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宏观经济研究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宏观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RBC理论 RBC模型 经济周期 经济波动

20世纪80年代，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理论）。RBC理论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经济周期，第一次系统地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论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以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论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国经济为背景，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研究较少。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的经济数据，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卜永翔、勒炎，200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刘树成、张平、张晓晶，2005；殷剑峰，2006）。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RBC理论的模型假设与验证结果加以充分和谨慎的比较分析，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一、RBC理论的基本模型及结论

1、RBC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等条件假设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称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础之上引入真实冲击，并考虑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为简便起见，假设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面临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茁表示贴现率；?啄表示折旧率。

根据上述规划的一阶必要条件，补充初始资本存量、横截性条件、稳态时行为人的劳动供给等三个边界条件，可以得到求解最优规划解的充要条件。补充一些参数条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法，在稳态附近对约束条件线性化，可以求得规划的数值解。可以发现，资本、产出、消费、劳动受技术冲击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从而给出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

2、RBC理论的主要结论

RBC理论的主要结论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1）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周期根源于真实变量异常变化造成的供给冲击。经济波动是正常的，与市场失败无关。

（2）经济波动的传播。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即行为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优化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

（3）经济周期的过程。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冲击时所做出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一系列冲击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动。

（4）政府无须干预经济。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政策的不一致，就导致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竞争的市场；其次是价格灵活调整，市场连续出清，非自愿失业不存在，工作和闲暇在时间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在现有的禀赋约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为人理性预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模型假设条件的满足情况

RBC理论主要研究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波动，RBC基本模型有着诸多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是难以完全满足的。

（1）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周期问题，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会存在偏差。

（2）由于我国存在最低工资标准等限制条件以及劳动力供需结构性失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价格灵活调整的假设条件在中国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业在当前大量存在。

（3）由于过去的5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时间的不一致性，政策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为人难以做出理性的预期。例如，我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证券市场的非理。

由于RBC理论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难以完全满足，因此，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基本模型进行修订。

此外，RBC模型中的参数及国外研究中确定的数据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参数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对于美国数据的估计值，这个参数实际上还包含了制度变化的因素，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三、RBC理论模型应用于我国有待修订的问题

RBC基本模型本身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无法对经济周期中就业的变化做出有力的解释

基本模型需要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足够大才能对就业波动进行解释，但经验研究表明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资暂时性变化时才能对劳动供给产生较显著影响，而研究表明，工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持久性。

针对这一缺陷，许多学者尝试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如引入劳动不可分性和劳动契约）或修改生产函数（如引入资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经验数据表明实际工资与产出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通过模型的公式推导，产出与实际工资的相关系数等于1，实际经验数据则表明实际工作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针对这一缺陷，克里斯蒂诺和伊齐鲍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对于冲击过程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根据RBC基本模型，如果生产技术的冲击是一个自回归过程，才能较好地模拟经济波动的实际情况。若技术冲击是一个白噪声或符合单位根过程，那么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结果将无法模拟经济周期中的特征事实。

针对这一缺陷，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修改，引入劳动调整成本，或者引入资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资本折旧函数。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残差难以准确衡量真实冲击

许多经济学家将索洛残差作为衡量真实冲击的标准，但索洛残差是除去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产出影响量的剩余量，是许多未知因素的综合，含有很大的波动性，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而且索洛残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实冲击也受到质疑。例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索洛残差经常出现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认为真实冲击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出现退步？

5、用校准的方法检验模型影响了模型的解释力

采用校准方法而没有运用计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与数据的匹配有相当大的弹性，所以当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重要的“矩阵”匹配得很好时，也可能无法判断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尽管可以通过广义矩阵法对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幅度进行统一的估计，但模拟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仍受到质疑。

四、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依据RBC理论的基本模型与结论，从RBC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与条件，有如下的结论及建议。

1、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论的模型有着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中国的经济环境难以完全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应用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应用模型时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对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进行修订

RBC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修订。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劳动调整成本，修订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我国学者殷剑峰（2006）基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实，引入了劳动力的现期跨部门替代，构建了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周期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问题做出了较好的解释。

3、重新估算各种参数

模型的参数如何取值是评价标准RBC模型对中国数据解释力的关键之一，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有争议的各种参数重新估算。例如，折旧率对于波动是很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资本存量的估算，间接影响到估算的技术冲击变量；再如，劳动份额影响模型中所估计的技术冲击时间序列，而且决定模型中各变量对外在冲击如何传播。

4、实证研究中样本数据的取值应考虑具体国情

例如资本存量的估计、劳动时间采用的标准，应该予以科学的判定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的数据与现在的统计口径存在很大区别，这些是否需要调整或者是否需要分两个阶段分别校准，以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

尽管RBC模型在我国研究中的应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条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论对于进行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仍然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通过RBC理论，有助于认识稳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对教育、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问题，有助于指导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关注长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订机制等。

【参考文献】

[1]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殷剑峰：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 管理世界，2006（3）。

[3] 刘树成、张平、张晓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首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2005。

[4]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基本RBC方法模拟中国经济的数值试验.世界经济文汇，2004（2）。

[5]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世界经济，2004（4）。

[6] 刘金全、刘志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经济研究，2005（3）。

第2篇：宏观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第3篇：宏观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质量；经济转型；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效率导向

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力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资本增长率在1999-2007年期间达到13%，而在1979-199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10%（王小鲁等，200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78-1995年期间的0028～0038下降为1995-2005年期间的0010～0028（郑京海等，2008）。这种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高投资高增长是以不良资产、高污染与高能耗为代价的，政府将承担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5，2008）。党的十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自主协调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方福前（2007）、钱淑萍（2008）、周叔莲（2008）、魏杰（2009，2011）、郎丽华、周明生（2012）等将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归纳为“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其面临的资源需求约束日益突出，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紧张。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原因总体归为三个结构性因素：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过去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申广斯，2009；张旭，2010；魏杰，2011；栾大鹏等，2012），并导致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李善同等，2008；朱光华，2009）；过于依赖要素的投入，其产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鸣，2008，2011；葛扬，2010）。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及来源的核心指标。国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长理论中，Helpman（2004）全面综述了这方面的文献，所形成的一致性结论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国内关于TFP实证研究的视角和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基本支持克鲁格曼（1999）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郭庆旺等，200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考察改革前后中国TFP的动态变化：改革之前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退步，改革之后的TFP有明显的增长（王小鲁，2000；张军等，2003）；（3）强调改革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快速增长（易纲等，2003），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TFP呈下降趋势（王志刚等，2006；郑京海等，2008）；（4）不是从中国总体去考察TFP的变化，而是从中国工业层次考察技术进步（涂正革等，2005；陈勇等，2007），以及省级地区层次研究TFP的变化（颜鹏飞等，2004；王志刚等，2006；傅晓霞等，2009；刘瑞翔等，2012；匡远凤等，2012）。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TFP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偏低。该方面的研究从省级地区层次和二或三位数的工业数据向地级城市和更细的行业层次延伸，不仅对TFP进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TFP各构成部分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在衡量和分解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参数法又有非参数法。参数法还分为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非参数法主要指的是指数方法，例如Malmquist指数法。这两种方法都能对TFP变化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后者不仅不需要设定具体函数，而且还不要求完备的价格信息。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取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的选择。迟福林（2010，2011）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升为第二次改革的主战场，并提出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向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突出强调从生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应当说，这三层含义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概括性，也与人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直觉吻合（Poncet，2005；杨建龙，2010）。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调整的内在体制性机制和核心问题所在，就不能对症下药。

吴敬琏（2011a；2011b）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始终不顺利的重要原因是体制仍未消除，例如，政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大部分重要生产要素仍由行政定价并导致价格信号严重扭曲；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这些都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在上述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条件，其中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由于土地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商业用地时的增殖收益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由此导致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占比却每况愈下。魏杰（2009，2011）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

中国发展报告（2010）提出将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作为今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政策措施，并提出了具体的途径：一是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布局；二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均等化水平，中央政府负责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的、非市场化部分的最基本公共服务，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逐级分担公共性相对弱一些的公共服务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正是由于土地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未有起色。土地等要素市场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的价格决定机制，要素投入的价格信号混乱，这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效率（技术进步或称全要素生产率）低下，而且使原有土地相关权益拥有者的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分享增长成果的机会。

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党的十报告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面临约束条件和内外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需要找准中国经济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所需的新的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径就得依赖于要素市场化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高效工业化。不仅如此，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中日益重视空间效率和城市体系结构变化带来的制度红利。空间集聚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知识外溢、规模效应，城市体系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应，这些均可以大大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空间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间效率提升，其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应等。以城市体系结构调整的深化改革而产生的效率提升，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结构红利或称“制度红利”），以及社会公平与环境污染减少带来的福利。

（一）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

按区域空间大小，地理集中产生的空间效率可分为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与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Fujita & Thisse，2002）。前者指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空间集聚带来的效率，它产生于市场规模在邻近空间上累积循环效应，此即“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后者指的是城市经济学意义上单个城市规模带来的效率，此即“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新经济地理文献刻画了货币外部性产生的内在机制和理论基础，并在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差异化产品与垄断竞争市场的结构下阐明了各地区迥异的空间效率是如何形成的。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适宜应用于都市圈体系，都市圈中各城市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而产生的空间效率将促进该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总是取决于单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若该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特征或以某个主导产业为主，则该城市的效率取决于其主导产业的规模大小，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地方化经济”（Marshall，1920）。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仅取决于单个城市自身的规模，而且还取决于该城市产业的多样性程度。产业种类越丰富，城市的空间效率越高，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城市化经济”（Jacob，1969）。

现有文献虽还未从空间效率上考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说两者之间的联系基本是割裂的，但讨论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影响的文献正在日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一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分布与决定因素（范剑勇，2004；路江涌等，2006）；二是市场规模、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志刚等，2006；黄玖立等，2008；殷德生，2010；孙晓华等，2013）；三是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范剑勇，2008；范剑勇等，2010；梁琦，2009）。他们的总体结论是：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加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

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着三条扩展路径：一是随着我国近年来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制造业的区位分布、空间效率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结构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张军等，2009）。二是侧重于宏观视角的城市体系与区域经济调整政策的研究导致了对小地理范围空间效率的忽视。三是现有文献正倾向于效率目标维度，未能有效地将经济可持续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二）城市体系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

在研究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时自然就涉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杨开忠等，2008；范剑勇、邵挺，2011）。从政策选择的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形成了“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两派。以（1984）为代表的“小城镇论”者认为，小城镇可将城乡两个市场连接起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该主张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观点。“大城市论”者强调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认为“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中国应当走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王小鲁等，1999）。周一星（1992）对“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进行了折中，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市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市组成的，据此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进入制度层面，并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对于采取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理由是理论界讨论的规模效益或者其他经济理性的观点受到怀疑。“小城镇论”者开始放弃“就地转移论”，强调小城镇发展应适度集中，主张发展县城或以县域中心城镇为主（辜胜阻等，200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叶裕民，1999）。

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城市化道路论争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陈甬军等，2009），强调经济集约、功能优化、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环境友好的统一。虽然其理论基础有待深化，但可能代表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主体功能区的研究、编制与实施（肖金成，2008），将中国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并提出中国适合经济发展的区域是位于胡焕庸线东南部分。

基于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事实，选择分散式城市体系在中国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规模经济在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土地资源节约、环境污染治理、公共设施成本分摊上均无法发挥优势。发展特大型城市，尤其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这种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有利于提升空间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在非农用地、资源供给、单位能耗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

四、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

当前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的是调整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对于经济结构的内涵、失衡的表现以及调整的路径，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基于所有制结构来认识，有的将经济结构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结构，其总是离不开GDP的来源结构。从GDP的支出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结构。从GDP的收入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体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结构，即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的结构。从GDP的生产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即各个生产主体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地区结构即各个地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是从GDP来源结构来理解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协调（魏杰，2011），这种不协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的失衡；二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失衡；三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失衡；四是地区之间的失衡，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布局不协调以及城乡二元化加剧，因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代表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方向，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

目前我国经济的支出性结构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的失衡。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保持一个合适比例和有效协调，当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某一种动力时，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2001-2007年我国的GDP平均增速相比以前提高了36个百分点，但在这36个百分点中，出口贡献了639%（魏杰，2011）。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需拉动型特征，但这种格局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上升，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外市场份额不仅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缓呈下降趋势，而且还受到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争夺。除了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特征外，经济的支出性结构中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无论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还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做法只能当做短期内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作为加快经济增长的常态战略。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的手段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过分依赖于出口与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往往是交替的，当出口下滑时，政府投资就大量增加。消费一直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2000-2007年，我国总储蓄率由351%上升到518%，上升了167个百分点，而1978-2000年，我国的总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5%～40%，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储蓄率高出153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

我国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阻碍消费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增速缓慢，这涉及经济的收入性结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两个不同步”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收入增长不同步。20世纪90年代以前，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2001年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一直降到2007年的397%；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142%和461%（魏杰，2011）。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不到10%；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55%左右，而中国不到42%，且呈下降趋势（魏杰，2011）。居民的财政性收入与政府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占比更小。有学者统计，我国大约有76%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大概只有1/4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民间（魏杰，2009）。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GDP比重一直在40%～43%左右徘徊，经济增长仍倚重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占比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严重缺乏；农业等基础产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产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例如，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在后危机时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面临着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与一、二、三产业失衡等难点问题，而且还增加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的地区结构是GDP生产法衡量的重要体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入了新的调整阶段。在空间效率优化、社会公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的约束下，新时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与路径如何选择，这是目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我国“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范剑勇、邵挺，2011；陈良文等，2007）。新近诞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数分布沿海地区（许征等，2010），多数中小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由此导致的典型结果是制成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代价过大、经济增长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仅如此，城乡收入差异或者说地区间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包括跨区域流动和区域内部流动的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上（万广华等，2005）。这实际上暗含着，只要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区间或城乡之间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将得到缓解。

我国经济结构四个层次的失衡，虽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体制性因素――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该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过深地干预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魏杰，2011）。客观上说，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对于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确实有显著效果，但当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适时改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政府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交替现象的形成与政府过度使用行政资源密切相关。例如，为了刺激出口，政府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涉及3000多类工业产品，不少产品退税率达到13%。政府为了配合实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人民币的三种价格――物价、利率和汇率――未能实现联动，价格扭曲导致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失衡。

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也是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有经济的过度扩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减少了一半，但资产规模却增长了1倍多，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租金等隐形补贴。2001-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高达6万亿，而同期国企利润只有49万亿，实际亏损1.1万亿（魏杰，2011）。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阻碍了居民收入与GDP、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在增长上的“同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劳动份额逐年减少，储蓄率不断增加，投资率不断提高，产能过剩也日益严重。中国的经济事实与发达国家卡尔多经济事实之一劳动份额不变的情形不相吻合。最新经验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份额的变化与技术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等因素紧密相关（Young，2006；白重恩等，2008，2009；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2008）。

产业结构的失衡首当其冲的原因可能是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严重影响了各产业之间的市场调节机制。虽然垄断行业放开股权投资，但国有经济仍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国有企业投资中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结构市场调整机制。

经济的地区结构失衡，尤其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的形成同样与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对土地的征用，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间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土地与能源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了经济粗放式增长。

调整我国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的重点就在于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的自主协调。其实，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顶层设计，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中，首先要调整的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结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速缓慢导致消费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进而形成了出口、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出口和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和国有经济过度扩张。产业结构的地区分布以及财政分权体制造就了扁平化城市体系。

五、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难点

“结构失衡的增长”是经济赶超的必然结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合理的经济解释，张平等（2011）还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据：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动员大量资源配置到这些部门就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结构性的配置调整带来了明显的赶超增长（Jones & Romer，2009；Barro & SalaIMartin，1995；钱纳里等，1986）。这在中国表现为三条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工业部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工厂”。二是经济开放实现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入世”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成为第二大出口大国。三是城市化的空间集聚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超50%。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在经济赶超的前期和中期大幅度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但非均衡的赶超模式和经济规模在高增长部门的快速扩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日益失衡。赶超带来的结构失衡导致了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扭曲。

政府干预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似乎是个常态，无论是“中国奇迹”还是“东亚奇迹”，后进国家都是通过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达到了GDP快速增长的目的；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科尔奈，1992；青木昌彦等，1998；张平、王宏淼，2011），例如，严重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些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目前的中国又具有特殊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是边转型边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在规模已为世界第二的背景下进行，如何在经济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中成功地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目前还没有先例。

“结构协调的增长”不仅要解决新的增长机制问题，而且要解决新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结构失衡累积的矛盾随着经济规模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带来的规模报酬开始递减而越难以解决，并为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增长机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即“结构协调的增长”既离不开原来机制的路径依赖（张平、王宏淼，2011；张平等，2011），又必须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就在于，需要找到脱胎于“结构失衡的增长”中某个增长机制并使其在“结构协调的增长”中成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断依据就是效率导向。投入驱动的增长向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变，必须排除阻碍市场机制和创新机制充分运行的制度障碍。

新的增长机制或者说新一轮规模报酬递增靠什么推动？总体来说仍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张平、王宏淼，2011），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因素要从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市场；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间形成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沈坤荣、付文林，2006；徐现祥等，2007）。这些不仅导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发展”且又以制造业为主的扁平化城市体系。这种局面既加剧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又不利于空间效率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分配机制总体也是要依赖于要素市场的完善，但要素市场的完善需要政府转型，而政府转型的突破口在哪里？一般认为，在城市化率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主导性的目标（张平、王宏淼，2011）。以城市化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但这需要解决好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和土地征用问题，使农民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收益。

六、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基本路径

（一）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驱动的高效工业化

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下，政府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增加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其结果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因此，高效工业化的驱动力首先在于要素市场化。按麦迪森（2001）的理论逻辑，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工业化才是可持续的、高效的（Helpman，2004）。高效工业化道路不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市场制度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与资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要素驱动模式若忽视了要素市场的培育，那必将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

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封闭条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高效工业化总是以扩大经济开放为背景。开放是获取新知识、促进技术进步的有力手段。FDI和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进而促进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殷德生等，2011）；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加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而升级（殷德生，2011，2012）。但此种获取方式要取决于一国甚至一个行业内企业间的各种差异，尤其是技能劳动需求与供给、技术吸收能力和要素报酬差距。例如，中国若过分地依赖外资和追求新企业的引进，忽视本地企业的“干中学”，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殷德生、黄腾飞，2010）。高效工业化还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和减少环境污染中寻找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途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会影响资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资本密集型部门比例却可能诱发不利于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结构变化。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取决于效率取向的市场制度创新。目前上海自贸区就是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要素市场效率的改革，其意义在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制度体系，实现要素在全球市场的最优配置。

（二）空间效率驱动的高效城市化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着技术创新、服务经济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城市化率和投资率呈倒U形关系，城市化率和消费率呈U形趋势；随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结构将由投资拉动演变为消费拉动，这个转折点通常认为在城市化率为67%左右达到（张平、王宏淼，2011；张平等，2011）。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50%，正处于依靠城市化进程推动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但与经济赶超时期投入导向的城市化不同，与“结构协调的增长”相适应的是效率导向的城市化。效率导向的高效城市化倡导从扁平化城市结构向相对集中式城市结构发展，以同时实现空间效率提升、政府主导增长模式改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

范剑勇、李方文（2011）证实了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足的特征。目前我国的“大地理范围集聚明显、小地理范围集聚不足”现象导致了两对突出矛盾：中小城市过多不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和区域经济协调；中小城市过多导致资源浪费。土地稀缺和规模经济决定了中国城市体系须选择相对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相对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在非农用地、单位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优势，与该判断密切相关的证据是Au & Henderson（2006），而且是解决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间效率不高等经济隐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将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在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追求公共福利成为政府的主导目标，为城市化提供土地的农民将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和报酬递增收益，这有利于实现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另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从内部规模经济上看，由扁平化城市体系向集中式城市体系转变，需要进一步促进大城市能级的提高，发展特大城市。从外部规模经济上看，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个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从整个规模经济上看，在城市群和特大型城市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新一轮的制度改革红利。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

[2]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2008：《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

[3] 陈良文、杨开忠、吴蛟，2007：《中国城市体系演化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4] 陈甬军、景晋秋、陈爱民，2009：《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

[5] 陈勇、李小平，2007：《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与工业经济转型》，《管理世界》第6期。

[6] 迟福林，2010：《第二次转型：处于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出版社。

[7] 迟福林，2011：《民富优先：二次转型与改革走向》，中国经济出版社。

[8] 范剑勇，2004：《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9] 范剑勇，2008：《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0]范剑勇、高人元、张雁，2010：《空间效率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选择》，《世界经济》第2期。

[11]范剑勇、邵挺，2011：《房价水平、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城市体系》，《经济研究》第2期。

[12]范剑勇、李方文，2011：《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载于《中国区域集聚发展：回顾与展望》，陆铭等主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3]方福前，2007：《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问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

[14]，1984：《小城镇再探索》，《新华日报》，5月2日第四版。

[15]傅晓霞、吴利学，2009：《中国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及其决定因素》，《世界经济》第5期。

[16]辜胜阻、李永周，2000：《实施千座小城镇工程，启动农村市场需求》，《武汉干部管理学院学报》第1期。

[17]葛扬，2010：《技术内生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视野》第4期。

[1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中国发展出版社。

[19]郭庆旺、贾俊雪，2005：《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第6期。

[20]黄玖立、黄俊立，2008：《市场规模与中国省区的产业增长》，《经济学（季刊）》第4期。

[21]科尔奈，2003：《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22]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3]匡远凤、彭代彦，2012：《中国环境生产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

[24]郎丽华、周明生，2012：《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研究》第8期。

[25]梁琦，2009：《分工、集聚与增长》，商务印书馆。

[26]李善同、候永志等，2008：《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市场一体化》，经济科学出版社。

[27]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28]刘瑞翔、安同良，2012：《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变化趋势与因素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29]罗长远，2008：《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世界经济》2008年第11期。

[30]路江涌、陶志刚，2006：《中国制造业区域聚集及国际比较》，《经济研究》第3期。

[31]栾大鹏、欧阳日辉，2012：《生产要素内部投入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6期。

[32]麦迪森，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33]钱淑萍，2008：《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财税对策思考》，《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4期。

[34]钱纳里、鲁滨逊、赛尔奎因，1986：《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35]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藤原正宽，1998：《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

[36]申广斯，2009：《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统计与决策》第22期。

[37]沈坤荣、付文林，2006：《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经济研究》第6期。

[38]孙晓华、郭玉娇，2013：《产业集聚提高了城市生产率吗？――城市规模视角下的门限回归分析》，《财经研究》第2期。

[39]涂正革、肖耿，2005：《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经济研究》第3期。

[40]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41]王小鲁、夏小林，1999：《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9期。

[42]王小鲁，2000：《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经济研究》第7期。

[43]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研究》第1期。

第4篇：宏观经济研究范文

摘 要 资源税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提高资源税的税率，扩大征税范围，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影响。我国资源税改革已基本明确方向，即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建立资源税收入随资源收益变动的调节机制，并适当提高税率水平。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源税现存问题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分析了资源税改革后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资源税 宏观经济 影响

一、我国资源税现存主要问题 (一)资源税收法律层次低 税收制度的确立是以法律形式来体现，即通过税法规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目前我国缺少一部真正意义的资源税税法，以暂行条例为依据，法律层次和水平低，弱化了资源税的法律执行效力。另外，资源税名义上为共享税，实际上除了海洋石油企业的资源税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征收管理且收入完全归中央之外，其他资源税均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完全归地方政府支配。这种分税制的管理模式随着资源的日益耗竭，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现在的资源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二)资源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 第一，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

由此可见，从量计征的资源税课税方式资源禀赋差异考虑不充分，调节深度不足。一方面，从量计征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各类自然资源的丰度、地理位置、开发技术难度的不同。

第二，资源税征税范围狭窄。目前的资源税税制只对矿产资源和盐征收资源税，而对于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没有征税，难以遏制对其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并使利用资源和平的下游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刺激了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 第三，资源税的税率过低。我国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只反映劣质资源和优质资源之间的单位级差收入，资源税的单位税额偏低，并且资源税税率没有与资源的利用挂钩，导致资源税在保护国家资源、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资源税征管方面存在缺陷 一方面，资源税征管办法不明晰、不规范导致资源税税源呈现复杂化，多元化，同时，由于税费并存，费挤占税的现象严重，征管部门的增多，加大了企业协调的难度和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征管力量和手段落后。

税务部门缺乏对资源税的专项税源管理和监控的机构，税源信息监控体系的缺失，导致资源税调控能力严重不足。

二、资源税改革对宏观层面的影响 (一)资源税改革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 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地方政府增收，从价计征的资源税改革对财政收入有着明显的影响。资源税将与资源价格直接关联，有利于通过税收调节品利润，提高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税收成本，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当前分税制管理模式下，除了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外，其他所有资源税收入都由地方政府负责征管和支配，资源税改革后，税率的提高和征税范围的扩大会显著提高资源地地方政府的资源税收入，使资源税占整个地方税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资源税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可以在资源开发环节获得大量收入，增强本地区的自有财力。对于当地公共物品的提供、减轻环境污染、治理受到破坏的资源环境，补贴需要扶持的行业乃至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短期内资源税仍是个小税种，收入预期不可高估，其作用将十分有限。同时，我们也不应以资源税制改革在短期内产生的较大财政收入为目标，而应以在长期内产生的节能和环保方面的影响为侧重点，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资源税改革应服务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战略。 (二)资源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资源税制改革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纠正，具有税收负担再分配效果。一方面，政府通过征收资源税收把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促进种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税制改革后，得到的收入不仅能弥补资源的使用，也能弥补资源占用而使他人丧失使用机会后造成的损失。并且，由于贫富阶层消耗资源的不同，通过资源税制改革可以使税收负担在贫富之间发生转移，这样有利于发挥税收调节个从收入分配的功能。另外，通过资源税制改革将税款用于补贴合理有效利用的资源的企业和治理污染与保护环境，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资源税改革对产业投资的影响 通过调节税率，改变计征方式，可以有效遏制掠夺性的资源开发，改变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消耗的状况。资源税制改革对产业投资的影响一般会降低相关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因而会减少投资。当对的使用征收资源税时，资源的价格就会提高，使用资源的企业必须使用高技术含量的设备，减少资源的使用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当资源的需求量减少时，就会促使生产企业彩先进设备提高开采率。从这一角度讲，资源税改革将会提高企业成本，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资源税改革会从税收政策导向上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抵制和淘汰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将会产生明显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效应。

参考文献：

[1]刘生旺.资源税改革的有效性分析[J].

经济问题,2009(1).

[2]金碚.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05(4).

[3]谢美娥,谷树忠.我国资源税的功能缺陷研究及改革建议[J].宏观经济研究,2007(3).

第5篇：宏观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　房地产　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政策　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条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在最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加明显，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使主要的能量来源。而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逐渐落实，房地产业的发展会更加趋于理性，会在暂时的低调发展之后，迎来更为健康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契机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产业具有较大的价值基础、消费者的需求逐渐的以刚性形式出现，加之其附加值较高，特别是在十之后，我国的城市化、城镇化的步伐会明显加快，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机会。房地产业因其产品的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和众多相关行业的关联性，长期以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这一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特殊的产业周期。房地产经济周期是波动性的，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与特征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

房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的发展周期，传统的产业周期一般要经过初创期、上升期（发展期）、稳定期和衰退期（蜕变期）　。但是，与传统的产业周期相比，房地产业的经济周期更倾向与经济发展周期。因此，对房地产业来说，其经济周期往往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萧条或低谷阶段。在这一阶段，初始时期房地产的价格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部分楼盘的楼价开始急剧下跌，甚至会下降到物业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场交易量也会随之明显减少，市场观望情绪严重；而当萧条阶段发展到中期，房地产的价格会出现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继续萎缩，随之而来的是与房地产有关的纠纷开始大量出现；可是当萧条阶段发展到后期，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而这更增加了市场的负面情绪，房地产的泡沫被继续挤压。而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和房地产的正常需求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产行业开始走向平稳，向经济复苏和上升阶段迫近。

2、复苏与上升阶段。在该阶段，房地产在初始时期的供给超过需求，房价和租金的水平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楼价已经完成了下跌的过程，并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回升的迹象已经出现；而在复苏的中期，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购买者逐渐增多，开始带动了期楼的销量。但是由于此时建筑成本与楼价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显。但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迹象已经十分明显；而当复苏阶段发展到后期，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加速出台，为房地产业走向新一轮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繁荣阶段。房地产业不会长期的在低水平徘徊，当其发展到繁荣阶段时，宏观经济的扩张步伐进一步加快，消费者对房地产的需求进一步上升，市场的交易量明显增加，新建楼房的空置率逐渐下降　；此时，更多的房地产商和中介机构开始大量介入，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同时增加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逐渐的出台一系列的限制炒楼的政策措施，楼价继续高涨的后劲开始略显不足，泡沫达到了最大，新增房地产投资数量明显下降，房地产业的衰退或者萧条就在眼前。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并且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国民经济的需求旺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房地产的发展就会较为旺盛，一般处于上升期或者繁荣期，否则，将会出现衰退的迹象。因此，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产价格从长期看是处于一个增长趋势之中的；（2）在增长型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在长期趋势上呈现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轮的循环峰顶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则正好相反；（3）在房地产的景气阶段，房地产开发商和贷款银行的过度乐观通常会使房地产供给的速度超过需求速度，在不景气的阶段则正好相反。

二、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分析

（一）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消费品价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变动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而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都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都是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这是因为，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　。此外，还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随机因素。

三、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一）改善房地产产品的供应结构。

针对目前的住房供应体系结构仍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极不平衡的情况，要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严格控制别墅供给，适当降低偏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建设比例，提倡建设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发挥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主导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规模，切实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合理引导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

（二）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价格。

价格是房地产经济领域中尤为突出的一个因素，而且它对行业内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的影响，运用价格规制对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作为宏观调控部门，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经济行为做出评估，以判断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借助政府的价格评估与指导，有助于使房地产商品价格回归理性，维护行业和市场秩序。

（三）规范土地政策。

在对待房地产发展的问题上，需要通过对土地市场监测分析，总结一定时期我国土地市场运行的总体情况和态势。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建立土地市场快速反应机制提供科学依据。而且还要规范土地市场，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和坚决打击，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机而导致的地价上涨进而引发房价快速上扬、房地产投机增加的局面。

四、结束语

房地产业的发展要符合市场需求，要与相关行业进行有效的关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现阶段，由于房地产需求稳中有升，房地产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空间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强劲的国外竞争对手，新增的市场需求及原有的市场份额有被国外同行抢占的可能，对国内同行来说，竞争压力增加，而作为弱势企业的弱势项目来说，对手的强大和增多，将使其更显弱势。因此，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和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建井一处）

注释：

闫新红，艾燕.　论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现代商业，2009（1）：249-251.

王正才.　我国宏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11）：27-28.

刘昕玮.　新经济形势下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理性思考.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109-110.

宋志勇.　房地产经济周期与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审视.　特区经济，2009（7）：287-289.

第6篇：宏观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当前宏观经济；经济周期；房地产

我国房地产从2000年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到2005年、2006年通过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过快，随后2007年价格再次较快上涨，再到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的2008年价格开始明显下降，都显示出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日益紧密。

一、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一般理解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房地产业因其产品的基础性、创造社会财富的巨额性以及与众多行业的关联性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是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整个宏观经济有着重大的贡献。同时我们发现，房地产经济的增长同宏观经济一样，并不是平稳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受到资源约束或消费约束而出现收缩，因资源供给充裕或消费需求拉动而进入扩张阶段。作为一种产业周期，房地产周期波动必定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为了考察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笔者选择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变动来分别作为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和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数量刻画。

二、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增长过程不是平稳的而是波动性的，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周期：1981～1983年的第一轮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轮周期；1991～1996年的第三轮周期；1997年开始至今的第四轮周期。

比较这四轮周期可以发现中国房地产周期的表现形式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周期的长度在增加，波动幅度在减小，衰退与扩张的时间比在减少。可以判断，未来中国房地产周期除了延续这一趋势外，还将表现为周期每一阶段的变动将呈波浪式，且变化越来越无规律性。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住房制度体制改革推动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不少经济和社会问题，出于对房地产发展过热的担心，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是其发展周期波动规律的表现。研究导致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原因及政府应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三、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因素

分为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内生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外生因素则是波动的初始原因或初始推动力。

（1）内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供求和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需求与供给。价格、收入、政策以及预期的变动都会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继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房地产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的变化。

只有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同时平衡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才能持续快速发展；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就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房地产投资。进行房地产投资决策时，房地产投资利润率是需要被考虑的重要指标。利润率通过引导房地产的投资走向扩张或收缩，对房地产周期的波动产生重要影响。房地产投资波动常被看作是房地产周期的引擎。

（2）外生因素包括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指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敏感程度较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越快；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此外，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变化、体制变迁等都会对房地产业的发展造成冲击，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

（3）随机因素，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社会突发因素，以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如科学技术的根本变革等。

这些因素对房地产波动有突然、直接、猛烈的影响，这些影响一般是短期的，但有时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四、对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建议

目前关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未到波峰或者没有过热、已到波峰或者已经过热。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房地产业发展长周期还包含一些短周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周期性波动是很自然的经济现象，这些周期性波动都在可控的范围。

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波动。

（1）在加强周期性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判断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可以通过房地产投资量的增减、产业增长率的高低、房价的涨跌和市场交易的旺盛等主要指标来分析和衡量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为此，应加强房地产周期的研究，积累经验，建立房地产周期运行的监控指标体系，为正确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提供科学的依据。判断正确与否，是实施反周期策略的前提。

（2）采取反周期策略，预先采取措施，避免大起大落引起的强烈震荡。当前，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未来几年，扩大内需仍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活跃，扩大内需就会缺少活力，经济发展也将缺少动力。因此，宏观调控政策首先要立足于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力求与之相适应，防止房地产业过热或过冷；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房地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作用，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延缓周期波动，缩小波幅，实现可持续发展。

（3）要处理好我国各地房地产业发展周期的差异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统一性的矛盾。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东、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不一，且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就决定了房地产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也有各地的发展周期。因此，房地产宏观调控既要避免“一刀切”，又要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更应是指导性政策，由各个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实行，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调控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参考文献

[1]曲波.房地产经济波动理论与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3.

[2]谭刚.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第7篇：宏观经济研究范文

[摘 要]按照流转税与价格的关系可以将税收划分为价内税和价外税。不同的计税方法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只有明确了价内税与价外税的联系与区别，才能在宏观调控中使用好税收这个工具，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宏观经济 价内税 价外税

一、价内税与价外税的联系

1.价内税与价外税是互为前提的一对概念。价内税是税金作为计税依据的一部分的计税方法。在以销售额作为计税依据从价定率征税的情况下，价内税的计税依据是含税价格，它在金额上等于成本+利润+税金，这反映了厂商产品价格的组成。在成本和利润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针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调整税率来发挥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我国现行流转税中，消费税和营业税都属于价内税。价外税是与价内税相对而言的，凡是所缴税金不包含在计税价格中的则称为价外税。在价外税条件下，购货方支付的全部款项由价款和税款两部分组成。其中，税款=不含税价格*税率，该公式看起来直观，计算也简单，计税依据中不含税款，不会产生重复征税问题。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价外税用税额的变动来影响消费，间接地配合价格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征税倾向于采用价外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就是价外税。

2.价内税与价外税所体现的经济属性相同。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解释提到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体现着买卖双方的交换关系，只有通过商品交换，价格表现价值的功能才得以实现。价内税的税金是价格的组成部分，无疑也是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有人将价外税的税金看成是独立于商品价值或价格之外的一个增量，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首先，就个别产品而言，当其价格与价值一致的情况下，作为价外税的税金从其税收本质上来看，也是归国家支配的剩余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的是价值的一部分；另外，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商品价格会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这反映了该商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正是价值的这种波动对整个市场经济起着调节作用，但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格与其总价值总是一致的。可见，无论是个别商品价格高于还是低于价值，价外税都不会是独立于价值之外的一个“分子”。税收作为剩余价值总是社会产品价值的一部分，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体现的经济属性是相同的。

3.价内税与价外税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无明显区别。流转税属于间接税，它对物价的变动是富有弹性的，对资本回收则缺乏弹性。征收流转税最关注的是物价问题，而不是投资收益问题。有人认为价内税含于价格之中，会促使纳税人提高价格以转嫁税负；价外税附于价格之外，不会产生转嫁税负效应。稍加分析会发现该说法具有片面性。政府对商品征税不论采用价内税还是价外税计征方法，都会既提高买方支付的买价同时又降低卖方实际得到的售价。二者分别上升和下降的幅度之和，即为政府的征税款额度。如图1所示，未征税前，市场均衡点为E点，均衡价格为P0，征税后，卖方得到的价格为P2，买方支付的价格为P1，P1P2即为税收楔子。现实生活中，卖方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经常采取降价促销策略，因此通常是买卖双方共同负担某一种税，税收负担的分摊比例则取决于征税商品供需弹性的大小，如果一种商品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如图a），则对该商品征收税额的较大比例将由买方承担，反之则有较大比例由卖方负担（如图b）。政府对商品的征税，在征税额度不变的情况下，仅仅就采用价内税还是价外税两种计税方法而言，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没有太大区别。

a供给富有弹性，需求缺乏弹性 b供给缺乏弹性，需求富有弹性

图1 税收负担的分摊

二、价内税与价外税的区别

1.价内税与价外税是不同经济体制的产物。从流转税改革的进程上看，价内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价外税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尽管在理论上金额应由其价值决定，但在实践上，国家为了保障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会认为调整价格使其偏离价值，这种偏离必然导致厂商获得的利润高低不均，这种不均等的利润会影响厂商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客观上要求国家必须把价格高于价值给厂商带来的超额利润以税收的形式抽走，这就使税收与利润互相制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实质是价格对资源配置产生的作用，从市场运行的规律来看，当价格高于价值时，厂商所获的超额利润会吸引更多投资者把资本转移到该部门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商品供给量增加，价格会趋于下降，直到价格低于价值，又会促使部分厂商把资本转移出去。从长期来看，整个社会的厂商获得的利润是趋于平均化的，这样就无需运用税收这个工具对产品的生产进行调节，在计税方法的选择上就应采取价外税。

2价内税与价外税计算税额的公式不同。根据税收征管方法，价内税的计税依据是已经包含该税金的价格，该价格也称含税价格。以我国现行消费税为例，假设一种应税消费品的成本为70元，利润为20元，如果消费税税率为10%，则该商品包含消费税的计税价格为（70+20）/（1-10%）=100元，应交消费税为100*10%=10元，因为消费税是价内税，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计税价格由成本70元、利润20元、税金10元三部分组成。我们再来看一下价外税的计算，我国目前的流转税中，增值税采用价外税模式。以增值税为例，若某种商品的成本为70元，利润为20元，假设增值税的税率为10%（为了方便比较），则销售该商品的销项税额为90*10%=9元。在价外税条件下，由于计算税额的税基不含税金，因此，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为含税价时，在计算税额时需要把它换算成不含税价格，即不含税价=含税价/（l+税率），否则就会扩大税基，加重购买者的税收负担，导致产品价格总水平上涨。

通过上例比较，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价内税的计税依据要高于价外税。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对于同一个业务，如果既交消费税，又交增值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都是含消费税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3.价内税与价外税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无论是价内税还是价外税，实际纳税时，会计核算都是借记“应交税费”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但是由于计算申报和实际缴纳都存在时间差，期末应交未交的税金是一项流动负债，该过程的核算二者是不同的。价内税计征模式下，企业取得的收入在金额上=销售数量*单位价格（该价格是含税价格），取得收入时的会计核算为，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等科目，对于计算提取的税金则应按照配比原则在成本费用中核算，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税”等科目；价外税计征模式下，由于价格中不包含税金，收入中也不含税，企业销售商品时收到的价外税应单独核算，会计核算为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和“应交税费——应交××税”科目。企业购进存货等支付的进项税额可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会计核算为借记“应交税费——应交××税”（进项税额）科目和“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企业当期应交纳的价外税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价内税与价外税会计核算的区别还在于它们在会计报表上的反映不同：价内税不但应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还应在利润表中反映，对企业的损益有直接影响；而价外税仅须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对企业的损益无直接影响。

4.价内税与价外税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同的心理感受。按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消费者被假定为理性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是物品的真实价格，与价税是否分开无关。而消费心理学认为，价内税和价外税形式上的差异会给消费者带来对税收负担的不同感受。我国消费者的传统习惯认为价格和税收是合并在一起的，消费者购物时尽管支付的价格中包含了税收，但是大多数消费者对税额多少并不清楚。实行价税分离，消费者购物时则分别支付价格和税款，这将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可能导致边际的消费者不购买。价款和税款的分离，使得消费者误认为自己承受了价款之外的额外负担，不利于商品的销售。现在的网上零售业务中，如果你要求店家给你开具发票，店主则会让你另付一定比例的税款，这也说明卖方为了促销而可能并不打算纳税。随着社会的进步，当消费者意识到自己也是流转税的纳税人时，应该偏好价税分开表示。原因是价税分列可以使消费者明确自己纳税的详细信息。推行价税分离的作法，有利于纳税人明确自己为公共物品和劳务的供给负担的税收成本，有利于将政府支出与公民税负的关系清晰地揭示出来。

三、价内税转化为价外税是必然趋势

当前增值税价外计征，而消费税和营业税价内计征，计税方法的不统一增加了纳税人计算税额的难度，不符合税制简化高效的原则。随着人们对流转税税负归宿了解的逐步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税款与价格分开，也就是将来我国的流转课税应倾向于采用价外税。

1.实行价外税不会减少财政收入。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以征直接税（如所得税）为主；发展中国家以征间接税（如流转课税）为主；与我国国情相适应，我国税收以流转课税（间接税）为主，流转税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为此，有人担心流转课税由价内变成价外税会影响我国财政收入。从价内税与价外税的比较中可知，由于成本和利润水平没变，含税价格变为不含税价格后，税基会有所减少，但此时可以相应地提高税率，以保证财政收入不会减少，并且税收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增长。

2. 实行价外税可增加税收的透明度。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各国在条件成熟时，都有必要将其税收模式改为价外税。价内计征，消费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国家课税的压力，只关心这种应税消费品的价格总水平，当然也感受不到国家对这种应税消费品在消费方向上的调节要求。而价外税的税金附加在价格之外，消费者除支付应税商品的价款外，还要支付应承担的税金，这样消费者必将自觉地索要发票，以明确地知道自己负担了多少税收，有利于其掌握国家的消费政策倾向，从而调节其消费结构，也有利于规范我国发票的管理和使用。

3.实行价外税可促进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目前国外流转税的征收大多采用价外税的计税方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为了便于各国间的经济贸易与交流合作，客观上要求我国税收制度应采用国际惯例，与国际税收方法接轨，可见由价内税转换为价外税是税收国际化的要求。

为此，我们应从现在做起，加强税收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纳税意识，为征税方法改革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邓中华，符桂珍.价内税与价外税的会计核算比较.财会研究，1994（14）

[2]刘怡，聂海峰.价内税和价外税的选择偏好研究.涉外税务，2005（4）

[3]周国良.价内税与价外税分析.财会研究，1995（2）

[4]尹正，王喜春.流转课税价内税与价外税之比较.税收纵横，1992（3）

第8篇：宏观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卷烟销售额；宏观经济；偏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自1982年1月中国烟草公司正式成立以来，烟草行业已快速发展了32年，在“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管理下，2013年行业为国家贡献税利已突破9500亿元。一直以来，卷烟销售受到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制约，行业发展相对稳定，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卷烟销售工作正面临新的拐点，尤其是进入“十二五”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卷烟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全国各省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销量下滑，卷烟销售疲态乍现。充分认识卷烟销售的深层机理与内在逻辑，甄别形势变化下各项经济、政策指标对卷烟销售产生的作用方向及影响程度，及时修正卷烟营销战略、战术部署，保持经济运行的健康平稳发展，日益成为卷烟销售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全国而言，浙江经济相对发达，2013年GDP总量排名全国第4，人均GDP排名全国第5，区域性块状经济涉及制造、加工、建筑、纺织等十几个领域，民营经济和商品交易市场活跃，消费水平整体较高。在此基础上，浙江的卷烟消费量和结构都位于全国卷烟市场前列，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未来4～5年中国卷烟市场的基本状况，但进入“十二五”时期，特别是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卷烟批发销售开始从快速到微增长，结构提升增幅变窄，从大幅提升到中小幅提升的变化十分明显。丽水属于浙江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卷烟销量、结构与全省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整体趋势与全省基本保持一致，通过丽水销售形势推测全省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卷烟销售影响因素

经过对社会宏观经济指标的梳理分析，同时借鉴过往研究中对于卷烟销售分析的主要选用指标，表1选取常住人口、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总值、工业用电量、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等作为自变量作为主要因素影响分析。

表2列出了卷烟总销售额、一类烟销售额、二类烟销售额、三类烟销售额、四类烟销售额、五类烟销售额、销售毛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2004-2012年，卷烟总销售额的均值为217334.8万元，销售毛利的均值为53775.71万元，销售毛利率为25.74%；一类烟销售额均值113599.02万元，二类烟销售额均值21578.71万元，三类烟销售额均值41952.2万元，四类烟销售额均值32611.99万元，五类烟销售额均值7656.14万元，从结构来看，五烟烟对销售额贡献最小。

二、宏观经济数据对卷烟销售的作用机制

1.人口变化对卷烟销售的影响

人口变化是影响卷烟销售的关键因素，通常来说，人口数量的增长会相应引起消费品数量的增加，从丽水市人口总量与卷烟销额的比较中发现，丽水卷烟销量与常住人口数量成正比走势，从2004年到2013年间，丽水总人口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人口总量由2004年的250.66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63.9万人；卷烟销售在2004年与2007年间处于快速上升状态，2007年后增幅趋于平缓，2013年后略有下降。本文选择丽水地区总人口数作为人口因素的分析指标，以此作为研究人口因素对卷烟消费需求的影响。

2.经济发展水平对卷烟销售的影响

卷烟销量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居民收入情况、城乡结构、消费习惯等方面因素休戚相关，从近两年浙江省丽水市各地市的GDP基数与卷烟销售数据对应情况来看，卷烟销售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基本对应。本文选择丽水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3.价格指数对卷烟销售的影响

零售物价的调整变动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的生活支出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居民购买力和市场供需平衡，影响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因此，计算零售价格指数，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上述经济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它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随时间而变动的相对数，是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

4.产业发展对卷烟销售的影响

为了实现卷烟的均衡增长、平衡销售，每年对于省内外卷烟的销售比重都有严格的控制，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本地烟销售占有较大优势，因此，卷烟销售是否顺利更多地取决于省外烟销售能否达到预期。省外卷烟的消费群体一般以产销地流入人口为主，而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建筑业发展对外来人口流动规模与趋势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选择工业生产总值、工业用电量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三个指标衡量产业发展对卷烟销售的影响。其中，工业总产值是指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已出售或可供出售的工业产品总量，反映一定时间内工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水平的重要指标。工业总产值包括成品价值、工业性作业价值和自制半成品、在产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房屋建设及土地开发所完成的工作量及有关费用的总称。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是完成的实物量指标，一般以形成工程实体为准。

5.居民生活水平对卷烟销售的影响

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影响其消费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被认为是消费开支的决定性因素，其增幅加快，往往导致消费市场表现活跃，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增加，对于卷烟销量增加以及销售结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选择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对卷烟销售的影响。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反映居民家庭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及调查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农民纯收入是指是指农村居民家庭全年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这两个指标是反映城镇居民和农民家庭实际收入水平的主要指标。

三、宏观经济与卷烟销售影响关系模型构建与应用

以卷烟销量、销售额作为因变量，人口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总值、工业用电量、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等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

1.各项因素的相关关系分析

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是指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由于存在精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而使模型估计失真或难以估计准确。为了直观了解各选取指标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运用SPSS软件对所选取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

从附表中可知，总人口、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工业用电量、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等6个因素与卷烟销额高度相关，社会商品零售额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与卷烟销售额没有显著性关系。人口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电量、工业生产总值、房地产投资额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除了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不相关外，与其他变量高度相关；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两者高度相关，且均与其他变量不相关；初步分析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1）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方法有多种，典型的有方差膨胀因子、容忍度、条件数等。方差膨胀因子的计算公式为：

当存在多个自变量时，还可以用多个自变量所对应的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数来度量多重共线性，即

当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数远大于1时就不求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容忍度是方差膨胀因子的倒数，容忍度越小，表明多重共线程度越弱。

以卷烟销售额为因变量，农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号零售价格指数、人口数、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为解释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表4、表5。

由表3可知，F统计量为300.364，P值为0.003，无论采用0.05的显著性水平还是0.01的显著性水平，回归方程在整体上都是显著的，说明至少有一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由表4可知，每个解释变量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每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均是不显著的，这和F检验是相互矛盾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多重共线性造成的。由于容忍度是VIF的倒数，所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容忍度最大，数值为0.041。

（2）多重共线性的校正方法

这两种方法在校正多重共线性时都广泛运用，但是当删掉的共线变量太多时，逐步回归法往往难以令人满意。本文首先采用逐步回归法，然后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对比。

表5的条件数不仅可以验证VIF的结果，也可以找出共线的原因。条件数基本都在100以上，表明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于人口总量变化幅度不大，人口总量出现了和常数项共线的现象，另外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度共线，生产总值与工业用电量高度共线。

2.卷烟销售量影响因素的模型分析

（1）逐步回归法

表8、表9、表10为逐步回归法的分析结果。从表8可知，F统计量655.458，P值为0，表明回归方程整体上高度显著；从表9可知，回归方程只有一个解释变量：人口总量，其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为25.6，P值为0，表明丽水每增加1万人，卷烟销售额增加25.6万元；表10列出了因为多重共线性被删除的6个变量：生产总值、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用电量、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

逐步回归法虽然可以使模型中仅包括显著的变量，但大量变量被删除起不到分析的目的。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2）偏最小二乘估计

偏最小二乘法是一种新型的多元数据分析方法，它于1983年由伍德和阿巴诺等人首次提出，被称为第二代回归分析方法。它利用对系统中的数据信息进行分解和筛选的形式，提取对因变量解释最强的综合变量，辨识系统中的信息与噪音，从而更好的克服多重共线性在系统建模中的不良作用。

从方差分析结果来看，F统计量为300.36，P值为0.003，回归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

四、结论

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人口总量对卷烟销售额的影响为正，生产总值对卷烟销售量的影响为正，生产总值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卷烟的销售额越高；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越高，卷烟销售额越高，原因在于卷烟和其它商品之间存在一定替代效应，其他商品价格越高，卷烟价格增幅相对不明显，卷烟消费的结构也会有所提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越高，卷烟销售额越低，原因在于居民消费价格上升时，居民手中货币购买力下降，生活成本上升，有可能会降低对卷烟的需求；工业用电量对卷烟销售额的影响为负，近年来，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了“四换三名”（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和电商换市，以及名企、名品和名家）工程，鼓励企业采用自动化、智能化的装备替代手工的、半机械化的、纯机械化的装备，随着“两化”的深入推进，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途径的第二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刚需”减少，由此造成卷烟销售尤其是省外烟销售的锐减；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时，会增加卷烟销量或者销售结构，卷烟销售额增加。

参考文献：

[1]李定晓. 浙江卷烟销售变化趋势分析研究[J].中国烟草，2013（16）

[2]陈勇.烟草产业规制――基于需求面的分析框架[J].财经问题研究，2006（12）

[3]Schelling，T. C. Self-command in practice， in policy， and in a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74）：1

[4] Su-Chen Yang，Dr.Yao-Hsien Lee. Alternative Panel Estimates Of Elas-ticities For Cigarette Demand In The U.S[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March 2004：336-341 .

[5] Aysit Tansel. Cigarette， Health Scares And Education In Turkey[J]. Applied Economics，1993，（Vol.25）：521-529.

[6] Song Jun Kim， Barry L. Seldon. The Demand For Cigarettes In The Korea And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 Policy To Lower Cigarette Consumption[J]. Contemporary Economi-Policy， April 2004 （Vol.22. No2）：299-308.

[7] Abebayehu Tegene. Kalman Filter And The Demand For Cigarette[J]. Applied Economics，1993，（Vol.23）：1175-1182.

[8] Gregory D.Berg， William H. Kaempfer. Cigarette Demand And Tax Policy For Race Groups In South Africa[J]. Applied Economics， 2001（Vol.33）： 1167-1173.

[96]Xu X， Hu T， Keeler T. Optimal cigarette taxation： theory and estimation[R].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8.

[10] Zhu B， LiuM， Wang S， et al. Cigarette Smoking Among Junior High Students in Beijing， China， 1988[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988，21：854-861.

[11] Li X， Fang X， Stanton B. Cigarette Smoking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ocial Activities and Problem Behaviors[J]. Substance Use &Misuse， 1996， 31：545-563.

[12]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996年全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13]毛正中，胡德伟，杨功焕.对中国居民卷烟需求的新估计[J].中国卫生经济，2005（5）.

[14]白远良、吴应禄、程晓苏.我国卷烟需求分析（上）―需求现状与模型构建[J].中国烟草学报，2007，3（13）：6-10.

[15]王伟民，汪坛，张国安.基于灰色马尔科夫模型的全国卷烟需求预测研究[J]中国烟草学报，2009，6（15）：66-69.

[16]李卫，陈华文，周冀衡等.我国卷烟消费结构及主要经济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漳州市为例[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4）：46一49.

[17]汤国柱.影响中国卷烟需求的因素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0（1）：213-215.

[18]张红梅，王资燕.贵州省卷烟消费影响因素及结构特征研究[J].特区经济，2008（6）：198-199.

[19]陈国恒.S市烟草公司基于信息系统的卷烟需求预测研究[D].复旦大学，2008.

[20]关牧玫.抚顺市烟草分公司卷烟销量预测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09.

[22]张海涛.烟草行业卷烟需求预测模型构建及应用系统研究―以某地州级公司为例[D]，山东大学，2010.

[23]董晓民，杜秀亭，朱晓宁.影响内蒙古卷烟需求的主要因素[J].烟草科技，2009（12）：65-74.

[24]姬长虹，丁锡海.基于改进Bass模型的短生命周期产品的需求预测[J].科学技术与工程，2010，10（10）：2577-2580.

[25]何松，陈宏.抑制需求预测因素对长鞭效应弱化作用的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2，10（10）：71-72.

第9篇：宏观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现金指标 GDP CPI 量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169-04

一、引言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该目标也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中央银行仅仅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从而间接影响宏观经济目标。因此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施行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现金指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之一，具有可测行、可控性、相关性和抗干扰性，与国家的GDP、CPI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准确地把握三者之间的联系能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逐年增长，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及时高效地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变得非常必要，因此研究我国现金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在理论上以及实证分析上都存在很大的争论，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和经验数据的提取所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尽管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都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部分指标有一定的影响。

二、变量的选取和样本的采集方式

（一）现金指标

一般大多数国家都根据货币的流动性，把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M2、M3等。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

M0=流通中的现金;

狭义货币（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

广义货币（M2）=M1+企业单位定期存款+自筹基本建设存款+个人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其中，M2减M1是准货币，M3是根据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设置的。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本文选取流通中的现金M0作为货币供应的度量指标。不采用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是因为M1和M2反映居民和企业资金松紧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而当前居民储蓄存款非常庞大，与消费、物价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但从中央银行的可控性上讲，没有M0更具有研究性。M0由中央银行直接创造并注入流通，其可控性最强，而商业银行的货币性负债主要是靠中央银行的货币性负债支撑的，因此，只有中央银行控制住了M0，就等于间接控制住了M1、M2、M3。本文采用M0的季度增长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二）GDP

GDP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类似的研究大都是以年为时间单位采集样本，样本的规模受限导致统计结论不够准确。宏观经济指标受货币供应量M0的影响可能会比较敏感，因此采集相关指标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GDP样本选取2000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实际统计数值，考虑到时间跨度较长，而统计标准及统计口径又变化较大，本文没有针对以上指标的实际数值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他们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本文将选取2000―2012年按季统计的数据共52个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CPI

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CPI选取2000―2012年的季度统计数据进行研究。

三、数据分析与处理

（一）GDP数据

（二）2000―2012年M0和CPI季度同比增长率（表1）

数据全部在一个频率上，即季度增长率，下面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四、M0与GDP、CPI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平稳性检验

根据2000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数据建立趋势图，如图2、图3和图4，M0季度趋势图没有明显的趋势和季度波动，在2001年出现峰值，之后一路趋于平缓;GDP季度趋势图在2007、2010年出现峰值，2009年第一季度出现最低值，趋势和季度波动很明显;CPI季度趋势图具有明显的趋势和季度波动，2007―2008年出现峰值。

首先对M0、GDP、CPI三者进行平稳性处理：（1）若原序列平稳，则直接分别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2）若原序列非平稳，则先进行差分后再进行回归分析，再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经计算表明M0增长率的ADF检验结果平稳，CPI和GDP两者增长率的ADF检验均不平稳，因此考查CPI和GDP增长率的一阶差分的平稳性，结果如下。

1.对M0做ADF检验。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12.65131小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M0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是平稳的，结论与图2趋势相对应。

2.对CPI的ADF检验。

从结果可以判断CPI有单位根。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2.046631大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CPI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是非平稳的，结论与图3对应。然后我对该数据作了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5.353178小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CPI增长率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3.对GDP做ADF检验。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2.740910大于1%和5%的临界值，因此GDP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是非平稳的，结论与图4趋势相对应。然后我对该数据作了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4.845704小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GDP增长率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综上所述序列M0、CPI、GDP增长率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序列CPI、GDP的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在检验水平分别为1%、5%、10%下均拒绝原假设，即可以认为序列CPI增长率、GDP增长率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这两个指标为一阶单整序列;M0的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就是平稳的，M0为单整序列。可以看出CP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具有同向关系，似乎与M0关系不一致。因为三个变量不是同阶平稳，所以不符合做协整检验的要求，下面对CPI增长率、GDP增长率进行一阶差分，做回归分析，进一步明确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线性回归分析

对CPI增长率、GDP增长率进行一阶差分，根据数据，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M0=β1+β2CPI+β3GDP

建立M0、GDP、CPI增长率之间的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下：

M0=0.119107+0.597087CPI-0.131490GDP

（0.003849） （0.311424） （0.561469）

T=（30.94775） （1.917280） （-0.234189）

R2=0.070192 F=1.849534

检验模型建立的准确性，可以做出拟合图，如下：

从图5显示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到达预期效果。从检验结果可以分析，M0增长率与CPI增长率具有直接的正向关系，但是M0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关系不明确，再做进一步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表得出如下结论：

1.M0增长率不是GDP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直接引起GDP的变化;

2.M0增长率也不是CPI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直接引起CPI的变化;但是，CPI增长率是M0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CPI的变化直接引起M0的变化;

3.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存在双向Granger关系，即相互影响。

五、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M0、GDP、CPI增长率的平稳性检验、线性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M0对于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是局限的。但是，M0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作为基层中央银行货币发行人员，对货币发行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把握M0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充分考虑时滞因素，不可一蹴而就。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M0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不同，即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在实践中存在时滞，而且有时时滞周期很难掌握。因此，我们应该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使用，充分利用好存款准备、再贴现、公开市场这三大法宝，重点对M2进行宏观调控，以此促进经济发展。

2.合理分配年度货币供应量，注重券别结构搭配。根据全国地域和经济发展特征，因地制宜地分配货币供应量，加大券别搭配力度，在增大辅币投放量的同时要注重主、辅币的市场比例，积极满足市场对各类券别的合理需求。

3.加强现金分析手段，强化分析成果的应用和转换。要充分认识当前现金分析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现金供应与运行工作的统计指标体系，中央银行发行的M0虽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局限的，但要积极查找真正影响M1、M2变化的经济指标，运用货币政策加大M2的调控和监管力度，将现金分析工作的成果运用到指导宏观经济上来，真正发挥制定货币政策“指示灯”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东卫，梁晓萍.货币供应量的宏观调控[J].决策探索，1995（6）

[2] 任碧云，杨雪梅.论中国货币供应量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基于股票市场途径的分析[J].现代财经，2012（1）

[3] 李晓玲.基于协整理论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关系研究[J].经济问题，2012（3）

[4] 丁军军，朱建平.我国货币供应量、GDP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发展变化关系[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6（8）

[5] 张丹.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分析[J].宏观经济，1994-2012

[6] 卢宇强.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指标关系研究[J].经济论丛，2012.第27卷（10）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甘肃兰州 73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