评价法。学生档案以学生为中心，从多方面反映一段时间内学生在教师、家长以及学校共同教育下的成长的过程，也是学生制定学习目标和自我评价的重要参考。

   6.采用项目和演示法。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完成一些学习项目，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项目完成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做相关的课堂演示。

   四、课题研究的实施过程

   1.实施课题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1)学校领导对教科研工作非常重视，在政策及资金上给予英语组大力支持，希望通过英语评价课改带动其他学科科研水平的提高。

   (2)我校参加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英语教学评价试验项目”的试验且在改变教师传统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2.实施课题研究的步骤

   第一阶段：（2008.4-2008.8）申报课题

   前期准备，制定实施方案，目标是做好课题的定位，前测工作和基准调查工作，提高课题组成员对英语评价改革的认识。

（1） 成立课题组。

（2） 学习和了解英语教学评价改革理论依据，操作方法和实际意义，确立实验对象及课题组成员。

（3） 确立使用形成性评价开展课题的研究。

第8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学；学科建设；关系

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建设起步较晚，而且受到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强势学科以及国外职业教育研究的影响和控制，职业教育学科研究多是基于职业教育研究者主体的诉求而展开的，但即使是在职业教育学术共同体内部，职业教育学研究领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职业教育学科发展缓慢，地位不高。本文继承前人研究，试图澄清影响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八对主要关系，以超越研究困境，推动职业教育学科研究发展。

一、职业教育知识与职业教育学科

学科，在狭义上是指学问、知识的分科。狭义上讲的学科与知识有着天然的联系。《新牛津英汉词典》中对“Discipline”的解释是“A branch of knowledge， typically one studied in higher education”（知识的分支，尤其指高等教育中学习的知识分支）。《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对“学科”的解释均与知识相关：“1.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2.学校教学的科目；3.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区别于‘术科’）。”

学科与知识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学科是主体为了教育或发展的需要，通过自身认知结构与客观结构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具有一定知识范畴的逻辑体系。它具有创造知识、系统管理和全面育人的功能和价值”。“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门学科领域形成的初始原因并不是建立学科体系的需要”，学科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知识生产和教育的需要。一门学科是在该学科知识足够丰富的基础上，为了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结果。

狭义的职业教育学科指涉职业教育的知识领域，它是在职业教育知识不断丰富的基础上，为了使人们有序和整体地把握职业教育知识，对其进行系统化、符号化和社会化的结果。职业教育知识是职业教育学的基础和前提，职业教育学是学科化的职业教育知识，职业教育学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管理职业教育知识，不断促进职业教育知识的生产。根据职业教育知识的成熟状态，其需要经历无形的职业教育思想、有形的个人理论和有形的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三种状态。职业教育学从无到有是一个“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一旦职业教育学可以以一门学科的身份进入人类知识总库的殿堂，职业教育知识的生产便逐步进入到规范化、学科化和自觉化时期。而后，随着学科意识的不断增强，还会出现对职业教育学科发展的元研究，这种元研究是有关职业教育学科或知识的知识，其不断系统化和逻辑化，最终发展成为元职业教育学，即反思的职业教育学，而元职业教育学的形成，可以认为是职业教育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理论职业教育学科与实践职业教育学科

在中国文献中，“学科”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欧阳修等人所修《新唐书》中的《儒学传序》，其本意为儒学的科目分类。现代话语中，“学科”一词主要采用英文“discipline”（学科规训）的涵义：一是指学科知识内部的“规范体系”；二是指学科为构筑内部知识体系，界定研究边界而进行的外部“制度建设”，或称为“学科建制”。有观点认为，学科发展史即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内，有研究者提出了“理论职业教育学科”与“实践职业教育学科”的分野：前者指职业教育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及研究学派的集合；后者则主要包括职业教育学术平台、人才培养及科研项目等内容。

判断一个知识领域是否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依据是，只有当观念层面和社会建制层面均独立成体系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某一知识领域是一门独立学科。如果仅有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对其恰当的称谓是“制度化”了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说，理论职业教育学科是“质”，而实践职业教育学科是“形”；实践职业教育学科为理论职业教育学科提供制度支撑和物质基础，理论职业教育学科为实践职业教育学科提供精神家园和价值追求。二者相伴相形，相辅相成，循环发展。在理论研究及日常话语体系中，凡论及职业教育学科建设，我们不仅是在谈论职业教育学术组织建设、研究生培养、学术刊物的发展以及学术著作的规划与出版，而且更应当包括职业教育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运用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等职业教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回答，这两方面均为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

三、职业教育现象与职业教育问题

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划定的“势力范围”。学科自身的发展是随着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的逐步把握而不断走向成熟的。从相关研究成果看，目前对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捕捉，归纳起来主要有“现象说”、“问题说”以及“规律说”等三种。职业教育规律是职业教育学的研究目标，已经被排除在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之外。“现象说”与“问题说”争执的根源在于对职业教育学研究目标的把握：我们是要解决职业教育的现实问题，还是要透过职业教育现象，发现规律，增加职业教育知识？事实上，我们既需要解决问题，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为职业教育教学问题提供答案，又需要研究现象，“格物致知”，发现新知识，还需要研究理论与体系，对学科体系进行建构。忽视了问题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与体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偏废了现象研究与体系的构建，职业教育现实问题将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

职业教育现象纷繁芜杂，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问题重重，职业教育现象和职业教育问题可以作为公共管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职业教育研究现象看，多数研究者的确把职业教育现象和职业教育问题作为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对待，那么如何区分他们的研究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对职业教育现象及问题研究的不同便成了一个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偷运进社会科学大门的社会问题”，这些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问题”只是随着社会上或者学者们对时事态势的把握而起伏不定、左右摇摆。而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者，因其思想停留在“不思阶段”，而沦落为社会潮流的工具和“玩偶”[9]。职业教育知识性质的应用性要求职业教育研究必须紧紧依靠职业教育实践，但这并不是说职业教育研究要沦为实践的“奴隶”和“玩偶”，它必须对职业教育表象问题进行科学建构，必须有适度的超前性，才能对实践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可以说，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从职业教育学科的视角对职业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建构，它不是对现象和问题的直接研究，而是“抱着建立模型的宗旨去处理具体的经验个案”之后建构的结果。

四、职业教育研究范式与职业教育研究方法

独特的研究方法曾经被认为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但随着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兴起，单一研究方法的成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一些研究方法在不同学科领域的通用性质也得到了证实，人们随即改变对学科观念的认识。对尚未成熟的职业教育学而言，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于对统一研究范式的追求。英国教授托尼·比彻等认为，“清晰明确的范式表明学科达成了一致意见；范式之间如果是相互对立、尚未定形或尚未产生，就要归咎于学科内部在观察世界的一般方法和处理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上有很大程度的分歧。科学进步根源于在一个对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科新成员的培训等问题观点紧密一致的环境”。范式一方面反映了维持科学共同体的形而上学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实践的约束，相应的范式所带来的规训制度维持着学科的完整与稳定。但是，由于“范式”一词有着极大抽象性和复杂性，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从一开始就对其含义存在着分歧，目前存在着“起点范式说”、“方式范式说”以及“取向范式说”等不同种类的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

事实上，作为一门软科学，职业教育需要研究的问题的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研究问题的性质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同。此外，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主观认识等都可能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造成影响。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传统。所以，职业教育可能存在着不止一种的替代或者潜在研究范式，或者会出现多种范式共存的状况。职业教育研究范式的更迭或者范式的共存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职业教育研究共同体内部的结构特征。当社会结构变迁或出现社会转型，职业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发生改变时，职业教育研究的范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当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共同体存在多个独立而成熟的学派时，范式共存是必然的；否则，学术上的霸权，必然导致“范式”的霸权。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就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而言，不是范式更迭和共存的问题，而是如何培育起成熟范式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排斥多元研究范式共存的可能性。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比较中西学术之不同时，指出了“真学问家”的共同之处：“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之眼光”，他认为，“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梁漱溟所谓“方法”，实为“研究范式”的同义语，职业教育学独特研究范式的出现有待职业教育研究者全体同仁共同努力，有待中国的职业教育学派的形成。

五、职业教育工作体系与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

“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那些混乱和不断变化的现象中探索出一个有秩序和有意义的协调一致的结构，并以这种方式解释和超越直接经验。”学科的科学体系与学科的科学理论是紧密相联的，没有科学的学科体系，很难有科学的学科理论。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有关哲学体系的论述中讲到，“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说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职业教育学同样如此，经过体系化，按照一定的逻辑建构起来的职业教育学体系才能对职业教育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就目前情况看，在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尚不够深入，理论抽象层次还不够高，许多学科概念还没有从日常用语上升为科学概念，职业教育学科中的许多理论还处在经验事实的简单概括阶段。目前形成的职业教育学体系具有较多的经验描述色彩，它仅是经验水平上的职业教育学，较具“现实”模仿性，这一“现实”即是职业教育的工作体系：从多数职业教育学著作看，相关章节试图建立起一个与职业院校工作体系一一对应的职业教育学体系，这反映出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初始状态的特点。

事实上，职业教育工作体系仅是系统化的职业教育现象，它可以成为任何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职业教育学科体系要超越经验水平的体系，须要运用职业教育学自己的方法与视角，通过“科学与基础相交”、“经验与思辨结合”、“归纳与演绎并容”以及“历史与逻辑统一”，方能建立起范畴水平的职业教育学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是建立在对职业教育工作体系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它有赖于职业教育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试图通过教科书化方式，在一部著作或者一个人的著作中完成，是不现实的。

六、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与职业教育知识消费者

职业教育知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反映的是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随着职业院校校本研究的开展，以及“教师即研究者”观念的深入，职业院校的管理者和一线教师逐步加入到了职业教育知识生产实践中，这一现实模糊了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与知识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但就身份而言，职业院校的管理人员及教师仅是非专业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他们是学科的“边缘人”，他们生产着部分的职业教育的实践理论知识，同时也作为职业教育知识生产的主要消费者而存在。

作为“实践理论知识生产者”的职业院校的管理者及教师，他们的经验上升为职业教育实践理论知识，需要得到职业教育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而当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落后于职业教育实践，或者与职业教育发展错位而不能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效的解释和解答时，他们就会抱怨专业理论知识脱离实际，不具实用性。所以这些“非专业者”对“专业者”心理是矛盾的：爱，是因为希望能得到对方的承认；恨，是源于“恨铁不成钢”之痛。

从纯粹生产与消费关系看，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还表现在新产生的职业教育理论与职业教育实践者已掌握理论和已内化的经验、传统的冲突。职业教育实践者作为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消费者，在经过努力掌握了某一职业教育理论之后，或者受传统教育教学思想、方法的影响，这些已有的知识、经验和传统已经“固化”，甚至是“圣化”，相当一部分实践者很难再接受新的理论，因为这一改变意味着习惯的改变和投入的增加。“路径依赖”毕竟是最经济的行为方式。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一线专业课教师表现出的惰性和迟钝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七、比较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与本土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

所谓比较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是指主要以比较职业教育为研究方向，从事翻译、引介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知识，介绍、推广西方发达国家职业发展经验的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而本土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则是相对于比较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而言的，是指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土壤，立足中国本国职业教育实践，以解决中国职业教育实践和理论问题为目的的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

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知识对我国职业教育知识生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学科恢复重建期，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大量吸收前苏联、德国、美国等国家的职业教育思想，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如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职业教育学研究存在着所谓“前反思性接受”的弊病，即对西方职业教育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作为当然之物不假思索地引进和接收。这种“前反思性接受”使职业教育知识生产者既是职业教育知识的生产者，也是职业教育知识的被建构者，这成为职业教育依附品格的重要根源。从这个角度上讲，西方知识的闯入无疑剥夺了我国职业教育“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或“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权力，势必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发展的独立性造成威胁。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觉醒，职业教育研究在合理吸收国外职业教育知识成果的同时，如何生产具有时代特色、适应中国现实的本土职业教育理论已成为当务之急。

八、职业教育知识生产与职业教育学研究生培养

第9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文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