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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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爆发式增长,对外投资中存在的投资主体错位、投资产业缺乏比较优势、投资区位不合理、投资效益较低等问题日益突出。西方FDI理论虽然比较成熟,为中国的FDI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但由于中国特殊的转轨经济体制,使西方基于市场体制的FDI理论作用有限,只有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不断丰富FDI理论,才能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不断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

关键词:FDI理论 技术进步 评述 借鉴

西方FDI理论的发展及其分类

跨国公司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工业化的成果之一,因此,最先研究西方跨国公司理论和研究最全面的都是西方学者。在一百多年的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积累了丰富研究理论和实践经验,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跨国公司的跨国动因、环境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垄断优势理论

海默(1960)开创性地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理论应用于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必须放弃对传统国际资本移动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设,从不完全竞争来进行研究。所谓不完全竞争,是指由于规模经济、技术垄断、商标、产品差别,以及由于政府课税、关税等限制性措施引起的偏离完全竞争的一种市场结构,寡占是不完全竞争的主要形式,正是垄断优势构成了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西方学者在海默、金德尔伯格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约翰逊指出,“知识的转移是直接投资过程的关键”,在直接投资中,子公司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利用总公司的知识资产,而当地企业为获取同类知识则要付出全部成本。凯夫斯(R.E.Caves)认为,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利用其技术优势使产品发生异质化,产品的异质化使得跨国公司保持了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其垄断优势。尼克博格进一步发展了跨国公司的寡占反应行为模式。

垄断优势理论提出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思路,从而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独立开来,较好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对后来的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二)交易成本理论

巴克利和卡森(1976)以及A•Rugman(1981)沿用科斯(1937)的理论,提出市场内部化理论。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内部化理论把市场的不完善归结为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并从技术、知识等中间品的特性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入手,论证了跨国公司是经营内部化跨越国界的产物。赫尔普曼(1984)、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与马库森等(1996)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一般会发生在技术偏好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从具有垄断优势企业所在国流向贸易壁垒较高、运输成本较高的国家。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et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沃尔夫、赫尔施、鲁特、阿利伯(R.Z.Aliber)等人研究了直接投资的依据与条件。阿利伯将货币政策、利率、汇率等货币变量引入直接投资的分析框架,将其扩展到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阿利伯以其“通货区”理论解释直接投资的动因。

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以波特(M•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 & 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三)相对技术优势与产业区位转移

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新产品从上市起要经历产品创新、产品成熟和产品标准化三个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是生产条件、竞争条件等区位因素变化的结果,其过程是技术领先优势与区位优势相互结合的过程。随着新产品依次经历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对应的投资区位也依次从最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再到欠发达国家转移。

小岛清(1977)从日本“贸易导向”的产业政策角度分析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比较优势论,从企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角度解释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种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疑是一种发展。

巴特利特和高歇尔(1997,1998)提出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产品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补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技术、核心能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管理当地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归纳。

Louis T.Wells(1983)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其投资,因此,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适宜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Lall(1983)通过分析印度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区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Cantwell&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依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

小泽辉智(1992)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应能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四)综合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ohn H.Dunning)首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折衷理论认为,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自身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所谓OIL模式。所有权优势主要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他国企业没有或者无法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其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了避免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而将企业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会使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丧失或无法发挥,企业通过内部化可以使其优势获得最大收益。区位优势是指生产地点的政策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相对优势所产生的吸引力。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也决定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折衷理论并非是对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简单总结归纳,而是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这个高度,讨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组变量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企业从事出口、特许权转让还是对外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邓宁提出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行动态化发展。

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克服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该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组合作用的结果。投资要素组合暗含有投资倾向与那些要素组合拥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或国家。

价值链理论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波特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价值链理论要求企业充分利用全球各地的比较优势,实现效率最大化,对于后来的全球价值分工、虚拟企业、业务外包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西方FDI理论评述及借鉴

(一)理论评述

经过一百多年的理论发展,跨国公司理论和投资理论不断成熟、发展并系统化。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涉及交易成本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空间地理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等多个角度,分别诠释和解答了“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对外投资”、“在什么地方投资”三个基本问题。

从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跨国投资理论不断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各个学科吸取营养,综合论述了跨国投资的动因、产业特征、外部环境、投资模式和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

从研究层次来看,跨国投资理论从微观的企业分析到宏观的国际产业转移、技术扩散再到中观的区域产业集群理论,理论纵贯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全面地解释了跨国投资的内外部环境,使理论更加系统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易成本不断下降,促使国际分工不断细化,国际分工的标准从产业分工到产业内部分工再到产品工序内部分工,使比较优势和分工细化,促进了国际投资的发展。为适应国际分工的改变,跨国投资理论从要素禀赋论再到产品周期理论,再发展到价值链理论,对外投资方向的相互交错使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复杂化。

从研究范围来看,跨国公司理论和对外投资理论从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问题,到逐渐关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且研究的重点从自然因素到非自然因素。在投资动因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人造的知识所有权优势的垄断性而非传统的规模经济问题;在内部化优势中,学者们进一步关注由于关税和地区经济一体化造成的交易成本上升带来的跨国直接投资问题;在区位优势上,学者们更加关注由于特殊的政策造成的区位优势,特别是对于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国外跨国公司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完善,能够充分解释西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投资的规律,对各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跨国公司理论和对外投资理论也在不断创新。随着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上的大量应用,实证研究方法被大量采用,通过比较与实证分析,各种规范理论被实践进一步证实并获得进一步发展。随着心理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学科之间理论的相互渗透于融合日益明显,行为主义研究方法逐渐弥补传统的经济人分析方法,有限理性的人期待完全理性的人,社会人取代经济人,使投资主体的选择行为更符合实际。而结构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平面化的社会,通过对社会分层、市场分割和企业性质与投资决策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制度的路径依赖的研究,构建了立体化的社会,强调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财富分配问题对于跨国投资的影响。而近期风靡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了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范围,使对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另外,国外跨国公司和投资理论研究也具有逐步从强调特殊性到普遍性,从单一要素研究向综合因素研究发展的趋势。邓宁的折衷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尝试和突破。并且,对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也逐步从静态向动态研究发展,产品周期理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国际投资阶段论都体现出这种趋势。

(二)借鉴意义

从总体来看,西方经典FDI理论逻辑严密,从FDI的投资主体、投资目标、投资客体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FDI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并对发展中国家FDI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使理论具有更强的应用性和普适性。但由于FDI问题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综合性,使FDI区位选择问题需要进一步总结、研究与完善。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随着竞争的全球化,单一企业已经很难有能力保持垄断优势,必须通过与别的大型企业合作才能获得充足的资源,保持竞争优势,那么,竞合行为的大量出现将会对FDI理论产生何种影响呢?

传统理论主要从微观与中观角度来看问题,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大量外流,发达国家环境、人权、质量标准的全球化,制度与文化能否成为FDI的理由呢?

技术进步、全球化导致新的生产、分工模式的出现,那么,其对相对比较优势有哪些影响呢?会强化、弱化、新增哪些优势?

新的技术基础、新的分工标准对折衷理论形成哪些冲击,特别是世界投资体制的多元化、价值链分工的细化对折衷理论的冲击,要求对折衷理论进一步拓展。

基于制度逃逸的FDI必将进一步丰富内部化优势的内涵,而产业聚集、离岸金融、投资中心的大量出现,也必将进一步丰富区位优势的内涵。

随着转轨经济体的大量出现,国有企业主导的FDI投资模式已经造成严重的效率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第2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概述

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有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内部化理论、弗农（Vernon）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除了邓宁的理论将区位作为重要的子因素考虑外，这些理论的共同缺点均是只从跨国公司内部的条件出发去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而忽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单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颇。理论与实际都需要我们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出发来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至今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有：

一是邓宁（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内含的区位要素。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主要说明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认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时候才可以选择对外A接投资，若只具备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则可选择许可贸易方式，若仅具备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出[J方式。但在邓宁基本理论的框架下仍隐含着重要的区位思想，他的理论把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

第一，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第二，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及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心理距离等。

第三，区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

第四，投资环境，包括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的优惠程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及金融货币的稳定性等。2000年，邓宁又在“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发表了“TheEclecticParadigmasanEnvelopeforEconomicandBusinessTheoriesOfMNEs‘Activity”一文，对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补充。

二是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et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该类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Kravis等（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其空间布局。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例如，瑞典的跨国公司总是把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作为海外经营的首选目标。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国学者鲁明泓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FDI的影响。

例如，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FDI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波特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

一些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而Luger等（1985）、Braunerhielm等（1996）对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效应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术产业别明显。

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成为20世纪后期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些理论分别以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与分布、金融制度等经济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为变化因子来检验其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相关性，虽然这类统计分析削弱了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内含，但却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

区位分布的新特点及相关解释

2002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量达到527亿多美元，超越美国成为该年全球最大的引资国，2003年尽管受SARS的困扰，我国仍然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当年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其比重从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87.91%，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平均额，东部地区占86.37%，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4.76%.从至2004年上半年为止的外资使用的平均额看，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18倍，为中部地区的9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

这说明由于快速增长的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潜在的巨大市场份额，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以上区位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缩小，所以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与西部地区相比，近年来中部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市场条件、人员素质等方面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落差较小，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所以成为外商渐进式西进的首选地带。

第二，中部地区虽远离沿海，但许多省份都具有长江沿岸的万吨级港口，水路运输便利，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第三，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低的劳动力成本、物美价廉的土地，较好的工业基础，较强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国公司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

其次，在沿海地区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正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反映了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

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曾占全国的60%多，但现在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比重已从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达49%，而同期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资比重从9.94%上升到33.25%，跨国公司在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位于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天津和北京近几年也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北上行为反映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因为：

第一，我国加入WTO后，全国范围利用外资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而与此同时该地区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基本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加上高素质人才的相对匮乏，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不断消失。

第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为提供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交通运输设施等高级要素再加上厚实的产业科研基础，良好的劳动力素质，巨大的市场潜力等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

第三，以北京、天津为依托的环渤海经济区主要以高质量的研发力量，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2008奥运经济的辐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由此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要素的需求已从低级转向高级、静态转向动态。

第三，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

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就必将在业务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当地管理中心，即地区总部，这是为适应国际业务扩展需要，加强地区内协调并促进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利途径。UNCTAD认为跨国公司做出设立地区性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决定通常需要经过慎密的研究和比较，是一个较长的决策过程，尤其在选择地址上，主要考虑所在区域的以下指标：良好的交通条件；精通和掌握多种语言的技术队伍；吸引国际职员的高品质生活环境；低水平的公司和个人税收等等。

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这些方面的要素条件，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主要聚集地。现在，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超过了70家，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到30多家，占据了在华地区总部的极大多数。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地理分布与地区总部基本一致。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国公司对这些地区总体经营条件及研发条件的认可，有助于增强这些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分布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高度趋同，所以集中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设立，会加剧外资在我国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偏好。

欧美资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并把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欧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属于市场开发型投资。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所谓市场开拓型的直接投资就是以充分挖掘东道国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为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的产业、产品以大陆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占59%，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占19%，以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为主要市场的分别占15%和17%，可见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在欧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占据了较大的权重。

日韩等国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动的主要动机在于试图把中国大陆变为其产品销往第三国或返销国内的“加工基地”和“生产车间”，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即其产品以远销中国以外的市场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2年在华日、韩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数分别占69.9%和70%，而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超过90%的企业数也分别占据日、韩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49.5%和50.91%.这样劳动力工资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韩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权重较大。

港澳台等亚洲跨国公司由于其发展空间的狭小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贫乏，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增加国内失去的比较优势或国内不可能生产的产品的进口，其结果是促进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例如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港澳台资本加快向我国西部地区流动，以期通过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取得国际化经营中的自然资源优势。所以，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是港澳台跨国公司在作出区位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另外，“市场知识”以及“心理距离”等因素对港奥台跨国公司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重要影响。

不同跨国公司由于其来源地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对外投资时所考虑的区位因子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对策

虽然，近年来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但从吸收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角度看，许多方面环有待改善。

第一，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差距的长期存在说明纵然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力度颇大，但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等区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资的“西进运动”只能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西部地区的引资绩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中部地区区位要素的原有基础及近几年改善的程度要强于西部地区，所以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西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要上台阶，除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资源及环境基础上的优势产业并以一些重点城市为依托建立优势产业集群形成强大动态累计效应，为跨国公司上下游产、业配套创造条件，形成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环境。

另外，西部人力资源的流失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员本身及东部地区对该地区发展机会的剥夺，如果人力资源得不到积累，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量的迅速增长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相对份额的下降说明在我国引资优惠政策已退居较为次要地位的同时，如果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区位优势在逐步丧失的同时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雄厚的产业配套基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优越的研发环境等高级区位要素尚未创立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绝对份额或相对份额的下降。

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过程向我们说明了区位要素创新的必要性，不断培育符合当代跨国公司需要的高级区位因素是将来我国引资工作的一个重点。为此，重点要做好作为增长极作用的产业集群的建设，通过积累的动态循环关系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

另外要在跨国公司重点投资地区努力吸引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的科技创业活动，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3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回顾 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1、威尔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1983年，威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来源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前景。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来源。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在比本国更不发达的国家进行投资的时候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市场规模比较小，如果本地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可能会导致企业规模过大而与当地市场规模不匹配。在产品市场比较小的情况下，使用的技术也应该适合于小规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润，而发展中国家掌握的技术就符合这一要求。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国外投资的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一方面是本地企业，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本地企业想要模仿投资国的技术，可能要支付比较高昂的成本，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并不愿意将资源浪费在小规模生产和小规模市场上，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就具备了技术上的优势。

竞争优势还体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恶劣的国际收支状况会限制进口而鼓励本国企业制造，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

（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了夸大企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首先会选择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胁时才会考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通过对外的投资活动保护产品的国外市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廉价的原材料。另外，因为投资国与东道国比较接近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环境，使产品和技术更容易被接受与认可。

（3）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前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相比，具备的竞争优势比较小，从而容易失败，一旦发展中国家小规模技术优势被取代就很难寻求其他的优势来源。但是，只要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继续保持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优势与经验，这些具备新的竞争优势的企业会不断涌现，对原有的企业进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继续受到威胁，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使优势内部化也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2、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不只是简单的模仿技术，而是能够根据自身实际对外国技术做出大规模的调整，这种技术地方化的过程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具有竞争优势。他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来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术和知识；和同类型国家产品市场的相似性；小规模技术效应；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研发的产品与跨国公司的产品的差异化。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外国技术的消化、改进、创新，使其更适应当地生产的需要，在这一创新过程中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3、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

由坎特威尔（J.A.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也被称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该理论重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和技术积累进行考察，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能力的积累，向周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成功的投资，并最终升级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托兰惕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FDI的地理扩散的规律，认为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向临近国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联系的国家投资；第二步，开始向非临近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投资形式为比较简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第三步，在最高级的产业阶段，跨国企业将自身优势运用于复杂、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开始向距离遥远的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投资。

4、小泽辉智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了“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发展中国家FDI会经过4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为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本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小泽辉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FDI结构升级应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把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与开展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他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与对外投资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发展会改变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推动企业的跨国增长，海外经营也会反过来提升产业竞争力，让相关企业成长为国际领先的优势企业。

5、Uppsala国际化模型是基于约翰逊（Johanson J.）、保罗（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国际化演进模型

Uppsala国际化模型将国际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依次代表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没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过独立的代表处或人有规律地出口；企业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子公司；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实体。Uppsala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而言，其借鉴意义在于该理论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之前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对企业积累最为关键的海外市场的知识、销售技巧至关重要。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评述

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合理性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自身角度探寻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原因、发展规律等，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按照传统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因此其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客观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具备的竞争优势，拥有的技术和其他要素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没有绝对优势，但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本国低的国家，这种并不先进的技术却具有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如果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较低的国家，他的技术相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更容易被当地市场接受，遇到的竞争者也会比较少，那么就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学习，创新与转化，锻造并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2）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拥有的是比较优势，所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步骤和路径也与发达国家不同。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在完全拥有垄断优势之后才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而发展中国家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开展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该紧密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发展状况，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对外投资策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竞争优势的增强，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并利用海外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主要路径之一。

（3）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传统的国家贸易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当商品出口遇到困难的时候，企业才会利用内部化的优势降低成本，扩大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从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补关系：通过开展对外投资，将本国所具备的技术优势转移到其他国家，并且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可以促进东道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和提升；通过投资扩大比较成本差异，对贸易又形成了新的推进作用。相关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贸易与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1）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来源论述片面。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把对于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先进的技术作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这显得比较单一和片面。虽然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术都不具备竞争优势。以目前的发展形势看，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掌握的核心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技术地方化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的来源归结于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的模仿与改进，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区位仅限定在比本国经济水平的低的国家。按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只可能对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本国的欠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进行投资。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发达国家而并非发展中国家，并且，这些企业当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业。原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跨国企业的最高发展阶段才会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理论，就很难全面解释这种现象。

（3）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很难解释。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言，解释中小企业在FDI中获得的高收益始终是一大难点。对现实经济的经验现象与经典的规模经济理论存在矛盾，中小企业的高效率在过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规模经济既不能解释各类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不能解释结果。规模经济只能部分解释企业个体层面的扩张，但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不能被厂商规模经济解释。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注重培养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养。首先，要利用和发挥比较优势，先从具备优势的行业和产业开始发展，在发展中注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同时把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有效的结合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技术的升级。其次，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产业的发展水平，反过来促进国内比较优势的提升。另外，优势的获得除了企业本身，还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以我国目前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业都不具备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实力。现阶段就应该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对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周边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展开投资。这种模式风险较小、收益相对较高，为继续扩大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成长打下基础。

3、注意协调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关系

对外投资和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替代而是互补关系，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我国当前外贸出口受到国家经济的波动与国内成本上涨的双重压力，很多企业面临危机，甚至倒闭。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可以有效利用相关的理论作为指导，从而促进投资和贸易的共同发展。对于遇到出口问题的企业，除了技术改造和政策扶持，还可以根据其技术与市场状况开展一部分产业转移，通过合理的参与国际分工为本国创造新的国际贸易机会，对外投资，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有效优化与提升，使得外贸中的比较优势就进一步增强。

4、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快产业升级

我国目前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而我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消费制造业，产业结构比较低。现阶段我国要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途径就是通过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将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规模的向周边国家进行转移，一方面缓解在国内遇到的发展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国内的产业升级，提升我国的产业优势。

除了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对外投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的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必要的。在投资过程中加快对先进技术的学习，消化与吸收的能力，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进一步的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 郁晓耕、魏浩：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J]．经济经纬，2006（5）.

[2] 高世楫：技术和组织创新与新经济――从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经济范式看新经济[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3）.

第4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一、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 & 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 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 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 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 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 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三）选择稳健的国际直接投资运营策略

一般来说，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市场往往从邻近国家开始，然后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差异以及地理位置远近等因素依次向外扩散直至最远和差异最大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更重要的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实现阶段性发展。

第5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 F273.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3－0046－04

2006年10月16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以“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为题，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渠道。而现在，情况开始变得多样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新特点就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蓬勃兴起。2005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2005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投资来源地依次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湾、巴西和中国内地。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第三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已经引起全球注目。在《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中国跨国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达到50家。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已达636.4亿美元，累计成立境外投资企业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个国家和地区。[1]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此，本文在分析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以全球化的视角对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

一、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力争在近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大项目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项目；力争在对外劳务合作层次上实现劳务人员输出由普通型向专业型、技术型升级；力争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海本土跨国企业；力争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复合型人才。

在此战略目标下，2006年上海全年新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75个，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4亿美元。迄今为止，上海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投资企业和办事机构。“十一五”期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望年均增长30％左右；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额累计超过280亿美元，约为“十五”期间的3倍多。此外，上海已于55个城市建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与10个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上海将充分利用“友城”资源，为企业“走出去”服务。[2]

此外，近年来上海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从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

二、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上述分析可见，近年来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那么，导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相关。下文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20世纪末的最后1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动因，这与传统的跨国公司FDI动因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对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跨国公司FDI理论。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Stephen H.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尼克博克(Frederick T. 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理论、巴克莱(P.J.Buckley)的内部化理论、邓宁(John 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等。这些跨国公司FDI理论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中，并且呈现出迅速增长之势：1981～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FDI总额的2.2%，但到了1993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到了7.2%，其绝对数量的增长更可观，在1981～1985年期间平均每年只有10亿美元，而到1993年己高达140亿美元。2005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3]上述传统FDI理论对于大批涌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无法解释。本文认为，传统理论所依据的环境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状况。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伴随着这种变化，企业战略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巨变必然对现有的跨国公司FDI理论提出众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

1.获取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具备了垄断优势，才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Stephen H. Hymer，1960）[4]。上海大多数企业不具有垄断优势，在技术上往往处于劣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获取技术，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从而获取垄断优势。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依赖于这样一些条件：①某技术先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必需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T，这是因为技术先进地区具有产生T的R&D环境；②某技术后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需要的某种重要要素L。假设：①技术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术先进地区向技术后进地区许可并由技术后进地区组合T、L进行生产的方式被排除；②技术先进地区企业到技术后进地区从事FDI的可能，因跨国成本高（含跨越“国界”成本和技术内部转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潜在竞争者，而被排除；③技术后进地区为得到T，可到技术先进地区从事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雇佣工程师、收集信息、设计和开发技术或管理技能T1。

我们把T、T1，刻化为时间t的函数，易知T (t) > T1（t）≥0，t ∈[0, t,] ，用T(t)- T1(t) =G表示技术差距，则学习过程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为:

而策略竞争（博弈过程）能够维持的必要条件是，对任取t≥t1，存在某个充分小的技术差距(G )，使得

G（t）=T(t)-T1(t)≤G，t∈[t1,+∞]（2）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使企业在短期内(0, t1,)遭受的损失(C)和长期(t1，＋∞)在世界市场利用新技术T1所获利润π分别为：

这里r为贴现率，i为某国(i=1, 2,・・・，n)，π1为拥有T1的技术后进地区在（T1,+∞)期在世界第i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所获利润。显然，关于(3)式?坠C(t)/?坠G(t)＞0，t∈(0,t1) 这表明，技术差距越大，损失越大；关于(4)式，π只与某个固定常数G有关，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t∈(t1,+∞)时，技术差距已不构成技术先进地区和技术后进地区之间特定的竞争优势，这些地区的企业所获利润与技术差距无关。

最后，用倒推法(backward)，当π＞C,t∈(0,+∞) 技术获取型FDI在(0, t1)发生，意味着会出现逆向投资；当T(t)-T1(t)≤G，t∈[t1,+∞]时，意味着技术后进地区企业通过逆向型投资已成功获取某项技术T。

上文证明了技术后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实的，强调了技术后进地区是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直接投资。事实上，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也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当前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在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上海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外跨国公司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上海企业被迫成为技术标准接受者。因此，与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上海企业最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模仿阶段，不能自主开发出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让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关键技术都十分敏感，避免技术扩散，增强竞争对手能力。因此，上海企业也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正因如此，上海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利用“走出去”获取技术，即开展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并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使“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上海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并购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硅谷”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研发机构更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上海公司总部，有助于上海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上海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更能促进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加速上海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上海企业实施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业开始逐步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型企业，成为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先驱者。以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1991年2月，该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IDO）合资成立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同时在东京成立研发公司――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支社；1994年3月复华实业全额投资成立美国环球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与生产UPS产品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

2.融入全球供应链。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认为，企业的跨国发展与国内市场发展相比，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跨国经营的必要条件是具备某种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这是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其实，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各自的国内市场里可以生存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非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非全球化时期里，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企业成长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必须做好全球竞争的准备，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是上海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全球供应链的概念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业务拓展而产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供应链优化的问题。以在华跨国公司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全球供应链延伸到中国，在中国建立新的大规模生产基地、设立新的合资公司及销售网络，以期降低其运营成本、更贴近消费者，并提高市场份额。举例来说，进军中国市场较早的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公司，在把整机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发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国外知名企业在华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2000年摩托罗拉在华采购金额为75亿元人民币，2004年达到120亿元。摩托罗拉产品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比例高达65％，有700家供应商；同样，爱立信公司在中国也有24个办事处、9家合资企业和4家独资企业。中国已经成为爱立信全球四大供货基地之一，设在南京和北京的两家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提供给中国市场，也提供给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户[5]。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采购和销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延伸至全球每个角落。在此背景下，上海企业不能等待观望，而要积极参与，争取尽早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的环节中去，这是经济全球化对上海企业提出的客观要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

随着近年来上海商品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上海企业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直接把商品卖给国外消费者，而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必然的选择。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和销售，这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供应链。这些跨国公司每年的采购额十分可观，而且一旦选定供应商就轻易不会变动。客户不稳定、订单不稳定一直是上海许多企业面临的难题，这些企业不得不按照中间商的指令进行生产，企业成了中间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够进入全球供应链，就相当于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摆脱中间商的控制。上海企业在设备、技术、人力资源、经济环境等指标上都相当不错，完全有条件进入全球供应链。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上海企业不仅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还能成为新一代的全球供应链的“链主”，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总之，融入全球供应链是上海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主要动因。

事实上，一些发展壮大了的上海企业为了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制定了国际化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全球市场。在实践中，宝钢公司在打造全球供应链方面颇为成功。宝钢生产钢铁所需的原材料，绝大部分必须依靠进口。这一点使宝钢较早地考虑了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在采购上采取战略供应链方式以及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宝钢相继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资办矿，确立了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并与多家世界知名船东签订长期运输协议，确保了原料资源的稳定供应，保障了运输能力。2004年，宝钢决定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在巴西建设一个钢铁厂，产品主要为当地汽车工业服务。这一计划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法国钢铁集团阿赛洛的参与，是迄今我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之一。[6]宝钢此举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与国际矿业巨头和钢铁巨头的战略联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资巨头主导的全球汽车供应链条之中。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以融入全球供应链为主要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会被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所采用。

3.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近年来，日益加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 1/10、1/20和3/5。[7]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多、地域小、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弱，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更为突出。由于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上海经济对资源的需求迅猛增加。伴随着上海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凸现。资源的国内供给率将进一步下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些因素都迫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上海在进一步加大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应该积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让更多的上海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去获取资源，利用全球资源发展壮大，同时缓解上海的环境压力。这既是上海企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的有效出路。

结 语

近年来，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前列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融入全球供应链和缓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上海企业要善于利用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为大胆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获取先进技术，尽早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同时也可以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带领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必将成为全球FDI来源大国之一。

[参考文献]

[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EB/OL]. 省略，2006-09-16.

[2]吴 宇.上海市今后4年对外投资规模可望超过30亿美元[EB/OL].新华网，news.省略，2007－2－9.

[3]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6[R].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 省略/，2006-09-10.

[4]Hymer Stepher H. (1960),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I.T. Press.

[5]白木.中国将成为全球制造工厂[J].党政干部学刊，2002（5）.

[6]柯兆发.中国企业转向全球供应链[N].中国交通报，2005-2-23.

[7]顾海兵.“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分析[N].中国税务 报，2006-3-31.

The Motive of Shanghai Enterprises’FDI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He Ju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第6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开始兴起，与此同时，跨国公司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它的发展不仅渗透到世界各国的各个生产领域，而且对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跨国界的优化配置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相应地，国际分工也逐步从传统的以国内生产、对外交换为特征的贸易导向型向以国际化生产、跨国经营为特征的投资导向型转移。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己经不可能只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走国际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己成为的必然。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母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往往通过外直接投资依存度进行分析，通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出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际产业资本的依赖程度或生产国际化程度。在经济国际化过程中，往往是先通过对外贸易来拉动本国的经济增长，这在数据上体现为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逐步提高。当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出现相对稳定或缓慢增长的态势，此时对外直接投资的依存度会有明显的提高，并逐渐超过对外贸易依存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下图2005年――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

数据中的FDI包括引进外资及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有关数据整理得来

从图表数据可知，我国目前依然是贸易主导型国家，尽管与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依存度在逐年的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我国在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的同时，也决不可忽视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一）经济增长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跨国流出的经济活动，其对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一定的中间变量的作用，间接地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资源配置、技术以及资本积累等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对能源、矿产资源的依存度的上升，我国通过直接对外投资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将各类稀缺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将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外证券市场、国内外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资金市场筹措资金，使外部筹措的资金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资金来源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我国融资难的民营企业更为重要，同时使交易成本大大减少。

（二）产业结构效应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延长本国已经处于劣势的产业优势发挥作用的时间。此次的金融危机暴露出我国的产业结构的种种弊端，要想保持经济的快速平稳的发展，产业结构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一方面可以向处于技术下游的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将我国低附加值、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另一方面通过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将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引入到本国产业结构中，从而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贸易效应

从投资国的角度来讲，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主要有贸易替代论、贸易创造论和投资贸易融合论。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为了绕过各类贸易壁垒，进一步占领和拓展国外市场，提高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会带动国内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出口以及相关服务的出口，这有利于我国贸易出口总体规模的扩大。

（四）就业效应

跨国公司外直接投资对一国就业的影响通常用“替代效应”和“刺激效应”的差额来衡量。当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时，直接投资将会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对我国来讲，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由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出口的增加带动就业的增加上，这在占我国投资比重较重的加工贸易有所体现。就业替代效应的强弱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密切相关。

第7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 贸易出口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1.市场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市场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对出口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理论上,应用前面阐述的投资的贸易替代分析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明新产品―当地生产―对外出口―对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由投资取代了母国的出口。

2.资源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由于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而且还涉及资本、技术、管理能力、国民素质、创造能力等战略性资源,因而效率型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与战略性资源联系在一起。

这种影响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自然资源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出口的效应有限,但这类国际直接投资只会促进出口,而一般不会产生替代效应。

3.效率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效率型国际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资源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跨国公司追求战略性资源以提高效率,从而导致产业国际化。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结构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指因国际直接投资直接促进母国出口产品构成,而间接影响则是来自母国由于国际直接投资而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对出口结构的影响。

1.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产品结构的直接影响

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在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中,由于海外企业对于母公司总部行为的需求与国际直接投资一起上升,服务产品的出口会相应增加。

自然资源行业国际直接投资。自然资源行业国际直接投资对于相应自然资源产成品的影响并不能确定,但肯定的结果是,母国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等资本品出口比例会上升。

2.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产品结构的间接影响

母国出口产品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母国产业结构所决定,而国际直接投资对于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衡量其对母国出口产品产业结构的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一国应从在本国处于劣势,但与某些国家相比处于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开始国际直接投资,而保持国内优势产业,以出口方式参与国际化经营。根据这种理论,一国不断向外进行 国际直接投资转移劣势产业可以提高国内产业结构,从而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也为母国政府采取倾斜政策,推动国际直接投资改善国内产业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取低成本的资源或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使现有产品升级换代来加强出口竞争力,从而也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当然,过度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可能对就业、产出等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产生投资“空心化”现象。

三、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市场的影响

1.公司的国际化生产体系为母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了一个可进入的特权市场。不过,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一市场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体系外市场而高效地组织生产与销售的机制。利用外部市场有两种途径:直接出口或在国外设点,通过直接对外部市场的国内销售来进行。为了尽可能地有效组织生产与营销,贸易可与国际直接投资结合在一起。

2.跨国经营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在保证和扩大本身市场时,也对母国其它企业带来了扩大市场的机会,这常常是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的溢出效应。

四、中国通过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提高外贸竞争力的建议

1.提高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

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国家间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较量,反映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该国经济实力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随着资本大规模地跨国流动,企业发展逐步打破国家界限,国际竞争方式和竞争格局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出现偏离。一国应将注意力放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的经济效益上,而不是进出口数额的增长与贸易顺差数字上。从这种全新的视角出发,外贸不在于看出口多少产品,而在于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与竞争力,在于产品所包含的零部件有多少是自己国家企业生产出的,因为它们才能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效益和一国企业的外贸竞争力。

2.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培育我国企业的外贸竞争力

在转变外贸发展观与我国吸收外资对贸易地位改善的依赖性过强且效果欠佳的背景下,改变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的唯一选择是依靠本国企业自身实力。这一方面需要注重按提高国际竞争力原则引进外资,使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在组织、管理、技术上的溢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塑造我国企业的未来。在面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国际化两个市场局面的巨大压力下,审时度势,开展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外国市场是现实的选择。发展我国的FDI,一方面,可以从质和量这两方面改善我国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通过FDI 可使我国在利用比较优势的同时,利用国外资源特别是战略性的如知识、技术、组织管理等无形资源,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提高我国基于企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以适应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生产领域的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例如,我国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PC业务,只有这样高瞻远瞩的举措才是我们增强外贸竞争力的方法,也只有它才是中国未来应该选择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钱荣坤.国际金融.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2]何智蕴等.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结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

[3]张平等.2005中国投资前景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第8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20世纪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环境日益稳定，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迅速发展起来。

一、世界直接投资的现状

进入21世纪后，FDI继续发展，2007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达到18333.24亿美元，远远高于2000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

2007年发达国家的流入量达到12476.35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32%，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欧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地区，几乎占发达国家总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4997.47亿美元，具体来看，所有发展中地区的FDI流入流量几乎均有所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分析

FDI有两种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达到1.1万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五分之四。一般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较容易受跨国并购的影响，因此，这段时期跨国并购比新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国的企业购并投资件数4500多起，在发达国家方面，美国是首位的跨国企业并购投资对象国。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则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国企业并购投资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私有化进程的延缓或终结。

2005年跨国并购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额增至7160亿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国并购达到第一次高峰时的水平。这样高水平的并购尽管是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结果，但也确实受到全球证券市场复苏的推动。

2006年，并购仍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绿地投资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长，利润再投资已成为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大约占2006年全世界外资流入总量的30%，单在发展中国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国并购交易的金额达到1.637万亿美元，比2000年创记录的水平增长了21%。因此，从整体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三、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

1、中国应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也相当丰富，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增加跨国并购，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本国经济，就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采取并购的方式可以利用别人原有的销售渠道，与新建相比，节约成本。

2、培养跨国管理人才。从整体上看，我国派往境外企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少从事跨国经营所必备的，既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又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国际营销知识和外语水平的跨国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我国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跨国经营对人才需求的竞争需要。因此，我国要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的不足。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公开招募人才、建立培训中心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从事相关活动等方式，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李东阳,对外直接投资的实现途径及其选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06).

第9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关键词 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因素；东欧

中图分类号 F11；F753；F831.7 [文献标识码]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06-0073-04

一、引 言

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变化越来越剧烈。这不仅表现在总量的增加上，在投资地区的改变上也相当明显。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金额已从1970年的125亿美元激增至2003年的15，000亿美元。分析其流入地区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相对流入比例上并未有显著改变，但绝对金额却有大幅增加。这对于追求经济发展，但缺乏外汇资金及技术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自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包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先后进行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巨大变革，以努力追求经济发展与繁荣，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这些资金短缺国家取得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接受跨国公司自海外带来的生产机器设备、技术、管理技巧等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所谓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西方转型国家 ①克服工业发展失败、经济崩溃与政治纷乱，走向经济稳定发展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商直接投资已被视为这些国家转型至市场经济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型要素，因此促使它们寻找各种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对一国进行投资生产，必定是因为该国具有稳定且具潜力的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是其进行FDI区位选择上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东道国不应只扮演等待投资的被动角色，而应建立自身与他国相比具竞争力的优势。

转型国家虽然都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但其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效也迥异。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理论界已有一些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加以探讨，但是，由于观点、方法与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特别是，现有相关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对象上大多只包括发达国家，或是单独某个发展中国家，较少涉及转型国家这一特殊类别国家群体。而根据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以在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且转型期较为一致的波兰等东欧四国为例，对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能为我国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二、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政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 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

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政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效果，并认为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 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 and 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

三、分析框架

1. 理论分析

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其中，区位优势作为折中理论的重要一环，指东道国拥有一些该国区位环境上的因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因素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在具有所有权与内化优势下，在外国生产的动机。Dunning把驱动跨国公司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归结为4个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资源、服务国外市场、重新建构生产行为或改善整体效率与竞争力以及获取与现有资产互补或竞争的资产以降低风险。比较其他相关理论，折中理论相当具有弹性，它不仅可用在个体的研究，如个别厂商、产业或国家，也可在总体的研究上进行。对东道国而言，区位优势是内生的，东道国并不会被动地等待跨国公司来投资，它能改变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吸引外资流入。就一国显示出的FDI数据而言，一个已进入一东道国从事FDI的跨国公司，势必已将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内部化，也即在考虑两优势后，决定在海外生产。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区位因素（优势或是劣势），对于不同性质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尽管如此，对于东道国而言，营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长期来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东道国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对区位优势的影响上，这从Dunning归纳出的4类区位影响因素也可看出。另外，东道国如能通过若干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以改变并获取区位优势，使得厂商经过内部化过程后投资于该国，则东道国就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因此，本文假设在给定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决定内化，并在一国投资设厂，要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定；本研究对象以个别国家为单，并不考虑流入这些国家的FDI国别与性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作为依据，同时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将其区位因素主要分为3类，分别为成本相关因素、投资环境因素与总体经济因素。成本相关因素主要是说明那些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重要生产成本要素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对于投资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以劳动密集与出口导向为主，并且在海外设厂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投入成本，两地之间不均衡现象则更为明显。东道国的关键成本要素包括实际工资率、汇率、土地与财产权、当地投入成本、税率、交通成本以及资本使用成本等；投资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开放程度、投资与贸易体制自由化及政治风险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包括所有权政策、税率与补贴、价格控制等，贸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贸易商品关税限制的降低；东道国在考虑总体经济因素时，应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与潜在市场规模两个变量。基于实际资料数据的缺乏，以及技术上的困难，实际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论变量。本文仅选择可衡量变量，并对某些难以量化的变量进行变量替代。在成本相关因素上，本研究纳入两变量，包括实际工资率与汇率；投资环境改善变量采用人力资本与政府效能；总体经济变量采用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与开放度；此外，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还加入亚洲金融风暴变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变量。

2. 模型设计

根据上述变量说明，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本研究将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lnFDIi，j=ai+β1lnFDIi，t-1+β2D97t+β3lnERi，t+β4lnWAGEi，t

+β5lnGDPi，t-1+β6GDPGWi，t-1+β7OPENi，t-1+β8GEi，t-1

+β9lnHCi，t-1+εi，t

其中，i为国家，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GW为实际经济增长率，HC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为市场汇率（本国货币/美元），WAGE为实际工资率，OPEN为开放程度，GE为政府收支余额占GDP比重，D97为亚洲金融风暴（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转型国家为样本② ，样本区间为1997年～2011年，对于四国的样本数据，尽可能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除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外，还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与各国政府相关网站上的资料。表1显示了回归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如上表所示，调整后的R2为0.932，F值达到1%的显著水平，Durbin h值显示出无自相关的结果。此外，本研究尝试利用Carree的近似无偏估计法估计动态pandel data中滞后一期的FDI系数，结果发现，在进行估计过程中，许多数值并未呈现收敛状态，并且出现负向的数值而无法进一步计算，同时，在能计算的范围下，事实上所观察到的计算结果并未产生与原数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本研究并不对原始结果做进一步的修改与推估。根据以上对东欧四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的实证估计，结果发现，9个变量中，仅有汇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开放程度呈现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预期地具有正面影响。汇率方面，东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东道国汇率贬值，意味着投资者可投资相同金额便可获取更多的本地资产或雇佣更多的劳工，尤其各国在转型过程中施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旧有国有企业在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投资者可以较便宜地购入，因而，汇率对于东欧转型国家具有正面的效果。开放程度的影响方向是负向的，恰好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开放程度对FDI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方向，即开放程度降低反而会吸引FDI进入，不过其效果并不很显著。另外，东欧国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变化的原因，如东欧国家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施行开放政策，允许FDI进入。东欧国家的汇率FDI流入有正面的显著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对于汇率制度就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开放，此四国在现金转换上大抵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设定上，汇率是以自然对数后的数值进行的，其数值相较于FDI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波动，因此未能显著呈现。最后，尽管许多文献指出，低廉的工资与较具效率的行政组织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这些国家逐渐发展的同时，人力素质也随之提升，工资因此增加，从而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尤其这些工资基本上为东道国各部门工资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实呈现。总之，从实证结果可知，东欧四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因而对于汇率的波动影响资产价值特别重视，外国投资也能利用开放程度的下降，转而直接进入东欧国家生产来抢占市场。然而，由于这些转型国家虽然已经历了1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它们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非经济因素仍干扰着各国，若干的影响因素或许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其效果。

五、结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