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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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 F273.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3－0046－04

2006年10月16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以“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为题，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渠道。而现在，情况开始变得多样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新特点就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蓬勃兴起。2005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2005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投资来源地依次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湾、巴西和中国内地。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第三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已经引起全球注目。在《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中国跨国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达到50家。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已达636.4亿美元，累计成立境外投资企业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个国家和地区。[1]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此，本文在分析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以全球化的视角对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

一、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力争在近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大项目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项目；力争在对外劳务合作层次上实现劳务人员输出由普通型向专业型、技术型升级；力争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海本土跨国企业；力争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复合型人才。

在此战略目标下，2006年上海全年新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75个，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4亿美元。迄今为止，上海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投资企业和办事机构。“十一五”期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望年均增长30％左右；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额累计超过280亿美元，约为“十五”期间的3倍多。此外，上海已于55个城市建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与10个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上海将充分利用“友城”资源，为企业“走出去”服务。[2]

此外，近年来上海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从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

二、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上述分析可见，近年来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那么，导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相关。下文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20世纪末的最后1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动因，这与传统的跨国公司FDI动因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对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跨国公司FDI理论。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Stephen H.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尼克博克(Frederick T. 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理论、巴克莱(P.J.Buckley)的内部化理论、邓宁(John 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等。这些跨国公司FDI理论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中，并且呈现出迅速增长之势：1981～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FDI总额的2.2%，但到了1993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到了7.2%，其绝对数量的增长更可观，在1981～1985年期间平均每年只有10亿美元，而到1993年己高达140亿美元。2005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3]上述传统FDI理论对于大批涌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无法解释。本文认为，传统理论所依据的环境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状况。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伴随着这种变化，企业战略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巨变必然对现有的跨国公司FDI理论提出众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

1.获取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具备了垄断优势，才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Stephen H. Hymer，1960）[4]。上海大多数企业不具有垄断优势，在技术上往往处于劣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获取技术，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从而获取垄断优势。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依赖于这样一些条件：①某技术先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必需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T，这是因为技术先进地区具有产生T的R&D环境；②某技术后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需要的某种重要要素L。假设：①技术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术先进地区向技术后进地区许可并由技术后进地区组合T、L进行生产的方式被排除；②技术先进地区企业到技术后进地区从事FDI的可能，因跨国成本高（含跨越“国界”成本和技术内部转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潜在竞争者，而被排除；③技术后进地区为得到T，可到技术先进地区从事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雇佣工程师、收集信息、设计和开发技术或管理技能T1。

我们把T、T1，刻化为时间t的函数，易知T (t) > T1（t）≥0，t ∈[0, t,] ，用T(t)- T1(t) =G表示技术差距，则学习过程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为:

而策略竞争（博弈过程）能够维持的必要条件是，对任取t≥t1，存在某个充分小的技术差距(G )，使得

G（t）=T(t)-T1(t)≤G，t∈[t1,+∞]（2）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使企业在短期内(0, t1,)遭受的损失(C)和长期(t1，＋∞)在世界市场利用新技术T1所获利润π分别为：

这里r为贴现率，i为某国(i=1, 2,・・・，n)，π1为拥有T1的技术后进地区在（T1,+∞)期在世界第i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所获利润。显然，关于(3)式?坠C(t)/?坠G(t)＞0，t∈(0,t1) 这表明，技术差距越大，损失越大；关于(4)式，π只与某个固定常数G有关，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t∈(t1,+∞)时，技术差距已不构成技术先进地区和技术后进地区之间特定的竞争优势，这些地区的企业所获利润与技术差距无关。

最后，用倒推法(backward)，当π＞C,t∈(0,+∞) 技术获取型FDI在(0, t1)发生，意味着会出现逆向投资；当T(t)-T1(t)≤G，t∈[t1,+∞]时，意味着技术后进地区企业通过逆向型投资已成功获取某项技术T。

上文证明了技术后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实的，强调了技术后进地区是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直接投资。事实上，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也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当前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在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上海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外跨国公司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上海企业被迫成为技术标准接受者。因此，与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上海企业最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模仿阶段，不能自主开发出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让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关键技术都十分敏感，避免技术扩散，增强竞争对手能力。因此，上海企业也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正因如此，上海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利用“走出去”获取技术，即开展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并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使“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上海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并购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硅谷”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研发机构更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上海公司总部，有助于上海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上海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更能促进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加速上海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上海企业实施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业开始逐步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型企业，成为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先驱者。以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1991年2月，该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IDO）合资成立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同时在东京成立研发公司――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支社；1994年3月复华实业全额投资成立美国环球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与生产UPS产品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

2.融入全球供应链。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认为，企业的跨国发展与国内市场发展相比，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跨国经营的必要条件是具备某种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这是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其实，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各自的国内市场里可以生存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非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非全球化时期里，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企业成长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必须做好全球竞争的准备，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是上海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全球供应链的概念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业务拓展而产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供应链优化的问题。以在华跨国公司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全球供应链延伸到中国，在中国建立新的大规模生产基地、设立新的合资公司及销售网络，以期降低其运营成本、更贴近消费者，并提高市场份额。举例来说，进军中国市场较早的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公司，在把整机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发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国外知名企业在华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2000年摩托罗拉在华采购金额为75亿元人民币，2004年达到120亿元。摩托罗拉产品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比例高达65％，有700家供应商；同样，爱立信公司在中国也有24个办事处、9家合资企业和4家独资企业。中国已经成为爱立信全球四大供货基地之一，设在南京和北京的两家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提供给中国市场，也提供给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户[5]。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采购和销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延伸至全球每个角落。在此背景下，上海企业不能等待观望，而要积极参与，争取尽早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的环节中去，这是经济全球化对上海企业提出的客观要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

随着近年来上海商品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上海企业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直接把商品卖给国外消费者，而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必然的选择。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和销售，这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供应链。这些跨国公司每年的采购额十分可观，而且一旦选定供应商就轻易不会变动。客户不稳定、订单不稳定一直是上海许多企业面临的难题，这些企业不得不按照中间商的指令进行生产，企业成了中间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够进入全球供应链，就相当于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摆脱中间商的控制。上海企业在设备、技术、人力资源、经济环境等指标上都相当不错，完全有条件进入全球供应链。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上海企业不仅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还能成为新一代的全球供应链的“链主”，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总之，融入全球供应链是上海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主要动因。

事实上，一些发展壮大了的上海企业为了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制定了国际化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全球市场。在实践中，宝钢公司在打造全球供应链方面颇为成功。宝钢生产钢铁所需的原材料，绝大部分必须依靠进口。这一点使宝钢较早地考虑了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在采购上采取战略供应链方式以及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宝钢相继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资办矿，确立了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并与多家世界知名船东签订长期运输协议，确保了原料资源的稳定供应，保障了运输能力。2004年，宝钢决定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在巴西建设一个钢铁厂，产品主要为当地汽车工业服务。这一计划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法国钢铁集团阿赛洛的参与，是迄今我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之一。[6]宝钢此举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与国际矿业巨头和钢铁巨头的战略联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资巨头主导的全球汽车供应链条之中。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以融入全球供应链为主要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会被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所采用。

3.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近年来，日益加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 1/10、1/20和3/5。[7]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多、地域小、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弱，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更为突出。由于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上海经济对资源的需求迅猛增加。伴随着上海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凸现。资源的国内供给率将进一步下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些因素都迫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上海在进一步加大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应该积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让更多的上海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去获取资源，利用全球资源发展壮大，同时缓解上海的环境压力。这既是上海企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的有效出路。

结 语

近年来，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前列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融入全球供应链和缓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上海企业要善于利用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为大胆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获取先进技术，尽早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同时也可以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带领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必将成为全球FDI来源大国之一。

[参考文献]

[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EB/OL]. 省略，2006-09-16.

[2]吴 宇.上海市今后4年对外投资规模可望超过30亿美元[EB/OL].新华网，news.省略，2007－2－9.

[3]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6[R].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 省略/，2006-09-10.

[4]Hymer Stepher H. (1960),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I.T. Press.

[5]白木.中国将成为全球制造工厂[J].党政干部学刊，2002（5）.

[6]柯兆发.中国企业转向全球供应链[N].中国交通报，2005-2-23.

[7]顾海兵.“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分析[N].中国税务 报，2006-3-31.

The Motive of Shanghai Enterprises’FDI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He Ju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第2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关键词：中国；FDI；原因；动因

从2004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急剧扩大。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55.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93%；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则分别上升到122.6亿美元、176亿美元、265.1亿美元、406.5亿美元和433亿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达123%、43.8%、50.6%、63.6%和65%。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达2 200亿美元，中国境外企业已超过3万家，投资区域基本遍及全球各国，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一、中国FDI的增长态势

从1979年至今，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30年。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是增长迅速但起伏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在起步阶段的头几年，投资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到4 000万美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1985―1990年的增长阶段，年均投资流量已上升到7.11亿美元，即使在1991―2003年间的调整阶段，增长速度减缓，年均投资流量也达26亿美元左右，几乎是增长阶段的4倍，而到了推进阶段，仅2004―2007年间的年均投资流量就达154.75亿美元，差不多又是调整阶段的6倍。可见，在总体发展趋势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加速发展状态。但如果从不同的发展阶段看，规模增长的起伏又相当大，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这从图1中可以得到清楚的反映。

二、中国近年来FDI迅猛增长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原因何在？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看，中国在短期内FDI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

邓宁（Dunning）曾提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用以解释一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变化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该理论认为，随着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规律性的周期变化。①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人均GNP只有200多美元。与此相应，中国引进外资流量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少。进入90年代后，人均GNP出现大幅增加，同时外资流入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均快速上涨。具体情况可由表1得到反映。

根据表1中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净FDI流量为负数且差额很小，按照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一时期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从90年代初开始，FDI流入增幅高出FDI流出增幅，净FDI流量绝对值不断增大，表明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第二阶段；而从2006年开始，FDI流出增幅超过FDI流入增幅，净FDI流量绝对值逐渐减小，表明中国正在转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将迅速增加。

我国学者梁军和谢康①以中国净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中国人均GNP作为解释变量，提出如下计量模型：

Yt=b0 + b1PGNP + b2（PGNP）2 + Ut（1）

式中， Yt代表中国净FDI流量，PGNP代表中国人均GNP，采用中国1982—2006年的相关数据，经拟合得到如下结果：

Yt =246.4071-0.9797PGNP+0.000261（PGNP）2 （2）

P值=（0.0000）（0.0000）（0.0001）

R2=0.935 3 校正R2=0.929 4

F=158.862 5P（F）=（0.0000）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超过0.93，校正的拟合优度也接近0.93。表明中国人均GNP水平提高与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高度相关。从系数的符号看，人均GNP一次方的系数（b1）符号为负，人均GNP二次方的系数（b2）符号为正，既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吻合，也与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随经济发展水平（GNP）的提高现降后升的特征相符。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看，2006年人均GNP按接近2 000美元，而净FDI流量开始减少。根据上述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推断，在2006年前，中国的国际投资结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二阶段，而2006年后则开始转入第三阶段。这一推断与投资周期理论中的经验数值②也是大体相符的。

（二）人民币持续升值

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实行汇率改革以来，升值成为其汇率变动的基本趋势。汇改前的2005年6月，1美元折合人民币8.276 5元，2005年底到8.07 02元，2006年底为7.808 7元，2007年底进一步升到了7.409 4元，2008年甚至一度“破七”。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一方面会提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力和潜力（以美元计）。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高中国国内各种要素和商品的国际价格进而增加出口成本，由此而产生的替代效应也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历史的经验表明。与一国本币升值相伴随的往往是该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期间，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就是例证。

（三）鼓励性政策扶持

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投资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大量鼓励性政策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张为、付曾以1995—2006年的统计资料，就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每增加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即增加1.5%左右，两者呈正向关系。这无疑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论证这一点，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台的一些整顿性政策往往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波动，则从反面说明了政策因素的重要性。

三、中国企业参与FDI的动因

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具有垄断性的竞争优势。按照这种论断，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可能对外直接投资。但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企业都走上了跨国经营道路，不少企业还打入了发达国家市场。这种现实使我们有必要来重新审视居于主导地位的垄断优势理论。

我们认为，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企业跨国竞争的优势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二是跨国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跨国经营的发展过程将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凭借自身的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全球利润最大化；而对中国企业来说，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某种相对优势，积极向国外寻求有利的经营条件，以增加和发挥其竞争优势，这才是目前许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对引进的技术和管理的消化吸收已形成了相对优势。而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国内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稳定因素，经营环境不尽如人意，这就促使这部分企业走出国门去寻求有利的经营环境和机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以下几种典型的动因类型：

（一）市场寻求型

克鲁格曼所倡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由源于聚集效应的外部经济和源于内部能力的内部经济所驱动。所谓外部经济就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寻求和占有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同样也是中国企业跨国发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动因。目前，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开拓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主要是如下四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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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于转型中的国有外贸企业

该类企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中国商品进出口的唯一渠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加强，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开拓和保护出口市场的重要手段；同时国内贸易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它们过去专业分工过窄和独家垄断的经营地位，使它们改变传统经营方式，走上对外投资的跨国发展道路。例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自1988年以来，先后在主要的出口市场国家和地区设立贸易和非贸易子公司及其它机构，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在国外的石油、化工产品市场。

2.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工业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有着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一方面由于企业产品已经进入成熟期，国内需求增长率下降，使国内总的生产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同行业企业数量多，使得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竞争激烈。这就促使一部分企业通过在有关市场国家投资生产来开拓市场。

3.拥有技术实力的科技开发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拥有国内最新的科技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国内市场成长较慢，受限于技术产品更新周期短的压力，所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积极向国外市场扩展。因为直接投资有利于保护技术秘密，可以获得更充分的回报。在国内科技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后，这类企业正日益增多。例如，中科院所属的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以联想式汉字系统这一拳头产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已在香港、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有24个分公司，其研制开发的各种微机主机和功能卡等产品大量销往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4.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企业

这类企业开拓的是另外一类市场，即劳务市场。随着世界劳务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仅仅依靠劳动力单一要素的跨国界转移，已难以有效地占有市场，所以，劳动力同国内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技术及其物化的设备等资本品相结合，实行“一揽子”要素转移，就成为更有效的竞争方式。目前，中国各省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几乎都沿着这条路线走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例如，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泰国、孟加拉、新加坡、美国和港澳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0多家境外独资、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劳务承包、贸易、金融、旅游、服装、电子以及橡胶等多种行业。

（二）资源寻求型

资源紧缺已成为中国一些企业发展壮大的限制条件。因此，寻求经营资源，成为不少企业发展跨国投资最直接的动因。这些企业主要寻求两类经济资源：

1.寻求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受地理条件影响，各国分布差异很大，有些自然资源在国内长期供应紧张，而在其它国家和地区蕴藏状况和开采、运输等条件却十分优越。这种投资显然对国家、对企业都是有利的。此外，首都钢铁公司购买秘鲁的矿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于美国开采供应国内的木材资源，投资于加拿大开发供应国内的纸浆和铝锭；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投资于美国和东南亚开发供应国内的化肥和橡胶等，都直接以寻求自然资源为投资目的。

2.寻求信息资源

这是另一类经济资源，这类资源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过去较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不了解国外市场需求并难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目前，一批专门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经济技术信息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在国外投资设立网点，接受委托或主动为国内企业搜集国外有关经济技术信息，为其进行技术引进和其它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

（三）战略资产寻求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中，跨国公司并购成为一个热点。以波特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派认为，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要考虑各地经营活动的整合态势以及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情况。对于希望进入世界级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而言，仅仅定位于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型的跨国经营是远远不够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有关调查表明，中国许多大型企业对于战略资产青睐有加，拥有这种动机的比例达到51%，仅次于市场寻求型。海尔、TCL和联想等企业国因其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购而成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以联想为例，联想在并购IBM全球PC业务中获得品牌、技术以及国际性的公司管理结构，这些正式联想寻求的互补性战略资产。寻求战略资产可以获取更高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实力，因此这类投资多流向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

邓宁（Dunning）曾对跨国经营动因作了系统调查并归纳初四种类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战略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示，前三种动因对中国的跨国企业均有较大作用，唯有效率寻求型影响很小。这是中国跨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FDI动因上的最大区别，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这是由于中国的跨国企业未形成国际化生产网络并缺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事业和能力，显然这同中国企业尚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关。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目前还具有较强的被动性和自发性，不少企业是在国内体制变革的压力下迈出国门的，随着国家和企业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竞争在国内外市场的全面展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动性将会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1] J.H.Dunning.Explain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 Weltwirts Chaftliches Archiv，1981.

[2] 张为付.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

第3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历史回顾

对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是选择并购还是新建、是合资还是独资，主要从跨国企业的资源状况与投资动因、投资区位的客观因素和投资母国因素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从投资企业动因方面，要选择有利于企业国际竞争地位提升的市场进入模式；从投资区位的客观因素方面看，许多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于某些政治及经济因素的考虑，对于外资企业并购本国企业及股权比例有所限制，市场进入模式是投资企业和东道国政府谈判博弈的结果。投资母国的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外汇储备及对外经济政策等都会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产生影响。

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阶段，由专业外贸公司建立的境外企业因投资额相对较少，一般都以独资形式在境外注册。随着生产性项目增加，特别是一些较大型生产项目需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由于我国企业缺少国际投资经验，客观上也需要国外合作者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在起步阶段，企业大多采用与东道国或第三国企业合资经营的投资模式，且以我国企业对等或少数股权合资模式为主。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跨国经营的经验也日趋丰富，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在逐步提高，合资企业中我国投资比例也有扩大的趋势。

从全球视角来看，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对外投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国并购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导地位。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8970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投资额达5300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59%。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4年香港最大的电子上市公司——康力投资有限公司因财务危机濒临倒闭，被中银和华润集团联手组建的新琼企业以4.37亿港元收购，这是我国第一起企业海外收购的实践。此后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并购模式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活动比较有限，且早期的跨国并购几乎都是国有企业。自1999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而且近年来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民营企业跨国并购也有所突破，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案例，如浙江万向并购美国UAI公司、浙江华立并购飞利浦CDMA手机业务、京东方并购韩国HYNIX和HYDIS的LET-LCD业务、联想并购IBM电脑等。

虽然跨国并购方兴未艾，但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目前仍然较多的采用传统的跨国新建模式进入国际投资市场。据统计新建方式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约占70%，而以并购模式建立的企业仅占三分之一左右。这是我国企业多年来形成的“投资就是新建”的思维定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我国具体的国情和对跨国并购模式进行投资的有关法律和规则不熟悉，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所导致的结果。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战略选择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视角

目前，我国企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在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时候，我国跨国企业应该以独资新建或合资模式作为主要的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纺织等机械加工业，都是我国企业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强项。这些产品国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或者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其出口又面临着同我国经济技术水平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激烈竞争，而且还受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国内企业可以通过独资或合资新建模式，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来释放富余的生产能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而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产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则应该采用跨国并购或合资模式为宜。

（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视角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是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的主要途经就是要置身于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环境中，利用其人才资源培养企业自己的人才，自主研发先进技术。因此从减少进入障碍和风险、加快进入速度、尽快获得短缺资源的角度看，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达、开放度高的特点，对于外汇资金充裕和精通跨国经营业务又熟悉国际惯例的管理人员的企业，应尽量选择并购方式。在股权安排上，由于该类投资对股权无特殊要求，且合资在有些方面还有利于学习的进行，因此，可更多地考虑多数股权的合资方式。特别是对于进入技术程度较高，进入障碍较多的发达国家市场，比如日本和西欧国家，合资并购对我国许多企业来说更为有利。如果没有合适的并购对象，也可以考虑独资兴建投资成本较小的研发机构等，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置身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区位环境中，利用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从事自主先进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浙江民企飞跃集团就是通过海外并购以获取先进技术的成功例子。从事缝纫机生产的浙江飞跃集团在2003年与新加坡一家公司合资，收购了一项控制系统技术。之后，合资公司又联合并购了德国的一个电脑技术。2006年飞跃大胆收购意大利美福拉公司50%的股份，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一项电子技术，该技术能够把棉花直接变成衣服。飞跃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额已经从1981年几万美元发展到2005年2亿3千万美元，与12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成为一个在国际化道路上取得成功的中国著名民营企业。

对于我国企业产业转移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主要投资区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进入模式应以新建企业和合资为主。从东道国方面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角度考虑，法律透明度不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安排和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有各种限制，而对新建、合资企业却比较欢迎。从进入企业方面看，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般都拥有适用的生产技术优势，选择新建企业和合资方式，用技术、机器设备、原材料、知识产权等作为资本入股，既可以节约大量外汇资金，也有利于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还可以利用合伙企业加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更好地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企业的跨国投资应符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战略导向，直接从国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供给，以弥补国内母公司资源的不足。此种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合资为主，其理由有三：一是合资经营有利于与东道国建立长期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有助于风险共担和资源共享，确保长期稳定的海外资源供给；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各国都有严格的控制，合资有利于获得东道国的信任与支持；三是资源开发型投资规模一般较大，合资有利于对投入资源的分担，以降低投资风险。

（三）企业拥有的资源、组织管理与整合能力

一般来说，企业通过使用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可以获得对并购企业极其重要的资源；而通过新建进入模式的企业则要依靠本身所拥有的优质资源。因此，拥有适当资源的我国企业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进入；而没有适当资源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并购进入并且用自己拥有的金融资源交换被收购企业的有价值其他资源。另外，跨国并购相对于跨国新建要求更高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Anderson和Svensson1994年就指出，如果一个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技能越强，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如果一个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选择绿地投资的可能性越大。与跨国并购整合能力密切相关的是企业文化差异的整合。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就有其特定的群体文化，即企业文化，它包括价值观、企业理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文化环境等。各国企业之间，由于在地域、规模水平、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上存在不同，企业文化也表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导致跨国企业经营思想、价值观念、工作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冲突，如果目标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文化差异比较大，那么其文化整合难度也较大，此时采取并购就不可取。因此，如果选择跨国并购，在企业文化差异越大时，对其跨国并购整合能力的要求也越高。

从企业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来看，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浪潮才刚刚兴起，海外并购则更只有短短几年的历史，企业普遍缺乏足够的海外并购经验和整合并购企业的能力，因此实施整合或整合过程缓慢，并购后其整合成本也会比较高，并购结果也远远达不到预期值，这样不仅会使预期的“并购协同效应”难于发挥，而且还可能使原先经营正常的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和经营危机。如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部门后，被并购企业员工人心浮动、技术研发进展缓慢、投入资金黑洞巨大和并购项目前景迷茫等充分暴露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整合能力差的这一弱点；在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过程中，由于文化和理念的差异，也出现了严重的“1+1<2”的整合问题。例如TCL员工经常加班，而阿尔卡特留下的员工却没有加班的传统；在销售人员的薪酬上，阿尔卡特实行相对稳定的工资待遇政策，而TCL采用相对较低的底薪加上较高的业绩提成的办法；TCL的手机销售采取投入大量资金直接进行终端销售的方式，阿尔卡特主要是通过经销商来做，销售人员不直接做终端；TCL派出的负责在法国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形同虚设，整个子公司处于失控状态。此外京东方并购韩国HYNIX和HYDIS的LET-LCD目前也都处于同样的尴尬局面。因此根据我国企业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来看，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时，应当更多考虑的是采取新建投资模式进入。

第4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5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026-02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有了不俗的表现。2014年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更是连续三年保持了世界第三的水平，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企业作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化程度也逐年攀升，为中国实现对外投资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平衡、促进包容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参与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投资者共对全球逾156个国家和地区的452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投资活动，累计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上年有14.1%的增幅，其中非金融类投资898亿美元，能源矿产领域仍为投资热点所在。与此同时，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国家中，发达国家占比有了较大提升，其中对欧盟投资也有约1.7倍的增长，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欧洲投资的“跳跃式”增长尤其引人注目。

中欧长期以来稳定而密切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在2013年底达到了5591亿美元的规模，其中欧盟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的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那么，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经济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国结构迅速从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集中的现象，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又有着何种形式和行业分布形态？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加大投资力度的现象是否是长期性的趋势？这些问题，都将留待本文在余下部分逐一展开进行探讨。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活动的规模与主体

据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数据可知，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61亿欧元，位居印度、冰岛等国之后，而截至2012年末，这一金额已增长了4倍之多。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13年初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企业为7148家，企业资产总额为878亿欧元，中国企业投资的欧洲国家也由两年前的28个增至35个，且早在2012年末，中国在欧洲所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便覆盖了全部欧盟成员国。由图1的部分关键指标可以看出，单就企业数目而言，两年时间内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企业数目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涨幅高达57.9%；且伴随着对欧洲直接投资额的迅猛增长，相关企业的从业人员也有了大幅增加。此外，诸多数据也表明中国对欧洲ODI活动中企业偏向于“年轻化”的局面，中国企业在对欧洲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水平也正在不断的提升。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

伴随着中国与欧洲双边资金流动规模的增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多，根据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都有了跨越式的增长。2004年中国对欧盟等国的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分别为5.37、0.73亿美元，到2012年底则分别突破了315.38、61.2亿美元，增长速度尤其迅猛。无论是直接投资的存量还是流量，亚洲始终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集散地；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了包括香港、开曼群岛以及澳大利亚等传统的避税区，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但是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这一比例显著需要增强。

三、中国企业对欧洲ODI的投资结构特征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投资结构

自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而中国资本却在此时背道而驰，加大了投资规模，大量中国资金进入欧洲市场。例如，中国山东重工集团收购德国叉车制造商凯傲集团25%的股份、国家电网投资21亿欧元购买意大利国有存款银行能源网资产35%股权、复星集团出资10.38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公司的80%股权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整体而言，通过对各行业的流量和存量占比、资金规模都不难看出，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是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三大领域，且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也是增长较快的行业部门。

与此同时，也通过选取部分欧洲国家，详细探讨了中国对欧ODI的行业分布结构。如表1所示，在7个样本国家中，能源、交通、技术和不动产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覆盖面相对较多、投资规模较大的产业部门。这与上文所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吸纳了大多数的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

根据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这两种投资形式，结合企业投资的行业流向，本文借鉴Hanemann & Rosen（2012）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模式是投资者更多采用也更为偏好的投资方式，但并购的方式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在项目合作方面，通信设备及其服务、工业机械、设备和工具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产业是相对集中的三大产业。当然，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领域开始向酒店、医疗、电信、地产等产业迈进。

除了产业分布结构方面的特征，伴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的不断扩大，从国家和地区分布结构来看，2014年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而中国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投资从2011年到2014年有大幅的增长。与此同时，卢森堡、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荷兰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欧盟国家。显然，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分布呈现出西欧多于东欧、北欧和南欧的局面。然后，在不同的地区内部，各类企业的占比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例如，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占据了西欧投资者的主体，而东欧则以个体及家族企业为主。

根据上述关于企业的行业和地理区位的分布，更进一步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等特征进行展开。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海外投资曾经主要来自中国的国企，但在2011到2013年之间，中国私企在欧洲大陆的投资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从之前三年的4%上升到30%。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特征

基于上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不断增加，增速明显，但同时所占比重并不大。伴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同时欧债危机为中国企业投资欧盟提供了不少难得的机遇，中国投资者对于欧洲的投资兴趣不断升高，投资规模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但正如前文分析得知，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其中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更是只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相比之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无论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在欧盟吸收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都还比较小。

其次，中国对欧投资重心逐渐从投资自然资源和促进贸易两方面转移到全产业链的投资模式，投资行业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当前，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大多数行业，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这三个行业的投资存量占同期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83.2%，其中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存量为58.76亿美元，对制造业的投资存量为30.79亿美元，对金融业的投资存量为14.51亿美元，分别占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47%、24.6%和11.6%。近年来，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开始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住宿和餐饮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发展。即便如此，工业仍是中国对欧投资的重点领域，化学产业、汽车、煤炭原油和燃气的投资比重仍然相对较大。

最后，中国企业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地域分布不均，主要投资仍然集中于欧盟核心国家。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欧盟核心国家，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卢森堡、德国、瑞典、英国、荷兰、匈牙利、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波兰，这十国的投资存量占对欧盟投资总额的94.7%。相比之下，中国对于其他新增的欧盟国家投资则极少，比如2010年对马耳他的投资仅为237万美元。

四、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动因和变动趋势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进行ODI投资的动因

国际投资理论将企业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为四类，包括资源寻找型、市场寻找型、效率寻找型和战略资产寻找型四种。而且，根据该理论的表述，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一般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而从降低自己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以获得比在母国更高的利润回报。

然而，上述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框架却很难与当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现状相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对欧洲PDI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很难将其归于四种类型中的单一一种，更多情况下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并没有将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欧盟，而是将投资重点集中于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这恰恰又是中国企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因此，需要将分析视角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中国主要是通过加工制造业嵌入国际生产网络而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产业发展的，这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国参与的部分位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并没有主导整个产业链，所以，中国企业很难进行将自身优势产业进行海外转移的对外投资。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进了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存局面，而随着国际、国内竞争的日益加剧，走出去成了更多企业的选择。欧盟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完善的市场制度以及极大的市场需求，基本可以满足中国企业投资发展的需要，因此，扩大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变动趋势

现详细分析了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同时在特征部分指出了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在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势头下，中国对欧ODI的投资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趋势。

首先，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将继续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净额总体不断上升，存量和流量每年都以较大的比重增加，按照这样的趋势，在双边贸易政策和国家关系稳定的情形下，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必将继续扩大。事实上，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中国的投资带来了机遇，同时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与欧盟“2020战略”深度对接的背景下，中欧政策的高度一致，为中国企业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提供了宏观的支持，因而未来的投资规模将会有更进一步地扩大。

其次，中国企业对欧盟新成员国的投资也将不断的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对欧盟新成员国的大部分国家投资非常少，更多的集中于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根据国际化相关理论可知，实际上这些新的成员国或地区是中国扩大对欧盟投资的潜在区域，伴随着他们商业法律环境以及市场机制的日渐完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不仅能够实现互补，同时也可以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近年来，中国对于部分新加入的欧盟成员国的投资规模均有了大幅的增加。

最后，跨国并购方式占对欧直接投资的比例将持续提高。跨国并购模式凭借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并占有市场份额，有效降低了进入新行业的壁垒，减少了对外投资的风险等优势，风险较小、投资收益较快，是中国企业投资欧盟的主要模式，在今后的投资中这种模式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6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7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8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开始兴起，与此同时，跨国公司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它的发展不仅渗透到世界各国的各个生产领域，而且对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跨国界的优化配置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相应地，国际分工也逐步从传统的以国内生产、对外交换为特征的贸易导向型向以国际化生产、跨国经营为特征的投资导向型转移。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己经不可能只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走国际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己成为的必然。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母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往往通过外直接投资依存度进行分析，通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出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际产业资本的依赖程度或生产国际化程度。在经济国际化过程中，往往是先通过对外贸易来拉动本国的经济增长，这在数据上体现为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逐步提高。当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出现相对稳定或缓慢增长的态势，此时对外直接投资的依存度会有明显的提高，并逐渐超过对外贸易依存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下图2005年――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

数据中的FDI包括引进外资及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有关数据整理得来

从图表数据可知，我国目前依然是贸易主导型国家，尽管与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依存度在逐年的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我国在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的同时，也决不可忽视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一）经济增长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跨国流出的经济活动，其对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一定的中间变量的作用，间接地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资源配置、技术以及资本积累等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对能源、矿产资源的依存度的上升，我国通过直接对外投资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将各类稀缺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将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外证券市场、国内外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资金市场筹措资金，使外部筹措的资金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资金来源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我国融资难的民营企业更为重要，同时使交易成本大大减少。

（二）产业结构效应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延长本国已经处于劣势的产业优势发挥作用的时间。此次的金融危机暴露出我国的产业结构的种种弊端，要想保持经济的快速平稳的发展，产业结构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一方面可以向处于技术下游的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将我国低附加值、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另一方面通过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将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引入到本国产业结构中，从而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贸易效应

从投资国的角度来讲，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主要有贸易替代论、贸易创造论和投资贸易融合论。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为了绕过各类贸易壁垒，进一步占领和拓展国外市场，提高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会带动国内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出口以及相关服务的出口，这有利于我国贸易出口总体规模的扩大。

（四）就业效应

跨国公司外直接投资对一国就业的影响通常用“替代效应”和“刺激效应”的差额来衡量。当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时，直接投资将会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对我国来讲，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由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出口的增加带动就业的增加上，这在占我国投资比重较重的加工贸易有所体现。就业替代效应的强弱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密切相关。

第9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

【关键词】 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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