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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性过剩与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的转变
3、我国外贸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研究
4、加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5、我国出口加工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对策研究
6、我国外贸持续顺差的原因因及对策
7、新形势下我国外贸环境的新变化
8、河南省外贸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9、qdii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10、中部崛起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11、河南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现状和发展对策
12、我国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
13、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若干问题思考
14、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15、新型贸易壁垒及我国的应对措施分析
16、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7、区域贸易安排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与挑战
18、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影响与对策
19、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效应分析
20、国际外包的发展现状、模式及对策研究
21、当前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和趋势
22、贸易顺差:通货膨胀的诱因分析
23、欧盟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与启示
24、标准贸易理论的发展与影响
25、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分析
26、产业集聚与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
27、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趋势分析
28、美国电子商务发展策略研究
29、全球电子商务模式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分析
30、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31、河南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策分析
32、河南发展外向型经济优势与对策研究
33、河南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4、河南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35、河南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36、河南进口贸易的发展前景分析
37、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38、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对策研究
39、试析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外溢效应
40、cepa对河南省外贸发展的影响
41、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42、中国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所面临的机遇和困境
43、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作用分析
44、“10+3”框架下的中日韩经济合作问题研究
45、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及前景
46、对外贸易与产业集聚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47、对外贸易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关系研究
48、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河南省旅游服务贸易研究
49、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贡献的实证研究
50、论fdi与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51、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影响分析
52、试析对外贸易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关系
53、中小企业对外贸易方式探索
54、中印外贸发展战略比较浅析
55、河南省跨国企业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56、河南省出口农产品(食品)绿色营销问题分析
57、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现状及问题分析
58、我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
59、我国进口贸易依存度提升问题研究
60、我国对外贸易协调机制构建问题研究
61、国际技术贸易壁垒的新特点及对我国的影响
62、西方对华出口贸易限制的新动向研究
63、我国通货紧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64、我国贸易救济问题研究
65、涉外经济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机制及路径研究
66、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出现的新问题及对策
67、中国农产品出口支持政策研究
68、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研究
69、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70、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途径
71、劳工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72、中小企业国际营销策略分析
73、国际营销发展的新趋势研究
74、试析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国际营销定价关系
75、我国企业国际营销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76、浅析中美经贸关系
77、当前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
78、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效益和水平
79、对外开放战略与中部崛起
80、试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81、试论日本泡沫经济对我国的启示
82、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现实意义和约束条件
83、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及约束条件
84、我国资本外逃的经济影响及对策分析
85、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及其现实可行性
86、论当代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87、论战略产业保护理论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88、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89、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约束条件
90、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91、论中美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及其对策
92、论中美贸易摩擦的表现、成因及其对策
93、论跨国公司转移作价的方法及其防范措施
94、论跨国兼并与国际垄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95、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调整
96、我国出口商品市场结构调整研究
97、论我国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
98、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分析
【关键词】外商群体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效率 溢出效应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在GDP总量等经济数据上往往能排在国内前几名,但就FDI这一指标而言,浙江的发展现状却稍有些不尽如人意。尽管过去十年内浙江的FDI总量保持着持续平稳增长的势头,但占全国FDI的比例却不算高,相较于广东、江苏等外商投资大省仍有一定差距。
例如,2010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057.4亿美元,浙江省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10.0175美元,仅占全国的10.4%;而同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高达202.61亿美元,总量居全国第三,占全国的比重为19.2%。可见,浙江的FDI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但浙江省的FDI整体来看呈现上升趋势,也即FDI正逐渐加重其在浙江省经济整体发展中的分量,因此这也意味着浙江省发展FDI的潜力是巨大的(同时,可以预计到FCI的占比也不会很高,因此可能FCI对经济的积极影响不如其它省份效果明显)。
图1浙江省历年FDI占全国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狭义的定义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影响,即溢出效应;而广义的定义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外部性,指的是其通过各种渠道产生的一种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从而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外商群体投资是指存在分工协作关系的外资集聚,但这种聚集是位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因此范畴小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溢出效应都不一样,甚至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早期对吸收能力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差距上,直到Olfsdotter(1998)将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基础设施状况等也纳入到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当中。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可分为区域因素和企业因素,企业因素主要侧重于体现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包括内外资之间的技术差距、规模差距和资金差距等;区域因素则体现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主要包含了地区间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外对开放程度等。
一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技术水平
研发(R&D)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规模和强度指标。它是指在科学技术领,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会直接影响当地企业对外资企业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Fredrik Sjoholm(1999)发现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当地企业将无法获得技术溢出,甚至出现挤出效应。
Borenztein(1998)和Blomstrom(1994)发现技术水平对溢出效应存在着门槛效应(development threshold)。他们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
Findlay(1978)认为: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企业可以从外资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越多,越容易获得正的技术溢出。而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则认为,溢出效应的获得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陈涛涛(2003)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但他认为这是由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时,竞争更为激烈,是由竞争机制导致了正的溢出效应的产生。
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企业要想模仿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企业自身也得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要想拥有这种技术实力就必须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但是一般来说企业的研发投入是比较难衡量的,一般所指的研发投入量都是地区的值,但是当地的研发投入能否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关键在于其当地的科技水平能否很好地运用到当地企业的发展当中去。
二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人力资本
Blomstrom和Kokko(2003)认为外资的流入为当地劳动力带来了知识外溢的潜力,同时,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东道国能够吸收多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当地企业是否能够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
Borenszteinetal(1998)将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量化指标将人力资本纳入到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他发现了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才会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还发现了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水平时,东道国企业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
【关键词】宁波市 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宁波市经济步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同时服务业也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宁波作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在对外开放中利用外资的程度较高。据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15年宁波市合同利用外资7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实际利用外资42.3亿美元,增长5.2%。其中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19.4亿美元,表面上看比上年下降9.6%,但是需要注意到2015年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下降9.9%。这说明,外商投资的服务业出现结构方向性的转变,更注重在其他服务行业进行合理化投资。这对宁波市服务业的良性发展有着良好的引导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逐渐加大,宁波市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领头城市,结合地区服务业的相关特点,研究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来发展本地经济,合理引资,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宁波市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问题
(一)服务业利用外商投资的现状
目前,在宁波市发展过程中,投资服务业更受外商青睐,外商对于服务业的投资不断攀升,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因此在产业转型升级时,宁波市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好自身定位,发展具备优势的新型服务业。
1.投资总额逐年攀升。近年来,外商对宁波地区的投资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服务业方面外资的比重越来越大,外商对宁波市资金输出越来越多,投资总额不断攀升。据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15年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76.5亿美元,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新增了一大批工程,外商直接投资输出不断增多,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42.3亿美元,第三产业现实统计利用外商投资数额为19.4亿美元,占了宁波市实际利用外资的45.86%。虽然较2014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宁波市的53.10%来比有所下降,但应看到在2015年,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下降9.9%。这说明,服务业外商投资出现结构性变化,这对于宁波市服务业发展来说,呈现出多元化的投资。这表明服务业结构性出现调整,在质量上有了转变和提高。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占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较大,投资总量不断攀升。
由表1可知,我市2010年到2015年以来,外商在服务业的投资额从7亿美元上升到19.4亿美元。总体来看,外商对宁波地区的经济投资越来越多,资金越来越大,尤其是对服务业的投资额越来越多,外商的投资总量不断攀升,服务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向。
虽然外商对宁波服务业的投资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宁波地区外资利用额近年来的利用率是不一样的。2010年宁波服务业外资占实际外资比重为30.17%,而2015年宁波服务业外资占实际外资的比重为45.86%,五年间宁波外资比重增加65.79%。从较小区间年来看,虽然2014年宁波服务业外资额占实际外资比重低于2011年和2012年,但总体上外商对宁波服务业的投资是呈不断上升趋势的,投资金额也是比上年多。而在2015年,由于服务业外资的方向性调整,使得占比和实际投资额其有所下降,这不意味这宁波市服务业趋于疲软,而是说明整体服务业结构趋于合理化过程中必然结果。综上看,宁波服务业不断发展,其吸引外资能力不断增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断扩大,总量不断攀升,结构逐步转型,对经济带动优势明显。
2.投资来源地趋于多元化。21世纪以后,宁波地区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宁波作为他们的投资区域。到目前为止,总体上对宁波投资的来源国家大概有100多个,主要的投资来源国是发达国家和欧美国家及地区,外商投资来源国和地区不断趋于多元化。虽然近几年来到宁波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相对较多,但宁波的外资主要还是来自香港地区。仅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中,香港地区的投资就占了总额的49.5%。根据宁波市统计年鉴,2013年到2015年香港地区对宁波地区的直接投资项目数最多,累计的项目数为575个,其次是美国、台湾、韩国以及新加坡对宁波地区的投资,投资的项目数分别为131个、95、47个和46个。2015年,德国、萨摩亚和开曼群岛和荷兰对宁波的实际利用外资较前几年有着相当大的提高;其他如美国、韩国等国家对宁波投资总体稳定。
3.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当前宁波经济不断发展,服务业水平不断提高,但宁波服务业内部发展结构不合理,传统服务业还是占据着较大的优势。基于此,宁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扶持服务业发展,除去诸如南部商务区、宁波电子商务园区、宁波创业集市等形式,还有“月光经济”等政策扶持服务业发展。
对于宁波港天然优势,宁波市也做了相应升级活动。现如今宁波的港口不仅仅依靠单一的货物输出,继而还引申了一系列附加服务产品的营销如物流跟踪、港口环境监测等服务。这一新形式港口服务贸易的方式推动了宁波港口以货物贸易为主的方式向货物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随着当前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电子商务不断地完善,宁波地区新建设了一大批物流支点,严格控制物流运输途中的全方位的信息。而且近年来宁波交通不断完善,宁波市采用地铁运输方式更为普遍,这不仅扩大了物流发展空间,更有效的打通了多式联运的关节,海运与铁路联运,使得宁波港对于内陆城市的连接,乃至通往欧洲的运输都更为便利。同时,宁波航空物流和港口物流不断完善和发展都促进了宁波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宁波市的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型升级。
对于服务业中极具代表意义的金融行业,宁波市也做出积极探索尝试。传统金融服务业是以银行、金融债券投资公司为主,主要的服务方式是柜面进行相关业务的办理。而宁波现代金融服务业扩大了其发展方式,宁通过加大金融中心的建设,对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创造有宁波特色的金融体系。当前宁波发展了其特有的金融产品体系如:离岸金融体系、现代物流金融体系和航空运输保险体系等等,相信伴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成熟,借力上海自贸区,宁波市金融体系将更为积极活跃,金融结构将不断升级,将会带动了一大批国际金融机构入驻宁波。
(二)宁波服务业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1.利用外资结构不平衡。近年来,外商对宁波服务业的投资不断地增长,所占宁波市投资比重不断上升,投资总量规模不断扩大,但服务业内部的外商投资结构不平衡。外商对我市的投资相对比较集中偏好于传统的服务业,在新兴服务业上的投资较少。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5年宁波市外商投资结构分布情况中,服务业所占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为45.75%,但服务业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相对不平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来看,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所占的比重为8.40%,是比较受外商投资青睐;而房地产业受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外商对其的投资相对较多,占有23.68%的投资;而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只占4.0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只占了3.35%,这两项加起来也没有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重多,在服务业结构中,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很不合理的。在上述四种中,前两种由于种种局限性,对宁波市经济发展无法起到长远的良性收益,而科研产业和商业服务业,尤其是科研与制造业相挂钩的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对宁波经济做出长远可持续利益,因此,宁波市必须改革服务业外资方向性,对科研、金融等新兴服务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投资。
2.服务业引资区域发展不平衡。宁波地区服务业总体发展速度较快,但由于宁波市各个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同,从而导致宁波11个县市区总体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不同,总体区域引资发展不平衡。
通过以上图表我们可以看出:从2015年宁波市7个县市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变动情况看:鄞州、余姚、象山、宁海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服务业在2013年的增速分别为15.7%、10.0%、9.4%、11.0%,而慈溪、奉化服务业在2015年发展速度缓慢,服务业的增加值仅为1.8%、5.4%,低于全市6.3%的增长速度。这表明,宁波各地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同,引资水平不同,宁波不同县、市、区服务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现象。
宁波服务业的发展尚存在发展的空间,服务业相对不发达的县市应该借鉴相对发达县市服务业的发展经验,促进全市地区服务业共同发展。
3.招商引资受要素制约。改革开放以后,宁波市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制造业与进出口贸易,借助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通过出口外贸发展自身经济。但是,服务业招商并非像第二产业一样通过廉价劳动力、廉价成本等“硬”因素就可以简单地迎来外资,它需要更好的环境来吸引外资。就金融服务业而言,其需要政府对金融的开放度更大;对于科研产业而言,需要优质的科研环境、大量的科研人才、开明的政策等;对于电子商务以及相关衍生产业而言,除了政策优势,更需要高度信息化来处理运作,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宁波对于外资投资服务业的吸引力。
4.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对较低。除了这些环境、政策、人才等因素以外,宁波自身的活力也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障碍。宁波市经济发展活力基于第二产业,新兴服务业发展所需要活力目前而言只是星火,必须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到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中。目前宁波市制造业转型过慢,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还无法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活力,而且产业转型必然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转型的“阵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挨过去的,一旦产业间过渡与衔接出现问题,宁波市的经济活力将会遭到重创。因此怎么有效度过阵痛期,获得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活力,获得外商愿意投资的环境,这是宁波所面临的问题
三、促进宁波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对策
(一)进一步开放投资市场,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首先,宁波市应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发挥自身计划单列市、首批电子商务实验区的政策优势,借鉴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条例,大胆探索实践,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原则,减少对外资进入金融、网络等领域的限制的同时,加强监管力度。同时,政府在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的同时,做好政府宏观调控,加强对外资进入新兴服务业业的引导;加大对服务业业新兴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相应园区,发挥集聚效应,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其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各规章制度,探索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模式与创新模式,使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为服务业企业提供支持与服务。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现状,政府应通过引导性、规划性地政策去鼓励服务业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将资本生产的规模化要求同现代消费的分散化有机结合起来,走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同时,因地制宜,发展本地区特色的服务业,借助宁波天然深水良港发展港口经济,转运经济;借力上海,舟山,嘉兴,打造外向经济区域。
(二)创新利用外资形式,提升开拓多元结构
第一,宁波市政府要合理引导外商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宁波市应借鉴吸引外资发展较好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并结合宁波市的产业布局,引进国家和地区支持的相关产业项目,促进我市服务业更好地引进外资。第二,对宁波的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电子商务业、现代物流业制定一系列的优惠制度,不断拓宽其发展的渠道,开拓其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创新服务业招商引资方式,扩大宁波地区外商利用规模,灵活运用相关政策,探索不同的引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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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出口贸易;FDI;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西安市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133-03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FDI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各个地区纷纷将引进外资与扩大对外贸易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市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国家级西咸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等重大发展机遇,一方面积极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另一方面积极吸引外资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由此促使了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2015年,西安市进出口总额为240亿美元,是“十一五”末的2.3倍;实际引进外资153.23亿美元,是“十一五”末的2.6倍。西安市进出口贸易与FDI的同步快速增长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或者说FDI是否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对外贸易增长、是否有利于吸引外资,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经济问题。
近年来,学者们对进出口贸易与FDI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杨迤[1]、胡恒松[2]分别采用回归分析和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我国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得出FDI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刘晓玲[3]、王华[4]、陈一鸣[5]分别运用虚拟变量回归、协整理论与VAR模型分析了湖南省、江苏省与山东省等中部、东部省份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均表明FDI能够促进相应省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总的来说,已有文献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与中东部省份,较少涉及西部省份及其省会城市。因此,本文选择西部省会城市西安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协整理论与格兰杰检验研究了西安市进出口贸易与FDI的内在关系。
一、西安市对外经贸的发展状况分析
长期以来,西安市进出口贸易呈现“出口强、进口弱”的发展现状,出口吸引外资的能力明显强于进口。具体来说,1993―2008年期间,出口贸易额均超过进口贸易额,贸易~大小关系表现为出口强于进口;2009―2012年期间进出口贸易进入调整期,贸易额大小关系表现为不断更替;2013年以来,进口贸易额超过出口贸易额,贸易额大小关系表现为进口强于出口。从出口的地区与国别来看,主要的出口地区是亚洲,其次是北美洲和欧洲;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是香港、美国与韩国;主要的进出口贸易方式为进料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海关区域进口设备与物流货物;主要的进出口商品是核反应堆、机器、锅炉、机械器具、电气设备、电视图像、电机、录音机与放声机等。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入与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快速推进,西安市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经济外向度明显提高,吸引外资规模逐渐扩大,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40.08亿美元,合同金额19.37亿美元。从外商投资的方式、行业、来源地与目的地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的投资方式为外商独资企业;外商投资的领域较为广泛,主要的投资行业为制造业,其次为信息传输与批发零售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外商投资的来源地较为聚集,主要的投资来源地为亚洲的韩国,其次是香港和新加坡;外商投资的区域较为集中,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为西安高新区与经济开发区,其次为城六区。总的来说,按照外商投资的规模可以将西安市FDI的发展历程分为4个阶段:(1)1983―1991年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FDI表现为规模小、基数低。(2)1992―1996年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FDI表现为投资领域拓宽、基数增大。(3)1997―2003年的调整阶段,这一阶段的FDI表现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上下波动。(4)2004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FDI增幅较明显。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选取
选取西安市1993―2015年的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样本数据,分别用IM、EX和FDI表示进口值、出口值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了消除可能的异方差,分别对上述变量取自然对数。数据来自《西安统计年鉴》。
(二)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可能的伪回归现象,对时间序列变量lnIM、lnEX、lnFDI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当检验形式为存在趋势项、截距项时,lnIM、lnEX、lnFDI三个时间序列ADF检验的P值分别为0.513 9、0.723 4、0.854 1,均远大于0.05,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三个变量均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序列。而以上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ADF检验的P值分别为0.000 1、0.000 4、0.039 7,均小于0.05,说明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通过滞后期准则检测发现,2阶滞后的VAR模型较优,选择Trace统计量对变量lnIM、lnEX、lnFDI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在5%的检验水平下,lnIM、lnEX、lnFDI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运用OLS法确定的协整关系式为:lnFDI=
-4.4825+0.1014lnIM+1.1463lnEX,调整R2为0.9721,DW值为1.5317,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优,解释能力为97.21%。对残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检验的P值为0.000 9,可以认为残差项是平稳的,所以协整方程能够解释lnIM、lnEX、lnFDI之间的长期平衡关系。由协整方程可知,西安市出口与进口贸易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出口贸易每增长1%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1463%,而进口贸易每增长1%仅仅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0.1014%。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出口额、进口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平衡关系,但这些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期分别为1、2、3时,进口既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也不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不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却是进口的Granger原因;出口既是外商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又是进口的Granger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西安市进出口贸易与FDI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出口额、进口额与FDI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出口与进口贸易都对FDI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出口贸易每增长1%将促进FDI增长1.1463%,而进口贸易每增长1%仅仅促进FDI增长0.1014%。(2)出口贸易有利于扩大FDI与进口额,同时FDI促进了进口贸易的发展,进口贸易对出口与FDI的影响有限。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西安市的对外开放能力已得到显著提升,但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如在金融服务、信息来源、市场开放等方面的投资环境仍需改善;投资结构不合理、大型项目的引进稀缺;外资企业投资方式单一、技术溢出效应有限。
为了促进西安市进出口贸易与FDI更加协调、快速的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优化对外贸易环境。进一步强化企业与政府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针对企业在技术、资金、人才方面的困难,政府部门应加大扶持力度,努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网络平台建设,创新引资的体制机制,为企业营造高效化、法制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2)加快对外合作载体建设。依托高新保税区与西安保税区的平台基础,积极申报陕西航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加快电子口岸建设,提升口岸的货物通关能力,努力将“西安港”建设成为国际中转枢纽港。(3)提高对外贸易发展水平。抢抓丝绸之路国家战略机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加快外贸结构升级,优化进口结构,推动新型外贸业态与进口融资租赁快速发展。依据西安市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具体策略与发展规划,加大短缺资源与原料的贸易规模。深化对外投资合作,提高FDI利用效益,积极引导外资向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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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G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063-02
一、江西省FDI的发展现状
(一)江西省利用FDI的总规模
“十五”时期,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江西省准确调整了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重点,GDP增速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突破以往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吸引外资增速一直位居中部六省之首。2001—2010年,江西省FDI增速8年超全国水平,其中,2010年江西省吸收FDI 51亿美元,同比增长26.77%,占全国利用FDI比重的4.83%,达到历年最高水平。据统计,2011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60.59亿美元,同比增长18.78%。
(二)江西省利用FDI的地域分布
FDI在江西省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即投资主要集中分布在京九沿线、GDP排江西省前三位的南昌、赣州、九江,这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城市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较为便捷,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市场辐射范围较广,人才、资金、信息要素流动较快。2010年,仅南昌、赣州、九江三个城市就占全省FDI项目数的60%以上,三市实际使用FDI金额近30亿美元。外资流入的空间分布不平衡,不利于全省经济的持续、均衡、协调发展,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
(三)江西省利用FDI的产业分布
FDI在弥补该省资本不足的同时,也通过技术外溢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又由于产业特点、投资方式及国家政策的不同,FDI对各产业增长的贡献是有差别的。截至2010年底,江西省累计实际使用外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为53861亿美元、358863亿美元和97360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0.56%、70.35%和19.09%,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是FDI的重点领域。从第一产业内部FDI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对工业的FDI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其中加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加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加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业。
(四)江西省利用FDI的来源地
近年来,来江西省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投资来源看,亚洲一直是江西省FDI的主要来源地,其中香港占比最大;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北美洲。随着CEPA的签订,香港与江西省的经贸关系将更加密切,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居于对江西省投资的首位。台资虽然大规模进入江西省较晚,但增速很快,已成为江西省外资的第二来源地。由于近几年江西省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有较快增长,占比不断提高。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个别发达国家的投资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总量仍保持增长,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江西省FDI继续攀高,以美国、新加坡、韩国、日本为例,增幅都在100%左右。
(五)江西省利用FDI的业绩指标分析
FDI业绩指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FDI流入量占FDI总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GDP总量的比例。具体公式为:
某省吸收FDI业绩指数=(该省FDI规模/全国FDI规模)/一省GDP总额/全国GDP总额
如果业绩指数值大于1,表明该省吸收的FDI大于经济规模所能吸收的期望值,即业绩突出;如果业绩指数小于1,表明该省吸收的FDI低于经济规模所期望的数量,即业绩低下;如果业绩指数值等于1,表明该省占全国FDI的比例与其占全国GDP的比例一致,即业绩正常。近几年,江西省引进FDI的业绩指数值较高,业绩较好,2001年以后每年均大于1,其中2006至2010年上升较明显,这一数值接近2,显示江西省具有较强的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江西省利用FDI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吸引FDI规模区域分布不平衡,各城市差距拉大
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赣州、吉安、宜春五个设区市,而景德镇、鹰潭等地区所占份额较少,同时,外贸出口、对外经济合作、旅游业在外商投资主要聚集地的设区市所占比重也较大,其他设区市比重较小,各设区市发展差距拉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地投资环境因城市规模、地理位置、相关配套产业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导致外资流向过于单一。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集聚效应不强
根据前文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FDI在江西省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部分制造业,虽然近年来,FDI流向第三产业的规模在不断增大,但仍远低于第二产业。且外资项目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条短且深度低,配套能力弱,项目单一,基本属于初级发展类型,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更谈不上形成核心产业群。此外,至今还没有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物流中心等设在江西省。
(三)引进外资质量不高,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企业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更缺乏企业赖以生存和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江西省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些项目是发达国家的淘汰项目,甚至还有一些是在发达国家不允许的重污染项目。外商将落后甚至是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能产品转移至江西省一些地区,新建了大量的造纸、化工、冶金等重污染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片面追求GDP,对企业放松监管,结果对江西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省内一些合资企业,中方基本都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在产业发展主导权和决定权上都受制于外商。
(四)利用外资方式单一
在利用外资方式上,江西省仍以FDI为主,其他外资方式比重较小。而在FDI中又以“绿地投资”为主要投资方式,并购、BOT、TOT等新投资方式很少。
三、江西省吸引FDI的对策与建议
(一)不断规范并健全外资管理体制
在继续保持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优势的同时,政府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健全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竞争,改善投资环境,要加大对资源消耗大、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产业的外资监管力度。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外商投资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在使用外资的同时要做到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提高利用FDI的质量
江西省利用FDI不仅要注重数量的增加,更要注重提高投资质量,增强投资潜力。首先,从投资的结构来看,应该增加外商在农业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引资政策应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少的产业倾斜;其次,从投资规模看,应该积极引进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以其强大的规模效益吸引相关产业的聚集,对周边发展起辐射作用;再次,当前江西省外资来源主要是港台地区,今后要加大对欧美大型企业资金的吸引。依靠欧美投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缩短产业梯度转移的技术链条,加快提升江西省经济竞争力和科技水平;第四,由于江西省外商投资主体以外资独资为主,缺少和本省企业的联姻与整合,有关方面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本省企业参与外商投资产业的经营与合作,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提高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三)调整引资政策,扩大引资领域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修订指导外商投资目录,引导外资投向。制定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支持、鼓励外商投资江西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领域。研究区域发展政策,引导外资地区投向。综合运用税收、投资、土地等手段,重点引导外商投向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既要大力推进交通、电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快商业零售批发、现代物流、运输服务、电信、银行保险、旅游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各级政府还应依托各自优势,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广泛深入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努力扩大外资来源,实现外商投资多元化。
(四)引导外资合理分布,强化产业集群效应
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选择非常注重关联配套产业的发展水平。为此,江西省要实施“第三代引资政策”,即产业集群引资。要明确未来产业发展定位,整合提升各类工业园区,走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道路,有规划地重点发展一批关联配套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利用集聚效应提升区位优势,形成对FDI的强大吸引力。要加快吸引跨国公司入驻,选择本省优势企业与之形成外包或合作伙伴,从而促进FDI与产业集群发展的良性互动,推进内、外资企业的有机对接,扩大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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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造业
定义: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经过物理变化或者化学变化后成为新的产品,不论是动力机械制造、还是手工制作,也不论产品是批发、零售,均视为制造。制造业包含30个产业大类。
二、制造业的重要性
制造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其每年增加值占据国内生产总值较大,从2003年的25.1%到2009年上升到34.7%。
2、制造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是城镇就业的主要渠道,它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率,进而增加国民收入。2009年制造业提供了大约7719.53万个工作岗位。
3、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可以促进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4、可以吸引外商的不断投资,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
5、制造业的发展壮大能够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三、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从总体上讲,制造业规模总量快速增长。2010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高达1.9550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首超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不断增强,迎来了我国制造业的转折点,但是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较低端。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制造业内部结构——轻重工业得到了优化,重工业比重大于轻工业,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合理成分。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200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地方GDP的比重分别为35.91%、27.8%和23.47%。
虽然自2004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能耗强度呈现降低状态,但是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且生产效率低。仍然具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特征。技术创新能力仍然比较薄弱,关键技术依赖引进。
制造业领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长。从2003年我国制造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量为3693570万美元到2008年增长到4989483万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方面,2003年为62404万美元,2008年增长到176603万美元。
四、未来发展趋势
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近两年来受外需萎缩、内需不足的影响,制造业PMI指数一直徘徊在50%左右,这是PM指数的一个分界点,低于50%意味着制造业处于收缩的状态,增速适度回调,有利于释放和缓解偏快的增速对经济运行形成的压力,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响应国家“十二五规划”号召,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迈进,而不再是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将会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但占总投资的比重将会减少,制造业对外商的依赖程度具有相对降低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时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后,外企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面临取消,同时生产成本上升,企业运营环境不佳。据统计2012年FDI数据呈现逐月走低的趋势,并一度出现负增长,在5月份由负转正后,在6月和7月份再现连续负增长,这意味着部分外资在退出中国市场。但是中国是全球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并且制造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配套产业链以及工业体系,特别是沿海地区,产业之间的协作和产业内部的配套都比较完善。这些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相比的。因此根据市场优胜劣汰法则,低端制造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将会减少,而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中国制造业将会发生升级转型的变化。
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将会更加明显。2012年1-2月份,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总和超过行业增加值50%。未来这些行业对工业的拉动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而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等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增长将会变弱。制造业信息化程度以及产品高科技化的程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逐步实现资源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目标。
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将会降低,但是其地位保持不变。根据欧美国家制造业发展历史看,中国制造业目前的状况正是向工业强国、后工业时代迈进的关键时期。其工业在国家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将会降低,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将会上升,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事实。
五、结论
虽然当前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从长期分析制造业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是其地位和主导作用仍然不会发生改变,制造业总量以及增量在今后的时间里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吸纳的就业人数仍然呈增长趋势。其内部结构不断的优化升级,从粗放型经济、低端制造业向集约型、高端制造业迈进。区域间,中西部地区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和土地价格便宜的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集约型制造业,而东部地区利用其完整的工业配套设施以及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中国必将从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转为制造业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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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经济增长;影响效率;时间序列
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开放的代表省份,研究该省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具有代表意义。为此,本文以广东省为例,以1979-2012时间序列数据为依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DI对广东省经济增长影响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希望对以后充分利用FDI有着借鉴意义。
一、广东省FDI与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一)经济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经济发展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图1可以看到,广东省的GDP值呈现曲线状迅猛增长。1979年广东省的GDP仅仅为209.34亿元,到2012年GDP达到了57067.92亿元。
从表1的产业贡献率可以看到,第一产业每年都在增长,但总体增长幅度较小,其对GDP的贡献率也一直维持在2%左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一直在高速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基本各占一半。第二产业的加速提高,说明了广东省已经将侧重点从制造业成功转移到了重化工业战略。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如今政策的开发更加成为了广东省在占据市场、人才、地理位置等优势下新一轮的发展契机。
(二)广东省各年的FDI
1979-1984年,FDI刚处于起步阶段,增长迅猛。1985-1991年,FDI的增长也趋于稳定。1993-1995年,政府对相关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使得FDI在这几年有了一定的回落。但从1996至今,FDI又开始进入了稳定增长的局面,基本上没有受1997 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图2所示)。
二、FDI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效率分析
(一)数据检验
1、平稳性检测。本文采取ADF检验方法。通过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LnGDP、LnFDI和1DLnGDP、1DLnFDI的水平序列是非平稳,含有单位根;二阶差分后的各变量2DLnGDP、2DLnFDI是平稳的,说明为二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由以上表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K=6的情况下,FDI与GDP两个变量是协整的,即GDP与FDI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使用检验得到的标准化协整系数,可将GDP与FDI之间的均衡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GDP=0.791228lnFDI-13.597777+false
对残差false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ADF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即序列false是平稳的,因此该式可以反映GDP、FDI两个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表4可以看出,在短期,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即FDI的增加会引进经济的增长;但GDP不是FDI的原因,即经济增长对FDI增加的贡献不大。
(二)回归结果
1、变量的选取与模型构建.本文选取了两个变量即FDI与GDP,进一步探究FDI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数据,样本区间为1979-2012年。图3显示广东省GDP呈现较平稳的增长,而FDI则呈现波浪式的曲折增长,总体上来看都有明显的增长趋势,而且从趋势图可以看出,GDP与FDI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建立模型:
运用Eviews估计模型的参数,可得出以下初步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false=0.886,修正后的可绝系数false=0.883,均在0.8以上,说明GDP和FDI的相关程度比较高,并且FDI平均每增长1%,GDP将增长0.689%。
三、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结论,得到政策启示:
第一,采取积极的引进外资政策,加大引进外资力度。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FDI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且长期的促进作用。因此,今后广东省应该采取积极的引进外资政策,充分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第二,优化投资环境。要加强软环境,尤其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使跨国公司FDI的投资和利用能够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和秩序整顿,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第三,选择性的利用FDI。随着FDI引进数量的增多,国家对FDI的质量也变的更加重视。因此,在引进外商投资时,要考虑本省的技术情况,对省内没有的或不足的以及需要开发的技术,应优先其进入;对已普遍。使用的技术,就没必要引进。同时也要注意,勿引进那些可能对省内企业产生挤出效应的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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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题目:入世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外文题目:ThestrategyandtheinfluenceonthemotorindustryofChinaafterenteringWTO
学号:姓名:年级:专业:系别:
04990000薛x2004级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管理系
毕业论文的格式汽车自1886年诞生以来百余年,汽车工业已成为劳动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乃至高新技术密集的支柱产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的汽车市场正在由最大的潜在市场转变为极具吸引力的现实市场。
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全球汽车工业发展特征,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现状,入世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影响,以及我国扶持汽车工业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汽车工业服务贸易
ThestrategyandinfluenceonthemotorindustryofChinaafterenteringWTO
Abstract
andtechnologyintensivehasbecom#ethepillarindustryandimprovedthedevelopmentofeconomyandsociety.ThemotormarketofChinaisnowchangingfrompotentialmarkettotheabstractedactualmarket.
目录
一、世界范围内汽车工业发展现状„„„„„„„„„„„„1
(一)世界汽车工业的现状及特征„„„„„„„„„„„„„1(二)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现状„„„„„„„„„„„„„„1
二、我国入世对汽车工业的影响„„„„„„„„„„„„„1
(一)我国入世对汽车工业的承诺„„„„„„„„„„„„„1(二)外商在华投资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影响„„„„„„„„„„2
三、我国扶持汽车工业应采取的政策措施„„„„„„„„„2
(四)提高自主研发能力„„„„„„„„„„„„„„„„„3(五)加快服务贸易领域的改革„„„„„„„„„„„„„„3
附录A:【附录标题】„„„„„„„„„„„„„„„„„„5附录B:【附录标题】„„„„„„„„„„„„„„„„„„5参考文献(小三号、宋体、顶格)„„„„„„„„„„„„„„6致谢(小三号、宋体、顶格,两字中间空一格)„„„„„„7
入世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
1雪铁龙等3了全球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这种趋势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并有所强化。
2.高新技术广泛应用,新产品开发速度加快
世界汽车工业经过近十年的调整和重组,现已基本形成了通用、别克、福特、丰田、大众、雷诺-日产等6大集团(联盟)和本田、宝马、标志-雪铁龙等3家基本独立公司的“6+3”格局,产业集中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九家公司控制了全球
二.我国入世对汽车工业的影响
(一)我国入世对汽车工业的承诺
1.2001年12月11日,等内容显示,根据入世协议,到20062001年关税税则,我国轿车目前税率为低10%,反映到价格上降低幅度为每年3%左右。但关税减让不是逐年顺延递减,而是从2002年开始,每年有一个递减水平,直到2006年1月1日减为28%,同年7月1日减为25%汽车专业毕业论文格式标准模板汽车专业毕业论文格式标准模板。
(二)外商在华投资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影响
近年来,几个大型汽车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由于受到中国汽车政策的影响,目前他们只能采取合资形式将资本投入中国市场。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中,外资企业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外资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效果均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外资进入后,中国轿车工业的生产集中度开始提高;市场竞争机制得以建立,价格开始成为市场竞争的有力工具;所形成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迫使每一个企业都加强了组织和管理,企业内部效益不断提高;外资和技术的广泛引进,使我国轿车产品在性能和质量上有了极大提高,缩小了我国轿车工业和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汽车专业毕业论文格式标准模板文章汽车专业毕业论文格式标准。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中国汽(http://bylw.gkstk.com#/)车工业水平显然大大低于国外。除非新一轮汽车技术变革到来后,我们在技术上占据优势,否则中国的轿车工业在较长时间内还不得不处在追赶之中[1]。虽然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汽车消费市场,技术、资金和人才也有了一定积累,但我认为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汽车工业中外商投资企业仍将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三.我国扶持汽车工业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2002年,我国开始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应对入世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研究世贸组织规则、改革管理方式、鼓励企业开展自主研发、加快服务贸易领域改革、改善汽车消费环境等,开始削减汽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放汽车服务贸易市场,并颁布了多项管理办法或条例
(一)国家关于汽车工业的政策变化
1997年至2000年初,针对汽车行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情况,各汽车工业主管部门含原机械工业部、原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汽车专业毕业论文格式标准模板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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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中国汽车工业工业总产值(2001~2005)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
图1-1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历年数据
附录A:【附录标题】:①[输入正文]②[输入正文]附录B:【附录标题】:①[输入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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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双边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090-06
近十多年来,在国内资源消耗骤增、产能不断扩张和出口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对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是指地处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简称哈、吉、塔、土和乌。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东道国区位优势与FDI流入关系研究”(11YJAGJW010)
作者简介:李东阳(1956-),男,陕西清涧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际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杨殿中(1961-),男,吉林榆树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投资、上海合作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研究。E-mail:富含石油、天然气等多种能源和矿产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市场潜力巨大,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非常强。但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亚五国的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规模并不大。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和贸易直到21世纪初才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在中国入世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后,中国对中亚地区发展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条件逐渐成熟,未来的发展前景也越发看好。中国在中亚五国发展投资和贸易的主要目的非常明确,即获取能矿资源和原材料、开拓市场、转移边际产业和承包工程。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还是双边贸易方式?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效应在出口与进口之间、在不同东道国之间是否存在差别?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中国在中亚五国的投资和贸易策略选择。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献回顾
理论上而言,投资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应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替代关系,也有可能是互补关系。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最早由Mundell[1]提出,他认为,在存在关税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具有替代性,贸易障碍会产生投资,投资障碍会导致贸易。自Mundell之后,很少有学者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仅存在替代关系。Kojima[2]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表明日本式的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美国式的逆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Markusen和Svensson[3]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贸易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取决于贸易与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与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则FDI与贸易表现为互补关系;反之,则表现为替代关系。Bhagwati 等[4]以及Dinopoulos和Wong[5]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会产生对外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及补充,即补偿投资(quid pro quo investment)。①Buckley和Casson[6]认为,FDI绝不可能先于贸易,投资国的出口可能导致了直接投资而不是相反。更多的学者则认为,FDI与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动机。
以中国为东道国,研究其FDI流入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较为丰富。不少学者认为,FDI流入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互补关系。相比之下,以中国为投资国,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尚不够充实。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7]-[9]。有些学者还通过区分进出口、地区、贸易品等方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周昕和牛蕊[10]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张应武[11]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但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很弱。俞毅和万炼[12]认为,从长期关系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补充。柴庆春和胡添雨[13]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在发展中地区的表现强于发达地区,这与中国在不同地区的投资动机差异有关。
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理应符合中国对发展中地区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特征,但现有文献对此几乎没有进行专门研究,因而迄今很难从理论上归纳出相关研究观点。本文将从一个研究视角弥补这一缺失。
二、现状描述
1.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五国陆续从前苏联独立出来,此后该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动荡和经济低迷状态,FDI流入规模并不大,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也很少。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后期,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先是大规模涌入,后又有所萎缩。2002年之前,在中亚国家登记注册的中国企业最多时曾达到几千家,而最低时只有几百家,其中包括一部分贸易企业,生产型企业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增多的。2003—2010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个体差异较大(如图1(1)所示)。②其中,对哈、吉、塔、土直接投资流量峰值的出现年份分别是2008年、2009年、2007年和2010年;对乌直接投资流量一直不高,2010年甚至出现了近500万美元的撤资。从存量上来看,2003—2010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图1(2)所示)。其中,对哈直接投资存量是最多的;2008年之后,对哈直接投资存量增长趋势有所放缓,对吉、土两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取得了迅速增长,对塔、乌两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有所下降。总体来看,近些年中国在保持以哈为主要直接投资对象国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吉、土的直接投资,但对塔、乌的直接投资力度有所减弱。
2.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发展现状
1994—201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以2001年中国入世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为契机,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实现了更加快速的增长(如图2所示)。③2008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额有所下降,但进口额于2010年实现了大幅反弹。分国别来看,哈一直是中国在中亚五国中的主要贸易伙伴,2000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中国对哈进口和出口占中亚五国总额的比重分别在55%以上和80%以上;吉、乌两国也分别是中国较为重要的出口对象国和进口对象国;中国与塔、土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虽有所增长,但其规模和比重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直观上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2003—2010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都先经历了快速增长期,后又进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在中亚五国中的相对地位和区位分布也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3.中国在中亚五国的投资动机与贸易结构
首先,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主要以采矿业、地质勘探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为主。这种产业分布结构体现出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四个动机:获取能矿资源、拓展市场、转移边际产业和承包工程。显然,这四个投资动机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能矿资源贸易、原材料贸易、大宗零售商品贸易和专用设备贸易(采矿与勘探设备和运输设备、通讯设备、建筑工程设备等)等会形成较强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一方面会促进能矿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另一方面会促进专用设备和大宗零售商品的出口。
其次,从双边贸易品的分布结构来看,中国主要从中亚五国进口石油、天然气、各种金属矿、皮毛和棉纺织品等能矿资源和原材料商品,同时对其出口专用设备、建材、服装、日用品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和居民生活用商品。
最后,受贸易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推动,如进口能矿资源的利益、出口专用设备的利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等,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产业分布结构特征也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因此,从投资动机和贸易结构的匹配性上可以初步判断,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会形成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当然,对于这个判断,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三、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协整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检验过程所涉及的面板数据变量主要包括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设为OFDI,用存量数据)、贸易总额(设为TRD)、出口额(设为CNEX)和进口额(设为CNIM)。哈、吉、塔、土、乌作为截面单元,分别用KZK、KRG、TJK、TKM、UZB来表示。各变量数据的样本时间段均为2003—2010年。相关变量数据主要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并经过取自然对数处理。所有变量统计和模型估计过程均由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给出。
2.模型设定
分别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TRD)、出口额(CNEX)和进口额(CNIM)为因变量,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OFDI)为自变量,建立面板数据协整模型如下:
3.模型估计
首先,分别采用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对相关变量的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来看,LnTRD、LnCNEX、LnCNIM、LnOFDI四个变量的水平值均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值多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LnTRD和LnCNEX一阶差分值ADF检验分别满足10%和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可以判定这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平稳变量。
其次,采用基于残差的Pedroni协整检验方法,对LnTRD、LnCNEX、LnCNIM分别与LnOFDI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滞后阶数按SCI准则自动选择,Newey-West窗宽使用Bartlett kernel进行选择,假定数据没有确定性截距及时间趋势。从分组内尺度和组间尺度来看,协整方程残差的单位根PP检验和ADF检验多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三个残差 、 、 均为零阶平稳变量,这样就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LnTRD、LnCNEX、LnCNIM分别与LnO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最后,既然已经确定了LnTRD、LnCNEX、LnCNIM分别与LnO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就可以对模型(1)、(2)、(3)进行回归估计。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因此,在回归估计时对截面方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时间方向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同时,鉴于中亚五国在整体与个体之间有可能存在差异,对自变量系数分别采用总体相同和分国别不同的方式予以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的R2来看,在假定OFDI系数分国别不同的条件下,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
4.估计结果分析
从整体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的互补关系,估计结果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其中,OFDI的系数表明,如果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则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42%、0.32%和0.30%。
从分国别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总额、出口额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协整关系,但在与进口额的关系上,中吉、中乌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中哈、中塔之间关系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也有所减弱。从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上来看,中国对哈、吉、塔、土、乌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则贸易总额分别会增加0.35%、0.88%、1.02%、0.31%、0.48%,出口额分别会增加0.38%、0.97%、1.15%、0.26%、0.71%,对哈、塔、土三国的进口额都会增加0.34%。由此可见,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国家有一定的差异,中国对个别国家(如吉、土)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进口效应,并不如总贸易效应和出口贸易效应那样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关系,属于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现有的投资产业分布和贸易结构下,中国继续加大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会进一步促进能矿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且有利于各类专用设备、服装及生活用品等商品的出口。
二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大于进口贸易效应。从中亚五国整体看,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稍大于进口贸易效应;分国别的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对哈、塔两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明显大于进口贸易效应,对吉、乌两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显著,而进口贸易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目前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以促进中国出口为主,以促进中国进口为辅。同时说明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市场扩张动机与获取能矿资源动机虽是并存的,但前者稍强一些。
三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效应,在不同国家表现出的强弱性有所不同。根据相关实证结果,中国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促进效应,在中亚五国的强弱排序依次是塔、吉、乌、哈、土。其中,中国对塔、吉两国的直接投资并不多,却产生了较强的贸易促进效应;中国对哈、土两国的直接投资较多,但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反而较弱。值得注意的是,塔、吉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2010年人均GDP分别为738美元和843美元)要远低于哈、土两国(2010年人均GDP分别为8 940美元和4 110美元),但中国直接投资占塔、吉两国FDI流入总额的比重(近年多在20%以上)却远高于哈、土两国(长期处于4%以下)。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亚五国,中国直接投资占东道国FDI流入额的比重越高,且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双边贸易促进效应越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不同动机下,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应选择不同的区位:若以扩大出口为动机,则应该优先选择人均购买力水平较高且市场规模较大的哈、土两国,其次可选择出口贸易效应较大的塔、吉两国;若以转移过剩产能、获取低廉人力成本为动机,则应该优先选择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塔、吉、乌三国;若以扩大进口为动机,则应该优先选择进口贸易效应显著且富含能矿资源与原材料的哈、塔、土三国。
二是中国应继续加强对哈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发展,这样不仅可以巩固中国在哈这个中亚最发达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地位,而且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在哈积累的成功投资与贸易经验,扩张对其他中亚国家的投资和贸易。
三是中国应进一步提高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投资贸易便利程度。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基础上,提高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投资贸易便利程度,以促进中国在该地区投资与贸易的良性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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