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基本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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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伦理道德的教化学说，长期占据着支配的地位。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学对中国五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是“仁”，“仁爱”，即“爱人”。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主张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同类性，强调人的作用，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体现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即尊重人，理解人，重视人，同情人，关怀人。

“忠恕”是儒家思想的中心思想，“忠”和“恕”是“仁”的具体表现。“忠”的本义为诚心竭力，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忠厚诚恳，以及对事业的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恕”包含有宽恕、容人的意思，体现了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思想，构造了一种忠诚、宽恕、兼容、博爱的精神体系。“诚信”，指待人处事诚实不欺，言行一致，儒家主张“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取义”，“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和“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是儒家提倡的道义原则，强调了道义在人的行为中处于第一的伦理位置，为本末之本，体用之体。

二、儒家思想与医德教育的内在联系

道德品质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和道德实践中不断追求而逐渐形成的，并通过自身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意图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道德倾向和特征。

医德，是指医务工作者在医疗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自身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修养的综合体。医德教育，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医德要求，对医务人员施行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影响，培养和塑造其医德情感，训练其医德行为，强化其医德责任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医务人员的道德修养和心理品质的期望越来越高。同时良好的医德修养和合格的心理品质也是医者本身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取得丰富医学知识和精湛医学技术的关键。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就一直指导着医学界的道德行为。孔子认为“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论语.子路》），孟子强调“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儒倡仁义，医知博济，医与儒有相对之益，医当以仁爱之心，行精诚之术，此乃医通儒之精髓，亦儒与医相综合之必然。

三、儒家思想对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借鉴意义

1.以儒学核心思想为根本，发扬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医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儒家的道德思想就是“仁”，即“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它在医学上的表现就是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在医德教育中的表现就是发扬医学人道主义精神。我国的社会主义医德的基本准则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强调不仅要关心人，尊重人，更重要的是尊重人的生命价值，提供人性化服务，做到“以人为本”的终极人文关怀，这与儒家强调的“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一致的。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儒家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将仁爱精神推广到宇宙万物，推己及人，尽己为人，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正是医务工作者天职的体现。

2.以儒家基本思想为拓展，发扬爱岗爱业精神，加强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儒家以“仁”为其核心思想，并在“忠”、“义”、“信”、“礼”等方面找到了支撑点，完善了其基本思想，丰富了哲学内涵，构建了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忠”，在人与人交往中表现为对人忠诚老实，在工作中表现为对工作敬业；“义”，是与“利”相对的道德范畴，是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核心内容；“信”，强调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礼”，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表达方式，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儒家思想把人生的社会责任感看作道义和志向，把“道”看作是最宝贵的，超过了人的生命价值。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儒家的这些基本思想均能做为医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中行为准则：强调医务工作者为人处事要忠厚，对待自己事业要忠诚，培养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增强自己对事业和职业的认同感，以解除患者病痛，维护人类健康为己任，追求精湛的医疗技术，增强职业规范意识；强调在义与利面前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铭记“救死扶伤”的天职；强调医务工作者与患者要建立一种平等、信任、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履行服务承诺，勇于承担责任，改善紧张不谐和的医患关系；强调医务工作者举止端庄，语言和蔼，以礼待人，热情大方，使患者产生亲切感、依赖感、安全感，创造一个和谐、和蔼、和睦的人文环境。

第2篇：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 儒家思想；素质教育启示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1] 徐放.杜甫诗今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10.

第3篇：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古代；儒家；生态伦理；基本原则

在中国古代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富有极其深厚的生态伦理底蕴。深入挖掘和梳理其生态伦理思想，对于进一步提高人类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道德自觉意识，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意识和理论支撑，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1、“天人合一”的支持精神

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庄子・齐物论》中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后来被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系统，并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他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论语》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说的是孔子与其弟子讨论人生志向时，非常同意曾点关于最高理想的看法，他认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在暮春时节，穿上春服，会同五六个青年，六七个少年，跳到河里洗洗澡，跑到高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仅此而已。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非常明显了。现代生态伦理所一直提倡的“回到自然去”的法则，在孔子时代，已经当做最高的生命理想来实践了。孟子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体现的就是“天、地、人”协调的“与天地参”精神。关于这点荀子曾这样描绘过：“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

2、“恩足以及禽兽”的道德关怀

孟子跟齐宣王曾经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关于惜生及民的对话，孟子问：“臣闻之胡龅日，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日：‘牛何之？’对日：‘将以衅钟。’王日：‘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日：‘然则废衅钟与？’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日：“有之。”日：“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日：“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日：“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鱼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日：“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段话，很多人耳熟能详，闲谈中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由不忍杀牛，到不忍杀生，到惜生及民，而广行仁义，广布仁政，孟子的思想乍看起来是惜生，最后还是归结到儒家“仁者爱人”的中心上来。

儒家的人文色彩十分浓厚，一向主张以“仁者爱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来对待他人，并能够将这种人文关怀推及到其他生命甚至无生命的自然万物，做到“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明代王阳明仔细地描述了“大人”的道德关怀心理：“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侧隐之心焉……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大学问》） 儒家意义的“大人”（指真正的读书人）见到儿童落入井中、见到鸟兽受困哀鸣、见到草木摧折都有怜悯之心，乃至见到完全没有生命的瓦石被毁，都会产生怜惜之意。儒学关于万物一体――“一体之仁”（《大学问》）的观点，体现出一种深厚的道德关怀理念。

3、“以时禁发”的行为模式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利用资源。儒家倡导仁爱万物，并不否定人类的合理需求，而是主张“以时禁发”，主张按照自然的节奏、生命的节律来“取物”。“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孟子对“时”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按照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去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保证人们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使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人民生活有保障是为政的基本要求。这实际上也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荀子不仅继承了“以时禁发”的思想，而且将其系统化。他提出要根据生物的生长规律，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即“圣王之制”。“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人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在这里，荀子认识到人类的生存有赖于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资源，提出了以“时”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具体要求，使动植物“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使百姓“有余食”、“有余材”，将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农业社会中持续发展的生态蓝图。以时禁发的规范对后世影响很大，历代统治者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4篇：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 孔子；儒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195-1

牟宗三先生说“察业识莫若佛，观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儒释道及西方的哲学，宗教等都指引人生的方向，生命的意义，在中国，儒学则是安身立命之道，儒学所讲的内圣外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期望的价值理想。

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对各个层面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其艺术品格和关怀现实人生的精神，成为了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风格和心理架构。

孔子作为儒学创始，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冲破了当时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而且对于弟子的教学，实践和理论并行，奠定了儒学一派能够延续，发展的人才基础。而后率领弟子，对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修订，这是儒学学派最早的基本教材。并且孔子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儒学学说，整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探讨了摆在时代面前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构建了最早的儒学理论框架。

孔子以“书”的形式立编年史，名《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孔子根本含义在于正名，维护传统伦理秩序，“礼”，就是周礼，奴隶制下的宗法等级中道德标准等，孔子强调，“以国为礼”，强调“礼”要以“仁”为基础，要达到“礼”“仁”的统一。孔子在教育学生的方面，创立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在个体有差异的学生面前，以言传身教。例如“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儒家学派在孔子远去后，由于弟子众多，各有各自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派系。借用韩非子的描述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从后世影响来看，孙氏之儒和孟氏之儒是影响最大的。子思之儒和乐正氏之儒也是不容忽视的。

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颜氏之儒的思想特点是安贫乐道，重在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这其中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

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此派别是不畏惧权势，不欺侮弱小，行为正直，处世勇敢。属于任侠一派。

仲良氏之儒兼有曾参和子夏两家之学。

儒家学派的划分并不一定是由于韩非子对于八家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的学术鉴定，还有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儒家在百家争鸣时期，都认为各自是儒家学派的正统。

曾子是儒家学派孔子过渡到孟子的关键人物，曾子把孔子所持的道概括为忠恕之道，非常合乎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并且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正是孔子所要求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忠信是仁的品格，曾子将温习师传列为三省之一，说明其对孔子学说的笃实。且曾子为人处世严守克己复礼，符合孔子所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曾子对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主张所说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对维护孔门的“正名”思想有重要意义。

之后是子思之儒，讲的是儒家思想的《中庸》体系。《中庸》所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论语・子路》说。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这些讲中讲和，实际上就是讲的是君子的美德。

《中庸》一书代表子思的思想，即便后世在三十三章中有所添加，但基本思想肯定是子思的思想。《中庸》把孔子的中庸思想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视为宇宙的本体和法则。子思在天道和人性两个根本性问题上展开了论证，《中庸》开宗明义的提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天命谓之性”而后提出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讲的致中和的办法。笃行慎独都是其方法，为达到致中和的目的。

孟子是儒家大师，在宋朝时期获得亚圣的称号。孟子虽然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但是其政治思想影响很深。以德治为主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首先是行仁政，孟子把仁政思想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其主要思想包括以民为本，经济上要制民之产，军事上要兴仁义之师。之后是正君心，要求君主有自己的道德。修心养心来端正自己的德行。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以“天”为出发点，以“王天下”为归宿，使早期儒学成为一套很细密的思想体系，成为“道之正统”并通过个人的影响力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孟子深化了儒家学派的孔子的“仁”，并推进到了“义”形成了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和标识的道德体系。孟子说孔子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但是孟子的思想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缺陷的，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有积极方面，比如“人皆可以为尧舜。”

乐正氏之儒所著《大学》的主要思想简单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并且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封建制度下，家国二者关系密切。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包括宋明时期，儒学思想体系的发展，汉唐时期儒学重名物训诂，宋儒以后则以义理为主，主要有气学，张载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宋明时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大高峰。

这是当时儒家八派的思想，后经汉学，宋明理学，一系列的发展，成为今天举世瞩目的儒学体系。

参考文献：

[1]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5篇：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

(一)“太极”一词源于道家著作

《易经》的哲理是太极拳产生的理论基础。因为《易经》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根本。不论儒家还是道家，其思想渊源皆出于《易经》。无疑，太极拳的根本原理也离不开《易经》的基本思想。但是，形成太极拳的某些具体概念和思想并不是直接从《易经》中来的，因为《易经》中并没有“太极”一词。哲学史家考证，“太极”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庄子・大宗师》：“在太极之先不为高”，之后被解释《易经》的《易传》收录，故《易传・系辞》中的“太极”概念来自《庄子》。因为《易经》早于老庄，而《易传》则晚于老庄，《易经》与《易传》两者相距七八百年。所以，我们说“太极”的观念，来源于道家。“阴阳学说”也本于道家和阴阳家。春秋末期的老子才提出阴阳是万物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动力或属性，庄子继之，认为：“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于天，赫赫发于地，两者交通成全和，而物生焉。”太极阴阳说是道家的宇宙观，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其“一”即太极。他认为宇宙是个太极，人体也是个太极，生物各自有一个太极。太极至广大，尽精微。阴阳，则是太极这个整体中所包涵的两大要素。

(二)“太极图”创于道士之手

“太极图”与太极拳关系可谓极其密切。太极图的整体性及其阴阳互根、阴阳对称、阴阳变化中的螺旋形式等等特征，都与太极拳创编者的构思切切相关。陈鑫论太极图时也说：“万物皆由此出，万物皆由此生”，“拳莫能外之”。但他因袭儒家旧说，认为“太极图最早见于周夫子(敦颐)《周子全书》，所作“而非希夷”等等，却把事实搞颠倒了。其实，周敦颐之《太极图说》中之“图”，以及其“说”，都是从道士陈抟(希夷)那里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从中国哲学史中，不难看出中国历代儒、道、佛三家是互相斗争又互相融合的，就是儒家代表人物周敦颐所处的北宋时期，儒家对佛、道的态度上也是分有三派：一派独尊儒术，反佛道；一派主张三教融合；另一派口头上反佛道，而暗地融合佛道，周敦颐就是第三派的代表人物。周的《太极图说》就是这种融合观点的代表作，表面上说成是儒家的思想，与道家思想毫无关系，其实，它与道家思想有深厚的渊源，这有史实为证。先说其“图”，载于《周子全书》的“太极图”，根椐明清许多学者考证，此图系以道教的《太极先天之图》和《水火匡廓图》为蓝本和基本材料而制成，不仅如此，周敦颐还与道士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他的“太极图”，即师承于北宋初的道教学者陈抟。此事南宋朱震《汉上易解》中即读到：“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明末黄宗羲则论证周的“太极图”来源于陈抟的“无极图”(二图比较，图式完全相同)。此事还有诗为证，周敦颐在游道观时，曾作过一首题名《读英真君丹诀》的诗：

“始观丹诀信希夷，尽得阴阳造化机。

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后更知微。”

(按道教术语，“子”系指水火；“母”即金木；“主”，为圣胎；“精神合”，指精气神合而为一；“知微”，是还虚。)

由此可见，“太极图”并非“粹然孔孟渊源”而实在渊源于道教。《太极图说》其中的文字之论说部分，也是从道教《无极先天图》后边之《说》为其蓝本，不只内容，乃至写作形式上也极为相似，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抄录，读者有兴趣可以去比较。(见《中国道教思想史纲》)

(三)太极拳理与道家思想

《陈氏太极拳图说・序云》：“其书以易为经，以礼为纬，出入于黄老”。从此序言乃至全部内容不难看出，太极拳的创编者的人手点和落脚点，均未离开道家的哲理和道教的身心修炼之术。虽然该书大量文字是标榜儒家之说，但其中创编者的构思、拳理中许多重要论点及锻炼要领确是出于黄老思想。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1、太极拳代表人物的世界观受道家思想影响。

张三丰为武当道士，著名的道教学者、文艺家，他精通儒释道，主张三教合一。他在总结先贤前能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练功体验，创编了太极拳，他是太极拳发展的集大成者。陈氏太极拳先贤陈王廷在“叹当年披坚执锐……”诗中，满纸都是道家的仙天道观和自然观。而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末尾末页最后一首《五言俚语》中的结论性的几句话“道真的朴后，就是活神仙”，与陈王廷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太极拳的拳理拳法中充满了道家的哲理

道家的世界观认为，一个“得道者”应该是：其一他能与自然界协调地生活，其二他做每一件事都能获得成功。因而他就要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对自然界(包括自身)的观察并揭示其规律，即道。道家的世界观，是从对立面的不断相互作用这个观念出发，得出以下人类行为的几条基本原则：

一是阴阳对立而统一的两极关系。《庄子》认为“是此亦彼也，彼亦是此也……彼是此，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万变”。这正是太极拳论中的“化即打，打即化”，化打结合，“虚笼诈诱，只为一转”，打和化，引和进都在一个螺旋圈中完成。此法与庄子之说何其相似。

二是每当要达到什么目的时，就应该从它的反面入手。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先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为微明。”太极拳拳法中也讲求“往返须有折叠”，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推手讲：“欲要先给”，“欲顺先逆”，“欲逆先顺”；“要多少给多少，半点也不多给，给多少要多少，半点也不多要”，“如意要向上，即寓下意。若将物掀起，而加以挫之之意，斯其根自断，乃坏之速而无疑。”这些要领与老子之论点不是如出一辙吗?

三是你想要保留某种事物，就要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它的对立物。老子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拳论中的“随人所动，随屈就伸”，“能吞方能吐，能主动?方能放”“能引进落空，才能四两拨千斤”，“左重则右虚，而右已去；右重则左虚，而左已去”等等。正是这种平素锻炼能容纳对方来力的本事，才能发放自己的劲力，保持自己的平衡。也即拳论所云“顺其势，借其力，战而胜之”，还是“枢始行其环中”，在其螺旋运动之中。

3、三道教的内丹修炼术，是太极拳内功的依据。

第6篇：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和谐思想 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

和谐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中国文化中，“和”与“谐”同义，而“和谐”在古代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和”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的发展历史，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而且在促进社会进步、维系社会稳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中国思想历史上，儒家自然观的基本思想主要倡导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然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人类理应善待自然，就更应尊重自然秩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人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尊重并保护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和片面地利用自然。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在《荀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忘。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一种最基本的态度。《礼记・中庸》指出：“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就清楚地说明，人和万物是平等的、人并不比其他万物具有更高的地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是道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它反映了道教“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道法自然”的和谐原则。道教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则就是“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

二、人与人的和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能够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君子人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更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道家代表作《老子》说：“知和曰常。”在老子看来，整个天地是一个和谐。”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77章)。他主张人要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

三、人与自身和谐

儒家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儒家要求人们首先要妥善处理义与利、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关系。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孔子还提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以培养坦荡荡的心胸开阔、仁民爱物、“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君子就成为实现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基础。在人的心与身的关系上，中国古人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人的生命存在要与自然沟通，节制和超越物质欲望，不让尘世的喜怒哀乐扰乱自己恬淡、自由、纯洁的心境，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的修道方式。庄子为达到“圣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的自由境界，明确提出“坐忘”、“守道”、“心斋”等修道方法，通过摒弃内在的心理干扰以及外在功名利禄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以开阔、通达的心态面对现实人生，将阻碍和不利于个体达于静极状态的因素驱散、排除，使心灵澄明出一个纯净的天地，使人真正成为自由意志的人，而不是异己力量的奴婢，从而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境界。

四、世界的和谐

第7篇：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古代 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保护 天地人合一

我国古代的生态智慧与思想不仅大量地体现在哲学思维中，而且大量地体现于具体的经济思想中。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神农氏时代，就颁布过“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时代颁布过著名的《禹禁》。周朝有一整套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法规和管理机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最丰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道家等学派的学者对生态伦理有着丰富的认识，形成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自汉代，佛教从天竺（印度）传入我国后，儒释道三教结合，使生态伦理的思想更加丰富。

“天地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靠天吃饭”的思想一直深植人民心中，农业要因季节、环境适时劳作的生产观念与方式，导致了“天地人合一”思想的产生。“天地人合一”思想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见《易经系辞下传》），还谈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见《易经说卦传》）。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兴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他把天和时间联系起来，世间万物皆“天”所生，天是指自然界，强调天道不仅有好生之德，而且默默无闻，自然而然地运行。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指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看作是相辅相成的和谐运动。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合而为一”的。宋代儒学在继承先前儒家思想的同时，还吸收了墨家、道家等“天人合一”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天地人合一”学说。儒学在强调“天地人合一”的同时，承认自然界有其自身独立的运行规律。

以“道”为出发点的道家 ，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生态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上，道家也强调“天人合一”，但是道家认为这种统一是道、天、地、人的和谐统一。 “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它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和人们的行为准则。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道生万物，天地人同源，认为宇宙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焉”（《道德经》二十五章）。在这四大中，道是最伟大的，而人居最后，因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二十五章）。庄子在老子“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和天地万物是一整体，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既离不开天地，也离不开万物，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人仅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国古代“天地人合一”思想对生态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如下：一是工业化、城市化等经济活动要尊重规律，适应自然，在天地人和谐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处理好天地人的共生关系。

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

我国古代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思想主要体现在道家和佛教的思想中。道家是从“道“的先在和普遍的角度来论证万物的平等性，强调物无贵贱，物我同一。首先，因为万物为道所创生，因此从原初性上就与人类具有同样的价值和尊严，所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万物应得到同等的尊重。其次，万物产生之后虽有各种不同的存在形态，但都有道存在其中，具有由道决定的共同本质和遵循的共同法则。因此，宇宙中的事物都具有独立而不可代替的价值。

佛学众生平等和万物平等的价值观，是从佛性的内在性承认万物的平等，认为万物都有佛性，我国佛教中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都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特别是禅宗，不仅肯定有情的众生有佛性，而且无情的草木也有佛性，“有情、无情、皆是佛子”，“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以，自然界一切生命都值得尊重。佛教倡导的“慈悲”心怀以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要求人们要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以平等心对待众生。

我国古代生态哲学中的万物平等的思想，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万物存在的价值不是以满足人的需要来衡量的，而是“道”的外化基础上或佛性无二基础上的平等，尊重万物的价值就是必然的要求。

尊重生命与仁爱万物的思想

我国古代对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伦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认同。在我国民间有普遍的惜生、爱生的思想，儒、道、佛都有惜生、爱生的慈善情怀。仁爱万物是我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准则。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不仅“仁者爱人”，而且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孔子认为，人与自然应建立一种仁爱关系，宣扬“国君春田不围猎，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鸟卵”（《礼记》），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道德行为来提倡。“钓而不网，戈不射宿”（《论语述而》）则体现了孔子对万物的同情。孟子进一步发展仁爱思想，提出“良知、良能、良心”和“羞耻之心、是非之心和恻隐之心”，提倡关心和保护动物。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而荀子则在继承孟子思想的基础上，把道德看作人际道德和生态道德的统一，《荀子强国》说：“夫义者，内接于人而外接于万物者也”。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确地把道德关心从人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矣谓仁”（《春秋繁露仁义》）。宋明儒家也有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他们对于自然界的万物充满了爱，因为万物与自家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儒家伦理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

“天道生生”是与“天地人合一”并列的生态伦理思想。“天道”是自然界的变化过程和规律；“生生”指产生、出生，一切事物生生不已。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它先于天地存在，即“先天地生”(《老子》第四十二章)，并以它自身的本性为原则产生万物。 “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它产生原始混沌之气，气分裂为阴阳(生天地)，天地产生万物，这是道家世界观的总观点。儒家也主张“天道生生”。《周易》的基本思想是“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上》)。意思是说，世界万物生而又生，生生不息，这就是“易”，即“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佛教有对生命的关切与惜生放生的伦理要求。佛教认为万物都有佛性，佛教把珍爱自然、尊重自然看作是佛教徒的天然使命。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尊重生命，反对杀生。诸罪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 佛教提倡慈悲心，避免因果报应。爱惜生命、不杀生和素食是其基本伦理要求。

生生不息的生态循环与资源合理利用思想

古代《逸周书大聚篇》记载了大禹的话：“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战国时期的荀况则把保护资源和环境作为治国安邦之策。《齐民要术》中的“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等古训就体现了合理开发、循环利用资源的思想。

宋代的程颢把“天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他说“天只以生为道”，天理即“生”，“生”是宇宙的本体。也就是说，在生生不息的天道之下，产生天地万物，人只是天地万物之一。人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成为仁者，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这里的生是不断运动与循环的过程。天地万物都在运动中循环，在循环中进化，这是宇宙的基本规律。

儒家学者在说“仁”时，把道德范畴扩展到自然界。这就是由“仁民”到“爱物”。孔子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孔子把伦理行为推广到生物，认为不以其时伐树，或不按规定打猎是不孝的行为。“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这里的“礼”包括了天地人。董仲舒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春秋繁露仁义法》），把“仁”的范畴扩展到了鸟兽鱼虫，这是极为难得的。宋代以后的伦理思想家，不仅把人类的伦理道德看成是人为的社会规范，而且还把其看成是宇宙的本体。他们对“仁”的论述，与先秦儒家相比有重大发展，其中之一是把“仁”与整个宇宙的本质和原则相联系，把“仁”直接解释为“生”，即解释为一种生命精神和生长之道。朱熹在《仁说》中强调，天地之心要使万物生长化育。清代思想家戴震进一步提出“生生之德”就是仁。

道家提出“爱人利物之谓人”（《庄子天地篇》），把“爱人”和“利物”作为道德要求，并把两者结合起来。用现代生态学语言表达，就是：人类既要利用生态资源，又要保持生态，更新自然资源，达到永续利用目标，这才是有道德的。儒家提出“爱人及物”，“仁者，爱人之及物也”。“仁”是爱人，但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故“爱”育之，这是“仁民爱物”。可见，儒家、道家对待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的基本态度是：爱万物，永续利用万物，天地人万物是一个有序的整体。

参考文献

1.舒惠国著.生态环境与生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张家诚著.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地震出版社，1999

3.孔子著，陈国庆注译.论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4.老子著，陈国庆，张爱东注译.道德经.三秦出版社，1995

5.张格，高维国主编.诸子箴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6.寿嘉华主编.国土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第8篇：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孝观念与墨家思想有较大区别,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儒墨均倡孝道,墨家更重“孝”的民主性,另外,《孝经》中的一些思想与墨家思想也多有相似之处。

传统孝道代表了以儒家学派为主的关于“孝亲”的一系列思想、主张以及道德伦理规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在先秦诸子中,除儒家之外,墨家思想中亦“以孝视天下”①,探讨墨家思想与传统孝道的联系有助于全面完整地认识传统孝道。笔者拟以墨家思想与传统孝观念及与《孝经》的关系两方面加以探讨。

一、传统孝道与墨家思想的关系

墨家在先秦诸子中占有重要地位,《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此足证墨家学派影响之大。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从墨子的思想体系来看,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纲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兼爱”既是墨子的政治理想,又是他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所谓“兼爱”,既不分人我、不别亲疏、无论贵贱、无所差别地爱一切人。由“兼爱”的原则出发,墨子并不反对孝道,在《墨子》一书中,表现出了对于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如:“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中》,下引只注篇名)“人君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兼爱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同上)看来,墨子确实也认为孝是要讲的。

不过,墨家虽然也讲孝,却又与儒家所讲的传统孝道大不为同。

儒家提倡“爱人”,但这个爱不是泛爱,而是“以己推人”,“爱己及人”,是等差之爱,所以肯定“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孔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以己推人,由近及远,要点全在一个“推”字。因之,孝在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它是“仁”的根本,爱心的本源,具有哲学上的地位。儒家所推崇的孝道,其本身即极讲差等,按血缘关系之远近表现出种种差别,如丧服制度就最为明显。而墨家提倡“兼爱”,主张“爱无差等”和“不辟亲疏”。所谓“爱无差等”,即君臣、父子、诸侯家臣之间,乃至全体人与人之间,不分上下贵贱,都要相亲相爱。《墨子·兼爱中》说:“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纂；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孝慈,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诚如是,则“凡天下祸纂怨恨,可使毋起者”。所谓“不辟亲疏”,即爱人与用人不能以“亲亲”为标准,而应完全消除亲与疏的差别,真正做到一视同仁。由“兼爱”的原则出发,墨子认为,“孝”不仅仅限于爱自己的双亲和长上,还应包括爱民利众之意,“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不仅如此,墨子还进一步认为,利亲应先从他人之亲考虑,只有“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人才能“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中》)看来,墨子的观点刚好与儒家相反,变等差之爱为爱无差等,变由近及远为由远及近,先施而后求报。所以他又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兼爱下》),希望人们爱人之父若其父,爱人之身若自身,爱人之家若自家,处处先为他国、他家、他人着想。由上述基本思想所决定,孝道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并不占有怎么重要的地位,它作为社会的普通伦理之一,只不过是在“兼爱”之下的一个小的德目,是“兼爱”表现于亲子之间的一个名词而已。墨子说:“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节葬下》)试想,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兼爱,爱他人如爱自己,那还哪有什么孝与不孝的区别了?按照墨子的兼爱之说,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子之间,也并不比其他的人际关系近,所以孟子才据以攻击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②

与上述对孝道的总体认识相联系,墨子强烈反对厚葬久丧。儒家是主张重于丧祭之礼的,孔子认为“三年之丧”不可更改,孟子也曾力劝滕文公恢复三年丧制,认为这是符合仁义和孝道的。墨子则主张薄葬短丧,因为在“兼爱的原则之下已经不复存在亲疏之别,厚葬久丧等关于孝道的措施自然是多余的了。况且,厚葬久丧需大量浪费社会财富,损害人民健康,破坏正常生产,又影响人口的增殖,实不利于“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以厚葬久丧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另一方面,厚葬久丧会使当事人“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其结果必然造成“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其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节葬下》)的局面,那还有什么孝道可言呢?所以,厚葬久丧的确“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

墨子说古代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节葬下》),这也就是墨子本人对待丧葬的态度。墨子死后,其后学分为所谓“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三派③,称为后期墨家。现存《墨子》一书中有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和其他诸篇不同,一般认为,这六篇乃是上述墨家诸后学的著作。由此六篇之内容来看,墨子后学对于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和伦理思想有所继承与发展,这里不拟予以全面分析,只讲与孝道有关的一个问题。墨子学说“贵义”、“重利”,爱与利并举而又以爱作为利的基础。后墨则在义与利、爱与利的关系中更强调利的重要性,认为义和爱的内容就是利。《经上》说:“义,利也。”《经说上》说:“义,志以天下为芬(爱),而能能(善)利之,不必用。”此言能以天下人为爱而又能善利天下人,善利天下人而又不必为己用,这才是利人,才是义。如此说来,所谓爱和义,其本身不过是利而已。既然有利就是爱,后墨便把这个“利”字贯彻到各个方面,他们所谓的“孝”,也便以父母的获得实利为要素,完全成为功利主义的了。《经上》说:“孝,利亲也。”《经说上》说:“孝,以亲为爱,而能能(善)利亲,不必得。”《大取》也说:“智(知)亲之一利,未为孝也。亦不至于智(知)不为己之利于亲也。”看来,所谓孝,就是要“利亲”,“爱亲”就在于能够善利亲。对孝的这种解释确是新鲜的,它和儒家的“养志”,以敬为孝等观念完全异质,从中可看出儒墨两家对于孝之根本含义的理解的差异。

总之,从传统孝道向封建伦理转化的历程来看,墨家的贡献并不大。但是,由于墨家讲究“兼爱”,所以总是将孝与慈并提,从不把“孝”抬到重于“慈”的地位,在墨者看来,无论父慈或子孝,都不过是兼爱的表现而已。这种孝慈并重而不片面强调孝的特点,实反映了墨家对等级差别的否定,它对于孝道中民主性内容的增长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此外,墨家反对厚葬久丧,也是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的,对后世较有影响。

二、《孝经》与墨家思想的关系

从内容上看,《孝经》系广泛采摘儒家学派自孔子、曾子至孟子、荀子等大师论孝道的言论,以孔子与曾子问答的形式加以穿连,缀辑在一起而成篇的。由此看来,该书实为先秦儒家论孝道的总汇,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集成和总结。但是,《孝经》的作者,却是聚讼纷纭,迄无定论,有孔子说、孟子说、七十子后学说、孟子弟子说、汉儒说等。

近年来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以及郭店楚简及上博简的出土与研究为《孝经》的作者及成书提供了一些新的参考系,结合一些学者的有关论述,认为《孝经》非伪书,成篇于战国中晚期的七十子后学之手应是较为公允之论。④那么,《孝经》与墨家思想的联系就有了逻辑上的可能。笔者认为《孝经》与墨家思想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1.儒墨同源,均以孝视天下:

《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里一是说明儒墨同源,二是说墨家尚夏道。就此有的学者认为《孝经》本于“夏法”,与墨家有很大关系:章太炎先生在其《孝经本夏法说》曰:“《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释文》引郑氏《说》云‘禹,三王最先者。’斯义最宏远。余以郑氏综撮全经,知其皆述禹道,故以先王属禹,非冯臆言之也。禹书不存,当以《墨子》为说。《墨子》兼爱,《艺文志》序墨家者流云:‘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以《墨子》明大义,以《书》、《礼》、《春秋》辨其典章,则《孝经》皆取夏法,先王为禹,灼然明矣。”⑤《孝经》是否本于夏法,笔者不敢断言,但墨家“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与《孝经》的“孝治天下”却有较大的联系；《孝经》将“孝”作为贤圣之治和君子终身躬行的“至德要道”,认为孝既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又是社会伦理的核心和最高境界。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⑥,把孝看作是道德的渊源、治化的纲领,用孝统德,教以敬,教以爱,使人人日增美善之心,最后达到天下大顺。在孔子看来,以孝治国,最为便捷,最易收效,也最可靠,所以《圣治章》说:“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孝治”思想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故多以之为标榜。

而墨家之“尚同”也是基于天下百姓相残相害而不相爱；父子兄弟、天下百姓彼此怨恨、残害的“多歧义”而提出的,“尚同”是以“孝”、“顺”为根基的,进而认为:“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及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实际与《孝经》所述的思想多有相同之处。

2.墨家博爱的思想在《孝经》中亦有体现:

《孝经·三才》章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提出了“博爱”这一观念,那么《孝经》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孝经·感应》章曰:“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援神契》释以“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汉书·艺文志》序墨家曰:“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可见,这里的“博爱”与墨家之“兼爱”是有一致之处的。

《孝经·广至德章》说:“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孝经》提倡孝父、爱兄,并不局限于狭隘的小家庭,而是希望将孝父、敬兄作为培养善端的基础,推广到天下所有人的父兄。所以,《广要道章》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当然,《孝经》的博爱有儒家的“推爱”之意,但墨家的兼爱思想在这里有更多的体现。所以著名学者蒙文通论道:“倘自儒取于墨,墨非乐而儒者不言《乐经》,墨尚同而儒者亟尊《孝经》欤?《淮南》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夫儒墨同为鲁人之学,诵《诗》、《书》,道仁义,则《六经》固儒墨之所共也。”⑦

另外,《孝经》中的鬼神观念亦较为突出,与儒家思想有一定冲突,如:《孝经》曰:“子曰: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失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孔子素来讲“子不语怪力乱神”,《孝经》中的鬼神观念是否与墨家思想中的“明鬼”观念有联系也尚待进一步探讨,但上述思想在墨家鼎盛时代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二者间存在取舍关系也说不定。

总之,传统孝观念以及《孝经》与墨家思想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换句话说,传统孝道不应少了包括墨家思想在内的各家的有关思想主张,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先秦孝道所要注意的。

注释:

①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韩非子·显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④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9篇：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伴随着人类的共同劳动而产生的。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的。关于企业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但核心内涵大同小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在其所著《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生命常青藤》一书中给企业文化的一个定义是：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在企业管理的联系

1、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释道互补、其他诸子百家为辅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人伦文化。

2、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子百家及佛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原则是相通的。如儒家尊仁德，道家讲无为而治，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佛家信因果等，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思想，可以指导企业家和员工更好地做人做事。互敬互爱，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竞争合作。

经济大国日本，其企业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的产物。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就源于儒家的人本文化。西方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上讲到，“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可见，传统文化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根基。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为现代企业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企业已逐渐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仍不尽人意。主要体现在：

1、企业文化建设处于低层次，表现出急功近利的趋势

企业及企业家的“小我”观念，短视行为，使其企业文化的建设处于低层次、追求单一经济效益的状态。缺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民族振兴而做企业的“大我”境界。企业价值观的形成、传播处于被动状态。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阻碍了企业文化向更高层次的飞跃。靠智慧赚得“小赢”。

2、企业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涵，收效甚微

有些企业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理解片面。一方面表现为，认为搞文体活动、贴标语、出版报，搞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企业文化了。当然，这些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员工压力，增强了凝聚力，但是并没与深入人心，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员工和企业家的道德问题，重情疏法、见利忘义、腐败堕落的现象依然严峻。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脱节，其结果是各搞各的，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无的放矢，意义不大。

3、盲目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消化不良

企业文化是美国人在研究日本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提出的，之后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成为指导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的“圣经”，造就了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些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大胆引进西方及日本的管理经验。盲目的崇洋媚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舶来品”未经改造，导致消化不良。

4、古为今用，脱离实际

如今，国内弘扬传统文化热情高涨，重新认识到圣贤文化的教化作用原本是好事，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忽略了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的时代性。有一些企业家，一厢情愿地在企业推行传统文化教育，完全复古，显然是与现代企业、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

四、传统文化精粹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借鉴

1、弘扬创新文化，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易经》开篇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君子处世，应该像天一样，坚强刚毅，奋发有为，永不停息；《易经》还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指事物处于穷尽局面则必须变革，变革后才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这句话强调事物的动态的、发展的，重视事物的新生、更新，主张积极变革；《礼记》中提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加强思想革命化。这些思想成为历朝历代人们变法图强、力主创新的理论依据。

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和动力源泉。企业要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培育有利于创造型人才成长的企业文化。首先，企业必须构建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给创新者以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其次，要营造民主宽容的氛围，鼓励探索，接纳挑战，宽容失败。让创新意识成为员工的价值取向，让创新行为成为

习惯。

2、弘扬仁爱精神，打造战无不胜的企业团队

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和心灵的慰藉。对于企业，可以借鉴儒家的“仁爱”思想作为企业领导和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通过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实现对内强化团队凝聚力。领导与员工之间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能单纯把员工当作赚钱的工具。领导者实行仁爱管理，从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爱护员工、尊重员工，激发员工的责任心和自豪感，让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员工与员工之间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员工之间相互关心，才能精诚合作。“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企业战无不胜。

3、弘扬传统诚信文化，让企业流淌道德的血液

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的诚信，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到了儒家那里，“信”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治国做人，都离不开“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民无信不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荀子也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在许多方面都各有主张。但不论是那一个学派，对诚信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我国历代商人都尊崇“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义求财”、“欲而不贪”的基本道德。

以传统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与当代市场经济中信誉至上的原则是相通的。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讲信用，重信誉，是其根本要求。在商品经济时代，有些商人见利忘义，道德沦丧。做假账、夸大宣传、“地沟油”、“毒奶粉”等让那些黑心的企业名誉扫地，永难翻身。诚信，就是要让企业流淌道德的血液。

诚实守信价值观的弘扬，有利于培养和形成人们的信用意识，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良性运转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4、弘扬传统“和合”文化，追求和谐发展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到了春秋末年，孔子更是把它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等，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合，指融合、合作。二者连起来是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各个事物取长补短，达到最佳组合，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大鱼吃小鱼”似的残酷竞争中碰壁了，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于是“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概念应运而生。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提出了“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企业和合文化

思想。

和合文化是调节人的内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良药”，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文化源泉。现代企业要弘扬和合精神，选择“和气生财，合作制胜，和谐共生”道路，才能真正做到“双赢”，并成为“环境友好”型企业。内部员工之间要和睦、企业与客户之间要和气、企业与企业之间要合作、企业与环境之间要和谐。在具体管理活动中，采取“多元化”、“差异化”战略，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力求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牢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恩并回馈消费者；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环境。

五、借鉴传统文化构建现代企业文化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对传统文化应采取“扬弃”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演化，在历史长河中巨浪淘沙，不可避免有陈旧过时，甚至是文化糟粕。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时，首先要区分其中的积极和消极的因素，不能全盘复古；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为哲理，在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时，必须将其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再次，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时，还要引进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古今中外兼收并蓄，有机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2、企业家应该率先垂范