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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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哲学有着生死相随的紧密联系。哲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哲学，作为彻底的、实践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一般性原则。

一、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在劳动实践中与自然界和其他人发生相互联系，形成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因素。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研究人在劳动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见，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的视野中，人的劳动实践，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因而社会科学也存在一般性原则，并且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则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体现在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科学立场。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社会科学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1.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精神与物质的本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精神是由物质所派生的。在现实社会中，人是以劳动实践区别于动物而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劳动实践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观点：第一，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状态；第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哲学的基本立场为社会科学树立了第一个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即唯物主义原则。

2.社会科学研究的辩证性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并且不断运动变化的。在哲学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虽然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质派生，但是精神反过来也会影响物质，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反映在在社会历史中就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第二条基本原则，即辩证性原则。

3.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实践是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哲学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与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3]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实践性。运用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诀就是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哲学的实践特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三条一般性原则，即实践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性原则统一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强调物质对于人的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辩证性原则强调社会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实践性原则贯穿于前两种原则之中，成为这两种原则融合统一的基础。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社会历史，都是因为人的劳动实践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劳动实践，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因此，离开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都将不存在；有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具有统一性，统一于人的劳动实践。

二、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方法论基础――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发展观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是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受到的世界观、整体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指导。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即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不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而社会历史观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作为选择方法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唯物论、排除主观先验论；才能从特殊中把握普遍性、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本质规律；才能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辩证统一。整体观是指从全局考虑问题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客观事物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结构体系，包含着物质多样性、丰富性。因此，作为反映这一整体性的人的观念有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系统、整体与个别、全面与片面等哲学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能以整体之中的某一局部、某个层次或系统中的某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研究同时遵循着整体性原则。发展观是指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有规律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发展观是科学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为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和运用这些原理时的基本规范，实际上就从方法论上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的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第2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以日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了国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组织特点、经费支持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描述、解释体育自身的现象与问题，提高它的实际应用价值的同时，正在进入更高的学理探讨的层面，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展开一种学术性的对话，从而共同参与对于这个世界的话语建构过程。

20世纪以来，体育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影响超越了体育本身的范围，已经辐射到了社会的许多层面，包括政策法律、历史文化、社会心理、产业经济和大众传媒等等方面。因此，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体育问题，不仅是体育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比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他的经典著作《区分》(distinction)中就以大量的篇幅分析法国社会中的体育分层现象，以此来论证他所提出的有关资本、惯习以及场域概念对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意义。

今天，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众多分支领域，这些研究在不断形成各自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参与了对于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建构。它不仅丰富并提高了人们对于体育问题的认识，并且以多种方式对于体育运动的健全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体育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公共性活动，日益成为一种公众性话题，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透视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变迁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

在这种背景下，国外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与以前相比，日益得到普遍的重视与关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以日本的事例为中心，以体育社会学研究为主要对象，对国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科学研究活动，从发生学意义上讲是一种个体行为。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组织化，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一个被组织化的社会。不管社会的形态如何，今天的科学研究活动都会在一定的组织状态下得到展开。这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

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在这之前，有关体育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用自然科学，特别是运用人体科学的方法。比如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第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同时举办了冠以运动医学之名的第1届体育科学大会。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科学应该是无所不能的。间题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科学，也即SCIENCE，几乎特指我们所认为的自然科学，而奥运会竞技中的胜利至上主义更使体育研究中偏重自然科学的倾向得到强化。

在充分展示了现代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恶梦般现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对被奉为神明的科技理性提出置疑。海德格尔非常尖锐地指出:技术不仅成了掌管日常思想的手段和形式，甚至生命的本质也被迫把自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他的代表作《批判理论》一书中则断言:科学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掩盖了社会真实矛盾及其过程，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有关当下社会境况的正确理论，去反映社会的诸种矛盾。总而言之，人们开始反思自身所安身立命的生活世界的状况及其意义，这就为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的复苏提供了契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风靡世界的景观仅仅是为战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隆重推出提供了一个佐证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于体育问题的研究则一改自然科学方法独步天下的局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终于登堂人室。在一些国家的大学里，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得以建立，一些体育研究所开始组织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课题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各分支领域的国际、国内学会逐步得到设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始进人快速发展时期。

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如何被组织的

一般来说，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与每个国家特有的体育科研体制有关，而这种体制又会受到各国体育管理体制基本特点的影响与制约。

如果对各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做一个大致归纳的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1.政府主导型:又可分为中央政府主导(如法国、希腊等国，我国也可以归为此类)和地方政府主导(如加拿大和比利时)两类。

2.行政法人型:典型的有英国的体育评议会(SPORTS COUNCIL )。

3.社团与行政混和型:如德国，政府内务部一德国体育联盟

4.社会团体主导型:如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这里讨论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问题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如何被制度化的，二是这种研究是通过怎样的社会途径得以开展的。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主要分布于一些高等院校，特别是一些体育院校之中一体育专业课程设置的不断完善过程，同时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在这些高校中得到不断发展的过程。目前。一些国家的体育院校基本建立了较为齐全的包含体育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课程体系，而承担这些课程的专业教师大多为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主要力量。如拥有6000余名会员的日本体育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来自于大学教师。又比如在俄罗斯，相对于4所体育科研所的450余名专业科研人员，各体育院校的专业教师接近8000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布在此昭然若揭了。

其次是一些体育研究机构。如体育研究所等，其中包括具有公共团体性质和民间社团属性的两种。前者如德国的联邦体育科研所，它成立于1970年，是德国内政部直属的国立体育科研机构，以组织和协调全国体育科研工作和提供体育信息服务为主。该所设立社会科学和体育文献信息部，以体育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为主，兼顾体育经济学、法学、史学、哲学和政治学。民间研究机构如日本SSF笹川体育财团.它以支援大众体育的发展为宗旨，同时组织力量开展以大众体育为主题的系统研究，至今已公开出版影响深远的《大众体育白皮书》等书刊，引起体育界及其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

同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一样，目前国外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各种学会的活动而加以开展的。这种学会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最近，区域性的跨国学会以一种比较快的速度建立起来。除历史悠久的北美体育社会学会、体育史学会外，即使在亚太地区，规模不等的区域性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团体组织也建立起来并开展了各类学术活动。

根据这些学会组织的收人来源，可以大体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完全依靠会员所交纳的会费或个人与团体的捐款进行活动的。北美的学会基本如此。二是主要借助于会员的会费，同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若干资助的，如日本体育学会。三是既有特定出资企业的赞助金，又有会员会费的收人的学会，如日本体育产业学会，它的主要出资企业为日本体育产业团体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里包含了美津浓、阿西克斯等体育企业。

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

不言而喻，研究经费的保障是体育社会科学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通过对一些国家科研经费来源情况的考察，可以将其大致归类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有关部门的研究基金。前述德国的联邦体育科研所，其研究经费全部由国家供给，自身绝无创收任务。1993年的经费为1257万马克(约合7200万元人民币).其中课题费为397. 5万马克。每年的课题约为23个。平均每个课题约5万马克。其中申请课题和委托课题的比例约为19:4，也就是说，这些研究经费除了提供给所内研究人员外，同时面向社会，从而起到组织与推动整体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俄罗斯的一些国立体育科研所基本也是同样情况。

又如“日本学术会议”这一研究组织。它是所属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的统合性学术团体。代替文部科学省协调管理全国所有经过注册备案的各类学术组织，同时接受各学术团体以及个人的课题项目申请，经审核通过后下达相应的研究经费。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组织也是同样，它专门用于国外高级研究人员在日本国内的访问研究或者合作研究。

3.社会团体的研究基金。1985年北美体育经营学会(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Sport Management)的设立，预示着体育研究领域中“产、学、研”三位一体研究模式的诞生。体育经营学领域的课题研究与课程建设通过教育研究机构与体育产业组织的沟通合作机制得到开展。在这一过程中，体育产业组织对于体育经营学的研究提供导向性信息资源及其经济奖励。

日本有较多的企业组织设立体育研究基金，如前述的SSF甚川体育财团。设立专门的体育研究基金，资助大众体育研究方向的课题项目。美津浓公司同样也专门设立了体育振兴发展基金，重点资助社区体育的发展项目，同时对体育学术团体及个人的研究项目给予资助。如日本体育史学会多次申请到美津浓公司体育振兴发展基金，开展大型的集体研究项目。

3.高校的研究经费。以日本体育大学为例.该大学每个研究室多会从学校分配到一定份额的年度研究经费，学校及其体育研究所另外设置一定的研究基金。供全校教师提出研究项目进行申请。这种研究体制基本上解除了教师在科研经费上的后顾之忧，保证了科研活动的计划性与连续性。

四、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特点

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泛滥的时代，其中不乏优劣不分、良芳不齐的知识霸权现象。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卡斯特对此评论说:目前，全球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快速结构转型，人们在这一巨大转型面前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知性应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比任何时期都要繁荣的景象。

1、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并行。今天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如果对它做一个分类的话，可以列出无数个分支学科名称，专业的分化越来越细，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总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一个新学科的话，就会有冠以体育名称的分支学科。与此同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也体现了一种综合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体育的社会性问题已难以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得到完整的解读，比如职业体育的问题，不仅需要经济学的视角。同时也需要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法学的、教育学的以及传播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一个课题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具备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或者多方面学科人员的参与。

2、学科研究力量的再整合趋势。体育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人类活动领域，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相关联，其中隐含着丰富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源，因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以体育现象或问题作为分析的案例展开各自的研究。从而充实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

前述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经典著作《区分》出版以后，在他的周围聚起了一批社会学家运用他的理论分析工具开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被称为布迪厄学派的法国体育社会学流派。

日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基本来自于体育院校的学科教师。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为研究体育问题的分析框架，集中讨论了体育的政策体制、组织结构、群体关系和社会化等间题，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日本体育社会学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大学的社会学家为主体，结合部分体育社会学研究人员，独自成立了体育社会学研究会，从社会学问题本身出发，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方法、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等对体育与民族主义、体育与全球化、体育与社会性别、后现代体育、体育与共同体再建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将日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3.参与社会性话语的建构过程。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人在一种被约束的条件下再构了自己的世界。体育也是如此。它在受到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同时，也参与了这个社会的建构过程。尤伯罗斯独创的奥运会经营手法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与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育研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体育与共同体意识的关联间题、体育与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问题等，都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话题。

第3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近日，一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总结的著作――《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78-2010）》，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上市。

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育的概念体系、价值导向、结构形态、运作机制、社会功能等关乎体育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旨在从人文与社会的视角对体育实践进行描述，探求因果、鉴别得失，并提出发展体育事业的对策与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伴随着体育事业快速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面临建设体育强国光荣使命，面对发展与改革的艰巨任务，体育工作更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和指导。为此，体育总局设立了专项研究课题，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归纳和总结。以任海教授为组长的课题组，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付出了大量心血，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几易其稿，完成了这部70多万字的著作。

这部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研究视野上有所创新。以往类似研究多从学术角度出发，把体育哲学社会科学按学科分类进行总结。这次研究突出体现了理论研究为实践服务的宗旨，侧重实践角度，兼顾学术视野。整个研究紧扣中国体育发展的脉络，从应用角度进行回顾与总结。其主要着眼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实践提出的理论挑战和对这些挑战的应对，论述重点是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二是内容上力求全面。课题组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上下了很大工夫，对30多年时间跨度里的数万篇论文、上千部著作进行了梳理、归纳，条分缕析，大事论述深刻，分支讲解清楚，保证了本书内容的全面性。

从侧重实践、兼顾学术的角度出发，本书分为八个部分：总论、体育基本理论研究、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体育改革研究、群众体育研究、竞技体育研究、体育产业研究、体育法制研究。一册在手，30多年来对体育工作各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重要理论观点尽在其中；不同历史阶段特征鲜明、脉络清晰；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指出了问题、不足和发展趋势。对于体育工作者而言，这部书既提供了资料便利，又提高了战略思维和理论思维能力。对后来的研究者，这部书是厚重、坚实、无法绕过的一级台阶，可以作为继续前行的基础。

第4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乡镇企业 总体性 概念框架 制度精神

在开启了一种真正的世界性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当时身处西方文明“危机状态”中的帕森斯借助欧洲“世纪末”的社会理论探讨，一方面澄清了自己对“西方社会状态诸问题”的思考，同时以更大的智识性努力试图从他所谓的这场“思想运动”中引申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概念图式”（Parsons，1970：25ff）。因此，他在该书中首先讨论的是“理论与经验事实”这一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并以此确立其理论化探讨的基础。然而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学者来说，无论理论传统、经验事实还是现实问题，都处于一种双重困境之中：一方面，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诸多传统和流派、理论和概念、范式和方法等已经极其丰富，但对这些丰富的思想遗产的梳理、吸纳和消化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这种状况有时反而悖谬地成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负担或阻碍；2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学学科的明确提出和阐发几乎同步的中国近代以来所经历的社会、思想领域的剧烈而复杂的变迁，尤其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当代改革历程，将大量丰富、尖锐而紧迫的现实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但研究者在面对这些过于丰富和复杂的研究对象时，却往往难以提出有效的理论解释。换言之，理论和经验事实依然是摆在当今中国社会学者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社会学要有所积累、有所发展，就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已经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学在“”后恢复重建以来的30余年里，也一直有研究者不断探讨这个问题。渠敬东（2013a，2013b）的《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以下简称“渠文”）一文就是近期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副标题表明了此项研究的一个明确意图——为乡镇企业研究提供一种多维分析框架。但不啻于此，该文的第二个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副标题既表明了作者提出这种分析框架的路径或方式，也透露出作者的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尝试：“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今的研究处境下，这种尝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经典社会科学研究”对于当下的中国现实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社会学早就被定位为“经验科学”，默顿（Merton，1968：1）就曾经援引怀特海的话来为这种科学的进展而辩护：“一门还在犹豫是否应忘却其创立者的学科是迷茫的”。但默顿的良师益友帕森斯（Parsons，1981）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不仅没有忘记社会学的那些创立者，而且经常“重访古典大家”，亚历山大（2006）更是明确打出了社会科学中“经典的中心地位”的旗号。

问题是，如何“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渠文正是对此难题的一种切实的探索性解答，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用古典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来建构对于某个或某些中国经验问题的解释框架，更重要的，也许是重申古典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实质问题。这项研究涉及诸多有意义的问题，下面仅就其中几个进行简要讨论。

一、“总体现象”

渠文的经验研究对象是乡镇企业。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始于农村，而乡镇企业曾被官方誉为中国农民在改革时代继“”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举，并在改革初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因为种种原因，乡镇企业在90年代或转制或倒闭，日趋衰落。乡镇企业虽然曾经是“学术研究的一片沃土”，但今天再来研究这个“已经基本消亡了”（渠敬东，2013b：28、29）的社会现象，其意义何在？

确实，“很多过往的社会现象，并不因它们消逝了而死去，很多人们正看得见的现象，也并不因其现实存在着而活着”（2013b：28）。不过，正如韦伯在论及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所指出的，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必然涉及“价值关联”（Weber，1946：21-22），这其实也涉及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和关切。就渠文的论述来看，这种选择同时涉及作者的多维概念框架和实质关切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乡镇企业是“一种总体现象”，后者表现为乡镇企业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制度精神”（2013b：28、29）。

先看第一个问题。渠文认为，乡镇企业“这个看似局部的社会现象，在理论分析上却有着总体的意义”，并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这种“总体意义”的意涵。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正因为“乡镇企业本身即是一个总体现象”（2013b：28），才有可能运用多维概念框架来分析其“总体性”特征。

在占有关系上它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并在其间进行多向度的转化；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集个体、集体和行政部门之力，充分调动和积累各种资源，投入市场化运作；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融合起来，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甚至尽可能地从制度史和思想史中汲取营养，来尝试现实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2013b：28）

这段话可谓对全文的一个精炼概括。不过，这种分析乡镇企业的多重概念框架，其一般性尚不止于此。“占有、经营和治理的概念、范畴和分析上的联系，对于分析同一历史阶段中的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或民间群体的结构特性和运行机制，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2013b：28）。因此，这项研究虽然集中于对乡镇企业的分析，但其概念化或理论化意图中实际上蕴含着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可能是因论题、篇幅等因素所限，作者对这种“总体意义”的讨论——就此项研究而言，这种讨论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被放在简短的“尾议”之中，确实有意犹未尽之感。不过，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引申出两个方面的意涵来稍加展开。

首先，这种对“总体现象”或“总体意义”的探讨，从思想史或学科史的角度看，涉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totality）范畴及其相关概念的思想脉络。就此项研究而言，最直接的指涉莫过于涂尔干一莫斯传统，尤其是莫斯（2002）的经典研究《礼物》所体现出的总体研究范式。莫斯认为，在早期人类社会中，礼物交换是一种“总体现象”，牵连到社会生活中的诸要素，因此表现了他所谓的“总体呈现体系”。我们在此不妨简要引述莫斯关于“总体性社会事实”（total social fact）的相关论述（可与上段引文稍作对比）。

我们所研究的全部事实，都是总体的（total）社会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事实启动了社会及其制度（夸富宴、对峙的氏族、互访的部落，等等）的总体；在另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当这些交换和契约所涉及的主要是个体的时候，这些事实所启动的虽然不是社会总体，但却是多种制度。……所有这些现象都既是法律的、经济的、宗教的，同时也是美学的、形态学的，等等……它们是“总体”，是我们所试图描述其功能的各种社会体系的全部。我们是在动态或生理学的状态中考察这些社会的……只有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运动、其活生生的面相……（莫斯，2002：203-205）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就是“总体视角”。需要指出的第二点是，将乡镇企业作为“总体现象”来探讨，不仅在研究范式上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而且蕴含着对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性理解和判断。实际上，中国社会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这种结构性变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相关研究（孙立平等，1994：51）就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从研究者在文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如总体性社会、（结构、功能、利益）分化、（社会、政治）整合、自由流动资源、社会流动等——和论证逻辑来看，可以说深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而且，这项研究虽然指出并强调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问题，但对中国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前景的判断基本上还是乐观的。但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后续的一些相关研究，尤其是孙立平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敏锐地看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所表现出的不同于早期的特点和趋势：中国社会结构自90年代中期以来并没有沿着从“总体性结构”向“分化性结构”的趋势转变，相反，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结构逐渐演变为所谓的“新总体性社会”。我们从渠文作者前几年的一项合作研究（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结论。这项研究侧重于对改革历程诸阶段（1978-1989年、1990-2000年、2001-2008年）的制度改革——双轨制、分税制和市场化改革、行政科层化等——的详尽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变，但在实质意涵上，这种转变和孙立平所谓的从“老总体性社会”到“新总体性社会”的转变并无不同。换言之，经历了30余年改革历程的中国社会结构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尽管其中的支配或治理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这一点来看，今天再来探讨和反思能够表征改革早期那种“总体性”变迁的乡镇企业，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概念问题”

那么，如何提出和运用适当的概念框架来分析乡镇企业这种“总体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总体意义”？实际上，这正是渠文所做的一个主要尝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首先，如何提出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分析概念？渠文开篇指出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组织变革的错综复杂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理论解释的困难，在指出（来自经验研究的）描述性概念和简单照搬某些现存的（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学概念之不足后，作者提出了其理论化努力所强调的几个基本点：首先，鉴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现代社会基本要素的形成、组合和演化的基础过程，即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再造过程”，因此，对此过程的社会学解释需要“从原初概念出发来确立逻辑清晰的解释链条”，需要源自多学科的“经典理论的宏大视野”；其次，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任何表面看来微小的现象，都可牵一发而动全身，都可透视出结构变迁的效果”，因此，需要“构建一种总体性的解释框架，即从现象与总体社会结构的关联出发，形成结构分析的基本脉络”；第三，由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因此，“结构分析不能停留在总体特征和类型的归纳层面，而应当深入探究造成结构变迁的每个动力机制”（2013a：3）。显然，这每一个侧重点背后都蕴含着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判断，而作者在此所强调的“原初概念”、“结构分析”和“动力机制（分析）”也将贯穿在随后的理论经验分析中。

渠文的论述风格和时下大多数学术论文有所不同，其进路既非纯粹的经验研究，也非抽象的理论探索，表面上看类似于某种“二手研究”。作者在整个文章中的论述，看似相当依赖于相关的经验研究，尤其是文中“经验问题”部分特别提及的几项研究，但文章的主旨显然不在于此，事实上，这些相关研究主要是用来提出论题和问题的。以作者论及的五项产权研究为例，选择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国内近年来关于乡镇企业和产权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而且——就本文主旨而言，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研究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经验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试图提出有效解释的理论化尝试。尤其是文中所提及的“研究四”（周雪光，2005）和“研究五”（刘世定，2006），其概念化或理论化的意图是相当明确的。不过，渠文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二手研究”，这种研究方式蕴含着某种概念化或理论化的策略。作者最终提出’的以“占有”、“经营”和“治理”为“一级分析概念”以及若干相关的二级、三级分析概念所构成的分析框架，显然并非源自对相关研究的一种经验概括。作者在论及这些精彩的研究时，一方面认为“这些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率先来自于经验本身的活力，对经济学普遍存在的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提出了挑战，并试图通过将产权分析扩展到组织构成的所有范围，突破时下通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和制度主义分析的理论架构，从而确立一种能够囊括组织研究之基本问题的新范式”（2013a：4），但同时又指出：

这类研究从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上极大丰富了中国经验的理论意涵，但同时由于仅强调总体结构关联中的某个侧面，而使得单一性的分析概念缺乏解释力度。从对此类研究的检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占有”、“经营”和“治理”在三个层面上塑造的不同社会关联和其中所贯彻的不同逻辑，才使得中国的乡镇企业组织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之中，因三个维度在不同情势中的相互作用和调整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2013a：15）

因此，这种概念框架的提出方式涉及经验问题和（某种意义上先验的）参照框架——实际上源自作者所谓的“经典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双向互动，既非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概括，也非理性主义意义上的逻辑推演。渠文的主要篇幅用来论述概念框架对复杂的现实经验问题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反过来又促进了对概念框架的阐发。

进而言之，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所谓“中国经验”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尝试，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积累性发展的思考。例如，从二战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来看，帕森斯的“一般理论”（generaltheory）和默顿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化策略，是对社会学积累性发展的不同思考和进路。虽然帕森斯和默顿都强调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但两人的方法论立场却迥然有别：帕森斯始终坚持一种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而默顿显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参见亚历山大，2006）。帕森斯（Parsons，1968：774）认为，从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描述（即确定研究的“事实”）到解释都离不开“概念图式”，他孜孜以求的“一般理论”，其主旨在于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理论的实质性的共同基础”，结束不必要的“派系之争”，从而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积累性发展。默顿（Merton，1968：39）则倡导“中层理论”，拒斥“总体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对社会学的发展有弊无利。默顿（Merton，1968：51）认为，“社会学理论要想得到重大发展，就必须在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上推进：（1）发展特殊理论，从中推演出一些能够在经验上考察的假设；（2）慢慢发展出（而非突然性的启示）一个逐渐变得较为一般的概念图式，这个图式足以巩固诸特殊理论群”。显然，默顿的研究取向遵循的是从特殊到一般的经验主义理路，这与帕森斯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取向正好相反。

从方法论角度看，渠文与其说意在提出一种关于乡镇企业的概念分析框架，不如说作者运用“理想型”的方法试图构建乡镇企业这种“历史个体”（historical individual）（韦伯意义上的）。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实际上是从所有权结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制度环境诸方面构建了乡镇企业的“理想型”，或者用作者的话说，这三重维度的概念建构所揭示的是乡镇企业这种企业组织“所特有的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意涵”，这些维度及其关联决定了“企业的性质”（2013a：15）。对社会学研究而言，作者对“治理”维度的论述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试图将“治理”（governance）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一个基础概念，并从体制、知识、民情（mores）三个面向来界定其丰富的内涵。这种阐述使得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颇广、牵连诸多智识脉络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变得类型化和具体化。另外，渠文用相当篇幅来论述“民情”概念，尤其是在运用它来解释“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时，牵连到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展现了丰富的解释力和真正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不过，渠文作者对其概念框架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作为全文解释框架的三重概念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虽然作者指出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如“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意涵”）不同，并在对具体经验问题的解释中也多涉及其间的关联性，但在概念框架层次上并没有对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给予明确阐述，这使文章提出的概念框架显得不够充分，而这种主要基于分类的概念框架也显得有些简单。另外，“分析”层次和“具体”层次的区分——这种区分在方法论思考中具有关键性和基础性的意义——在这项研究中似乎也未能得到明确的论述和贯彻。因此，文章对诸多细节性的经验解释虽然颇具启发性，但在总体概念框架的阐发和对乡镇企业的总体解释两个大的方面，仍存在诸多可探讨之处。

三、“制度精神”

在渠文的结尾部分，作者表明此项研究的一个主要旨趣在于揭示乡镇企业在其产生和运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改革的时代精神”。

与其说乡镇企业的实践是一种制度的创生和建设过程，不如说这一实践过程代表的更是一个时代的制度精神。乡镇企业实践的活力之源，在于它不为一统的体制、一体的制度和整齐划一的观念所支配，而是将各种各样的历史遗产、传统资源和本土策略与现行体制结合起来，与外来制度融汇起来，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造。它不屈从于任何单一向度的制度霸权，不惟传统是瞻，不受体制裹挟，不被西方掠获，印证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时代精神。（2013b：29）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乡镇企业是一种极具本土特色和富有中国经验的企业组织形态，其中蕴含着中国改革时代的矛盾和动力：一方面，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的社会结构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它在改革初期却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渠文作者所指出的：“正因为乡镇企业作为社会存在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才能在改革实践中蕴涵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并反映出改革开放前十年的核心理念”（2013b：28）。作者运用占有、经营和治理的多重概念对这种组织形态进行了详尽的结构及机制分析，并以此来揭示它所体现出的“制度精神”。不过，遗憾的是，作者只是在文章结尾部分对此进行了简要总结，而未将其作为概念框架的一维。就此也可以提出几个问题予以讨论。

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精神”——或道德、价值、规范等——维度一直居于显著位置。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现代社会一文化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人的存在（包括其构成）虽然离不开物质性，但其本质却在于精神性。虽然不同思想传统、流派和研究者对“精神性”的理解、表述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不否认其根本的重要性。以古典社会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涂尔干和韦伯为例，涂尔干（2000，2001）所建构的“职业群体”虽然具有经济、政治和伦理等功能，但无论就涂尔干对此所做的社会史考察还是理论建构而言，道德规范所发挥的社会团结无疑是这一群体最主要的功能；而在韦伯（2010）那里，撇开他在学术生涯中后期对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经典研究不论，在其早期的经验研究中，强烈的价值取向已经表述得很明确。譬如，他在运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当时德国的具体社会经济问题时写道：

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说到底最关切的是“人的素质”；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特定社会经济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韦伯，1997：90-91）

就此而言，在渠文这一试图“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中，对“制度精神”的强调也就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了。不过，就乡镇企业而言，当我们强调这种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时，也不能忽略其价值取向的另一面。众所周知，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之所以发端于部分农村地区，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之逼迫使然；同样，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广大乡村地区的兴起，虽然有历史上的制度根源（如渠文所论述的），但鉴于其所处时代背景及边缘性的地位，生存逻辑可谓主宰了乡镇企业并不是很长的发展史。大凡经历过改革初期历程的中国人，恐怕都对乡镇企业那种为了生存和扩张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及其生产的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印象深刻。而在乡镇企业发展的中后期，尤其是在转制及后续的发展中（大多转为民营企业），其毫不掩饰的功利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同样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强调乡镇企业体现出的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精神的另外一个面相：生存逻辑与功利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乡镇企业是一种“总体现象”，那么它所体现出的这个精神维度也具有总体意义，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新的总体性社会”的逐渐形成，功利主义也成为当下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自诞生伊始虽然主要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但批判和理想也是其研究的基本维度。且不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作为古典社会理论主要代表的涂尔干（2000）和韦伯（2010），实际上都以批判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作为创建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帕森斯（Parsons，1968：ch，4）对此给予了明确阐述，并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从而对“秩序问题”做出了经典性论述。而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利益取向和利益关系似乎成为压倒性的视角，就此而言，渠文所阐发的多维视角和制度精神无疑是对这种“唯利益论”的一种纠正；虽然如此，利益乃至功利主义这个维度的影响依然需要强调，即便是出于批判之目的。

第5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艺术与其他各科之间达到最佳的关联与组合，形成一种互补、交叉融合、持续发展的关系，从而培养出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有思想有创新力的复合型艺术人才。扩大高校影响辐射的艺术教育功能总书记在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讲话已明确指出，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教育的又一重要职能，即是大学教育第四大功能。当今社会，国家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人才智力、科技创新和创意社会的形成。而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的贫弱是一种普遍而又难以短期改变的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因素。在高校艺术教学中，我们应该反思旧的艺术教育模式，不断尝试进行新的教学改革。当代西方永远求新、永远求变的具有活力的艺术基础教育，注重对创造性和个性的培养对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切实推进、对观念探索的普遍推重、对当代艺术思潮和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和积极互动［2］，这些都是我们所缺乏的。高等艺术教育的影响力将会逐渐由一般的纯美术领域辐射到社会环境建设，科技革命和人文理念等更广泛的领域中，它所造就的是有文化艺术修养的环境、有自我革命勇气的新一代人，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

借鉴社科研究方法，累积高校艺术教育理论知识学科方法的研究是学科成熟和深化的标志。所谓研究方法，其实就是一套工具。同一种方法(工具)可以由多个学科使用，一个学科也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工具)，关键是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学科分化和整合是一种趋势，多角度地观察，多种方法的综合也是展开当代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3］。无论是学习社会科学的，还是学习人文科学的，尽管各门专业的研究对象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的研究对象都离不开人和社会。社会科学注重研究现实问题，为现实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而处于人文学科内的艺术学科，既要培养艺术家，注重个性，但同时又要注意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市场的结合，更好的服务于社会，要更加“实”一些。因此，艺术学科应该更关注艺术教学的实际用途。造型艺术教学理论研究必须对于学生实践的发生和发展做出引导，对于实践的决策提供理论的依据，这样的艺术教学研究才有价值。目前，艺术教学理论研究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显得不太成熟，这固然与艺术学科本身的特性有关，但另一方面，艺术院校教师重视创作和设计，却少理论写作，不能将研究融入到工作中，转化为系统的理论成果才是问题所在。高等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的严重缺失，使得艺术教育带有很强的经验主义色彩，缺乏科学预见性和整体的系统性。相对而言，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于研究方法的探讨起步早，研究成果突出。正如艾尔巴比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提供探究事物的合乎逻辑和利于观察的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越过个人的偏见，超越个人的眼界来看世界，这就是掌握着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超然领域。”［4］

在社会不同领域的大融合、学科大交叉的时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两端我们都要深入，相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教学更欠缺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是“用实证的而不是哲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的一门具体的、专门的学问”。应该借鉴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全面加强学术训练，并将以研究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用之于造型艺术教学之中，会让学生具有主动融入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潜能，成为推动知识经济和创意文化发展的有生力量。艺术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涉及到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需要有专门的经验性总结。如果能从教学改革实验中找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进行指导，也为学科的发展提供经验性实例，这对于艺术教学知识积累意义重大。

将社科研究方法融入综合性大学造型艺术教学

在全国高等院校中，95%的综合性大学都设置有艺术专业，它已经由一个小专业变为大专业，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的前景十分看好。综合性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基础，为当代造型艺术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研究方法。齐全的学科门类、多样化的专业背景的综合性大学，在艺术教育中能发挥其独到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认识到，综合性大学和专业艺术院校、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是不同的，应该把艺术创作、艺术研究和艺术素质有机的结合起来，及时转变教学思想、改革教学模式。因此，在综合性大学的传统造型艺术专业进行艺术教学改革显得尤为迫切。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感性的审美熏陶，而应该补充进很实在的东西。造型专业教育不能不讲科学、实践，教育需要一种范式的革新。目前，在许多国家的综合性大学中，艺术学科基础课程更多的反映出其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的学术氛围渗透，更多地反映出其交叉性与边缘性色彩。人文学科(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思辨为主，强调主观价值判断的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坚持理解性和实证性的统一，坚持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统一。将社科研究方法融入到造型艺术教学，这个问题不仅是有关艺术教育的课程设计问题，实际上也从深层次上涉及到了艺术教育中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一个创新的教学方法和体系。造型艺术在综合性大学的研究处于科学和艺术之间，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造型艺术教学应该将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借鉴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实现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在研究课题中，陈述问题所在，对概念做出定义和展开深入研究。同时，造型艺术教学可以结合美术学院的特点，进行艺术实践和艺术创造［5］。社科研究方法中，定性和定量研究是我们在造型艺术教育课题研究中可以采取的两条途径。定性和定量研究有机的结合、综合的运用可以帮助学生探索到问题的核心，寻求到问题的答案。研究的结果非常实际而深刻。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从相关资料的收集、择取、分析、判断、解释的方式到形成结果这一系列研究过程，能使学生探究艺术的本质，有利于知识素养累积，寻找自身语言的突破点，从而为自己艺术定位，形成和坚持自己的风格，并逐步提高分析能力，深化认识，培养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因此，笔者设想的有关造型艺术教学中引入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对同一课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同步研究“社科研究方法”贯彻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认识研究社会要从“调查”开始，要从第一手资料开始［6］。造型艺术教学应该注重“调查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科学精神，改变以往研究过于依赖思辩的状况。根据个人设想从所关注的主题入手展开艺术实践，然后对艺术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加以分析，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这个过程使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融为一体。将这种方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要求体现在教学中，有着创造性的意义。造型艺术的特点为实践在先，艺术研究具体化和个人化。具有艺术科学研究精神的艺术实践，一方面让学生形成在某个时期对其艺术作品的看法，另一方面展开的艺术创作过程研究，研究的是正在创造之中的艺术。最能胜任评述创造过程的人是学生本人。学生作品是否具有创造性并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学生是否能对自己的创造过程进行思考，寻找作品的主线及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否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艺术观念，是否了解与自己作品相关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与理论研究，是否了解自己的作品与课程中的美术史知识的联系。不难看出，评判的首要一点是创造性，同时强调作品的艺术品质。其次是重视创作过程，在审视这一过程中，检验个人艺术观念的表达和发掘作品的潜在因素。作品也要建立与其他艺术作品的理论联系。这一标准基本体现了造型艺术学科教学的主导思想。在艺术实践基础上的分析与研究会促使艺术创作得到进一步深化。把个人艺术实践置入艺术问题的研究之中，体现出重艺术思想、重艺术语言、重艺术概念的特点。实践与理论并行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学生深刻认识和理解抽象的艺术理论，为今后个人研究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p#分页标题#e#

2.重视艺术批评艺术教育不能局限于知识技能，而要把艺术放到一个广阔的关系之中，加强对于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教学。而实际上，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非惯常的正面欣赏的艺术批评，是中国学生普遍所缺乏的能力。艺术批评在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艺术教育到艺术批评、艺术媒介、艺术市场，它是重要的一环。在艺术教学中，通过各种形式的艺术批评，学生展示作品并表述自己的艺术见解和创作过程，其作品被置于文化视角之中，与社会上的艺术思潮和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形成自己的观念。注重思想方法的训练，而不是技能的训练。对人的创造力培养至关重要的确是独立思考、选择和实践的精神活动空间，对周围社会、艺术的自觉。中国的学生对于创作实践的兴趣点主要放在材料、形式运用之上，而作品背后所要传达的主题精神却不够关注。艺术应该成为个人审视和反思社会的一种方式。“你怎么看?你如何表达?”首先应该教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然后才是选择合适的媒介和材料进行表现。教师以课堂讨论的教学形式将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作为重要内容引入造型艺术专业教学中。可以借用美术史的材料，美学的知识来逐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深化认识，开阔学生的眼界。对于视觉艺术作品，引导学生从美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形式构成等方面来评判分析。将现当代艺术创作与研究、造型艺术实践与批评等引入教学课题的资源，是对学生进行艺术批评能力培养的一种普遍而有效的方式。

3.艺术实验教学20世纪后半叶，社科领域普遍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严谨实证的科学精神开始在社会人文研究中得到传播。其中实验性的方法就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并成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造型艺术研究带有艺术的特点，充满实验性和创造性。在教学中开展实验性研究探索，是目前很多院校一直尝试进行的改革，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习惯和理性判断能力。与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比，艺术教学实验是简单的准实验，但从实验过程、教学效果来看，实用性很强。课题实验教学帮助学生迅速进入类似社科研究那样严谨但又不尽相同的技术游戏状态。以“以问题为中心”的主题性课题设计实验教学课程为例。教师给出特定主题、设置特定情境，指导学生对主题进行讨论，寻求与主题相关的资源和形式元素，比较、综合、替换、发展、叙述主题精神，生成富有创造价值、深厚内涵的艺术作品。教学实验过程为一开始的感受体验阶段:亲密接触或借助拍摄搜集图片，阅读文学作品记录信息，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筛选和处理。视觉形式研究阶段:对选取材料的造型、色彩、材料等形式法则进行分析、体验和表达。作品展示和讲评阶段。整个教学过程注重知识、方法、技巧等问题解决的实验性、交叉性、趣味性，非拘泥于全面而条理化的概念、理论的讲解。

课题式教学模式之课题设计构想实例、意义

长期以来，造型艺术专业教学呈现简单化、重技术的局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般是教师理论讲授并布置作业，学生完成作业，教师辅导并评价作业。学生缺乏主动思考，只是被动地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模仿所谓专业的技巧，不能真正的参与其中，这些无助于综合素质、能力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以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来进行课程设计，是国外现当代专业基础课程发展的一大特点。课题式教学方法以艺术科学的研究方法展开，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中，使专业基础课程教学进入了新的层面。现代课程理论研究中为了更好地实现课程目标，提倡将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造型艺术专业包括形式语言、视觉要素、技巧手法等方面的课程内容，它们大都面临需要综合解决的的各种问题与要素，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多种知识的联合、协作，还要具备超越于各门学科的视野和思路。因此，造型艺术课程教学的改革目的，是如何将课程内容转化为教师可设计的课题，即由一系列配套的课题构成一个完整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课程之间形成了有机的交叉。在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的统一规则指导下，各位任课教师自行设计课题。众多的教师在完全自由的教学实践中自下而上形成，这个过程是不断变化的，不应去规范任何一位教师的探索性的尝试。在这种意义上，教材应该成为一个课题库，且能体现出原创和丰富多样性。课题的来源是多元、多维的，包括大自然、人类社会万千的景观物象。这与教师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信息掌握、教学风格以及对课程的理解有关。课题设计的能力，既可以反映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与教学设计水平，又体现了教师的自身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素质。设计课题可以从寻找与选择资源入手或从某些特定的对象中获取信息。

目前，有“以问题为中心”课程方式的实验性质的主题性课题设计;视觉形式语言的体验、分析与表达;以三种不同性质与状态的对象一自然、建筑、观念及当代艺术作为课题发展的线索等等［7］。学习者完成课题的手法是多样化的，如观察与体验性的文字，速写、文本写作、摄影与图像记录，绘画、阅读文献与图片资料收集分析等。笔者课题设计构想:(1)将造型艺术中辩证的一对基本概念作为课题进行训练。如“明”—“暗”，“光”—“影”，“黑”—“白”，“实”—“虚”，“钝”—“锐”，“直”与“曲”，“软”与“硬”等等，课题设计目的是让学生在对立与冲突的概念中深刻的体会造型艺术形式规律。(2)主题性课题设计，深入学生陌生和体现现实理念(现当代艺术)的领域。如在色彩课程教学过程中，选取学生不常表现的主题。像色彩装饰课题练习《垃圾桶》、《路灯》对色彩表现采取夸张的方式;色彩抽象表现课题《步步高》与《二泉映月》对色彩感情的对比表现;表现手法不限的《宿舍》、《我的校园》、《身边的城市》主题，学生按照搜集的资料和个人的价值观进行艺术呈现等等。这些课题的设计，既扩大了艺术视野，使学生能接触完整的、活生生的艺术，充分感受它的魅力，体会艺术背后的文化和蕴含的人文精神。同时，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得到了训练。

第6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发展广告学是社会科学的新兴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随着研究框架和研究技术的革新而不断完善，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方法体系。从思维方式上，可以分为归纳法与演绎法;从价值取向上，可以分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从研究维度上，可以分为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田野研究。随着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朝着复杂性、多样化和复合型等方向演进。发展广告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新兴领域，如果想在研究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首先要明确研究方法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这也就是创新的方向问题和坐标问题。

 

空间维度：由西方学术中心主义到全球学术体系

 

以工业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化发軔于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这也使得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西方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取得合法性，因此，在西方二分法的思维模式下，全球就被分为“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对立阵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在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下，经济发展问题变得尤为迫切。

 

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学术界提出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主要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产业结构等内部因素，认为“西方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模板和唯一路径选择。“依附理论”则主要是从全球产业分工等外部因素，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根源于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合理分工。“世界体系理论”突破了中心与边陲的二分法，认为应该从全球一体化来研究发展问题，但是对“西方模式”并没有提出质疑。这些理论的理论视角是建立在对“西方模式”合法性前提上的，把“西方模式”发展的特殊性等同于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而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环境的特殊性。

 

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是宣扬“西方模式”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的工具，它依附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而产生，同时也为“西方模式”全球化推广披上合法性“外衣”。因此，所谓学术研究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本质上是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普世化过程。在这套学术话语体系中，西方学术理论成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唯一标准，似乎这套理论已经完备，发展中国家学者只能用本国经验进行对比性和验证性研究，这最终使发展中国家学术界严重脱离本国实际，“言必称西方”，全靣西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靣对“西方模式”的理论压力下，中国学术界遵循了“西学东渐”的演变路径，大量引进、消化和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但是中国国情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二是国家体量的超大规模性，三是中国市场的共时性。这些特殊性是“西方模式”从未靣临过的重大实践问题，中国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借鉴经验，更重要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构建本地化的学术理论体系。

 

广告产业对中国来说是个舶来品，但是广告学学科化是中国特有的学术现象，特别是发展广告学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学者围绕中国实践的自觉性思考。发展广告学围绕中国广告产业在制度性因素、市场性因素、资本性因素和公众性因素方靣的特殊性，关切广告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发展广告学是中国学者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成果，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走向独立的必由之路。

 

时间维度：研究方法创新的阶段性

 

中国现代广告产业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其发展过程经历了模仿、积累和创新三个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广告学研究也相应地经历了实践模仿阶段、学习积累阶段、反思批判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等四个阶段。在发展阶段的演替过程中，都意味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这场转换既是理论体系的革新，也是研究方法的再造，因此，研究方法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样才能适应广告产业和广告研究的发展要求。

 

广告研究的第一条路径是从“跟随性研究”到“引领性研究”。产业发展与学术研究是一种“连动”关系，产业发展是学术研究的基石，而学术研究则可相应地分为跟随性研究和引领性研究。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广告产业发展的社会想象力空前释放，广告人和广告公司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爆发出极强的创造力，他们的产业实践引领着广告学术研究的潮流，广告学术研究表现为“跟随性研究”，遵循产业命题，不断进行理论回应。在“跟随性研究”阶段，广告学术研究采用“西学东渐”的模式来回应广告产业对理论的需求，却鲜有自主理论创新。随着对中国广告产业的特殊性了解的不断加深，中国广告研究开始着眼于中国实际，进行自主学术创新，这种研究不再是一种盲从，而是从现象到理论的正常学术响应，这些成果也因此引领了广告产业的发展。

 

广告产业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是从实务性研究到学术性研究。中国广告研究是从事务性研究开始的，广告学者最早聚焦于市场调研、广告策划、广告创意、媒介策略、效果研究和公共关系等具体的广告活动，试图从这些活动中寻求广告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对规律的探寻中，广告学界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由分散化走向整体化，转为对广告产业中的广告主、广告公司、消费者、媒体和政府的相互关系进行中观研究，试图通过产业经济学来阐释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行业性特征。但是这种研究却忽略了广告行业的依附性特征，研究成果越来越脱离广告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广告研究采用历史分析、文化分析和比较分析等宏观分析方法，探寻广告行业的本质属性，这才奠定了广告学术性研究的基石。广告产业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本质上也是从微观研究到中观研究，再到宏观研究的研究过程。

 

广告产业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是从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到探索性研究。由于广告学界早期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回应广告产业发展的理论要求，在研究取向上多采用解释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把西方广告学理论视为先验性存在。但随着中国广告产业自主创新范围不断扩大，产生于西方市场的广告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不断下降，中国学者开始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回归广告学术研究的正常路径，从现象到理论，理论建构成为广告产业的内生性要求，而发展广告学就是这种内生性的产物。

 

这三条路径选择反映了中国广告研究的思想路线演变历程，而其主线就是由数理传统到哲学传统的回归。西方学术传统从源头上是分为数理传统和哲学传统的，数理传统追求数理逻辑的严谨性，而哲学传统则追求思辨逻辑的严密性。但是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和哲学传统的职业化，以数学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实证主义在跟随性研究、实务性研究、微观和中观研究、解释性和描述性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哲学思辨的全靣否定。在技术革命的关键时刻，引领性研究、学术性研究、宏观研究、探索探究更需要在哲学思辨的基础上进行学科建构。

 

技术维度：大数据时代的复杂性研究

 

定量研究源自自然科学研究，它是建立在概念化、操作化和测量化基础上的研究方式，定量研究的质量取决于数据质量和研究工具的科学化程度。社会科学在把定量研究引入以后，为了适应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往往对研究对象进行了降维处理：一方靣把研究对象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进行同质化和孤立化处理;另一方靣则是把研究对象从复杂的历史变迁中剥离出来，进行静态化处理。这种研究方式，或多或少都有些“削足适履”的特点，这使得定量研究沦为科学主义和操作主义的工具。因此，定量研究一直难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重大研究成果。

 

近年来，随着复杂性科学在物理学等领域的应用，复杂性科学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坐标，在经济学等科学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科学领域，不少学者提出应该对传统的数学工具进行系统化反思。把复杂性科学应用于社会研究领域有两个关键：一是研究工具;二是研究数据。在互联网没有产生之前，社会科学虽然采用了计算机作为研究工具，但是在研究数据方靣存在着重大缺陷：虽然在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实验室已经有了一些数据获取设备，但是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数据的获取方式却是以人工处理为主，这就限制了数据范围的扩大和数据质量的提升。

 

在互联网产生以后，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社会全靣数字化和虚拟化，不仅政府、企业和个人等社会主体全靣数据化，而且各种社会关系也已经全靣数据化。因此，这就解决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来源问题，并且这些数据具有全样本性、动态性等特征。大数据技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数据方靣，而且还体现在研究工具方靣。大数据技术，将推动研究工具走向智能化，人的作用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靣:一是提出研究问题，用思想去打造各种研究模板;二是校正研究模板，不断提升研究工具的科学化水平。

 

大数据研究工具的出现，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可以利用的数据类型更加丰富，既包含消费者的需求、行为和情景数据，又包含生产者全产业链管理数据，这些数据推动了企业管理走向科学化和智能化。同时，这些数据也为广告学者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数据支持。但是由于这些数据的商业价值越来越高，如何在企业公共平台和私有平台获得数据，成为研究的首要问题，不然所谓的大数据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另外，大数据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已经并非一个或几个学者所能驾驭的，涵盖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模型建立、模型验证等多个环节，这远远超出了传统学科细分的范畴。发展广告学产生于大数据技术背景下，但是目前正处于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阶段，主要是要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随着理论框架的确立和各种具体理论模型的提出，利用大数据进行定量研究，将会推动其研究走向科学化。虽然经济学等领域提出要向复杂性科学转变，但是由于数据匮乏，尚处于设想阶段。而发展广告学所需要研究的消费者等领域已经率先数据化，这使发展广告学有可能最先利用大数据技术和复杂性科学作出研究成果，这是广告学提升话语权的难得机遇。

 

学科维度：由高度专业化到社会科学一体化

 

社会科学依据各学科在特定时期的社会解释能力的差异，各个学科的学科地位并非均等化，甚至形成了所谓的核心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二分法。广告学是在经济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基础上形成的新兴学科，但是受“学术利益”争夺的影响，广告学在学科地位上长期被边缘化。随着广告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断提升和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影响，广告学也随着传播科学地位的提升逐渐走社会科学的学科中心，学科地位在不断提升。近年来，学者已经开始对这种核心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二分法提出了质疑。

 

社会科学是科学主义盛行的结果，在专业化和职业化基础上，社会科学依据社会“问题单”走向学科细分化，呈现出高度专业化的特征。这种科学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发展路径，把人类社会及人类行为进行了纵向解剖，各个学科圏定自身的研究范围，这种研究模式的直接后果就是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这是因为专业分化消解了人类行为的整体性，仅仅从“消费者”、“经济人”、“公民”、“受众”等多元角度难以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

 

发展广告学是理论与实践融合的产物，从学缘基础上来看，发展广告学来源于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发展传播学等学科的交融，是一门特征鲜明的交叉性学科，其研究范畴涵盖了技术、艺术、市场和政策等相关研究领域。从实践基础上看，发展广告学是中国学者使用田野调查等方法对中国广告产业集体构思，他们不断与业界进行靣对靣对话，把学者的思维张力和业界的产业活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发展广告学的理论建构和方法创新从初始就应该围绕人类社会本身的变化，从整体性上来建构发展广告学的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突出跨学科研究和田野研究的重要性。

 

结语：数字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在2012年11月举办的北京论坛上，唐.舒尔茨教授用“数字丝绸之路”一次作为研究标题，深刻关切中国思维模式下的中国企业发展模式的特殊性问题。近百年以来，经济落后所引发的学术自卑，时时阻碍着中国学者创新的步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华为等中国企业独特性创造，也对中国全盘西化的学术信仰提出质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中国话语”、“中国立场”、“中国气派”等话语来探索“中国特色”的本质内涵，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复兴，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独立思考。研究范式大转换的年代，也是思想者和学者共舞的年代，思想者以哲思引领社会理论创新，而学者则以行动实践思想者的探索。对旧研究范式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对新研究范式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

第7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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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第8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社会科学方法论 体系 开放性 逻辑基础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断从表层来看似乎是毋庸赘述的理论事实。然而，如果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立过程及其理论建构的现状作为考量因素，则有必要对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有人会说，既然这个论点已成毋庸置疑的理论事实，那么，从其他考量因素出发对这一理论事实进行阐述岂非多此一举。然而，真正的理论事实是要经得住考量的，倘若认定其为理论事实的依据仅仅为表层，怕是难逃不严谨之嫌。因而，以社会科学方法论建立过程及理论建构的现状为考量因素，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理论阐述，是极为必要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有观点认为，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构建了整体上最为科学、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遗憾的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至今仍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在此，我们需要阐明的是，我们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开放性逻辑基础的研究和阐述，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此理论持怀疑态度，而是承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体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体系的定义本身入手。体系，顾名思义，形成为一体，即整体，组成为系，即系统。体系，是指由若干具有相互关联的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等。体系的构成需要量的规定，即一个事物或意识不能形成体系，而是由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构成；体系的构成也需要质的规定，即构成体系的要素是特定的，相互关联的，并不是随便哪些要素都能构成体系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要素既有量的规定也有质的规定。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特定的、若干具有相关性的组成要素，就其理论内容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辩证思维；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这体现了的主体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视野，这体现了的世界眼光。

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其理论内容来看，涉及了主体与客体、系统和要素、矛盾和过程、个人与群众、认知与评价、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等一系列关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与要素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贯穿着基本的理论原则，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等等。而从系统概念的角度而言，可以认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各个方法要素构成了一个方法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之所以是科学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开放性，它不断与其自身以及系统之外的环境进行所谓的信息能量的交换，在开放性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自己。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决定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

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一致性，有何种世界观就会有何种方法论。人们在世界观或哲学观的指引下，去观察、发现、分析、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这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世界观、哲学观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可以这么说，哲学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它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开放性理论品格，这一品格在其研究对象、适用范围以及理论视野方面都有所呈现。

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开放性。其研究对象是实践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其理论旨趣在于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从而能够正确的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种实践是植根于开放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之中的，哲学是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走出来的，也必然要回到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去发展。这就决定了作为哲学观基础上的具体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的互动中能够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开放性，同时，“社会科学方法论把对社会的研究纳入自然―社会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赋予社会认识活动以宏观的历史背景……在各种社会要素的有序联系中揭示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组织结构……”①。这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必须是开放的系统。

哲学的理论视野是开放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趋势，科学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在社会历史观上，马克思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主张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从而深刻批判了唯心主义对社会历史的主观臆断，认为社会认识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旧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②哲学这种批判性的理论视野正展示了其自身的开放性，以此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必然会在人类发展的新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中，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直面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种理论和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哲学的适用范围是开放性的。哲学是面向整个人类世界的，所以，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人、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层面、方向或领域，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系统掌握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其历史使命是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人类生存的“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迈进。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导下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相应的或者自然而然的也获得了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它作为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直接的方法论指导，必须指向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而不能局限于某一个狭窄的领域；哲学是面向未来的，它从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出发，强调世界并非是既定事物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所有事物随时随地处于发展变化中，人类、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并非已经完成的既定的存在，而是处于一个不断生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相应地获得了其开放性理论品格，“在社会的相对稳定中揭示社会的运动与变化，在社会的运动变化中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在社会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交互作用中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因与条件，全方位勾画社会有机体的立体和动态结构。以对现实的把握为基点，去回溯社会发展的历史、展望社会发展的未来。”③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贯穿了开放性理论品格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本身即是开放性思维的具体呈现。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完整而全面的方法论，那么，构建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多少显得有些多余。对此，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哲学方法论与一般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科学方法论的关系。从方法论来讲，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抽象的，适用于所有领域的哲学方法论，但它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又存在不同。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它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形成的。同时，相对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社会科学方法论又是一种一般的方法论，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性的指导意义。有人可能会说，历史唯物主义对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指导意义的价值似乎值得商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性是间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连接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桥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极为重要且必要的。

其次，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过程中贯穿了开放性的理论原则。它积极地扬弃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西方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提出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组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二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科学主义（实证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规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人文主义（理解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否认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行动是先于社会的，是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主张以个人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现象；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是先于个人的，主张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社会整体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会现象。无论是科学主义方法论还是人文主义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其所建立的社会哲学基础都没有正确的解释和处理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关系，其方法论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弊端。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辩证关系，或用自然性来夸大自然和社会的对立，或用社会性来抹杀自然和社会的联系；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或用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忽视社会的客观性、整体性，或用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抹杀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虽然以韦伯、温奇、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试图综合科学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以及个人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努力只是在方法论的漩涡中打转。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础，从根本上正确地确立了自然、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是对立而统一的，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发生的根本途径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④

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确立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重大原则；社会矛盾研究中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分析方法、阶级矛盾与阶级分析方法、阶层矛盾与阶层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科学预见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中强调“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人的生存状态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尺度、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中坚持从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在实践中做经验观察与事实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评价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根本标准和人民利益的最高标准；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坚持以世界的眼光观照当代社会发展，辩证地理解全球化与民族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等。

结语

总之，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建构的过程和现状等因素进行考量，其获得了理论系统开放性的逻辑基础，可见“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是经得住推敲的。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今天，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应以开放的心态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而适应时展需求。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促进自身发展。

首先，要坚持对自我系统内部的开放，始终保持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可以使其在日新月异、变幻纷呈的世界中不断吐故纳新，始终流淌着新鲜血液，同时也是使其在激荡的时代变迁中始终发挥其作用的基础。可以这么说，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都不是完美的，这种不完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中逐渐呈现出“脱离”的状态。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要求其具有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否则，本身存在的缺陷难以被发现和补救，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愈来愈多的不适应性，最终结果只能是被淘汰。

其次，要坚持对系统外部的开放，科学地对待其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个固执己见、封闭自己的人很难真正融入社会和人群，更谈不上自身发展和价值的实现，同样，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如果“孤芳自赏”，则很难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尽管社会科学方法论得到了高度认可，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无存在的必要性，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坚持系统外部的开放，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优势和劣势给予全面、客观而深刻的认知，以平等的态度与之对话，积极主动地与之交流，吸收其有益的东西纳为己用。总而言之，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应该是相关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学院；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2DKS021）

【注释】

①③《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页，第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第9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

引言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研究范式,且研究者因这两种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而各持己见,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合理”,更“可信”,更“有效”[1]。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科学,其领域内同样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争。究竟哪种研究范式更适合我们的研究呢?我们有必要做一次认真反思,以避免“为方法而方法”的错误倾向。

一 范式及教育研究范式

1 范式

范式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并首次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科学发展的模式。随后,“范式”逐渐成为了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库恩看来,范式是指常规的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整体等,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且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一次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做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因而导致了人们对库恩极富弹性的解释感到无所适从,引起了人们对范式的广泛争议。西方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发现,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界定竟达二十一种之多[2]。笔者认可其中的一种解释,即范式是某一科学家团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他们的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

2 教育研究范式

二十世纪教育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3]:第一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这一阶段是教育研究定量研究的全盛时期,在此阶段,研究者以实证精神为指导,主张用严格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来研究教育;第二阶段是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危机与战乱,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经费大幅缩减,使得这段时间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晦暗时期;第三阶段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在这段时间内研究者开始从技术推动教育变革角度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同时某些研究者(龙巴赫和坎贝尔)开始对传统实证主义强调的定量方法提出异议,主张不可忽视其他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些都为教育研究方法的变革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四阶段是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在这一阶段,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一种研究范式能够解决所有存在于教育研究中的问题,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本出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们对研究范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步开始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发挥各研究范式的长处,弥补单一范式的不足。

从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量化研究及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质性研究两大范式。在我国,教育学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在浓厚的人文背景下,研究者大多选择了人文主义研究取向,致使现在许多研究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并没有实际深入到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访谈,没能得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也就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其实,质与量的研究并非矛盾对立,水火不容,而应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质性研究去揭示“客观规律”,而人文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建构”对研究问题的理解。例如,参与式观察或非正式的访谈也可以像量的研究方法一样被用来检验某一理论或假说;而调查也可以被用来了解被试对某一社会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近年来,研究者也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原本相互对立的两方研究者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并逐步认识到另一种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某些研究者也已在尝试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即混合方法研究)进行研究活动。

二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及产生背景

1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

顾名思义混合方法研究是指采用了一种以上的研究方法或整合了不同研究策略的研究[4]。有人撰文把它称为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也有人把它称为整合研究(integrative research),但目前更为流行的称谓是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认为,更为确切地说“混和方法研究就是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和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它区别于其它两种研究方法范式的核心在于必须在同一研究中运用一种或一种以上质性研究的方法和定量研究的方法。

2 混合方法研究产生的背景

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范式的角度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上世纪60年代前,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60年代之后,随着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彰显,一举成为揭示社会现象、人类经验、和客观事实的主要范式。因为量化研究属于演绎性质,倾向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而质性研究却是归纳性质,它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种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相信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可分割性。由于这两种研究范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程序,及在客观事实的本质、研究逻辑间的不同,导致了质性、量化研究范式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

这种单一方法论者非此即彼的争论不但夸大了量化与质性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区别,阻碍了它们的沟通与交流,影响了教育研究质量的提高,影响了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为此,一些教育领域中的学者在20世纪晚期就先后提出质性与定量研究可以和谐共处、共同使用的观点。美国教育研究方法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在《混合方法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一文中把混合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与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研究范式”或教育研究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5]。他们希望这第三种研究范式能够架起质性与量化研究范式间的桥梁,为研究方法指导教育实践提供新的更有效的途径。

3 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把混和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并且明确提出“混合研究方法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这一时代来临之前,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属于实在论,相信存在着受自然规律所支配的“客观事实”,在认识论上属于客观主义,认为受研究者价值观以及时间、场景影响的研究是可能实现的,认为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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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基于现象学、建构主义及人类学等的研究方法得到较大的应用与发展,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种与量化研究范式地位相当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强调研究发现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的价值观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20世纪末至今:“混合方法研究”的提出,缓和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种更加包容的、多元的、交叉的研究方法,它的使用让解决问题的手段显得更加多样化,更具创造性和扩张性。同时它也指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应随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变动,而不是唯方法至上。

4 混合方法研究的优缺点

混合方法研究现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并得到了广泛的尝试与运用,因为它有诸多优点:

混合方法研究能结合量化与质性研究的优点,克服一些由单一方法带来的问题。具体而言,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优势至少有如下十点:第一,研究中使用的文字、图片和表格可以被用来增加其中数字的意义;第二,研究中使用的数字可以被用来增加文字、图片和表格的准确性;第三,可以充分展示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第四,研究者可能产生和检验一个扎根理论;第五,由于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一种单一的方法或手段,因而可以回答一个更宽和更全面范围的研究问题;第六,在一个研究中通过使用两种方法,研究者可以利用一种附加方法的优点去克服另一种方法的弱点,形成交叉性优势;第七,通过结果的集中和证实可以为研究结论提供更有力的证据;第八,可以增加仅有单一方法被使用而可能忽略的洞察和理解;第九,可以被用于提升结果的概括化水平;第十,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一起使用可以产生沟通理论与实践所需要的更加完全的知识[6]。

虽说混合方法研究有如上诸多优点,但它正处于成长阶段,其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其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另外,运用混合方法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很高,研究者不但要掌握质性研究方法还要掌握量化研究方法,一般来说,研究者想同时掌握好这两类研究方法,是比较困难的;还有,混合方法研究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花费。所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我们在日常的研究活动中也不能唯方法至上,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据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形成的关于研究范式的偏见选择研究手段,要从实际出发,对我们的研究活动有利的并为我们熟练掌握了的则用之,否则弃之。

三 混合方法研究的策略

由于混合方法研究综合了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因此在运用混合方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就面临着如何选择研究策略的问题。

混合方法研究共分两类六种策略,它们分别是顺序性解释策略(量化研究优先)、顺序性探究策略(质性研究优先)和顺序性转换策略与并行三角互证策略、并行嵌套策略和并行转换策略[7]。

顺序性解释策略:此策略简洁明了,定量数据收集在先,定性数据收集在后,在研究的解释阶段对两种数据进行整合。这种策略的目的通常都是用定性的结论来对初步的定量研究结果予以辅的解释和说明。当非预期性结果出现在定量研究中时,此策略就显得非常有用。

顺序性探究策略:此策略与前者相似,也分两个阶段实施,但定性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前,定量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后,两个阶段的结果同样是在解释阶段加以整合。此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某种现象,摩根(Morgan,1998)认为,这种策略适合于对定性研究阶段浮现的理论进行检验,也适用于向各种样本推广其定性研究的结果。

顺序性转换策略:在此策略运用过程中,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的收集各自独立进行,但要据实际问题确定可以优先进行定性研究也可以优先运用定量研究,与前两种策略不同的是此策略需要一定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框架来进行指导。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用哪些最能够服务于研究者理论视角的方法。

并行三角互证策略:此策略中两种数据收集方式同时进行,使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结果进行验证。使独立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互补充,扬长避短。

并行嵌套策略:此策略运用时,在一种研究范式(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的指导下,另外一种研究范式根据不同问题适时插入或嵌套到指导范式中去,定量和定性数据可以同时收集,没有优先顺序。

并行转换策略:此策略运用时,有能体现研究目的或研究问题的理论指导,此策略主要为了推进研究者的观点,数据的整合多在数据分析阶段,它具有并行三角互证和并行嵌套两种策略的优点。

四 混合方法研究应用案例

1混合式研究过程的8个阶段:(如图1所示)[8]

图1 混合式研究的重要步骤

虽然研究步骤均被编号,但研究者仍可以(跳过某个或某些步骤)沿多个方向进行研究(特别是通过第四步直接到第七步)。如果选择了混合式研究这条路线,这就说明了我们愿意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并且不会武断的只注重某种单一的方法。

在研究过程的开始,我们首先要确定研究的问题是否有必要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然后阐述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并选择合适本研究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并最终撰写研究报告了。

2 应用案例

本研究是对全国(美国)城乡聋哑学校中47名教师所做的一项混合研究,这是一项关于这些教师如何参与在线训练方案,如何运用在线方案进行教学的研究。这一训练方案的目的是鼓励教师将技术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在本研究的评价过程中,研究者试图找出影响这一方案成功实施的因素,其所用到的数据一部分来自正式的问卷调查,一部分来自方案本身,还有一部分来自网络留言。在参与研究的教师方面,教师对技术的焦虑及初始技能并没有决定他们的参与资格,但是研究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程度却使得有些教师留下而有些则退出。[9]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具体程序如下:

(1)选取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过程存在多种形式,本研究将侧重于其中两种,一种是教师对教学行为变化的自然抵触心理的研究,另一种是在教学行为变化过程中,反映教师思想转变过程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因为单一方法不能满足相关复杂数据的采集及处理,所以研究者采用了一种能够提供多方向和多评价形式的方式来开展此项繁杂的研究。

(2)选取研究对象:参与研究的这47位教师主要来自城市,并且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种族团体,这些教师年龄介于27和54之间,他们当中只大多数教师听力正常,其余的则存在缺陷或完全失聪;学生参与者则从学前儿童到高中各个层次均有,智力水平则从弱智到较高水平。

(3)数据收集:在数据收集部分,研究者从定量及定性两个角度入手。第一,定量数据的收集:首先,在计算机使用情况这一问题上,因为缺乏相应的仪器来测量和评价教师将计算机整合到课堂教学中的情况,研究者运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收集与此相关数据;其次,在教师对技术革新问题上,研究者采用了关心程度问卷,他们之所以运用这一方式,是因为关心程度问卷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测量技术革新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种研究方法为测量教师对课堂中技术应用的焦虑和抵触情绪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第二,定性数据的收集:研究者将对参与教师的网络讨论进行跟踪,对教师所回答的问题进行记录;对参与教师在课堂上运用计算机进行教学的情况进行记录;观察参与教师运用网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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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分析:研究者将使用奥屋格普兹(Onwuegbuzie)和特德利(Teddlie)七步混合设计分析框架来对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中研究者仅用到了七步中的四步:数据缩减,数据转换,数据合并和数据整合。其中,数据缩减用于处理问卷调查所得定量数据和在线讨论所得的定性数据,然后这两种数据将会被按统一方式转换成“1”和“0”两种形式,最后所有转换成标准形式的数据将会被合并整合到SPSS中等待进一步处理。

(5)得出结论:通过本研究,研究者按教师对计算机的应用水平将他们分为了一下四个层次:新手(Beginner),探索者(Explorer),熟练者(Journalman)和专家(Export)。其中新手和探索者在计算机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过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挑战(对技术的焦虑和抵触)而非益处,与之相反,熟练者跟专家则看到的更多的是技术运用带来的好处。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学习过程的不同层次技术的整合水平也不尽相同。在初级水平,教师会合理使用基本的软件;在高级水平,教师会像运用日常生活用具一样将计算机合理的运用的课堂教学中去。

(6)研究总结(撰写研究报告):对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案例,研究者根据研究的目的选取了定量跟定性两种研究范式中的几种研究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将其综合运用与数据收集、分析及解释,研究者还运用三角互证策略,使研究数据相互补充,对研究结论进行相互验证,最终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五 结束语

就现实情况而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其实是一体的,每项研究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有价值的研究都不是只用一种研究范式能够完成的,都需要基本理论来支持,然后在实际应用中去验证,到底本研究有没有给人们带来益处,应用群体最有发言权。而混合方法研究却融合了这两种研究范式,弥补了此两种研究的不足,使研究真正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如同媒体没有优劣之分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种研究方法是万能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客观、更全面的去描述问题,揭示规律。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

[2]郑辰坤. 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应用[D].南宁:广西大学,2006.

[3]王木丹.20世纪教育研究范式的类型分析[J].教育科学,2000,(1):28.

[4][5] Viadero, Debra.Mixed Methods’Research Examined Researchers See Pros and Cons of Mixed Methods’Studies. Education Week. 1-26,2005:20.转引自田虎伟.混和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种新范式[J].比较教育研究,2007,(1):12.

[6]Johnson R B & Onwuegbuzie A J.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J]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4, Vol.33 (7):12-26.

[7]约翰•W•克雷斯威尔著.崔延强译.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方法研究的路径[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68-171.

[8] Burke Johnson, Larry Christensen.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ntities, qualitative and mixed approaches [M]. USA:merrill. 2003:422.

[9] Thomas N Kluwin, Martin Noretsky. A Mixed-methods study of teachers of the deaf learning to integrate computers into their teaching. [J].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volume 2005,(4):150.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Mixed Methods Research

NIE YongWEI Jiu-l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springs up recent years, and it is called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after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It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new vigor to education research, but in the process of real research, researchers would consider factors of every aspect, then make rational choice, to complete the research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