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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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古代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几乎完全融于哲学之中,其既有经验科学的特征又有哲学的思辨特点。正因如此,现代科学的古代知识才在哲学家的着作中流传至今。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在自然哲学的名义下生存。近代自然科学诞生时,人们已经从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再援引神力(天启)洞悟自然某种神秘的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理性能力(经验和思维)认识他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但仍被看作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仍从属于自然哲学。一方面,大的哲学家兼有科学家的身份,甚至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也是哲学家制订的。像哲学家笛卡尔和莱布尼兹,还是原创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康德也写过《宇宙发展史概论》,特别是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伽利略、牛顿和拉马克的论着都是标着自然哲学题目的自然科学着作,他们还都把自然科学隶属于哲学或自然哲学之中。同时,自然科学中所体现的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通过精确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机械图式都深受哲学精神的影响。另外,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也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组织。启蒙运动后,哲学与科学开始分离。近代自然科学以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为显着标志,逐步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如果说17世纪笛卡尔与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还有某些积极的、实际的内容,如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他们都曾有过发现,那么18世纪的形而上学连这种仅有的世俗内容也消失了。因为实证科学已脱离了形而上学,有了单独的活动范围。自哥白尼开始,经过伽里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努力,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的成熟标志着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同时,包括力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相继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在15~18世纪这一历史阶段,经过斯涅尔、巴塞林和惠更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光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过维萨利、塞尔维特和哈维等人的努力,生理学被确立为科学;经过波义耳、拉瓦锡等人的努力,化学逐步走向科学轨道。正如沃尔夫[15]所言:“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自然知识领域还是逐渐地分离了,尽管这种分离并非总是在这两种名义之下进行的,它把直接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开这些材料较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14]称:“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而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时,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文艺复兴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同时当代科学也就很快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是近代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哲学与科学研究对象和旨趣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主要原因。在研究对象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的一般性质,而其它科学则只研究“存在”的特殊方面和属性。同时,哲学与科学的旨趣的确并不相同。哲学作为思辨的知识,其首要目标是探索关于本原、实体和本质的原则,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她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结果却是必须反求诸己,或者必须以思想自身为对象,揭示其构造和原则;或者必须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鹄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而近代科学自从走出哲学母体之后,便开始直面由经验和事实所构成的自然现象,寻找可靠的手段,以获得有效的结果。近代科学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范式和公认的原则,它的基本概念已经足够清晰,从而排斥了其它类型的科学,明确定义了知识的涵义,划定了知识的范围,以至于在科学之外的“知识”都不成其为知识,不再具有“真”这一属性。科学的统一预示着哲学的分裂,预示着科学与哲学以及哲学内部的紧张关系。(2)科学与哲学活动中心的错位是哲学与科学分离的重要原因。据日本汤光浅朝统计,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发生了若干次转移。

    16世纪科学中心在意大利,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20世纪在德国。而世界哲学中心16-17世纪在英国和法国,18-19世纪在德国,20世纪在美国。科学中心与哲学中心的这种错位,某种程度上使哲学脱离了科学的基础,也使科学远离了哲学的直接影响。如19世纪的德国哲学因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所以它所得出的结论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上自然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特别是黑格尔曾企图运用思辨理性建立关于存在和认识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采取思辨方法研究自然,不但不能取得有意义的理论成果,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束缚实证科学的发展,而他们却企图使自然科学服从于这样的哲学。当然,这些哲学家所构造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可以囊括一切自然知识的自然哲学体系,被科学的进程所否定,他们的作为也产生了一种恶劣影响:从此使哲学成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普遍遭到科学家们的鄙视。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直截了当地把当时德国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原因,归咎于谢林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流行。(3)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的职业化发展是科学哲学分离的客观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源于诧异,学习哲学的条件是闲暇和自由。近代以前,哲学家并未把哲学作为他们谋生的手段,而只是工作之余为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近代之后,哲学家从事哲学已有了明确的功利目的,他们积极谋求经世济用的智慧,想借助哲学来解决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他们认为,个人思辨与建功立业、满足好奇心和对人类事业作贡献是一致的,把哲学当成一种职业,研究的东西越来越专业。同时,科学也由古典时期非专业科学家的业余爱好演变为近代以来职业科学家的一种谋生手段或一种事业,科学家有独立资产或可以依靠副业为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社会上出现了专职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科学研究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在特定的圈子内进行。科学家逐渐对没有工具价值的东西失去兴趣,现在科学专业的细分使每一科学家都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不同“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使得自然科学领域内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由于阅读书目和交流范围的不一致,导致互相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更不可能有哲学那种宏观的图景式思考。在哲学内部亦是如此,现代哲学也由于研究的细分,连哲学家之间都不可能再沟通,罗蒂曾批评哲学已成为专业圈子内的活动,谈不上对科学的影响。在知识学科化和知识分子专业化的要求下,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至18世纪,自然科学在知识领域内赢得支配性地位,同时表现出它对哲学的挤压和吞噬。自然科学更是不满足于以往哲学对其合法性的论证,于是实证主义应运而生,从孔德、穆勒到斯宾塞,从马赫主义到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终于建立了科学的标准意识形态,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响亮口号。

    至此,哲学与科学彻底分化,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现实原因。自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以来,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被人为地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类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被认为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类是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它不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在自然科学家眼里,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无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普遍有效的联系和规律。至于其它学科,除非能够满足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否则不在考虑之列,便在吞并之列。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加强,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便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

第2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科学素养；测评

中图分类号：G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4-0253-04

1 前言

科普事业的发展并非是自身独立进行的，它与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哲学文化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1]。科学史独特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它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可以发挥其它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科学素养五维度测评模型[2]，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维度科学素养的细化研究，能为科普行业乃至学科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指科普从业人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科学原理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意识的水平。由科学术语、科学意识、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副作用五维度构成[2]。这五个维度虽然没有包罗科学素养的方方面面，却是基于国内外对“科学”含义的大致共识而来[3]，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比较性和通约性。由此而设计测评指标和问卷，能对包括科普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职业人群开展测评和比较研究。

2.2 科技史

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知识。科技史的创始人、英国著名学者萨顿说过，科技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从而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4]。因而，不同的科学观往往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形成对科技发展历史的不同看法。按照不同科学观的视角，科技史又可分为科技通史、科技编年史、科技思想史、科技社会史、分科史、国别史等等。本文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进程的了解，包含对有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发展史的了解等；二是对有关科学事实的判断和有关科学原理的判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了解科技史是必要的，对于科普从业人员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科技史更是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3 研究方法

3.1 科技史维度权重值确定

按照“最小公约数”原则，由“科学”的共识性含义推导出科学素养的结构，分析提出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五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种改进型的AHP，即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并结合专家排序意见来确定各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科学术语0.20000、科学意识0.33333、科技社会功能0.26667、科技史0.13333、科技副作用0.06667。

结果表明，科技史作为科学素养基础维度之一，与科学术语具有相似的功能定位，两者的权重值也较为接近。为此，本文单就科技史维度作测评研究，以求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3.2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修订

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测评体系，是由多级指标构成的。科学素养作为整体概念构成了测评的顶层目标，维度的选择构成了一级指标，调查问卷的题目构成了二级指标。调查问卷的内容是整个问卷设计工作的关键环节，要根据国情适应性、国际比较性、科普行业特殊性等要求，设计具体的问卷题目内容。题目的来源和构思主要考虑3个方面，一是我国历次科学素养测评中使用过的调查题目，这样的题目便于理解及与其他测评的衔接；二是国外科学素养测评通常采用的国际通用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从某些角度与国际对照；三是基于本课题研究目标而新编的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根据测评需要反映目标要求。当然，对前两类题目的选取，也是要从中选出符合科普职业特点的相关题目，这是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3.3 样本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选择涉及多个单位，主要有：科技主管部门、中学、高校、科研院所、科学技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土资源博物馆、湿地类博物馆、专业科技博物馆、水族馆、天文馆、自然保护区、文化宫、活动中心、动物园、植物园、标本馆、图书馆、农业科普基地、其他类型科普基地、非科普行业等各类型科普单位。此次问卷共收集有效访问样本数630份，其中科普从业者524份，非科普从业者106份。

4 结果与讨论

4.1 测评的综合结果

调查形式采用了集中式问卷调查与限时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素养的分值，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我们在设计题目时基本上考虑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问卷题目的答对率去掉百分比的单位就是一个无量纲的分值，再用这个分值乘以相应维度的权重后经加权计算，就可得到科学素养的综合得分。

测评结果表明，在科W意识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和非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分别为69.90、67.45，在科技史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略高于对照人群，但是两者得分都不高。科普从业人员在科技史维度上没有显现出其专业优势，与其他职业让人群相当，这说明科普从业人员亟需加强科技史方面知识的学习。

表1表明，科技史维度的试题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在第1题采用了一道4选项的系列题目，这是考虑到各学科知识面而设计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维度13个问题的测评，答对率超过60%的只有3个，仅占到问题总数的23.08 %。因而从总体上看，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亟待加强。

4.2 科技史各指标的测评结果比较

4.2.1 请您判断以下几个说法是否正确

（1）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

表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高，分别达到93.70%和87.74%，说明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基本情况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略高于对照人群。

（2）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

表3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8.89%和70.75%，说明人们对近代科学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不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3）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表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只有66.60%和67.92%，说明人们对古希腊科学家名言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

表5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57.63%和59.43%，说明对近代科学一些重要发现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2 请问以下哪一位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表6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之父”是伽利略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有53.44%和54.72%，说明对近代科学兴起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3 请问您知道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有多少年

表7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年数是400多年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有26.53%和19.81%，说明对近代科学诞生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哥白尼革命的知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4 请问您知道电磁波是哪位科学家发现的吗

表8表明，两组人群认为“电磁波的发现者”是科学家麦克斯韦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3.93%和58.49%，说明对电磁波历史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5 请问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

表9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开普勒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为50.00%和53.77%，说明对经典天文学和力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6 请问您知道以下哪一位是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

表10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是孟德尔的正确答对比例较高，达到56.49%，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经典遗传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比较高，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54.72%。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7 请问您知道著名的四体液说是谁创立的医学观点吗

表11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著名的“四体液说”是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医学观点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低，分别只有45.61%和44.34%，说明对古希腊医学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8 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

表1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为 16.41%和17.92%，说明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大事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9 请问您知道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吗

表13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问世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的答对比例比较高，达49.81%，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45.28%。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电子显微镜技术比一般公众有更高的认知程度。

4.2.10 请问您知道是哪几位科学家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W或医学奖的吗

表1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克里克和沃森、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33.78%和40.57%，说明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5 结语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的科技史素养普遍较低，这可能会成为推进科普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在科技发展史方面，科普从业人员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古希腊医学的了解和把握、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以及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发现等的认知程度还有待大力提高。对科普从业人员来说，掌握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学习、认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都离不开对科技史的了解和把握，这也是实现科普创新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大力加强科技史教育，是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与对照人群相近，两者都偏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文理分科过早的教育现实相关。科技史是典型的文理交叉、融合、渗透的学科，而文理分科过早则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过于重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这就必将造成科技史认知的缺乏。因此，要改革大学课程、成人继续教育课程，首先是科技史教育是当务之急，普遍开设科技史课程，也是最佳的补救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徐祥运，张祖贵.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性[J].科技导报，1997（2）：29-30.

[2]王可炜.羊芳明.公众科学素养与职业差异性[J]广东科技，2011，20（24）：22-24.

第3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自然科学研究是人类最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活动，这一探索过程是科学工作者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种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奥秘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第二阶段是搜集有关该问题的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第三阶段是对搜集到的经验事实进行分析整理；第四阶段是在整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有关科学假说，对有关经验事实进行统一解释，即解决原先提出的问题；第五阶段是对科学假说或解释进行严格检验或验证。科学研究过程的这五个阶段密切联系、环环相扣，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自然科学的过程性系统。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坚持认为，科学研究起始于问题，因为有了问题才能引发研究。当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后，科学工作者为了解决问题，就要搜集尽可能多的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众所周知，为了获取解决有关问题的经验事实，通常是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实验方法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科学工作者运用人工方法“创造”自然现象。由于这些自然现象是科学工作者根据一定理论的指导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所以它可以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系统的、精确的、典型的、纯粹的、定向的、专业的经验事实，从而使他们获得科学研究所需的数量多、质量高的感性材料。事实上，今天科学研究所需的绝大部分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都是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科学工作者获得了大量有关经验事实后，就必须运用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分类、类比、比较等方法对之进行整理加工，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科学假说，对这些经验事实作统一解释和推演出有关结论（如定律、预言等）。那么，人们如何才能知道科学工作者提出的科学假说究竟是否正确呢？或者说，人们如何检验、判断科学假说的对错呢？不用说，只有通过经验对照加以检验或判断。如前所述，由于实验方法能够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系统的、精确的、典型的、纯粹的、定向的、专业的经验事实，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科学假说都要通过实验才能得到严格检验。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比如，生物界为什么总是遵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遗传规律，无一例外，这一遗传现象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遗传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首先发现并提出了这一人们司空见惯的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为了搜集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感性材料，孟德尔用豌豆做杂交遗传实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得到了系统、丰富的第一手科研材料。在此基础上孟德尔对所获得的这些感性材料进行了科学的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和归纳，最后，他得出了奠定生物遗传学的两大基本规律：孟德尔分离定律和孟德尔独立分配定律。这两大定律在后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进步。20世纪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最终搞清楚了生物的遗传基因在生物遗传中的决定性作用。很显然，科学研究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界活动的一种过程性系统，其五个组成部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二、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自然科学系统

“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3］1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学习的科学（及其技术）是西方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西方文化特色，就如同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一样。中国人有目的、有意识、大规模地学习、引进、移植西方科学仅仅是从开始的，仅仅是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考虑。既然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它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的各部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而且它必然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吻合，并且相互匹配、相互协调一致。从总体上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价值观决定人们研究的目的和研究什么；其二，思维方式或哲学思想决定人们如何研究或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其三，信仰信念决定人们研究的信心和如何看待其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同的科学形态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或本质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子系统，其内部的基本文化要素，如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信仰信念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首先，价值观决定了人们是否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或研究什么问题。以西方科学为例，其价值观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古希腊人一开始就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因而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认识自然界，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好奇心的目的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昧，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这就是说，古希腊人认为探索自然界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人类最值得做的事。第二是古希腊人认为只有认识了事物背后的原因才算认识了该事物，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只是感性知识，只是经验，而感性知识或经验是不可靠的。留基伯最先提出了“因果原则———没有什么事情无缘无故而发生，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指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因为“明白了原理和原因，其他一切由此可得明白”。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开始，直到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的诞生及发展，西方科学始终都把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作为研究的主要指向，因而随之也成了西方科学的本质和最主要特点。其次，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如何研究或通过什么方法、途径研究自然界。作为文化子系统的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因素主要表现在其形而上学基础和方法论两个主要方面。康德曾明确指出：“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个作为基础的纯粹部分唯一地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没有这些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将成为空中楼阁。方法论对西方科学的要求更为明显和重要。可想而知，进行科学研究如果不运用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分析方法、分类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比较方法等适当的方法，科学将寸步难行。从科学史看，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从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并得到迅猛发展，正是这些科学方法的功绩。不言而喻，科学方法论本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正如所认为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时方法论也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人或一种文化模式的思维方法。再次，信仰信念决定了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信心。西方科学的信仰信念前提主要基于两类：一类是宗教的，另一类是世俗的。基督教认为，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有序的、完美的、简单的、和谐的、有规律的。基督徒研究自然界本身就是对上帝的赞美和认识上帝的伟大。这就是说，“人们必须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更好地理解上帝本身”。实际上，西方绝大多数科学家集研究者和基督徒身份于一身，牛顿、哥白尼、孟德尔、爱因斯坦等都是如此。爱因斯坦甚至明确指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西方人在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的世俗方面的信心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因为“数”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所以整个宇宙也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这种简单性、有序性和规律性可以用“数学”精确地表达、反映出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整个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像哥白尼、开普勒、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几乎都是虔诚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总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部的几乎一切要素都与文化基因，即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信仰信念密切联系、相互吻合、相互协调，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使科学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

三、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和教育。这三个组成部分紧密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自然科学这一社会性系统，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密切联系，相互协调一致，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系统或社会领域，基础性研究是其核心或基础。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生产力功能，能够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主要是由于它能够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来指导人们进行技术发明、技术创造，从而使人们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实践，而且能够通过揭示自然界的奥秘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求知的本性，使思想科学化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科学的基础研究过程相当于科学家在进行着“创造”知识的活动，即“创造”出人类以前不知道或还“没有现实地存在”的知识，如牛顿“创造”出万有引力理论，麦克斯韦“创造”出电磁场理论等等。而技术实质上是“应用”知识。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技术则是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是社会实践。这就是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内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本质关系。不过，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要想得到应用或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就必须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否则，科学知识的应用也仍然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科学知识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呢？不言而喻，必须通过教育，没有教育，自然科学系统既不能正常运行，也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作为科学知识传承、应用的必要和唯一途径，必须包括在自然科学系统内。当然，把教育包含在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内并不仅仅是基于教育是科学知识传承和应用的必然要求的考虑。从现实情况看，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一部分的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科学知识的传承和如何把科学家创造的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变为推动经济发展或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杠杆，这就是国家普及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主要目的。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要培养出能够“创造”知识的科学家来。很显然，如果培养不出“创造”知识的科学家，自然科学系统“创造”不出新知识，那么知识的应用，即技术发明或技术创造就是一句空话，就是空中楼阁。所以说，教育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要功能有二：一是培养传承和应用科学知识的人；二是培养“创造”科学知识的人。这充分说明，自然科学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正是我们通常都把“科教”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和理解的重要原因。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社会一个重要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即关于自然界知识的“创造”活动）、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即技术或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和教育（培养创造、传承、应用科学知识的人）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四、启示

第4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科学；知识；学生

在高中阶段，学生会学到“近代科学之父牛顿”“20世纪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等内容，由于教师对光的两大基本理论、相对论、光电效应等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入，结果，只能照本宣科，草草了事，这样的课上起来课堂气氛非常沉闷。

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通过反复的磨炼与实践，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一、拓宽知识面，提高专业素养

平时抽点时间留意相关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书籍、影视、网络等资料，尽可能地扩大自然科学的知识面，这是得心应手地驾驭这类课堂的基础。俗话说：“教师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必须要有一桶水。”我觉得，这句话改一改或许更好：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必须要有若干桶五颜六色的水！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有扎实、丰富的本学科知识，还需要对其他学科的知识有所了解，尤其是与本学科有关联的其他学科知识，更是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因为一切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都可被称为历史，这就要求历史教师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自然科学知识当然也不

例外。

二、充分发掘学生资源，把学生调动起来，让他们成为课堂的主人

诚然，历史教师的知识面应该要宽广，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其他学科的知识，但是，毕竟“术业有专攻”，教师不可能面面俱到。而高中阶段的学生依然在学习物理，历史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这种优势，为教学服务。因此，可以考虑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把课堂交给学生，教师则扮演评委的角色，进行必要的

点评。

三、在不脱离教学目标的前提下，适当穿插一些相关的趣闻轶事，包括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效果会更好

例如，在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相关知识时，我先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双生子宇航难题：假定甲和乙是双胞胎兄弟，甲搭乘一艘飞船以高速驶向附近的一颗恒星去旅行，然后折返飞回地球，旅行持续了一年，而乙只待在家里。当甲返回到地球，双胞胎兄弟重逢之时，你觉得他们俩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顺势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课本上相对论的相关内容。问题一抛出，激起了学生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不用我监督，个个迫不及待地认真阅读相对论的相关内容，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在寓教于乐中完成了教学任务。

参考文献：

第5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主流心理学；科学主义；自然科学取向

分类号：B84-06

1　引　言

心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对立的流派。代表前者的构造主义、行为主义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接受“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量化方法五个原则”(高峰强，2001)，，以较大的影响力，在心理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主流心理学借鉴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理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以机械自然观为基本世界观，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方法论，吸收了经验主义、客观主义、操作主义、价值中立等自然科学原则，并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技术、设备和成果，建立了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来指导自身的研究。这种自然科学取向，尽管促进了主流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造成了“心理学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社会责任的迷失”(Bakan，1996)。

那么，为什么主流心理学选择走自然科学之路呢?近20年来，尽管不少学者对这一取向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它产生的原因，尚未做深入分析。作者从历史、社会、经济、时代精神、学科建制的背景下，考察了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的原因，其中包括：历史上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具备成熟的方法论和有利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促进、主流心理学研究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作者提出，随着心理学科的成熟、社会的发展和科学观的演变，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2　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历史影响

2.1　自然科学帮助心理学独立

人类心理一方面作为哲学思辨的主体和过程，另一方面又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种主客体的双重角色，使得心理学同哲学相互交织，难以分离，无法跨出哲学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始终无法独立。近代自然科学首先提出了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要求，并贡献出方法论、仪器和测量手段，帮助心理学摆脱了附庸哲学的地位，实现了独立。

19世纪初期，天文学家被反应时间差异所困扰。贝塞尔总结了“人差方程式”，提出了反应时间这一研究课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神经生理学、感觉生理学、脑机能研究涉及到了心理学领域。以医学家布洛卡、维尔尼克和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研究了大脑机能、神经冲动和知觉等，创造了临床法、切除法和电刺激法，促进了生理心理学的产生。19世纪30-60年代，生理学家韦伯研究了物理刺激与心理感觉之间的关系；物理学家费希纳利用物理学和数学方法，创造了均差法、正误法和最小可觉察法，创立了心理物理学。1879年冯特借鉴自然科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研究终于具备了客观性、实证性、经验性和可操作性，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2.2　自然科学推动主流心理学发展

主流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成果。艾宾浩斯以实验方法控制记忆条件、观察记忆结果，首次研究了高级的心理过程，推动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铁钦纳吸收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秉承原子论，对注意、联想、情绪和情感进行了研究，创立了构造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采取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还原论，吸收了条件反射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以刺激一反应模型对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实证性研究。新行为主义接受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和物理主义，采用数学和逻辑语言来描述人类行为。认知心理学吸纳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把人的思维看作物理符号系统来进行研究。尽管它反对行为主义对意识研究的忽略，但仍然继承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当今的主流心理学出现了生物神经学化的趋势。它吸收了认知神经科学、生物遗传学、习性学的研究成果，从生物决定论的视角，以基因、神经和激素等生物层面上来解释心理现象。

如此看出，在心理学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科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立和发展，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比较晚。加之这些学科本身就不够成熟，其对于心理学的影响也较为次要。

3　自然科学成熟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

3.1　原则和方法论优势

自然科学方法论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自然观和客观性原则上，追求普适性真理，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较，自然科学具有原则和方法论的优势。

1)决定论：决定论假设存在着普遍的因果规律。这就意味着，一旦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人们就有能力对事件进行预测和控制。因此，决定论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与决定论概念相对的是自由意志，它较多出现在人文社会研究当中。自由意志排斥因果关系，然而没有因果关系，学科的实用性就大打折扣。

2)机械自然观：机械自然观把宇宙比做精密的机器。这种世界图景具有简明性、精确性、规律性、可预测性和可控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人文观点承认心理的主观能动性、复杂性和易变性，这就造成了研究的困难。

3)客观性原则：自然科学家坚持客观主义，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观态度、信念和偏见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以期发现客观真理。客观性原则还树立了一元的真理标准，有利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成果的评判。

4)普适性：自然科学追求普适性的真理。自然科学家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方式，来探索个别现象和普遍真理的联系，这种方法有利于理论的产生、检验和推广应用。

5)实验方法：在实验方法中，自然科学家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相关或因果关系，产生的结果具有必然性和较高的可信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论具有较大的或然性，可信度较低。

以上原则和方法的应用使自然科学具备了客观性、普适性、准确性、一致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方法论体系。

3.2　有利的时代精神

科学的发展是特定的社会阶段和时代背景的产物。因此。“对心理学发展史的理解必须考虑这一学科进化的背景，考虑学科中的流行观念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时代精神或时代的思想氛围”(Schultz&Schultz，2007)。近几个世纪的多数哲学思潮、时代精神都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

唯科学主义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开始，天文、数学、物理、生理、医学等自然科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科学取

代宗教成为最为突出的理智的权威，成为文明世界的世界观的定义者、审判者和护卫者”(Richard，2007)。唯科学主义随之诞生，它认为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其他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主流心理学作为新兴的、具有争议的学科，采取自然科学的定位是明智的选择。

从物理属性来阐释人性的机械主义人性观也随着科学革命而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机械化，工业化和技术化代表了机器变成社会中心这一过程”(Griffin.1998)。在机械主义人性观和机械化社会的影响下，主流心理学走自然科学的道路，是符合社会思潮和需求的。

19世纪开始流行的实证主义崇尚理性，强调经验，提出科学研究必须采用假设、演绎、验证和数学方法，以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这些思想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通过这些主张，实证主义提高了自然科学的权威，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

经验主义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它主张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自然科学正是通过经验性研究来实现的。与之相对的理性主义否认经验的可靠性，也就贬低了科学的价值。在两种哲学思想的交锋中，经验主义自13世纪开始占据上风，直至今天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现代工业文明由理性文化主导，这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前提是一致的。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基本活动都体现了理性精神，这一精神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创造了有利于自然科学的文化氛围。

除了刚提到的唯科学主义、机械主义人性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文化之外，西方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联想主义、客观主义、身心交感论、物理主义、操作主义，以及达尔文主义等哲学思潮，都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吸引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相比较之下，人文取向的思潮，如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则影响力较小。

4　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

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具有较多的实践性优势。这些优势即吸引了主流心理学，也成功地推动了主流心理学的发展。

4.1　研究对象的性质

从研究对象的性质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具有客观性、机械性、普便性、同质性和易操作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进行重复验证。因此，自然科学易于积累、比较和评判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发展性、异质性、历史性、文化性、伦理性和不稳定性，操作性也较差。人文社会学者很难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很多人文社会现象随着历史推移而变化或消失；伦理性原则束缚了对研究对象的控制：社会现象、文化和人类个体较难作化研究。

从研究对象与外界联系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孤立的，较容易确定因果联系。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则处于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交互错杂的关系当中，较难寻找到规律。因此，主流心理学偏重研究具有自然科学品性的心理现象。

4.2　研究方法

实验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实验方法有固定的程序，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容易得出较明确的结论。因此它也赢得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在《四十项改变心理学的研究》一书里，40项心理学研究中，有28项采用了实验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观察法、调查法、临床法、总结性研究和思辨方法全部加起来，才占了12项研究(Hock，2004)。

自然科学应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以求客观性、精确性和可操作性。主流心理学追随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化趋势，以对其重要思想进行严密的阐述(Thurstone，1986)。数学方法的引用为心理学带来“简洁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数量分析和计算方法，推理工具和逻辑证明工具”(陈宏，2006)。相比之下，人文取向的研究则较少采用数学量化方法。而采用定性方法时，其定性的标准又多为主观，难以确定。结果就造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难出成果，却更容易产生理论分歧。

另外，技术、设备的应用帮助自然科学家更好地观察、测量和控制研究对象。主流心理学采用了大量类似的技术和设备：从记忆鼓、棒框仪、闪光融合器到迷津、斯金纳箱、测谎仪，再到磁共振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研究技术等；近年来还出现了计算机化的研究趋势。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使自然科学成果产出稳定，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较难应用技术、设施来辅助研究，故显步履艰难。

4.3　研究成果的物质转化

自然科学与物质进步直接相联系，多数研究成果可以迅速投入到工业生产、生活消费当中，社会贡献是外显的。在实际运作当中，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和农业、生产制造业、商业等联系在一起，以研究成果换取资金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则更多是非物质和隐性的，不直接贡献于物质资料，较难投入商业运作，只能应用到政府、管理、学术界、艺术等有限领域，获得的资金、政策支持也比较少。

4.4　社会认可度

自然科学研究具备客观性和精确性，为社会作出显而易见的物质贡献，因此比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更多的社会重视。从社会心态来看，由于自然科学距离生活常识较远，大众缺乏专业知识对自然科学进行批判。而人文社会科学贴近现实生活，大众经常凭生活经验对其进行批判，因此，它在大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不如自然科学。

5　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的促进

科学的发展受社会需求的推动。“科学已经有意识地并直接地指向具体的领域，而且这些具体领域的选择已经越来越不由科学家决定了……科学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受科学以外的机关或团体――工业和政府部门所组织起来的研究机关或团体所控制”(Mason，2005)。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历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大战、信息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这种社会经济状况对心理学的需求，更多表现在物质建设的层面。工业、商业、教育、医疗、军事、科学等领域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心理测量等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发展。

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是由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提出来的。主流心理学回应自然科学的需要，强调人的机械性和生物性，先天地与自然科学联系到了一起。为了解决狗的腺体分泌遭遇干扰的问题，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转向了对条件反射的研究。行为主义建立在条件反射原理上，与生理学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1903年法国政府对智障儿童的关注，1905-1913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时大量征兵，都需要检验人们的心理素质和能力(Gregory,2006)，有力地推动了心理测量运动。现代社会的多个领域――教育、医学、企业、行政、学术研究等，都大量应用测量技术对人的心理进行评估。

美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大量涌入美国的移民需要接受训练，以适应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地区、群体之间的思想分歧需要被调和，以巩固统一的国家观念；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培训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使得强调行为塑造、社会控制的行为主义被广泛应用，占据心理学统治地位长达几十年。

二战后，战争的推动、计算机与航天科技的发展，都要求对人类认知进行研究。随着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发展壮大，推动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车文博，2007)。

纵观历史，心理学独立之时，正是工业化、社会化生产蓬勃发展及社会制度完善的时期。工业社会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的目标，而非人文的、精神的关怀。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中，“心理学服务于这些机器的设计，使得机器最大程度地符合人的能力和特征，同时确保人最有效地使用这些机器”(Denis，2007)。国际竞争造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般倾向：“工业不大发达的国家总是在大力开展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则把大部分拨款用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Mason，2005)。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迎合了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需要。

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挑战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当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为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开拓了空间。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将更加重视自身文化性、精神性的存在。人文取向的心理学也会随之发展。

6　研究者的心理因素

6.1　研究者的学术偏好

库恩指出，科学中的一些决定并不是出于逻辑思考。而是基于个人的喜好、价值、政治信念和科学共同体中的共识(Kashdan&Steger,2004)。Karl Lashley和Gregory Kimble分别提出，心理学家的学术取向更多是出于性情和世界观，而不是理性思考(Hergenhagnn，2004)。Lashley把心理学家划分为柔性思想和刚性思想两种，以此解释了他们选择不同学术取向的原因：“这些纯粹是由性情决定的。是基于性情而不是理性的选择”(Lashley,1923)。Kimble选取APA成员和大学生进行调查，得出结论：不同分会的APA成员、不同学术水平的人士分别倾向于不同的学科取向(Kimble，1984)。

主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学术队伍组成的影响。在心理学早期的学术队伍中，大批著名的心理学家，比如冯特、铁钦纳、詹姆士、高尔顿、卡特尔、麦独孤和伍德沃斯等，都是从医学、生理学或物理学转向心理研究的。在心理学研究中，他们把大量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成果带入了主流心理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主流心理学也大量吸收了生理学、医学、计算机、数学等领域的人员。即使在今天。很多大学都鼓励有医学、数学或计算机基础的学生报考心理学。接受自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人员，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人文社会取向的研究者，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方向的偏倚。

6.2　研究者的顾虑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成为了无数研究者的梦想。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心理学诞生艰难，科学地位不巩固，以至于研究者对心理学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心。由于心理现象的主观性和内隐性，早在17世纪，伽利略就指出心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由于心理现象在过去不能被实证研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拒绝把心理学列入科学的名单。由于不能采用量化研究，康德也认为心理学无法成为科学。心理学是否属于科学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辩当中；近20年还出现了关于心理学合法性的危机论。

根据流行的英美科学体系，只有自然科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科只能勉强算是科学，而人文研究则只是“学科”，不是科学。因此，为了确立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多数心理学家选择了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取向。很多心理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心存顾虑，于是尽力遵循自然科学方法论：“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一(马斯洛，1987)。

哲学式的思辨成了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大忌。Teo指出，“在20世纪，对哲学式思辨的指责成了对心理学家的死刑宣判”；在建立自己理论的时候，冯特、华生、斯金纳和乔姆斯基纷纷批评前人对哲学思辨方法的依赖(Teo，2008)。为了避免哲学化之嫌，华生否认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心理现象还原为肌肉活动和腺体分泌的物理、化学现象。在斯金纳的激进学说中，理论研究甚至被完全抛弃(Hergenhagnn，2004)。主流心理学家服从自然科学的权威，忽视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造成了自然科学化的取向。

7　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7.1　早期的自然科学取向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复杂的属性：物质性、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并存。这四个范畴之间有依存性和时间性的递进关系：在依存性上，序列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由前者演进而来。在时间上，存在无机物、有机生命、社会、意识先后发生的时间关系。由于这四种属性中占据前位的相对客观、机械、静止和外显，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容易。这就决定了学科自下而上的发展规律。学术研究从基础性的对象开始，这样不仅有利于进行根源性的探索发现，也有利于知识在由低到高的层次上积累和发展。另外，这种研究顺序也符合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从而顺应了社会需求。

由于人类机械性与主观能动性、生物遗传与社会文化影响、物质性与精神性并存，心理研究面临很大困难。刚诞生不久的心理学不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展开全面研究，只能从低级的心理现象入手。所以，机械性和生物性的心理现象受到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

7.2　未来的整合趋势

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尽管是明智之举，但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理论和方法通过忽视不能被数量化的现象来获得流行”fLalvor,2003)。心理学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律：从机械性到能动性，生物性到社会性、精神性，静止到动态，外显到内隐，由片面研究到整体研究，决定范畴到自由王国，功利追求到审美追求，从服务经济到以人为本，从关注人的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当心理学逐步成熟时，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进行整合。Henriques指出，心理学面临的困难是整合关于人的不同层面的知识的困难，并且提出了一个与上述观点相似的树形知识结构(由四个维度：物质、生命、思维和文化组成)，来整合知识系统，从而解决心理学分裂的问题(Henriques.2008)。

洪晓楠从科学哲学角度阐述了科学与人文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科学只是揭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个维度或几个维度，……人对世界的把握并不仅仅限于科学认知，意义的追问和探求总是多向度的，这就需人文的探索和揭示来完成。只有科学与人文的互补整合，才能完整地表达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和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洪晓楠，2008)。主流心理学将人机械化和生物化，忽略了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维度，是不足以穷尽心理现象的丰富内涵的。一个更为宏观、整合的范式才可以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8　结语――个宏观的范式

由于以上原因，主流心理学在发展初期走自然科学化的道路，有其必要的学科建设意义。但是“近年来，我们已经观察到逐渐上升的对科学心理学方法论，以及其相应的理论思考的不满”(Toomela.2007)。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被批评为“解答问题的方法论与所提出的问题之间的不匹配”(Toomela，2007)。心理学中有很多问题并非经验性问题，而是关于意义、理解、道德、文化等宏观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因果关系的描述上(Stam，2006)，自然科学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心理学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是由哲学规定的，并且在提出假设、建构理论和解读数据的时候，哲学思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哲学思辨不应该成为心理学的禁忌。

第6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罗嘉昌认为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主要参考文献：

①吴国盛：《自然科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同上。

③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1996年。

④张华夏：《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载《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同上。

⑥朱葆伟：《机体与价值》，同上。

第7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第8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近代教会大学；民办高校；启示

1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产生的背景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产生于19世纪末。上海圣约翰书院是我国第一所教会大学。1900年的给帝国主义在华传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他们吸取教训，开始采取“以华制华”的政策。一是力求与儒家文化相协调；二是推行天主教的“中国化”；三是利用庚子赔款大力办教育。1900年以后，教会和教会学校迅猛发展，学习西方新的教育制度一时成为社会和时代的需要。维新派力主废科举，兴学堂，在华的各派教会也顺应这一潮流，客观却促进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虽然教会学校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批评和冲击，但是，它的规模仍然呈上升趋势。前期教会学校重点是中小学教育，从20世纪初开始兴办高等教育。1914年，基督教教会学校共有12000余所，学生总数为250000名。至1952年，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被公认为属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有近20所。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乃至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后世的深思和借鉴。

2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

2.1 教育工作的专业化和系统化

1877年，有126名传教士聚聚上海，举行了第一届传教士大会。会议主要议题是教会教育的专业化问。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发表《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则把重心移到了提高教会学校的办学质量上，发展教会高等教育成为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话题。

2.2 管理体制严密、高效化

教会大学设立之初，就注意借鉴和移植西方大学中先进的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管理体制。教会学校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系统学制，从育婴堂、幼稚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教育。从学校性质划分，包括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函授教育和女子教育。教会大学的入学手续、修业年限、管理手段、层次结构都具有特色。教学管理上实行学分制、学院制，此两项措施在近期我国高校才开展。

2.3 重视教学质量，严格考试制度和学位授予制度

教会学校课程设置门类齐全，适应性较强。教会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既包括“圣经”这类的宗教课，又包括植物、数学之类的自然科学科目。不仅包括中国的传统科目，而且增加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同时还设有诗歌、体操和钢琴课，德、智、体、美均所兼顾。这是中国学校培养学生素质教育的开始，在教育史上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教会大学从建立之初，就考虑学位授予问题，并对学生获得学位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审核考试程序，且设有专门监督机构。学位制度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努力下不断走向成熟，对现代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4 重视实践，注重科研与推广工作相结合

很多教会大学都要求学生有主系和辅系，主副可以跨院。文学院学生也要选修两门社会科学和一门自然科学，同时要求学生掌握除英语之外的第二外国语，还有一门全校共同必修课―――生理卫生。教会大学还十分强调学生自治，注意培养学生群体意识，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各级社团。教会大学普遍重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相结合，并将之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而具有了培养人才、发展学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在教育职能上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2.5 加强校际间的联合办学，提升学校价值

在第二届传教士大会上，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大为“中国教育会”，确立“促进在华的教育兴趣，增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间亲密的合作” 的宗旨。“中国教育会”的工作内容涉及面很广，不仅是编辑教科书，还是为更多地体现对整个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事业，发挥协调、组织和推动的作用。“中国教育会”还吸引一些中国学术界名流到校任教，鼓励学生赴英美留学，这些留学生在国外学习了大量科学知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3 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现代民办高等教育，作为随着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事物，与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及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3.1 建构科学的管理制度

3.1.1 建立董事会领导下校长负责制

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当前国际民办教育机构普遍采用的管理制度，也是民办高校建立科学管理制度的核心。由学校主要股东代表与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学校董事会，对学校工作实行宏观调控，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这种制度能有效地利用专家治校，避免外行管内行。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学校股东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民办高校的良性发展。

3.1.2 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

“以人为本”首先要突出教师是民办高校教育的核心力量，只有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为高校提供广大的智力资源，民办教育的发展才有希望。“以人为本”其次体现在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通过模拟练习、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和思考的习惯。

3.2 拓宽多渠道的资金来源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较多的办学经费及其来源的多渠道。可靠而稳定的经费来源，是民办高校得以健康发展的经济保障。同时要倡导经费来源的多样化，拓宽资金的渠道，建立稳定可靠的经费保障机制，以此来满足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

3.3 实行合作与联合办学

地域接近、办学方向类似的、规模小、师生比低的民办高校，可以通过联合办学或者合并达到资源共享、生师比提高、办学实力增加和规模有效增长的目标。通过校际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先进的办学思想和经验的交流和传播。

3.4 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相结合

教会大学普遍重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相结合，并将之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而有了培养人才、发展学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在教育职能上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民办教育机制灵活，除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研究外，还可以发动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研究。科研也不光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应注重教学科研成果的推广，设立了推广机构进行具体实施。

3.5 加强人文精神的建设

教会大学思想上相对自由、文化上相对开放，师生关系较为平等，注意营造“大家庭”气氛，同时还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教会大学启示我们，民办高等教育要有真正的发展，必须具有人文精神的内涵。承载大学人文精神的不仅是大学的专业知识，而且包含一脉相承的“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风气与社会个人观念，还有大学社团活动、卓越教授的个人魅力、社团活动等，还有大学的自然环境与学术氛围等。只有把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大学的品位，增强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涵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朱毅蓉.国外民办高校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教育发展研究，2004（11）.

[2]郭石明.民办高校教育现状、问题与趋势[J].浙江社会科学，2004（01）.

第9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维也纳学派究竟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了什么？江怡 (8)

论三类科学的划分及其人文内涵王鸿生 (16)

意向性观念的祛魅与重构高新民 殷筱 (22)

科学革命与近代早期形而上学的转型李红 韩东晖 (27)

试论哈金的实体实在论成素梅 (32)

系统生物学范式：中西医结合路径探讨叶立国 (37)

克里普克语义学及其指称关联赵军 刘伟伟 (43)

从数学到科学研究——关于拉卡托斯与皮克林的一个比较研究郑玮 (48)

哲学视野下主客体关系的嬗变贺天平 (53)

第十四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47)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的一次盛会——2008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科学技术哲学）召开李全喜 (108)

“利益、风险与工程伦理”——全国第二届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学术研讨会第一轮通知 (110)

解读新卢德主义对新时代的技术特征分析陈红兵 (57)

安德瑞·高兹的“后马克思”技术观——资本主义技术和分工批判汤建龙 张之沧 (61)

环境伦理内涵指向王妍 刘猷桓 (66)

宋代易学“气化”理念研究——简析丁超五的易学自然观辛翀 (70)

“秋石方”药性考孙毅霖 (77)

波粒互补性与等价性之争——哥本哈根学派关于波粒二象性的历史争论周富国 (84)

继承与超越：科恩的科学史研究特征苏玉娟 魏屹东 (89)

略论无缝之网王汉林 (95)

大科学与小科学的争论评述申丹娜 (101)

ABSTRACTS (111)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三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F0002)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网上投稿须知及稿件编排规范 (F0003)

论情境化潜意识表征——评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理论魏屹东 裴利芳 (1)

心身问题与物质观变革维之 (8)

会话分析：尊重语言事实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于国栋 李枫 (14)

时间之矢问题及其某些科学与哲学的回应梁栋 (18)

《工程研究》创刊 (22)

当代人工智能表征的分解方法及其问题殷杰 董佳蓉 (23)

科学解释的语境相关重建闫坤如 桂起权 (29)

“洞问题”与当代时空实在论程瑞 郭贵春 (34)

论迪昂论点与奎因论点的差别王阳 (39)

牛顿科学研究方法的修辞学意义朱丽君 (43)

论技术使用者的三重角色陈凡 陈多闻 (49)

诺伯格-舒尔茨的建筑现象学述评邓波 罗丽 杨宁 (54)

技术文化的“意义危机”及其拯救曾鹰 (60)

古希腊哲学中的复杂性思想邬焜 (65)

科学与自然哲学辨析钱兆华 徐玄 (70)

郭嵩焘科技观初探杨小明 甄跃辉 (75)

近代知识分子对公理性质和来源的解读过程及其影响林振武 (80)

两型社会与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易显飞 (86)

工程共同体的社会功能张秀华 (90)

理工学科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解之缘——探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物理学背景与经济学的关系张朋 高策 (96)

2008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科学技术哲学）优秀论文选登

意向性与因果性——基于干预主义因果论进路的意向因果性的研究李珍 (101)

灵石旌介青铜器铸造工艺分析韩炳华 (106)

ABSTRACTS (111)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8年版）入选通知 (F0002)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网上投稿须知及稿件编排规范 (F0003)

霍根的“语境语义学”思想分析及其意义郭贵春 刘伟伟 (1)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数学哲学研究概述黄秦安 (8)

现象与知识的增长沈顺福 (14)

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数学哲学——大卫·布鲁尔的数学社会建构论研究陈群 万小龙 (22)

康德第三类比的拓扑结构意义袁建新 成业兴 (27)

理论不能靠术语的多重定义来取胜——G．A．柯亨的分析哲学方法管窥李华荣 (31)

范·弗拉森的科学说明观孙林叶 成素梅 (36)

物理学中的三个“妖精”及其简单性和复杂性思想意蕴王有腔 (43)

人的空间性存在的技术维理解尚东涛 (47)

论芒福德技术哲学的研究视角管晓刚 (53)

威廉斯“文本”与“解码”的传播技术思想研究许继红 (58)

西方技术认知的发展历程：从边缘走向中心盛国荣 (64)

为什么要对大自然和遥远的后代负责——汉斯·约纳斯的价值论解释方秋明 (71)

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研究张培富 (77)

黎曼的几何思想及其对相对论的影响阎晨光 邓明立 (82)

抗战时期晋陕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杨常伟 杨小明 (86)

走向科学的实践研究——后SSK的自然主义选择阎莉 刘美玲 (91)

日本的PUS及其相关概念研究江洋 刘兵 (97)

唐娜·哈拉维的女性主义技科学思想探析杨艳 蔡仲 (102)

科技奥运的思考陈安平 王冕 (107)

ABSTRACTS (111)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网上投稿须知及稿件编排规范 (F0003)

人的发展困境与实践智慧陈俊 (1)

实践理性范式下科学精神的人文复归廖清胜 (6)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科技理性批判何小勇 (9)

论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邹绍清 任国华 (13)

理论物理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从规范场论到弦论贺天平 高策 (18)

行为理性：互惠利他理论的前提预设及局限郭菁 (24)

西蒙的科学发现模拟工作是重新“发现”吗？——对几个主要质疑的剖析王小红 (28)

参照系与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创新蒙爱军 吴媛姣 (34)

评克里普克论规则遵循郭贵春 赵晓聃 (38)

文化关系和文化过程：认识活动在语境中的语言一符号确定性韩彩英 (44)

谈谈范式的认知功能——从基于规则的推理到基于范例的推理何兵 (50)

科学研究：在认知导向与组织制约之间刘小玲 曾国屏 (54)

生态女性主义的科学观李鹭 殷杰 (60)

人的技术化之合理性辩护李美凤 李艺 (66)

从自主的技术到自由的伦理——埃吕尔的技术伦理思想初探梅其君 陆劲松 (71)

芬伯格人道主义技术思想探析朱凤青 (76)

系统视野下的工程伦理李润珍 武杰 程守华 (81)

试论口述科技史的客观性李涛 (87)

墨家科学兴衰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童恒萍 (91)

略论纳米技术双刃性及对策张邦维 (98)

自主创新之根——本土资源连冬花 (105)

ABSTRACTS (111)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九届编委名单 (F0004)

走出人类中心与非中心主义之争的困境万长松 (1)

从人的“对象性”到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孙道进 (6)

科学主义反思与构建和谐社会李丽 (11)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解读邬晓燕 纪磊 (15)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生态性拓展杨英姿 (20)

试论创造性思维的定义、特点、分类、规律孔庆新 孔宪毅 (25)

有限论：解决归纳问题的一种社会学尝试——从冥王星降级事件谈起常春兰 (32)

量子测量理论的认识论发展及新趋向——从多心解释到退相干解释与量子统计的结盟李宏芳 贺天平 (36)

波普尔的理解理论与证伪主义方法论艾战胜 (41)

意义不是实体吗荣立武 (45)

评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观赵丽 王良滨 (51)

理解技术知识赵乐静 (55)

现代技术形成、发展的哲学思想基础李宏伟 (62)

网络的技术意蕴、特性与网络伦理张运松 (66)

技术系统的结构——休斯的技术系统观评析郑雨 (71)

论技术法律控制的现实困境及根源苏建 陈凡 (76)

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的两个来源刘海霞 (81)

梁武帝的盖天说模型袁敏 曲安京 (85)

科学学与科学管理

科协组织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俞国女 (90)

科学中的规范与反规范——默顿学派对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丰富和发展徐梦秋 欧阳锋 (97)

科学建制的不同类型及其知识产权样态牛俊美 (101)

基于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杨忠泰 (105)

ABSTRACTS (111)

量子力学中的隐喻思维郭贵春 王凯宁 (1)

论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发展的实践论视域贾向桐 (7)

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特征杜建国 (12)

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哈贝马斯对自然科学及其认识兴趣的反思铁省林 王维先 (17)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米俊绒 殷杰 (21)

文化的视域和结构——关于西方的哲学-科学理性的历史反思韩彩英 (26)

马克思技术思想的特点与研究路径王伯鲁 (33)

技术概念与技术文化的建构陈凡 陈玉林 (39)

人的时间性存在与技术尚东涛 (46)

从技术设计视角看当代人类生活方式的重构张秀武 刘晓东 (51)

技术可能世界的哲学解读巨乃岐 邢润川 王志远 (55)

对称性破缺创造了现象世界——自然界演化发展的一条基本原理武杰 李润珍 程守华 (62)

生态学视野中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吴苑华 (68)

知识生态标准语境下的伦理决策实践陈翔 陈爱华 (75)

从张量概念到张量分析黄勇 魏屹东 (80)

晚清时期中日科技传播模式比较分析高建明 李斌 (84)

纸币防伪技术与山西票号业的发展成艳萍 (90)

产业哲学视野中全球生产方式的演化及其特征——从福特制、丰田制到温特制王蒲生 杨君游 李平 张宇 (96)

法律视野中的“大科学”肖芳 胡新和 (102)

区域科技核心竞争力：概念与理论框架张克军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